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百度百科
一、定义
八桂学派（Ba-Gui School）指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八桂”这一地域的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形成的一个“地域性学派”。
二、名称由来
广西简称为“桂”，别称八桂、桂海、广右、岭右、粤右、粤、粤西、西粤等。沿袭至今的广西别称主要有“桂”、“桂海”、“八桂”等”。“八桂学派”这一名称由陈吉生教授于2008年首次提出。［注1］依据他于论文中所言：“之所以将这一学术群体称为“八桂学派”而未称为“壮学派”，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造就“八桂学派”的第一代学术巨擘、世称“桂海学术泰斗”的黄现璠，生活和工作在桂林近半个世纪，而作为“八桂学派”开拓性支派的“黄派”成员大多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桂林，因而可说“八桂学派”始于桂林；二是当今研究“壮学”的国内外学者众多，而“八桂学派”形成的主体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草根学者这一学术群体，他们具有的“壮学”研究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传统，或多或少与广西区外和国外的学者有所不同。基于这两种理由，笔者故以“八桂学派”称之。“八桂学派”虽然是一个“地域性学派”，但它同时兼有一定程度的“问题性学派”（即以“壮学”为研究对象）和“师承性学派”的特征。师承性特征在“八桂学派”的开创支派“黄派”的壮学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形成其实规模
从“八桂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学派成员对壮学研究主题的侧重面而言，一般分为“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等支派或流派。八桂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开派领袖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黄现璠（1899～1982）。该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为黄现璠及其弟子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欧阳若修、李干芬、黎国轴，即“黄门六老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黄派”，它是指以黄现璠为代表而形成的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成员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即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大多在壮学研究的逐步兴盛过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就。“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可谓涉及面广，影响广泛。“黄派”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标志着“八桂学派”的形成。事实上，黄现璠全面系统完成《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书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壮族进行过“支离破碎”或断片研究，但是，这些解放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带有浓厚的“大民族主义”偏见，错误百出和经不起历史考验再所难免，这已为当代学者所同慨。而且，早期这些对“壮族”进行“支离破碎”或断片研究的学者，没有一位少数民族成员，他们皆不会说壮话，可想而知他们的研究成果存在的时代和学术局限性同样再所难免。因而早期学者所主张的“壮族外来说”［注2］或“壮族西来说”或“壮汉混和说”，皆被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层出不穷的考古新成果以及“八桂学派”不断推出的大量“壮学”研究新成果所证明的“壮族土著说”彻底推翻。特别是解放前这些早期研究成果所体现出的“大民族主义中心观”，又与“八桂学派”共同主张的“民族平等观”格格不入，加之早期学者当中绝大多数（除刘介1人外）终身生活和工作在区外，个别学者（例如徐松石）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移居海外，可说在振兴广西民族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中既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同时又与促进“壮学”的兴盛以及“八桂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更无丝毫关联，自然不应纳入“八桂学派”之列。［注3］
“八桂学派”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数支推动“八桂学派”壮大发展的主力军，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黄派成员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以及“覃派”三剑客、“壮医药派”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和“文艺派”蓝鸿恩、黄勇刹、韦其麟、莎红、潘其旭等人。
覃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以广西民族研究所“三覃”（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以研究壮学历史和文化为中心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覃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同时波及到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覃派”属继“黄派”之后较有成就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派中“三剑客”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为壮学研究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为推动八桂学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覃派主将--覃乃昌
壮医药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壮族医学为中心的壮医学者形成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黄老五、苏汉良、黄尚勋、岑利族、黄燮才、黄正雄、韦金育、刘智生、牙廷艺、庞声航、黄冬玲、庞宇舟、赵作锦、钟鸣、朱芳武等人。“壮医药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研究所和壮医药学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靖西壮医药学校和桂林市壮医研究所。派中成员罗家安、班秀文、覃保霖、王鉴钧、龙玉干、黄瑾明、黄汉儒属“八桂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其他成员可以看作是“八桂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
文艺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指由一群以研究壮族文化和艺术为中心的广西学者形成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代表人物有蓝鸿恩、黄勇刹、韦其麟、莎红、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等人。文艺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主要在广西文联、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广西民间艺术家协会、广西艺术研究院。［注4］
四、主要学说
黄现璠在其论著中对壮族历史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奠定了八桂学派的理论基础。黄现璠的基本思想和主张主要表现在：
（1）倡导民族平等。黄现璠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长期存在的“正统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他明确指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根源于民族不平等。历史上的民族不平等是制造民族矛盾和影响民族团结的直接罪魁祸首。”“封建社会‘御用史家’一贯热心宣扬的那种所谓‘主体民族优等论’所体现出的‘狭隘大民族中心观’和‘专制话语霸权’，完全与‘西方中心观’如出一辙，同为一丘之貉，流毒至深至远，极大地有损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学术界应该齐心协力，彻底加以批判肃清。”同时反复重申：评价民族历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注5］黄现璠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和立场上展开的“壮学”研究，排除了传统封建意识的大民族主义中心思想的干扰，实现了建国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现实民族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最初转化。而建国后最早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对壮族展开全面系统论述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1957年）一书，正是这种最初转化的代表性标志。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共同持有的“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基础。
