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嘉
引 言：中国语言文化史研究模式的重建
东亚华夏，为拥有5000年乃至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之邦。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考古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随着东亚－南洋语言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汉语的起源”或“汉语的祖先”这一挡不住的诱惑再次成为海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从80年代中期，我开始接触历史语言学。1985年夏，在中央民族学院参加汉语音韵学和藏语研讨班，购得《汉藏语言概论》等。美国语言学家P . K . 白保罗40年代提出、80年代才为中国大陆语言学家广泛知晓的“澳泰语系假说”，把侗台—苗瑶语言从汉藏语系中划分出去，对于长期奉行“汉藏侗台苗瑶语言同源假说”的中国语言学界震动极大。登上长城的时候，面对关内的农耕和关外的游牧，在两个古老的文明世界之间思索着“万里长城”的历史含义，遥想华夏汉语的起源和演变。从那以后，在研究广韵学和上古音的同时阅读民族语言学论着。1987年看到竟成先生论及古代汉语和阿尔泰语相似性的《古代汉语元音和谐现象》；1988年读到格勒先生论述距今六千年前考古文化学的《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三大历史传说氏族系统、东亚－南洋三大语言系统——在脑海中冥然贯通。1989年草成《试论原始华夏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初步提出“东亚三大太古语系说”和“原始华夏语混成说”。尽管白保罗切断了汉语和澳泰语的同源关系，但我仍然以考古文化系统和传说氏族系统相互印证的宏观背景，推断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南方语必定具有发生学关系。1991年从《国外语言学》上看到法国L .沙加尔在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宣读《汉语南岛语同源论》的报导，邢公畹对沙加尔的述评使大陆学者了解到“汉语南岛语同源说”的最新论证。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和一些古音学家开始从“澳泰语系假说”的论争转向“汉藏语和南岛语同源关系”的讨论，与之同时“汉语的祖先”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的热点课题。
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索。十几年来，首先立足于以音韵为本而贯通文字训诂，再打通古今汉语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进而力图融会贯通语言文字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神话传说学、人类学、遗传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学术思想史等相关科学。以“大视野、全方位、重探索”的宏观立场，采取语言文化史的溯源沿流、跨学科成果的融会贯通、史实和史论互渗的研究方法，相继提出一系列观点。1993年写成《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以“混成发生”补正了桥本万太郎的“推移”说。1994年秋写成《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对当前通行的四个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瑞典]高本汉直线型模式、[美国]普林斯顿方言逆推型模式、[美国]张琨时空二维差异型模式、[日本]桥本万太郎地理推移型模式）逐一剖析，阐述了“混成发生·推移发展”模式。1995年写成近5万字的《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力求贯通考古学、历史学、传说学、人种学、民族学与历史语言学诸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为背景将新模式概括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通过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重建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1999年又完成了《语言关系类型学：对谱系树模式的超越》，提出采集狩猎经济型语网、海上游牧经济型语珠、农耕经济型语区、游牧经济型语系的四分法，试图从世界文化背景上进一步阐释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语言的关系类型和演变模式。
十多年来，已经发表的相关论着是：
1.《试论原始华夏语的历史背景（提纲）》,《语言学通讯》1990-1～2合刊。
2.《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1）《东南文化》1995-2。
3.《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论》，《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
4.《论华夏汉语的混成发生和推移演变》，韩国《中国人文科学》1994-12。又题为《天问：华夏汉语祖先安在》，台北《国文天地》1995--117。
5.《论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南京社会科学》1995-6。
6.《中国语的历史和历史的中国语－－7000年中国语史宏观通论》，日本《中国语研究》1996-38。
7.《高本汉直线型模式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3。
9.《普林斯顿方言逆推模式述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1。
9.《张琨时空二维研究模式述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
10.《论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及相关问题》，《云梦学刊》1995-4。
11.《论汉语史研究的“混成发生·推移发展” 模式》，《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7-1。
12.《论汉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1）《语文研究》1995-4。
13.《吐火罗语文与早期汉译佛经文本——与季羡林先生商榷》，《语言研究》1998年长春汉语音韵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探索》（第一作者），《语言研究》1999－1。
15.《现代语言起源的化石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思考》，（1）《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4。
