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夜郎国都临牂牁江在古代思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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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武帝设犍为郡于古代遵义之位置 考夜郎国都临牂牁江就在古代思南城 （铜仁学院乌江产业研究院田维华） 2013年12月8日 　               　一、唐蒙归国后献计汉武帝 　　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国归至汉朝京都长安后，他将在南越国人那里听到的、特别引起他关注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征讨南越国这条水道，以及道听途说的“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借夜郎精兵出兵消灭南越国的征讨方案向汉武帝疏呈之后，唐蒙为了激励汉武帝实施吞灭南越国（今广东）的军事战略部署，于是，他将察觉到南越国国家疆域的辽阔，国都景象的繁华、以及南越国王的威风一并告诉了汉武帝，其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史记》、《前汉书·西南夷传》载），成为割据独立于华夏南部一州之主的土皇帝。当汉武帝刘彻听道“南越王黄屋左纛”乘坐以缯帛为里的帝王之车以及国家仪仗队的大旗显得格外雄姿招展时，唐蒙所表述的“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主”如此庞大独霸一方的南越国，倒使大汉王朝的汉武帝感到很不是滋味了。身为大汉王朝的汉武帝也许在想，自本朝高祖皇帝刘邦建国以来，历经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垣、汉景帝刘启等，轮到本朝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时，大汉王朝自公元前202年创建以来，到公元前135年时，在这近七十年间，汉王朝还没有收复独霸华南的南越国（今广东），这似乎使汉武帝此时此刻感觉到还没有完成高祖一统南越国的遗愿。时下，当出使南越国归来的唐蒙呈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主”这番话后，倒使汉武帝立下了一定要消灭南越国的决心。唐蒙为进一步忠劝汉武帝消灭南越国而一统天下计时，他又将此时已经探查到的能出兵消灭南越国的几条艰难多险的军事水道一一面呈汉武帝，他说：“今以长沙（今湖南）、豫章（今南昌），水道多绝、难行”（《书同上》）。唐蒙向汉武帝说明从长沙（今湖南）、豫章（今江西）去消灭南越国的“水道多绝难行”，在难以从这两条水道去实现消灭南越国的情况下，他便将从南越人那打听到夜郎国里不仅有一条水道：“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是一条最便宜的能出至番禺城下的水道。而且为臣还“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书同上》）。当汉武帝听到唐蒙讲述大汉王朝下的夜郎方国里既有一条“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且又有“精兵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出奇不意去消灭南越国而一统天下时，唐蒙的这番话，使汉武帝甚是动心了。于是，唐蒙更进一步鼓动汉武帝说：“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书同上》），唐蒙用这几句彰显大汉王朝的强盛之势，当面把汉武帝决心消灭南越国的底气打得鼓鼓的胀。身为政治家的唐蒙，他以大汉王朝的强大威力，又可利用本朝下地方诸侯巴国和蜀国富饶的粮盐等物质资源，在打通夜郎道的同时，又可以借兵从夜郎国里道西北牂牁江，浮船牂牁，出奇不意，一举攻下南越国的国都——番禺城。只要番禺城被我汉朝下的夜郎兵 “制越一奇”，南越国就可以宣告被消灭了。汉武帝听到唐蒙这一席欣心的呈述之后，于是武帝刘彻提拔唐蒙为中郎将（或称郎中将），率部出使夜郎国去实地翔实攻取南越国番禺城的这条“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军事水道实情。 　　分解上述这些文献资料，足以窥见汉武帝当年在想借道夜郎国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去消灭南越国的同时，又要借夜郎国的精兵出师攻打南越国。其最后的目的是：即在消灭南越国之际，又可以轻而易举在“通夜郎道里（实现）置郡吏甚易”的情况下，顺便就将夜郎国统归于汉朝直辖之下了。