（2）倡导文化平等。黄现璠认为：“少数民族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各自拥有不同的民风习俗，各自拥有规范化的语言，各自拥有宗教信仰，各自拥有独创的社会组织形式，各自拥有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各自拥有独具一格的文化艺术，这些皆为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但历史上则一直被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文明人’在所谓‘文明’的主观定义下和‘大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当作了‘原始的’或‘未开化的’或‘野蛮的’产物，以致少数民族文化的拥有者被‘优等人’视为象征人类文明进化初级阶段而需要‘改良的人种’及其‘同化的对象’。”同时认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长期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一边，这就使得中国学术界丧失了，而且是长期丧失了对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进行客观研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及学术研究客观求实的公正立场”。同时认为“文化本位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温床，而文化专制又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为因果。”“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有意欲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企图，无异于‘黄粱美梦’。”［注6］从而主张：民族学研究要树立“文明精神”和“科学态度”，树立各民族文化平等的思想，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一致认同“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基础。
（3）唤醒民族意识。黄现璠在对壮族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中得出的大量事实，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或“主张”，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来唤醒民族意识，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换言之，这种民族意识便是黄现璠主张的“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这种民族自觉意识意味着黄现璠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化”或“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反映出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觉醒和使命感的启蒙智者，为壮族“发现自我”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他的这种强烈民族意识，影响深远，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拥有的浓郁“民族意识”基础。
（4）反对“规律至上论”。黄现璠认为：“学术主张，理应百家争鸣，不能随便戴上违反马列主义或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帽。看过马克思著作的，首先应该认同这一点，始好讨论问题。”［注7］公开反对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和“规律至上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对中国民族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体现出五个“破除”和三个“确立”的特征：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确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史观：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井，确立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观；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确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确立“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史观。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理.G.巴罗明确指出：“由于对马恩著作的理解混乱和解释不清，对这个地区（指中国壮族聚居地——笔者按）的传统的中国解释仍使人表示怀疑。传统看法认为：壮族在宋以前属奴隶社会，因而不可能建立国家，只是后来由于与大汉族的关系即被拖进封建社会。黄现璠，这位公认的壮族历史学家、历史系教授雄辩地论证了一个曾多次遭到诘责的观点：传统解释不符合壮族社会。”［注8］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冢田诚之教授同样指出“黄氏（指黄现璠——笔者按）认为壮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系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初期封建社会，转折起点始于唐宋时代，从而掀起了围绕古代壮族社会性质的论争。他主张原始氏族部落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注9］以致黄现璠又被史学界推尊为中国当代无奴派导师，他旗帜鲜明地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有奴派”展开了分庭抗礼。同时，黄现璠提出的“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铜鼓文化壮人建立说”等史观，皆为八桂学派宗之，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民族史观”的基本立场。
（5）倡导理论与实际结合。黄现璠认为“盲目拿西方民族理论进行不合国情的“本土化”实践，只能是削足适履。”［注10］主张将马克思民族平等思想与壮族历史文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展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研究壮学的科研基础。
五、汉学特点
黄现璠在对史学和壮学的一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影响广泛，奠定了八桂学派研究壮学方法上的基础。黄现璠的治学特点主要表现在：
（1）重视开拓创新。“为学贵自辟，勿依门户侧”为黄现璠一生治学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贯穿他生涯治学的始终，从而孕育出的开拓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由此深深影响到黄门弟子和八桂学派后起之秀的治学风格，使得重视开拓创新成为了八桂学派最突出的治学特点。
（2）确立黄氏三重证据法。黄现璠认为：“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的知识，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科学研究法；第二，哲学研究法：第三，历史研究法。第一为事物‘当然’的研究。第二为‘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则兼此二者，不独为事物‘当然’的研究，且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进次序。”［注11］因而他在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独具一格的“黄氏三重证据法”，即将考古史料（实物和文字）、历史文献、民族学史料（不包括古文献，仅指遗存实物、口述史料，）三重证据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和考证中华民族古史及其文化的一种新治史法。这一“黄氏三重证据法”为八桂学派所继承。