16.《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南京音系说》，《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公司2000年。
17.《奚琴、嵇亲、胡琴音义考论》（（第一作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
18.《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4月。
19.《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20.《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
21.《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22.《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一、现代语言的起源和东方语言的史前
人类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人科动物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语言起源的探索，可以区别为“交流符号起源”和“现代语言起源”。现代人类，是指我们这些具有意识表现力、艺术想象力和语言交际力的人类；现代语言，是指我们所使用的有声分节语言。
（一）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
依据分子生物学，即对现代人类的基因研究，现代语言起源演进的坐标如下：
1．12万年前：现代人类的女性共祖出现 美国威尔逊小组通过不同种族胎盘线粒体DNA的遗传研究，推定现代人类源自一个共同女祖。“夏娃理论”蕴涵了现代语言起源的远古同源论。
2．10万年前：现代人类完全直立及咽腔成熟 英国与荷兰科学家通过检查提供平衡感的内耳机制，发现1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才是直立步行的灵长类动物。完全直立行走才有可能在促成咽腔的成熟，为现代语言的形成提供生理条件。
3．10万年后：现代人类的神经系统成熟 美国神经生理学家认为，1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神经生理状况和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在这以后，前语言在某一方面的预先适应与大脑进化到关键体积的相一致，神经生理状况的成熟才导致了语言的产生。
4．10万年前：现代人类进入中东地区 在非、亚、欧信道的卡夫塞洞等，发现了大量距今10万年的新人化石，现代人类的始祖已踏上了向欧亚大陆迁徙的不归路，逐步取代了欧亚地区的原生人种。中东地区在1万年前最早出现新石器革命。中东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又是城市出现、国家形成、宗教萌发和文字创制的最早地区。
5．5.9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男性体质成熟 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除了存在一位现代人最近的母系共祖，还必定存在一个所有现代人最近的父系“焦点祖先”。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推断人类最近的男性始祖生活在5.9万年前，现代人男性体质成熟比女性晚若6万年。在进化过程中，Y染色体的组成经过多次变化，以选择生殖能力最强的组合。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初生男婴的发育程度平均比初生女婴晚4—6周。男性体质的成熟标志着现代人体质的最终成熟，成熟的现代语言可能出现在这以后。
6．4.5万年前：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进入欧洲 在欧洲，至今没有发现超过3.5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英国科学家根据线粒体DNA特征的分组结果，推测现时欧洲人99%是由4.5万年前迁入欧洲的7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的。现时非洲人分属三个线粒体DNA家族， 欧洲女性祖先与其中的一个关系密切。另一些科学家在欧洲的不同地点，对100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发现欧洲现时人可归纳为10个基因部族，而其中的80%来自大约4万年前的同一男性祖先。在2.4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开始时，欧洲人已散居到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乌克兰一带。这项研究显示，4万年前抵达欧洲的一位男性猎人，他的子孙逐步繁衍并不断迁徙最终占据了欧洲大陆。考古研究表明，在3.5万年前的西欧，土著尼人与新人共存期间长达2－1万年。199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宣称，对尼人化石中基因的分析结果，支持非洲人迁徙到欧洲取代了当地人种的假说。早先的欧洲新人是黑皮肤，其后裔在3万年前白化。
7．3万年前：现代东亚人的祖先源于非洲 中美合作研究，利用以30个遗传标志为对象的基因分析，获得了中国28个人口群落的遗传详情，与全球其它11个人口群落比较的结果是遗传基因大致相同。另外，通过对涵盖东亚、东南亚、大洋州、西伯利亚和中亚的163个人群的12，127位男性的Y染色体进行检测，所有样本上都发现了突变位点M168G。这个突变位点大约在不早于7.9万年前产生于非洲，是部分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志。这是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力证据。根据东亚大陆没有发现距今10-3万年之间的新人化石，以及东亚－东南亚采集的2000份样本基因无一例是当地原人的后裔，可以推定当地原人在7.5－1.5万年之间的冰川期灭绝了。从世界人类演变史来看，100万年前发生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原人的祖先曾从非洲迁到中东、欧洲和东亚，进化为当地古人。只有最近一次的世界性移民浪潮中的新人，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基因证据并不支持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可能，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在3万年左右到达东方，逐步取代了当地的原居人种。
8．人口迁徙留下人类基因的生态变异 美国塞莱拉公司与国家卫生总署宣布，根据基因草图，他们一致认为：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物学概念，基因图谱并未显示任何种族差异。我们都是10万年前从非洲的少数原始部落迁徙和进化而来。区别不同种族的常用特征，如肤色、目色和鼻宽，是由千分之一的外表基因控制的。这些基因变异是为了适应环境带来的压力，而人的智力、艺术天赋和社交能力却是由数千个基因决定的。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99%以上的基因密码是相同的，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在相同基因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男性基因研究，发现生态环境的改变引起的某些基因变异，依据这些推定几万年来人类的迁徙时间和路线。
