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政治:当代民族研究的一个前沿视点
一、族际政治研究的缘起冷战结束后,地区性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高涨,世界移民浪潮的转向,发达国家多种族裔成分和文化差异的存在,移民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土著人文化及生存方式的权利等问题的突显;建立在部族、族群基础上的种族冲突甚至种族屠杀等一系列事实,明确表现出族裔身份和群体认同根深蒂固的强大力量,粉碎了传统自由主义个人国家二元政治模式,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有效性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人们在惊愕困惑之余,对20世纪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行为的反思,从中看到了在这一系列历史悲剧的背后隐藏的内在一致性,以及这种人为悲剧的本质及其结构性的根源。无论是在纳粹德国制度化的种族屠杀中遭到杀戮的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是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死于非命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人,或是在波黑战争中被杀害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人,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触犯了法律或违背了社会公德,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血缘、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属于某一作为群体而存在的民族或部族。所有这些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合法性,恰恰来自排斥性的民族概念,来自民族国家的均质化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排斥性的政治认同和建立在这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心理。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地区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联系的加强和世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传统民族国家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原来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已经变成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原来一些属于地区性的社会问题,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联系。根据总部设在维也纳的欧盟种族主义和排外监控中心2003年的一份报告,21世纪初欧洲反犹事件发生的次数与巴以冲突爆发的频率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说明,表面上没有地缘联系的地区形势变化也越来越与跨越国界的群体文化认同及其成员的世界性分布密切相关,成为现代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多元社会联系无论在哪里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个人通过各种途径结成群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识,不仅通过族裔集团的认同力量表现出来,也通过围绕着各种习俗、文化、性别取向展开的社会运动而进入现代社会实践。族群的地位、利益和文化权利要求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的聚焦点。二、族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和趋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在8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研究,集中在对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些概念以及形形色色的相关理论及变异形式的研究,对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冷战的结束,东欧民族主义浪潮的复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发生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清洗现象以及非洲地区发生的部族冲突,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民族、民族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对与民族国家理论和政策相联系的群体意识、政治、文化和行为的认同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注意。人们从现实的社会冲突中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族裔身份的多样性和不同民族在同一国家的共存,是不可逆转的现实,如果大家希望避免人道主义悲剧,维持共同体的和平发展,而不愿该共同体在社会冲突中分裂,那以社会各集团之间就需要在政治认同和权利资源分配上不断地进行协调,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消除排斥性、增进包容性,从制度法律上保障不同群体的权利,并将其划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消除产生民族或种族冲突的土壤和环境,实现社会的和平与稳定。1990年以来,在族裔、民族性、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各种著作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如阿德利安·黑斯廷斯的《民族的建构》,克雷格·卡翁的《民族主义》,雷·斯皮尔曼的《民族与纪念》,菲利克斯·格罗斯的《国家国家和部族国家》、《公民权与族属意识》等。一些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社会学家,如沃勒斯坦、哈贝马斯、迈克尔·曼等人,也都把视野投向了政治社会中的民族和种族问题,投向族体意识、族体权利、族体意义以及族际关系研究。“族群”、“族性”“差异”、“认同”等相关词汇,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
族际政治研究兴趣的兴起,表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之间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同时,它也是对以往民族研究和政治学研究取向的矫枉过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做出的反应,已经将探索不同社会集团和文化共同体的群体存在、利益和关系、寻求共识和共治可行性的群体政治理论,提到了与个人权利同样的理论高度,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和关注。在一个种族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探讨族际关系的族际政治理应和个人权利理论一样,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