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猜想
一
猜想有那么一个故事，发生在3000多年前，或者，甚至比3000多年前更早一些的时候。
殷商时的大卜官，都是些才华横溢的人，至少，他们通晓文字，这在当时的社会极为罕见。更何况，他们懂得与上天沟通的方式。每当占卜国家大事，他们便在天子抑或诸侯们疑窦重重的目光中，从容地走上卜坛，用极小心的、极俭省的方式挑捡几个汉字，刻在一片片早已准备好的龟骨上，然后放进火里，烧。拿出来时，龟骨上显然已有了期待中的裂纹。满腹学问的卜官便在上面指指点点，裂纹显示出各种意义。天子们或诸侯们的疑虑便终于得到了释解。
猜想有一天，卜官照样上了坛 。天子说，今日欲问南方戉之事。戉 ? 卜官迟疑了一下，这可不是天子常提到的事！但是，卜官博闻多才，当然不会对南方以及戉之事全然不知，只是，他只见过黄河。至于长江，以及更远一些的南方，实在是太过渺远了一些——惟有传说，才影影绰绰地勾画过它。据说，那是一片蛮荒之地，文明未开，教化未兴，那里的人生长得千奇百怪，听说他们喜欢在身上纹刻各种飞舞的龙蛇之形，并象鸟儿一样巢居在树上。还有，他们使用一种神奇的大斧，这种大斧被称作戉。他们因此被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称为戉人。
戉？卜官微闭双目想象那些奇妙的人群，心里搜索着一个字。
——须知，3000年前，汉字正在这些卜官们手里，经历着成为一种成熟文字的最后一段路程。
猜想卜官此时想到了传说中的那种大斧。南方戉人在他心里于是幻成一幅负斧而行的图画。3000多年前，当口语中的某个词尚未有固定的字来代表它时，通常人们可以借用一个与它同音的字，来表达它的意思。卜官的手一颤，刻出一个字，“戉”，戉人。
假设，这就是南方那个后来广泛分布于从东南沿海到云贵高原一带的、被称为“越”的民族，刻在中原文化上的第一笔。
多年以后，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戉，从走，（wa）声。
事情似乎很清楚了：越人，一群使用大斧的人。
多年以后，“越”字转了音，被读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Yue。
二
百越，据称是中原文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命名。也就是说，百越并不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称，而是一种他称。
由于分布得实在太广泛了一些——从东南沿海一直延伸到云贵高原，包括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以及江西、浙江、苏南、皖南、湖南东南部，以至越南北部——这么寥廓的领域里，都居住着一个族类相近的大族系——越！又由于他们之间互不统属，有于越、瓯越、扬越、山越、干越、南越、骆越、滇越、腾越……实在数不胜数，中原的人们惊讶其种类之多，便用了这个略显夸张的词：百越。“百”者，极言其多也。
又经过了漫长漫长的岁月，百越分化成中国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台湾高山族……百越，一条纵横奔腾的大河，流淌出原野上一些涓涓支流，仿佛各不相干，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原始母亲。后来，专事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学者告诉我们：流衍大化，百越的很多支系都有了巨大的改变，然而唯一忠实地继承了“百越”这个族称的，是布依。
百越——布依，你难道读不出它们之间的演衍之音？
三
然而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事情刚好相反——“百越”不是一种他称，而是来源于越民族的自称，“布越”。在壮、布依语中，“布”至今仍为“人”、“族”之意。等于说：布越者，越人也、越族也。
也就是说，“布越”才是多年前的越人自称。
这种说法有更深一层的意思：百越，是中原操汉语的民族，在翻译一个异民族的称谓时，所使用的译名。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音译，但这种译法显然有着意译的成份。“布”——“百”，声音的确相近，但如果考虑到布越民族的分布状况，那么，这种翻译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绝妙的。就如同今天美国的一种饮料名被中国人翻译成了“可口可乐”、德国的一种汽车名被翻译成了“奔驰”一样，既谐音，又涉意，令人叫绝，。用“百越“译“布越”，可称为若干年前族际之间语言交流的一个经典范例。
但事情尚且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百越”从“布越”而来，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布越民族已经在文化上具备了一种辐射能力——是它首先让中原的汉民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而不是它始终悄然无声地蛰伏在那里，一直等待着后者探寻的目光。