可以推定。现代人的有声分节语言成熟于距今4—3万年之际，在最近的一次冰河期结束的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严冬的洞穴中走出来，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灿烂春光，相继叩开了“文化”和“文明”的大门。
（二）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构想
距近4－3万年左右，新人从中东出发，经过伊朗高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东亚大陆。北支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进入黄河流域与大漠南北，然后继续向北，乃至经过白令海峡路桥进入北美，逐步演化为东亚种群—北亚种群—北极种群—印地安种群。其中东亚种群在黄河流域，北亚种群在大漠南北。南支从印度次大陆，经由东南亚再进入珠江和长江流域，而后演化为达罗毗荼种群—南亚种群—巴布亚种群—澳大利亚种群，
东亚大陆南部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分化为西南支南亚（孟高）语群和东北支江淮（南岛）语群。在恒河—湄公河—珠江流域的西南支，扩展到长江中游。后分化为蒙达、孟高棉和苗瑶语群。在长江流域下游的东北支，扩展到淮河流域，北迁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成为东夷语群。留居在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则成为百越（侗台）语群。南迁海岛的则成为印尼—南岛语群。黄河中上游的东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形成藏缅语群，后来分为三支：黄河中上游的北支成为氐羌语；进入缅甸的南支成为缅甸语；由川康进入西藏的西南支成为喜马拉雅语。留居大漠和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后成为阿尔泰语群。
中国居民同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但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0.29～0.54，南方人群0.03～0.25）；与之相反，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低（0.08～0.39，南方人群0.46～0.81）。其地理分界线在北纬30度即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与之一致，东亚大陆南北语言文化的显著区别是：作为基本词汇，南部叫水流为“江”（孟高棉语），而北部叫“河”（阿尔泰语）；作为句法结构，南部顺行结构(VO，NA) ，而北部逆行（OV，AN），但粘着结构却是其共同原始特征。
二、原始华夏语的混成发生
（一）考古文化学证据
距今7000年前，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期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大致形成。处于东南沿海及湖泽平原的是以植稻农业为特征的青莲岗（龙虬庄、河姆渡、大汶口）水耕文化；处于西北黄土河谷地带的是以种粟农业为特征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处于河套大漠草原的是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人种，但东南文化的创造者是南亚种群，即太古夷越人；西北文化的创造者新石器时代是东亚与南亚种群，青铜时代是东亚种群，即太古氐羌人；北方文化的创造者早期是北亚种群，晚期有北亚和东亚种群混合的趋势，即太古胡狄人。
青莲岗文化是江淮平原的产儿。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扩至黄淮下游及东南沿海，包括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其主要显著特征是：1.炊具以三足器釜鼎为主。礼器和酒器，鸟形造型。2.扁平穿孔石斧。3.玉器文化。4.拔牙习俗。5.犁耕农业为主。6.杆栏式建筑为主。青莲岗文化分布的区域是古代夷越诸族的范围，其后裔与之存在着相同的文化模式，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吻合。湖南城头山（8000）、河南贾湖（8000）、江苏龙虬庄（7000）、浙江河姆渡（7000）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迹是人类最早种植的稻谷，比印度早4000年。在江淮流域繁衍起来的原始稻作文化，向北传至山东半岛，再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越对马海峡到日本。东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米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土高原和河谷孕育的文化。远古先民以渭水河谷为基地，发展到河湟以至川滇。仰韶文化的早期是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中期有漳河文化、关中文化等。晚期有中原的西王村文化、马家窑文化，扩散到金沙江、澜沧江、云南和西藏等地。主要共相是：1.粟类作物。2.椭圆形石斧。3.红陶器形以圜底、尖底和平底为主。彩陶以鱼、蛙为特征。炊具以罐为主。4.半窖式粘土木构建筑。仰韶文化系统分布的地区是古代羌戎诸族的范围，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诸因素可以验证。他们是粟类作物的发明者，距今大约已有8000年历史，比非洲、欧洲种植粟类的历史早4000年。麦子起源于两河流域，“麦”，来也，史前即从西方传入。西北原始文化系统可称之为“稷文化”。
北方细石器文化是山林草原的产物，数百处遗存广泛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藏地区。文化共相以石片器为主，盛行嵌镶石刀的复合工具。细石器文化分布的地区，是历史上狄人、胡人等阿尔泰诸族的范围。距今8000年的新乐文化分布在辽东到松花江流域，具有与细石器共存的红陶文化，器形以深腹罐最典型，以压印的之字纹饰为特色。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发现了最早的祭祀遗址、母性偶像和龙型器。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远古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受制于生态环境。就文明程度而言，处于东南得天独厚的青莲岗考古文化最高，处于西北河谷地带的仰韶考古文化次之，处于北方山林草原的细石器考古文化再次之。这一与东亚大陆远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考古文化系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大陆的本原文化、社会组织、民族心理的基本结构，限定了中国境内文化史、社会史和民族史以及语言史的发展走向。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形成相平行，三大太古语区也同时形成。根据考古文化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青莲岗、太古仰韶和太古北方细石器语区；根据文献族称命名法，分别称之为太古夷越（苗蛮）、太古氐羌和太古胡狄语区。
