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壮族文化开放性特征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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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桂林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42～47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研究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壮族文化开放性特征新探 【 作 者】覃德清 【作者简介】覃德清 (1963-)，男，广西柳江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004 【内容提要】壮族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性质的开放性特征，从人类学的时空观及整体观审视，只有根据特定的情境调控壮族文化结构的封闭与开放机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壮族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 【关 键 词】壮族/文化/开放性/民族 【 正 文】 　　［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1999)02-0042-47 　　各个民族的文化结构实质上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或者说，封闭性和开放性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绝对处于静止、孤立状态或完全散乱无序状态的民族文化结构，只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空中生存发展导致其文化呈现形态各异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从现代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与其简单地判断某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是封闭性的或是开放性的，把某些民族归入封闭性一类，把另外一些民族归为开放性一类，还不如联系具体时空转化条件，探寻各个民族文化结构内在运作机制特征及其封闭性或开放性在不同背景下拥有的不同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能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中的好坏、先进落后及美丑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封闭性或开放性亦不能成为衡量某个民族文化进化水平的唯一尺度。 　　民族文化结构是个开放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贡献形成文化之间的落差，产生驱动文化传播的潜在势能，随着民族的迁徙、通商、通婚、冲突、战争、征服，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涵化。另一方面，每个民族文化置根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强劲的排拒功能，自足地维系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致使文化结构呈现封闭性的特征。 　　只有成功地调控民族文化结构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作茧自缚地将民族文化置于孤立与封闭的状态之中，必将导致民族创造活力的萎缩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这种情势之下，有必要挣脱桎梏，涤荡积秽，注入外来文化的新生活力，激发创造潜能，新造民族生命。如果文化结构的开放性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失了鉴别能力和选择权力，必将引起本民族文化被外来文化所腐蚀、消解和同化。这种开放性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危害深重的。如此则有必要强化民族主体精神，增强排拒意识，优化选择机制，将外来文化中的腐朽因素拒斥于千里之外，坚定不移地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足性和纯洁性，着力于民族内部挖掘创造潜力，促进本民族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演进。 　　以上述理念审视壮族文化开放性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联系壮族目前社会文化境况，展望壮族文化的发展前景，甚为引人深思。 　　 一 　　壮族及其先民生息蕃衍的地理空间在祖国南部疆域，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这里背靠云贵高原，东部有珠江连通大海，北承湘湖平原，南临北部湾。壮族地区以西生活着氐羌支系诸民族，北面与荆楚诸民族为邻，南边与东南半岛诸民族息息相关。由此构成了既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又与周边诸族群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成一体而呈现开放性特征的民族文化系统结构。 　　广西四周高山环绕，境内河流纵横，绵延逶迤的崇山峻岭将华南西部分割成山间平坝、富饶盆地和河间谷地。 　　壮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壮族文化结构必然是开放性的。壮族地区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隔绝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北部有南岭山脉横亘在粤桂与湘赣之间。但诸岭之间的低缓山地留下了北方民族南下的孔道。湘桂走廊自湖南永州，经全州、兴安，抵达桂林，沟通壮族和楚民族及中原民族的联系。秦开灵渠，南北交通大为改观，中原文化由此广泛辐射广西各地。广西东北之龙虎关位于都庞岭南麓，自湖南道县至此可通广西恭城、平乐等地，桂东壮族汉化较早与此道有关。而萌渚道位于萌渚岭西麓，由湖南江华经此可达广西富川，南下通钟山、贺县和梧州。这是壮族地理文化结构的又一缺口。壮族东部为浔江、西江、珠江，壮族可沿此出海，吴越汉文化可由此西进，借助桂江、柳江、郁江、左右江、红水河覆盖广西全境。壮族南部有合浦海路，可由此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此外，还有东兴陆路直通越南。西部红水河及南盘江、北盘江沟通壮族与滇、黔、巴蜀诸民族的关系。