到底是“布越”在先还是“百越”在前？这个问题或许真的有一些有意思。但历史的真实远远不象科学的真实，前者的真实位于我们身后，而后者的真实则在我们身前。对于身前的事，我们称之为未知领域，通常我们的兴趣大得多，我们可以凭籍科学的光束去探照它；而对于我们身后的事，它们本来的真相早已摆在了那里，只是时光之尘积重难返地掩没了它们，对此，我们就得使用一把条帚，一次次一趟趟地扫，直到把真正的事实呈现出来。这两样事情，前者叫科学，后者叫历史。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真实，但科学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大用，而历史的实际功用较之科学则大不能比了。所以，尚且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往事都还埋在时光的厚尘之下，没有人去打扫它们。
最后，不论上述哪一种假设属实，这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布依，一个悠远的古代族名的最后沉影。
四
越，这个字放在汉语文的古书里，是一个很带传奇色彩的词儿。了解历史的人当然会把它同越王勾践以及“卧薪尝胆”之类的故事联系起来。这不奇怪，这是早就被写进了中原历朝历代教科书的故事，属于中华民族永远定格的文化经典以及文化遗产，为所有的中华民族共同拥有。那么据此看，“越”是不被当作边缘文化来被看待的——至少，在大众的眼里如此。
也就是说，“越”很少被当作一个古代的少数民族。
这与越当时的实力有关。历史学家后来十分惊讶地发现了古越人在六千多年前所达到的惊人成就。如果我们知道种植水稻、种植茶叶、养蚕——这些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普遍享用着的东西，都是古越人的发明，我们的惊讶也许不会比历史学家更少。古越人拥有了堪与当时黄河文明比翼的文明成果，当然就会萌生一种文化扩张的野心与冲动。但秉承着农业文明始终如一的温和性情，古越人的这种冲动便一直保持着农民似的厚道与温文尔雅——他们和平地、默默地北移，以农夫寻找耕地的方式，而不是军事出动。这种方式如同一场下了好几个世纪的雨水，终于温婉地、蜿蜒地浸濡了直到三千年前还显得十分沉寂的南方与北方的交接处，最后，直抵达中原文化的胸腹之地。
——百越，一个敞开胸襟的民族；一个开放的民族。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历史上实践开放。
当南方清清楚楚地摆到了中原的视线里，一代代北方的俊杰们带着野心壮志打到长江边时，这些北方人的血管里，早已流淌着南方文明的血。但是，古越人的文化成就早已不被一个民族所独享了，而是散布到四面八方，成为许许多多民族共同的文化成果，这时，一个民族古老的轮廓，反而虚化了，朦胧了。大象希形。大音希声。正是这个道理。
但我们尚且必须用一滴小水珠来勾勒大海，用一棵小树画出森林，凭一颗星星想象宇宙。
据说，壮族与布依族最忠实地继承了古代百越民族的传统。那么，猜想这个题目肯定很有意思——一个不被后世当作少数民族的越，后来如何演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
五
将布依族想象成一个僻居深山的落后民族，也许不无道理。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中心立场去看待周遭的人，总是感觉到那些未被史书慷慨地花去太多笔墨的地方，是何等地荒芜！
但《布依族简史》却告诉你：布依族并不住在阳光稀薄的深山大箐，而是沿江河流域及平坝丘陵而居，故近代贵州交通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多有布依族人居住。
此外，《布依族简史》还有许多的材料与以往人们的某些常识相悖。
你不会不知道蜡染吧？这是一种专在黑白二色间调制美妙意境的独特印染工艺，其清新雅致的色彩与构图，着实让人陶醉。究其历史，蜡染至少已经历了一千年光阴；究其专利，则其发明者中，必有布依族人无疑。
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在古老的石头寨，有一个布依族姑娘，用蓝靛将自己织的布染色。有一天，她正在晒布入染，飞来一只蜜蜂叮在白布上。她举手去赶，蜜蜂飞走了。待将布染出后，姑娘却发现上面留了个白色的小斑点。聪明的姑娘突然领悟到：是蜜蜂留下的蜂蜡隔绝了染料！姑娘灵机一动，马上用蜂蜡在布上点出花草纹形，待蜡干后，将布放进蓝靛缸中。无蜡之处变成蓝青，涂蜡的部分仍呈白色；之后加温去蜡，就成就了一块美丽无比的花布！姑娘的发现一天天传扬开去……
这个故事是布依族人对蜡染技艺最初缘起的诠释。
但事实上，布依族人从来没有强调过蜡染是他们的独家发明；但是，蜡染之创造，布依族人无疑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蜡染的妙处真正被发现并大大地被弘扬，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地，城市乡村有许许多多的作坊都在效仿这种古老的工艺，那些在乡土流传久远的经典纹饰，被依样画出来，成为时装，穿在现代人身上。如果说，这种散发着贵州高原独特审美气息的乡村艺术，在那段时间里构成了一股对于现代人生活的冲击之势，这种说法实不为过。