（二）传说历史学证据
《易传》以“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的伏羲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神农氏—— “初造书契，百工以乂”的黄帝，为原始华夏文化演进的次序。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与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相互印证，
1.三大传说原始氏族系统
兴于江淮而发展到黄河下游的伏羲氏太昊，是夷越（苗蛮百越等）的宗神。 “伏羲作卦”（江淮考古中发现了八卦雏形），可见当时文明程度较高。淮河流域的部落称之为“淮夷”。伏羲氏向北逐步扩展为“九夷”，“东夷”其首领为少皓。“九夷”也作“九黎”。“黎”是“夷”的转音（“黎民”即“夷民”，“夷”、 “黎”、“人”、 “殷”、“燕”、“乙” 、“鳦”皆为同源）。
兴于渭水而发展到黄河中游的神农氏炎帝，为氐羌始祖。炎帝生于渭水支流的姜水。渭水流域到黄河中游是氐羌活动地域。神农氏的一支烈山氏， 生活在今湖北一带，“烈山”即放火烧山，说明他们是刀耕火种的部落。在夏代以上，烈山氏被奉为稷神。神农氏的另一支“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被奉为社神。
兴于北方草原而后进踞中原的有熊氏黄帝，是北方游牧氏族部落所追思的祖先。推定黄帝为胡狄宗神的依据是：1.黄帝请旱魃助战大败蚩尤，黄帝族是适应北方干旱气候的游牧部落。2.黄帝族的后裔，其中姬姓的骊戎、狐戎、鲜虞都是戎狄。3.周初将黄帝后裔分封在黄帝故乡的幽燕。4.黄帝又称轩辕，传说黄帝造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最早使用马车，被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5.黄帝的后裔夏后氏夏禹，称之为“戎禹”。《诗经·长发》：“禹敷下土方”，夏后氏是从河套一带沿黄河南下中原。6.《史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2.古史传说三大原始战争
考古研究表明，青莲岗文化溯黄河而上，仰韶文化沿黄河而下。经过1000多年的频繁接触，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河南形成庙底沟氏族文化。这个文化共同体包含有两大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但以东方占优势。庙底沟文化融合着附近的氏族部落，逐步占有了原仰韶文化的区域，使中原地区像一个漩涡，将新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而又将“融合性”的文化因素洪溢出去，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混合型中国文化原始共同体——华夏文化老根。
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文明的传播洪溢或冲突交融，往往通过战争为媒介。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次氏族战争，成为三大考古文化系统与三大传说氏族系统之间冲突交融的史前史折光。第一次涿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蚩尤是伏羲氏的一支，共工是神农氏的一支。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的土地。共工“振滔洪水”，危害了九夷的利益。“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第二次冀州之战。共工败后，炎帝“乃说于黄帝”，结成炎黄联盟。黄帝“使应龙蓄水”，使蚩尤干旱难熬，蚩尤请风伯雨师，“天大晦冥”。黄帝又请旱魃，天气放晴，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黄帝令少皓统领夷人，与夷人结成部落联盟。 第三次阪泉之战。 黄帝不再返回北方，“诸侯咸归轩辕”。“炎帝欲侵凌诸侯”，与黄帝争夺盟主地位。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胜利了的黄帝乘势向南，“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黄帝族南迁后，逐步由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定居，为三大文化系统的加速融合创造了契机。氏族部落之间的杂居通婚，跨出了华夏民族和华夏语言混成发生的第一步。因此黄帝被奉为“人文初祖”，《史记》从黄帝起笔。
华夏文化由此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高阳氏颛顼(夷越，河南)、高辛氏帝喾(夷越，河南)、陶唐氏唐尧(胡狄，从汾水进入中原)、有虞氏帝舜(夷越，河南)、夏后氏戎禹(胡狄，从河套南下中原)，此起彼伏逐鹿中原的同时，原始夷越语、氐羌语、胡狄语也逐步混合而成原始华夏语。没有卷进融合的周边氏族，分布在东南的夷越，为“淮夷”、“东夷”、“三苗”、“南蛮”、“百越”。分布在陕甘宁和川青藏的氐羌，为“羌戎”、“西戎”或“百濮”。分布在大漠草原的胡狄，为“狄”、“貉”、“猃狁”、“匈奴”等。后世遂有“夷夏之别”。
这种围绕富庶中心地区反复征战的情况，其它文化圈也曾经存在。人类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公元前第四千纪到第二千纪，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早期的两河文明，公元前24世纪，北部的阿卡德人打败苏美尔，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朝的汉穆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公元前14世纪，亚述又征服了两河流域。这些征战扩张，既摧毁了原有的文明，又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文明。长期以来，囿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传统观点，一直没有揭出华夏族来源的复杂性，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文化的重大发现，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这点。
（三）历史语言学证据
原始华夏文化发轫于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这一区域，北与胡狄，西与氐羌，东南与夷越毗邻，成为阿尔泰、藏缅、南岛语言文化的交汇之处，华夏语与这些周边语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出现了华夏语和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
