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苏元春与壮族边疆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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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讯  2007年8月15日～8月18日由广西壮学学会、广西历史学会、广西崇左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苏元春与壮族边疆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西边镇凭祥市和龙州县两地召开。7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党政军领导参加了会议。 自治区原副主席张声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黄保尧、韦继松等出席了研讨会。黄铮、钟文典、范宏贵、覃乃昌、覃彩銮、郑超雄、黄振南、赵明龙、罗宾、周中坚、邵雍、王澈等各社科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多名教授、研究员参加了研讨会。部分解放军军事院校的专家学者也参加了研讨会。 广西崇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冯学军向大会致辞。部分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和宣读了论文。研讨会闭幕式上中国史学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黄振南教授作了学术小结。     苏元春是晚清抗法将领，1884年调任广西提督，统领边军20营驻守18年，修筑沿边国防工事，屯兵移民开发边疆，对广西边防和壮族地区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考察了广西边境线上的大连城、友谊关、小连城等军事遗址，并就苏元春与壮族边疆开发建设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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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1：会议现场。 上图2：广西壮学学会会长覃乃昌研究员在主席台主持会议。 上图3：广西自治区原副主席张声震研究员和广西自治区人大原副主任韦继松先生在主席台就座。 上图4：广西自治区人大原副主任黄保尧先生在主席台就座。 上图5：广西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铮研究员出席了会议。 上图6：广西崇左市政协谭先进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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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7：广西历史学会会长钟文典教授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上图8：解放军某军事院校教授、海军大校出席了会议。 上图9：解放军某军事院校大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会议上讲话。 上图10：解放军某军事院校大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会上宣读论文。 上图11：广西通志馆《广西地方志》编辑部原主任周永光专家在会上宣读论文。 上图12：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邵雍教授在会上宣读论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0:19: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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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13：著名作家、壮族边疆史研究专家刁光全在会上宣读论文。 上图14：著名作家、壮族边疆史研究专家莫裕斌在会上宣读论文。 上图15：出席会议的著名学者范宏贵教授和资深专家罗宾研究员在休会期间。 上图16：广西历史学会会长钟文典教授与出席会议的著名学者、中国史学会理事、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黄振南教授和其他出席会议的广西师大校友在休会期间合影。 上图17：与会学者在会议期间考察苏元春修建的边疆国防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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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清朝抗法名将苏元春画像。 苏 元 春 简 介                                                         撰文: 梁文涛    苏元春，字子熙，清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1844年4月5日)出生于广西永安州城厢洲头(今蒙山县蒙山镇城北街)。祖籍广东三水，其先祖于清康熙年间迁到广西永安州城，四代后生苏保德，苏保德生有四个子女，元春上有兄元璋和两个姐姐。一家人全靠父母在城街上开个小杂货铺维持生计，经营小有盈余，日子过得还算中等，小家庭日子过得安静祥和，闲暇时有些文化的父亲教子熟读书诗。然而，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病灾人祸使这个小家相继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苏元春5岁时母亲病死；继而于1851年农民教会组织拜上帝会首领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领导会众在桂平县金田村揭杆起义，掀起太平天国革命，进行反清斗争。    比邻桂平的永安州知州吴江为防止太平军的犯扰，委派会武功的苏保德办团练加以防备。太平军在攻占桂平、象州、武宣等县城后，在平南稍作休整，即将大军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军。太平军将领罗大纲率领先锋部队经三天强攻与诈攻，攻破突入永安州城。苏保德率团练拼死抵抗，终因援兵未到，寡不敌众，团练全部阵亡，苏保德也因伤势重被乱军杀死于州署前面的金带桥，这年苏元春仅8岁。在城破前。苏元春与19岁的哥哥随继母梁氏先行逃到乡村避难。太平军撤离永安州后，苏元春跟随继母回城，然经此战乱，家徒四壁，继母忍受不了失夫之痛和担忧今后生活无以依靠，尽管苏家得到70两银子的抚恤，但还是抛下年仅9岁的元春改嫁他家，元春投靠大姐夫帮放牛，次年又到二姐夫家投靠。    经过几次磨难的苏元春，练就了他倔强的性格，11岁的他执意离开二姐夫家独自回县城老家谋生，靠贩卖一些糖果于圩市、烟馆与赌场挣点小钱。出入赌场久了，因无人管束，竟也沾染上赌博恶习，输了本钱，就伙同一些小伙伴合伙偷摸。12岁时因顺手偷了一户人家一把铁耙，被告发，遭官府追捕。走投无路的苏元春想起其兄已投奔在荔浦聚众起义的张高友，于是连夜逃离永安，去荔浦找到其兄，投入张高友部，这是苏元春“军旅”生涯的开始。不过这支军队只是反清农民起义天地会的一支。    苏元春从12岁投入张高友部起到18岁的6年期间，从随“军”到参加打仗，少也有几十次，其中大仗的有先后两次打败清军，攻占永安州，还打败回师广西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驻永安州的部将陶金汤部。同治元年(1862年)，苏元春19岁，张高友大部在荔浦莲塘与清军作战失败，张中炮身亡，其部将闭文则、石朝龙向清军请降，苏元春与兄亦率部100多人接受平东府招安。这是苏元春在其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由反清到投清，真正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    苏元春投入清军后，受调遣与兄元璋、堂弟元瑞随部到湖南加入席宝田部，驻扎道州(今湖南道县)。在随后的4年间，转战于江西、安徽、广东，追歼太平军，1864年l0月在江西石城俘获太平军干王洪仁玕及幼天王洪天贵福并将其押送南昌杀害，报了杀父之仇。苏元春因战功显赫，由千总晋升为守备，次年又提升为参将。    同治六年(1867)，席宝田调任贵州布政使，统领湘军入贵州征剿张秀眉率领的苗民起义军，苏元春随调，被席委任统领中军。攻破大寨荆竹园，升为副将，赏加总兵衔，另受朝廷赏给健勇巴图鲁号。连克要隘，更号锐勇巴图鲁号。八年，统领右路军各营连克镇远城及各寨、府卫城，复克清江城，官升总兵并加提督衔。同年三月，清军提督荣维善自为前队，另有4个大队人马跟进，在黄飘与苗民起义军激战，此役荣维善及一个知府、两个总兵阵亡，清军大败，损失惨重．苏元春肋部受伤，率部突围得以生还，但遭指责所部援救不力，被革去提督衔。九月，率部歼灭苗民起义军2000多人，克复施秉县城，官恢复提督衔，并赏花翎勇号。九年攻克施洞口、新城、羊条、包效、贵栽、屯朗等苗寨，获赏法什尚阿巴图鲁号，晋升提督。十年，收复丹江、凯里有功，赏黄马褂。十一年二月至四月，斩苗民起义军数千人，收降3万多人，俘获苗军首领张秀眉及其部将杨大六、姜老检。至此，始于1856年的贵州苗民起义被彻底平定，前后工8年。苏元春因功赏云骑尉，率部在黔东镇运、凯里驻防。光绪四年(1878)奉命率所部各营回湖南永州、道州等地驻防。接继母梁氏到军门奉养，七年继母病故。    光绪九年，驻越南北部援越抵抗法的清军遭到法军进攻，中法战争由此爆发。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对越南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驻越南指挥抗法的广西提督黄桂兰率所部弃守北宁、．太原等防地，被革职查办，部将王德榜代理广西提督。朝廷调湖南巡抚潘鼎新任广西巡抚，并令驻永州的提督苏元春统率防军2400多人随调广西边防。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84年6月22日)，苏抵达镇南关，次日代理广西提督，统领北圻的桂军驻坚老、谷松，先后攻克陆岸、船头，战功显著，朝廷下旨，“苏元春战屡捷，奋勇可嘉，着派该提督帮办潘鼎新军务．”又“加赏给骑都尉世职。”(《清实录》卷194，第21～26页)。十二月二十八日(1885年2月12日)，法将尼格里率4000多法军猛攻清军驻扎的委坡，苏元春率部还击，奋战6昼夜，清军损失惨重，粮弹告急，而驻守谅山的巡抚潘鼎新，不但不派兵增援和供应弹药粮食，而且受李鸿章不战待和的指使，在不通知前线桂军的情况下竟带所部弃守谅山，退回关内，还恐怕不安全，一直退到龙州境内，此行动引发关外的各路清军连锁反应，纷纷溃退入关．孤立无援的苏元春率所部绕小道退到凭祥，法军占领镇南关，毁关后退回文渊。镇南关失守，广西震动，朝廷下旨将潘鼎新革职，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光绪十一年二月八日(1885年3月24日)，苏元春会同老将冯子材部、王孝棋新、陈嘉部、蒋宗汉部等各路清军在镇南关击败再次进攻关前隘的法军，毙法军近千人，取得镇南关大捷。清军随后乘胜出关，追歼法军，连克复文渊，驱驴、谅山、长庆、谷松、车里、观音桥等地。正当苏元春与冯子材等诸将准备南下追击法军时，朝廷却与法国政府议和，签订了《中法停战协定》，命令前线各路清军停战撤兵。苏元春奉旨下令撤军，从4月25日到5月5日，清军全部撤回关内。苏元春任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升三等轻车都尉，改额尔德蒙额勇号。    战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李秉衡与苏元春认为，“强邻迫境，则我不能不辞行固圉之方。”“滇、桂、粤三省皆与越南接壤，滇以互市为重，粤以海防为重，桂以守边为先……”    1885年秋，苏元春将广西提督署从柳州迁来龙州，并承总督张之洞的旨意修建边防工程，在桂越1000多里边境线上，共建大炮台34座、中炮台48座、小炮台48座、碉台83座，建筑大连城小连城两个指挥中心，修军路二百多公里，从1886年至1896年前后历11年多。(边防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1886年到1892年，第二期自1892年6月起至1896年)。工程“役不及民，费不糜帑……”(《大连城白玉洞碑记》)    苏元春督边19年，建筑边防的防御工程固若金汤，使法帝侵略者虽然对广西虎视眈眈，但不敢越雷池一步，边境无战事，他在边境一线所安装的那些进口德国的克鲁伯大炮也因为没有发生战争而发过一发炮弹。    苏元春督办边防时，为朝廷所倚重，平时仗义疏财，好结贤士，能得人死力，与法国人交接，独持大体。招抚龙州地区边境一带游勇陆荣廷、何四等帮；法国税务官李约德妻女三人被中国武装匪徒劫持绑票藏匿于中国境内十万大山深处，苏元春带兵围追，人质事件和平解决，法国感其义，赏给三品荣光宝星；金龙峒，属太平府安平土州地，清康熙年间，被越南强占并入其高平省重庆府下琅县下琅州，1885年至1896年中越勘立边界，中法双方对金龙峒七隘三村的归属问题争议激烈，法国欲占据。苏元春认为该地是通往归顺(今靖西)、镇边(今那坡)、百色、云南的重要交通要道，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能让法国侵占。于1892年7月呈文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极力主张收回，坚决抵御法国入侵。并故意放纵万余游勇进入金龙峒进行反抗法国的侵略活动，同时，将七隘三村户口历年缴粮串册出示，据理力争。法越当局理亏，更无力控制游勇，不得不放弃，金龙峒全境逐归回中国。苏元春出面招抚游勇并遣散，派同乡随其到龙州凭祥抗法的好友副将兰本财率领三个营边防军进驻金龙峒，以武官弹压，属大平府，归左县承审。    苏元春除了保卫边防，还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修桥铺路发展交通，移民实边，拓建圩场，出午饭钱鼓励乡民赶集以繁荣圩市，捐俸银千两创办龙州同风书院，创办邕龙利济局经营南宁至龙州之间河道客货航运，成立八角保卫局保护果农，等等。因卓勋劳，获赏太子少保，故此，边境地区一带的百姓都尊称他为“苏宫保”，颇受人们敬仰。    苏元春督军镇守广西边防19年，历时久，边防军的纪律逐渐松驰，不仅兵匪合一，且广西各地游勇会党纷纷起义，地方官府镇压不力，朝廷怪罪。1903年4月24日，御史周树模参奏苏元春：“广西这几年来‘游匪猖獗，滋漫已遍全省，征剿不力，其皆因广西提臣苏元春所部各营，与匪为一，钩贯联络，根株盘亘，遂至于滋漫不可图也……”(《光绪东华录》五，总第5014—5015页)朝廷下令为专门治理广西游勇会党而新调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按所参各节查明。朝廷根据岑的调查结果，将苏元春以所谓“克扣兵饷，纵兵为寇”的罪名革职查办，交刑部治罪，“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清实录》卷519，第14页)苏元春到广西督边时，仍沿袭湘军旧制，除所需军饷及兵勇衣服每月伙食费外，其余暂存在提督署以备急用，年底有结余的才发给士兵，名叫“存饷”。在边防工程巨大的开支不足的情况下，苏元春累计挪用了存饷12万两，故士兵无法领到应得饷银，故有克扣兵饷之罪。再有，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下令裁减在中法战争中紧急招募的士兵，这些士兵绝大多数是原冯子材的部下。苏元春部下被遣散的兵勇因拿不到饷银也多有生怨，为防他们哗变生事，苏允许他们带走所配备的枪械和号衣，使其另谋生路，致使部分游勇获得枪弹，而不被遣散的士兵也因拿不到饷银而自发三五成伙，八九成群持枪到边境过越南去抢劫，苏元春也睁一眼闭一眼。因此，兵匪合一，纵兵为寇的罪名加到其身上。在狱中的苏元春申辩，请求以应领的公款16万两作抵偿，同时称父亲与太平军作战为国捐躯，应得减刑，按清朝贯例，获减刑，改判发配新疆充军。    1903年，苏元春入狱时已60岁，还没有一个孩子，是幕僚董乔羽跟随侍候，苏的结拜兄弟袁世凯送身边的一个婢女王氏给他作妻子，也一并随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法国总统得知苏元春获罪入狱，为他求情，急电驻华公使端贵转告清廷，说愿替苏元春归还挪用军饷的12万两银，保其出狱。董乔对苏元春说此事，苏拒绝说：“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君为我谢之。”(《清史稿》卷459，第12696页) 在新疆服役4年，即1907年2月间，有人为他喊冤，请求平反。御史李灼华上奏说：“苏元春是受诬告，蒙冤受屈。又经两广总督张人骏复查，苏元春廉得实，请释归。”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1908年)，苏元春得旨释回后，打点行李准备回广西，不幸染风寒，旧伤复发，未及上路而病逝于迪化寓所，时年65岁。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奏称：“……苏元春身经百战，屡受创伤，背上及左膝盖两弹深陷骨里……”(《清国史》《新办国史大臣传》嘉业堂抄本，第940页) 苏元春为将数十年，不事家人生产，薪俸所入尽以分赡部属，自出关起至入狱时，除随身行李之外别无长物，身后仅遗王氏所生一子苏承赐，时尚未满岁，这是苏元春惟一的后人。因贫穷无钱殓葬，幸得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出资为其治丧。办完丧事后，侍妾王氏带幼子扶柩南归，到贵州镇远(今岑巩县)羊坪，将灵柩在那里安葬。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七日(1909年2月l7日)，朝廷惜念其前功，下诏给已故已革职的苏元春开复原官，并令国史将他的生平战功立传．苏元春死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2 21:16:5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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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元春与壮族边疆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节录）  张声震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广西壮学学会名誉会长、研究员)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苏元春与壮族边疆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了，我心潮起伏，激动万千。最勾起思绪的，是我数十载苏元春研究之梦；最激动心弦的，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成了现实。     回忆我最初接触苏元春将军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史绩，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建国初期，我担任南宁行署专员。行署下辖龙州、凭祥等县市，是祖国南疆的边境地区。职责所系，我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到苏元春开发建设当地的丰功伟绩。苏元春是晚清广西提督，华南边境主要是壮族聚居区。作为后来者，作为壮族干部，我对苏元春的崇敬油然而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任职，分管边防、民族事务和扶贫工作，常到龙州等边境一带调研。每当登上巍峨的大小连城，每当考察雄伟的友谊关(苏元春时代叫镇南关)，旖旎的风景使人浮想联翩，逝去的往事历历在目。中法战争结束以后，苏元春镇守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保边境安宁，建一方乐土，事迹可歌可泣，堪为后世楷模。仰慕之情，促使我向龙州县党政领导提出在龙州举行苏元春边疆建设学术研讨会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未能付诸实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主编《壮族通史》，对苏元春在壮族边境地区开发建设的史事念念不忘，便在书中设立专节，以纪其功勋而彰其精神。同时，请一位龙州籍的老同志出力谋划苏元春边疆建设学术研讨会。及至去年夏天，我到新建的崇左市调研，见到边防开发建设如火如荼，成就斐然。现实与历史、新思维与旧想法一起涌上心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广西视察时，提出了建设崇左地区的建议。这个建议，旨在加强边疆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迈入21世纪后，南宁地区被撤销，新兴的崇左市取而代之，胡总书记的提议实现了。建立崇左市的重大战略意图，在于集中崇左、广西和中央三级力量，建设现代化、富裕、文明、巩固、睦邻友好的中越边疆．要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思今鉴古，继承、弘扬苏元春当年建设边疆的精神，以励来者，正是当今亟所应为。于是，我再次向崇左市党政领导提出举行苏元春边疆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之倡议。可喜的是，我的倡议得到了崇左市委罗殿龙书记、肖化市长的积极回应。经与广西历史学会、广西壮学会积极筹措，终于迎来了龙州、凭祥高朋满座的今天。历经波折，终成盛会，在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同时，我们应该感谢崇左市委、市政府。提到边疆建设，我们不得不追溯中越边界的历史。在先秦远古时代，包括越北、越中的岭南广袤地域，同为瓯骆民族所居．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越北、越中同属秦置象郡辖治，继之属赵佗建立的南越王国管辖。汉武帝平南越后，岭南改建九郡，含越北、越中的九真、曰南、交趾三郡。这一建制沿袭至隋唐。唐末宋初，中原混乱，越南李朝起而独立，开始产生中越边界问题。但是，自宋至清，越南与其他中国周边国家一样，同中国保持着具有东方特色的宗藩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下，中越关系和睦，加上两国边境居民民族同源，语言相通，风俗一样，世世代代，兄弟亲戚，相互往来，“同饮一江水，同砍一山柴”，边境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直至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清廷的投降政策，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天津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广西、广东(这段边界今属广西)、云南边界直接暴露在法国侵略者的枪炮之下，中越边境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边境建设成为与国家安全、民族生存息息相关的大事。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原参加抗法的外省军队如淮军、湘军、楚军、川军都各回原籍去了，保卫边疆、建设边防的重任便落在桂军和边境壮族人民的肩上。中越古来有边无防。强敌毗邻，唇亡齿寒，构建边防工事成为当务之急。建设边防需要投入，但鸦片战争以来，巨额战争赔款造成国库空虚，财政极度困难。浩大的边防建设工程，与有限的经费投入形成巨大的反差。面对严峻形势和重重艰难，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耗费19个春秋，在东起宁明、西至那坡数百里高山峻岭险要之处修建了130座大小炮台，并购买新式大炮安装在炮台上。同时在边境修建了1000多公里简易公路，在崇山峻岭间修筑了许多人行道、盘山路，大大改善了边境交通状况。苏元春还建筑了龙州城墙，建设大小连城作为指挥中心，从内地迁调民众到人口稀疏的边境地区，使隘口、葛麻、平孟、布局、水口等边境市集遂渐形成并兴旺起来。为适应军需，苏元春还创设了龙州军械局、火药局、军装局，保障后勤，使边防固若金汤。中法战后，法国在越南进行殖民占领越南将近70年，侵略者未敢逾越雷池半步，这与我们坚固的边防是分不开的。后来，这一带还成为中越两党、两国人民互相支援，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至今，它仍是祖国西南坚固的、睦邻友好的边防。苏元春靠什么创建出如此巨大的国防工程?我认为，一靠苏元春热爱边疆，保卫祖国的大志；二靠边防军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精神；三靠军民协作，民族团结。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苏元春边防开发建设学术研讨会，其目的和意义，首先是追念苏元春在抗法战争、边疆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在此基础上，继承发扬苏元春抗击外侵、保卫边疆的爱国主义精神，军民团结、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开发边疆、建设边防的伟大精神!    斯人已故去，壮乡铭忠魂。让我们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弘扬苏元春精神，打造富裕、文明、睦邻友好的边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2 12:33:3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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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忘提督军门苏元春 钟文典 （广西历史学会会长、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清代，从顺治九年至宣统三年(1652---1911)的259年中，广西共有提督军门69任，其中3人各两任，故实任广西提督者为66人。他们之中，在任时间最长者首推冯子材，他在同治、光绪两朝共在任21年有奇。