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韦其麟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广西地域与壮族文化的书写,其漫长的写作生涯绘制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广西画卷,并由此形成了恢宏壮阔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空间主要通过其诗歌中所凝构出的诗语意象展现出来。这些意象不仅能够凸显出他对广西地域景观的真挚书写,而且在展示其壮族特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诗语意象生成于独特的壮族文化空间之中,饱含着深厚的壮族文化内蕴。
[关键词] 韦其麟;诗语意象;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
[作者简介] 钟世华(1983~ ),广西合浦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文学创作二级,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山东济南,邮编:250100。
一、研究缘起
进入当代以来,韦其麟作为壮族诗人的重要代表,多次出现在文学史与诗歌史的写作中。
(P92)其诗歌创作还曾被译介到国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其麟的诗被译为英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这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力。苏联评论家奇施柯夫曾将韦其麟及其《百鸟衣》,与内蒙古青年作家玛拉沁夫、撒尼族长诗《阿诗玛》以及其他民族的童话与传说并置起来,认为“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在这些作品中占有自己一定的地位”。
这不仅充分彰显出了其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身份,而且对其在当代文学中重要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很大的助益。
从韦其麟的研究状况来看,当前学界的研究涉及了对其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地理学因素的挖掘。这些研究将重点放在了呈现韦其麟与民族文化的紧密联系之上。如杨长勋通过解读韦其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民族文化”的热情拥抱与深刻再现,将其称作“民族文化的朝圣者”。
郭辉、
肖远新、
丘振声
等人的文章则从“民族文学”“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角度来观看韦其麟叙事诗,鲜明地呈现出了其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之间紧密关系。杨璐萌主要探究了韦其麟民间传说题材的叙事诗中所表现出的“壮乡民族空间”的构建,剖析了构建的三个层次———即地理、想象、心理,指出韦其麟的民间传说题材的叙事诗“真实地反映了广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且通过想象使整个壮乡民族空间更具文学性,同时有着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
以上的这些研究将关注点放置在韦其麟与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等因素的紧密关系上,在呈现地域、文化之于韦其麟诗歌创作重要影响的同时,逐步建构出了一条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探察其诗歌的研究路径。
韦其麟的诗歌创作立足于广西地理空间,悠久、厚重的壮族文化赋予了该地理空间以独特的民族色彩。根本上说,他的写作包含了两个主体性要素,一是对壮族民间文学的深刻传释,二是对广西地域文化的集中再现。此两者均生成于广袤而又多样的广西地理空间之上,不仅凝聚了壮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的思考,而且饱含着他们对广西地域的深厚情感。因此,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来研究韦其麟诗歌便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也正如杨义所说:“探讨文学和地理关系,它的本质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于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
这即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拓展了原有的以“时间”为主体的史学呈现,在建构出“空间性”研究视域的同时,经由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审视,融构了文学与地理、物质与精神等诸多驳杂要素,表现出了较强的综合性。
鉴于韦其麟诗歌所呈现出的独特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文化性,对其进行文学地理空间角度的研究便具备了可能性,而其诗中所凝构的诗语意象正成为此项研究的有力载体。笔者发现,在韦其麟的诗歌中,诗语意象的凝构成为其创作的突出特征,这些意象不仅能够凸显出他对广西地域景观的真挚书写,而且在展示其壮族特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诗语意象生成于独特的壮族文化空间之中,饱含着深厚的壮族文化内蕴。因此,笔者拟从诗语意象的角度入手,对韦其麟的诗歌创作进行探究,在深入考辨其诗歌所展示的文学地理空间的同时,试图挖掘有关韦其麟诗歌研究的新的增长点。笔者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韦其麟所创作的民间传说、民间文学题材的叙事诗,而是将视域放在其整体的创作生涯之中,围绕着地域性的直观展示、民族性的真挚书写以及文化性的深刻再现这三条线索进行探究。
二、诗语意象表现之一:地域性的直观展示
对于少数民族诗人而言,浓郁的地域性通常能够成为其重要的创作标识,而地域文化本身则作为构筑文学地理空间的本体性要素,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洪子诚与刘登翰曾道明了探究诗歌“地域”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该问题的提出“不仅是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是‘地域’的因素在80年代以来诗歌状貌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明显。”