1.汉藏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藏语的同质部分，可以认为汉藏语同源。此说为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始于30年代，俞敏认为，汉藏两族人种族同宗且语言同源。其始祖神农氏以姜水成姓姜，周人祖母为姜原。“姜”与“羌”同源，周人与西北羌人同宗。到了唐代，羌人组成吐蕃，明朝叫“乌斯藏”、“卫藏”。藏语和周姜王室语言尤其相似。藏语近指代词adi，远指代词de，《尚书》近指代词“时”*d«，远指代词“是”*d。日本学者认为，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藏语有一套位于名词性成分后的格标志。藏语的施受结构是SOV，修饰结构是AN与NA并用。周语是否具有格和形态变化，从汉字文献中很难看出，但先秦文献中有SOV和NA语序。藏语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汉藏语确有同源关系。藏语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原始类型相似。
2.汉南同源论
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同质的部分，可以认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尼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尼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来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尼，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1990年，沙加尔发表了《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他发现汉语单音节字词，经常与双音节的南岛语词的末一个音节对应，而南岛语双音节词的词根正处在末一音节，这就是说经历过单音节化过程的古代汉语保留了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音节。如南岛语*lalu（经过），汉语“逾”上古*lju、中古*ju。
侗台语各族先民与百越有关，而百越的一部分原居江淮。郑张尚芳揭示了江淮一带的古越语残留。《左传》：“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夫”*pja与侗台语“石山”pja、pha、pa（岜）对应，“夫椒”即“椒山”。陈忠敏认为，上海与浙南至今尚存的缩气音，为古代百越的居住地域及迁徙路线提供了线索。刘向《说苑》载有《越人歌》，大约是公元前528年的作品。一些学者用壮语或泰文，释读了《越人歌》。又利用侗台解读了《越绝书》中的越王勾践发出的命令，进一步证明了吴越语和侗台语同源。“越绝书”之“绝”古音*dzod，与泰文cod[tsod]“记录”音义相近。《越绝书》别称“越录”、“越记”， “绝”即“记录”。
3.汉阿同源论
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质关联部分，有人认为汉语与阿尔泰语有发生学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就发表了《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20世纪80年代，赵相如专门探讨汉语和维语的关系，提出维二者可能在来源上具有某种一致性。竟成也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对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源关系做了初步探讨。提出上古汉语和阿尔泰语都存在元音和谐、汉语和阿尔泰语有一批对应词等。
历史语言学中的华夏汉语的“三种同源论”，表明了华夏汉语形成的复杂性。将不同语言学家研究得出的“三种同源论”置于7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导致华夏民族产生的史前三次原始战争的宏观背景之上，可以提出“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
现存中国最古文献为西周所撰。周人是氐羌与胡狄混血，所以《尚书》、《周易》、《诗经》等中的语言，既有可与藏缅语对应之处，又有可与阿尔泰语比较的基础。周人因袭了殷商文化，而江淮流域的夷越荆蛮语言，不仅两周未能同化，而且秦汉也不可能完全汉化。直至魏晋六朝，南中国依然存在许多夷越语词，并以汉字形式不断进入汉语。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的中心南移，这些词语大量被收进隋唐宋韵书，这就是沙加尔能够利用《集韵》语词的古音构拟来与南岛语寻求对应的原因。华夏汉语与毗邻语言的“三种同源论”，即使不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详尽比较，也可从考古文化学成果和地缘文化学原理中推测出来。
（四）中原三代更替与华夏语氐羌化
夏商周三代并非同一种文化的一脉承传，而是在地域、时间上都是三个互相重叠、交错影响的部分，经过持久的融合才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夏代无文献传世，夏语难以详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夏，大也。中原居民称“夏”始于此，夏王朝对华夏族的巩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夏人从河套一带进踞中原，可推知其为胡狄族。“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匈奴又译为“胡”。“胡”*Äa、“夏”*Äea音近，“胡”也有“大”义，皆源自原始胡狄语。又“禹兴于西羌”，这暗示着夏禹在进入中原前已与氐羌混血。进入中原后，又与夷越发生交融。因此，夏语可能是以胡狄语为主导，而混有氐羌和夷越的语言。
商人称“商”，其字上为象征王权的冠冕、下为祷告占卜之口。商人又称“殷”，《说文》：“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荐之上帝”，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乐教的民族。周人称商为“殷”，是因为承袭了商人的乐教文化。“殷”是“夷”的一支，“殷”、“夷”阴阳对转，东南地区古音同。《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人”与“夷”同源。汉语中的“人”来自原始夷越语。汉语中的“民”来自原始氐羌语。《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以燕子为祖先，已为甲骨文证实。但《史记》：“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这表明了殷商文明承袭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因此殷商语或夷商语是以原始夷越语为主导，而渗入原始胡狄—氐羌语的语言。胡厚宣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中国之称谓，由“夏”而“中商”，再成“国中”（夷越顺行结构），至周代演变为“中国”（氐羌逆行结构）。商语中，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为疾口、疾耳，此顺行结构NA为南方语言之特征。在甲骨文语法研究中，关于动宾补的语序，竟然六种可能有的语序都存在。夷商语可能还是粘着结构，只是被表词汉字掩盖了。