唐蒙向汉武帝献出此招，完全与《左传·僖五年》史载：晋国向虞国要求借路，让晋军过境去攻打虢国。虞国答应了晋国的要求，结果当晋军在消灭了虢国之后，晋军在回程之际，就趁机将虞国吞掉了。可鉴，汉武帝令大汉使者唐蒙此次出使夜郎之行，既要达到消灭南越国的军事目的，又要实现汉武帝直管夜郎国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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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汉武帝任唐蒙为中郎将出使夜郎国 　　汉武帝为实现上述一箭双雕的战略部署，于公元前130年，任唐蒙为中郎将（亦称郎中将）率部出使夜郎国。此史，《前汉书•西南夷传》这样史载：“上许之，乃拜唐蒙以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上）使相如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唐蒙率部“从巴符关入夜郎”之初，便兑现了他向汉武帝谋划的“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的第一步棋。唐蒙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以春风得意之势“将千人、食重万余人，遂见夜郎王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从文献中表明，汉朝实现了在夜郎国里（古思南都城）设置夜郎县令，这种以郡县同地的机构形制，使夜郎侯多同统辖的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的中心，夜郎郡国的古代思南城址上多了一种政治色彩。汉廷“使其（多同）子为夜郎令”设置夜郎县令，史证了汉朝在古代既是夜郎郡的思南、又设夜郎县的郡县同在一城的具体反映。 　　唐蒙在“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的古代思南城里，诏谕“遂见夜郎王多同、使其子为令”的同时，又对“夜郎国旁小邑”周边前来拜见汉使唐蒙的小侯王们，其中可能有且兰国、钩町国、漏卧国等夜郎国旁小邑们，因其“皆贪汉缯帛”，个个都希望能贪得汉朝使者唐蒙带来的丝绸缎帛，于是唐蒙在趁机分赏给“夜郎旁小邑（们）”的同时，借此良机叮嘱他们必须遵听汉朝中央的旨令，即文献中“乃且听蒙约”听从汉使唐蒙提出的条约便由此产生了。而夜郎旁小邑的官员们自“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以为从汉朝到夜郎南夷之地的道路艰难险阻，总觉得汉廷中央最终是不能永久地管制他们的。于是在“贪汉缯帛”心情的唆使下，当个个都接到唐蒙从汉朝带来的丝绸等物资时，夜郎旁的小邑们就都与唐蒙签订了条约，达成“约为置吏”的政治协定。唐蒙以此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之举，完成了以政治手段解决了夜郎国及其旁邑们都接受汉使唐蒙所提出的政治条件。上述这些历史文献是近二百年来，很少引起研究者们足够重视和深刻剖析的历史内容。当唐蒙以缯帛、盐巴等物资恩赐“夜郎旁小邑们”而达成政治条款签订的目的之后，唐蒙将这个有善的政治协定好消息回报给汉武帝，当汉武帝接到唐蒙回报的佳音后，方才下旨同意唐蒙在夜郎国境道内割据一块关键的地方设置犍为郡。此史，《史记》、《前汉书•西南夷传》史载：“唐蒙还报，（上）乃以为犍为郡”。即此，公元前130年汉朝中央直辖的“犍为郡”就在夜郎国境内关要之地创建了。 　　从文献中的“还报”二字间，意味着唐蒙以数百里加急佳音呈报汉武帝。这次“还报”，是唐蒙亲自从夜郎国（古思南城）返还汉朝京城长安亲觐汉武帝当面呈报呢？还是唐蒙派信使官前往朝廷禀报？在笔者解析起来，这里出现的“还报”二字，可能只是唐蒙派信使官向汉武帝“还报喜讯”罢了，唐蒙本人还得留在夜郎国都古代思南与夜郎侯多同谈天论地，等待汉武帝下旨同意唐蒙可在“通夜郎道上为置郡吏”的圣旨到达后，唐蒙才敢遵照“（上）乃以为犍为郡”的旨令，在夜郎道上设置“犍为郡”治所。这说明唐蒙以汉朝中央政府“谕以威德，约为置吏（设郡）”的政权战略，就这样在夜郎国里的境地上关要之地构建了“犍为郡”区划政权。“犍为郡”行政机构的设置，诏示着汉廷中央政府在夜郎国境地上乃至西南大地上，建立了汉朝中央直辖的第一个地方政权。用今天的术语来讲，汉朝中央政府在夜郎国里建立了直辖的“犍为郡”政权。可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在夜郎国境地上设置的犍为郡，“犍为郡”成为汉朝中央在夜郎国里建置的常设机构。从此，汉朝中央政府里下达到夜郎国、及且兰国、钩町国、漏卧国的旨令，就是从犍为郡转达到西南夷蜀地各方国王侯的手中。从大汉王朝在夜郎国境地上设置的“犍为郡”解析来看，说明夜郎国在当时西南夷的方国中，的确是一个“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地方侯国。