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
序一
[中]余达佳*
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总人口1600多万，也是世界上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现代壮族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国南部，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抵北部湾，北达贵州省从江县和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一带，大体上从东经104°至112°10′、北纬20°54′至26°10′之间的区域内；其中1500多万的壮族人口集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90多万分布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9万多分布于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3万多分布于贵州省从江县，⒈7万多分布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还有一些壮族人口零星分布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人口的分布仍有疏密的不同，其中百色、河池、柳州、南宁四个地区和柳州、南宁两市，是壮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四地两市的壮族人口有1350多万，约占壮族总人口的8⒋38%。（见“中国壮族分布图”）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壮族是起源于岭南原始居民的土著民族。壮族在人种上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其祖先目前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距今约50000年前），其间经过新石器时代的桂林甑皮岩人（约10000年前）、贵港罗泊湾的汉代居民（约2200年前）等阶段，最后发展为现代壮族。这一继承和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
壮族在历史上虽然没有自己统一、独力的文字，但有其基本统一的民族语言。壮语的语音、音调、语法、词汇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壮语至今仍然是壮族内部的主要语言交流工具。壮语的词汇是丰富的，能很好地表达壮族人民生活的各种含义。从遗留至今的汉文历史文献来看，壮族是古代越人西区瓦骆越的后裔。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至西汉时期（前770~公元8），越人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域上，分为许多支系，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而区瓦骆仅是“百越”中的一支，分布于五岭以南，约相当于今广西、广东和和越南北部地区，比现在的壮族分布区域宽广得多。在一区域内，许多地方如今虽然已经不是壮族人的居地，但却有大量的以壮语命名的地名存在。这些地名，其意义用汉语根本无法解释，而用壮语解释就很清楚，例如，广西的北海市，地处中国南方，为什么却叫“北海”？如果从汉语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就很难解释得通。其实，“北海”只是壮语的译音汉字。在壮语中，“北”[PaK⒔]是“口”的意思，“海”是借汉词汇，合起来是“海口”的意思。所以，这类地名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壮族先民是这一区域的古老居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壮族的先民有着不同的族称。这些族称，都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随意用汉字记音的，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他称、自称混在一起，因而纷繁不堪。简单说来，到东汉时期（25~220），原先的西区瓦、骆越等族称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乌浒、俚人；到南北朝时期（420~589），又代之以僚、蛮等。至南宋时期（1127~1279），始有“撞人”之称，宋以后又有稂、侬、僮等名称。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各地壮族的名称仍然纷繁复杂，计有不僮、不越、不土、不侬、不傣、不锐、不寮、不曼、不沙、不隆等20多种。1953年成立桂西僮族自治州，1956年始统一称为“僮族”，1964年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将“僮”字改为“壮”。
尽管壮族的族称颇为繁杂，但其总体的历史发展概况则是清楚的。至少在5万年前，壮族的远祖就生活在岭南地区。秦代（前221~前206）是壮族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在秦朝以前，壮族先民的社会是独自发展的，未受到外力的干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了楚、燕、韩、齐、赵、魏等六国之后，又用兵岭南，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岭南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壮族先民从此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部分。秦王朝不仅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以实施封建统治，还从中原内地迁来50万名汉人“与越杂处”。壮族社会从此结束了独自发展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前207年，秦朝灭亡。原来由秦王朝派驻岭南任南海郡龙川县的赵佗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他自称“蛮夷大长”，推行“和集百越”的政策，吸收岭南人（壮族先民）的首领参政；鼓励汉越通婚；不干预越人的内部事务，帮助越人发展生产等。赵佗因地因名制宜的施政方略，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奉为楷模。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武帝灭掉。汉武帝也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对越人采取“以其故俗治，母赋税”的政策。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220~589），封建王朝把岭南的郡县分为二类：一类是正郡正县，设立于交通比较方便、经济相对发达的壮族先民居住区，其制度与中原内地的郡县一样；另一类是“俚郡左县”，为辅助性的副郡副县，设立于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不征收 税。隋唐时期（581~907），封建王朝推行州县制，除设立正式的州县以外，将原先的“俚郡左县”改为羁縻州制。
宋代（960~1279）是壮族社会发展的又一个转折时期。当时由于中国西北边防事务紧张，宋王朝把经济开发的重点转移到南方，因而也注重对壮族山区的开发。特别是宋朝将领狄青摔兵镇压了壮族首领侬智高起义后，使宋王朝的势力深入到今广西西部地区的各“峒”。这样，宋王朝除在桂东地区继续推行州县制外，在唐代羁縻制的基础上，于桂西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土司的土官与羁縻陟的土官一样，是世袭的领主，掌管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明清时期（1368~1911），由于土司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于是封建中央王朝采取措施，逐步“改土归流”，既逐步废除土司制度及土官的世袭特权，改由中央委派汉官轮流定期充任各州县官职。直到20世纪初，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才全部完成。这样，在广西历史上历时近千年的土司制度，终于寿终正 。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不断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但也顽强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基本特征。壮族及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有的是壮族自己独创的，因而有着鲜明的本民族特点；有的虽然是吸收邻其他民族的文化，但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消化、改造，使之变成适合本民族的文化，因而其中也闪烁着壮民族的特色。
壮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布依族、与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越南的岱—侬族、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邦的阿含人、坎提人等，有着渊源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本国境内的壮族、傣族、布依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而对本国境外东南亚各国诸民族的历史、文化则了解不多。相反，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东南亚各国诸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而对中国境内的壮傣语民族则知之甚少。从1990年开始，中国广西学者和泰国学者携手合作，对中国广西壮族和泰国泰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应该申明，对壮泰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非从我们开始。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中外专家对壮泰文化的若干方面或某一方面进行过研究并有成果问世。但也毋庸讳言，前人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我们这次合作，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壮泰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做得比前人更全面、系统和深入一些。可以想见，通过这一学术合作项目，无疑可以加深壮族和泰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中国和泰国的友好关系。
中泰双方学者合作的这本著作，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它是中泰两国学者进行合作的尝试，因而需要双方克服许多困难。对中方学者来说，像这样规模较大的社会科学学术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可供借鉴的经验毕竟不多。众所周知，中国和泰国，是制度不同的国家，双方学者受着不同的教育，彼此间的治学方法也存在不小的差别。这些都是客观上存在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些客观障碍，我们双方在主观上都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例如，在实施合作之前，双方对合作研究学术项目的总体设计、具体章节的安排、比较研究的方法、实施的具体步骤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都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尽量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求大同小异。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中泰学者精诚合作、呕心沥血的结晶。至于书中存在的一些小异或不足之外，我想读者是会加以谅解的。
*余达佳先生为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发表于 2004-5-28 0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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