次为苏元春，光绪年间先后两任共计巫9年有奇，他们都经历过抗法援越战争，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冯子材的历史史家已多有论及，在此我只说广西提督任中的苏元春。 一     1884年6月23日(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41岁的苏元春受命署理广西提督。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法国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清廷施压，要求中国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兵；一面调动远东舰队于8月先后向我台湾基隆、福建马尾港进犯。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灭。26日，清廷被迫向法国宣战。     在越南北部战场，苏元春于受命署理广西提督前夕，率军驰抵镇南关(今友谊关)，与各路友军配合，直出越南，先后在船头(今陆岸)，郎甲等地痛歼法国侵略军。由于广西巡抚潘鼎新执行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的指示，消极对敌。而与此同时，法国大举增兵越南，在北越法军统帅波里也的指挥下，进犯谅山，直扑中越边境。负责东线清军指挥的潘鼎新闻报，急忙火焚谅山城，退入镇南关，逃至距关口百里的龙州海村始止，敌人乘机直入。1885年2月23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南关陷敌，敌人焚毀关楼，而后退据越南文渊城。     当敌人大举压境、国门被毁的危急关头，奉命复出的老将冯子材已率萃军10营赶至镇南关，与提督苏元春、按察使李秉衡协调桂、湘、鄂、淮各军，共商制敌之策，并公举冯子材为前敌主帅，在关内10里的关前隘构筑长墙，分兵三路，择险扼守，伺机夹击来犯之敌。3月中旬，大败敌人于扣波(今同登)和艽封各处。23日，盘踞谅山之敌3000余人，在尼格里的带领下，凭借优良装备，分三路从文渊进犯镇南关，直逼关前隘。我守军分路出击，与敌人短兵相接，血战两昼夜，毙敌以千计，尼格里率败军狼狈逃出关外。我军乘胜前进。26日，攻占文渊洲。28日，克复谅山城，尼格里身负重伤，仓惶逃往北宁。六日之间，我军在镇南关和谅山连战皆捷，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战局，论者誉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中西战争第一大捷”。     从镇南关大捷到谅山大捷，奉命督办军务的苏元春始终与帮办军务冯子材、督办广西后路军务李秉衡并肩战斗。他不但在协调各军，分任战守中做出贡献，而且亲率所部将士设防御敌，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冯子材在《军牍集要》中谈及南关战斗，与苏元春共同会商。分头出击，终获大胜，亦给以充分肯定。而李秉衡为人任事，公正廉明，素有“廉吏”之称。中法战争期间，他在龙州主持西运局，创设医局，督率军运，救治伤员。同时不分主军、客军，皆保证粮饷供应，协调前方后方，团结对敌，终于转败为胜。南关大捷以后，兵部尚书彭玉麟总结获胜之由，认为如非“李秉衡之廉劲公诚，坚镇龙州，力持危局，上匡抚臣，下调诸将，吊死恤伤，多方慰劳，以抚残军，苦心樽节，悉力供赏，以励勇士；粮饷军火，不分主客，随时接济，则诸将亦不能成功”。故知赢得胜利，“诸将皆有功”。而“该抚臣之揞挽回，其功不细”。这是从桂越边抗法战争全局着眼的论断，自可成立。 综上所述，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与越南谅山之役，是主客各军通力合作的结果，而苏元春、李秉衡亦功不可没。 二     威震敌国的镇南关、谅山大捷的喜讯传到北京，清王朝非但没有激励前方将士乘胜前进，夺取更大胜利，而是高唱“乘胜即收”，诏令撤兵，并于当年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并在边界可以减税通商，设立领事馆等。从此，国家西南边防备受威胁。     《中法合订越南条约》签订之前一月，即5月8曰(三月二十四日)，苏元春战袍未解，即以“熟习边情，深受众望”，受命兼任广西边防督办，集军事、外事于一身，一切“统归调度”。为此，于1886年9月(光绪十二年八月)把广西提督衙门从柳州移驻龙州，集中精力从事边防建设。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国边界延绵2000公里，其中从广东防城县(今划归广西)吞仓山至广西镇边县(今那坡县)各达村的岩洞桥头，为广西与越南接壤地段，全长900公里左右。中多崇山峻岭，峭壁悬崖，形势奇险，素有三关、百隘、五十卡之说。苏元春奉命督办边务以后，面对法国侵略者在中越边境驻屯重兵，修建各种明碉暗堡，首先与李秉衡、驻防南关之记名提督方友升等观察形势，从整治镇南、水口、平而三关入手，于1886年初重建祖国的“西南锁钥”镇南关城。又以龙州乃维系三关重镇，但素无城垣。而法国要求在龙州开埠通商甚急，乃于1886年初动工，历时四年，建成周垣5里，大小城门8个的龙州新城。同时根据作战指挥和驻防供应的需要，在镇南关和龙州城附近分别建立了大小连城以及兵营、弹药库、枪械修理所、碾米厂和圩场等。     在千里边关、群峰之上建筑炮台、碉堡，是苏元春军事设防的又一重点。由于工程浩大，经费困难，所以只能分期进行。首先以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龙州、凭祥的中路为重点，然后向思陵和镇安左右两路延伸，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全部边防工程基本完成。除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龙州新城及其附属设施外，另建大小炮台82座，碉台83座，购置并安设各式大炮132门为了加强沿边关隘、碉台的联系，以龙州为中心，修通了北接归顺、镇边，东至思陵、隘店、那黎，南达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北达太平、南宁的千里军路。同时整治左江和明江河道。改善了龙州的水路交通。又因边地人烟稀少，生产落后，“食息荒凉”，于是鼓励官兵亲属及粤西、桂南各地贫民和商贩移居边地，发展农耕和商贸。并给予一定补助。从而在沿边出现了不少新的村庄与圩市。既发展了沿边地区的经济，也为驻军提供了有力的后盾．中法战后的广西千里边防建设，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越边境和居民的安全。它既是苏元春、李秉衡等从全局着眼，综合设防思想的体现，也是成千上万军民栉风沐雨，惨淡经营的结果。大功告成以后，清廷派员实地查验，认为炮台、碉台的数目、形式与苏元春所提报告相符；全部建筑“工坚料实”，远近形势相连，大小高下得法，规模大备，战守有资。对这项浩大的国防工程予以充分的肯定。 论及国防，回顾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四方边防同时告警。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所谓“海防”和“塞防”之争。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随之建立。但中法乙酉马尾海战，福建水师被摧毁。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中法战后的广西千里边防，历时百余载，始终屹立在祖国西南边陲，它是国人近代国防意识增强的体现，也是对后来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三     苏元春受命督办边务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做好对外交涉事务。     中法战争以后，法国占有越南，广西直接受到威胁。1886年4月(光绪十二年三月)，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程》，提出中国允许法国在广西、云南两省边关择地通商的问题。第二年6月26日(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六日)，中法两国在北京订立《续议商务专条》，规定中国开放广西龙州和云南蒙自为通商口岸。随着龙州的开埠，法国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在龙州圈占大片土地设立领事馆。同年4月1日(三月初二日)，龙州海关成立。从此法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广西取得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攫取修建铁路，操纵地方金融和传教等特权。随着龙州的开埠，广西巡抚衙门于1888年2月(光绪十四年正月)设立了洋务司。继之在龙州设洋务局，分别以臬司张联桂和太平思顺道蔡希邻主其事。但以龙州为中心的对外交涉事务，主要仍由督办边务的苏元春负责。     苏元春督办边务，其基本原则是确保主权，力求安定；平等相待，不亢不卑。     根据《中法合订越南条约》规定，“订约画押”之后半年，两国应各派官员“会同勘定界限”。苏元春虽然没有勘界任务。但是，勘界关系国家主权和边防安定。因此，他极表关注。1886年元旦(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国勘界代表欲带将弁四人，越南兵士五百，迳入龙州过冬，同时向我“索夫三百协助”．苏元春闻讯，立即商请勘界大员邓承修和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法方索夫太多，且带兵入关，“易入难驱；必借商务逗留内地，军情尽窥，险要失恃，界务、商务均多挟制”，请制止勿允。结果，法国的无理要求不能实现。     继之是龙州金龙峒七隘三村的归属问题。金龙峒，安平土州地，可通归顺、镇边、百色和云南，为中越边要隘。两国议界时“法将据之”。苏元春“深悉关系非轻”，乃于1892年7月(光绪十八年六月)上书总理衙门，力陈不可应允。当时常有“游勇”出入金龙峒，法方无法解决，被迫入关请求帮助。苏元春招抚“游勇”并资遣之。金龙峒七隘仍归我有。’     龙州开毕以后，中外通商引起的交涉多而复杂，双方几经磋商，于1896年5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签订了《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决定在边界设立对讯处，初为十处，以后随着交往的频繁时有增加，主要对讯处多在桂越边界，  南关与同登，中国平而与越南平而，水口与驼龙，平孟与溯江等。清廷责成边防督办兼理对讯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前贵州威宁镇总兵苏元瑞负责。双方派官兵驻守。从此，一切有关边地的政务，商务往来可以通过对讯处共同解决。     在办理对外交涉时，苏元春做了一件并非他的职责应做，也非他愿做的事情。那就是1899年8月(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在北京陛见时，奉钦命前往广州湾会勘租界。11月16曰(十月十四日)与法国水师提督高礼睿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应允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借期间，租界由法国管理。并可在租界设防与驻军；允许法国从赤坎至安浦修建铁路。”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是清王朝早已敲定了的，只是让苏元春“越界”画押，代人受过而已!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上海《申报》有言：“(苏)宫保此行，中朝予以全权之任也，不意节麾既抵，办理诸事多不能如愿以偿”。不难看出其中隐情。     所谓桂越边界“匪乱”，是中法交涉经常涉及的问题。身为提督兼边防督办的苏元春，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是“剿抚兼施”，力求稳定。对那些严重影响边民的生产与生活，有碍边地安定的匪类，如越南的农文英帮股，他坚决镇压，并机智地解救了被绑的法国驻芒街税务司李约德与妻女等3人，得到了中法政府的嘉许。对战后被遣散，失去生活依据而流落边地的“游勇”，苏元春则力主招抚。但因缺乏必要的遣散经费，且与清廷的“剿杀”主张相左，结果是成效甚微，还落得个“养痈为患”的罪名。     通商与交通运输紧密关联。龙州开埠通商以后，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开埠通商，则“南关之险全失”。苏元春对此虽有同感，而且看到交通关系国家权益问题．他指出：法国拟开铁路从海宁至平而关，运货下船，直通龙州而转镇安、太平、南宁、浔州、梧州诸郡，且可达云南、贵州等省。不经粤关口，可免纳税，则我国家权益必受损失。为了抵制法国的侵略，他提出了修建龙州至南关铁路的建议。真3随即成立龙州铁路公司，勘定线路，建筑了车站，仓库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将龙州邕龙车渡公司改组为邕龙利济局，集股购买扒船，航行于龙州、南宁之间。同时在龙州城西开办制造局，以法国机器修理枪炮，生产子弹。这些事业，虽然成效无多，而它立意于与外人争利，维护国家权益。这些新式事业，与边地的千里军路，实乃广西近代道路和民用、军工事业的滥觞，值得称道。     应该看到，苏元春奉命督办边务近20年，正处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的大动荡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清王朝的一再屈辱投降，作为地方重臣，要想做到维护国权，中外相安，谈何容易?!代人受过，则随时都有可能。苏元春的悲剧人生，与此大有关系。 四     再从苏元春督边经费的筹措与开支，也可以说明他的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     广西素以地瘠民贫著称，全省开支经常入不符出，还须依靠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和江苏、浙江两海关的“协饷”调拨。中法战争以后，各省“协饷”经常少拨或不拨，而地方开支和朝廷需索有增无减。因此不得不另作张罗，以解急需。至于建设开支，且以边防用费为例。据统计：    镇南关门及其周围设施用银约计3万两；龙州新城建设用银8万两；    沿边炮台、碉垒、军道、营房、仓库及购买各式火炮等共用银45。55万两。    以上三项，合计用银不到60万两。所有用费，除部分由政府公费拨给外，其余皆靠自己筹措，其办法主要有：     (一)全部工程，除技术工种雇用少量工匠外，其它大量土石挖填、搬运，皆用军工，不征民伕。     (二)所用木石工料，  能自给者皆就地取材，并开办制造局、火药局、砖瓦厂、石灰厂等自筹工料，尽量不仰给于市场。     (三)经费不足，则官捐俸禄，兵减饷给；人力不足，则招抚“游勇”以充军工，并借此转化消极势力，以利地方安定。     以60万两白银构筑千里边防，与清政府同时期的一些开支相比，其使用金额实微不足道，请看：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又称福州船政局)，其开办经费为47万两，常年经费每年60万两，至1874年(同治十三年)，共用经费535万余两。1874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共造船20艘，年均不到1艘。     1884年，曾国荃拟从国外购大炮8尊及铅铁开花子2400颗，共需白银48万两．     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船舰主要购自英、法两国。1880年(光绪六年)向德国伏尔造舰厂购买定远、镇远铁甲舰两艘，每艘马力6千匹，共用银300万两。     1887年(光绪十三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大婚，诏令国库拨银200万两，作为婚事之用。”     1888年(光绪十四年)起，慈禧太后把北洋海军每年400万两的军费，大部挪用修整颐和园。”     1893年(光绪十九年)，以明年为慈禧太后60寿辰，由吏部、户部拟定京外官员捐输祝寿银共1206900两，其中广西官员应捐银31700两。 有比较才好鉴别。苏元春以60万两白银建造工程浩大的千里边防，与上列朝廷或其它封疆大吏所用经费相比，不及李鸿章购买一艘铁甲舰的半数，更不及光绪皇帝大婚用费的三分之一。其它不比自明，无需多说。苏元春借官“捐俸鸠工，役不及民，费不靡帑”；借用军工和会党势力建设边防的措施，与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一切取之国库，甚或借取祸国殃民的鸦片烟税大不相同。其操作之难，用心之苦，可以想见。然而却因此招致所谓“克扣军饷”、“纵匪殃民”、“养痈为患”等种种罪名，蒙受不白之冤；孑然一身，流放新疆，终至老病死去。反观那拉氏慈禧、李鸿章等人，所用多提自国库，取之人民。为谋个人或派系之私，不但任意挥霍，还大量奉献于列强，祸国殃民，却逍遥法外，更反衬出苏元春的历史冤屈!    五     谈中法战争史，论者多把南关大捷与冯子材并提，这是应该的。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苏元春、李秉衡。有的人甚至编造一些并非历史事实的故事传说，抑苏而扬冯。误导历史，更为不妥。     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的许多近代历史论著和历史教材中，讲中法战争，也仅及中越陆战和闽台海战。而对反映国人近代国防意识觉醒的战后国防建设，却极少论述。《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的《苏元春传》，对边防建设大事，竟告阙如。专家、学者对于中法战争史的研究，亦多如此。且看1983年1月至1992年5月的《中法战争史论著目录》。其中“报刊论文与资料”目录244篇，有关苏元春者仅4篇，不及研究刘永福论文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另有广西与福建编辑出版的中法战争史论文集六种，共收论文160篇，没有一篇论及苏元春，也没有一篇论及中法战后的广西边防建设。     反抗法国侵略，建设千里边防，苏元春不愧为有功之臣。御史周树模、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劾他  “纵兵殃民”，“缺额扣饷”，“养痈成患”铸成的奇冤巨案，最终查明实多诬陷与不实之词。民国编修的《清史》为他立传，说他“为将数十年，不事家人生产。薪俸所入，尽以分瞻部曲”。而“被参侵吞之款，皆系因公挪移，且有应领之款可以划抵”。带伤被流放新疆时，“行旅萧然，别无长物”。病逝新疆，“身后无以为殓”。远就是历史真实的苏元春。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抵抗侵略，建设国防，督办边务，苏元春始终和国家的安危艰难同在。历史是公正的，我们不应忘记提督军门苏元春。     ——————————————————     (注：读者需索取全文资料，请与作者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3 13:07: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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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与苏元春办防（节录） 作者：黄振南  吴智刚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国防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历史现象。作为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一边防，因其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向为统治者关心的重点，统治者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相应的边防策略，并将其视为国防政策与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时期，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全面危机的出现，清政府的边防理念及策略出现了根本的转变．本文拟从晚清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入手，对清政府这个时期边防理念的转变以及中法战争结束后苏元春在此背景下办理中越边防的实践特点进行阐述，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一、晚清面临的严峻地缘政治形势 地缘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它由地理因素所决定和影响，制约着一个或多个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及国防，“并随着自然及人文地理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古代中国的疆域十分辽阔，但是其地缘政治环境却相对封闭、自成一体，而且形成一种以中原为中心向外延伸的环装结构。在古代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中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广泛接触。这种在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一个强大了几千年的古老东方帝国，但同时也让它沉睡了几千年。 …… 1.中国历朝沿袭下来的宗藩体系开始全面瓦解。 …… 2.“藩篱尽撤”的中国开始面临从四面而来的直接入侵和瓜分。 …… 二、晚清边防理念的转变     陌生敌人的侵入，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使得封建统治者突然发觉中国“四夷”之外，还有来自海洋的“外夷”。对“外夷”的强烈忧患意识逐渐萌发，使得统治阶级开始把国防与边防统一起来对待，同时，认识对象的变化，也使得传统的边防理念开始发生本质的转变——由传统的“夷夏之防”转化为“中外之防”。  这种转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华夷观念方面，改变了历代把周边藩属国和少数民族看作“夷”的传统治边思想。 …… 2.在设防目的方面，重点放在防止外敌侵略上，赋予“以大字小”“守在四夷”思想予新的含义。 …… 3.在防御态势方面，进入“中外之防”后，改变了古代“虛外实內”、“重內虚外”的边防方针，同时也扭转了重边政、轻边防的做法。 …… 4.在海防与陆防的关系上，逐渐扭转了重陆防、轻海防的做法，实行“內外兼顾”，塞防和海防兼顾的边防方针。 …… 三、理念转变中的苏元春办防实践 越南古称交趾、安南，越南自l0世纪建国以来，就一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着，其地位仅次于朝鲜，其中甚至有短暂时期重新归入中国版图。两国边境线唇齿相依，犬牙交错，有1353公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其中广西边境绵亘1000多公里，原设隘所109处，分卡66处，与越南谅山、高平、宣光直接接壤．自越南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来，中国对中越两国的边境管理甚为疏漏，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状况，边境人民经常自由出入边境垦荒，流寇也甚为猖狂。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随着法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越南国土沦陷，至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越南已经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军势力推到了中国边境。前所未有的边防压力，加上渐以转变的边防理念，使得清政府重新审视布置自己的边防策略。苏元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任广西提督兼广西边防军务督办，开始了其19年对中越边防的办理整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把边民出入境管理纳入军事管理范畴 …… 2. 把边防建设与边境开发相结合 …… 3.把边防建设与解决边境治安问题结合考虑和处理 …… 4.对广西军力从国防安全出发进行重新布暑 …… 5.首新建立广西边防指挥系统 …… 6. 提高了边防军的军队素质。训练：出有别以往的御外型边防军队     作者简介 1. 黄振南：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2．吴智刚：广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 （注：读者需索取全文资料，请与作者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3 13:10: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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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元春是中越边界现代国防建设奠基者（节录）              作者：  郑超雄  黄继先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越边境的边防建设提到满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虽有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但清政府还是下了决心修筑千里边防军事要塞。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由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来完成。苏元春花了十年时间，主要抓了建关隘、筑炮台、造兵营、修军路等几项移民实边大工程。在实施中则分中路、东路和西路分别进行。中路以镇南关为中心，内延至关前隘与凭祥土州一带。东路从镇南关往东至上思州的百伦隘、剥机隘等地。西路由镇南关西至龙州厅辖之平而关、水口关下冻土州管辖之布局隘、花更隘，归顺州属之频洞隘、陇邦隘，小镇安厅属之平孟隘、洞剥隘、那平隘、百怀大隘等处。