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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