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再是“旷野里的呼唤” ZT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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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题::                         不应再是“旷野里的呼唤”                                 刘锡诚 在开始讨论民间文化的保护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民间文化的含义，作一个说明。关于民间文化，上世纪100年来，由于侧重点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学者们提出的定义已经很多了，这里笔者引述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1989年商定的一个定义：“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人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需要辩证的是，在这个定义中，联合国教科文的专家们回避采用“民族”或“少数民族”这个概念，而用了“文化社区”这个词儿。在此特定的语境中，“文化社区”指的就是“民族”或“准民族”。其中使用的“民间创作”与“传统民间文化”是同义的。需要补充的是，就其根本性的特征来讲，民间文化是原始文化的遗存，虽然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带上了文明社会的内容，但其核心部分中，还遗留着许多原始先民的思维观念的依稀可辨的影子。这一特点，仅用“以传统为基础”来表达是远远不够的。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对于任何民族来说，民间文化既是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又是民族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特别重要的是，民间文化是确认一个民族(或文化社区)的文化特性的强有力的手段。民间文化，在氏族社会处于崩溃瓦解之际，曾经经历了第一次危机，甚至瓦解。这一点，在我国边疆一些进入人民共和国时尚处于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民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变和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新的革命思想、宇宙观以及异民族(包括汉民族)文化的浸染和冲击，使原来氏族社会的成员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的信仰和文化，亦即使本民族的民间文化经历了一次转折和扬弃过程。 在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及所形成的工业化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电视、信息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市场化文化即通俗文化的蔓延，外国文化、异族文化的侵入或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会给民族民间文化的正常延续和发展以强大冲击，甚至给民间文化带来逐渐消亡和毁灭的命运。民间文化搜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时，也常常遇到“人亡歌息”的情况。如对于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创作，或族源史诗，或史传神话传说，等等，由于老歌手或故事家(巫师、祭司一类人物)的夭亡而造成失传。这也是民间文化面临的一种现实的危险。民间文化的中断或失传，是一个民族的最大遗憾。对任何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人数较少、生产力低下、甚至还较多地保留着原始的或古老的文化传统的不发达民族来说，失去自己固有的民间文化，无异于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这当然是十分可悲的。 已故壮族民间文化学家蓝鸿恩先生，10年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就包括壮族在内的南方诸民族的文化，提出了“文化断裂”的观点：第一，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断裂。“现在学校的教科书，是单一的汉族文化课本。我们少数民族学生在曰常生活里，是有传统作为观念意识的。但一到学校里，与教科书所传播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因而少数民族的学生进学校读书，久而久之，就失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了。本来少数民族生活里，唱歌很风行，然而读了书回去，不会唱歌了；少数民族有很多优美的故事，已被连环画小人书代替。衣着也以洋为荣。连讲话和老百姓也格格不入，全是变样的人了。”第二，语言和文字断裂。“我们南方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文字。因此，进学校读书必然要学习汉字。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是应该的。然而汉字的书所表达的只是汉族人民的生活。这是造成断裂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字来记载前人的经验总结，因而很多先民的生产经验没有流传下来。广西鹿寨县最近发现一个铜鼓，构造非常特别：周身有几百个像玉米粒那样大的圆孔，孔里嵌有助鸣的薄铜片……然而考古学家研究不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吃了没有文字的亏。其他的民间故事、诗歌、宗教活动，也只能凭口口相传，因而也就发生变异甚至失传，造成了断裂。’’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第四，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的断裂。“高层次的人出现了作家，他们能用汉文进行创作，表现新的思想观念，然而他们缺乏传统文化素养，所以很难反映本民族的面貌。而只是把外来的新品种，硬插在外来泥土之上，缺乏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也就在人民群众中起不到传播作用。”第五，本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割裂。[ 蓝鸿恩：《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文化断裂现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中国民间文艺界通讯》1987年第4期。]另一位壮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先生也提出过这一论点。这种担忧出自一个少数民族的学者之口，他所说的南方民族的情况，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中，也颇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特别是不发达的民族来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民间文化的问题，就提上了政府和专业机构的议事日程。新中国建国后，十分重视民间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的调查保护和资料保管，50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与芬兰文学协会 (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和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于1986年4月在南宁召开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探讨会，讨论了民间文学的保护、搜集、保管等一系列问题，并发出了保护民间文化的呼吁。