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晚清以来的两种思潮：一、尊儒；二、反儒。
题目涉及目前的两种思潮，传统回归与西方化。（西方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交流，首先属于文化范畴的命题。文化是灵魂，不应什么最后都归结到经济上去，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经典的论述中，文化广义上说是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狭义上说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文化的功能中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保持社会正常运转功能，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具有维护和巩固这种社会制度，调控和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功能。作为灵魂的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除了还具备的知识传承功能，文化还具备教化功能，人创造文化，而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人，完善人的心智，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自晚清鸦片战争后，被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纳入世界殖民体系，以痛苦的方式开始了西方化。(历史上西方与中国是经常保持着联系的，通过类似丝绸之路的渠道，或者从西向东，从东向西的战争，中西方带给对方的东西包含文化、制度等各种重要信息，不同的是这次西方人直接到了家门口，而且是以征服者的姿态。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开始激烈碰撞与交流。）
观点：开始分析儒家，说到分析一个流派时用的简单辨析方法：借用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任意原则”、“差异原则”，即：如果不考虑其排斥对象，其符号系统的话语可以随意解释。再简而言之，许多流派的观点都是由振振有词的说道表述的，要看透其立场，不如运用逆向思维，看看它们反对什么，要不自卖自夸，还真难分辨。（这是一种较严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入手，一个理论体系中，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将决定其理论的构建，而秦晖老师又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有效的快捷方式，不失为值得借鉴的一种思维好方式，一种研究好方法。）
观点：反法之儒不利于专制统治；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远大于儒与非儒。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描叙事实而非证明观点：儒法战争延续了两千年。（读过相应的书籍如《资治通鉴》即可知道，古时的法家观点与如今法治、改革是风马牛不相及，法家的改革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观点：西学进入以前，儒法对立。（尤其秦以后）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的区别。儒学中两大派的简单辨析：宋学派，汉学派。宋学派更强调儒学中的义理，精神道义的固守，立场相比汉学派更为保守，代表有公羊学，朱程理学；而汉学派喜欢关注经学本身，古文的考据。在封建社会中的影响力上，宋学派更具实力，也更保守。但在鸦片战争后主动向西方学习的人却主要出自宋学派的人。他们历来反对法家，持保守立场，而这些反法之儒却开创了“西学”之风。
这些反法之儒强调回归孔孟，尤其孟子，中接明末黄王（黄宗羲、王夫之），希望从“民本”走向民主。（儒家有忠道而不一定忠君的立场。儒家原有孟子、荀子两派，孟子曾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民本思想。荀子的部分观点靠近法家。孟子派孟子之后长期后继无人，直到明末黄王。）这些封建社会中的保守的士大夫为什么转向西方？秦晖老师简而言之：他们觉得西方比当时的中国更仁义。士大夫们认为当时中国已经礼崩乐坏，而敌人西方却是真的礼仪之邦。这些大儒们痛恨“秦政荀学”，视西方为“三代盛世”，引西救儒。在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上，他们大都为追求道德、理想而奋斗、学习，富国强兵倒排在后面。他们希望能矫正秦汉以来的礼崩乐坏，弃“家天下”而“公天下”。方式之一就是强调学西学，先学西体，后学西用。（用西方的那套来反对自古以来的法家化，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在当时被强势西方战败与全面超越的中国。而法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其本身就是用于支持专制统治密不可分，法家尤其受最高统治者青睐，有大客户有大市场，运作得当，生存不是问题，发展自然也可以黄金铺路。）
观点：接触西方的士大夫的种种观点列举。张树声：“采西之体，而行其用。”其体为其内质、制度；船坚炮利为其用。郭嵩焘：“西洋立国之本有末。”“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谭嗣同：“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不自己革命，就会给他人入侵借口。）（可以逆向思考思考：地球另一端的西方何以走上另一条道路，可读读宋宜昌的《大洋角逐》。西方的“朝廷政教”，英国的“持剑经商”；中西认识上的差异。）
大儒们有的认为强英不如贤美，羡慕更彻底的民主共和。晚清儒家对于西方的欣赏还体现于儒家对于西方的雅译上，与传统对外蔑视性翻译形成鲜明对比。（感觉这么说有点牵强，仅联系当时中国战败境况就可了解，因官方外交上完全被动，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的部门对西方国名的翻译上自然要讨好与尊重西方。）
关于选取对西方的雅译这个角度，因为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往往基于自己对自己国家的认识之上。（人性的一种。）晚清儒家大都痛感当时中国的黑暗，认为其源头的秦政是“大盗”，而支持秦政的是“乡愿”，小人。
观点：戊戌以后（1898），儒家更强调富国强兵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戊戌变法之前甲午战争（1895）的惨败，最初的西学试验，洋务运动的泡沫破碎。国家内忧外患，富国强兵成为最高呼声。
通过明治维新，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人也有转向日本学习。儒家的许多观点发生的变化，如对家庭、家族本位的认识有一定变化，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意识有一定提升。
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西学中存在“问题错位”。中国存在中国版“法治”之“蛊惑”。
中国的两大邻国日本与俄国对于中国学习西方有重要的影响，对晚清中国而言，除了西方本身与远赴西方的留学生，许多西方的知识与学说都通过两国就近输入，而日本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西学传播国家。
日本学西方不同于中国，日本西方化前自己的制度、体制与中国鸦片战争前也大大不同，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更像先秦时期的中国，与中世纪的西方也颇为类似。（通过了解日本的战国史与社会、文化演变史就可以了解，可读《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
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后提出一个观点：“脱亚入欧”（福泽谕吉《文明说概论》），在秦晖老师看来实际上就是“脱儒入法”的一种。（福泽谕吉本人在《劝学篇》中就对儒家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向西方学习。）
当时的晚清驻日公使黄遵宪写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文章，其中他首先将明治维新比为“周秦之变”，强调日本从“封建”步入近代法家。而近代法家与现代文明（经济上相对灵活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相对自由的民主共和）相距甚远。明治维新的成功与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多角度地看是有不同判定的。简而言之，富国强兵上是成功的，民主共和上是失败的。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对内实行集权，对外侵略，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化埋下了伏笔。
观点：日本明治维新——自由民主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表皮下送来极权主义。法家学说成为两者之共媒，儒家与自由主义成为牺牲品。
观点：章太炎——鲁迅现象，出现原因：儒者重道而轻君。章太炎：为走向民主，中国人当摒弃小群（小共同体），获得个性解放，而个性之解放正是为了大群（大共同体）之统一。
引伸：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只有君臣之分，臣民中只有受宠与不受宠之分，受宠之臣对待不受宠之臣的残酷程度远甚于君对不受宠之臣的。原因就是受宠与不受宠之臣间没有实质的从属关系。
讲座最末部分，出现了小共同体，大共同体的争论。旁听的王教授提出真假共同体之说。（相比之下，还是大小共同体更为全面和严谨。）五四运动意义辨析。
最后观点：民主共和，走出秦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14 18:54:38编辑过]
发表于 2007-5-30 1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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