苏元春在中法战争中曾带兵在中越边境驻扎，对中越边境险要之处了如指掌，所修边防工事，选点险要，工事牢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连城、小边城、陇邦炮台、平孟炮台便是实证。尽管苏元春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中越边防工事，但以后却没有多少实战意义，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中法战争后，中越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些国防工事都处闲置状态；二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很快进入新的火器时代，当时的工事已不适应现代化的火器进攻。虽说苏元春修的军事设施没有发挥实战作用，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军事设施本身，我们可以从如下几点说明这个问题。 一   、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两国界一直不明确   唐朝以前，越南属中国的郡县，宋朝以后是中国的藩属国，一直到法国殖民统治为止。中国虽说是越南的“宗主国”，但不存在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只要“藩属国”承认“宗主国”是“正朔”并定期朝贡就行，而“宗主国”还得负担保护“藩属国”不受外国侵略的义务。在这种关系下，两国边境一直没有明确划分，现代国防无从谈起。    二   、中越边境是土司辖地，土司国土观念不强    从宋朝开始，广西边境都是壮族土司辖地，中法战争前，这里有小镇安、归顺州、下雷、龙英、安平、上下冻、凭祥、思陵、思忠等土州。土官对土地扩张具有强烈占有欲望，但国界、国土观念淡薄。有些土司的领地往往有跨境现象，像宋代的土官侬智高的辖地就跨越现在的中越边界，侬智高所在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宋朝时是中国领土，后朝廷弃之不理；以至于后来中国的史学家认为侬智高是中国人，越南的学者也说侬智高是越南人，大家都在争一个老祖宗。又如龙州金龙垌的农氏土司，根本就没国界概念，他向越南高平下琅州的土司借钱，到期还不了，就从自己辖地中割出一块抵债，这块地方有90多个自然村，直到中越边境勘定时才收回来。按照现代的国家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土司根本无权割让给他人。以上这些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是因为国界不明，导致土司国土观念不强的原因。    三、   边民同宗同源，“心理国界”淡薄    在中越边境的广西境内民族主要是壮族，有少量的苗族和瑶族，越南境内有岱族、侬族、苗族、瑶族。壮族、岱族、侬族语言相通，习俗相同，都是古骆越族的后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越南曾将岱、侬族定为壮族，后又改为岱族和侬族。越南的苗、瑶族是明清时期从中国迁移过去的，同样是同宗同源。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族缘、血缘关系，使两国边民自由婚姻，自由贸易，在中法战争以前，“心理国界”非常淡薄。    四   、苏元春的边防工事是在《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具有国际法则效力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与法国签定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尽管不合理，却具有国际法则效力。条约第三款规定，停战以后，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界限。中方代表鸿胪寺卿邓承修，曾根据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依据，提出以凉山分水岭划界，但遭到法国代表的反对，加上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只好割土让人退到现在中越边界。苏元春就是在这个界限基础上构筑军事设施的，所以说苏元春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肇始人，开山鼻祖。    五   、现代国防的作用    有了现代国防界限，中越两国就得按照国际法则律约自己，就有了侵略和反侵略的依据。在胡志明时代，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中越边境很平静。到了黎笋时期，边境就不安静了。中国政府在有理、有节的情况下，发动了1979年的自卫还击战争。设想如果没有苏元春建设的边防工事遗迹，很多问题就与越南扯不清楚，发动自卫还击战争不但缺乏历史实物依据，也费更多周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越两面国关系和好，重新谈判国界问题。《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时期，立有300多块界碑，由于一个世纪以来，许多界碑被损坏、挪动、遗失，引起纷争的地点有164处，共227平方公里，但是有苏元春当年建的炮台等边防设施存在，省去了许多争端，最后议定，将有争议的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归中国。    据此可知，苏元春对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苏元春修的军事设施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基础，苏元春是中越边境现代国防建设的奠基者。     作者简介 郑超雄：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 —————————————————— （注：读者需索取全文资料，请与作者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3 13:13: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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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间传说窥见苏元春的爱国爱民情结 作者：罗  宾     一、前言                                     苏元春，字子熙，生于1845至1908年间，广西蒙山人。苏元春初为团练，前半生在湖南军席宝田部带兵，曾身不由己参加过镇压贵州苗民起义，时升任总兵。1884年，中法战争事起，由广西巡抚潘鼎新推荐，回广西任提督，与冯子材部同守南疆边陲，并在镇南关一带大败法军，从此威名远杨海内外。 苏元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他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时，立下了赫赫战功，他驻守边疆，开发南疆，艰苦卓绝，举世无双，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凭祥与龙州间修建大小连城27公里，从东起凭祥西至云南千里边境上，据109处隘口，守64道关卡，筑130余座炮台，把南疆筑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工程，受到历代国人的颂扬。 当然，苏元春的功绩早已记入各种史书，本文无需累述。然而苏元春的高大形象永远立于南疆各族人民的心目中。苏元春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时时刻刻把人民当作父母的好将领。苏元春在南疆边陲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南疆各族人民世代相传，本文就民间流传的一些小故事，来证明苏元春的爱国爱民情结。   二、苏元春的爱国情结故事 苏元春的爱国情结故事或说爱国传闻在南疆各地流传颇多，但以《拒宴》、《买刀》、《收陆阿斗》和《标靶》等几则较有特色。其故事内容大体如下： 《拒宴》是说苏元春从湖南奉调回到广西，清政府派他到边关任职，他初到龙州，县太爷为了表示效忠，即设宴招待他。而龙州是通商口岸，县太爷与外商结交不少，宴会前，苏元春先来到县衙，拿起名册了解宴会有哪些人员参加，当他看到名单上有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时，心中十分恼火，便叫随员抬轿回府。县太爷见苏元春离开，急忙追出来问个究竟。苏元春说：以后凡有外国人参加的宴会，都不要叫我参加。 《买刀》叙述的是：苏元春因视察龙州，乔装走龙州市场，遇见一位老者正在叫卖一把大刀，那老者说他的刀是三国时代关云长留下的，后来侬智高用过，有一百八十斤重，叫卖一百八十块法币。有一法国商人过来，二话不说，掏出一百八十块法币欲交给卖刀人。苏元春见状，一手压住法国商人的手说：这是我们的祖传大刀，我买下了。那法国商人见有人抢他生意，便要加倍给钱。苏元春对卖刀人说：“我不讲钱，你要多少给多少”。便叫随员把刀扛走，法国商人哑口无言。这时县太爷过来，一看买刀人是苏元春，便问为何要买此刀，苏元春说：这是我们祖先的宝刀，我不忍外国人买走，便把它买下来，将来我死后你们就说，这刀关云长、侬智高和苏元春都用过，每打仗，你们扛着这把刀插在阵前，外国侵略者就害怕啦！ 《收陆阿斗》，陆阿斗就是陆荣廷。陆荣廷年青时在龙州水口中越边境一带聚义绿林，当头领，专打法国鬼和富户，劫富济贫，得到贫苦百姓的拥护，但法国鬼和富户对他恨之入骨，时时想除掉他，他们状告到苏元春帐下，苏元春便下令传陆荣廷到帐下就范。陆荣廷即来苏元春帐下，任由苏元春惩处。当地富户知道陆荣廷被抓了，纷纷叫喊苏元春处死陆荣廷。苏元春当即把富户们挡住，说：“陆阿斗堂堂大汉，专杀洋鬼子，这是爱国表现，我很器重人才，我决定留他在我帐下，任个副都头……”那些状告陆荣廷的富户垂头丧气的走了。 《标靶》讲述说，苏元春不管在何处练兵场，都别出心裁竖起一排排草人或木人，上冠鹰鼻眼的法国鬼头像，让士兵做练刺杀和射击的枪靶，以激励士兵对侵略者的仇恨，和鼓起他们的斗志。 以上这几则故事，从侧面反映了苏元春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三、苏元春的爱民情结故事 在南疆边陲的龙州、凭祥一带，有关苏元春的爱民故事亦不少。其中如《送牛》、《买猪》、《修连城》和《开圩场》等几则比较有特点，流传也较广。 《送牛》故事说：为了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苏元春组织兵士开疆拓土，  戍边屯田。为垦荒种植，他买了一批牛，一可耕田犁地，二可宰老弱菜牛，改善士兵生活。有一年春耕到了，当地一青年农民因无牛耕地，暗中牵走了一只军营的牛，后被士兵发现，把青年农民和牛一起抓来，要求苏元春惩处这位青年农民。苏元春经审问，知道青年农民家里无耕牛犁地，不得已牵军营的牛来使用，经教育之后，把青年农民放走，还送他一头牛回去使用。青年农民十分感激。据说苏元春曾向很多无牛的农民赠送耕牛，这在南疆一带传为佳话。 《买猪》的 故事是这样：相传八月初四是苏元春的生日，人们传说苏元春过生日时一定大宴宾客。而在龙州宴席上的首道美味就是烤乳猪。这一年的八月初三，刚好是龙州圩日，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便把乳猪挑上街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龙州大街小巷摆满了猪仔，但日已西斜，仍不见人来采购。当时一有身份的秀才走过，便向农民询问街上为何有那么多猪仔卖，农民道出因由，秀才才知道是个谣传，便把此事传至苏元春府内，苏元春知道后，感觉内疚，说农民卖不出猪仔，换不了钱，还误了一天农活，损失不小，便叫部下以优惠价把街上摆卖的猪仔都买下来，然后分发给各兵营喂养，以便将来改善生活。这件事使当地百姓深受感动。 《修连城》的故事说：为巩固南疆边陲，苏元春向清政府打报告修建从凭祥到龙州的长城，并在城边山头建立炮台，清政府应予后，拨下十万银两，然而几十公里的长城和百多个炮台，十万银两根本是小数目。原来清政府要苏元春征调老百姓来做苦力，苏元春想，如果军队这样来征调老百姓做苦力，就是劳民伤财。老百姓做农事生产，如果都征调出来做苦力，我们连饭都没有吃。于是他便免征老百姓来做苦力，而动员全体将士自己动手挖土搬石修筑长城，苏元春把那十万银两做改善将士生活之用。这件事不是民间传说，而是真有其事。是一件好事，后来却被清政府当作侵吞军费来判苏元春的罪。这事老百姓都为苏元春报不平。 《开圩场》是说苏元春修建大小连城后，清政府拨的军饷越来越少了，最后甚至断了粮。而清政府指示苏元春收刮当地百姓钱粮来解决。苏元春与南疆百姓情同手足，犹如同胞兄弟，不愿随意收刮民财。但如何解决军饷？他想了想，决定在连城下白玉洞前开一个圩场，谁做买卖，按实际情况收税。然而开圩场之初，冷冷清清，没有人来赶圩做生意。于是苏元春张贴出布告说，凡是来赶白玉洞圩的每人发两个铜板。百姓见布告后，果然纷纷来赶白玉洞圩，而苏元春亦兑现诺言，凡来赶圩的每人发两个铜板。从此，白玉洞圩很快繁荣起来，苏元春也从中收到一批税款，解决军中的粮饷。老百姓以此传为美事。   四、故事对后人的启示 常言道，民间故事是历史的影子。苏元春将军在驻守南疆，开发边陲，修筑大小连城和建炮台，抗击外国侵略，为南疆各族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美事、好事，给南疆各族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因此才留下这么多优美而生动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应该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说，从苏元春的爱国故事中，可以看出苏元春深厚的爱国情结，故事里他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军，他忌恶如仇，对帝国主义侵略时时高度警惕，并与之坚决斗争，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提示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发扬下去。苏元春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从苏元春的几则爱民故事中，体现了苏元春的爱民情结，他把人民当父母，他知道没有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打胜仗。正因为有这种优良的军民鱼水情，才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钢铁连城。才能使敌人畏惧。然而发扬这种军民情结的优良传统，正是今天我们要继续做的。 从苏元春的民间故事传说中，体现苏元春是个清正廉洁的将领，他为人大公无私，处处为百姓着想，也是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奉公廉洁的和谐社会所要有的品格楷模。   作者简介 罗  宾：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7 18:38: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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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连城”与北长城旅游开发比较研究                                                             　          作者：谢寿球　　 　　　清末抗法名将苏元春主持修建的广西中越边界的军事防御工事“连城”是我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军事工程，被称为“南方长城”（以下简称南长城），改革开发以来，沿边各县都把南长城当作重要的旅游项目进行开发，去年南长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长城在旅游资源的质量评价方面与古“万里长城”（以下简称北长城）各有各的优势，在某些方面南长城甚至比北长城更具有观赏性，但是两地的旅游开发效益却大不一样，近年来北长城旅游开发持续升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被称为“南方长城”的“连城”的旅游开发却因为种种原因效益不太理想，南北长城的旅游开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这就有必要对两者的资源特点、市场定位、开发思路与工作力度作一深入的分析。 一、 南长城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　　 南长城从防城的北仑河口到那坡县和云南交界的各达山止，全长900多公里，北长城从山海关起至甘肃的嘉峪关止，全长约6700公里，南长城与北长城虽然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北长城却是世界文化遗产，南长城在规模和知名度方面与北长城自然不可相比，但是南长城在建筑艺术、自然景观、近代史的价值和可进入性方面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1. 南长城始建时间与北长城不相上下 　　北长城始建于战国时代，长城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但秦长城现在只有遗址。长城在明代曾大规模修筑，今天我们所见到北长城主要是明长城。在一般人的眼中南长城的始建时间不会早于明代，但从《汉书· 地理志》的记载：“领方，斤南水入郁。又有墧水。都尉治。雍鸡。有关。”来看，汉代以前的雍鸡县是有关城的，叫雍鸡关，这就是现在的友谊关。“雍鸡”即“鸡雍”，与“艽葑”、“奇穷”皆一音之转，是古汉语记音的古壮语河水名，“鸡雍”即大溪的意思，这大溪就是现在的平而河。从这一壮语的关城名字看，雍鸡关成关的时间当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当时像雍鸡关这样的关隘应当不少，后代著名的侬垌、平垌、雷垌、火垌等部落在边境也遗留了许多关隘遗址，苏元春修建的南长城就是在这些古代的关隘遗址上修建起来的。     2. 南长城的建筑工艺优于北长城 　　南长城的特点是关、隘、卡众多，清末广西边防关、隘、卡由边界的东边至西边，包括土思州8隘6卡．上思7隘2寨9堡，迁隆垌土司4隘，思陵土州11隘5卡，宁明州12隘，明江厅6隘1卡．凭样土州1关7隘，上龙土司12隘1卡，龙州厅2关14隘3卡，上下冻土州3隘10卡，安平土州11隘，下雷土州5隘4卡，归顺州10隘12卡．小镇安州8隘6卡，合计有关3个；隘118个；卡48个；堡9个；寨2个。苏元春在上述关、隘、卡上修建了大、中、小炮台82座．各式碉台83座，架设各式西洋火炮119门。这些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建筑集我国古代军事工程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军事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就建筑艺术的成就来说，南长城远远高于北长城。     3. 南长城自然景观的质级优于北长城 　　南长城所经地域山水风光奇异，许多自然景观举世无双，如著名的十万大山、德天跨国瀑布、明仕田园、通灵大峡谷、古龙峡谷等景点都是国家的高品级旅游景点，沿边还有全国最大金花茶保护区防城、全国最大的石灰岩亚热带季雨林保护区弄岗，全国最大的活化石桫椤保护区底定，四季常绿的气候、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与珍稀性，使南长城的美丽景色与单调的北国风光形成鲜明的对比。 　　4.南长城在近代史中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是一页屈辱的历史，唯有南长城中的镇南关大捷如同灰暗中的亮色，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公元1885年3月23日，法军2000余人分三路进犯镇南关，爱国名将冯子材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英勇杀敌。经过两天的激战，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法军全线崩溃，狼狈逃出镇南关，退到文渊。前线中国将士群情振奋，乘胜追击逃敌，攻克文渊城，收复谅山。镇南关、谅山一役，共杀伤法军近1千人，取得巨大胜利，法国茹费理(1832―1893)内阁为此倒台。南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这一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南长城在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5.南长城旅游开发的可进入性强于北长城 南长城沿边公路网络通达，2002年建成通车的广西沿边公路,更把整个广西边境连成一体。沿边公路东起东兴,西到那坡,途经与越南接壤的东兴、防城、宁明、凭祥那坡等8个县市,全长780公里,基本上与南长城贴近。这条公路的开通，大大增强了南长城旅游开发的可进入性。而北长城沿线多是难以进入的荒原大漠，许多景点开发的难度较大。  二、南北长城旅游开发效益的巨大反差 　　南长城的旅游开发条件虽然有许多方面优于北长城，但是南长城的旅游开发效益却远远差于北长城。 　　1.北长城已开发的旅游景点众多 　　北长城6700多公里多为夯土建筑，真正为砖石结构，既雄伟又坚固并且最具典型意义的长城有1000多公里，其中200公里在北京市，其余绝大部分分布在河北的秦皇岛、唐山、张家口、承德市。北长城目前已开发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景点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内，其中北京市有7个：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古北口长城、司马台长城、金山岭长城、黄花城水长城、箭扣长城，河北省有八个：老龙头长城、山海关长城、角山长城、三道关长城、九门口长城喜峰口长城、金山岭长城、张家口长城，加上山西大同、陕西榆林、宁夏中卫、甘肃的敦煌和嘉峪关长城，总数达20多个，而南长城目前已开发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景点只有凭祥市的友谊关和龙州县的小连城，大部分景点还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2.北长城的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惊人 　　北长城旅游开发效益最好是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八达岭长城所在的延庆县2006年共接待游客1121.7万人次，旅游收入13.07亿元，慕田峪长城所在的北京市怀柔区2006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04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56亿元，南长城开发效益最好的是友谊关和小连城，友谊关所在的凭祥市2006年全年共接待游客总人数为77.68万人次，旅游收入为3.09亿元。2006年，小连城所在的龙州县全县旅游业总接待人数29.96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7960.3万元。从以上经济数据来看，南北长城旅游开发的效益确有天渊之别。 　　北长城已开发的景点旅游收入大多数也高于南长城旅游效益最好的友谊关和小连城，南长城其他著名的旅游景点如大连城、平公岭“地下长城”、“十二道门”等，其开发的状态基本上是接待型，旅游的人数和收入寥寥无几。 　　3.北长城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改革开发以来，北长城成为当地政府开发的旅游热点，由东向西形成了一条长达6700多公里的长城旅游长廊，推动着沿线地区的对外开放，并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张力。长城沿线上，一批新兴的旅游城市相继涌现。河北秦皇岛、承德、山西大同、陕西榆林、宁夏中卫、甘肃敦煌、嘉峪关等城市旅游业已成为支柱产业。秦皇岛这座仅有260万人的城市，现在每年接待中外游客7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亿多元，每年以旅游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收入占全市区整个财政收入的40％。北长城旅游的开发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北京怀柔县慕田峪长城脚下的慕田峪村,10年前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山村,如今已成为京郊地区的首富村,全村150多户农家，家家户户都有营业执照,成为旅游专业户。长城旅游也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在山海关,12万人中从事旅游业的就有2万多人,经营与旅游相关的交通运输、饮食服务业的个体从业人员占全区个体从业人员总数的80%。北京郊区的昌平、延庆两县,近年来靠旅游业新吸纳的就业人数达10万余人。 而南长城的旅游开发目前尚未形成气候，对当地经济和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  三、南北长城旅游开发效益差异产生的原因 　　南北长城旅游开发的效益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是：     1.南北长城旅游开发思路的差异 　　北长城所在的各地政府对长城的旅游开发非常重视，把它列为当地经济开发的重点项目进行开发，嘉峪关以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地方经济中最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支柱产业为战略目标，投巨资重点建设了嘉峪关长城文化旅游景区，中国第一座“长城博物馆”。从1985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山海关累计投资4912万元,相继对区内58个长城及相关的文物古迹进行了重点维修、恢复，并已经发展成以长城为主线，以老龙头、第一关、角山长城、孟姜女庙、长寿山、长城博物馆为六点的长城系列景观格局。