[这次会议的文件汇编为<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探讨会文集)一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主席劳里·航柯先生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将会议的情况和中芬两国在广西三江侗族地区进行的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的情况，报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尔后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化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5月联合召开了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次年2月27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又在北京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讨论筹建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博物馆事，与会者呼吁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采取步骤，报告国务院。[《全国政协文化组就筹建(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博物馆)事进行座谈会》，见《中国民间文艺界通讯》1弼7年第4期。]有的省市对此也召开过类似的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如文物和民间文化大省陕西省，该省政协和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6年7月就召开过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会议呼吁政府和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加强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与珍贵文物一样，将其列入整个文化艺术科学规划中去，安排搜集、整理、保护，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陕西省召开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民间文学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总 22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负责制定向会员国提出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的政府专家特别委员会”，1989年 4月24—28日在巴黎会议上通过的准备提交第25届大会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草案》中有一个《民间创作的保护》的条款。这个条款对民间文化的保护作了下列表述：“保护涉及到对民间创作传统及其传播者的维护。因为各族人民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也因为人民与这种文化的结合力常常由于传播工具传播之工业化文化的影响而削弱。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在产生民间创作传统的群体内部和外部，保障民间创作传统的地位并保证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为此，务会员国应：(a)以适当方式进行民间创作教学与研究，并将其纳入校内外教学计划，应特别强调对广义的民间创作的重视，不仅应考虑到乡村文化或其他农村文化，也应注意由各种社团、职业、机构等创造的有助于更好了解世界各种文化和看法的文化，尤其是不属于主要文化的那些文化；(b)保证各文化团体有权享有自己的民间创作，同时还支持其资料、档案、研究等方面的活动以及传统的作法；(c)在跨学科基础上建立各有关团体均有代表参加的全国民间创作委员会或类似的协调机构；(d)向研究、宣传、致力或拥有民间创作材料的个人和机构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e)促进有关保护民间创作的科学研究。”遗憾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专家委员会里没有包括中国的专家，因而未能在民间文化保护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交流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 根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共同决定，为了保护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丛书(共计90卷)，从1984年一19叨年，在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全国各省(区)市大约有2阗万文化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各地编选县、地、市卷本约 30凹余种。仅举两个区、市为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编印资料本391卷，上海市编印资料本350余卷。[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部：《任重行难 成绩斐然——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已逾十年)(1996年汇报材料)。]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保护民间文化方面的一项宏伟工程。通过全国规模的民间文化普查，从所获民间文学资料中选择部分加以印刷出版，得以永久保存。编余的资料，则分别保存在地方民间文化研究机构中。如拟议中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博物馆能够实现，则可将在上世纪普查所得的这一大批材料入藏博物馆中。在这次大普查中，训练了一大批民间文化专门干部，他们是保护和研究民间文化的重要力量。 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广袤的幅员上进行的这次民间文学普查中，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许多民间故事家和几个名闻遐迩的故事村。 故事家，是对本民族本地区的民间文化传统知之最多、了解最详的人，他们有的是识字的，有的甚至还是文盲。能讲述50则故事以上的故事家，全国已发现的不下 9000余人。全国著名者，搜集者已分别把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记录下来，编辑成专著，予以出版。如朝鲜族的金德顺(女)、满族的傅英仁、湖北的刘德培、山东的尹宝兰(女)和宋宗科、山西的尹泽等。 故事村，闻名于国内外的，南有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北有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的专家，曾分别到这两个村子进行过考察。伍家沟村地处道教胜地武当山北麓丛山之中，有216户，分布于17个居民点，共890口人。当地民间文化工作者先后进行了 3年的调查搜集，会讲故事的农民有85人，能讲50—100个故事的有35人。已搜集出版《伍家沟民间故事集》 (1989年，收人故事236篇)和《伍家沟民间故事》第二集(1996年，收入故事165篇)。最近，他们又在武当山后山发现一个叫吕家河村的民歌村。该村现有人口为128户750人。