现当代壮族地区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水运航空日趋完善，尤其是最近南昆铁路建成通车，大西南出海通道更为畅通无阻，壮族文化结构将在全新的层面上，显现开放性的特征。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就不是封闭性的。壮族先民曾经将本族文化传送到华南以外的地方，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壮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各自的作用。 　　壮族地区广泛分布着几何印纹陶、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等考古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器物同源同类。广西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其纹饰和中原地区的云雷纹、夔纹相同，说明商周文化很早就播布到壮族地区。商周以后，壮族先民的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就更为频繁了。有关记载屡屡可见。《墨子·节用》中有：“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大戴礼记》记载：“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戢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诗经·大雅》云：周宣王时代，“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左传·鲁襄公十三年》记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南方民族自周代起，就开始向中原王朝进贡。《逸周书·王会》中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华南地区同海外的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范围可及东南亚、南亚各国。在广东徐闻，广西的布山（贵港）、广信（梧州）、合浦等商业繁荣的市镇，从汉墓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琉璃璧、琉璃珠、琉璃杯、水晶珠等海外装饰品，还出土了头部硕大、两颊画满胡须，鼻梁勾如鹰嘴的貌似白种人的陶俑，说明在汉代甚至在更早的年代，岭南人已同外国人有所接触。 　　东汉马援南征、东晋末年中原内乱、唐代安史之乱、宋廷偏安江南、元兵统一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促使大批中原人不断南迁，中国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壮汉文化发生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广泛交流。中原地区的许多文人，或官或贬，来到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为壮族上层人物获得更多的接受汉文化的机会提供了条件，为壮族人民摆脱愚昧以及壮族文化的进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宋时期的中原汉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当中占据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唐代都城长安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李唐王朝实现了国家规模的空前统一，国运隆盛，万邦来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唐宋时期在广西实行霸縻土司统治制度，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唐宋时期的中原汉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壮族文化结构对之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汉族文化南播的历史功勋，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汉族文人来到壮族地区之后，勤政爱民，传授先进汉文化，开启壮民心智，其功足以与日月争辉。柳宗元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在壮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至今千年过去了，壮族人民依然传颂他的不朽功德。 　　第一，他具有开明的民族观，提出“圣泽无间于华夷”的政治主张，不歧视壮族人民，力使他们拥有与汉族同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发出“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感慨，但是，也有“欲投章甫作文身”的向往，在“夷僚难亲、未可信也”，歧视少数民族、华夷之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柳宗元的民族观及其仁厚精神，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第二，他解放奴婢，反对劫掠奴隶。 　　第三，他带领民众开垦荒地，种植果木，留下“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的诗句。 　　第四，他减轻壮民赋税，办造船业，壮族人民“乐生兴事”，柳州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第五，他复办“府学”，传授中原文化，树立人伦规范，提高壮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第六，他为壮族人民移风易俗，因势利导，以佛教信仰取代滥杀牲畜、拜神祭鬼的封建迷信。 　　柳宗元在柳州为政4年，勤于吏治，廉洁自守，宦囊空虚，家境不佳，连赡养妻儿都发生困难。卒于任所后，护送灵柩的费用，均由他人出资解决，他把绝大部分俸禄贡献给释放奴婢等有利于壮族人民的事业。柳宗元的到来，壮族人民深受其益，此实是壮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美谈。 　　 二 　　唐宋至明清，壮族文化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集中体现在汉族在广西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唐宋时，是“民三蛮七”，元明时，为“民四蛮六”，清代变成“民七蛮三”。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更多的北方汉人迁到华南，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土著民族由“蛮”化为“民”。