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之欲出的新壮文

郁水啸翁

	在老翁“深爱壮族”的帖子后面，红棉树在他的跟进帖子里提出了未来的壮文将是“拼音壮文为正规文字，简化壮字为辅助性文字”的观点。看后很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有些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所以粘帖本帖子，希望贝侬们深入讨论。 红棉树的观点，与10年前我跟自治区分管领导、区教委的人士以及美国语言学专家小范围讨论时提出的观点颇为相似。当时，我提出的观点是：“以简化壮字为正式文字，以拼音壮文为注音文字。”这套文字在形体上跟汉字一样，写的是方块字，不会读的字用拼音标注。显然，这个设想比较合理地整合和利用了各方面的资源，既不废除拼音壮文，又符合壮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别是有利于壮、汉两族人民互相学习，相得益彰。 但是，这一观点当时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拼音壮文的法律地位怎么处理？ 在当时，要修改国家法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二、简化壮字实际上是由大量的现成汉字和壮语中有而汉语里没有因而必须新创造的新方块壮字组成（我说过，目前似乎有学者正在创造这些字体，之所以用“似乎”二字，是因为我只是听说，还没有机会确认），那么，怎么区别简化壮文和国家通用的汉字？这两套如此相近的文字在印刷和使用上会不会造成混乱？ 红棉树把拼音壮文放在首位，显然是克服以上两个问题的良策，然而，新的问题（实际上是固有的问题）又“应运而生”了：对壮族初学者来说，简化壮文如何发挥辅助性作用？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壮族初学者不愿意接受拼音壮文怎么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同时又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回避，也回避不了---如果初学者接受拼音壮文，而且学会了拼音壮文，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比如到了二、三年级），那么通过双语教学直接过渡到汉文学习就可以了，还有必要学习简化壮字吗？ 所以，老翁认为， 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以简化壮字为正式文字，以拼音壮文为注音文字”的方案是比较可行的。实际上，一些与时俱进的仁人志士正在创造“壮语里有而汉语里没有的新壮字”，以便跟现有的可以直接标写壮语词语的汉字一起，构成新的壮文，而这套文字就绪后，壮族群众就可以跟汉字的教学方式一样，推广属于自己的新壮文了。 现在国家正在按照WTO的要求修改完善法律制度，如果壮族人民愿意选择这套新的壮文，那么，修改拼音壮文的法律，确立新壮文的地位是有一定的可能的。要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为壮文立法而搞的签名活动，能为这种新壮文的立法而奔走、疾呼，相信可以大大加快这种新文字社会运用的历史进程----请记住：如果这套新壮文是壮族人民的历史选择，那么，为它制定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的“善法”。

红棉树

	[这个贴子最后由红棉树在 2003/08/02 01:44am 编辑] 在我的观点里，可以成为拼音壮文辅助性文字的“简化壮字”并不包含“壮语中有而汉语里没有因而必须新创造的新方块壮字”，我认为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现代汉字已，是完全够用的，可以用汉字音训读结合的方式来完整表达壮语的，虽然也会遇到一些细节上的麻烦，但是这样的麻烦是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解决掉的。不过，简化壮字的出发点不是想取代易学易信息化的拼音壮文，而是出于它的辅助性，以及壮人作为中国人也面临的学习汉语文、必然掌握大量汉字的这么一个现实环境。 在使用拼音壮文或者方块壮文的问题上，民族心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争论点。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个矛盾，将文字形式的优劣分析与民族心理分析相结合应该是必要的。其他具体问题待仔细思考后再发表看法。

南粤孤客

	当然，什么事都应该试一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简化壮字……”这样的文字方案，如果是由红棉树贝侬领头去设计，我就不那么赞成了。我反对他做，他因此就不做，那么我最大的错误无非有：一是防碍他成为僚人的仓颉；二是阻碍了一种新型的僚人文字方案的诞生。这样的罪过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我还是要反对。理由主要是：自从创办“壮族在线“网站和“僚人家园”以后，红棉树贝侬已经不完全是他自己了，他已经不可能去做也不应该去做那些过度地耗费个人精力的“纯个体”式的事情，而是应该用精力去做更多的群体式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必须做“领导”，而不该去做“专家”。就当前来说，我认为最紧急的事是，他要组织人力和物力在僚人家园里制作一个有声的僚语学习专栏（僚人三族两方言的口语对照）。这个“简化壮字……”的方案应该留给对此有兴趣也有能力的其他贝侬去做。贝侬们冷静地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沙南曼森

