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专家论坛之二十：努力重现岭南古族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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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重现岭南古族社会文明
                     
                            □ 谢崇安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http://www.gxmzb.net/szb/html/2014-01/31/content_6916.htm

作者简介


        谢崇安，广西柳州市人，汉族，1953年9月生，1982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长期从事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考古、文化艺术史、艺术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商周艺术》《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等专著；曾在《考古学报》《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4项。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凡优秀的民族发展至今，必有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它可以激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可激励后人再创民族的辉煌。然而，由于“黄河中心论”所造成的偏见和影响，岭南各民族的光辉历史因史载的缺乏，大多湮灭无闻，只有在今天考古学、民族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其古代社会文明的重建才成为可能。就此而言，我区学者现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就，例如，铜鼓文化、花山壁画等古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在考古、历史、民族学等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努力下，迄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处于国内外学科研究的前沿，而且成了地方著名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笔者多年来也一直在追寻前辈学者研究的足迹，希冀能为重建岭南古族社会文明尽绵薄之力。现应编辑之邀，在此谈一下多年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一、文明的重现需要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在历史文献记载较贫乏的情况下，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去再现岭南古族文明的辉煌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例如，覃圣敏先生主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其中“第一卷”运用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就从微观研究解决了壮族与其史前先民在体质形态上的联系及其传承性。李辉先生运用检测DNA的方法，现已经将民族遗传研究提升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
        著名科学家丁颖借助历史语言学资料结合生物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就首次提出栽培稻的发明者是壮侗语族先民，迄今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广东翁源青塘等史前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栽培稻遗迹，已经证实了这一真知灼见。
        广西花山壁画是宏伟的历史画卷和民族文化艺术宝贵遗存，但其年代和族属不易判断，经覃彩銮诸先生的长期研究，他们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比较方法，确定壁画中多见的铜鼓、羊角钮钟、短剑、环首刀等都是战国秦汉时代的典型器物，又以画面中的人物，作裸体、髡首、赤足等形象，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地望考察，从而断定壁画遗存的族属，就是断发、文身的裸国人——骆越先民。而且，花山壁画中的骆越人所跳的蛙姿舞，与现代壮族的师公舞及蚂拐节所跳的蛙舞十分相似，这也为壮侗语族先民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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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各民族盛行酒文化，酒品丰富多彩，其酒文化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蒋廷瑜诸先生认为，先秦两汉的岭南酿酒业已有较大发展。如广西武鸣、恭城等地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酒礼器，有卣、尊、罍等。贵港罗泊湾一号南越国墓的《从器志》载有“厨酒十三罂”。贵港东汉墓曾出土一件红陶灶模型明器，被认为是典型的酿酒工作灶台，灶台边有5人分别在做不同的作业，十分形象地展现了酿酒作坊生产的过程。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楚辞·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浆”、“援北斗兮酌桂浆”，古文之“酒”与“浆”时有混用的情况，“桂酒浆”当是以桂合制的酒。肉桂树产自岭南，以桂树原料所酿之酒当在战国时已闻名中原，故被楚人用于祭奠之礼。又，上古汉语的“醪”为“酒”，但今人早已忘却，《说文·酉部》云：“醪，汁滓酒也”， 醪即为未经过滤的酒汁；《广雅·释器》亦云：“醪，酒也”。而今之壮语的“酒”发音为“l·u”，上古汉语的“醪”（l·u）的古音分部为“来纽”、“幽部”，表明两词读音相同，当为同源词。这意味岭南壮族先民应当是中国最先学会酿酒的民族之一。

事实上，岭南民族史和民族语言研究的先驱徐松石、闻宥诸先生，都十分擅长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去解读许多岭南文化之谜。又如，岭南汉墓遗存中已经多见有随葬鸭子等家禽的模型明器，但还不足以说明谁是最早的驯养者。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将野鸭驯化为家养，也是岭南壮侗先民对中国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闻宥先生指出，在古汉语中描述鸭子的古汉字演变的层次顺序是：鹜→鴄→鸭，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写给他侄子的信中说：“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又，《白虎通德论》云：“匹，谓鹜也”，表明当时尚无鸭字，而鸭子的汉字古音发声（鴄）至今仍保留在壮泰语中，如龙州壮语念“Pit”；泰语念“Pet”（ 闻宥：《语源丛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

古代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合，它体现在诸多方面，手工业的进步就是物质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桂林大岩、柳州鲤鱼嘴等史前遗址已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陶器，百越先民及其后裔也一直以制陶工艺著称于世，如岭南考古发现的越式几何印纹硬陶、东汉青瓷，都足以证明古越人卓越的陶瓷工艺成就。但如何运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去揭示当时的制陶工艺，这就是一个学术难题。郑超雄诸先生通过调查靖西等地现存的壮族古老手工烧制陶器的状况，通过细致的比对，就复原了广西史前先民制陶工艺的一段流程，从而为解决壮侗先民制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民族志依据。

