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民族主义

郁水啸翁

	作者：孙文波 我的《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一文写成于今年二月，完了后，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但近日重新翻阅这篇文章，发现有很多地方自己是谈得不完备的。也的确，以我在理论上的准备，要谈论这样的问题，诚如一位后进所言，是在冒险，很容易受人以话柄。但是，也正是在重新翻阅文章时，我又想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么一个词。联想到前段时间读到有人写的关于语言帝国主义的文章，描述了目前不同民族语言所受到的关注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地位差异等现象。从文章中我看到，作为一种现象，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语言的民族主义也许同政治的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色彩，并造成了一种对抗的态势，很多现在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己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虽然，我不会认为这种反思是不对头的，但我仍然感到，在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里，有着另外的东西使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并从中看到它与现代社会进程的关系。当然了，我知道就像自己并不具备谈论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一样，我也不具备谈论“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准备，而之所以想到并决定在这里谈论它，主要还是想要通过这样的谈论，使自己在诗歌写作的实际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注意到一些问题。从而使写作有更加明确的方向。 那么，什么是我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呢？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过分地强调自己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把对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影响的高度；二、过分强调在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中，寻找语言更新的可能性只有唯一一条路是行得通的，即：离开了文化传统中语言发展的基础，不单说不上民族语言的更新与发展，反而会造成它的萎顿，使之变得没有了已经被历史养育起来的那些美好的特性。另外，“语言民族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即它把民族文化绝对化了，认为在感知世界，理解世界，对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的判断和确立上，只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够获得真正的深入和透彻，也就是说，在“语言民族主义”中，存在着对其他民族的语言的敌视，和自大的优越感。以及由此反过来，还有一种表面上看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打着防止自身语言被其他语言侵蚀，捍卫语言纯洁性旗号的现象，也是具有“语言民族主义”的色彩的。总之，在“语言民族主义”中，隐藏着的是一种拒斥心态。虽然在表面上它更多地是在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的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语言民族主义”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以什么样的理由出现，一种东西一旦被冠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那么其内里必然隐藏了可以让人质疑的部分。这就像“政治民族主义”一样，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政治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都存在着非常强大的理由，有些更是上升到“生存权”这样的高度；但是其表现出的偏执、狂热也十分明显。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治民族主义”变成了同一性，绝对性的代名词，是一种对异己性、多样性的排斥，过分的强调它，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民族专制”，并由此使得它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导火索。现在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地区与民族冲突，甚至一些恐怖主义行为，其根源可以说正是在此。虽然，不能说“语言民族主义”也具有同样大的破坏力，造成同样大的危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从表面上讲，“语言民族主义”是在更多地强调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成果，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并在一种历史发展的意义上，使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质，以最鲜明的特征凸显出来，然而其内里却有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自我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强调中，以拒绝的姿态，反对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达到促进文化的发展的目的。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对“语言民族主义”在态度上有所保留的。 但是，我并不想因此被人们看作一个民族语言的虚无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尽管作为一种现实，语言的差异性是存在的，但在人类精神发展的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必要看到，如果保守地将语言问题看作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不可能由交流来获得自身发展的东西，那么其结果肯定是不妙的。因为我一直认为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外部因素对之的作用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而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刺激，也就很难想象在发展的过程中，事物变化的动力来源何在。语言的发展尤其如此。人们当然也可能说，作为一个自我完善的系统，每一种语言在长期的发展中，其实早已建立了自我发展的内部机制，完全可以由这种内部机制生成变化与发展的促进剂，使自身获得更新，并不需要与别种语言的交流来完成变化与发展。这样的说法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即这种语言的确在其内部存在着活跃的因子，能够自我变异。但就算是如此，我仍然相信，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与作法，会产生更为有效地促进作用，使语言在活跃性方面更加有力。就像我们总是在说，越是广泛地与外部接触，一个人才可能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一样。广蕴才能积厚，永远是不会错的。在我看来，“语言民族主义”强调了一方面，但对另外的一方面却给予了回避。