而南长城的各个景区除大小连城和友谊关列为重点旅游开发项目制定了总体开发规划并有所动作外，其他的南长城重要景区的开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北长城旅游开发的思路是以开发促保护，自从1984年邓小平同志发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后，一个为修复长城而踊跃赞助的热潮很快在全国掀起。经过修复，许多重点景区的长城一改以往殘砖破瓦的形象，成为巍峨壮观的建筑，从而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北长城的旅游开发又为北长城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南长城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至今尚未有过群众性的修复活动，一些专家过多地担心修复工程会改变遗址的原貌，这也影响了南长城的旅游开发工作。     2.南北长城旅游开发环境的差异 　　南长城旅游开发工作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友谊关、大连城、平公岭“地下长城”、靖西“十二道门”等景点都是军事管理区，许多遗址的土地尚未移交地方管理，有些可以移交的遗址土地要价又太离谱。由于关系没有理顺，上述景点的开发一拖就是十多年，旅游和文物管理部门只有干着急。而北长城的开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北长城的遗址及土地几乎全是文物部门管理，所有的开发工作一路绿灯，顺顺当当。 　　南长城位于边境地区，由于边境管理工作的需要，游客要进入南长城的景点旅游必须办理相关手续，通过特别的渠道，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旅游的障碍，影响了南长城旅游景点的开发。而北长城远离边境，游客完全是无障碍进入，特别对于外国游客，这是很大的便利。     3.南北长城旅游开发产品的差异 　　南长城多数已开放的景点旅游类型主要为接待型，接待上级部门和各地有关系的人员数量占了很大的比例，凭祥市每年接待费用动輒超百万元，这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这一接待型旅游的状况如不改变，南长城的旅游就很难做成大产业。而北长城的旅游开发多是公司的市场行为，每一个大的长城景区都有一个大的公司在进行旅游开发，连农民的家庭旅馆也是市场化运作，这样的市场化旅游开发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旅游工作做活做大做强，并且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 　　南长城多年来的旅游产品只有单一的观光游，而目前世界的旅游产品开发已经向单一的观光型向文化型、休闲型、健身型等多样式转变，北长城的旅游适应这一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长城历史文化游、长城民俗风情游、长城健身休闲游等新的旅游产品，如北京八达岭长城所在的延庆县2004年发展了 40个民俗村，民俗接待户达到900多户。全年民俗接待总收入达1802万元，户均1．9万元。怀柔黄花城水长城利用湖水将三段长城自然断开，形成长城戏水、水没古城垣的奇特景观和明代的板栗园打造水长城小西湖双周日休闲游品牌，吸引了北京城区的大量旅客。     4.南北长城旅游开发方法的差异 北长城的旅游开发一直坚持以活动策划为主要的促销方法，全年各种活动花样百出，如“从香榭丽舍大街到万里长城”活动、国际小姐靓车长城游活动、相约长城2008对新人祝福奥运大型集体婚庆活动、2006中国长城新闻采访万里行大型活动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把长城的促销文章做到了极至，使长城旅游高潮迭起，人流不断。与北长城举办的活动相比，南长城举办的活动就少得多了，这几年只有中越友谊小姐大赛活动、中越首次联合焚烧毒品活动、2006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活动等寥寥数次，活动这样少，当然无法制造轰动效应。  四、加快南长城旅游开发的对策     1.把南长城的旅游开发列为兴边富民的重点项目     苏元春这位清朝的官员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艰难条件下，尚能以超人的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建造了有独特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南长城，做为以三个代表为标志的共产党人，站在这一个目前尚沉埋在荒草中的一代杰作面前，应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责任感，切切实实地抓好南长城的保护与开发，南长城是沿边各市县最后的一张旅游资源王牌，开发好南长城就能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要提高对南长城开发意义的认识，把南长城的开发列为兴边富民的重点项目，增加投入，加大力度，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打开南长城旅游开发的新局面。     2.制定一个统一的高水平的南长城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对于南长城的旅游开发各地都制定过不同规模的规划，这些规划目前看来都较零散，而且许多设计和现在旅游事业发展的情况已不大适应，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大的规划修编。新的南长城旅游开发总体规划要有新的旅游开发思路，要以开发促保护，要以大投入、大动作促进大发展，要在高的起点上进行高水平的开发。在空间布局上要全面考虑配套设施的合理设置，突出对游客的人性关怀。考虑到自驾车旅游的发展趋势，空间布局上要重视汽车营地的建设。项目的设计要从市场出发，讲求经济效益，也要增加文化含量，提高文化品位。     3.打造中越边关游黄金品牌线路 　　中越边关游线路东起东兴北仑河口西至那坡金三角，沿途串接起宁明的宝盖山炮台、牛头山炮台、鸡埔山炮台、观音山炮台，凭祥的大连城、友谊关、金鸡山炮台、平公岭“地下长城”，龙州的小连城、奉村炮台、水口关，大新的银盘山炮台，靖西的“十二道门”、那坡的弄平炮台等，重点开发大连城和镇南关大捷公园，修复当年的苏元春提督衙门、白云洞和四周的垒城营寨，重现大连城当年建筑精巧和严密的风貌，使它成为中越边关游线路的龙头景点。这一条旅游线路不仅是南长城的旅游线路，也是边关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旅游的重要线路，它沿途串接起神秘的宁明花山、壮观的德天跨国瀑布、秀丽的明仕田园风光、奇异的古龙峡谷和通灵峡谷，展现独特的天琴风情、绣球风情、黑衣壮风情，可以打造成世界性的黄金品牌线路。     4.营造良好的南长城旅游开发环境 　　南长城的旅游开发要花大力气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处理好中越两国的关系、中央驻边机构与地方的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边民的关系，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各驻边单位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问题，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考虑建立边关旅游开发的联席会议制度、联谊共建制度、联合开发制度，经常性地征求各驻边单位的意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全方位促进边关的旅游开发，为兴边富民多做贡献。     5.推出多样性的南长城旅游产品 　　南长城的开发要改变当前单一搞观光旅游的倾向，发展休闲旅游、民俗旅游、娱乐旅游、健身旅游、养生旅游、科考旅游等旅游产品，各个军事工程遗址的旅游开发也要突出自己的特色，避免雷同和重复，如大连城的开发可以考虑以边关军事博物馆和边关军事大观园为自己的特色，镇南关大捷公园可以考虑建造当年战斗场景的雕塑群，以展现冯子材、苏元春、陈嘉、蒙大等抗法英雄的风采为自己的特色，小连城可以考虑以建设军事休闲游乐园为自己的特色，平公岭地下长城可以考虑以展示当年的边关卫士地下生活场景和地下军事建筑艺术为自己的特色。为增大南长城旅游的文化内涵，要考虑引进投资商在花山景区或德天景区等地建设大型的实景舞台演出场所，推出多台常年可以演出的文化旅游节目，使南长城旅游真正成为广西的经典旅游品牌。　     6.加强策划，大力促销 目前的南长城旅游开发还有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就是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和大手笔的操作，各个旅游开发项目创新含量和智力含量低，无法制造轰动效应和形成强力磁场。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北长城的旅游开发学习，多在策划上做文章，加大旅游促销的力度。要请国内高水平的策划专家设计系列化的旅游促销活动，下决心营造几个旅游开发的热点，打响南长城旅游的品牌。要建立现代化的旅游开发项目库，走出边关，召开一两个大型的有影响的招商会，多渠道引进资金，使南长城的旅游开发产生规模效应，掀起新的建设高潮。  作者简介 谢寿球：《左江日报》社原调研员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8 1:45:43编辑过]

粤西土著

	关于苏元春，我手头有几本书： 1，萧德浩、蔡中武：《苏元春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江建文：《南国屏藩苏元春》（八桂俊杰丛书），接力出版社，1995年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3 21:52:56编辑过]

亚南

	论苏元春与会党的关系（节录）  作者：邵　雍  苏元春是近代广西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与广西当地的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元春的起步靠了会党，发家也与收编会党有很大关系，最终也因会党而遭谗言罢官去职，给他带来了厄运。因此探讨苏元春与会党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广西的政治军事势力的变迁是很有帮助的。 …… 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侵占越南全境。1885年苏元春受命督办广西军务，统率边军分守沿边各要隘。自从1886年底清政府裁散抗法军队后大部分人无家可归，便与三点会结合，组成游勇武装，打家劫舍，劫富济贫，杀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摧毁清政府的基层组织，成了扰乱边防的祸害之一。陆荣廷本来是三点会小头目，也是绿林游勇。1892年以后，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责令广西提督苏元春剿灭陆荣廷团伙，而苏元春面对出没无常的陆荣廷也无可奈何，只好在1894年冬将其招抚，命其为健字前营管带，辖两哨，以谭浩明、韦荣昌(韦老四)为哨长。这一时期，反抗清政府的三点会在龙州乡下、靖西、西林、东兰等地以及桂中、桂北、桂南、桂东等地乡下十分盛行。经苏元春招抚的陆荣廷现转过来拥护清政府，先后开往下垌、金龙、硕龙、化峒、靖西、西林、东兰等地进攻会党、游勇，杀了不少人。由于陆荣廷率部清剿会党游勇有方，1896年升为督带，辖3个哨。1898年会党首领李立廷在陆川起义失败，陆奉命率部前往玉林、贵县“清乡”，杀害了不少起义者的亲族、会党成员和游勇。1900年陆擢升任健字分统，先驻龙州，再移防南宁、贵县办清乡。 苏元春对诸如陆荣廷团伙的会党游勇这种剿抚兼施的策略处置方式本来是广西当时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斗争、互相平衡以至互相妥协的结果，有着客观的合理性，而且总体上对维持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是有利的。不料后来事过境迁，竟引起了一些高调官员的质疑和非难。光绪二十八年初两广总督陶模称，“游匪本关外散勇，向在越南境以抢掠为生。自法人在越境设立对卡以后，游勇无可潜身，窜入内地两省亡命，复以之为逋逃薮，愈聚愈多。督办广西边防提臣苏元春见游匪日炽，诛不胜诛，暂以招抚为笼络之计。无如人数太多，饷需不济，不能各满所愿，是以旋抚旋叛。各匪既曾就抚，与营勇气息相通，勾结之患，固所不免，边勇，游匪，几成一气。苏元春笼络驾驭之策，因之而穷。”必须指出的是所谓“饷需不济”与苏元春主持的边防建设有直接的关系。广西的边防建设需费甚巨，苏元春虽想方设法自筹经费，开源节流，却仍不能解决问题，不得不挪用十二万“存饷”济之。而边军由于长期乏饷，纪律渐弛，常索饷哗变。兵与盗合而为一，广为蔓滋，也是事实。因此陶模和广西抚臣丁振铎有意请将苏元春调任，以冀徐图整顿，“无如饷需缺乏，截撤之勇不能照给口粮，逐渐资遣，以致军械多未呈缴，南宁、百色一带匪势益张。更值法国兵官有在越南境内被害之事，外人得以藉口，朝廷复派苏元春接统边防，剿办各匪”。 至1902年初，由于各种原因，会党游勇问题积重难返，趋于恶化。“各匪聚散无常，分股甚多，游匪、会匪、土匪三者时分时合，勇多则逃窜，勇少则抗拒，虽未攻占城邑，而村庄时被蹂躏，道途为之梗塞。恩隆、迁江、凌云、西林、永淳等县纷纷告急，若不亟筹剿办，后患正不堪言。”苏元春准于3月17日由南宁驰回龙州接办。“苏元春接统之后，仍听剿抚兼施，暂分匪势。……然能否苟安，尚不可知。而伏莽未清，厝火积薪，究非良策。若欲稍筹久远，则广西巡抚与广西提督必须并归一人，以一事权，暂驻南宁，以便控制边境，联合外交，与滇、黔、广东亦可脉络相接，更令破除成格，遴选十数牧令，使任有匪之邑，各募勇数百人，假以事权，宽其羁勒，以清内奸，另练数营游徼策应。一二年后，现有之匪或可渐就廓清。” 两广总督陶模认为“此事关系甚大，必须局度恢闳，心思细密，素有威望，熟悉边情者，方足以胜其任。苏元春气局尚属开展，惟用人太滥，纪律太宽；丁振铎廉谨清正，表率有余，向未历练军务，胆识不坚，皆不足以当其任。且即使选得其人，……不能过求速效，转偾事机。惟时日既宽，所费计非百余万金不可，特此时早为之计，尚觉稍有把握。若待糜烂之后，耗费恐不止数倍。” …… 1901年夏苏元春就到云南剥隘会商滇将覃修纲，追剿大股游匪至越境牧马界上歼除，仅除匪二百零，已分投散匿，无从追剿。七月复由百色至知云、西隆、八达、西林沿界，约会覃修纲搜剿。遂将奏留之五营于粤界每四五十里分哨布置，以卫边民，与滇军联防遏匪。……年内滇军换防，匪乘机陷剥隘，汉、土会匪起而附之，势益披猖，突犯粤界思澜、八达、西林。陈镇调集三营严防，以保城安。匪因防严而退，粤军追之，冯克纪遂有八车、平怀之捷，乘势赴滇那良会剿，滇军未至，仍扎界候滇军。匪遂深入陷皈朝，因会滇军复皈朝。提督奉电示，遵派分统陆玮廷四营，行队由镇边兜剿出界，遂有谷挑之捷。现仍在界会滇军夹剿。……其左右江汉、土各属会匪蜂起，股辄百数十众，伺间抢掠，水陆难行。设不早除，恐贻痈患，通盘筹画，兵力不敌。边防全部二十营，除卸署提督马盛治调署左江镇总兵，随带熙字四营前去剿匪外，尚留十六营，分扎南关。边关紧要，不容稍忽，可抽调者为数无多。不得已暂募两营，藉资驱策。先将边道所属清理，派分统黄云高率两营剿镇、顺属汉、土各州县匪，张得贵率两营为游击之师。管带沈北魁、马绍宗、莫荣新各带一营分扎上思、迁隆土峒、宁明、太平土州；吴田秀、陈炳昆、梁广礼、张文松各带一营分扎永康、左州、土江州、养利、新宁。提督先于三月中，督边防遴派各营布署粗定。接署太平府吴徵鳌电称，匪情猖獗，遂于五月二十五日移驻太平，居中调度。自三月以迄六月，……节据禀报到营综计，百日之间，击毙、斩级、生擒、正法首要伙党三百九十有奇，夺获枪码刀械百余。阵亡哨长一，伤亡勇百三十余，随时验明，分别赏恤。首匪黄福庭、谭现章、谢天膛、黄天勤日久稽诛，悬赏购捕。如能擒执解送，每名各给花红银一千两。此时由龙至邕道路通行，商贩照常往返，沿途村圩口岸无不派队搜剔。惟百姓惑于可保身家之说，遍地拜台，民与匪迹，颇难办理。现已奉成地方官认真（兴办）团练，各清各乡，无任循纵，发给军火，以资守御。尚能实力奉行，似已渐著成效。”苏元春移驻太平后，“就近策应，分派营官陆荣廷带四营行队，由镇边界上兜剿而出，会同滇军夹击。”苏元春部将“马镇盛治带勇在武缘县属剿匪。闻匪首王和顺等潜聚武缘县属之马安、陇懒诸村。六月十七日驰赴攻剿，十八日亲自攻入陇懒村，遇伏左手中枪，仍奋勇前进，右肋又中一枪，犹厉声呼战。随从弁勇冒死夺救回营，旋即身故。附近地方颇为震动” “元春冬月中旬，由邕抵色，当将各营分布西隆、八达旧州、凌云、西林、恩阳、奉兹、天保、镇边各边界扼扎。自百色沿河而上至西林，以防为剿；自恩阳之八角山以至镇边与土富州接壤，以剿为防。”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各营“迭次擒获匪首黄二即黄清登、施二、黄士恩、曾庆祥。攻黔之黄草坝，滇之土富州、剥隘，若辈均为头等匪目，及悍党一百七十余，斩级三百四十八，阵毙匪众六百余，得枪二百四十七支，骡马八十九匹。起获被掳男、妇丁口牛只，分别送交滇、粤地方官查主给领。综计伤亡弁勇二百三十四名。首目各匪在色核办，众目昭彰，人心称快，迭次电告西抚汇报。元春正月十六，亲赴东凌前敌调度。……即李二老板一匪，亦经熙字营击散其队伍，身已受伤，逃匿山中，为土人所获，送入滇军，因以为功”。应该说，苏元春在他的岗位上是尽忠尽职的。尽管正月望前各营剿匪战功，苏元春均已随时电明，但王之春三省会剿电奏稿中对元春各营遏抑不叙，只字不提其战绩。相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勘电中“详陈苏营所抚游匪，时有溃变各情”。 1903年3月27日奉旨：“召苏元春入觐，以黄呈祥署理广西提督。”这一指令发布后，王之春在3月29日的电文中对苏元春进行了全面的抱怨和攻击：“查该提督昔著战绩，初防边时，亦甚振作，乃日久玩忽，侈然自大，顿易初衷，营不足额，勇多乌合，通匪济匪，弊难数举，游匪之乱，苏始酿之。春去秋抵任，深悉其弊，念其曾著战功，且外交有年，操之过急，非朝廷保全功臣之意，又恐启外人干预，特奏劾其统领营官，冀自悔悟，可以徐阻共事。乃不知悛改，每商调营募勇，皆置不复。边境会剿，本派有苏部四营，乃远离防所，不与各军会议，且不知其营驻何处，致滇、黔屡次责言。幸春派黄呈祥统帅楚军与滇军夹击，始将各匪歼除。倘专恃苏营，恐蔓延更甚。即其原有之二十营，缺额疲弱，动以越南对汛为词，竟无一营抽调。太平距龙州仅百余里，该处匪徒尚须春拨营剿办，更没有入内地会击之日。春迭次函约，非淡漠恝置，即支吾掩饰，卒不能得其一勇之力。万不得已始举其大端上达宸聪，蒙天恩谕令来京，俾边营壁垒一新，绝通匪之路，断接济之源。”王之春的上述非难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苏元春作为广西提督，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对付侵占越南全境的法国侵略者，保障西南边疆的安全；其次是镇压会党游勇的造反肇事，保障清政府的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在运用兵力方面，他必须内外兼顾，防止顾此失彼。 当时与王之春站在同一立场，非把苏元春搞垮的还有两广总督岑春煊。1903年7月29日两广总督岑春煊电称：“苏元春到边以来，既缺额冒饷；又扣饷克兵。黠者不服，则纵为劫掠，不敢约束，始则但扰沿边，终乃蔓延内地，游匪利器尽出苏营。至今言及元春，民既痛心，兵亦切齿等情。方缮折奏，复又据署提督黄呈祥电称，元春去任，欠饷十三万，近日各兵纷纷请饷，恐酿他变。……窃维元春受国厚恩，付以重任，乃不知感激，蠹国殃民，缺额吞饷，丧心灭理，一至于斯。现在营伍废弛已极，若仅将其革职，不惟民怨不纾，兵情益愤再加溃乱，收拾愈难。其贪纵将弁观元春婪索而去，委身泰然，将群起玩法，营务从何整顿，盗乱恃何底平。应请旨将苏元春拿交刑部，治以纵兵殃民，缺额吞饱之罪。以谢士心，励臣节。肃。”这封电报将苏元春上纲上线，简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岑春煊等人如此参奏，意图是将1903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的“酿祸”责任全部推到苏元春一个人的身上，而广西巡抚、两广总督均置身事外，不负任何责任。苏元春因此被夺职逮讯，邢部拟定斩监候。翌年，复由刑部查明，苏元春“被参侵吞之款，皆系因公挪移，且有应领之款可以划抵”，奏请减刑，并免其勒追。诏戍新疆。知道1908年，才冤情查实，奉旨获释。但苏元春已卧床不起，于同年年底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然而，1903年入桂“剿匪”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对付会党游勇方面比起苏元春来并没有什么高招，他所重用的陆荣廷原先就是苏元春招抚过来的会党游勇。在岑春煊推荐下，陆荣廷出任广西边防军“荣字营”统领，内含原苏元春的熙字营军队的一部分。陆在凭祥设统领部，命原熙字营军官陈炳焜、林绍斐分任帮统、文案；谭浩明、韦荣昌、林俊廷任督带。 另一方面，苏元春的去职查办，也没有使广西会党游勇的造反势头低落下来。相反，1904年陆亚发在柳州发动兵变，变兵旋分为两股，陆亚发一股窜据四十八峒；诸大、欧四一股向思恩县五十二峒流窜。“游、土各匪闻风响应，几于遍地皆匪”。这说明会党游勇问题的产生有着其自身的和外界的多种因素，例如地瘠民贫、依靠他省协饷、清政府没有妥善地处理中法战争的善后问题、天地会历史悠久、有反清的斗争传统、孙中山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和争取等等，将其简单地归之于苏元春或者别的广西个别统治者的说法均是一种偏见、不实之词乃至陷害。道理很简单，苏元春或者别的什么人的一些做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会党游勇问题的勃发的惟一因素。  作者简介 邵　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8 0:12:16编辑过]

亚南

	苏元春发遣新疆前后      作者：厉 声  李 晓 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今蒙山县）人，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生。早年从湘军，先后参与了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和苗民起义的战争，因功勋卓著，屡加封赏，官至提督，并赐头品秩。中法战争爆发后，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与冯子材共同御敌，取得镇南关（今友谊关）大捷，名声大振，乃予实授。其镇边近20年，为清广西提督中在任最久者，为巩固西南边防贡献颇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苏元春以“营私克饷，养寇殃民”被参，革职下狱，初拟斩监候，后改充军新疆迪化，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戍所病逝。 苏元春之获罪，兆因于清政府不满其镇压广西游勇、会党起义不力。广西的游勇、会党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中法战争初期，即有部分溃散的清军转为游勇在越北活动；中法战争结束后，大量被裁撤的兵勇失去生计，其中不愿回乡者亦转为游勇，1896年中法《边境会巡章程》签订实施后，游勇纷纷回国，他们生活无着而持有武装，日久不免沦为盗贼，再加上部分清军军官克扣粮饷，纵勇为匪，游勇遂逐渐成为广西及相邻西南各省的一大社会问题。广西土地贫瘠，灾害频繁，加之官吏腐败，剥削残酷，社会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19世纪末各地会党组织的反清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又与游勇相结合，“土民勾结游匪，拜坛入会”，声势日益壮大。苏元春自任广西提督以来在巩固边防上建树颇多，一方面整军经武，广筹资金修筑堡垒、要塞，铺设公路、铁路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在与越南法国殖民当局交涉时有理有节，在条约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利益，不仅捍卫了主权也赢得了对方的尊敬。然而在处理国内的游勇、会党问题上，苏元春不仅剿抚乏术，而且与地方督抚间因筹办粮饷及军事指挥权等问题屡生龃龉，为日后游勇、会党问题的失控爆发和他本人成为替罪羊被参获罪埋下了隐患。   一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西南地区游勇、会党大规模起义已在酝酿之中。1897年游勇游维翰击杀法国教士马仙酿成乐里教案，次年桂南七州县以李立廷、廖十八为首的会党起义等几起事变震动朝野。两广是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之地，当时又成为近代民主革命者的活动中心，1895年广州起义，孙中山既曾经联络游勇、会党，这里的风吹草动都会触及清廷最敏感的神经。反动统治集团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唯恐这些“乱党”、“邪说”“蔓延四方”，威胁其统治基础，严令地方督抚全力镇压。李立廷起义后清廷即曾电饬苏元春加紧捉拿“匪首”，并“访查”其与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关系；其后又督促广西督抚加强军械，称“近闻广西伏莽总未尽净，防范不容稍疏”。 苏元春本于1899年5月奉旨进京“陛见”，因举办边防、主持外交有功被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以示褒奖。同年八月又被派往广州湾“会勘租界”，与法国签定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清廷认为苏元春“忠勇性成，威望夙著”，委任其“俟广州湾勘界事峻，将广西边防诸军，暂交总兵马盛治接统，该提督即精选得力营员，酌带队伍，弛赴淮、徐一带，择要驻扎”，以新法“精练一军，力扼要冲，南北兼顾”。而次年一月因“有人奏光边防紧要，伏莽亦未净尽等语”，改命其“即日驰回广西，督率各营，将防务认真经理，以靖边疆”，“毋庸驰往南洋矣”，可见当时广西情势之紧急。是年广西发生所谓“戕官巨案”，清廷震动，谕令“严饬地方文武，平时实力请查巡缉，以杜乱萌而清边徼”，苏元春也在随后对朝廷的奏报中表达了对时局恶化的忧虑，并提出协助地方督抚加以应对的具体办法：“游以土为巢穴，土以游为护符，兵来匪匿，兵撤匪来，此游土之所以遗孽也”，“自去岁入冬后，土民句同游匪拜坛入会”，而地方及边防军队人手不足，“实有鞭长莫及之虑”，故而恳请暂缓裁撤原拟带往江淮练兵之十营精锐，从中选拔五营并同边防军中抽调五营“剿办各处游土各匪”，以期收到“兼筹内外安戢之方，未雨绸缪，多一兵得一兵之力”的效果。   二 然而正当此本应文武官员通力合作应对危局的时刻，在游勇、会党起义此起彼伏、清廷不断严旨催逼的压力下，苏元春与地方督抚间的矛盾却空前激化了。两广总督陶模指称 “督办广西边防提督苏元春见游匪日炽，诛不胜诛，暂以招抚为笼络之计。无如人数太多，饷需不济，不能各满所愿，是以旋抚旋叛。各匪即曾就抚，与营勇气息相通，勾结之患，故所不免，边勇、游匪几成一气。