所以，汉廷中央要从夜郎国的国家版图上，分割一块关键之地设一个特殊的由汉廷中央直辖的“犍为郡”地方政权。当汉朝的犍为郡在夜郎国境上设立了十八年之后，于公元前112年，犍为郡太守在督促且兰国出兵攻打南越国时，“且兰君因恐远行”而发生了反汉事变，且兰君将犍为郡太守及汉使官吏杀了。即文献中史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且兰君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6页引《史记》、《汉书》载），且兰君就在这一年将汉武帝派到且兰国来督战的使者及犍为郡太守杀了。从公元前130年，汉武帝设犍为郡，到犍为郡太守被且兰国君所杀，犍为郡政权历经了十八年（公元前130—前112）。（关于此史事变，已在前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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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唐蒙在“还报”中只字不谈“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 　　透过对文献中字里行间的审视，笔者看到唐蒙代表汉朝中央在夜郎候国疆域上完成了“犍为郡”行政区划的设置。但是在唐蒙完成汉武帝设置“犍为郡”文献的背后，却隐藏着唐蒙此次出使夜郎国时，肩负着考察消灭南越国的战略水道路线，即在夜郎国境内，考察探明南越人所说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这条军事水道情报却只字未提。其“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制越一奇”去奇击消灭南越国的军事说法，也不见只言片语呈述在“还报”中。唐蒙为什么没有在“还报”中将汉武帝最关心的、调查夜郎国里“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去消灭南越国的首要军事情报呈现在“还报”的内容中。这个历史文献的现象和信息，说明了什么？它折射出一个情理，那就是证明唐蒙在夜郎国里对探查后的“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这条水道，已经知道是根本不能通行战船去实现消灭南越国夺取番禺城的军事实情了。唐蒙此时方知，这是南越人制造提供：“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假情报。值此，唐蒙深知他此前向汉武帝误献的全是从南越人那里听来的假情报，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面对如此劣势，唐蒙急中生智，他只得充分发挥以汉朝的国威“谕以威德”“约为置吏”的政治手段，披着汉朝的虎皮，狐假虎威在夜郎国的疆域上，割地构建汉王朝中央直辖的犍为郡政权，唐蒙以此将功赎罪。笔者从唐蒙给汉武帝的“还报”文献中，觉察到他只字不谈“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以及根本不谈“夜郎所有精兵十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制越一奇”的首要军情军事问题。此时的唐蒙，真正遇到一个难以向汉武帝交差的军事问题了。照理，唐蒙出使夜郎国的最先要务，就是冲着寻找夜郎国里那条“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去消灭南越国的战略目的而来的。然而时下，当唐蒙来到夜郎国里踏探“道西北牂牁江（乌江），（是不能）出番禺城下”时，所以造成唐蒙在“还报”汉武帝的报文中，矢口不谈“道西北牂牁江”的水道可否“出番禺城下”，而“夜郎有精兵十万，（能否）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达到）制伏南越国”的军事情报，也只字不提了。看来当年唐蒙踏进夜郎国时，原先与汉武帝设局的“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去消灭南越国的军事部署，都成为泡眼，都不能实现了。唐蒙在这势成骑虎的格局下，他只能在建立政权政治手段上大做文章了。于是唐蒙紧紧抓住在夜郎国道上建置汉朝的郡县制政权，以此来换取汉武帝减轻对他此前误献军事情报的问罪。所幸，汉武帝“乃以为犍为郡”的圣旨同意了唐蒙呈送的“还报”。就这样，唐蒙在夜郎国境地，因汉武帝同意始置“犍为郡”政权区划，从而化解了这场误献“道西北牂牁江”是不能通番禺城下而带来的军事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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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犍为郡治所设在古代遵义之位置，考定夜郎都临牂牁江就在古思南城 　　今考“犍为郡”治所，它在夜郎国古代贵州境内的何处？