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修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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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分别有舟和龙字,但没有“龙舟”连称,说明那时还没有龙舟。
随着历史发展,龙舟一词出现了。龙舟最初指競渡之舟,后来它的含义扩增了,可以兼指大的船;天子所坐的船也专称龙舟;画有龙纹装饰、甚至有楼台亭阁的游娱之船也称龙舟。本文专指端午競渡的龙舟。
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
1976 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终于有了实物佐证。
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
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競渡图像。它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
我们现在不知道古越龙舟的结构怎样,从铜銊、铜鼓上的图样看,当然比后世简单些,但古朴的艺术性非常突出。有史以后有关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文献上少见全面的记载,直至明朝的《武陵競渡考略.競渡考》中才有详尽的记载。《競渡考》虽然有龙舟的大小尺寸,却没有形象的图画。但可以与现存最早的宋代龙舟图联系起来理解。宋代龙舟种类之多样化,出乎今人的想象。其大型的龙舟有多层的楼台亭阁,豪华非常,当是天子所乘的龙舟。其余龙舟也有大小不同,或八桨,或十桨,都是可以競渡比赛的。
龙舟发展到后来,內容趋向复杂。如龙舟競渡的时间定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前后举行,龙舟节和端午节重合,家家都要裹粽子、吃粽子,龙舟上也必备带粽子。并且有关龙舟的传说积累很多,最流行的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因为据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的,粽子是给屈原吃的,一说是给蛟龙吃的,以求保全屈原的屍体…等等。但在南朝.梁(公元502~557)的《荆楚岁时记》中,对五月五競渡的起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按五月五日競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荊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龙舟,称之为飞凫。二是作者摘引邯郸淳(人名。邯郸,复姓)《曹娥碑》的原文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其三又引《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5 笔者按,《曹娥碑》全文已佚,这里的摘引,易致误会。因曹娥是东汉(浙江)上虞人,传说她的父亲是五月五日投江死,曹娥沿江哭父,后跳入江中抱父屍而出,是个孝女故事。伍子胥是春秋吴国故事,似乎张冠李戴。也有可能《曹娥碑》文字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才不矛盾。但不论曹娥或子胥,都非屈原。
《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是楚人,他也听说过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只是详情不知。这都说明南朝时,五月五的競渡还存在不同传说。唐朝的诗歌中有以龙舟競渡为纪念屈原的,也有不是指屈原的(详后),到了明朝《競渡考》中,开头就说:“競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內。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不过《競渡考》是专讲武陵(今湖南常德地区)的競渡情况的,当然以沅湘为起源地。
屈原是公元前299 年自沉于汩罗江的,当年,楚怀王为秦所执,过两年客死于秦。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龙舟競渡活动。查屈原《楚辞》中提到的船名,计有“舟”字:“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有“舲船”、“吴榜”:“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舲船即通常帶窗的小船。榜是船桨,也可指船。有“桂舟”:“美要目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桂舟指用桂树木制造的舟。所称的舲船、桂舟,吴榜都是其他处也见使用的词,与龙舟无关。所以司马迁详细叙述屈原如何遭遇楚怀王和襄王的迫害,最终被谪于南方,作“怀沙赋”之后,“怀石自沉汩罗以死。”紧接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批评他们“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最后又说;“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如果屈原自沉汩罗以后,当时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纪念屈原,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决不会弃而勿写,却连百余年后贾生投书吊念也予以记载。
上述考古出土的吴越青銅钺上龙舟競渡的图案,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字,古越文已消失,不可能找到史籍上的记载。先秦文献里还没有龙舟这个词,《史记》里也没有。笔者查阅最早提到龙舟的是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反对木、水、土、金、火五种物质财富的“遁”(遁,指奢侈浪费),其中的“水遁”是指农业丰收以后“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汉时的龙舟鷁首,在水上游乐时,还有音乐伴湊,相当繁华热闹,不属于競渡的龙舟,刘安认为是一种不应有的奢侈之风。但有人引《穆天子传》的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因而说:“龙船在西周穆王时就已出現了。”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穆天子传》相传是记述周穆王出游四方的事,内容荒诞,带神话性质。如说穆王一次行猎,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之类。这书相传是晋时人盜魏襄王墓出土的遗物,从晋时算起,距离周穆王也已有两千五百来年,郭璞为之作注说“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靑雀舫,此其遗象也。”郭璞这是以晋时吴地的靑雀舫形制,推论解释两千多年前的“龙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与龙舟密切相关的是角黍和端午的问题。