苏元春笼络驾驭之策，因之而穷”，1901年11月，清廷应广西巡抚丁振铎奏请，“调苏元春为湖北提督，湖北提督夏毓秀为广西提督，未到任前，以广西柳庆镇总兵马盛治署理”。然而广西财政窘困，苏部遣散兵勇“饷需缺乏，裁撤之勇不能照给口粮，逐渐资遣，以致军械多未承缴”，不仅没有达到 “裁减制兵防勇，节省饷糈，以资改练新军”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新旧交接之际，兵匪窜结，必肆披猖”的严重后果。苏部遣勇“兼以滇省广南散勇，合计不下万人。勾合游匪，到处劫掠，道路梗阻”，不仅使境内游勇、会党起义势头高涨，还威胁到法国传教士和越南法国殖民者的安全。清廷刚刚镇压了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与列强“和好”，对此种情势万分恐惧，严旨督促陶模、丁振铎等“迅速派并认真防剿”，“至各国教堂、教士及教民人等，皆应切实保护”，“倘若蔓延贻误，均惟该督抚等是问”，唯恐被列强抓住把柄，“至生他变”。恰在此时，有两名法军军官在越南境内被游勇击毙，本与广西无涉，而法方趁机要挟，欲将马盛治治罪，“谓非苏元春留办不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丁振铎惊慌失措，自请革职；清廷别无他法只得命苏元春回防。 1902年4月，苏元春署广西提督。而此时局面已然糜烂不堪，7月，苏元春的得力助手、原属广西提督马盛治被会党武装击毙，以致“匪胆更肆”。祸不单行的是，同年广西爆发了特大的水旱灾害与瘟疫，史称“壬寅奇灾”，百姓纷纷逃亡，游勇深入内地，会党遍布，饥民蚁附，苏元春回防后虽尽力剿办，奈何“左右江汉、土各属会匪蜂起，动辄百数十股，伺间抢掠，水陆难行”，而“通盘筹划，兵力不敌”，更“惟百姓惑于可保家身之说，遍地拜坛，颇难办理”，只能“责成地方官认真兴办团练”，“发给军火，以资守御，尚能实力奉行，似已渐著成效”。而此时清廷已经失去了耐心，连下严谕指责“苏元春治军不严，养疽遗害，尤属责无可辞。著该提督懔尊谕旨，切实整顿营规，务将各匪悉数擒捕”，“倘再因循贻误，惟该督抚及该提督是问”。七月，两广总督陶模解职，以广东巡抚德寿署两广总督，调广西巡抚丁振铎为山西巡抚，以安徽巡抚王之春为广西巡抚，八月，王之春赴任。清廷再次督促苏元春“振刷精神，严明纪律”，与王之春“会商一切，妥筹办理，以靖边疆”。 但是苏元春与王之春的关系却迅速恶化到完全破裂的地步。王之春宦海浮沉多年，曾有任地方布政使镇压人民起义的“经验”，自诩“历练军务”，对平定广西“匪乱”踌躇满志。初上任即“统筹全局”，上所谓“筹剿广西乱匪折”，讲得头头是道，随后又接连上奏要人、要兵、要饷，紧接着整顿防营，调兵遣将，分路“进剿”，意欲大有作为。可结果事与愿违，游勇、会党起义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于1903年进一步高涨。王之春劳师耗饷却一事无成，清廷催逼甚急，惟有谎报军情曲为弥缝；又有人揭露广西“各属匪徒，股数甚多，势尚猖獗，该抚一味招抚，旋抚旋叛，到处蔓延，似此情形，必至养疽遗患”，王之春诚惶诚恐，极力辩白，趁清廷命苏元春进京陛见，以黄呈祥属广西提督的人事变动之际，将责任全部推卸到苏元春头上，称“查前提督苏元春曾招抚游匪入营，旋复携械溃变，皆在春未到任之前”，又弹劾苏元春“剿匪”不利，指责其“营不足额，勇多乌合，通匪济匪，弊难数举。游匪之乱，苏始酿之”，要求清廷严旨催促苏元春从速交卸防务，借机排斥异己。苏元春被迫于五月间丢下尚未交接完成的边防事务，由南宁仓促北上。此次离任赴京，宣告了他近20年身为封疆大吏，镇守边关生涯的结束，此后针对苏元春的各方攻讦、参奏接踵而至，其处境已然是岌岌可危。   三 游勇、会党问题的久拖不决及由此而引发的苏元春与地方督抚之间的冲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元春任广西提督近20年，专擅军权，“于边防布置机宜及办理对汛要政，从未咨会一次，自以为不受节制，遂乃事事专行”，地方督抚对其早有不满；他上任后一心营建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尽管经多方筹款，仍给本已困窘不堪的广西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又加以招抚游勇所需安置费用，财务更加紧张，亏空在所难免。虽然清廷有对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由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的“协饷”制度，然而由于晚清财政连年亏空,中央政府调度失灵，早已无法正常运行，游勇、会党起义进入高潮时恰逢广西遭受重大自然灾害，赈灾巨款已难以筹集，又值辛丑条约签订，各省均被摊派巨额赔款，自顾无暇，遑论其他。且苏元春之职责本当以国防为重，广西沿边1 700余里，苏元春所部边防20营不过1万人，攘外已然捉襟见肘；而全省防营水陆共计24营，每营不过二三百人，安内更是不敷使用。仅此微薄兵力，筹饷已“实有为难情形”，苏元春提议每营抽减两棚，“拟于每年边饷四十万两之中，每年节省银三万八千余两”之后，清廷尚要求“体察情形”，“再行核减”。这还是19世纪末的情况，进入20世纪后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局面更加恶化：“广西素称贫瘠，每岁度支尚苦不给，加以垫付边饷，筹备洋款，出入相衡，亏短甚巨。师旅饥馑窘迫可知。筹兵筹饷筹赈三者同时并举何以支持。”因此在“剿匪”战事中，地方督抚指责苏元春助剿不力、养寇贻患；苏元春指责地方督抚拖欠军饷、动摇人心，以致势同水火，无法共事以至最终招致参劾也就不足为怪了。丁振铎、王之春、岑春煊等历任督抚，动辄向清廷申领协饷、截留关税、免派赔款、举借外债，动辄数十百万之巨；继任广西巡抚的柯逢时，竟以辞职要挟清廷拨款200万；继任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以军饷无着，竟要求清廷收回成命，以所部撤回湖北，如此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毫不为朝廷分忧，更置国家于何地。反观苏元春，克服种种困难勉力支持近20年，为边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仅为因公挪用存饷不过10余万两，竟致众人诋毁，险遭杀身之祸。 归根到底，清朝政治的腐朽没落，中古的专制社会已经走到尽头是游勇、会党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人口膨胀导致自然经济的衰退，官场贪污腐败横行以及对外战争失败的巨额赔款，不平等条约的沉重枷锁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害，而统治者依旧残酷剥削，涸泽而渔，同时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和地方财政的匮乏。 苏元春镇边后期治军不严，所部战斗力下降，部分军官克扣粮饷、纵勇为“匪”、通“匪”济“匪”也是事实，然而“初亦振作，乃日久玩忽”是封建军队的通病，将其归因于苏元春一人是不公正的。八旗、绿营的由盛而衰，也不过在数十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时勇营兴起，至甲午一战亦已糜烂不堪。加之苏元春律人以宽，约束不周，又因国防建设经费紧缺不得已而挪用存饷，引起官兵不满，20年间军纪渐弛，兵匪合一在所难免。这些弊端并非广西边军所独有，据王之春奏报1903年间既有广东绥远军叛勇纠合“土匪”数百人攻破南宁府土忠州各村，岑春煊也指出“防营所至，害民更酷于匪，而以楚勇为尤甚”。至于地方各府、厅所设“防剿”兵勇漫无纪律，扰民滋事，更是不胜枚举。其根源在于旧式的军事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旧军队对外不能抵抗侵略，对内不能维持治安，怯于临敌，勇于扰民的积弊不是改习洋操、换装洋枪洋炮或是选派几个“能员”带兵，搞几次流于形式的“整肃”就能解决问题的。清廷自身亦深知其弊，遂着手编练新军，而广西由于财政困窘，一时无从谈起。此外，清廷偏听偏信督抚一面之辞，不顾广西中越边防要地，事关对外交涉重任，两度贸然调离苏元春，均极大地恶化了广西局势。第一次调任湖北，激起遣勇溃变，不得不又命苏元春回防收拾局面；第二次召苏元春进京陛见又事出仓促，以致龙州一带无人主事，“人心异常震动”，“土匪扰乱，肆行抢劫”，越南的法国殖民者趁机以“保护”为名派兵接近边境，王之春束手无策，后经苏元春妥当部署方才平息事态。然而此时面对人民起义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急于寻找替罪羊以杀一儆百的清廷和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并不打算实事求是地调查苏元春的功过。   四 1903年4月，御使周树模参奏苏元春营私克饷，养寇殃民，并列举若干苏部营官、营弁以及苏元春族亲扰民劫掠、通匪济匪而苏元春不予追究的实例，还指责苏元春“惟孽孽于滇之盐井，粤之盐田，湘桂之田亩房产，惟日不足，全置军事于不顾”，“该提督以扣饷之故不能不纵兵，以纵兵之故不能不庇匪，遂使难发于边军，毒流于全省，兵匪既无分故剿抚两难得力”。清廷随即命岑春煊“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岑春煊认为广西“匪患”，“推厥原始，由于营伍废弛者半，由于吏治废弛者半。营务废弛之咎，实苏元春一人尸之”。吏治废弛则由于历任督抚不得其人，欲求广西之制，“其尤要者，则以诸将更始与牧令更始两语”，清廷对此表示认同，命其对大小违法官员“据实严参，从重惩办”，而早已遭各方参劾不绝的苏元春，自然成为矛头所向。岑春煊因于八国联军侵华两宫“西狩”时护驾有功，甚为慈禧太后所倚重。此次清廷不顾回避惯例，任命广西籍的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表现了清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西南地区的人民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岑春煊于1903年6月抵达广州接任，当月底即赶赴广西梧州主持“剿匪”事宜。7月6日电奏清廷参劾王之春等广西诸多高级官员，清廷次日即下令“巡抚王之春，办理军务，诸多蒙蔽；提督苏元春，养疽成患，贻误地方，着一并革职”。7月29日再次致电清廷参劾苏元春，声称已派员查明“苏元春到边以来，既缺额冒饷，又扣饷克兵，黠者不服，则纵为劫掠，不敢约束，始则但扰沿边，终乃蔓延内地，游匪利器尽出苏营”，又据黄呈祥汇报“元春去任，欠饷十三万”，“现在营伍废弛已极”，不仅要将苏元春革职，还应“请旨将苏元春拿交刑部，治以纵兵殃民，缺额吞饷之罪”。清廷对此言听计从，次日下旨将苏元春“拿交刑部治罪”。至8月3日，苏元春已被“拿解到部”，奉旨派员会审，“按例治罪”。 岑春煊的调查结论，对苏元春一案至关重要。早在署理四川总督期间，岑春煊就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被人称为“官屠”，此番调任两广，故技重施，大举“剿官”。由于有慈禧太后在幕后鼎力支持，使岑春煊能够放开手脚，不惧权贵；他惩治贪腐，整肃吏治，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也赢得了时人好评；其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也令其主政地方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然而在处理苏元春一案时，因其急于在已然成为“全匪世界”的广西打开局面，树立威信，未免操之过急，有失公允。然而即便是岑春煊这样公认的“能员”，且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下采取如此种种非常措施，最终仍不得不承认“三年劳苦，尤未竟功”，哀叹“心力交瘁，百病丛生”，可见广西积弊日久，决非一人所能扭转，更非一人可以酿之，苏元春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五 据刑部办理苏元春一案所呈奏折，其所拟罪名往往查无实据，或含混不清，掺杂了大量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主观臆断。周树模等人参劾苏元春，重在“营私克饷，养寇殃民”两项。此二者其实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如周树模所谓“以扣饷之故不能不纵兵，以纵兵之故不能不庇匪”。所谓盐井、盐田、田亩房产等之苏元春“营私”种种，自是捕风捉影，未见于此折；而积欠扣存底饷13万两一节证据确凿。苏元春对此事实也并不否认，但自辩所有积欠扣存底饷皆系因公挪用，用以垫付自1902年回防广西以来所增募四营及1900年挑留五营军队饷银，龙州机器局、铁路局经费以及剿匪战事中各军花红恤赏养伤之用。其中各营饷银及龙州机器局经费，苏园春在卸任前已电催王之春拨付，而王之春坚称苏元春挑留五营早该裁撤，而增募四营纯属子虚乌有，拒绝拨付饷银。确有此四营移交黄呈祥后，王之春又称“该提督诡谲多端，当将别营人数均拨移交，变换离奇，不可思议”，仍拒绝予以承认。王之春之前多有奏报不实，“蒙蔽乖谬”，在苏元春被审时早已揭露，其本人亦因此被革职，而清廷却不详查事实，在苏元春“如何侵吞克扣”仍“无从勾稽”，“其中有系因公挪移者究竟是否属实无从稽覆”的情况下，断定“其所称垫款有案据者不过五六万两，其余皆无案据，律以侵吞入己厥罪实无可辞”。 至于养寇殃民一说，刑部明知苏元春“坚不承认”乃“恃无证据”，仍托辞以“边民至今痛恨，众口一词断非虚语”强行定案。而周树模、岑春煊等人所参各折，皆是冠冕堂皇，貌似义正词严，动辄以民意要挟，声称“至今言及苏元春，民即痛心，兵亦切齿”，“其纵兵庇匪为万目所共见，万口所共传乎”。然而真实的民意却被清廷忽略了。苏元春刚刚离任赴京，管理边境龙州地区的署太平思顺道瑞霖既呈报“苏提督此次添营办匪，力图肃清，新旧大小记有四十营，加兵筹饷，诚非易事”，“扼守沿边各隘，游匪不敢窜越”，“请将苏提督留任两月”。越南绅商更为挽留苏元春致电外务部，称“商等向在案难经商，蒙苏提督镇边保护，欢安无恙”，苏元春“忽闹获罪，如失所依”，“但无苏提督督办边防，恐游匪窜出关外扰乱”，“请填恩准其留任边防，戴罪图功，以安中外”。苏元春保境安民得力与否，与地方官员和边贸商人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真心挽留与御史、督抚所号称的“民意”，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然而就在这种状况下，苏元春被匆忙定罪，“军人劫掠，将领知情故纵与犯人同罪，注云：致死减一等。如科以纵兵劫掠之条，其罪至于满流，惟积欠饷银十三万两一节，按其所犯罪名为最重”，“已革提督苏元春合依监守自盗钱粮入己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清廷对此却仍不满意，认为“苏元春纵兵殃民，所拟罪名尚属轻纵”，令刑部“再行按律定拟具奏”。幸而刑部表示“臣部为执法衙门，不容畸轻畸重。若律有明条，向不得于律外加严，致失定律本意”，引用纵军掳掠律并仿照前所审办已革提督李成金成案，仍维持原判。1904年2月，刑部将秋审问拟斩绞官犯会同覆拟，具奏请旨。苏元春以其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阵亡，且“底饷系由军士扣存，究与取之于官，实在监守自盗有间”，被从宽“减发新疆效力赎罪”，但仍“勒限追赃”。五月，苏元春启程赴新疆迪化，仅有侍妾王侍陪伴身旁。六月，刑部又奏明苏元春“所欠扣存底饷，查系因公挪用”，遂“免其勒追”。   六 苏元春发遣新疆后，在迪化结识了同被岑春煊参劾下狱后发遣新疆的原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时为伊犁将军长庚幕下的陕西名士宋伯鲁、因煽动义和团而被八国联军指为“罪魁”流放新疆的前辅国公载澜等人，时常宴饮。 为响应新政实行，新疆编练新军，于1906年10月底设督练处，由新疆巡抚联魁兼任督办。苏元春身为声名卓著的抗法宿将，又曾镇边广西近20年，军务练达，经验丰富。在人才匮乏的新疆自然十分受人瞩目，乃被连魁延请，协助练兵事宜。11月，连魁奏请将原有一些部队经挑选裁并，编为一协，暂名新疆陆军；同时奏请委任“新任布政使王树枏、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荣霈、戍新效力已革提督苏元春为参议官”，另有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本应以专员负责，而“惟新省人才及经费不充”，遂拟“酌派王树枏兼办兵备处事务，荣霈兼办参谋处事务，苏元春兼办教练处事务，每处委文案二员随同办事，帮办、提调暂不委派以防滥厕而免虚糜”。谪戍之后仍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苏元春自然十分高兴，然而清廷却回复“苏元春获咎甚重，该抚率行差委，著不准行”。其实早在苏元春遭发遣不久的1904年7月，既有御史徐堶既曾奏请以广西军务吃紧而重新起用苏元春，岂料清廷提起苏元春的名字就“切齿痛恨”，非但所请不准，连徐堶本人也被降职处分。时隔两年有余，清廷仍如此耿耿于怀，不仅不促成其事，反而横加阻碍，以至于不能人尽其才，实在令人扼腕。 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权力斗争骤然激烈。岑春煊与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结党，于1907年4月间发起“丁未政潮”打击政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结果岑春煊反被奕劻构陷，终遭开缺，不得不隐身上海。借此时机，一批曾遭岑春煊参劾的官员获得了翻身的机会，苏元春也在其中，遂有“居戍四年，御史李灼华疏其冤”。1907年12月，清廷谕称：“有人奏粤匪日炽，由于前督岑春煊等冤屈能员，急宜昭雪各折、片。着张人骏按照所参各节，秉公确切分别查明，毋得稍存成见。”次年八月，张人骏奏请将“已革提督苏元春量予恩释，保全末路”，清廷允奏，“加恩准其释回”。裴景福《化城集》有《赠赵孟湘孝廉并东苏子熙宫保》一诗，其云： 西极斯文日正中，谁将牛耳角群雄？ 停车问字来令雨，砍地高歌起大风。 薄醉时时看宝剑，奇音往往出焦桐； 虞翻莫作青蝇叹，更有孤寒泣卫公。 诗后记：戊申七月二十六日作，甫脱稿而予与熙老赐还电音至矣。赐还后予与宫保约同入关，其年十一月下旬，公冒寒卒。予挽以联云：铜柱镇南荒薏苡，明珠太息长城真；自坏玉关劳北望，创瘢血斛伤心敝。盖盼君恩，予方代新抚草奏为公乞恩也。裴景福将苏元春比作东汉时平定交趾，却因小人嫉贤妒能蒙受不白之冤的伏波将军马援，斥责了清政府迫害功臣、自毁长城令人痛心的行为，却也是恰如其分。苏元春于蒙赦释回之际，偶感风寒，旧伤复发，以致不治。去世后无钱安葬，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出资为其治丧，后由侍妾王氏及戍所所生幼子苏承赐扶柩南归。1909年2月，苏元春方获平反昭雪，“开复原官，生平战史付史馆立传”。   结 语 苏元春是为清廷效劳了40多年的功臣，既有镇压人民的劣迹，也有抵抗侵略的功勋。然而尽管能征善战，面对清末大西南风起云涌的游勇、会党起义也同样是无能为力，最终在官场斗争中失败，被他尽力维护的腐朽政权当作替罪羊，蒙冤谪戍，客死他乡。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清王朝黑暗腐朽、专制统治穷途末路的力证。苏元春去世前一个月，他的“主子”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相继死去；他在新疆最后的日子，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前夜，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即将在中华大地寿终正寝。   作者简介 1.厉 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李 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亚南

	广西边防督办苏元春的国防思想及实践（节录） 作者：薛国安  张海明 中越边境崇山绵亘,其中广西与越南陆地疆界线有1020 公里，而且是中越国道所经。因此，清代广西边防是中越边防的关键地段。中法战争前,作为清政府的藩属国,越南历来被视为“滇粤屏障”。但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将越南列为边防对象，也没有在边界构筑边防设施，两国却也长期相安无事。法国侵占越南后，法军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兵，中越边界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船坚炮利、虎视眈眈的强邻逼境，中国南部边疆出现了严重的边防危机，张之洞等清廷要人发出了“强邻逼境,则我不能不筹固圉之方”的呼声。清政府被迫沿线设防以应付这种严峻的局面。中法战争后，清廷谕令粤桂滇三省督抚通盘筹划中越边防。“用副朝廷慎固边防，消弭隐患之至意。” 在广西，清廷设置了边防督办，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专司其事，统率边防军二十营分守沿边各要隘。苏元春是晚清时期中法战争中的名将，也是广西边防督办的首任，他主张建立强固的边防，驻屯精兵，以防止法国背盟。苏元春在广西边境督边达十九年之久，是广西边防建设的具体筹划和实施者，他开发边境，固守边防，为西南边陲的长期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清史稿》用“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  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崟，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炮台百三十所，嘱统将马盛 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懽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馀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来描绘苏元春督边近二十年的成就。现在沿中越边界广西段遗留的古炮台和大小连城遗址、沿边的旧军路都是苏元春在中法战争后开辟建立的。苏元春为了广西边防建设可谓不辞劳苦，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虽然苏元春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国防理论，但他主持广西防务的积极作为已经折射出苏元春丰富的国防思想。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就其国防思想进行阐释，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探寻和发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国防思想及实践是研究晚清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本文就试图从苏元春镇边的举措中梳理出其国防思想的脉络，以纪念这位爱国将领。   一、构筑炮台营垒的国防工程建设思想 苏元春上任广西边防督办后，根据当时边境形势，分析认为“桂以守边为生”。但中越边界广西段，从防城的北仑河口到那坡县和云南交界的各达山止，全长１千多华里，全线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沿边又有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一百多个大小不一的隘卡，如何才能镇守得住呢？于是苏元春等提出在沿边各重要关隘筑炮台营垒的策略。张之洞在联名苏元春等人的奏折中强调：“桂边通商龙州锁钥必有炮台，桂从无洋炮，守无可恃。” “惟有严锁钥以扼要冲，庶可安常而应变”。也就是说，一旦法国背约弃盟挑起战争，这些边防炮台营垒就有应变的能力，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这也就是在千里边防构筑炮台的缘由。依据朝廷所定“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壕,甚僻者掘断禁阻,戍所造地营,栽竹刺”的设防原则，苏元春在被任命为广西边防督办后即着手动工在险要的高山关口修建边防炮台及以龙州连城为中心的边防军工体系。 广西边防建设,首先从修复镇南关和筑龙州城开始。中法战争时法军炸毁镇南关，并在关上竖立“广西门户已不存在”的木牌。1885年夏苏元春奏准用军队助工修复镇南关, 重建国门。新关城完工后,成为广西第一个边防要塞。广西提督府原驻柳州，由于清廷任命广西提督兼广西边防督办，为靠前指挥，苏元春奏经清廷同意，将提督府由柳州移驻龙州。龙州原无城, 苏元春于 1886年初开建筑龙州城,历时三年竣工，龙州城也就成为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的军政中心。 关城建成，苏元春就开始筹划沿边炮台建设。实际上，炮台工程是分两期进行的。清政府将广西边防以镇南关为中心划为三路，镇南关至凭祥为中路，镇南关以东至上思州的剥机隘为东路，镇南关以西至小镇安为西路，三路以中路最为重要。第一期工程其实是建设以镇南关和凭祥的大连城为核心的中路。苏元春奏请两广总督张之洞拨出洋款10万两购买洋炮。这批洋炮运抵桂边后,苏元春就布置如何造台安装,从而拉开了营建广西边防炮台的序幕。苏元春在凭祥西北选定一个地势隐蔽,适合屯械练兵并处于中越大道必经之地的山弄,建筑大连城。大连城是苏元春督办广西边防军务时的指挥中心。周围山头筑有中型炮台八座，犹如联合起来的环形长城，有“连城天险”之称，故名“大连城”。四周石山上的大炮台和中炮台，互相拱卫，形成一个坚固的指挥要塞。后来广西巡抚马丕瑶奉旨巡边，盛赞苏元春的边防工程：“由龙州抵镇南关口，一路丛峰峭壁，层层险要，连城四山斗绝，提臣营于此，适南关、龙州之中，足资屯运。所阅炮台，以象岭、青山、白云、马鞍诸岭及关前石山者为最稳固，中路布置渐臻完善。东路以伏波岭为最峻，西路以葛麻岭为险，炮台地营，仿照中路，择要分筑，俱能得势”。从马丕瑶的亲身经历看，广西沿边炮台经过历时两年的一期工程建设，大体上初具规模。 广西边防二期工程建设是因法国要在越南修筑沿边界绕到平而关外，从而避开镇南关中路的纵深防御，势据龙州上游的铁路，造成南关反居其后的严重局面而引起的。面对新出现的危机，苏元春亲赴广州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会商，决定加强平而关、龙州一带的设防, 并购置克虏伯巨炮,参观虎门炮台工程式样及布防情形进行设防。边防炮台建设开支巨大，清廷不愿支付这笔巨额的费用，主张缓办。苏元春会同广西巡抚马丕瑶上奏力争：“臣亦知款巨时艰，惟广西边防1700 余里，处处紧连越壤，三关百隘，防不胜防，全靠扼险凭高，多置炮台，必一台足顾数隘，层层联络，节节应援。详审20 台处所，无非要害之区，不乘此海疆闲暇之时早为严备，一旦有事岂能猝办，似缓实急。”在当时军队机动能力因地形限制十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以炮台的远程火力控制边关重要据点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由此也可以看出苏元春的远见卓识和未雨绸缪的国防危机感。 