这又是为重新解读夜郎国都城在何地之谜的重要标志提示之一。因为，只要考见到汉武帝在夜郎道上始建的犍为郡在古代贵州的哪里？那么，地处牂牁江（乌江）之滨的夜郎国都离犍为郡地肯定就不是很远了。笔者认为，作为研究考证“夜郎国都城”在何处？只要找准“犍为郡”治所地在哪里？就会起到从牂牁江流域方向去考测、从地理方位去寻踪夜郎国的国都在何处的具体位置，这些元素，都能起到寻找夜郎国都踪迹最重要的辅助作用。 　　近二百年来，研究考证夜郎国都在哪里的学人们，都是只以“夜郎者，临牂牁江”以及“道西北牂牁江，（可）出番禺城下”的文字上去考察，而没有从汉武帝在夜郎道上所置的“犍为郡”治所的位置，去追踪考测“夜郎者，临牂牁江”的都城在哪里？笔者在读史料中，发现汉武帝在夜郎道上，于公元前130年建置了汉廷中央直辖的“犍为郡”治所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所产生一个新的思维，只要考查到汉朝在夜郎道上设立的“犍为郡”治所位置在今天贵州境内的哪里？这就可以考证判断“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都在今天的何地了。以这个正确的理念思维去论证古名牂牁江滨的夜郎国都，就又可以寻踪古代夜郎国都在今天乌江流域的准确的地点位置上了。为此，近二百年来，笔者首次提出，只要考准“犍为郡”治所在今天的哪里？就能成为考准“夜郎国都”是在今天何处的又一重要标志。 　　今考，《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42页对“犍为郡”的郡址这样写道：“乃以为犍为郡，郡治鄨，即秦夜郎县之旧疆也。”其志43页又曰：“犍为郡，初治鄨，今遵义府遵义县地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夜郎史探》141页写道：“据《华阳国志》记载，犍为郡初设立时，治所在鄨县（今贵州遵义市）。”《辞海》1449页云：“犍为，郡名，治所在鄨县（今贵州遵义市西）。”《贵州史专题考》135页引《通览辑览》注说：“犍为郡初治鄨，今遵义府遵义县地是。”《夜郎考•之二》220页说：“乃以为犍为郡，犍为郡初设立时，治所在鄨县（今贵州遵义市）”。 　　以上数部史书，均载述了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令唐蒙代表汉廷中央始建的犍为郡，就在古名鄨县今名贵州遵义市的地方。当我们将公元前130年设置犍为郡的古治所找准在今名遵义的境地上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找准了“犍为郡在今名遵义市地”的位置时，那么，以遵义为犍为郡来测绘考察夜郎国的都城，这个都城，是否该定论在郑珍、莫友芝所论定的没有江河的古代安顺，还是该断论在古名牂牁江今名乌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城。这个答案就不辩自明、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通考其史，夜郎国都理所当然应在遵义之东“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岸边的思南古城址上，而不应在遵义西南四面无江的安顺之地。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再一次从解读的历史文献中，完全确立历史上的夜郎国都或称夜郎郡的郡址，其实就在古代思南城。二千多年前的思南古城，就是《史记》史曰：“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的夜郎国都城，它就是夜郎国的国都。当下，汉武帝为什么要在夜郎国道上古疆域的鄨县（今遵义）设置犍为郡，这不仅体现了汉朝的权力所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凝聚了汉廷在此方以“犍为郡”为行政区划中心的意义所在。用今天的话来讲，位于古代遵义所设的“犍为郡”，它就是汉朝中央政府的直辖郡。这里就是汉朝中央在西南夷广袤之地设置的中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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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汉武帝为什么以“犍为”之名为郡治署称 　　考其“犍为郡”设置的原因，览阅公元前130年，当唐蒙率领一万一千余兵将大军团到夜郎国都古代的思南之后，方才得知五年前（即公元前135年）出使南越国时，受南越人蒙骗、鼓吹那句夜郎国里“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的情报全是假话时，作为政治家的唐蒙，在他淡化或根本不谈夜郎国里“道西北牂牁江”的水道是不能起到消灭南越国的军事作用的同时，他为化解自己的灾祸，唐蒙使出全身解数，在夜郎国疆域上，全力构建代表汉朝中央政权在地方上的犍为郡以及夜郎县政权的设立。