而我却认为两个方面都要才会更好。而且我相信，由于不同民族之间思维习惯的差异，语言的生成也会有不同之处，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不同来促进语言的交流，一定会在丰富自身语言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那么，落实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状况上，我想说的是：尽管在对“中国性”的强调中，我们能够看到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它在对民族文化的特征所做出的关注中，表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并有意识地注意到从发展的意义上对传统有所继承，但是，我也看到了在这种强调中，如果搞得不好，就会产生出一种绝对的态度，将自己推向无保留地颂扬传统，轻看外来文化的境地，最后变成文化的保守主义，我始终是反对文化的保守主义的，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文化保守主义最让人感到不能满足地是：它会导致对文化现实不分良莠的指责，并在谈论一些问题时将人引向文化沙文主义。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在不少人那里，对语言特性的强调，表面上看是在寻求一种由长期的民族文化给予的，语言的功能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特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让人感到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强调，来确立对别种语言文化的贬低，主要是贬低那些对别种语言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并在实际的工作中采取开放的态度，有所吸收的人。我先不说这种贬低会不会产生效果，只是在这种贬低中让我看到的自我夸耀使人很难接受。我认为这种作法的内里还有一种非常愚蠢的东西，即：没有看到在当今世界上，语言的交流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交流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人类在相互理解的道路上才能一步步前进着。 事实上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它取得的成就，都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有关的。我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从交流中获益，今天的中国诗歌会是什么模样，一部诗歌史又该怎样落笔。不满意当代诗歌的成就，认为它还没有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也是很多人指责现代诗的原因。但他们没有看到，造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地说是由于与外部的交流，以及放弃了像过去一样写作而造成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认定——把当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做简单地比较，也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方法已经变化，用以衡量诗歌的基本尺度也就不可能不变。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正是在向外部世界的学习中，中国当代诗歌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尤其是在运用语言描述人与事物的关系上，有了与过去不同的东西，其在自由度上所获得的成效也是与过去不一样的。就是被人们普遍认为的一些基本的诗学概念，人们的认识也有了与过去不一样的理解。我并不是否认语言间的交流没有障碍。文化的民族差异在今天的世界上的确是存在着的事实。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放弃那种民族主义的语言立场，在现实的世界里，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它。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古人那里就已经如此，不论是春秋时代，还是魏晋南北朝，文化交流都是现实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看到：语言的发展也与自然的发展一样，是存在一定规律的，它是在推陈出新与不断淘汰的过程中完成着自我更新。可以肯定地说：与其他语言的交流，正是完成这样的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方式。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代汉语对叙述的要求，主要是它在认知新事物的时候所需要的表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来语言的利用，尤其是对某些语言叙述方式的使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利用，我们几乎很难完成对某些事物的性质、意义、甚至是它的面貌的陈述、结论和呈现。因此，尽管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某些特有的传统表述形式慢慢地退隐了，失去了活的地位，并在有时候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但这种退隐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丧失，而是应该将之看作在表述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种对于语言发展而言属于正常更新代谢的现象。虽然，我们的确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被动，甚至是被迫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就非要认为，这里面包含了文化侵略、强势清理的意味，会造成语言的殖民化。我们更应该体会到的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实际上存在着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能力适应问题，是它在发挥着作用。正是那些面对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现实，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文化，才能够最终保持住活力，并进而在把握事物发展脉络时，显得更有力量。尽管它有些被蚕食的味道，但却有着进步的意味。 不用追溯的更远，仅仅是进入近代以来，汉语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不断地吸收外来词，已经使自己在表达上获得了更多的便利，有些外来词，我们今天已经把它们完全看作了古已有之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些新词的不断进入，汉语在语言表达上就不会获得已有的丰富，有些方面更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出真正的涉及，譬如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我们都看到不单一些基本术语是外来的，就是由这些术语带来的大量方法也离不开与外来语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外来语的加入，谈论它们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者根本无法谈论。这并不是过分地夸张。说起来，这也是对现实的尊重。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处在交互作用中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都与其他民族的生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不可能单独地不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便能够生存。