	拼音壮文和方块壮字之所以可以并行不悖，在于两种文字体系的应用层面是不一样的。 拼音壮文有着较为完备的表音功能和信息交流上的广泛适用性，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可以发挥它作为一种法定文字的大部分功能。而从属于汉字体系的方块壮文，目前所知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于壮族民间文化艺术领域，如记录山歌歌词、壮剧台词、麽经唱词等等，其他方面的用途则一般局限于记录常用汉字不便表述的壮语人名、地名、物名，而且，方块壮字一般掌握在具有小学以上汉语文水平的壮族文人、艺人手中，汉文盲不太可能掌握这种文字，由此可见方块壮字的应用面是比较窄的。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方块壮字还会在壮族民间继续发挥它的功用，但由于它只是壮族民间文人、艺人应用汉文字过程中的一个补充手段、辅助手段，它很难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备的文字。 方块壮字以及“简化壮字”的辅助作用，体现在它的应用层面上的辅助性质，即它仅在某些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不能取代拼音壮文的主体性和广泛适用性。比如，诗歌体裁的壮语作品，使用方块壮字就比使用拼音壮文更能体现其艺术美感；在壮族地区使用的以常用汉字为主的应用文书，夹用少量方块壮字以表述壮语地名人名物名，就显得很实用；对于难以掌握拼音文字而习惯使用汉字的中老年人，以及一些爱好方块壮字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使用方块壮字的机会和便利（比如提供一个规范的字表），不失为推广民族文字、维系民族感情的一个辅助手段。 当拼音壮文以它的民族性、适用性广泛应用于中小学教材、政府文件、民间文书、文艺作品并且成为互联网络书面语言之一的时候，方块壮字也还会有它施展的舞台——只要中国还是以汉语文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块壮字就还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这就是我所说的“可以并行不悖”。 方块壮字（经过规范的以及新创的）与常用汉字（包括音读和训读两种用法）联合使用，使之成为壮族专用的一种文字体系，这是许多人曾经努力或正在努力的方向。郁水啸翁说：『老翁认为， 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以简化壮字为正式文字，以拼音壮文为注音文字”的方案是比较可行的』。我想，他所指“以简化壮字为正式文字”，就是这种意思。这种文字方案，当然可以尝试。但很明显，这套方案比拼音壮文麻烦得多，要使它能够成为“正式文字”，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简就繁”呢？难道就为了照顾“汉字正统”、“汉字实用”、“汉字好懂”的所谓民众心理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推动拼音壮文（拼音僚文）的应用和发展，不需要再犹豫。这跟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形式的民族文字没有根本性的矛盾。现在就学，现在就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luomaren

	支持制作壮文有声教材，目前应学校和社会上大力推广标准语和拼音文字，要走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这样才能增强民族意识。

红棉树

	呵呵，南粤贝侬又让我受宠若惊了一次。 如果一定要表白立场，我可以简单明了地表达我的意思：一、我坚决支持拼音文作为僚语文正式文字的地位，也支持拼音壮文进一步改善其拼写方式，理由在此暂时不再赘述；二、我认为简化壮字是可以成为拼音壮文的辅助工具，但是在我的简化壮字方案里，不包含非正式汉字的方块壮文（即sawndip），我的简化壮字方案是完全用汉字表达的，这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壮族正规文字的性质，它注重在“标意”和“引导统一方言”两个辅助性质。 由于没有任何部门和团体的授权，我是不能以“专家”自居的，虽然我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民族语文的形式和道路。关于“群体式的工作”，这一直是我所期待的，随着壮族在线与僚人家园的逐步建设和发展，团体合作、集体协作等路子也显得越来越必要和迫切，不过这个协作圈一旦形成，“领导”就不是我们随便就能够自立的了，应该是在那个协作圈里的民主、公平的机制下进行推选。 我与南粤贝侬有着同样的迫切愿望，即组织人力和物力在僚人家园里制作一个有声的僚语学习专栏，有趣的是，南粤贝侬的“僚人三族两方言的口语对照”的想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壮族在线以后推出的“壮语文讲座”里，会有南北僚语的对照教学形式出现。其他想法还在酝酿当中。

桂族媚

	期待着有声学习专栏． 还期待基础教材，我现在就急需“壮语三百句”这样的有声教材．

Haeuxseng

	看来工作很多啊，有机会有能力，我一定要效力！

wenliqan

	老大真是我的偶像,我得找个时间跟老大等等贝侬见见面才行.

