[转帖]邮票上的韦拔群为何不像常见画像

浪人

	邮票上的韦拔群为何不像常见画像 　　广西农民运动领袖、右江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革命烈士韦拔群的形象，出现在《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上。这枚纪念邮票与其他4枚纪念邮票的首发仪式，2002年8月1日在广西河池市中心广场隆重举行，这是河池革命老区各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然而，欣喜之余又留下遗憾：由于这幅画像与公认的韦拔群画像有较大的区别，许多人从中无法辨认出韦拔群烈士；而猜测出了的则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照片?这一画像又从何而来? 　　据介绍，这幅画像是国家邮政局委托著名油画家黄洪建根据韦拔群烈士原有的画像和被害后的断离头像相结合来创作的。其实，为了找到韦拔群烈士的照片，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至今，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史研究、民政、文物管理等部门以及他的亲属、战友等，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长期的追寻、辨认和考证，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的客观限制，这一良好的意愿终未能实现。 　　1894年，韦拔群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一个壮族家庭。他在青年时代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与贪官豪绅作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横刀跃马，千锤百炼，成为农民运动的卓越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谋害，光荣牺牲，时年38岁。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当地各族群众一直尊称他为拔哥。 　　解放后，为纪念韦拔群的丰功伟绩，党、政 、军有关部门曾多次发动群众搜集韦拔群生前的照片，但连一张都未能寻找到。1958年广西筹备成立自治区时，广西博物馆只好请来画家，根据人们对拔哥形象的印象和传说，创作了韦拔群画像。过后，由于人们对此幅画像的看法有异，又重画了几次像，但这一切努力皆不尽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革命文物管理和党史资料征集、研究被列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东兰县再次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征集革命文物管理和党史资料，取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文物和资料，但仍然没征集到有关韦拔群生前的照片。所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摄制的《拔哥的故事》、《韦拔群》等影视剧，只是按照人们对拔哥形象的大致印象和传说来物色挑选扮演韦拔群的演员的。 邕宁县档案馆发现一幅1929年拍的照片。邓小平说，有点像韦拔群 　　1984年7月5日，邕宁县档案馆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函，说他们收集到一幅照片，是由百济公社黄肖彭于1929年任龙州县长时拍摄的。照片上的两人当中，有一高个子是谁还查不出。经调查得知，当时黄肖彭和俞作柏、俞作豫、韦拔群等人很友好，联系密切，很可能是他们。现寄去相片，请烦鉴别。 　　东兰县委党史办接到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双人照后，为核实其中戴黑纱的高个子是否确系韦拔群，从当月开始就这幅照片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别核实工作。一是派人将这幅双人照逐个送给韦拔群烈士的亲属和当年与韦拔群共过事、见过面的老同志等30多人进行鉴别。韦拔群烈士的胞妹韦武月、韦武丁和韦拔群烈士原警卫员韦钟文等13人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完全像拔哥，其中韦武月、韦武丁老人看后还不禁潸然泪下；另外14人认为有部分容貌像；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秘书吴德林等5人则认为完全不像。二是用这幅双人照与韦拔群烈士头部相片作对比征求意见，从有关部门找到了韦拔群被害后敌人所拍摄的头部像，先后在县城、武篆召开座谈会，请革命老人和烈士亲属作比较，多数人仍认为戴黑纱的高个子大部分容貌很像韦拔群。 　　为扩大鉴别核实面，东兰县委党史办又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贵阳、南宁等地发函，向韦拔群生前的老战友、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红七军营指导员黄唤民及其他有关知情人士了解情况，得到老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陈丽崧多次给东兰县委党史办写信联系，提供调查情况。 　　另外，邕宁县档案馆在对此幅照片继续进行调查的同时，还于1984年8月23日就韦拔群烈士照片问题给邓小平去信。9月20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给邕宁县档案馆复函：关于照片上带黑纱者是否是韦拔群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照片上的人，有点像韦拔群，但认不大清了，韦拔群也未去过龙州，但肯定不是俞作柏、俞作豫。” 