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我们的民族 就要爱我们民族的语言
仿佛一夜之间,蒙古民谣《吉祥三宝》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除了有流畅的旋律、美妙的演绎、隽永的歌词之外,更多的,也许是它给听众带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以一种许多人都相对陌生的语言(蒙古语),唱出芸芸流行曲中所缺乏的、近似于浑然天成的质朴感,这就是多样性的力量。
爱我们的民族 就要爱我们民族的语言
——访中国蒙古语文协会会长色·贺其业勒图
本报记者 阿勒得尔图
2005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文字工作条例》实施,这是蒙古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该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语言资源保护问题采访了中国蒙古语文学会会长色·贺其业勒图。
记者(以下简称记):过去人们一直强调语言是交际工具,您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色·贺其业勒图(以下简称贺):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对于这一点,学术界的论述很多。但是,交际功能只是语言功能的一个方面,语言的人文属性与它的文化功能是语言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同时,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确定性特征。原来有人说,地域、经济特征,也算民族的确定性特征,但随着经济一体化、农村牧区城镇化、信息交流网络化的加快发展,地域、经济等已不是确定性特征了。
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语言的保护?
贺:语言的保护或者叫语言资源的保护,是在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出现的,与语言“生态环境”有关。一般情况下,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中,不论哪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相对处于落后的民族语言,往往处于语言使用竞争的弱势地位,并受到强势语言的各种制约,其语言结构(语音、词汇、语法等)发生变异,使用功能、社会职能出现萎缩。因此,语言的保护是在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出现的一项工作,是人们对语言实施有意识的保护措施的语言建设工程。它的理论定位首先与语言接触理论密切相关,而它所提出的许多措施的实施都离不开语言的学习、使用、研究和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等语言应用方面技术的支持。
语言学术界诸多成果显示,语言接触理论主要是研究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中发生的语言结构变化和语言使用功能变化的规律,并按照它们的规律组织开展双语教育工作和实施相关的语言建设工程。这里所说的相互接触的语言,既指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又包括无亲属关系的语言。因为世界上的民族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地理、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形成了各民族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不受任何民族语言的影响而独立发展的“纯净”语言是不存在的。
记:既然民族语言之间存在着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本民族语言的发展呢?
贺: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涉及使用语言的所有使用者个体。语言的使用,是活的语言的唯一标志。不论哪个民族的语言,只要有人在适当的语言群体里还在使用,那就是一个活的语言。反之,就是消亡的语言。语言的使用总是要借助语言使用者个体。选择哪个语言作为自己的使用语言,让自己的晚辈选择什么语言进行学习,完全是由语言使用者个体决定的。可以说,语言使用者群体对语言使用的态度决定语言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在实施语言保护工程的过程中,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是提高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语言觉悟。
记:您认为语言觉悟的根基是什么?
贺:语言感情。语言觉悟与语言感情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恢复希伯来语的例子。
希伯来语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希伯来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出生在立陶宛的俄国犹太人本·耶胡达于1881年移居巴勒斯坦。他认为,实现犹太文化复兴的唯一途径,便是唤醒古老的希伯来语言。于是,本·耶胡达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使用希伯来语——这种已经消亡了2000年左右的语言,并呼吁所有犹太人都使用希伯来语。他以家人为教学对象,禁止妻子讲俄语,孩子一出生就教他讲希伯来语,并在一定的年龄段内不许他们说别的语言。就这样,沉睡千年的希伯来语又获得了新的生命。现在,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国语,年轻人的希伯来语程度比老年人的希伯来语程度还要好。
本世纪初复活的希伯来语成为连结犹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在继承犹太民族古老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希伯来文化中的伦理、原则、宗教、法律则把今天的犹太民族凝聚为一体。犹太民族恢复发展民族语言的这一过程,被语言学术界称为“语言学的奇迹”,并为世人传诵。
记:您认为应当如何培养语言感情?
贺:需要更新观念。感情从何而来?必须在认识上搞清语言对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你就会关注这个问题,关注得多了,就会在关心的过程中产生爱护的心情,从爱心中产生保护发展的措施和行动。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所在,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要广泛宣传语言的人文属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高度的语言觉悟和深厚的本民族语言感情。
蒙古族是具有语言文化觉悟的民族。在长期的语言竞争的历史进程中,契丹语、女真语、满语等北方语言先后都已消亡,而蒙古语文的规范与发展程度则十分可观。新闻媒体总是说“蒙古民族是马背民族”,其实,蒙古民族更是一个文化民族。前苏联著名蒙古学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惊叹,一个游牧民族竟有《蒙古秘史》这样珍贵的文献,这在世界游牧民族中是从未有过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护和发展。但是,最近10多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人没有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工作,不少人不仅不重视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而且把自己的下一代直接送进汉语授课学校,理应接受双语教育的孩子,变成了接受非母语教育的孩子。上世纪80年代初,征订小学一年级蒙古文第一册教材的数额是接近10万,而近几年下降到两万左右。这个数据给予我们的警示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一点上,我很敬佩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凭着自己对祖国和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通过家庭教育及社区(唐人街等)文化活动,成功地让晚辈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值得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好好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