周人来自西方，是迁徙到渭水流域得以兴旺发达的一支羌人。周人自以为是黄帝后裔，承袭“姬”氏，又追溯其祖先为虞夏之臣。因此又自称“有夏”，其同宗称“诸夏”，其语言名“雅言”亦即“夏言”。由此推知，周人以氐羌为主，曾与胡狄混血，其语言可能是与胡狄有所接触交融的氐羌语。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承袭了中原文化且借用殷商文字，又势必受夷商语的影响。周代封建联邦制历时900年，通过分封宗亲、移民洛邑和周礼雅乐使雅言得以传播，致使中原语言“氐羌化”。《尔雅》相传周公始撰，秦汉间定型。“尔”，迩也，近也；“雅”，夏也。《尔雅》就在于促使方言向雅言靠近。华夏典籍《易》《书》《诗》《礼》和百家诸子皆撰成于两周，其后私学兴起，师生相传，形成了绵延至秦汉的读书音传统。这些“氐羌化”的文献语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对后世之影响十分深远。
三、秦汉以后汉语的推移发展
（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
农耕世界以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文明为主，生活富裕而精神保守；游牧世界以流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文明为主，生活艰难而勇于开拓。两个文明带一经形成，冲突就频繁发生。进入金属时期以后，随着游牧民族渴望享受农耕文明成果而向农耕世界发动的进攻，两种文明接触、冲突、交融的旧世界交响曲开始循环往复地演奏。当某个游牧民族在强大头领的率领下统一起来之时，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就来临了。进入农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而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并且还可能换用了语言。当农耕世界恢复平静、民族融合渐趋完成之时，战争的乌云又在山那边重新聚集，一场新的民族战争又在孕育之中。征服、迁徙、融合、再征服、再迁徙、再融合……成为古代民族接触史的主旋律。与之相应，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融合、再接触、再融合……亦成为古代语言史的交响乐。在东亚大陆，对于进踞农耕世界的征服者来说，是语言的换用；对于被征服者的农耕世界的语言来说，是语主的嬗变。从而使语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语主的变化。
秦汉以后，在北方先后兴起的游牧民族，有汉代的匈奴、丁零，魏晋北朝的鲜卑、柔然，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南宋的女真，此后是蒙古和满洲。尽管中原汉人以征战、长城、联姻、册封、任用、内迁等一系列方式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仍然呈周期性向中原农耕文明区域泛滥，一次次逐鹿中原，大有步黄帝遗踵之雄风，屡屡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从始皇结束姬周封建联邦制统一中国（前221）到清帝皇冠落地（1911）的2132年间，北方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境长达840年之久，这还不包括具有鲜卑血统的隋唐的326年统治。其中尤以近古时期，从辽、金、元到满清的北方民族政权连绵不绝，造成了中国历史和汉语演变的复杂画卷。
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尽管中原王朝修筑起万里长城，但是并未能够遏制文明的冲突。“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1.作为文化古迹，一项庞大的军事工程建筑物遗址；2.作为统治形态，秦皇暴政的物质孑遗；3.作为政治目的，中原汉人政权一厢情愿划定的一条南北分界线；4.作为战争结果，中国历史上的“马其诺防线”；5.作为文化象征，中原文明阻挡北方民族南下失败的象征。北方民族只要向中原发动进攻，战马的铁蹄一定会跨越万里长城。即使明朝将京师迁往北京，即使再怎样加固万里长城，也无法防范汉人自己打开山海关。就是吴三桂不献关，腐朽的明王朝也已无法阻止勃发的满清入关。因此长城既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象征，也不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是一座废墟。
由于东亚大陆生态圈的南耕北牧特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秦汉以后，以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盛唐之末的“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靖康之难”为三大高潮，北方游族的入主中原引发了中原汉族居民的屡次大规模南迁，导致中原汉语一分而二。民族融合，又导致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或阿尔泰人的换用汉语，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夷越化或夷越族的语言转型。在汉文化和汉族日益辐射和壮大的同时，汉语在对周边语言“汉语化”的历史性进程中也就开始异化汉语本身。
（二）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历史大变迁
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走上了全新的发展历程。西方称中国为Cina源于“秦”的对音， 而中原民族自称“汉”则始于汉朝。 虽然中国境内的语言复杂，但从周代开始就已形成一种在官场和文学中使用的主导语言。周秦“雅言”，西汉“通语”，东汉魏晋为“洛语”，南朝为“吴音”，隋唐为“汉音”或“秦音”，宋元为“正音”或“雅音”，明清为“官话”。在22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汉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实现了一次次变迁，呈现出西安音→汴洛音（洛阳标准）→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汴京标准）→南京音的周而复始的迁徙轨迹。东汉、魏晋的汴洛话是周代镐京（西安）话在中原的后裔，南朝建康（南京）话又是魏晋洛下话在江淮的发展。至于本世纪逐渐上升为主导音系的北京话，则是明初迁往北平的江淮话的演变，现代北京话是明代江淮话在北方阿尔泰化的后裔。
1.主导语言的第一次大变迁
西周（约前1066—前771）以镐京（西安）为“宗周”，王族或王畿语言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雅言，随着分封宗亲、礼制教化和文学典籍，雅言也就流播到各地。周公为控制东方，在中原建洛邑为“成周”，迁王畿之众驻守，镐京雅言东传中原洛邑。东周（前770—前256年）平王迁都洛邑，雅言再次东迁。秦始皇“书同文”，以秦文为规范即以秦音为正音。刘氏王室虽为楚人，但西汉（前206—后25）建都长安，其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必然承袭周秦王畿雅言，逐步演变“通语”。
