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序言

热河骑兵师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序言 　 作者：札奇斯钦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日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就亚洲而言，20世纪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最高潮，也是民族主义兴起，争取独立自主的巅峰年代。蒙古虽然闭锁于东亚大陆心脏地带。与世界其它部分被中、俄两个大陆国家的边区所隔离，可是他还不能避开亚洲或是世界巨大历史变动洪流的波及。它20世纪的开头，就一直受到这个洪流的冲击，不断地在旋转，外蒙古的独立，内蒙古的革新与民族自治运动，都是因看这个洪流所激起的浪花。历史不是一个人所能创造的，它必须有广大人民基础的支持，但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由某些杰出人物的领导。这正是俗语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互为因果的写照。 　　笔者以为在20世纪蒙古历史人物之中三个人，他们虽然是特别杰出，可是他们的历史，不时被人忘记，就是被人误解，甚至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受到歪曲的记载。这三个人是，发动外蒙古独立的杭达多尔基，提倡蒙古现代化的贡桑诺尔布和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我以为加入能给这三个历史人物写出翔实可靠的传记，对蒙古近代史或现代史的研究必然会作些贡献。可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其中有关杭达多尔基的资料，绝大部分施密藏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的档案里，无法接触。有关贡桑诺尔布的资料，还有些可以看到，也有些是笔者从前辈们所听到的，或者还可以写出一份差强人意的评传。至于德穆楚克栋鲁普——也就是一般称道的德王，则是我曾经追随过，对他所作所为，也有不少是我耳闻目睹的，似乎还可以为他写些追记。 　　在蒙古近代史上——有尤其是对现在内蒙古局势的形成与发展投下重大影响的莫过于1933年所发生的自治运动。要求自治，是蒙古全民族的希望，推动自治，使多数有志之士全体的努力，但是领导自治之功，则不能不轨之于本书的主人德王。凡是谈到这一个问题的人，无论他的政治立场怎样，总是不能否定的王在这一段历史中的关键地位。 四年前，卢明辉在中国大陆写了一本《内蒙古“自治运动”始末》，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因考证不祥，讹记之处。看他的全文，似乎是以筹划的网，诽谤蒙古自治运动，来做写作的目的，可是史实昭然，看到这本书的有识之士，不难从曲笔之下，发现当时的真像。从反面来看，这一本专书的写成，也未尝不是对德王历史地位的承认。 德王之所以被描述成“汉奸”的原因，正因为他不是汉人，而把它刻画成为“叛逆”的人，虽然表面上标榜着“反大族沙文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可是对这一段蒙古历史的著述，则是完全出于“大族沙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主观的价值标准。 自从日本势力介入蒙古以来，日本方面的报导，也多是沿着片面政治利益宣传的路线写下来的。有的事实被忽略，而另有一些所谓的事实，也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好像当年蒙古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日本军方的导演，蒙古人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却被抹杀。这样报导的传流，也是当年的情况混淆不清。 　　笔者最近读到，当年在日本关东军担当对蒙古谋略，对中国发动侵略的田中隆吉所写的《太平洋戦争の敗因を衝く》。这本书的本文对于蒙古问题并未讨论不过研究政治学和军事史的两位教授为本书所写的解说里，说“当时内蒙古伊德王为中心展开独立运动。他们在关东军的指挥下，在百灵庙组织了蒙政会其次在１１年（１９３６年）２月树立蒙古军政府，要求自治。”这就是无中生有，颠倒前后史实，似是而非，以讹传讹记载的一个实例。作者并无意指摘两位写解说的人，而是要明显地指出，他们所用的研究资料，并不正确。这可能是由于田中隆吉自己为了表功，捏造的报告，所导致的结果。这样不正确的技术，不仅以讹传讹，以为１９３３年内蒙自治运动完全是由日本人的导演，忽略在自治运动过程中，反日分子所做的努力，甚而对当年绥远胜傅作义一派污蔑自治运动的虚像宣传，给予伪证。这样研究下去，不仅使其所获知的结论与事实不符，进而更会导致未来的研究，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因此笔者以为，为了研究蒙古近代，现代史的方便，或者有平白直叙写一本德王的一生，和当时内蒙古实况的必要。 　　１９７６年冈田英弘教授到美国访问，在舍间曾和笔者谈及共同写一部有关的王传记的计划，可是一搁数年，虽有拟意，终未执笔。１９８１年末我们又于东亚阿尔泰学会开会之际，见了一面。它有意约我到他所执教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年客座教授。１９８３年秋，这件事成为事实，我与内子同来东京。在这一年时间内有充分时间可以写作，于是一鼓作气在今年夏秋之交完成了这本拙作。本来我想给德王写一本严谨的传记，然而有些必要的资料仍是不能入手，只有就我个人所知的范围，对德王的一生和当时的内蒙古作些片段的回忆。因此在写作中，除非必要引用的文献，说明其出处外，其余都是凭自己的记忆，和手头所存的资料，所以全片未加脚注，请读者宽有。 　　（以下为各章题目介绍及作者的感谢词，在此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