角黍的最早记载在晋.周处的《风土记》,此书已佚,《齐民要术》引《风土记》
注云:“俗以先二节(指端午节夏至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尙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齐民要术》又引《食经》及《食次》的内容,角黍也可用糯米做。说明古代的粽子可兼用糯黍和糯米制作,其起源当甚早,但那时还没有和龙舟发生关系,这里不作讨论。
《风土记》所记的做角黍和端午节吃粽的风俗,起因于秦汉时期,那时中原人民迷信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后汉书.礼仪志》里讲一年四季里应该注意的礼仪,其中仲夏之月云:“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到南朝时这个风俗更为完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名拟甚多。”。有的地方在这天用菖蒲叶做成宝剑狀,挂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驱赶疫鬼消灾,还有打扫房间,饮雄黄酒(有杀菌消毒作用)等。这些活动,全国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流传至今。如所众知,端午以后,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就容易得病,端午节民间的这些活动,可以视为古人的卫生防疫活动。
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
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五百年后的南朝.梁.吴圴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汩罗遗风也。”为什么用五色丝纒粽,吴均有个故事交代,说是汉时长沙有个姓曲的人,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他说,谢谢你们年年祭祀我,只是祭品常被蛟龙吃掉了,以后请你们“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緾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楝叶五花丝遗风也。”这个故事托古到汉时,人们无从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仍没有牵涉到龙舟競渡,只提到蛟龙偷吃角黍的事。这与沿海一带崇拜蛟龙为图腾,粽子专门为祭蛟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也可以反证龙舟最初不是起源于华中地区。
现在所知,歌咏龙舟競渡早而多的当推唐诗。笔者从《全唐诗》查得咏競渡的诗有九首(可能有遗漏),其中卢肇“競渡诗”别无新意,元稹“競舟”诗则是批评岳阳赛舟的时间太长,农民负担太重,与本文无关。其余七首多少都有启发,尤以张建封的“競渡歌”最为生动,令人如身临其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即桨)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船桨)。……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競脫文身请书上……”这首长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末句“競脫文身请书上”中的“上”,是为了同前两句末的“赏”及“往”押韵,其叙述的词序应为:“上书競请脱文身”,说明参加競渡的桨手们要文身代表蛟龙,競渡毕,经过上书的手续,解除文身。显然这还保留着古越人纹身的风俗。二是全诗详写龙舟競渡的景象,没有提及纪念屈原,却清楚交代文身手续。张建封官御史大夫,曾任徐(州)、泗(州)、亳(州)节度,属今苏北皖北地区,故所写的“競渡歌”,反映的是东南吴越古风。而储光羲“观競渡”、白居易“競渡”、刘禹锡“競渡曲”及李群玉“競渡”等诗中,都提到屈原。
储诗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末句并与丰收联系:“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年即丰收年)白诗云;“競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别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较灵均死几多。”刘诗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传浮彩舟;灵圴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招屈亭是沅江边纪念屈原的亭子,至少立于唐以前)。张
说《岳州观競渡》中有句云;“土尙三闾俗,江传二女游。”“三闾”是“三闾大夫”,即屈原的官职。“二女游”是指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与龙舟无关,这里从略。这诗说明唐时已把競渡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但有地区性,即地点在湖南岳州一带。同时“二女游”的传说还在流行中。
到宋朝的黄公绍,有《端午競渡櫂歌(櫂即棹,船桨)》十首,都是描写杭州西湖競渡的,其第四首云:“贺灵鼍,贺灵鼍,几多翠舞和珠歌;看到日斜犹未足,湧金门外湧金波。”灵鼍即鼍龙,鼍是鳄鱼,即龙的原型之一。这是典型的古越人贺灵鼍遺风,没有牵涉到纪念屈原。
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把屈原和龙舟的故事更进一步完整化、通俗化,书里详述屈原受廹害的种种情况,最后屈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絶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汩罗江而死,其日为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里人乃为角黍,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龙舟競渡之戏,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吴,相沿成俗。”又说:“
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
髯翁有过忠烈王诗云:‘峨峨庙貌立江旁,香火争趋忠烈王。侫骨不知何处杇,龙舟处处吊沧浪。’”