无论何种情形，都说明汉族文化的势力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汉族官吏是壮族地区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文化驱导角色。 　　明清时期，具有象征意蕴，对壮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强化了壮族文化开放性特征的历史事象主要有： 　　第一，明中叶以降，逐步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 　　第二，瓦氏夫人率领ｌｉáｎｇ＠①兵到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第三，客家、闽南、湖广各族群大量迁入广西，给壮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 　　第四，壮族文人学汉文，作汉诗，崇尚汉文化，熟知汉文化的壮族文人群体诞生了。 　　实行改土归流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是，先改土府，再改土州，其他方式即是因为土官无嗣，即派流官充任。或者由于土官之间，发生纷争、仇杀，两败俱伤后，由流官取而代之。土司制度解体之后，打破了独占一方的割据状态，避免了各土司州之间的划地而治、矛盾冲突迭起的现象，加强了壮汉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到清代，桂西、桂南51府、州、县，共有85个书院，比明代增加两倍。清初，只许土官子弟报考，乾隆中叶以后，土民子弟亦可参加科举考试，农村许多地方设义学、私塾和蒙馆，汉文化播布的渠道更为畅通了。 　　瓦氏夫人到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则是充分展示了壮族先民——ｌｉáｎｇ＠①兵的军事才能，他们从桂西各土司州汇集梧州，在瓦氏夫人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沿西江而下，到达广东的佛山镇以后，溯北江而上到达南雄，再跨越大庾岭而到江西赣江，历经辗转，到达浙江嘉兴，途经广西、广东、江西、浙江、江苏五省区，跋涉数千里，到了抗倭前沿之后，以纪律严明、作战勇猛、战功卓著而备受赞赏，相关史书记载屡属可见：“ｌｉáｎｇ＠①兵鸷悍，天下称最”。作战时，部队编制以七人为伍，每伍相互照应，进攻时，有人专主刺击，有人负责割首，执枪者冲在前头，执驽者在两侧守卫，常能“以少击众，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ｌｉáｎｇ＠①兵的作战方式对抗倭名将戚继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ｌｉáｎｇ＠①兵的作战方法和训练技巧来改造官军。“择其最骁勇者，各照ｌｉáｎｇ＠①兵兵法编为队伍，结为营阵，像其衣甲，演其技艺，习其劲捷，随其动止饮食”。ｌｉáｎｇ＠①兵的形象也深印在东南沿海人民的心目中，当地一直流传着“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谚。成为壮汉文化交流的壮族文化开放性特征的又一例证。有所不同的是，通常的情况是汉族文化作为一种高势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壮族地区，给壮族文化带来新生活力，而ｌｉáｎｇ＠①兵抗倭则是壮族先民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走出封闭的地域，为保家卫国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此说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即使是地处偏僻的弱势民族，也有可能凭着其独特优长，在某些方面影响强势民族。 　　来自民间的自发的族群互动主要体现在壮族区域内部的迁移和向外拓展。譬如，明代的ｌｉáｎｇ＠①兵，原居桂西，抗倭之后，有大批人迁居桂东桂北，增进了和当代汉、苗、瑶等民族的融合，还有少部分的壮族人，通过应考、征兵、通婚、经商、逃荒谋生等途径迁移到汉族地区，更直接而深入地汇融到汉文化当中，吸纳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由于这部分壮族人与原居住地的壮族同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是架起了壮汉文化对接沟通的桥梁。这种源自壮族文化结构内部的力量，更为有效地采借汉族文化因子，使之成为壮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另一方面，以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为主的汉族族群大量迁居广西，则是由外向内推动壮族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湖广人自北向南沿漓江、柳江南下，同桂北、桂中的壮族相汇融，广府人自东向西沿西江推进，直至百色地区，同桂东、桂南、桂西的壮族接触，客家人和闽南人则广泛分布广西各区域，以“方言岛”的形式，保存本族群的语言文化。相比较而言，广府人和湖广人拥有较强的涵摄力，其文化成为桂东南、桂南、桂中、桂北的主流文化。这些地区以粤语和西南官话为通用语言即是明证。 　　客家人迁桂的总人口，无法精确统计，因为历次人口普查，皆将客家人、广府人等族群统称为汉族。早在30年代，据薛暮桥推测，在晚清，广西客家人至少有89.6763万人。这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庞大开发大军，他们披荆斩棘，辟拓良田，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积极地推动广西生产力水平向新的历史高度演进。客家人的辉煌业绩，在广西开发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页；正如黄滨先生所说： 　　客家人在广西对于土著人民的优势种种，也无不体现着广东、福建商品经济的辐射效能：他们的先进技术是闽奥商品经济竞争激荡中产生出的心智结晶；他们的开发气魄、进取精神和勤奋品质，乃是商品经济大潮中较快的生活节奏所训养出来的生活习性；他们的经营意识和灵通观念正是闽粤市场经济大环境中长期累积形成的特有的思考境界。他们源源入桂大举开发的经济行为，实质上是主要发生在农业层面上的广东、福建商品经济对广西的强烈辐射，它主要构成了闽粤尤其广东市场从社会经济总体上强烈辐射广西这一总格局的农业基础的重要部分(P84～85)。 　　无庸讳言，在封建社会的政体之下，广西土著民族和外来各民系之间，经历了对抗、冲突、化合的复杂过程，曾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土客之争。地方上连绵不断的械斗，严重影响了壮汉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有关记载，书中屡屡可见：清·同治《浔州府志》：“今，郡属之壮，朴厚勤谨，畏见官司，客人凌之，无敢抗者。”《清史列传》：“初，粤西地广人稀，客民多寄食其间。……莠者结土匪以害土著之良民，良民不胜其愤，聚而与之为敌。