然而布依民族对于中原汉文化如此这般较为有力的冲击，历史上则根本不止这一次。至少，我们在上一个世纪末，便可寻见一次。
那是清光绪年间，在布依族人聚居的兴仁、安顺、兴义、独山，荔波、册亨，纷纷出现一道盛景：小小的县城们，同时挤着数千架纺织机、数千人；条条街、道道巷里都有纺织者；唧唧复唧唧，男女当户织，家家都趁着月光纺到深夜。再看一眼排在这些小小城市里络绎不绝的采购商队吧！他们近的来自百色、昆明、罗平、师宗，远的则来自重庆、汉口、上海、香港。统统为贩运布依布而来。当然，那些埋头织布的布依族人，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他们手底下质地优良、闻名遐迩的布依布，被贩卖到的远不止上述那些城市；布依布最后辗转被商人们远卖所至的地方，是让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那是遥远的印度、日本、英国、法国、波兰。日本人用布依族蓝白相间的柳条布、壁笆布制作和服，这两种布依布一时间在日本堪称畅销货；南韩人则喜欢布依族的桂花纹、辣花纹、花椒纹样布，这一种钟爱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
据说一百多年前的贵州高原，凡有布依族人生活的地方，就成年累月、朝朝暮暮地回响着这一种经久不息的织机之声。写历史的人在若干年后下笔时，还对这种声音挥之不去，于是贵州许多地方的史志，都不约而同地浓墨重彩过这种声音，称之为“机声比户相闻，络绎于午夜。”
布依布的惊人之处在于其质地。这一点是有渊源可溯的。历史学家指出：古代百越民族就是一个擅长纺织的民族。然而其后裔中尤善织者，数布依也。布依布神妙至极，以惠水的谷满布为例，据说它“洁白如雪，试水不漏，用弥年不垢腻。”
这些城市——荔波、兴义、安顺、独山、兴仁以及册亨，遂于当时名乎其实地成为了一些纺织手工业中心——不仅是贵州的，而且是整个大西南的，甚至是整个中国南方的。这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往事。历史学家指出：如果不是由于近代以来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传统的布依族民间纺织业和明清以来布依族地区新兴的纺织手工业，将不会受到一种灾难般的冲击，而应当有一次更大的发展机遇。
六
很多年以后，有人突然发现布依族人恰好生活在贵州高原最美丽的地方。譬如，黄果树、花溪、龙宫、红枫湖……
这是些名列二十世纪中国旅游业经典排行榜的地方。每一年，每一个季节，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观光者，中国的，外国的，不远千里万里，直扑这里而来。
突然发现这些让人心醉神迷的地方，生活着一个让人陌生的民族。
二十世纪，有多少旅游通道直接开启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发现张家界，发现九寨沟，发现泸沽湖……旅游业，二十世纪通往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独特通道。
然而，布依族不应当让人那样陌生吧？既使你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名字，但也许有机会知道这样一些东西：布依戏、地戏、花灯剧，还有布依织锦、布依竹编，以及布依雕刻——石雕或是木雕，布依陶器。
举个例说吧！布依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在平地演出，不搭戏台，所以称为地戏。地戏是贵州高原上最受民众喜欢的戏剧，逢年节，不唱几出地戏是无法过节的。地戏堪称著名，而比地戏更有名的是花灯剧。大约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生活在独山、平塘一带的布依族人就开始唱花灯剧了。花灯剧是发展得已有一定层次的较为成熟的民间戏剧；而贵州花灯剧的发明权虽不独为布依人所有，但目前黔中一带唱花灯剧唱得最好的，肯定是布依人。
布依族的纺织文化尤其发达。除了举世闻名的蜡染外，其刺绣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早在500多年前，布依族妇女腹下所系的、如同绶带一般的五彩挑绣方幅，就引起汉族人的惊讶。刺绣发展到后期，是大幅织锦的出现。这是一种耗工费时的艺术，但布依族妇女仿佛颇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因此把这样一种艺术品做得非常的好。荔波县被称为“花偈”的织锦被面，据说可用几十年。