炮台经费得旨准行后，1892年4月全边炮台建筑二期工程开始。龙州城西北5公里的将山扼镇南、平而、水口三关的水陆入口通道，居高护卫着龙州城。苏元春选择在此地建造小连城，并在将山顶上筑两座大炮台，炮口直指龙州城南法国领事馆、天主教堂和铁路局车站，对法国人形成威慑，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城内屯兵积粮，苏元春设行营于山崖上的石洞里，加以修饰称“保元宫”,形成广西边防第三座要塞。苏元春又在平而关的平公岭、秀龙岭筑起3 座大炮台，安置巨炮封锁平而河和隘路，将这一越南谅山、高平进入龙州的水陆关口牢牢控制住。炮台“扼险凭高”都建筑在沿边的高山上，依地形而筑，并集兵营、炮垒、城堡于一体，工程十分艰巨。苏元春又组织建造一批中小炮台和碉堡，与34座大炮台在千里边防线上遥相互应，互为犄角，形成周密的防御体系。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奉旨派人验收广西边防炮台，经过实地查勘,认为“工坚料实,远近形势相联,大小高下得法,规模大备,战守有资。苏元春经理此项工程极为核实”。 为运解械粮，苏元春在修筑炮台的同时，决定修建几条由龙州至靖西、那坡，龙州至宁明，龙州至平而、南关、水口三关，龙州至太平府(今崇左)等要地的军路。据地方史籍记载，苏元春领导组织边境军民，在10多年的时间里，“倍筑军路千里”。并在这些干线上倍筑了一些支线，直接通往边防线上的各个据点、炮台、关隘卡口，使边防军路纵横交错，网络相连。形成了以龙州为中心的军事运输网。 广西沿边炮台工程逐步建成, 在边境上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筑如此庞大而坚固的边防工程设施，非有坚忍不拔毅力难以胜任。广西沿边的国防工事有效地遏止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使其不敢贸然进犯中国，保持了边境地区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重大战事。全部炮台工程建设共用去白银四十多万两，相当于广西边防军一年的军费，应该是相当节省的。当时朝廷拨的经费十分有限，大部分经费都由苏元春自筹垫付。他捐出俸银，变卖田产，停建府第，尚还不清债务, 被控“缺额扣饷”问罪下狱充军新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二、操练防营和招募游勇的边防力量建设思想 苏元春担任边防督办期间，边界防守任务繁重，边防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他深感兵力不足。此时，法国人深受中越边境游勇的困扰，就主动出资请苏元春出面将活跃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游勇招募成军。正为募集炮台建设经费发愁的苏元春考虑到招募游勇成军这一举动既可筹集边防炮台修筑经费，又能稳定边境，就借此机会，除在额定20营防军外，招募会党、游勇武装编列成营。 中法战争结束后，广西的军事重点转到中越边界。苏元春与广西代理巡抚李秉衡共商筹建边防，两广总督张之洞积极支持，并筹款代购洋炮，于广西沿边大规模构筑均台、碉台，又从天津、上海制造局拨解一批枪、炮，防御法军再次入侵。苏元春治下的防军所配发枪、炮主要来源于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为有效解决枪炮弹药的供应，避免受制于人，1899年，苏元春购置德国机器，招募一批工匠于龙州城外公母山设立制造局，并开办火药局、军装局等，制造长辣炮、地雷、火药；仿造法国小花旗轮和翻装子弹，并生产部分枪、炮零件和军用被装等物资。 苏元春在凭祥、鸭水滩和半山开设三个兵站，每年八九月间利用修筑炮台的间隙集中操练。随着武器更新和作战对象变化，边防军的军事训练，主要以学会构筑防御工事，习练枪炮技术，利用地形地物和学会执行巡防任务等。内地防军武器更新少，训练仍袭旧法，主要练习大刀、盾牌和战术动作。《清史稿》说苏元春在主持边防建设之余，“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苏元春治军有方，军纪严明，他戍边期间侵越法军不敢在边境滋事，广西边塞一片安定景象。奉旨巡边的广西巡抚马丕瑶视察广西防务后写给朝廷的的奏折中对苏元春的防营不吝誉美之词，赞赏有加。马丕瑶这样描述镇南营：“所演十阵或联队进剿，或分队埋伏，进退错综，而步伐秩然不紊，枪靶中七成以上，不徒以刀牌技艺见长。”进至防城后，他认为此地队伍“系提臣所部精锐之所萃集，各阵方圆散整无不指挥如意，定如山立，动如波涌，变化灵捷，仍能发以暇其军容之严，气势之广博，枪炮之齐声，金鼓之应节，非十余年精心选练，不克有此规模。”马丕瑶认为苏元春的洋枪小队“试放便捷，疾队得法，火器十成命中，刀牌技艺联贯精通，洵足制胜。”由此，马丕瑶得出“各营将弁无不恪奉教令，翕然同心众与”的结论。苏元春治下的防营俨然成为保卫广西边防安全的中流砥柱。   三、移民实边的国防策略思想 移民实边是中国古代边塞防御的重要策略。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组织向河南地大量移民，建造朔方城，以就近防御匈奴的进攻。中法战争前，广西地旷人稀，沿边各县“交通梗阻，地瘠民贫，千百年来，不独中原士夫视诸化外，即本省人士，亦多裹足不前”。中法战争结束后, 法军在越边界一方大量修筑军事工事,广西一夜之间变成了清政府抵御法国殖民侵略的军事要地、边防前线。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苏元春和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经奏请清政府，在桂西南地区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以充实中越边疆防御实力。这一政策，对广西边沿地区的经济、国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间，苏元春大力经营，功不可磨。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曾在广西大量临时募兵，而战后又大批裁撤。这些人由于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所能拿到的应有的饷银和兵米非常有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流落在中越边界一带，成为令清政府和法军头痛的“游勇”。苏元春认为“此辈区处得所，为我捍蔽，胜于十万师矣”。就专门组织“于沿边预勘未垦荒田百数十处，足敷安插千余户口”的地方供人垦荒、居住,并规定：凡“有来认垦者，由局验明计口授田，给资搭盖茅屋，酌发牛种农具，责令耕作。而于未经收获之先，仍量予盐米，并按编保甲法，取具连坐互结，选任牌长以专其责，俾便稽查”。这一措施成效显著，原先“地皆旷废无居人”的凭祥隘口，经边防督办苏元春“招徕垦辟，流亡者稍稍集焉；又久之，烟户相望。今则商贾辐辏，居然成市矣”。在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下，内地广大人民也纷纷迁居边疆。为此,广西巡抚马丕瑶曾两次专门上奏清光绪皇帝，赞赏苏元春和李秉衡“开屯田以实旷土” 的政绩,请求朝廷给予奖励。苏元春还采取措施鼓励边防军家属落户边疆，既解决了边防军将士的后顾之忧，又增加了边沿地区的人口，可以说是收一举两得之效。苏元春就趁停战后朝廷下旨裁军，动员跟随他抗法的永安子弟兵带头落户边关，至今龙州至凭祥一带尚有不少“蒙山(古称永安州)村”。今天，居住在凭祥大连城、隘口、龙州水口关附近及大新县宝圩的居民很多都是当年跟苏元春去抗法，打完仗后在那里定居的官兵后裔。 苏元春组织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使中法战争后移民大量迁入桂西南地区，人口的迁入和增加吸引了大批人民到边疆一带垦荒、落户。不仅改变了过去沿边一带人烟稀少、千里荒芜的状况，填补了广西边境的空白地带，使得沿边一带人口迅速增加，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源，从而加强了广西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开圩兴商的国防经济思想 广西边防城垒和炮台建设耗资巨大，清政府下拨的经费极为有限，各省协饷又难以到位。苏元春为此甚至将在家乡建帅府的钱捐献出来，并动员士绅捐款，但募集的钱款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苏元春无奈之下只得多方经营，自筹经费以弥补边防工程建设费用的缺口。 苏元春深知，唯有振兴边境一带的经济，才有可能集中更多的钱用于边防炮台和碉台的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广西沿边的经济实力，苏元春在许多地方建房造圩，积极鼓励边民聚居经商。他甚至还曾采取“赶圩有赏”办法来请各村寨群众赶圩做生意，各边防隘口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在苏元春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地本荒郊”的隘口便成为了食货骈集”，拥有百多户居民的固定圩镇。凭祥的大连城，靖西的葛麻圩，那坡的平孟圩，龙州的下冻圩、布局圩、水口圩等圩场，都是那时建设起来的。经苏元春等人移民实边，苦心经营，大连城变成一座“生灵亿万”、“烟火万家……有内地熙攘气象”的繁华边城。苏元春还经营航运，以筹集钱款。龙州位于左江上游，水道交通发达，船运直达南宁，可至梧州，是当时以龙州为中心的一条重要的国防运输线。1898年苏元春招集军绅商界集资创办邕龙利济局于龙州，专营南宁到龙州的客货航运。 …… 史学界对于苏元春在广西边防督办任上的经商行为多有诟病，应当承认，苏元春扣饷、经商以及广置田产固然有其贪婪的一面，但毕竟苏元春没有自食而肥，他将所得的绝大多数银两用于边防工作建设，以至于在后来蒙冤下狱时竟然没有输通关节的费用。所以对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应当肯定其在艰难的处境中灵活变通以巩固边防的举措。 作者简介 薛国安：教授，博士生导师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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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元春与晚清陆路边防建设（节录） 作者：刘庆 石松     近代广西名将苏元春戎马一生，令人称道的功绩之一就是主持广西陆路边防建设，他自己也因之横遭弹劾入狱，充军西陲，客死异乡。对苏元春在广西边防建设中的贡献，学界论述颇多。本文试图以晚清全国陆路边防建设为背景，比较同时期广西与东北、新疆、云南诸省陆路边防建设的得失，以期对苏氏所作所为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     陆路边防，古称“塞防”。在把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袭扰视为“心腹大患”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它差不多就是整个国防的代名词。清朝入关后，虽然放弃了中原王朝“因险制塞”、依托长城以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传统，但“重塞轻海”的国防战略方针一仍其旧。从康熙年间开始，由于沙俄不断向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侵略扩张，英、法等西方列强大举侵略中国周边各国，进而觊觎中国疆土，以东方封贡体制为基础的宗藩体系和“藩篱”政策面临着全面的冲击，清王朝不得不着手建立在东北、西北地区屯田实边，设置驿站、军台和军事 卡伦，实行定期巡边等一系列边防制度。正如《清史稿》所描绘的那样：“中国边防，东则三省，北则蒙边，西则新、甘、川、藏，南则粤、湘、黔、而沿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 鸦片战争后，“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清政府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海防。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事件，出兵侵略台湾，同时左宗棠正积极筹备收复新疆，摧毁浩罕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所谓“哲德莎尔”国，收回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由此在清朝统治者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的大讨论，史称“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是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意见，一方面坚持收复新疆失地，巩固西北塞防，另一方面加强海防建设，统筹南北洋海防。这一方针明确了国防的重点防御方向，保证了中国收复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却并没有涉及到如何全面加强清朝陆路边防建设的问题。而此时绵延数万里的陆路边防线，却在列强不断蚕食鲸吞的严重威胁下，暴露出边防体制落后、防卫能力不足、管控手段原始等种种弊病。总的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内轻外”的卡伦巡查体系难以应付列强不断蚕食鲸吞中国领土的卑劣行径。 …… 二是“重省城轻边界”、缺少防御重点的边防兵力布局，缺乏精心训练的边防力量，难以抗击敌人大举入侵。 …… 三是以轻武器为主的兵器配备难以达成“严锁钥”“扼要冲”的边界防御作战目标。 …… 四是以驿站为主的通信系统、以“开齐”为主的巡查道路难以满足近代战争及时传递军事情报，进行兵力机动的需要。 …… 1880年2月，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交涉索还伊犁时，闻沙皇在中国东北、西北方向调集军队，意欲以武力相威胁，遂发布上谕称：“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章程，多有要求，断难允准。已改派曾纪泽前往另议。惟该国未遂所欲，难保不伺隙启衅。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且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俄人近在海参崴地方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其意存窥伺可知，尤应规画防守，备豫不虞。”其后蒙古、新疆也陆续加紧边防军队的整顿；中法战争后，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省也次第展开边防建设。 二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元春所主持的广西边防建设便是在上述全国陆路边防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 苏氏任提督时的广西边界从吞仓山至那坡县的各达山止，沿途全为崇山峻岭，大部分地段人迹罕至，中越之间的主要通道有镇南（今友谊）、平而、水口三关及100余个隘卡。由于以往广西陆路边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哨卡零星散漫，兵员名存实亡，许多边防管段形同虚设。1885年8月，清政府命令筹划云南、广西边防，并提出了总的方针：“镇南、白马两关，为滇、桂入越边要处所，现当和议甫成，越南游匪为患，关内亦多伏莽，此后分界通商，中外人民往来尤夥，必须大支重兵，添扎要隘，以戢奸宄而靖人心。著岑毓英、张之洞、张凯嵩、李秉衡悉心会商，将如何添设提镇专官，确核兵勇营数，或留现在得力胜兵以充新额，汰腹地无用常卒以省空粮，何处总扎，何处分防，一切通盘筹画，绘图贴说，缕晰复陈，候旨定夺。其新设各营，尤须选练精实，能战能守，一兵得一兵之用，勿以疲弱应汰之兵滥竽充额，用副朝廷慎固边防、消弥隐患之至意。”仔细分析清政府这番言论，可以看出其仍然秉持陈旧古老的边防观念，视境外游匪和境内会党民人为主要防范对象，绝口不提虎视眈眈的法国侵略者，对于近代边防设施的修建，边防社会的建设也鲜有论及。惟主张训练边防精兵，淘汰腹地无用兵员，派重兵驻守要隘还比较符合当时广西强边固防的需要。经过两广总督、广西巡抚特别是亲自到现场进行查勘的苏元春等人反复商磋和不断修改，终于形成广西边防建设的基本设想并予以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近代边防体系。 …… 修建边防设施。 …… 调整边防兵力部署。 …… 发展边疆经济，维护边疆社会秩序。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这10余年间，广西边界地区大体上是安宁、稳定的。 三     ……客观评价晚清陆路边防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即主持者对边防建设是否重视，边防设施修建和兵力部署是否合理，维护边疆社会稳定是否有效？ 分析晚清各省区对陆路边防的重视程度，首先要看其是否处于主要防御方向。一般来说，地处主要防御方向的省区，无疑应当更重视本省区的陆路边防，并为之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法战争后，中国陆路边防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俄、英、法等国的入侵。…… 边防设施建设和兵力部署是否合理，是衡量各省陆路边防建设的另一个方面。与古代边防不同的是，为了对付装备近代枪炮和采取新式战法的敌人，近代边防急需建设由炮台、交通线和电报线组成的边防设施体系来取代陈旧的卡伦体系。…… 各省边防兵力部署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对边界管控和防卫的能力。……广西把兵力部署与边防设施体系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驻兵更多地体现了扼要守隘的防御原则，如建于各隘口的炮台（通常每台驻兵一哨）、碉台，镇南关、大连城、小连城要塞，而不是驻兵于各主要城镇（城镇与军事设施选址原因差别很大），这种服从边境防卫的需要而不贪图生活安逸的兵力布防原则，是值得人们充分肯定的。 维护边疆稳定是边防最重要的任务。鉴于大多数边防地段“地旷人稀，千里设防，需兵甚重，军粮转运，劳费万端”，各省区督抚将军为安定军心，解决这一边疆建设的头等难题，大都采取了屯田之策。黑龙江自1860年起开禁招垦，惟多限于省城周围，对移民实边（尤其是与沙俄接壤地区）意义不大；后又实行“以兵务农”之策，将荒地拨给退伍兵丁自愿耕种，或在沿边设卡伦，每卡伦30名兵丁中，10人巡边，20人务农，定期轮换。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所有退伍各兵，类多游惰自安，菽粟不辨者流，欲其从事耕凿，日习极苦之劳动，岁纳倍称之息金，势既不行，力迹未逮”，不得不被迫取消。从1910年起，该省将呼伦贝尔至瑷珲沿线荒地全部放垦，才加快了边疆开发速度。1880年，吉林边防督办吴大澂提出“购利器以讨军实，招屯户以实边土，通道路以以便商旅”的强边措施，不久又在珲春专门建立招垦总局，移民实边成效颇著。蒙古之库伦、科布多、苏里雅苏台等地也实行了“讲求屯垦，以足兵食”之策，但当地官府仍坚持官屯、兵屯的原则，不向广大平民开放荒地，就连1902年全面开禁后也只是着眼于收取押荒租银，而不是移民实边，起不到稳定边疆社会，开发连续经济的应有作用。新疆在建省之后，曾多次发展兵屯、民屯，终因为政策摇摆不定，大多数巡抚、将军并未把屯田与边疆的开发建设、繁衍边疆人口和促进民族团结结合在一起，有时不是维护了边疆稳定，而是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或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云南两省并未系统地进行屯田开发。苏元春主动招俫民众到边地谋生，发展边地圩场经济，可以说是注入了官府意志的另一种形态的屯田，对繁荣边疆经济是有益的。 至于说到边疆省区的社会秩序，中国进入19世纪末以后，随着东西方列强环伺紧逼，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侵夺主权，清朝统治日渐虚弱，革命党人和会党秘密活动日益频繁。在与越南壤地相接的广西（尤其是边界附近地区）地区，也出现大小“游匪”盛炽的情况。据两广总督陶模说：“游匪本关外散勇，向在越南境以抢掠为生。自法人在越境设立对卡以后，游勇无可潜身，窜入内地两省亡命。复以之为逋逃薮，愈聚愈多。督办广西边防提臣苏元春见游匪日炽，诛不胜诛，暂以招抚为笼络之计。无如人数太多，饷需不济，不能各满所愿，是以旋抚旋叛。各匪既曾受抚，与营勇气息相通，勾结之患，固所不免，边勇、游匪，几成一气。苏元春笼络驾驭之策，因之而穷。” 广西清军镇压“游匪”乏力，身为提督的苏元春确实难脱干系。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清末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窘境，当时不独广西如此，东三省、蒙古、新疆、云南、广东等边疆地区乃至内地各省无不日益动荡。面对清朝封建统治行将灭亡的历史大趋势，无论是苏元春还是清政府中的其他什么人都无法阻挡或逆转，这与边疆社会秩序的稳定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作者简介 刘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石松：黄山书社文史编辑室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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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就晚清最后的国防线                  ——苏元春国防建设实践探略（节录） 作者：陈　峥 苏元春(1844～1908)，字子熙，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人，是清末广西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同治2年(1863)，投湘军席宝田部，走上军旅生涯，随席宝田征战各地。同治6年（1867），随席宝田赴黔东“剿苗”，因镇压苗民起义有功，被授予广西提督，领头品顶戴，光绪10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苏元春在抗法战争中作战勇猛，战功赫赫，被清廷任命为广西关外军事帮办，时年40岁。光绪11年（1885）1月，苏元春在谅山战役中和冯子材一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结束后，苏元春以提督军职督办广西边防军务10多年，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国防就是国家的防务，是指国家为了保卫国家主权、领士完整，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以及国家所拥有的和军事有关的一切设施。自古以来，有国就有防，国无防而不立，民无兵而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国防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受尽了列强的欺凌和侵略。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无不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略，他们的救国思想包括国防思想及实践，曾经给当时处于危亡中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 长期以来，由于中越的特殊关系，中越边境基本是有边无防。中法战争后，法国完全占领越南，我国西南边疆直接暴露在强敌面前，西南边境的边防建设提上日程。中越两国国境腹背环绕，犬牙交错，其中，仅桂越边境就绵延一千余里，“往来则四达不悖，控驭则三面孤虚。” 在当时，广西边防十分虚弱，只设立“隘口一百零九，守卡六十六”，而且防御设施极其简陋，基本上是有边无防。而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却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兵，修建各种明碉暗堡和军事工程，对中国虎视眈眈，威胁着我国的西南边疆，清政府被迫在广西、云南设防以应付这种严重的局势。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作为晚清抗法名将和战后广西边防建设的最高负责人，针对广西的具体情况，苏元春在广西的边防建设中采取的不仅仅只是一些具体军事措施，而是一个全方位、整体的、大规模的举措。在战后的广西边防建设中，他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对于如何加强中国西南边境的国防建设、提高国家防卫能力，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全面科学的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防思想，进行了一整套的国防建设，为西南边境的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基础，并大大提高了国家防卫能力。 二 苏元春的国防思想，大都付诸实践，经过实践的考验。时至今日，他的一些国防思想，仍旧闪烁着光芒，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在国防建设上所取得成就，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各方面看出。他在广西的国防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养兵办防，而是从思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着手，提高广西乃至西南边境的整体和综合的国防力量，他在广西的一切国防措施无不围绕着加强整体性国防力量这一主题，他的一切实践，无不体现了这他的整体性国防思想和国防实践。 1．思想上，统一认识，认清形势，为边防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法战争前，越南为中国的藩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把越南列为边防对象，因而在千里边界线上没有具体边防设施，中越边防可以说是有边无防。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从越南撤兵，边防建设提上日程。