伊麦酒长

	基本上支持楼主的想法，至于创造“壮语里有而汉语里没有的新壮字”的问题，可能还是红棉树老大的想法比较切合实际。 其实我是一直认为汉字应该以表意为主，各民族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语言、方言去训读，这样不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互通，还有利于保护民族语言或者汉语方言文化。

fly_fish

	期待新壮文的出台,更有新壮文的发音.总觉得现有标准壮语不象壮话.

李子

	咋一看，拼音壮文简直就是对桂柳话[西南官话]的注音，各位，不要再痴迷拉丁字了。

沙南曼森

	以下是引用李子在2005-12-8 16:47:55的发言： 咋一看，拼音壮文简直就是对桂柳话[西南官话]的注音，各位，不要再痴迷拉丁字了。 贝侬有何妙招？ 牌匾上的壮文，确实很像是桂柳话拼音。我也希望壮文更像壮语的拼音、壮族的文字。 牌匾上的壮文，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在多数壮族人没机会系统学习壮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李子

	难在当前汉化和西化攻击和渗透下，绝对造不出深入人心，令族人信用的文字，若干年后，只能通过资料隐约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语言。悲啊，有民族心的人锤胸顿足吧

marsuncle

	2 楼上：简化汉字也是人造出来的，有几亿人在使用，但是能说是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么？现在应该放下争议，尽量记录下方言词汇。我在网上书店看到有汉语各地方言的大部头书，壮语的有没有呢？？？

壮家村姑

	创造不难，难在推行。 再简单易学的新壮文，只能靠两种途径去推行——官方的（可能吗？我表示怀疑。）；自发的（我觉得难度更大，象我一样，我估计大多数贝侬对自己民族的认知和情感，都是经历了汉文化洗礼后的回首追思——这好象太晚了！而且人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骨子里生成的热情和热爱，是不愿意去重新学一门语言文字的，即使它是我们最应当学的母音母语） 不过我还是赞成大家去创造和推行，不试就永远没有机会，试一试才有可能成功。（呵呵！不成功便成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失败了，这个过程还能让热血沸腾的爱族贝侬们体验推广民族文化的痛苦和乐趣，无奈也是值得的，惨烈也是值得的）