(P253)小说家东西在一篇访谈也谈到:“作家就像植物,他们在不同的土壤、阳光、气候和民风民俗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
而读者通过这些由不同的“土壤”“阳光”“气候”“民风民俗”所凝构而成的地域文化风物,不仅能够窥见诗人们富于民族性的诗学表达,还能感受到风物本身所带有的鲜明的地域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地域环境会产生风格迥异的诗歌地理意象,这些意象立足于诗人独特的地域感受与生存体验之中,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诗学表达。韦其麟在其诗歌写作中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呈现,其诗作中经常出现“百鸟衣”“花山壁画”“桃金娘”等独具壮族文化特色与广西地域特征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一方面凝结了他对壮族文化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则饱含着他对广西地域的真挚情感。韦其麟曾谈到了“地域景观”对写作《百鸟衣》的重要影响:“当我要向读者介绍古卡家时,一闭上眼睛,那些幽美的情景就呈现在眼前了。山坡呀,溪流呀,鸟呀,果子呀,甚至也听到了那回响在深山中的优美的山歌声。这使我很顺利地把南方山村的色彩描写了出来。”
而《百鸟衣》中也多次呈现了“南方山村的色彩”,如诗句:
“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象把大罗伞。//山坡好地方,/树林密麻麻,/鹧鸪在这儿住下,/斑鸠在这儿安家。春天的时候,/满山的野花开了,/浓浓的花香呀,/闻着就醉了。//夏天的时候,/满山的野果成熟了,/甜甜的果子呀,/见着口水就流了。//秋天的时候,/满山的枫叶红了。/红叶随风飘呀,/蝴蝶满山飞。//冬天的时候,/小溪仍歌唱,/松林仍旧青,/象春天一样。”
“百鸟衣”这一壮族地理意象正是在“南方”的地域景观中生成,这既表现出韦其麟对“山坡”“溪水”“榕树”“鹧鸪”等自然景色的赞美,又包含了他对山中“春”“夏”“秋”“冬”四季优美景观的赞叹。作为长诗《百鸟衣》主导意象,“百鸟衣”不仅直接建构起了故事的整体,而且其自身带有着丰富的壮族文化内蕴。“百鸟衣”尽管在长诗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从依娌被土司抢走时对古卡的提醒———“古卡呵古卡,/心理别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门里!”,到“百鸟衣”的生成———“一百张雉鸡皮,/张张一样美,/缝成一件衣,/羽光亮闪闪”,再到古卡依凭借“百鸟衣”将土司杀死,故事被不断推向高潮,独具壮族特色的民间文化也集中传达出来。
“花山壁画”作为韦其麟诗歌中重要的壮族地域风物,其自身带有较强的历史性,寄寓着诗人对壮族文化历史的思考。据韦其麟考察,“花山壁画是壮族古代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分布在桂西南壮族聚居的宁明县明江沿岸和龙州、崇左、扶绥等县左江两岸的石灰岩峭壁上。”他同时看到:“花山壁画所在地区,流传着许多有关传说……这些传说当然不是对壁画内容或来由的科学解释和阐明,而是壮族人民借这些壁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民族精神的寄托。”
(P74)这便在有力呈现“花山壁画”壮族地域属性的同时,再现出了其所承载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如在《花山壁画之歌》一诗中,韦其麟通过歌颂“花山壁画”,集中表现出了他对“义军”英勇精神的赞美之情———“庄严的崖壁含着悲愤,/高高托起壮丽的图景;/英雄的山头并没有沉沦,/不屈的队伍又重现踪影。”这种将自我情感寄托于民族风物的写作,具备了壮族文化的传承意识。此外,“花山壁画”还体现出了一种“寻根”的气质,有学者就将“花山”看作是“民族文化精神与地域文学特质的灵魂”。
因此,韦其麟通过描绘“花山壁画”,深刻地诠释了他对广西地域文化内涵的理解。
又如“桃金娘”是壮族特有的花,其本身不仅带有着鲜明的壮族地域色彩,而且又饱含了壮族人民的热情。在韦其麟看来,“桃金娘(亦名逃军粮)是壮族地区到处可见的一种普通而美丽的小灌木,春天它以满树满树粉红的繁花打扮着壮族的山山岭岭,夏日又献出一树树甜蜜的紫色的果子。壮族人民对桃金娘非常熟悉而又亲切……”
(P94)这不仅充分昭示出“桃金娘”之于壮族地区的特殊作用,而且也强调了有关它的书写的重要性。韦其麟的《四月,桃金娘花开了》一诗,借助对“开遍了壮家的山山岭岭”的桃金娘花的描写,着力凸显了“姑娘”崇高的革命精神。诗中的“姑娘”最终化身为桃金娘花———“雨过了,人们把姑娘呼唤,/不见了,再听不见姑娘的回应。/只见满山长起绿绿的小树,/小树开满了红花多么鲜艳。/天晴了,人们把姑娘呼唤,/不见了,再看不见姑娘的身影,/只见漫山的小树结满果子,/紫红色的小果象蜜一样甘甜。”———她为着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自我,给予后来者以极大的精神砥砺。
发表于 2019-11-14 1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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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韦其麟在随后的写作中也并未抛置其本有的“民族性”,并且呈现出了不断强化的姿态,这对于当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具备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具体的写作来看,韦其麟对于民族性的展现主要通过“神话意象”“英雄意象”来完成,这些意象一方面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近、现代英雄革命斗争的描摹上。
韦其麟对于壮族文化、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与壮族民间文学之间更是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他对壮民族特征的传释更具创造性,使其立足于民族性的诗歌写作也更为自然与生动。
而在诗集《依然梦在人间》中,韦其麟延续了《梦的森林》的“拟人化”笔调,他在《种鸡》《猴子》《蛆之歌》《鼠的抗议》《苍蝇的轻蔑》等诗歌中,将写作的重点投射到有着不良品行的动物身上,并通过对它们丑陋行径———如种鸡的欺软怕硬,猴子的自欺欺人,蛆的得过且过,老鼠的无理抗议等的审视,生动地传释出了他所持有的社会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