东汉（25—220）都洛阳，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转而为洛阳语音。汉晋之间虽有三国鼎立，但曹魏（220—265年）一直以中原为中心统治中国北部，不久又一统西晋（265—317年），相沿建都于河洛。在河洛建都前后历时近300年之久，从而形成了魏晋文学标准音“洛生咏”或“晋语”。
东汉末年，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在晋室内乱之机攻陷洛阳，造成永嘉之乱。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汉人向潮水般越淮渡江，相继南渡人口约为90万，其中侨寓今江苏和安徽境内的占南渡人口一半。东晋建都建康（南京），建康盛行“洛生咏”，在江淮一带设置侨州，洛音流播于江淮。官吏对士人说洛语，对庶人用吴语。到了刘宋时期，洛语在江南上流社会已经普及。人口与文化的交融，导致了吴越语的汉语化或汉语的吴越化局面的出现。“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为秦汉以来中原语言之一大巨变。经过宋齐梁陈，源于中原而兴于江东的江南文化日益成熟，形成了源于中原洛阳而在江东建康有所发展的新的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中古金陵语音系统。隋初统一中国，遂有长安论韵。汉化鲜卑人陆法言编撰《切韵》，以维护金陵、洛下之正音余绪。所谓“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金陵为南而洛阳为北；金陵为今而洛阳为古。日本“吴音”，就是奈良时代到7世纪输入的六朝语音。
从秦和西汉的长安音，到东汉、魏和西晋的洛阳音，再到东晋南朝的金陵音，由此形成了历时800年之久(前206—后600年)的上古至中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洛阳→金陵的“横折型”大变迁。
2.主导语言的第二次大变迁
隋（581—618）唐（618—907）相继建都长安（今西安），以洛阳为东都，主导语言基础音系难免西移，“秦音”或“汉音”逐渐成为唐代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天宝年间(742-755)，元庭坚更—反“时俗共重，以为典则”的《切韵》，直以秦音撰成《韵英》。时人斥责陆氏《切韵》为“吴楚之音”。当时日本遣唐学生和僧人，将长安方言“汉音”带回日本，有“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之说。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北方战火纷飞，中原居民被迫南迁。唐亡以后，五代（907—960）相继建都汴洛。北宋（960—1127）统一以后，建都汴京（开封）。在书面语中颁行官韵，以“设教崇文，悬科取士”，通行口语中主导语言的基础音系由长安回归汴洛，形成了宋元明称之为的“宋音”、“雅音”或“中州音”。
契丹在唐末五代兴起，建立了与北宋对峙的辽国（907—1125）。后女真建立金国（1115—1234），灭辽以后进攻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陷落，金人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引发中原居民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时汴洛“宋音”主要迁往两处。一处是临安一带。杭州话因周围为吴语区，虽保留中原汉语的一些特点而终究为吴语同化。一处是以南京、扬州等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当时迁进几十万中原居民。因江淮语在六朝时已被中原汉语覆盖且处于吴语北部边缘，因此迁往江淮的“宋音”相对纯正地得以保存。南宋（1127—1279）时期，日本镰仓时代由江南输入的汉字音称之为“宋音”，即指由中原迁往江南的汴洛语音。
女真人在接受了农耕经济和汉文化过程中换用了汉语。金亡以后，中原女真人与汉人融合。元蒙古（1279—1368）宣布蒙古语为“国语”和八思巴字为“国字”，对汉语言文化并不提倡。元亡明（1368—1644）兴，留居汴洛的中原之音，历金元近300年统治，已非中原旧音；而迁往临安为吴语所包围的汴梁宋音亦已“南浸吴越”；唯有江淮之间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壹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宋以降，“中原”已从地理概念演变成为“文化传统”概念。所谓元明的“中原正音”实指保留在江淮语中的前朝“宋音”，并进一步成为明清官话的基础音系。日本江户时代传入的汉语“唐话”，主要学习南京口音。“唐话”、“官话”便成为明清南京话的专称。
从隋唐的长安音，到北宋的汴洛音，经由南宋与金对峙、元蒙古统治的周折，再到明代官话南京音，由此完成了历时近900余年之久（600—1468年）的中古至近古汉语主导语言基础音系的长安→汴洛→南京的又一次“横折型”大变迁。这种近乎八、九百一次的大循环，与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征服战争密切相关，而北方民族的进攻又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周期有关。牧草的生长有丰歉之别，如果雨水充沛则牧草丰茂，马羊肥壮，牧民也就自得其乐；倘若天气干旱则牧草稀少，马羊瘦弱，牧民生活艰难，就会四处掠夺。轻则“南下牧马”，重则“逐鹿中原”。这种与自然气候变化的周期，引发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周期性的变化冲突，最终导致了中原汉语基础音系的周期性循环变化，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从一元格局向二元格局的嬗变。
四、汉语方言分区是中国移民史投影
语言的变化是语主的变化，一部汉语方言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国移民流播史。汉语方言的划分必须以汉人移民和“汉语化”程度作为依据。北方民族南迁中原，迫使中原居民南迁江淮，或继续南下三大湖，或再沿东南沿海和赣江、湘江远徙岭南闽广。长江流域和秦汉以前百越居住的广大华南地带，逐步成为中原居民新的栖息地区。这种此起彼伏的人口大迁徙，在人口生物学上留下了烙印。根据研究，与一个汉族群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往往并不是其它地域的汉人，而是地理位置毗邻的其它民族群体。在这种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日益壮大的“汉族”，不可能是一个以内部遗传为基础的种族概念，而只能够是一个以共同文化渊源为基础的国族概念。中国古代的“方言”，不是古希腊的dialect，也不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而是不同的邦言。中国现代的“方言”也不应是以严格的语言特征为标准的语言学概念，而应是一个以可追溯文化渊源为内涵的民系学概念。永嘉之乱中原居民迁徙的结果，打破了两汉魏晋以来的语言分布格局。