这里生存环境相对封闭，传统民间文化保存较为完好。能唱民歌者，其中能唱2小时以上的有85人，能唱1000首民歌的有4人。现已收集到3000首。关于这个民歌村，将于下月在丹江口市召开学术研讨会，届时会公布有关材料。耿村地处华北地区平原，交通发达。当地文化工作者进行过6次调查搜集，确认能够称得上歌手和故事家者有26人，共采录故事、歌谣等作品280万字，出版了《耿村民间故事集成》4册，选录222万字。当地学者袁学骏出版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专著。在此地还开过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来，在重庆市郊区又发现了一个叫做走马镇的故事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也曾去视察过。在这些被称为故事村和民歌村的农村文化社区，对民间文化的传统保护得较为完好，为民间文化的保护创造了一定的经验。 民族民间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了危机，甚至遇到了消亡的危险。但一个民族或文化社区的民间文化传统，无疑应该得到保护、延续和发展。这对任何政府、主管部门和民间机构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21世纪即将到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二者应得到协调发展。政府和有关机构，包括企业界人士，应在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予民族民间文化及其传统的保护以支持。笔者认为，在民间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扬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第一，在小学生中加强传统民间文化的教育，包括在课本中加进这方面的内容，以增进学生的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观念与知识。我国已在有关人士和机构的促进下，确定3月20日为“中国儿歌日”。中国教育报与北京太阳石文化艺术中心已在《中国教育报》上开辟了“话说跨世纪的孩子——歌谣传说与童年”专刊。最近还要在北京召开“民间文化与儿童教育”研讨会。民间文化传统与儿童教育问题，已得到了各方注意，建议能在小学教材上体现这一思想。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防止少数民族学生忘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第二，在有条件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民间文化博物馆，在全国建立中国民间文化博物馆。20世纪不同时期所进行的民间文化搜集，已使我们拥有了相当数量的民间文化资料(包括民俗文物、民间艺术品等)，但苦于没有民间文化博物馆加以收藏和妥善保管，有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已经散失，实在是可惜之至。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门或企业家们，从21世纪的发展着眼，给予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资助，使期待已久的这类博物馆早日成为现实。 第三，民族民间文化要继承，要发展。要充分估价民间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对民族文化的贡献和所处的地位，反对那些由于无知或故意低估民间文化的价值的观点。但民族民间文化中有优秀的精华，也搀杂着大量的糟粕，这是毋庸讳言的。文化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会不断地发扬其优秀的部分，也会不断地扬弃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和落后的不适用的成分。但我们今天来做保护工作的时候，既不能坚持“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也不能回到极左的“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思路上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1999年9月5日于北京 　 补遗： 上文是笔者1999年9月应邀在昆明召开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发表于美国纽约出版的华文杂志《中外论坛》2000年第 2期，在国内没有发表。今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2年2月26—27日在京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兹将1999年的论文的观点作如下补遗。 今年(壬午)春节前后，社会上出现了“民俗热”、“民间文化热”的社会景象。媒体上关于民俗文化的报道和议论，盛况空前，称得上是近50年来的第二次(1958年关于新民歌的报道和提倡是第一次)，是可喜的，当然也不排斥有商业的炒作之嫌。对于民间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 首都北京七大庙会(厂甸、天坛、地坛、龙潭湖、白云观、东岳庙、莲花池)，从花会、中幡、戏曲、玩具、花灯、小吃，到北京百年民俗展，尽显风采。自帝制被推翻之后就断了种、绝了根的天坛祭天、地坛祭地仪式，也在马年死灰复燃，吸引着无数少男少女，成为春节庙会一大新的景观。500万北京市民忘情于摩肩接踵的人群之间，嬉闹于花样翻新的杂耍之中，使极尽煽情之能事的春节晚会也相形见绌。一夜之间，象征吉祥的“中国结”和华丽的唐装(“唐”字是旅居外国的华人的他称，称“中国便装”或“华服”也许更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闪烁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上海《文汇报》编者说得好：“今年的春节，堪称是近年来最具民俗色彩的农历新年——中国结、花灯装点着大街小巷；剪纸、彩绘、蓝印花布成为商场和居室布置的时尚物件；唐装和缀有民族织艺图案的时装成为服饰新潮；而各地的旅游景点，更是弥漫着浓浓的民俗风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年俗、礼俗，原始古朴的民间手工技艺，令游客心醉神迷……这一切，无疑为日渐升温的民俗热、民间文化热又添了一把火。” (2002年2月20日，第12版，主持人的话)据报道，仅“白相”城隍庙的人数就多达50多万。 是什么原因在21世纪之初造成了这种民俗回归的新景观、文化新趋势呢?有学者说：“当前这股民俗、民间文化热的发生，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立场、 文化观念的转变，这是这一波民俗民间文化热的一个重要的动因。”[陈勤建文化先生的访谈。汪澜：《透视民俗、民间文化热》，《文汇报》2002年 2月22日第12版；又见“guxiang.com”网“文化”。]他所说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指自“五四”以来学者们对民间文化的评价和态度的转变。对这种观点，笔者难于苟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加人Wm，走人世界大家庭，强劲的欧风美雨，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改善，现代化过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部分居民的失业、国民理想的淡化、文化的庸俗化或文化的失缺，等等，使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心理承受能力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和洗礼、弃取和选择，人们渴望那些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用以平服和慰藉自己的动荡不安的心灵和满足文化的饥渴。这就是笔者的答案。 对于我们(文化人和学者)来说，“民俗热”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欣喜若狂地听到了文明进步和思想解放的足音；另一方面，对民族固有的民间文化的惆帐和忧虑，也与日俱增、与日俱浓。