中国面临的边防对象是当时世界上的拥有铁舰大炮、侵略成性、时刻觊觎中国领土的列强法兰西殖民者，而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0多年了，清王朝正处于衰落崩溃的边缘，面临列强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元春等人已经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到加强中越边防的重要性， 他在中法战争后指出：“此后边防倍关紧要”，“强邻迫境，则我不能不筹固圉之方”。  他与张之洞、李秉衡等认为：“滇、桂、粤三省皆与越接壤，滇以互市为重，广以海防为重，桂以守边为重。……。现遵约桂军还扎边界，如将谅山高平悉听法屯兵，则桂防处处可虞，敌或渝盟，瞬息压境，我将何以支，似不能不预筹限防。”苏元春时刻将法国描述为“强邻”、“强敌”，这些词语充分反映了他的爱国热情和他将法国视为边防对象的高度边防意识，苏元春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很清醒的。说明了他在思想上完全认识到了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我方除了加强边防，别无选择。 …… 2．军事上，正确部署军队，扼要驻守重要关隘，修复关隘，构筑营垒炮台，发展水陆交通 清军从越南撤军以后，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苏元春制定了周密的国防建设计划，在军事部署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扼要驻守重要关隘，构筑营垒炮台， 并大力发展水陆交通。 其一，制定正确的驻军计划 …… 其二， 修建关隘城垣 …… 其三，构建营垒炮台 …… 其四，发展交通，保持畅通，为国防建设提供保障 …… 3．经济上，开发边疆经济，为边防建设和保卫边防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 国防建设需要坚实的经济提供后盾，而保卫边防更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撑和经济支持。而当时的广西，是中国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经济极不发达，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保卫边防，加强经济建设，确保稳定的财源，关系到国防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国防的巩固。为此，苏元春采用种种措施： 其一，移民实边 …… 其二，开设圩市，发展经济 …… 其三，发展产业 …… 其四，广辟财源，节省开支，多途径解决国防建设费用 …… 4．文化上，鼓励将士学习文化，设立书院，开办教育，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培养一批必需的人才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这话生动地指出了文化在军事建设的重要地位。 苏元春本人文化不高，在从军前没有读过书，从军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发奋学习，他的文化水平和书法造诣都很高。大连城修成后，他曾经赋诗歌颂：“天生重镇筑连城，腹内深藏十万兵。远眺敌楼烽火靖，新开帅府将星明。穷边自此为根本，化外何能再抗衡。玉洞绿泉军敛足，流转四海永扬名。” 这首律诗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不但表现了将军藐视敌人的英勇气概，而且展示了广西边防建设的巨大成就。到过大小连城边防指挥中心工程的人可以看到，苏元春书写的“连城天险”“玉洞”、“情游于物外”及“一大垒城”等匾额，其涵义及书法艺术相当高深，从这方面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书法艺术，而且也激励了官兵的斗志。 苏元春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还规定各级官员和士兵都要读书学文化。他的部将马盛治原本目不识丁，苏元春强迫他读书作文，并定期检查，经过努力，马盛治达到能草军书的程度。其他将士也纷纷学习，边防军的学习风气因此较为浓厚。当时苏元春从德国购入的大量火炮等近代化武器，没有掌握一定知识的人是不能操作的，但由于苏元春重视文化，士兵掌握这些武器也就很快。 在苏元春的倡议下，很快建起了同风书院，没有经费，他带头捐出两千两俸银，购置书籍用具，供军队和地方子弟读书。自此，边关有了第一所学校，开了文化教育的先风。苏元春还指拨八角树山一座给凭祥书院，以其收入做书院的膏火费。苏元春重视文化的措施，为发展南疆文化，造就人才作出了贡献。 5．外交上，坚持原则，灵活机动，捍卫了国家主权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古往今来，外交凭的就是实力。但苏元春在涉外问题的交涉上，却没有因为中国的弱小而退让，而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保卫了国防。 中法战争后，苏元春将20余营的边防军，沿边界分段驻守，并大力修建军事工程，防御外来的侵略。法国也沿边布防，针封相对，双方对立达10年之久。法国除了要对付苏元春的边防军外，黑旗军余部和“游勇”的活动也令其大伤脑筋。为了消除对峙的局面，中法两国于光绪21年（1895）签订了《中法商务专条附则》，次年签订了《中越边界会巡章程》，双方设立对讯所，派官兵驻守，维护边境治安。在边境治安问题上，苏元春坚持国家主权的同时，与法方既合作又斗争，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避免的重大冲突的发生。如光绪21年（1895）3月30日，法国的芒街税务司李约德与妻女被匪徒绑架，逃到广西境内，苏元春设法将其全家营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法关系。 在战后划界问题上，苏元春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中国在国防上的局部优势和有利环境，据理力争，坚持原则，灵活机动，保卫了边疆的安定，捍卫了国家主权。如在金龙峒（今龙州县金龙镇）的归属问题上，因其地势险要，法方坚持属越，苏元春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并暗中指使游勇潜入金龙峒活动，法国无奈，金龙峒乃归中国。 三 作为战后广西边防建设的最高负责人，苏元春系广西安危于一身，在条件十分简陋，资金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他不仅要建设边防，抵御外来侵略，还要处理好军民关系，办理涉外事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苏元春却做得很好，“十载以来，于界内筹防，界外交涉等件，幸免愆尤。” 这在当时不失为一奇迹。这与苏元春坚忍不拔的毅力、杰出的军事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手段分不开的，这一切，也正体现了他的整体性国防思想和国防实践。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今天再次审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尊重历史、不带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的和平和繁荣安定，不是乞求于外国的恩赐，而是来自祖国的强大的国防。苏元春驻边19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近20年里不敢背盟挑衅，中越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人民安居乐业，边疆经济得到了发展，这与中越边境有一条强大而坚固的边防线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陈　峥：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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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苏元春爱国为民思想与张高友义军的影响（节录） 作者：刁光全 苏元春（1844~1908）字子熙，永安州洲头街人。4岁丧母，咸丰元年（1851年）7岁时父亲苏保德任永安州团练，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之战中阵亡。次年继母改嫁，苏元春先到大姐和二姐家放牛，后四姑母给本钱贩卖糖果，因混迹赌馆，输掉本钱偷盗铁耙被官府通缉。 咸丰五年（1855）11岁，与9岁的堂弟苏元瑞追随大哥苏元璋投入天地会义军张高友部。同治元年（1862）张高友义军失败，苏元春18岁接受招安，投湘军席宝田部，后逐渐发迹。从11岁投张高友到18岁，这8年之中正是苏元春一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后来的文韬武略、爱国为民、建设边防、忠君孝亲等等，都与张高友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在义军中读书与后来建书院 …… 张高友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天地会首领，祖籍福建漳州，祖父是漳州南少林武功传人，将祖传武功传授给他，父亲在荔浦又聘请有文墨的名师教过他。苏元春投军后，张高友除亲自教他读书外，还把祖传武功教给他。 咸丰五年（1855），张高友在昭平马江和曾参加过太平军的木格古今四、北陀曾十、马江李日扬、永安黄桂林，以及永安州拔贡莫世堉等多股义军聚义。聚义后，苏元春得到莫世堉等有较高文科功名的人的指点，学业大进。 苏元春经过劫难，倍感读书机会来得不易，发奋学习。咸丰八年（1858）张高友攻取莲塘堡设中心大寨后，修仁县举人李博、谭大让等参加义军。“张高友有空就教童子军读书，还在莲塘设书院，投张高友的举人李博和谭大让也教苏元春兄弟和童子军读书学习书法及诗词。” 张高友在莲塘大寨所设的“书院”，不但使苏元春受益不浅，而且使义军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为巩固莲塘中心大营，以及抗击官军围攻打下文化基楚。同治元年（1862），张高友死后义军失败，苏元春与大哥苏元璋、堂弟苏元瑞等接受招安。 同治二年（1863），苏元瑞投湘军席宝田部时17岁，便能吟出《甲子往江西投军路过龙虎关》诗： 桃花水泛白云湾，古洞仙庵半露山； 九折羊肠天下险，龙蟠虎踞锁雄关。 后来，苏元瑞将军中吟咏集成《鹤荔堂诗草》于民国元年出版，由贵阳文通书局代印，成为当时有名的儒将。 苏元春也有《大连城要塞》诗： 天生重镇筑连城，腹内深藏十万兵； 远眺敌楼烽火靖，新开帅府将星明。 穷边自此为根本，化外何能再抗衡； 玉洞绿泉军敛足，流传四海永扬名。 《题大连城牌坊》对联： 洞中洞见洞中洞；天外天成天外天。 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苏元春在白玉洞还有：“明月与天分一半”的著名题刻。这一题刻结合洞中有洞可照进天上月光的景气，意境深邃，令人回味无穷，非一般人所能悟出其中奥妙，可见苏元春的文字和文学功底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苏元春兄弟的这些文学成就，都是青少年时代在张高友义军中读书时学习的，和张高友重视文化，办“书院”有密切关系。而且苏元春兄弟招安投军后，在军中仍坚持读书，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一日（1888年11月1日），李鸿章给苏元春的回信中就称赞道：“承示治军之暇，盖以读书，文武兼资，弥仰进德之猛……儒将风督，自是不凡。” 在张高友的影响下，苏元春在建设边防中，于光绪十九年（1893）捐俸银2 000两在龙州建同风书院，让平民百姓的子弟读书，培养人才，开化文风，提高边防军队和人民的文化素质，作为巩固边防的长久大计。 同时，苏元春还在家乡永安州将洲头街旧宅改建为武功书院，捐资购置2 000斤租田，供本族及乡亲子弟读书。还捐资重建永安州尊经阁，并购置《十三经注疏》、《佩文韵府》等一大批书籍藏于阁中，供人阅读，使永安州文风大振，成为人杰地灵之地。 屡立奇功与独特战法 ……苏元春跟随在张高友身边，从中学到不少义军战胜强大官兵团练的独特战术和战法。 同治元年（1862），张高友起义失败，苏元春接受招安。第二年，苏元春就运用跟张高友学到的战法和义军作战精神，在江西堵截太平军。“金陵克复，伪王洪秀全先死。其子洪天贵福袭伪号，纠党突围分窜豫章。时宫保昆季合领一营，隶楚军统帅东安席公部下，奉命追剿。侦知贼情潰散，裹粮穷追，超越各营之先，及至石城，夜与贼遇，乃相谋曰：贼疲惫，不如乘夜击之，不待合围而先薄焉。指挥擒斩，势如破竹。” 苏元春正是运用在张高友义军中学到的战法，俘获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和幼天王洪天贵福，从百夫长一跃晋升为参将。后又到贵州征剿苗民起义，也是运用义军的战法，以“义军战法对付义军”，屡立奇功，晋升至提督。 光绪十年（1884），苏元春率军出关抗法，更是以在义军中学来的独特战法，多次战胜船坚炮利的法国军队，最后大败侵略者。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战斗是出关后的第一次船头之战。 光绪十年九月中旬，法军第二旅1 000多人在端尼埃上校指挥下，乘炮舰沿陆南江而上，阻止清军南下北宁。苏元春进至船头，在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采取劫营战法，“恐敌势积愈固，不如先发制人。” 趁敌扎营未稳，突然发起攻击，苏元瑞亲手点炮击毙一名三画法国军官。初战告捷，极大鼓舞清军士气，为后来打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打下关键基础。 而苏元春这一仗“劫营”式的打法，正是跟张高友学来的。“咸丰七年，张高友破州城，踞之。时州人陈协戎培桂率瑶勇数百，奉檄来扎于古天村背，出与贼战，连胜。乃移扎古朗寨脚，营甫定，贼来攻，其锋甚锐，寨上练勇不及应，遂破，移扎古朗山马头岭，锐气顿挫，赖各助军。各寨供官军米八万斤，势复振，连战四十八次，贼亦不能胜。” 当时陈培桂为平乐协参将，手中握有调动指挥整个平乐府属八州县官军团练的权力，是围剿张高友义军的官军主力。但张高友运用独创的战法，屡次打败官军。“贼亦不能胜”是官方掩饰战败之词，说明义军独创的战法，在军事上具有巨大的威力。 建大小连城与莲塘大寨 苏元春在边防建设中，最著名的是建大小连城。特别是大连城，和镇南关号称“南疆长城”。而苏元春建设的大连城，和张高友所建的莲塘中心大寨，无论从指挥中心的设置，到防御设施的构筑，以及兵力部署等，都如出一辙。可以说，苏元春建大连城，是直接受张高友建设莲塘寨中心大寨的启发和影响。 大连城和莲塘寨的地理形势十分相似，四周为群山环绕，中为平地，战略位置极其险要。苏元春建大连城时，在四周山坳筑石墙相连，故名连城；张高友建莲塘大寨时，也筑石墙将周围五个坳口连成一体。 苏元春在进入连城的坳口建左闸、右闸、前闸、后闸及莲塘闸；张高友在莲塘五个坳口筑东面旗杆坳闸门、北面老丢坳闸门、西面大塘坳闸门、南面风岩坳闸门及东荣坳闸门。 苏元春在大连城白玉洞设指挥中心，在洞内设卧室，客厅，作为召集部下商议边防军机大事的场所及战时指挥部；张高友在莲塘大寨的风岩洞中设“王城”，夜间住在洞内，有事召集各头领到洞内商量，在清军围攻莲塘大寨时，他在洞里指挥作战。直到他伤重死在洞里，还留下遗嘱让夫人秘不发丧，带领义军继续和清军战斗。 苏元春在大连城将部队分为5个营，他自领中军大营；张高友在莲塘大寨把义军分为黑、白、红、黄、青五旗，他自领黑旗作为中心大营。 苏元春在大连城内挖4个井，分别取名为福、禄、寿、喜井，4口井中最大的福井供士兵使用，禄井为官用井，寿井为老者所用，喜井供办喜事及庆典使用，以区分级别，免得混乱；张高友在莲塘大寨中挖塘4个，分别取名为白塘、红塘、黄塘、青塘，其中白塘供白旗营使用，红塘供红旗营使用，黄塘供黄旗营使用，青塘供青旗营使用，张高友的黑旗营专用原有的大塘，又名衙门塘，以免各营义军因争水而发生争端。 苏元春在大连城提督府大门前左右各竖立一根大旗杆，旗杆上分别挂一面绣着“苏”字和“帅”字的大旗；张高友在莲塘大寨大帅府旁和旗杆坳上各竖一根3丈6尺高的大旗杆，上面分别挂一面绣着“张”字和“帅”字的大旗，旗杆坳因竖大旗杆而得名。 苏元春在大连城提督府门前设一座钟鼓楼，僚属上下班以击鼓鸣钟为号，击鼓则上班，鸣钟为下班；张高友在莲塘寨大帅府前设钟鼓厅，有事击鼓召集各营头领议事，鸣钟则为各营操练人马休息。 另外，苏元春在龙州将山建设小连城，在山上辟岩洞为指挥中心，取名“保元宫”，其中亦不乏张高友建莲塘中心大寨的影子。 设圩市与赏钱赶圩 苏元春在建设边防中，设圩市和赏钱请人赶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溯其源头，这也是直接受到张高友义军在莲塘大寨设圩市，以及在昭平马江赏钱请人赶圩的影响与启发，而且采取的方法与形式也十分相似。 咸丰八年八月十四日（1858年9月16日），张高友义军袭破永安、荔浦、修仁三州县交界的莲塘堡，并在此设中心大寨。当时张高友义军在昭平马江聚义后，已拥兵3万余众，其中驻在莲塘中心大寨的人马就达1万多人。 莲塘是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虽然利于防守，但交通闭塞，1万多义军驻扎在这里，给养及购买军需物品发生极大困难。张高友为了能长久坚守大本营，并粉碎清军的围剿，于是就在莲塘开辟地方设圩市。“咸丰八年八月十四晚，分路袭破县西莲塘堡，因莲塘地势险要，起义军遂以莲塘为根据地，在莲塘开圩市，营贩运。” 张高友在莲塘大寨开设圩市后，附近几个州县的商贩都来做生意，这些商贩运来大量商品，使义军购买丰富的物资储存起来。从咸丰九年（1859）六月平乐知府陈泰初亲自领兵进攻莲塘大寨起，清廷调集广西、湖南、贵州三省数路大军围攻莲塘，其间义军数次击败官军，大获全胜，甚至清军营官陈日升阵前反正，修仁举人李博、谭大让和夏光祥、王亚德、沈亚养等多股天地会义军投奔莲塘寨，张高友义军达到全盛时期。 直到同治二年（1863）张高友因伤重而死，义军最后失败，前后坚守小小的莲塘寨达5年之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义军通过设圩市，积累大量物资和资金是重要因素。 苏元春跟随张高友在莲塘大寨，亲眼看到设圩市的盛况和圩市对军事的重要。在建设边防中，他知道要长期守住边疆，除了要有强大的军队，还要有强大的后勤作为保障。但边疆很多地方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无人区，万一再发生持久战事，或者被封锁围困，后勤支援就难于保障。 苏元春从张高友在莲塘寨设圩市中得到启发，除迁徙百姓到边疆居住，实行“移民实边”外，还在大连城提督府门前、镇南关的隘口、靖西的葛麻、那坡的平孟等重要战略地点开设圩市，以解决军用物资的购买和繁荣边防经济。 但圩市开设后，有的圩市并没有多少人来赶圩，圩市冷冷清清，苏元春就采取赏钱请人赶圩的办法，很快使圩市繁荣起来。苏元春赏钱请人赶圩的办法，也是跟张高友学来的。 早在咸丰五年（1855）三月，张高友义军攻占昭平马江，在江塘村设大寨，和马江李日扬、木格古今四、北陀曾十、永安莫世堉、黄桂林等天地会义军聚义，人马达3万多。如此多的义军聚集在马江，加上清军团练的宣传，老百姓也躲到山上去了，使得马江圩无人来赶圩，义军的给养很快成为大问题。 这时，曾到永安州“投奔太平军，因未被大用，咸丰五年旋即与武友脱离太平军，回乡在藤县湴田（今属昭平）木格一带占山自立。”的古今四献计，说他在永安州时，太平军就用设无人圩市的办法吸引群众进城赶圩，使太平军买到东西。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永安资料专集》记载：“太平军进永安城后，曾把没收财主的谷米、猪肉拿出一部分在南门外卖给群众。他们在出卖的东西上标明斤两，写上价钱，由百姓自择自取，自动把钱放在竹筒里，太平军并不派人在那里看守。他们这样做，用意是使大家到城里来做买卖。” 张高友从古今四所说的太平军设无人圩市中受到启发，便出布告赏钱赶马江圩，凡是来赶圩者，每人赏钱10文。布告贴出，老百姓听说赶圩有赏，纷纷来赶圩，马江圩马上得到恢复，义军顺利解决给养问题。 “大竹塘石岩是义军仓库，当地百姓常去借钱借粮，多数借后不用还。张高友在那里担钱出马江圩，赏给赶圩的人，担东西的赏20文，空手的赏10文。民国19年蔡廷锴带兵到马江，买不到猪肉，也是赏钱赶圩，担猪肉来的赏一个光洋。” 苏元春赏钱赶圩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在大连城圩是“规定凡来赶集的人都赏给午饭吃，还可以看唱戏，因此，很快就形成集市。”在隘口圩，“将隘口开辟为市场，当时新开辟的市场，有的群众还未知道，有的群众由于生活艰苦，路远不便赶圩。于是，苏元春指示附近驻军，当圩期时，凡是来赶圩的人，每人发给五文钱（当时可买两碗米粉）作午餐费。当时群众说，苏宫保出钱请人来赶圩。” 经过苏元春赏钱赶圩，各地圩市逐渐热闹起来，边境经济很快得到繁荣，边防有了经济基础，也进一步得到巩固。“整军调度，营垒初就，地皆旷废无居人，于是招待垦辟，流亡者稍稍集焉。久之，烟户相望，今则商贾辐辏，居然成市矣。” 办公益事与张高友义军财宝 苏元春在建设边防的同时，还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公益事。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 光绪十二年（1886），与永安州知州陈亮采共同捐资修建古来大桥；后大桥被洪水冲坏，光绪十七年（1891）复与马盛治共同捐资重建为风雨桥，桥长104米，分9跨，桥面宽3米，以青条石为墩，上盖亭瓦； 光绪十九年（1893）捐俸银2 000两，在龙州建同风书院； 改建永安州城至水窦官道经回龙而过，全长约8公里，用河卵石铺设路面； 开挖永安州洲头至回龙水圳，全长3公里多，灌溉那拉、石柱、回龙等村2.2万多亩田地，并在洲头石板滩筑石坝； 和马盛治共同捐资重修尊经阁，购买《十三经注》、《佩文韵府》等一批图书藏于阁中，供州人阅读； 捐资以花石铺设永安州城长寿、德镇、南门、拦马、通文、向明等街道； 捐资设陈村义渡，并购置10亩渡田，在渡口建凉亭，请人免费供应茶水； 将城北街旧宅改建为武功书院，购置2 000斤租田供家族及乡亲子弟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建永安州鳌山文笔，并增建头门等。 苏元春建设边防工程的资金问题，史志已有确论。但他为百姓办的公益事，总计所需资金大约不下十数万两白银。如此一大笔巨额开支，苏元春到底从何处筹集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虽经多年探讨，而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有的甚至成为困惑人们的历史之谜。苏元春为官清廉，赔钱建设边防，人称“苏空子”，至今史料从未见有贪污受贿、循私枉法之类的记载。要解开他为百姓办公益事资金来源这个谜团，还得从苏元春和张高友义军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张高友自从咸丰四年四月初八日（1854年5月4日）在荔浦北门圩起义后，口号是“替天行道”，专门劫富济贫。张高友有一条规定，洗劫富户及攻打官府所得粮食财宝，一半留作军饷，一半分给穷苦百姓。为此，张高友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深得百姓拥护。 同时，义军也在劫富和打官府中积聚了大量金银财宝。“（咸丰）八年，张逆复来州城……二十四日夜，贼破古朗寨，各堡震惊，贼遂挟胁各团头出街立局，勒令捐纳粮米蓄发，方许照常耕种。民多曲从，图苟延而已。” 另据《永安州志》记载：“是年八月二十日，有江南官军击败发匪二三千，贼首陶金汤系洪秀全所取伪进士。与伪军师罗姓者，经莲塘会张高友率众窜扰吾州，陶逆自称统领太平天国全军都督，盘踞州城，命罗逆率匪分驻东平里大塘村，每值三六九日高搭一台，亲身宣讲伪圣谕。嗣因张逆探悉陶逆囊橐充物，起意吞并，遂于黑夜率匪将陶逆杀戮，尽掠所有，并逼其众归张统辖。罗逆闻风逃脱，不知去向。” 关于张高友义军的财宝，民间亦有传说：“马江的陈姓和吴姓是富户大族，营头邱屋也有大财主，张高友没收他们的金银财宝，藏在大竹塘岩洞里，派兵看守。当地老百姓有人去借银，过后义军开走，银就不用还了。”  “张高友每到一处都要没收财主的金银，又得了陶金汤的财宝，太平军要杀他报仇，夺回财宝，他把财宝埋在水秀中营岭，留下暗语：西边韭菜地（九块地），东边水贡（洞）口，白银三十，黄金十九（缸）。有人说后来张高友派人把财宝挖走了，有人说金银还在中营岭。”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初），张高友在莲塘寨风岩“王城”中伤重而死，临死前只有他的夫人水娇和义子苏元春在场。张高友死后，水娇和苏元春将遗体秘密埋葬，把义军的财宝藏在风岩洞里，秘不发丧，以张高友的旗号带领义军继续与清军作战。不久，清军攻破莲塘寨，水娇在老丢坳战死，所埋的财宝只有苏元春一个人知道。  “光绪十九年，苏元春当官后带兵回莲塘，老百姓要跑，他说，你们不用怕，我就是这里出身的。老百姓这才不跑，苏元春每人都发一块光洋，男人另外加钱买烟。后来在风岩里挖出财宝就走了，苏元春的兵来时是空手，去时大多数人都担有东西。”  “妈太说过，宫保回莲塘寨，偷偷迁葬契（义）父张高友在马鬃顶五马归槽岭嘴，建有庙请人烧香，碑记凿苏公之墓。解放后我的叔父莫明黎还带人去做过清明，1957年入社后就不去了。” 张高友是天地会首领，苏元春是他的义子，招安后这个关系绝对不能给人知道，所以回莲塘时得“偷偷”迁葬他的义父，墓碑还得刻“苏公之墓”，以掩人耳目。至于取走张高友的藏宝，那更是不可声张，否则翻起案来，那是不得了的杀头大事。所以为百姓办公益事时只好说是“捐俸”。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苏元春虽然官居一品，俸禄不低，但十数万银两，就是一辈子的俸银一毫不花，也凑不够这个数。 同时，张高友组织天地会起义，其宗旨就是“替天行道”，为百姓伸张正义谋利益，他死后，苏元春作为他的义子，既受了大恩，用他遗留下的财宝为老百姓办公益事，这也算是完成张高友的遗愿。 值得一提的是，苏元春用张高友留下的巨额财宝为百姓办公益事，却一分一毫没有进私囊。他“为将数十年，不事家人生产，薪俸所入尽以分赡部曲，出关时行李萧然，别无长物。身后无以为殓，仅余亲生一子苏承赐，尚未弥岁，一切殓身之具皆官为照料。” 苏元春所处的时代，正是腐败成风的清朝后期。苏元春能保持一身廉洁，在巨额财宝面前不动心，用义军留下的财宝为百姓办公益事，无一分一毫进个人腰包，不但难能可贵，而且令人肃然起敬。 尊长孝亲与张高友行善 苏元春不但是一位忠于国家，忠于皇帝的忠臣，而且还是一个大孝子。这也和张高友行善对他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张高友是一位孝子，民间流传他起义后尊长行善的事迹颇多。“陆载森，字畅园，永安州附贡生，居东平里回龙村。性温厚，重天伦，家饶于财，见义勇为，有求必应，邑中称为善人。当时倡乱之张高友亦钦敬之，禁其党冒犯，如黄巾贼之尊礼郑康成焉。卒年七十四。” 咸丰五年（1855），张高友率军南下永安，当时州城北面屯聚（今文聚）、新田（今彭堡）等村团总绅民在石龙冲口牌楼岭上立寨搭棚避乱，名为牌楼寨，又称棚堡。 寨下有乾隆年间州城拔贡陈诗妻伍氏墓，据《永安州志》记载，伍氏“二十五夫殁，遗子三岁，矢志不嫁，家贫纺绩以供菽水。翁卒无力营冢，畚筑皆亲身。姑患廱危迫，诸医不效，一医曰，毒深非口吮拔去毒根不能救也。