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避免地受到另外的民族的影响，牵制，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交流有障碍，但是不交流已经是不可能的，谁也回避不了。而在交流中获利，也是很正常的。能够获利，也就是说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为什么要拒绝？如果谁在今天还总是把自己看作唯一的、最好的，他真的只能被看作是不识实务了。因此，放弃“语言民族主义”，不能被看作是放弃自我，而应该被看作是求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间的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语言的民族特性采取忽视的态度。我并不仅仅将语言看作是单纯工具意义上的东西。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生成的过程中，都肯定被赋予了这个民族感知世界，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愿望。因为语言不单是说出事物的工具，它还对事物做出命名，并在命名的意义上表达出对事物的理解。虽然人类从总体上是具有共性的，但每一个民族在感知事物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差异。因而，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是民族的差异性给予的。就像我们总在说我们汉民族更注重形象思维，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一样。的确，我们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特性，在形象思维的意义上似乎也真的是更丰富、更有力一些。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更丰富、更有力的东西保留下来，并真正地将之看作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的文化遗产。不过，我仍然认为遗产本身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关键地还在于当我们看到了这一遗产，在求得它对我们的意义时，应该更多地将之置放在一种发展的时间境域中，让其在我们对之的取用中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更有利的前进的位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遗产的作用仅在于它作为遗产本身的历史价值，那么这种遗产的作用，可以说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利用，其生命力也会大大降低。而生命力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不能想象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还要它们来做何用？仅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我们的自尊心吗？ 这样，如果要说我对于语言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寻找的是它的活力。即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的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有用的方面。而非由于它过去曾经给予了我们什么，今天我们也仅仅是把这一什么保持住就行了。对于我而言，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使语言在我们的使用中，发挥更有力地呈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作用，它也就没有达到我们使用它的目的。这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说话，当然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了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态度来说话，也就在实际中隐含着这么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今天这种全球性的人类境域中，更准确、更有力、更有效地说话。而且这一说话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与交流，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很显然，自闭于一种语言的传统中，是做不好这样的交流的。因此，仅仅是为了准确地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使之真正地发展效力，我们也必须以更接近当代生活的共性的意识形态态度，来寻找语言的最隐秘，然而也最有力的表达可能性。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交流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不过，我并不希望我的这种态度被理解为消除语言在美学意义上的独立性，我相信每一民族的语言，由自身产生的美学特质是内在于语言内部的，它并不会因为新因素的加入而被彻底消解。它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没有理由为此担心。说到担心，我的确是不担心的。我已经看到尽管中国当代诗歌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指责，但是它仍然有力地传达出中国诗人们对世界的言说。 我知道，我的这种观点会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厢情愿的，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化的侵略，语言的霸权主义现象，有时候真的会因我们对它采取开放的态度，成为对民族语言纯粹性产生伤害的隐患。我并不会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看一看今天世界发展的状况，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再以封闭的态度，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了。就是想封闭也封闭不了。因此，与其被迫地接受，不如以积极的态度，在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时，以理性的分析，具体的策略，有效的方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使自己不是被搞成一付草木皆兵的样子，一天到晚害怕会像俗话说的那样，找不到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北了。不可能！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不是像那些生怕自己的老婆与另外的男人接触，一接触就可能被拐起跑了的人，总是对外人心存防范。我始终相信，只要保有足够的自信心，并把握好分寸，我们就能够一方面保持住语言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也是尽管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懂得几种语言，但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人的交流中，也感到别人语言的长处何在的原因。何况在今天的世界上，懂得几种语言的大有人在，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不同语言的差异。 http://www.be-word-art.com.cn/no17/document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