冯梦龙把龙舟起源归在楚国,然后东传到吴国。冯梦龙不知道这类传说各地都有各自的说法,其特点是结合地区历史风情。如浙江绍兴地区传说古越国勾践曽于五月五日在这一带操练水军,龙舟競渡是仿照水师操作。江苏苏州(古吴国)地区的传说则是龙舟競渡起因于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屍钱塘江,所以后来钱塘江江涛汹涌澎湃,还有子胥的女儿驾舟追潮故事…等。
当然,龙舟競渡并不局限于汉族,壮、苗、侗、布衣、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类似龙舟活动。如大部分壮族地区都过端午节,人们用糯米包成卷狀,中夹猪肉,煮熟后作为节日的食品,一部分投入江里祭奠屈原。有些地方这一天整天只吃凉粽,表示对屈原清孝,当月不剃头,表示对屈原崇敬。端午的中午,把雄黄酒喷洒到房屋四周,以避邪疫。全家老少都喝一两口雄黄酒,有钱人家还用雄黄酒洗身,表示消灾。在门口插艾草、枫叶或茅草等,屋里熬醋液,烧柚子皮等,认为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驱邪。靠近河边的壮族,举行龙舟活动,龙舟用长竹扎缚而成,约七八个人一组,競赛的情况和汉族地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宁明县当地传说,古时候的蛟龙叫“图额”,是壮族的雌性水神,宁明县五月五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白母娘。当天先在室內祭祀祖先,然后换衣,化妆,打扮一番,去看龙舟競赛。在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和地炮,炮声和呐喊声此起彼应,十分热闹。与他们祖传的《端阳节歌》所唱的一致:“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地区龙舟的演变,更为明显地说明端午纪念屈原是后来受到汉族的影响,他们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才是与古百越族同源。
端午节也是湘西和贵州部分地区苗族的节日。有关裹粽子、挂艾叶、饮雄黄酒、祭祀祖先等,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要祭五谷神。贵州东北部间于四川湖南之间的松桃县,地处酉水上游,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但西北部的苗族是以跳芦笙为主。纳西族的端午节,一切和其他地区相同,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所提到的“续命缕”,纳西族称“续命线”,长辈们要在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小孩手腕上,绕上五种颜色棉线,说十五岁是人的生命一道“坎”,缠上续命线,可以度过这一道“坎”。这是对 《礼仪志》的一个注释。拉祜族的端午节则类似汉族的植树节,这天各家各户都在村旁和房屋前后种植树木、竹子等,同时禁止在这一天砍伐树木。凡此可以说明端午节的习俗,因地而异,不一定都划龙舟。
综以上所述可知,尽管龙舟、端午和粽子的起源都很早,屈原自溺也很早,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是逐渐形成的。历史人物凡是生前受到人民拥护的,死后必受到纪念追悼,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类似屈原的在先秦还有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汉代的曹娥等。何以随着时间的推延,独有屈原取得突出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本文作这种分析,不是肢解这个古老的传统风俗,恰恰相反,笔者的意图是想从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中华民俗的道德伦理精华是怎样发展演化的?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修养起着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类似),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个体生存的保障;二是“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这是家族、种族绵延的保障。三是“祈禳消灾,趋吉避凶”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四是“孝悌忠信,仁义道德”这是社会稳定、精神健康的保障。几千年以来,农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人与天上的诸神及祖先在精神上是沟通的。龙是司理雨水之神和司理生殖之神,绘画和雕塑之龙是静态的,动态龙的形象化就是龙舟和龙灯(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舞龙灯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所以,获得龙的欢心可以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获得龙的欢心可以“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至于第三个问题,古代人不可能知道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它们心目中人之所以得病,是由于某种致病的“凶神恶煞”作祟之故,一年之中,五月被视为恶月,是最易得病之月,于是有了一系列端午节禳灾驱病的措施。现在看来虽然无稽,却不能否认它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最后第四个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除了儒家经典古籍的教导,在民间风俗上也自有其优良传统。把端午节、划龙舟同纪念屈原投江自溺联系在一起,就为第四个问题树立高尚的学习榜样,同时这四大问题也获得统一的解决。
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善良诗人,更是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社会公正、平等的偶像。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騒"”。称赞屈原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自溺,绝非他个人的不平和忧愤,而是楚国的悲剧,也是后世国家政治腐败屡屡重演的悲剧。屈原是以自溺抗议政治腐败的“变白以为黒兮,倒上以为下”的精神堕落。人民所以怀念追悼的正是这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民意代言人。年年端午划龙舟,也即是人们年年期盼政治清明、相信好人永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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