唐蒙利用此招，不仅能换取汉武帝的龙颜喜悦，而且还可以冲淡汉武帝即将对唐蒙误献军情的质问，甚至是问罪。可见，唐蒙利用“还报”建议汉武帝在夜郎国境内建立犍为郡、夜郎县政权的政治手段，淡化了汉武帝对他误献情报的问罪。这就是唐蒙以高人一筹的政治谋略，以政治手段完成了汉廷中央在夜郎国里的政权建设，用以洗罪立功换来了汉武帝对他新的欣慰和信认。 　　汉武帝同意唐蒙在古名鄨县（今遵义）设置郡制政权，其“犍为”二字的郡名，在笔者看来，也许就是唐蒙在“还报”奏折中义取的郡名。其原因是，只有唐蒙才把从巴国（今重庆）所经过的古代遵义这个地方，当做了汉朝权力伸向夜郎国、伸向西南夷的关键之地。就这样，唐蒙在夜郎国境内选择割据关津隘口一席之地构置汉廷中央直辖的地方政权。即以此政权成为打通西夷和南夷之地的一个重要咽喉枢纽。因此，冠名“犍为”。从政治意义上讲，表明由汉朝中央通过割立的“犍为郡”联通南夷和西夷各地的地方政权，起到政治一体的关键作用。 　　公元前130年，“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的这条官道，其实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际，于公元前220年，即“始皇二十七年，秦通五尺道置夜郎郡吏”（《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7页载）时，这条五尺道就是秦始皇直通牂牁江之滨之后，而在古代思南设置了夜郎郡。次年，秦又于公元前219年，在石阡本庄河坝场置夜郎县（《石阡志》）。可鉴，秦朝的郡县制在牂牁江（乌江）流域得以具体的反映。由于秦亡后，汉朝的权力久久没踏上夜郎国南夷地，掐算起来秦时的五尺道已经有近百年不被汉官吏们踩踏了。直到汉武帝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率一万一千余人“从巴符关入夜郎”时，就是从巴国（今重庆），经巴符关（今娄山关）踏进夜郎国辖地古代桐梓的。在这里唐蒙还更有“蒙渡桥”名传曰至今。唐蒙大军沿着古代遵义到达夜郎国都牂牁江（乌江）滨思南（今地）的当下，一条由巴国国都（重庆）抵夜郎国国都（思南）变废为新二千余里的“五尺道”官路形成。时下，汉武帝得到唐蒙的“还报”后，降旨唐蒙在夜郎道上的鄨县（今遵义）建立犍为郡，它代表汉廷中央政府在夜郎国境地上设置了一个重郡的行政区划机构。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令唐蒙在鄨县（今遵义）设置的“犍为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今天梳理考证犍为郡东面牂牁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就是“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都。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将牂牁江（乌江）之滨夜郎国都的古代思南，连接汉武帝设置在遵义的犍为郡，在从犍为郡（今遵义）翻越巴国地界上的巴符关（今娄山关，而不是蜀国地境上的笮都的笮关），经綦江巴县，便可以抵达古代巴国的国都（今重庆）了。今天看来从巴国国都（今重庆）至夜郎国国都（今思南）全程只有一千数百余里左右，而二千多年前的翻山越岭，崎驱山路，艰难险阻，大江横立，瘴毒肆虐，从巴国国都（今重庆），途经巴符关（今娄山关），至犍为郡（今遵义）最后抵达“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之滨古夜郎国都城（今思南）的这条五尺道，全是开辟在大山野壑之间的羊肠小道，以这样的五尺道来计，估计应该不下于二千五百华里的里程。 　　唐蒙当年和他率领下的一万一千余人，从大江（长江）之滨的巴国国都（重庆）来到牂牁江（乌江）夜郎国都城的古思南城时，将这两座江边的巴国（今重庆）与夜郎国（今思南）的都城相连起来，形成一条二千数百余里的羊肠五尺道的官路时，权衡起来，只有古代的遵义鄨地，才称得上是巴都（今重庆）到夜郎都（今思南）的中转站、枢纽中心。因故，唐蒙上书“还报”在鄨县（古遵义）设置郡制，启名为“犍为”，其郡名之义，象征着汉朝中央王朝，在巴国与夜郎国之间古代遵义割置的“犍为郡”，其“犍为郡”起着桥梁作用、关键作为。它不仅象征着汉朝的权力，而且告示世人，从巴国（重庆）通往夜郎都城的古代思南（今地）之间的“犍为郡”，已经代表汉朝的政权铸立在夜郎国的境界上了。为此，“犍为郡”成为汉朝权力通往南夷夜郎国都古代思南以及后来通往西夷之邦的交通枢纽。