氏虔祷于夫灵，不避腥臭为吮之，姑始甦，调治半年，氏夜不交睫，乃愈。州人惊传其孝，乾隆二十一年旌。”伍氏死后，州人为伍氏在州城建节孝牌坊，族人还在她的墓前建节孝牌楼铭记她的节孝事迹，岭因而得名牌楼岭。 当时寨上有避乱的绅民及团总团丁，张高友下令义军攻寨。当回报岭上有节妇牌楼时，张高友登山亲自看过，被伍氏事迹感动，怕牌楼在战火中毁坏，立即下令退兵，不许再攻牌楼寨，寨上之人得以幸免。为纪念伍氏的节孝牌楼保出一寨人，同治元年（1862）新田村人回村后，将村名改为棚堡（后以棚的谐音改为彭堡），至今还称为棚堡人。 苏元春11岁投张高友，被收养为义子，受张高友言传身教，从小就树立尊长孝亲观念。咸丰元年（1851），他的父亲苏保德在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城时战死，尸骨无存。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4年12月22日），苏元春在江西石城俘获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及幼天王洪天贵福，“曾手擒伪首洪仁玕，伪幼主洪天贵福，并戮之以祭父灵。” 光绪十一年（1865），苏元春将提督府从柳州迁到龙州后，请名匠用檀香木雕刻父亲苏保德的像供奉在行营中，还筑父亲衣冠墓，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被苏元春的孝亲行为感动，亲笔为苏保德的衣冠冢撰写墓联： 久闻哲嗣最思亲，即此时威慑四夷，胥遵遗训； 难得书生能报国，荷当代荣封一品，足慰忠魂。 龙州文士赵荣正与苏元春交游甚厚，也为苏元春“刻木葬亲”的孝亲行为写了一篇《题苏子熙宫保刻木葬亲事》诗，赞扬苏元春尊长孝亲的美德： 古老终乃身，木兰刻木养。 苏公孝善行，刻木为亲葬。 相去千余年，孝思足相抗。 　天性各有真，成事讵像傍…… 公忽触孝思，象形辄命匠。 熏沐具衣冠，为寿贝经藏。 卜吉奉丹舆，穴地成幽塘。 佳哉此一坯，千载谈犹畅。 三苏昔工文，武功今不让。 先公灵在天，鉴顾心花放。 且莫论勋华，纯孝斯足尚。 多少世间人，事亲乃无状。 何如少保公，行孝情理当。 同好有秉彝，闻风一叹唁。 苏元春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但史志及官方文献历来只是多提他招安后的历史，对他青少年时代投张高友义军的那一段经历极少提到，甚至讳莫如深，这是不科学的。任何一个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都有他的成长过程及思想形成途径，苏元春也不例外，他参加义军的八年中，张高友及义军的军事、政治及与百姓的关系等方面，都会在他的身上留下烙印，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所有这些，对研究当时天地会起义、苏元春爱国为民思想的形成，以及评价苏元春的一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刁光全：广西蒙山县原文联主席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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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元春担任提督时间考 作者：王　澈 苏元春（1844～1907），字子熙（溪），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人，清代晚期著名将领。同治二年（1863），为报太平军的杀父之仇，苏元春以一介武童投入湘军，跟随统领席宝田先后在江西、安徽、广东等地与太平军作战，以军功出任参将。同治六年，随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席宝田前往贵州镇压苗民起义，再因军功以副将用，加总兵衔。同治八年，再加提督衔。光绪元年（1875），因肃清苗疆、底定贵州等军功赏头品顶戴。光绪十年，署广西提督，驻防越南，多次击退法军。光绪十一年，协同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授广西提督。光绪二十九年，广西天地会起义，清廷追究地方官责任，广西学政汪诒书、御史周树模、两广总督岑春煊先后参奏苏元春侵吞军饷、“酿祸殃民”、“纵兵庇匪”、“养痈成患”，因此被夺职拘讯，由刑部定拟斩监候。光绪三十年，刑部查明，所谓苏元春侵吞之事，都是“因公挪移，且有应领之款可以划抵”，奉旨改戍新疆，光绪三十四年，有人上书为其鸣冤，因而奉旨获释。同年十一月，苏元春病卒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苏元春的一生，是戎马倥偬的一生。在苏元春40余年的军旅生涯中，担任广西提督(包括署理)的时间长达20年，几乎占了他军旅生涯的1/2，也是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他于何时担任这一职务，有关材料大多语焉不详，如： 《清史稿》卷459记载：“（光绪）十年，和议中变，法人大举攻桂军。潘鼎新荐其才，诏署提督。……十一年，授提督。”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记载：苏元春“光绪十年（1884）署广西提督，驻防越南，……次年助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旋授广西提督” 。 《清史列传》卷63记载：“（光绪）十年，法人扰越南，广西巡抚潘鼎新调元春赴粤，……五月，署广西提督。……十一年……五月，实授广西提督。” 《中国近代史词典》记载：苏元春“1884年（光绪十年）6月署广西提督，……1885—1903年间任广西提督。”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中覃艺所作《苏元春》一文记载：苏元春于光绪十年“闰五月，署广西提督”，十一年“五月，实授广西提督”。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提督表》广西提督栏内记载：光绪十年“闰五月、甲辰、一  6．23；记提苏元春署”；光绪十一年“五、丁卯；记提授”。表明苏元春担任署理广西提督的时间是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阳历6月23日），担任广西提督的时间是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们先看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的时间。从以上6种材料可以看出，关于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的记载，有2种只统计到年；其余4种，虽然统计到了月或日，但却是3种说法：第一种是阴历五月，第二种是阴历闰五月（或闰五月初一日），第三种是阳历6月（或6月23日）。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笔者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上谕档》，其中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条下记载：“内阁奉上谕：苏元春著署理广西提督，王德榜著毋庸署理。” 所以说，以上第一种说法“阴历五月”肯定是错误的；阴历闰五月初一日正是阳历6月23日，因此，第二种、第三种说法都应该是正确的。 笔者在档案中还看到一件苏元春在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八日接署提督任后上呈的奏折，清楚地反映了他接受任命的过程： “头品顶戴、记名提督、署理广西提督奴才苏元春跪奏，为恭报奴才接篆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越南谅山营次准广西抚臣潘鼎新咨开，本年准两广总督电开，顷阅邸抄，奉上谕，苏元春著署理广西提督，王德榜著毋庸署理。钦此。等因。恭录知会钦遵，即便在营接事。并经行令署龙凭营都司贲振元会同龙州同知蔡希邠，将前任抚臣封存龙州厅库钦颁乾字三百四号提督银印一颗起出，赍送到营。奴才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领，遵于闰五月二十一日在营任事。” 可见，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的任命，是两广总督通过邸抄得知闰五月初一日的任命后，用新式的通讯手段——电报告知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潘鼎新再用咨文将任命传达给在越南驻守的苏元春，同时派人将提督印送往。苏元春在闰五月十八日接到任命，闰五月二十一日，提督印送到谅山军营，苏元春立即举行谢恩就职仪式，正式上任。7天后，他写下了上述奏折。 至此，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的时间可以确定了：任命时间是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阳历6月23日），正式上任是二十天后的闰五月二十一日。 关于苏元春担任广西提督一职的时间没有什么歧义，所以多数记载更为笼统，只有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提督表》有明确的月日。 查《上谕档》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条下：“内阁奉上谕：……苏元春著补授广西提督。钦此。” 不过，这次苏元春正式上任却过了将近两个月。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苏元春在奏折中写到：“督办广西军务头品顶戴、新授广西提督奴才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凭祥营次接准部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苏元春著补授广西提督。等因。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并吁请陛见……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奉旨：著暂缓来见。钦此。” 在同一天的附片中，说明了他换用新关防的过程：“再，奴才前因奉旨督办军务，刊刻行营木制关防，奏明行用，及后撤兵还界，钦奉电旨：苏元春仍着督办广西边防。兹复仰沐天恩，补授广西提督，自应另刻关防，以昭信守。现以换镌木质关防一颗，其文曰：钦命督办广西边防头品顶戴广西提督行营关防，敬谨开用。原刻关防即日销毁。” 根据清代的制度，京官大员和外省文武高官奉召或因公觐见皇帝，奏对事件，接受旨意，称为陛见，也称朝见、谒见。直隶提督与总督每年轮流到京师陛见一次，其他省份提督三年奏请陛见一次。但接旨谢恩请求陛见的形式，是升迁官员接到任命伊始的固定模式，这一点，从大量的清代档案可以得到证实，由此可以断定，具折时间应该距苏元春接到任命的时间不会太远，加上准备新关防的时间，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应该就是苏元春正式上任的日期。只是此次接到上谕后，兵部用的应当是传统的行文方式，速度自然不及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邸抄和电报迅速，所以，苏元春担任广西提督的任命时间虽然是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阳历1885年7月11日），但正式上任是近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四日。 作者简介 王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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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元春移民实边及其实效（节录） 作者：李冠杰 一、实施“移民实边”政策背景 中法战争前，作为清政府的藩属国，越南被视为“滇粤屏障”，中越两国虽分疆界，均未设防，边民之间通商、通婚习以为故常，关系和睦。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于1885年与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失去了越南藩属，中越边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军在越边界一方大量修筑军事工事，中国西南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边疆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而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彼此交界近千公里，综计大小隘关一百数十处，犬牙交错，一夜之间成为清政府抵御法国殖民侵略的军事要地、边防前线。1887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商务专条》,将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辟为通商口岸，龙州被迫开关,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的触角已伸进了桂西南边境地区。在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出了“强邻逼境，则我不能不筹固圉之方”的呼声。可以说，边疆危机的加深是促成清政府逐步调整其西南边疆政策，加强边防政策，实行移民以“实边”的直接原因。  同时，随着边防军事建设的加强，边防驻扎了大量的边防军。但由于中越边界处人烟稀少，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设防之处，多是“人迹罕到，食息荒凉”，村落星稀，交通闭塞的地方。为了确保边疆的稳定，解决这些长年累月驻守边防的军队的军需生活、稳定边防军的情绪、提高边防军的素质、充实边防力量，增加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调剂和提高边防军生活，就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移民实边”具体措施  面对双重压力的苏元春，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的移民政策，促进“移民实边”政策的有效实施。具体措施包括： （一）      招民垦荒 所谓的招民垦荒，就是招募那些无家可归者在沿边一带开垦荒地。在中法战争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广西曾大量募兵,由于是临时招募，战后即被大批裁撤。对这些被裁撤的兵勇,清政府“发给一年饷银、兵米,俾资改业”。而实际上,由于清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和各级官吏的克扣,这些被裁兵勇能拿到的饷银、兵米非常有限。这些被裁之兵勇由于贫困无家可归，不得不流落在中越边界一带,成为令清政府和法军头痛的“游勇”。当时有人认为,如果能将这些“游勇”妥为安插,使“此辈区处得所,为我捍蔽,胜于十万师矣”。为此,由广西李秉衡拟定，苏元春共同实施的招民垦荒政策由此展开。当时, 苏元春专门“于沿边预勘未垦荒田百数十处，足敷安插千余户口”的地方供人垦荒、居住，并规定：凡“有来认垦者，由局验明计口授田，给资搭盖茅屋，酌发牛种农具，责令耕作。而于未经收获之先，仍量予盐米，并按编保甲法，取具连坐互结，选任牌长以专其责，俾便稽查”。这一措施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的热情，认垦的人逐渐增多，人口也逐渐增长。凭祥市隘口的《伏波庙碑文》中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变化，“整军调度,营垒初就,地皆旷废无居人。于是招待垦辟，流亡者稍集焉。久之，烟户相望,今则商贾辐揍，居然成市矣。” 不仅如此，苏元春还动员人口密集的钦州、廉州、玉林等地的群众迁到边境地区落户，并为他们解决住房，提供农具、耕牛等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在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下，内地广大人民也纷纷迁居边疆，边疆人口逐渐增加，生产渐次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南疆重镇龙州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人口的大市镇。可见，当时苏元春所采取的措施确有成效。马丕瑶在《保李秉衡折》和《请奖李秉衡片》中两次赞赏李秉衡和苏元春“开屯日以实旷土”的政绩，要求给予奖励。 （二）鼓励官兵家属落户边疆 中法战争后，清在广西沿边一带布置着20营，每营550人，约为11000人边防军，由广西提督苏元春统领。为使广大边防军将士安心驻守边疆，也为了尽快增加广西沿边一带的人口，苏元春通过为官兵家属解决住房，提供农具、耕牛等必要的生活、生产资料的办法，积极鼓励官兵家属落户边疆。同时，在停战后朝廷下旨裁军时，动员跟随他抗法的永安子弟兵带头落户边关。在苏元春的倡导下，原来人烟稀少的凭祥土州（今凭祥市）在清末中法战争后，“随军落籍者更众。氏族日繁,文化亦日进矣”。今天，居住在凭祥大连城、隘口、龙州水口关附近及大新县宝圩的居民很多都是当年跟苏元春去抗法，打完仗后在那里定居的官兵后裔，他们中有些人还会讲蒙山话(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都是蒙山人)。苏元春移民实边的措施，使边境原先荒芜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与利用，对繁荣边境的经济起了直接的作用。 （二）      开设圩市 中法战争前，由于交通条件不便等局限，中越边境商业不发达，圩市较少。边民的交易也多在路旁、屋檐之下进行，很少成市。苏元春任边防督办时，为巩固国防，倡导移民实边，开发边区的同时开辟圩场，活跃边境经济。 圩场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开设的，一种是在边防军驻地附近，由公家出钱建筑市场和铺店，不收房租，或借点钱(贷款)给边民做生意，以此招揽一批商人来贸易。如龙州的大连城内“开设了三条街，有六间苏杭铺(卖丝绸布匹、日用百货)，一间鱿鱼虾米的海味店。”边防要塞大连城，过去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如今己变成“烟火万家,有内地熙攘气氛”的边境城镇。靖西县的葛麻圩、那坡县的平盂圩，都是这样开设起来的。另一种是：有的地方原有二、三家人居住,或是荒无人烟的地方，边防军进驻后，苏元春即派人或动员群众经营生意，开设市场。如在镇南关后一个山坳处开设茶楼酒馆，将隘口开辟为市场。 为了鼓励群众赶圩，苏元春指示附近的驻军, 凡来隘口赶圩的群众，每人每次赏铜钱5文。对串村走屯的货郎担、无家可归的外来游民，凡是愿意留居隘口的，苏元春为他们解决住房、提供各种便利的生活条件。在苏元春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慕名前来隘口经商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地本荒郊”的隘口便成为拥有100多户居民的固定圩镇。苏元春为了边防巩固，苦口婆心，艰难经营，共开辟了20几个圩场。其中著名的有靖西的葛麻、那坡的平盂、雷平的硕龙、凭祥的大连城、关前隘等。这些都是中越边境上热闹的贸易市场，中越边民、商贩经常定期集中这些地方交易。著名的关前隘，位于镇南关以北约11里，中法战后成为中越贸易的转运站，所有附近地区生产的货物，都经由此转运，商店很多。这些圩市的开设，打破了边疆地区闭塞的现状，增加了商贩的往来，使物资得到了交流。圩市成为联系城乡商品经济的纽带，促进了边境生产的发展和边境经济的繁荣。 三、“移民实边”的实效 清末苏元春在边防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移民实边”政策，其主观动机与目的在于完善与完成他的边防事业与任务，但施行结果客观上对的国防、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广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防方面　 “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使移民大量迁入桂西南地区，不仅促进边境的开发，而且加强了广西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筑成了一道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实边墙。愈益众多的移民填补了边疆特别是边境的许多空白地带，从而改变了过去土旷人稀，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如当时的边防要塞大连城“在粤系边地，世目为不毛”，“兵燹以后，蛮烟深锁，丛莽塞门，人迹尤少”。经苏元春等人移民实边，苦心经营，大连城变成一座“生灵亿万”、“烟火万家……有内地熙攘气象”的繁华边城。又据《大新县地名志》记载：光绪年间，大新县新增了90多个村屯。人口的迁入和增加，城镇渐兴，对抑制法国的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人口的迁入和增加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充实边防力量，部队里的部分兵员就是从移民中征募而来，他们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头。 再次，利用充足、价格较为低廉的人力资源，开办军械制造局、火药局、军装局、砖瓦厂、石灰厂等军工业，为苏元春修建沿边炮台、修筑军路、疏浚水陆等边防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促进边防建设。 （二）经济方面 由于苏元春移民推行“移民实边”的措施得当, 吸引了大批人民到边疆一带垦荒、落户。首先，人口的大量迁入使边境原先荒芜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同时随着边境贸易的繁荣，苏元春针对外国人使用香料的喜好，鼓励农民大量种植八角等商品性农产品出口，加速商品性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 其次，在苏元春的推动下，桂西南的工矿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在龙州招募工匠,开办龙州军械制造局、火药局、军装局等，其中军械制造局在制造军械的同时,也生产大批的民用工具投放市场,深受边境百姓及越南人的欢迎,还通过招标方法在思乐县(今属宁明县)的叩台百岭麓、弄良,以及上思的渌辱村,用土法开采煤矿,除供给军用外,也拨出一部分投入市场,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 再次，开设圩市、赶圩有赏等措施的有效实施打破了边疆地区闭塞的现状，增加了商贩的往来，使物资得到了交流，促进当地商业的发展，如清乾隆年间，靖西县城内只有7条街道，后随着商业的日趋繁盛，外省商人在城内建粤东会馆、湖广会馆和江西会馆。到光绪十二年(1886),由于城内居民越来越多,街道逐渐由城内发展到了城门外,街道数量也由7条增加到了19条之多。商业的兴盛，不仅促进了当地商品的流通，而且也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从而成为吸引更多移民徙居边疆的动因。 此外，边疆人口增多、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苏元春不仅以广西提督的名义制订了开放边境的政策，允许越南人过境来做生意，促进出口。广西的凭祥、东兴、龙州成为中越边境贸易的口岸,贸易额逐渐增加。1889年龙州口岸进出口总额仅为12 536海关两，到了1894年进出口总额猛增到153 133海关两，1901年进出口总额为164 494海关两。对于龙州关贸易的发展, 苏元春功不可没。 （三）文化方面 苏元春“移民实边”政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移民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在广西沿边一带尤为突出。除汉族移民外，其他民族的移民人数也有所增加。光绪年间，有金家、马家回民迁入归顺(治所在今靖西县治新靖镇)，由于州城回民增多，故于州城内购地一块建清真寺，开展回教活动。各民族交错杂居、各民族的交流增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各民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如万承县(今属大新县)民族“有汉族、侗族两种……侗族今同化于汉族有十分之八九程度”。龙津县（今龙州县）的壮人“能读书，与汉人同文，惟读稍异，能操汉语，近且互通婚嫁，居然与汉族同化矣”。明江厅(今属宁明县)上石州的居民“前代分土客两籍”，土人指的是当地土著居民及历代移民后裔的统称，客人“近代来自粤东……今则历年久远，血族混淆，无分土客”。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此外，为了提高戍边将士和边民子弟的素质, 使他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苏元春及其文武僚属还捐资开办了同风书院。同风书院作为边区一府一厅一州及汉土三十一属生童肄业之所，建在龙州出东门城二里许之南向山地，有大小房屋六十八间，颇具规模。同风书院的开办，在广西边疆起着教育戍边官兵和边民子弟、培养边疆人才的作用，为稳定边疆、发展广西边疆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苏元春的倡导下，原来人烟稀少的凭祥土州（今凭祥市）在清末中法战争后，“随军落籍者更众。氏族日繁,文化亦日进矣”。 综上所述，苏元春“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不仅加强了广西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当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开展边关贸易起了直接的作用,同时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作者简介 李冠杰：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民族事务局 ———————————————————————————————— （注：读者需索取本文详细资料，请与广西师范大学黄振南教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