文明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使产生于农耕文明土壤上的民俗文化，每日每时地呈现着减弱、变异，甚至消亡之势。这个趋势是无可挽回的。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中国人才在壬午年 (2002年)春节到来之际，猛然间爆发式地萌生了或复兴了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法阻扼也无法逆转的民俗文化的怜惜思潮。同时，我们也相信，民俗民间文化随着社会的和观念的变迁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嬗变，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个法则是绝对的。民俗民间文化的嬗变，一般是在一种“层垒式”的积淀中产生又变异、变异又新生的。我们所谈论的和捕捉到的民俗事象，只不过是一定时空下的具体的民俗民间文化，而不是恒态的、不变的民俗民间文化。民俗民间文化是永远不会湮灭无闻、不会“断流”的。综观历史，使民俗发生巨变的原因很多，最强烈的是来自政治(施行某种强硬文化政策)或民族的(如民族或国家灭亡等)，即使来自政治的和民族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强力因素，使某个社区或某个族群的民俗民间文化发生巨变，甚至消逝于一旦，民俗民间文化也还会像一岁一枯荣的野草那样，遇到春风拂面之时，便又发芽复苏了。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基于农耕文明土壤的传统形态的民俗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正在发生着巨变，有的已经面临着消失不再的命运。而传统形态的民俗民间文化不仅是下层社会成员的精神载体、思维模式和生活样式，而且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活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扎根于生生不息的亿万社会成员之中，生长于亿万社会成员的富有创造精神的思想活力之中。因此，民俗民间文化的减弱和消逝进程，以及其消逝给一个从未断流过的中华民族文化所带来的莫大损失，不能不弓[起有责任感的文化人和学术界的惆怅和忧虑，甚至惶恐。我们应该和必须采取可行的方式和方法，对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而导致行将消逝的民俗民间文化进行有效的抢救，或延缓其消逝过程，或把它们记录(笔录、录音、摄像、实物收藏等)下来，出版公布于众，或藏之于档案馆、博物馆中，从而把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传之后代子孙。 基于此，我十拥护并竭力呼吁对包括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民间艺术在内的一切民俗民间文化，施行政府和民间的抢救工程。在我忝列民间文化研究队伍的50年中，这种抢救和保护的呼吁，已经有过多次，有的还是我亲身去发动和组织的，但使我深深悲哀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无不是“旷野里的呼声”，没有得到应该出现的回应。但愿在21世纪，人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多一份珍爱和情感!作为民间文化得到保护和重视的世纪载人人类史册!至少不能容许我们自己“乐呵呵地”去毁灭自己创造和享用的文化! 2000年9月5日，笔者应邀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后集成时代。”这个概念的含义是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工程已基本完成或接近尾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代”。待全部完成后我们将拥有近lOO卷的民间口承文艺即民间文学作品被印成了铅字，成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如果在21世纪之初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事象和民间艺术在内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并在十到二十年内完成；如果再加一把劲，把已经搜集到手的全国民间文学资料连同将来搜集起来的民俗事象图录和民俗艺术图录，全部输入电脑，建成“中华民间文化数据库”，利用互联网，使之资料共享，那将是我们这一代民间文化工作者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今年是编纂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乐大典》出版600周年，我国要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再过600年，后人能从我辈搜集、记录、拍摄、编纂的lOO卷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和几百卷民间艺术和民俗图录中了解和认识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那将是多大的安慰呀! 　 作者简历 刘锡诚，男，1935年出生，汉族，山东昌乐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曾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原党组书记，第四后理事会常务副主席。著译有：《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原始艺术》(获“山花奖”学术奖特别奖)、《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表彰奖)、《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编译)、《苏联民间文学40年》(合译)、《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编译)；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中华民俗文丛》(20种)、《蝙蝠丛书》(5种)、《三足鸟文丛》(6种)等。 贵州民族文化艺术网 http://www.gzmx.com/qjgc/lxc.htm

沙南曼森

	下面引用由luomaren在 2003/09/10 08:51pm 发表的内容： ……已故壮族民间文化学家蓝鸿恩先生，10年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就包括壮族在内的南方诸民族的文化，提出了“文化断裂”的观点：第一，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断裂。“现在学校的教科书，是单一的汉族文化课本。我们少数民族学生在曰常生活里，是有传统作为观念意识的。但一到学校里，与教科书所传播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因而少数民族的学生进学校读书，久而久之，就失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了。本来少数民族生活里，唱歌很风行，然而读了书回去，不会唱歌了；少数民族有很多优美的故事，已被连环画小人书代替。衣着也以洋为荣。连讲话和老百姓也格格不入，全是变样的人了。”第二，语言和文字断裂。“我们南方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文字。因此，进学校读书必然要学习汉字。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是应该的。然而汉字的书所表达的只是汉族人民的生活。这是造成断裂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字来记载前人的经验总结，因而很多先民的生产经验没有流传下来。…… 这一段，足以引起贝侬们对“文化断裂”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