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学：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已是民族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随着1991年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壮学”成为壮族研究的新概念，壮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壮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某位研究者心血来潮，它既是顺应时代召唤的产物，也是壮族研究的必然发展。
壮学：顺应时代召唤的产物
壮族古称“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俍”、“僮”等。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壮族一贯被视为蛮夷，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远离中原的“未开化”的群体，而且是一种不可与中原汉族同日而语的异类文化族群。尽管这一族群很早就被网罗于中央王朝之下，但由于中央王朝以中原为“天子之国”的唯我独尊的心态，使其对壮族先民及其他周边族群的态度都是无所用心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壮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政治地位的确立，如何认识壮族社会历史文化，更好地开展土地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种新型的壮族研究应运而生。但由于起步较晚，历史偏见深，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观点的生搬硬套和中原汉文化中心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与禁锢，使得壮族的文化特色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未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而得以弘扬。
改革开放为壮族研究提供了调整既有知识模式的机会，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设西南出海通道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经济区位的确立，又呼唤壮族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已摒弃汉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与方法、正逐步更新的壮族研究既面临着挑战，又孕育着新的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壮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应运而生。
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结晶
壮学产生所依赖的学术基础是壮族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壮族研究始于19世纪末，是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脚步而到来的，研究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和泰国学者。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正。国人对壮族的研究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随着中国学者壮族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外国人垄断壮族研究的局面结束，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族研究，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从学科的协作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的人数较少，而且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当时的壮族研究只能说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有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人们逐步打破以“汉文化中心”史观进行壮族研究的束缚，使壮族由于长期受歧视、压迫而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在壮学新视野的观照下，壮族历史和文化不再是附庸，对壮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不再被套入“中心—边缘”的范式中。同时，壮族研究也开始在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中，反观自照。壮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壮学的使命和意义
199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回顾了他一生对社会人类学的探讨，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费老讲的“文化自觉”所强调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应有“自知之明”，它“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按照费老的理论，任何文化传统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甚至是偶然的原因形成了它的文化特点，这种传统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既包含着这种文化的优长，也会包含着这种文化的缺陷，所以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发展都必须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应置身于“文化自觉”的建构之中，积极为人文世界多元性和一致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作出新贡献。
费老由“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的阐述而提出的中国人类学的使命，同样适用于壮学。我们开展壮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猎奇的刺激，也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不是要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要开展和深化交流与对话，促成文化自觉，创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文美境。要通过开展壮学研究弘扬壮族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使壮族及相关民族认识自我，实现文化自觉，从而增进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
由于汉文化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以及壮族没有统一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等原因，壮族及相关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尤其淡薄，历史上，“汉裔”情结根深蒂固。因而，构建壮族及相关民族的文化自觉，壮学任重而道远。构建壮族及相关民族的文化自觉，一是要增进各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国家统一。二是要促进各民族交流、沟通，从而达成本民族对全球性、泛文化的人文一致性的认识，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世界性的“高层文化”良好结合，更具民族性和世界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格局，加强壮学研究，构建壮族及相关民族文化自觉，促进其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沟通，既是壮学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是壮学的神圣使命。地处祖国南疆的壮侗语民族，是珠江流域最早的开拓者和南方百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千百年来，与自中原南迁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互动融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民族融合格局。当今世界民族冲突频仍，而壮侗语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现实，为世人树立了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加强壮学研究，构建民族文化自觉，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分析总结壮侗语民族民族团结优良传统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底蕴，为消除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启示，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壮侗语民族与我国西南民族及东南亚各国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个自上世纪以来就为学者们发现并关注的问题，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个问题再次为各国学者和广大民众所重视。因而，如何以壮侗语民族研究为桥梁，加深对东南亚各族的相互了解，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壮学学者肩负着尤其重大的责任。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如火如荼，南宁已成为中国—东盟贸易博览会永久会址，正作为中国—东盟枢纽城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进一步加强壮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等项目的开展，已迈出了让世界认识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的重要步伐，今后还要进一步促进壮侗语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研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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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7 04:52:00
发表于 2009-11-16 16: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