黠桀者啸聚其间，千百成群，蔓延于左右江千里之间，而其原由州县不理其曲直”。黄天河《金壶浪墨》：“诸蛮性虽犷悍，然不敢亲见官府。其田粮辄请汉民之猾者代之输，而倍偿其数，谓代输者为田主，而代输者反谓有田者为佃丁，传及子孙，忘其原始，汉民辄索租于诸蛮。诸蛮曰：我田也，尔安得租！代输者即执州县粮单为据，曰：我田也，尔安抗租！于是讼不解，官亦不能辨为谁氏之田，大都在左袒民而抑诸蛮”。 　　壮族文人广泛接受汉文化，有利于汉文化的播布以及壮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有不少的壮族士子在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进入中国文人的主流社会，然后反哺壮族子弟，产生壮汉文化的良性互动。但是，由于壮族文人直接用汉文填词作赋，著书立说，往往游离于壮民族的文化语境之外，毕竟能欣赏汉文作品的壮族群众不占多数，更多的壮族民众还是习惯于用壮语思维，用壮语吟唱山歌民谣，所以，壮族文人和社会底层之间，鲜能实现相互间的阐扬。从汉文化语境来看，壮族文人的著述想在汉文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亦颇为不易。 　　 三 　　历史跨入20世纪，壮族文化结构的开放性特征展现出全新的运作模式。五四运动给壮族地区传来革命真理，激发了壮族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壮族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桂系军阀的出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壮族社会演进历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改变了壮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命旅程。 　　桂系部队中有许多壮族子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更多的是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韦拔群是现代壮族的杰出领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第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他回到家乡后，组织农民协会，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参加领导著名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韦拔群的文化结构中，积淀着源自欧洲的、苏联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成为推动壮族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沿着这一方向演进，壮族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外来文化的传播发生了巨大的效应，壮族人民尤其在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的夙愿。 　　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建设大潮在壮族地区涌动，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壮族文化结构正在全面更新，商品观念、进取意识、竞争意识、个人意识等文化思想逐步取代往日的重农思想、保守观念。新时期壮族文化开放带来的积极因素，应为之欢欣而使之发扬光大。但是，正如是打开了窗子，也飞进了苍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些偏离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是同步协调发展的消极现象。广西既是沿海开放地区，又是沿边开放地区，境外的黄、赌、毒越过边境线，危害着壮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改革以后出现了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和躁动化倾向亦侵蚀着壮民族的文化心理，社会上的贪污腐化、弄虚作假、黑心谋财、奢侈无度、冷酷无情、理想荒凉、信仰坍塌、道德危机、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凡此种种现象，对壮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新时期壮族文化结构开放的路向应是采借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壮族社会的进步繁荣；吸取其他民族文化智慧，提升壮族文化品格；学习其他民族勇于进取、敢于创新、自强不息、崇礼尚义的优秀品质，造就宽厚博大、积极向上的民族性格。以礼让息争斗，以勤俭救奢逸，以廉耻止贪婪，以理解化冷漠，以正义压邪恶，以爱家推及爱国。唯有如此，壮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方可显示出巨大的现代性价值。 　　文化封闭会导致民族文化的窒息，尤其是在未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固步自封，断绝同其他民族的交往，排拒现代科技文化，无法摆脱经济落后、人民愚昧的困境；而文化的结构开放，是经济发展、民族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壮族文化开放的历程表明，文化开放需要强化主体意识，克服依赖心理，增强鉴别功能，方可激发巨大的效能。更有必要从民族内部发掘创造活力，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在开放过程中抵制消极因素的传入，才能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进步发展，达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兴旺的理想境界。 【责任编辑】符浩 【参考文献】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38，谢除柳州刺史表。 　　 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 　　 邝露。赤雅，ｌｉáｎｇ＠①兵条。 　　 魏源。圣武记，卷14。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9。 　　 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状况调查报告[M]。1934。 　　 黄滨。清代客家移民对广西经济开发，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清史列传卷42，周天爵传。 　　 黄天河。金壶浪墨卷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