一项民间的手工技能变成一种艺术，这需要一个提升、超越的过程；而升华是需要时间的——十年、数十年、一代人、数代人……而比时间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与情怀。手工技艺永远停留在手工技艺的水准，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境遇——在这个世界上，超越只是偶然的。譬如用竹子编成斗笠，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用竹子编成的斗笠不仅要满足于遮风挡雨，还要满足于作为审美欣赏之用，这里面就隐含着一次脱胎换骨、一次超凡脱俗——一次千辛万苦的淘沥之程。独山县基长的布依族人不知从哪一代人起，就不满足于斗笠仅仅是平平常常的斗笠了。他们要把斗笠做到臻于精绝的境地——做成艺术品。而艺术的功能不是吃饭穿衣，不是油盐柴米，而是纯粹超功利的精神之用，这一点在一乡野远村显得有点儿虚幻。但基长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就有了许许多多编织斗笠的艺人。他们把一生很多的时间都用于这样一件事，就如同一位专事艺术的画家，或是音乐家一样。基长的斗笠在这些乡野村人的手里，编得异常精美。
类似基长斗笠的现象，还有荔波兰、洞塘的竹编凉席、贞丰者相的竹编饭盒、提篮等。
对于艺术的崇尚，是一个独特的尺码，凭它可以测度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气质，测度出一个民族内部是否蕴有那样一种精神力量，将他们从琐碎、卑微的凡尘世俗中拉出来，将他们的心灵推升至一个高度？
布依社会里已经分化出了专门的工艺门类，如雕刻和陶器。兴义的布依族石工有极高明的水准，所雕刻的石狮口含一珠，珠圆剔透，却取之不出。平塘牙舟的陶窑在清末就有四十八座，塑制出的虫、鱼、鸟、兽等玩具，活泼玲珑，到民国年间这些工艺品已经远销北方，以及南洋各地 。
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民族。他们不仅仅把生存用于应付温饱，他们还赢得了绰绰充裕的时光，去成就心灵世界对更丰富美好的事物的向往。
这或许跟他们居住于贵州高原最美丽的地方有关？
七
但是……如果想仅以以上两节文字所列举的文化成果，来说明布依族对于百越民族文明成就的继承，显然嫌单薄。想想呵，百越，在六、七千年前即以轻舟渡海、充分体现了海洋文明特征的百越，其子孙所达到的成就，岂止纺织、编织等等？
应当有一种更深刻的关系，隐蔽在百越与布依之间……
民族文化可以分为两种：显性的物质文化、隐性的精神文化。前者触目可见，是已成形的、挂在枝头上的果实；后者则是隐藏的，如同气脉，它既是背景，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又是一脉血，深入肢体，灌注进民族文化的经络之中。
八十年代，有布依学者著文说：布依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已在历史上一点点淡化。譬如——这位满腹遗憾的学者举例说——一许多聚居的布依村寨已不说布依话；布依妇女也不再穿著富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了……
这种陈述是客观的。我们观察布依民族，发现它呈现为物质的那一部分显性的民族文化，的确有趋于淡化的倾向。相对于中国西南其他的少数民族，它是最多与最擅长于吸收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
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此——这是一个最多与最擅长吸收异民族文化的西南少数民族。
这一点，跟几千年的百越人相近！——百越，那是一个将文化成果与全中原共享的古老民族。
也许，布依社会的开放性跟布依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他们处于贵州高原上最易于敞开门户的地方。历史上，早在汉朝，就有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进布依社会，同时，也有为数不少的布依人口不断出入于汉文化与布依文化的边缘处。明代，布依社会里已有众多的土官、土目率先将子弟送往内地学习汉文化，吟诗作赋，一时间蔚为风尚。明至清，科举应试的考场上，布依子弟的身影应是不绝如缕，其间，不乏贫寒却怀有青云之志的农家子弟。私塾、义学渐兴，充斥于布依社会，终于氤氯成众多布依知识分子“习汉语、学汉文“的气象。
地理环境的开放铸就文化的开放格局，但这只是外部因素。我们不妨找找文化内部的因子。那么，这样我们就循行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上；这样，我们就只能对这个百越支系的文化命运作如下的解释——
那是百越先民的文化宿命。
开放的百越；开放的布依。
布依，一个悠远的古代民族的沉影。
发表于 2002-6-13 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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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6-18 11:0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