Mfm1992

	这位MM说得好啊。大家何不都来试一试，尝尝推广民族文化的苦与乐呢？

小峰

	元代蒙古文字及其语法规范 13世纪时，蒙古高原上建立了蒙古国。接着，蒙古统治者的军事活动不断向西方扩张，在军事节节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汗国。在中原，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国家的建立，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人民与东西方各族人民的文化有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突厥族和汉族的文化。蒙古族吸取这些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使之融化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从而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本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蒙古族文化。而蒙古文字的创造，对蒙古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推动蒙古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时期对不同民族地区的行文，有时也还用各地区通行的民族文字书写，出现畏兀儿字、汉字、契丹字，甚至还有其他文字同时并用的局面。如漠南汪古部赵王统治的天德军丰州通行六国语言；汪古人习礼吉思“凡诸国语言文字，靡不所通”（洪用斌《汪古部社会制度初探》，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王墓梁和达茂旗阿伦苏木发现的墓碑上刻有畏兀儿体蒙古文和古叙利亚文。忽必烈即位后，决定创制一种统一使用的新文字。中统元年(1260年)命吐蕃萨迦地方的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受命创制文字以来，与畏兀儿人文书奴等在吐蕃、印度文字的基础上，根据蒙古语言音调，创制了一种方形新文字，俗称“八思巴字”。它由梵、藏字母演化而成。有42个字母(母音10个，子音32个，详见附表)，“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元史》卷202《释老传》）。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文创制成功。忽必烈“诏颁行于天下”（同上）。八思巴文从开始创制到正式推行，共用八九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正式颁行时，元世祖忽必烈诏书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方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同上）。这种新字不仅用于书写蒙古语，而且也用于书写汉语、藏语、畏兀儿语和梵语。从诏书的内容来看，八思巴字的通行并不意味着其它通行的文字一律取消，元朝不搞“车同轨，字同文”的单一模式，而是采用“以其国字副之”的过渡办法。 为进一步推行蒙古新字，京师建立国子学，以新字教蒙古贵族子弟；并于州、郡设立学校，以新字教“民之俊秀者”（苏天爵《滋溪文稿》）；又于各路设提举学校的官员，专门负责新字的推广。至元八年(1271年)京师设立蒙古字学（苏天爵《元文类》卷41《学校》）。忽必烈还屡次下令以蒙古新字翻译汉籍《通鉴》、佛典《帕拉缔穆卡西》等。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1906年在土耳其斯坦发现贡嘎扎拉僧的《索布希迪》一书的残本，就是用八思巴字翻译的。在今山西芮城县城南磨涧村发现的元碑《河东延祚寺碑》，也是用八思巴字写的。刻在石壁上的蒙古语八思巴文有居庸关佛教经文。今陕西韩成县有1276年刻的《龙门禹王庙圣旨碑》，字数较多。用八思巴文记录的文物还有《蒙古字母百家姓》、《蒙古字韵》等。由于八思巴创制文字时，没有深入研究蒙古语的特点，直接套搬了藏文字母与藏文正字法，所以造成字母过多，其中很多辅音字母在蒙语中无用，有的虽然主观上想用它记录借词，但在使用中比较混乱，没有规律。这些文字本身的缺点，是使它不能广泛推行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八思巴文是以蒙古中部方言(包括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额济纳、科尔沁、喀喇沁、昭乌达等内蒙古地区的口语)为基础的，因此，它实际上仍然是方言文字。在当时方言差别较大的情况下，这种文字自然不易被各方言区的人们所接受。所以，在八思巴文正式颁行40年以后，蒙古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及中央亚细亚、波斯和俄罗斯等地区仍未推行使用八思巴文，而继续使用着畏兀儿蒙文。故而，至今在那里发现的八思巴文遗物很少。[附图2：图为元朝五种文字夜巡铜牌背面。五种文包括八思巴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察合台文、藏文和汉文]　　在蒙古族居住地区，畏兀儿蒙文和八思巴文经过长期斗争，结果八思巴文自然消亡（参照宝力高《蒙古文字简史》，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言研究所）。 从14世纪初开始，蒙古语言文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印度、吐蕃、汉、畏兀儿等地的文学作品，许多是用畏兀儿体蒙文译成的。在译写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字语言中的长处，加进了蒙古民间固有的生动音调，使蒙古文字语言的结构更加严密而丰富，从而使蒙古文字语言趋向定型，使它进一步发展为蒙古文学语言。同时，蒙古字的正字法也逐渐进入轨道。这一时期，受印度、吐蕃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蒙古语言学的研究也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蒙古语言学的研究者对波尼尼·陀密桑、萨迦班第达·贡嘎贾拉桑等印度、吐蕃语言理论家的著作进行研究，借鉴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之用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中去。元成宗（1295-1307年）时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尔首次编撰完成语法专著《蒙文启蒙》(一译《心箍》)。该书现已失传。但后起的蒙古族语言学者对它作过研究，如18世纪的丹赞达格巴、毕里贡·达莱的《蒙文启蒙注释》。搠思吉节尔以其精湛的语言学知识，在书中第一次归纳整理出他那个时代的蒙古书面语语法，为以后蒙古语文规范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转自：http://www.zxf116.com/book/pages/mzwk/007/05/072.html 不做仓颉，也还可以做八思巴啊~~~

Stoneman

	牌匾上的壮文，主要是单位名称，是外来语汉语，标准壮语采用桂柳话来拼音，所以是（不是像，而是“是”） 桂柳话拼音。如果用老借音系统拼音，就不会是桂柳话拼音了。壮语非外来语更不会是桂柳话拼音了。

Stoneman

	不会壮语，壮文就不要乱评论。没用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学好壮语，壮文再来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