由史可鉴，汉武帝以“犍为郡”之名，在夜郎道境内的古代遵义割地设置，其政治、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至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考证汉武帝于公元前130年，令唐蒙在古代的遵义之地，设置汉朝天子“乃以为犍为郡”的郡治区划，这为我们再一次辩明、厘清“夜郎者，临牂牁江”夜郎国都的准确位置，就在遵义之东面的乌江之滨、古名牂牁江岸上的古代思南都城。而不是在犍为郡（今遵义）西南面的没有江河的安顺。笔者运用《史记》、《前汉书》史记的原真文字文献，从理论上、多角度地解读“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都城，就在牂牁江（乌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城，这是无可质疑的了。今天我们以《史•汉》两书的历史文献说话解读，可厘清近二百年来，学人们将唐蒙从“巴符关”通夜郎，将“巴符关”误定在今赤水河流入长江之处的合江城，这个定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史上，为什么会产生以合江城认为是巴符关，那正是由于此前的学者们，将安顺误定为夜郎都时，于是就将巴国（重庆）与所谓的夜郎都（安顺）之间的合江城错定为巴符关的误果。而历史上真正的巴符关，应在巴国“今重庆”与夜郎国都“今思南”之间，两国交界大山之处的关口地方，它就是今名的娄山关。而不是在巴夜两国之交的水道岸边，从赤水河流入长江两江会合的合江城。 　　历史书写至此，有种无限的感慨，这个于公元前130年，经汉武帝御批以“犍为”之名在遵义设置的“犍为郡”，使古代的遵义蓬荜生辉。而且“犍为郡（今遵义）”不仅是汉武帝最先打通了从巴国（今重庆）到夜郎国（今思南）的枢纽，同时也象征着汉朝权力从“南夷古代夜郎国（今贵州）”通往“西夷古代蜀国（今四川）”的军政枢纽。当汉武帝于公元前130年在古代遵义设置“犍为郡”的二千年后，一种政治思维使笔者油然而生，时间推移到公元1935年，现代史上，那场扭转中国革命从危机走向胜利的、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也在古名的“犍为郡”今遵义召开。冥冥之中，结下了地灵人杰之缘。当年红军也是从“犍为”夜郎南夷之地的遵义，踏上西夷蜀国四川之路北上中华大地，去扭转乾坤，犍为革命，从而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如今古名“犍为郡”，今名“遵义”成为共和国的旅游红都。 　　回顾公元前130年，当唐蒙将一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国（今重庆）的巴符关（今娄山），经犍为郡（今遵义），以恩威并重之势出现在夜郎国（今思南）侯王多同面前时，汉军的一万一千余人是个什么姿态，难道他们挑着缯帛、粮食、盐巴，甚至有金银财宝仅仅是来犒慰夜郎侯王多同的吗？当年汉朝以汉军组建的这一万一千余兵将，难道没存征服夜郎半丝行武的心机隐藏在汉军们的心间吗？用今天的这个阵容来讲，一万一千余人是整整一个军的阵容。在笔者看来，这个阵容，在迫使夜郎国多同不得不归向大汉王朝的情势下，他只能以一句“汉孰与我大•夜郎自大”的诙谐、调侃之语搪塞当时的局面了。夜郎国周边的小邑们看到的这种政治态势，也和侯王多同一样跪接了汉武帝赐予的礼品。这种仪式实质上表示夜郎国侯王多同等，以俯首称臣正式纳入了汉王朝的大家庭中。于是才产生了唐蒙的“还报”以及汉武帝御批：“乃以为犍为郡”同意在鄨县（今遵义）建置汉朝中央直辖“犍为郡”政权。当唐蒙在“犍为郡”古代遵义之地，继秦朝始修的五尺道上，再次修筑巴国（重庆）通往牂牁江滨夜郎国（思南）的官道时，这个政治举措，也引起了蜀官的青睐。《前汉书•西南夷传》史云：“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上）使相如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的政权建设也在西夷蜀国境内开始了。这是蜀国步夜郎国后尘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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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唐蒙以犍为郡为中心，通南夷西夷的五尺道功不可没 　　从上述文献史载中，看来唐蒙在请示汉武帝“从巴符关通夜郎道”，以及在南夷夜郎地区设置“犍为郡”于古代遵义之为，诱发了蜀人司马相如也想在西夷蜀国地域设置郡治，于是“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疏呈汉武帝，汉武帝刘彻不仅同意且还升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开启了修建从僰道（今宜宾）通夜郎的五尺官道，即《汉书》史曰：“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至）僰中”的文句中，说明蜀官司马相如由西夷僰中（今宜宾）之地，从西夷之地会合唐蒙，打通了南夷之地的夜郎道，直到牂牁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城。