重现岭南古族社会文明的案例实难胜举，但这是否意味挖潜的宝库已近枯竭。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再如，中国东南和岭南地区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擅长纺织业，生产的“越布”闻名中原，成为朝廷贡品，但因其工艺被棉织业所取代，今天人们已经不知上佳之“越布”是为何物，在许多有关南方民族史和文化史的通论性著作中，所提到的越人及其后裔的纺织产品主要为棉、竹、麻、蕉布等，根本不提“葛布”，有的百越民族史学者甚至主观认为“葛布”就是“苎麻布”。针对此，笔者曾对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史料作了一番梳理，最后确定用葛藤纤维织造的布料，一直是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历代生产的纺织佳品，如三国时，交趾郡守龙编侯士燮每年向吴王孙权进贡的主要特产就有细葛布，南朝时郁林出产的龙凤葛就是由朝廷派人至当地定制的上佳葛布，在（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东南、岭南地方贡品中也多有葛布，直到清代，广东少数民族生产的“雷州葛布”仍然是天下第一的纺织佳品（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在“黄河中心论”偏见的影响下，至今许多人仍然认为岭南一直是蛮荒之地。史实并非如此，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岭南也有过其不可替代的辉煌文明。人们常说，汉唐盛世及当时东西方交通和丝绸之路的繁荣，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岭南和交趾地区是当时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和前沿，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东西方贸易交通的必经之地，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本区域能承载这种时代大交流的重负吗？史实胜于雄辩，今合浦汉墓群分布长达数十公里，宽二至三公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现已经被国家纳入大遗址保护区，迄今为止，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难以胜数，许多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徐松石先生分析了两汉书的郡县人口记载，就敏锐地指出，当时交趾、合浦等地的人口数已经大大超过中原内地的许多发达郡县的人口数，这绝非偶然，必有其物质基础和社会背景。据笔者研究，汉赵岐《三辅决疑》说：“《左氏春秋》，远在苍梧”，表明在东汉后期至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形成了苍梧广信和交趾龙编两个文化中心，海内外学者云集于环北部湾地区，儒、佛、道等学说在此交汇和传播发展。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说岭南古族社会文明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可以说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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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岭南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社会文明

再现古族社会文明，一方面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文化提高可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这是当下国人的共识。国家政府当今提出了民族文化强国强区的国策和口号，也在逐年增加文化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转变方式，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是国家社会文明发达的标志，肯定会收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效益。例如，从旅游业来说，它就涉及到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对此，没有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参与，就很难说会取得良好的成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申遗，没有基础研究，也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如目前铜鼓能成为广西的民族文化符号品牌，是一项受到国家政府重视和保护弘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多年来蒋廷瑜、万辅彬、廖明君诸先生开创和致力于南方民族铜鼓文化基础研究的结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然而，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种工作往往是“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反侧惟之，心若焚灼”，其远道之行也不可谓不艰辛。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斯学者后继乏人，本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从事上古中古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者屈指可数。原因很清楚，研究古族文明，要坐冷板凳，是很难做出时髦的新衣。如何开创今后岭南古族社会文明研究的新局面，这也应当说是我区学人真正形成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所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国家民族社会空前繁荣的时期，近年来，我区社会科学取得的新进展着实也令人欣慰鼓舞。例如，广西师范大学的学者们扛起“人文桂学”的大旗，首先取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突破，就把我区社会科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民族问题也应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因此，研究岭南古族社会文明，应当说是要弘扬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而不能局限于某个小地区或某个单一的民族。例如，秦始皇和汉武帝先后统一岭南、魏晋南北朝各时期中原移民的大量南迁，给岭南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就拿兴安灵渠来说，这一伟大的水利灌溉及交通工程，不仅惠及千百年来的岭南各族人民，今天也仍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在东汉时期，治边能吏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地区筑城开渠，九真郡守任延在当地推广牛耕铁器，使骆越民族地区社会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发展，并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又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2004年版）不上经传的我区临桂客家人陈宏谋，今天为什么成了“世界的陈宏谋”？其原因就在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教授罗威廉的专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001年一经问世，立即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罗威廉的研究表明：清代雍乾王朝陈宏谋遗著所反映的教育思想及其在云南推行的民族教育实践，在当时东西方世界的人文领域都是领先的，今天也没有失去其光辉的价值，从而颠覆了过去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晚期中华帝国社会“停滞”的传统看法，更是给予中国史学者的“闭关自守”以极大的冲击。因此，著名学者王笛教授特撰文在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对这部世界水平的专著作了述评和推介，国内目前也掀起了研究陈宏谋的新潮。陈宏谋历任布政使、总督、东阁大学士（宰相）兼工部尚书等职，官不可谓不大，是清代治水治世的能臣，勤政爱民，也有大量著作传世，从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来说，陈氏都足称旷世伟人，将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陈宏谋弘传后人，桂学研究者当责无旁贷，笔者更期待能看到当代标点注本的《陈宏谋全集》早日面世。

笔者想说的话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此打住。最后说一句与同好共勉的话：让我们为建设当代国家社会的精神文明和弘扬岭南各民族的社会文明成就而继续努力吧！

土人香草

谢老师是真正的学者.

weijiaoxian

害人的黄河中心论

大俚国民

拜阅矣。。。。。。。。

那迷

有意思，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