同年9月4日、10月10日，邕宁县统战部退休老干部、从事县志研究工作的方孙振给东兰县委党史办来信，说最近到百济公社黄肖彭家乡时，了解到当年跟随黄肖彭现仍健在的两个人，都说黄肖彭于1929年7月间与韦拔群来往密切；同时还了解到，黄肖彭的一侄子生前曾多次告诉亲属，亲眼看到黄肖彭和韦拔群来往。当年跟随黄肖彭到龙州任警卫员的李奇芳说，他曾3次接待过韦拔群，并肯定这幅照片上戴黑纱者就是韦拔群。 　　由于距韦拔群遇难牺牲已有50多年，其容貌难于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多方鉴别核实难于取得完全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东兰县委党史办于1984年10月23日向县委打报告，建议县委提请自治区党委交有关部门对邕宁县档案馆寄来的照片进行技术鉴定，以便作出准确无误的定论。25日，东兰县委以兰报〔1984〕31号文向自治区党委上报《关于要求对韦拔群同志遗照(未定)进行技术鉴定的请示》。自治区党史办对此项工作也极为重视，及时将有关照片和材料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作技术鉴定。 该所鉴定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可疑放大头像很难排除不是烈士生前的头像。”为慎重起见，该研究所专家建议广西区党史办将此鉴定意见提交安徽省公安厅技术科、广西公安厅法医部门复核。1985年1月13日，自治区党史办致函安徽省公安厅，请求帮助对这张照片进行技术鉴定。 拔哥照片最终不能确认，但他的光辉形象将与世长存 　　1985年3月30日，安徽省公安厅第四处将法医徐文龙3月29日的鉴定意见函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办，大意为：根据收到的三幅包括韦拔群烈士被害后断离头像、二人合影中高个子像及合影中高个半身放大照片，运用形态观察，按人类学方法，将头部有关测点分别转移到两份透明纸上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所研究的两幅照片面相非常接近。” 　　东兰县方面从科学技术鉴定的结论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组织力量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1985年间，东兰县委党史办陆秀祥、黄语录、黄大伦等，除了在东兰、巴马、凤山再作具体调查外，还到南宁、邕宁、龙州、广州、合肥等地调查。在邕宁县，陆秀祥、黄语录在百济、那楼等乡几经辗转，一呆就是半个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自治区档案馆、展览馆也给予密切配合，有关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翻阅档案，但终未找到确切证据。 　　对韦拔群这位有影响的党史人物的照片鉴别和确认非同寻常，不是儿戏。虽然所掌握的线索都调查核实了，现代科学技术也利用了，形态观察、技术鉴定结果也似乎很明朗了。但鉴于未能确切找出那张照片上戴黑纱的高个子就是韦拔群，以及双人照片何时何地拍照、拍照的历史背景等证据，所以，区党委、区党史办有关领导经反复讨论斟酌，最后作出“不能确认”的决定，认为还是以原有的、人们所公认的韦拔群画像为准，这样也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 　　拔哥，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开创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绩。对于他，人民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他的照片，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在科技高度发达、环境和平、生活幸福的今天，诸多拥有高档照相器材的摄影爱好者从心底里感叹：假如当年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拔哥肯定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照片。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韦拔群烈士的胞妹韦武丁生前说：拔哥过去到过上海、广州、贵州、南宁、桂林等地，按理当时他应该照过相，但他革命时走南闯北，斗争又那么残酷，再说我们家曾被反动派烧杀掳掠，前后就有13人遇难，哪能保留下他的照片呢?诚然，尽管《人民军队早期将领》纪念邮票上韦拔群烈士的形象只是画像，但已能足够体现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对已逝的革命先辈的敬仰和怀念。假如拔哥在九泉下有知，肯定会得到极大的慰藉。

南粤孤客

	即使不是拔哥的原照，这帧画像也有僚人味了。

007

	拔哥的画像，我看还是《广西乡土历史》里的那张比较像！

想家的人

	他作为僚人的英雄人物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这代表着国家很大程度上的认可。

沙南曼森

	韦拔群画像，扫描自《广西乡土历史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6月）。 我觉得这张画像里的韦拔群，看起来不太像广西人：（

想家的人

	两幅画像前一个似小生,后一个似彪魁的大汉。差得太大了。

沙南曼森

	1932年韦拔群被害时，年仅38岁。所以邮票上这一张，可能比较接近拔哥真实面貌。 我在网上有搜索了好久，没能找到其它的韦拔群画像，倒是找到了浪人贝侬所转文章的两个出处，如下： 千龙网：生前照片遗失 身后难描故人:韦拔群烈士画像之谜 http://china.qianlong.com/4352/2003/09/08/1040@1580367.htm 中共党史网：韦拔群烈士　画像之谜 http://www.zgdsw.com/zml/text/text29.htm 文章作者为河池日报记者黄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