即此，以唐蒙从南夷夜郎境地修建一条通往西夷僰中（今宜宾）的五尺道，或者说以司马相如从西夷僰中通往南夷夜郎的官道就此形成。 　　经考《前汉书•西南夷传》史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皆如南夷，……属蜀”的这段文献中，其“西夷邛、笮可置郡”，文献中的“西夷”，指的是西夷蜀地。考其邛都：在今天的西昌地区。笮都：在今天的汉源地区。由史可见，笮都地区有“笮关”，在西夷蜀国境内，属于司马相如修道的关口。而“巴符关”则在巴国（重庆）与夜郎国（思南）之间的娄山山脉，靠巴国的一则，因故，称“巴符关”。唐蒙就是从“巴符关”（今娄山关）步入夜郎国都古代思南城的。文献中呈现的“南夷”，指当时的夜郎国全境的代称，即比今天的整个贵州还要大。 　　汉武帝当年命令司马相如与唐蒙在共同修筑从蜀国到夜郎国，或从夜郎国修到蜀国的五尺道过程中，险些酿成兵民的大事变发生。《汉书》中这样史载：“相如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南夷）西僰中（今宜宾），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文献说明，唐蒙洗罪立功之心操之过急，用军法诛杀其巴蜀吏卒头领，险些引发巴蜀卒民的骚乱。汉武帝听到后，令司马相如谴责唐蒙，而且汉武帝还告示巴蜀卒人及转漕万余人知道，唐蒙此次“用兴法，诛其渠帅，非皇上之意”，实属唐蒙个人所为。由史可见，唐蒙在修建从夜郎通僰中（宜宾）的五尺道中，是费力不讨好的，险此引出大麻烦、大祸端。 　　历史揭示至此，不论怎样说，公元前130、129年，唐蒙与司马相如共建夜郎通僰中，即从贵州古代夜郎国境地通往蜀国僰道（应为今宜宾）的官道中，唐蒙虽然被汉武帝指责，但其功劳是不可灭的。这条五尺道为二十年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在南夷夜郎国都改置牂牁郡于古代思南；在西夷置越嶲郡于古代邛都；置沉黎郡于古代笮都；置武都郡于古代广汉白马；置汶山郡于古代冉駹五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史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并西南夷置牂牁等五郡”的史载。其中“牂牁郡”就设在古代的思南古城址上。鉴此，五百年前贵州最早的一部明嘉靖《思南府志》7、8页引《唐书》史曰：“本府形胜，牂牁要路，控咽喉之墟”；“本府郡名、牂牁、汉名”；“本府古迹，古牂牁郡城”。现存思南观音阁碑记上铭刻古代的思南是“山绕牂牁雨满溪，五郡年前忆旧题”山环水绕的古牂牁郡城就在思南。《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19页史曰：“唐费州，隋黔安郡之涪川县”；“思南府涪川县”；“费州，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牂牁郡”之文献中相互衔接这三句史话，均说明了费州在思南、涪川县在思南、而牂牁郡仍然在思南。读书考史者，只要在这三句史话中稍作篡考，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汉时的牂牁郡；隋时的涪川县；唐时的费州都在古代思南。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20页又云：“隋开皇九年，置南寿州，州在思南府境，隋牂牁郡地。”其志222页史载：“牂牁故墟，在今思南府西，即思南府亲辖地。”针对此史，《思南府志》19页史云：“本府、古迹、牂牁郡城。在府治西，即郡汉未伏时所保（留）。”《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第224页又曰：“牂牁废县在思南府西，隋初置，兼置牂州治焉。大业初，改州为牂牁郡之牂牁县。”第234页史曰：“牂州，武德三年牂牁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牁州。”第238页史载：“唐贞观四年，南谢酋长谢强来朝，以其地为庄州，庄州，本南寿州，贞观四年，更名庄州。”历史上关于牂州、庄州的地理位置，《思南府续志》216页《新版》218史载：“牂州或庄州皆思南地。”由史可鉴，通考以上史句，古代思南，就是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灭且兰国、灭南越国后，建置的牂牁郡，并绶夜郎王印”的古牂牁郡城。在古代思南的牂牁郡城里，居住着汉武帝委任的牂牁太守吴霸。