1、沿江中原汉语带的出现。中原汉语的大面积覆盖，致使在古北部吴语区和北部楚语区形成一条东起海滨、西达湖湘的中古江淮语带。2、中原汉语南流走廊的形成。一些中原居民，由江淮继续南迁皖南山区或经鄱阳湖平原沿赣江流域而下。上古连成一片的吴语和楚语被从中隔断，形成了江淮语、徽语、赣语和客家语对中古吴语的弧形包围圈。3、洞庭湖北出现了西南话的雏形。从秦雍沿汉水流域到达洞庭湖流域的居民，成为西南话的祖先。3、浙江沿海吴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中原汉人到达江南以后，迫使江浙吴越土著递相南移，引发了浙江沿海百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以及闽广境内百越语的变化。4、波及南方民族的人口迁徙和语言演变。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原汉语南流走廊的出现和沿海吴越、百越居民的连锁性南迁，波及其它南方各族的人口迁徙和语言演变。5、幽燕语和三晋语的汉语化运动。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所占，中州士女很多流向西北或迁往辽西避难，势必引起幽燕和三晋的汉语化运动。 6、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中原人口急剧减少，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估计远远超过200万。北魏“断诸北语，一从正音”，阿尔泰人的语言换用，引发了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就是这样一个“T”型纵横语带，奠定了以后汉语方言格局形成的基础，决定了中古以后中原汉语的流向。颜之推提出“北杂夷虏，南浸吴越”，即指“北留中原汉语”的阿尔泰化与“南迁中原汉语”的南亚化。所谓汉语的“阿尔泰化”主要是北方民族在换用中原汉语的过程中以阿尔泰语的底子异化了汉语；所谓汉语的“南亚化”主要是南迁中原汉语对南亚语的不完全汉语化而残留了南亚语底层。在周边接触语言绵延不绝的汉语化过程之中，汉语在同化接触语言的同时异化着自己。
对于南方汉语方言的歧异性，可以用多种因素加以解释，比如中原居民南下朝代有先后，原居地区有东西，再如与中原汉语融合的百越语内部原来具有差异，或者中原迁入人口和当地土著人口的比例不同，以及南方汉语方言后来的演变不尽相同，等等。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根据跨学科研究，古代南方土著印纹陶文化的分区和汉语南方方言的区域具有对应性。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南方印纹陶，是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越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一般将其分为七个次文化区：1.宁皖区（原始侗台族山越）；2.太湖区（原始侗台族于越）；3.赣鄱区（原始苗瑶族苗蛮）；4.湖湘区（原始苗瑶族荆蛮）；5.岭南区（原始侗台族南越）；6.闽台区（原始侗台族闽越）；7.粤东闽南区（原始侗台族骆越）。除了覆盖式移民造成的江淮语（东晋南朝）插入宁镇地区，封闭式移民造成的客家话（北宋）分布在赣南、粤东和闽南地区，还有军事移民造成的平话（宋），南方印纹陶次文化区的分布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1.徽语（江淮语）；2.吴语；3、赣语；4.湘语；5.粤语（平话）；6.闽语；7. 粤语、闽语（客家话）的分布对应。南方印纹陶是古越族创造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就是原始南岛（侗台）—南亚（苗瑶）语言。如果南方印纹陶文化中的不同的亚文化包括了不同的亚语言，可以推定，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具有不同的古越语方言底层。在中原居民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与当地百越土著的语言密切相关，各文化区域不同的土著语言底层导致了汉语南方方言的差异。
五、关于中国语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不管是汉藏同源说、汉南同源说，还是汉阿同源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依据各自选择的材料的材料来分别论证了汉语与毗邻语言的同源关系。原始华夏族的形成是史前民族或种族融合的结果，与之同步形成发展的华夏语不可能不具有与被融合语言的对应之处。与其说华夏语仅仅与某一毗邻语言有同源关系，不如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后来被称之为“华夏汉语”的这种语言与毗邻三大语言的“原始祖语”都先后出现过渗透、换用与混成关系。原始华夏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言。
除了与南方汉语相连的苗瑶侗台语、越南语是孤立语，周围广大区域的语言，如阿尔泰语、南岛－南亚语、朝鲜语和日本语、藏缅语，几乎都是粘着结构。为什么在粘着语包围圈内的汉语却是孤立型？越是混合的语言，形态脱落得越快。导致粘着结构的原始华夏语演变成为孤立结构的汉语，只有历史上得语言混合。与汉语毗邻的苗瑶—侗台语言，虽然确定为孤立类型，但依然有不少粘着形式。它们的孤立趋向是公元后4世纪受汉语长期影响的结果，或者“汉语化”进程的中断。
秦汉以后的汉语推移演变表现为，由于中古时期北方民族的进入中原和中原居民的南迁，汉语周边的古代民族一些语言地域才逐渐成为汉语方言区域。在中原居民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与当地百越土著的语言密切相关，各文化区域不同的土著语言底层导致了汉语南方方言的差异。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将北京语音确定为国语标准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适逢当时的首都在北京。
综上所述，公元前第五千纪，中国境内存在三大太古语网。公元前第三千纪左右，在三大太古语系的交汇之处，伴随着三大太古文明的接触→冲突→交流→融合，原始华夏文明萌发的同时，原始华夏语随之混成发生。公元前1300年，中原语言有了成熟的文字。公元前1100年到前200年，说氐羌语的周王室促使中原语言“氐羌化”，并且留下影响深远的文献典籍。秦汉统一以后，中原语言始有“汉语”之称。这以后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移民的波澜壮阔的“汉语化”历史进程。在这漫长的7000年中，中国语从太古语、华夏语到汉语，经历着生生不息的运动。虽然桥本万太郎提出的“推移模式”反映了周秦以后汉语与周边语言互动发展的基本态势，但是只有在强大文明中心和强势语言形成以后，才有以华夏文化和华夏汉语为主导的推移性延伸。如果不进行寻根推源式的探讨，秦汉以后的中原汉语则成了无源之水。从黄帝开始的5000年的中国语言史，可以归结为，秦汉以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发展主流是华夏语的混成发生，与华夏民族的形成、华夏文明的崛起相一致；秦汉以后中国境内的语言发展主流是汉语的推移发展，与汉民族和汉文明的扩展延伸相一致。因此，我提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中国语言文化史的理论模式。一言以蔽之——同化即异化。
发表于 2004-11-18 0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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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18 15:4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