在吴霸当职牂牁太守一统牂牁江（乌江）流域行政区划的年代里，身为地方官员的夜郎王多同，虽然手持大汉天子汉武帝赐封“夜郎王印绶”，无疑也得率先服从并辅助牂牁太守吴霸，贯彻执行汉廷中央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有关军事政治、民生民政的治理事务，这是可想而知的。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派汉官坐任牂牁郡太守，又封赐土官夜郎王印绶世袭的行政区划形制，这种形制，就是“土流合治”的地方政权制度雏形的开始。 　　历史写到这里，汉武帝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唐蒙出使夜郎国”时，夜郎侯多同此时说的“汉孰与我大•夜郎自大”的夜郎国还不是很大的，真正形成的大夜郎国是在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以军事取缔“且兰国灭”的且兰国被消灭后，而将且兰国的国家版图，即《贵州史专题考》138页载述的：“汉且兰当今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都匀北半部、麻江至凯里地、皆为且兰国领地”降为“故且兰县”之后，并将“故且兰县”纳入汉武帝设置在古代思南牂牁郡的统辖之下时，这时的牂牁郡（即夜郎国）的政权权力建设，才真正彰显了汉武帝重视牂牁江流域强化牂牁郡的统领地位。汉朝赐封古代思南牂牁郡领辖十七县，这十七个县的地盘，已经超越了今天贵州全省的版图，历史上真正的“夜郎自大”堪在此时。可见，汉武帝对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是何等的器重。汉武帝既任汉官为牂牁太守，又封夜郎王印绶的“土流并治”的牂牁郡治行政区划，以此说明，古代以思南为中心的牂牁郡（即古代整个贵州区划），已经成为大汉王朝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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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由史可显，笔者在以先学们近二百年来研究的同一个版本的历史文献前提下，而从不同角度、不同位置、不同理念、不同方式，去追寻解读夜郎国都、牂牁郡城，其都城就在“夜郎者临牂牁江（乌江）”之滨的古代思南城。这是无庸质疑的历史史实；这是历史烙印深深地刻记在古代思南的胎记；这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条件厚赐给思南的元素；这是近二百年来一个全新的认知；这是其他任何地方争不去，而思南又摆不脱的天设地造的历史文化资源；这是二千余里牂牁江（乌江）流域中段鬼斧神工劈出一个得天独厚、四面当关、易守难攻的古思南城。为此，思南要打造夜郎国都文化的同时，贵州也成为背不开推不脱的历史使命。因为贵州绕不开母亲河——今名乌江——古名牂牁江流域的沧桑史，她早在三、四千年前生活在牂牁江流域的古代濮族人民，就已经步入了华夏历朝的大家庭里，并融入在华夏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的大溶炉之中。 发布日期：2014-01-23思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度莫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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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不清牂牁江到底指现在的哪条江     牂牁江究竟指现在的哪条江？重要的主张有乌江说、濛江说、都江说、右江说和盘江说。不管是谁论述，基本上都是围绕“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句话来开展的 颜建华在《牂牁江流何处寻？》（见2008年1月5日安顺日报电子版）中对乌江说、濛江说、都江说、右江说进行了否定，认为狭义的牂牁江，应该是现在的北盘江。     读完颜建华文章以后，我读田维华文章《汉武帝在古代思南置牂牁郡领十七县并授夜郎王印》（见2013年9月18日思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从汉武帝设犍为郡于古代遵义之位置考夜郎国都临牂牁江就在古代思南城》（见2014年1月23日思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却见田维华肯定乌江说，认为牂牁江就是乌江。 每个人都引经据典，说出自己的看法。看起来都能够自圆其说。     这样读下来，我仍然弄不清牂牁江到底指现在的哪条江。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