（3）重视田野调查。黄现璠在对民族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田野调查。1943年8月，他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带队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同年夏，到扶绥陇罗（今扶绥东罗）、崇左、德保、靖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收集土司遗存文物史料、吴凌云父子反清起义史料和侬智高起义史料。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3月，到贵县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贵县的分布以及收集黄鼎凤闹革命历史资料和太平天国起义革命史料。1956年4月，赴武鸣、上林、宾阳、贵县、来宾和桂平等县深入乡村和山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这些县的分布情况和收集太平天国和黄鼎凤、李锦贵等人反清起义的革命史料。同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带队深入到桂西壮族自治州所辖5专区、2市、52县、1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围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收集史科，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识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注12］“这便是民族学界人士誉称黄老为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的缘由。”［注13］由此奠定了八桂学派十分重视田野调查的学术基础。
（4）开创本土化多样研究法。由于八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为壮族人，他们皆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拥有的学问整体研究水平非同凡响。特别是学派领袖黄现璠，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九年，又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数年，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造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说过：“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注14］由于人类学与民族学于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因而这句话对黄现璠而言再恰当不过。同时，事实证明：一位优秀的民族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语言学家。而黄现璠精通英语、日语、汉语、壮语、瑶话、侗学和甲骨文、金文，语言文字水平出众。这为他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多样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黄现璠勇于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蕃篱，克服借用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时难免存在的一些偏见弊端，大胆地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壮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进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去伪存真的科学认识基础。以致在黄现璠长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调查实践工作中，他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适合壮学发展的科学化综合研究方法，这就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壮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汉文古籍融会贯通，注重运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壮语和古壮字以及历史文献等综合研究手段，结合现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性研究。这种“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在黄现璠的开拓性论著《广西僮族简史》、［注15］《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注16］《土司制度在桂西》、［注17］《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注18］《侬智高》、［注19］《壮族通史》［注20］中皆有突出体现。这种研究法既克服了西方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不运用历史文献的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时还克服和解决了中国传统民族学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同化立场而出现的“一边倒”史观及其论述以及过于偏重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忽视考古新成果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难免的局限和缺限。黄现璠首创的这一本土化多样研究法，为八桂学派继承和发扬光大。
六、贡献
八桂学派于学术上的贡献繁多，概而言之大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多学科上证明了壮族这一土著民族从旧石嚣时代至今一脉相传的古老系谱。［注21］
2.确立了壮族史的基本脉络，建构了壮族历史文化大系，将壮族文明史提早到距今4000多年前。［注22］
3.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提供了史料参考。［注23］
4.建立了壮学这门学科及其研究体系，将壮学中的部分研究课题引入了大学正规教育课程。
5.创立了壮族拉丁文字，对壮族古籍进行了大量整理和编定工作，完成了《壮语地名选集》、《古壮字字典》、《壮语词典》、《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百科词典》（约200万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之一《嘹歌》、《壮族民歌古籍集成》之一《欢?》、《壮学丛书》首批重点项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500万字）、《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约300万字，为壮族学者与泰国学者历时13年通力合作的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工作。
6.提出了壮族“大石铲文化”、［注24］“布洛陀文化”（即神话文化）、［注25］“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注26］“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注27］“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注28］“图腾文化”、［注29］“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注30］“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注31］“筛文化”（师公文化）、［注32］“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注33］“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注34］“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注35］“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注36］“壮锦文化”、［注37］“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注38］“盘古文化”、［注39］“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注40］“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建构了这些文化体系，提出“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
7.解明了壮族从氏族部落开始沿续了数千年的“都老制”社会组织形态和封建社会时期“土司制度”［注41］的社会组织形态。梳理了壮族教育史的脉络。［注42］对壮族历史人物展开了全面深入研究。［注43］
8.相继成立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艺术研究所（后改为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广西大学民族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民族研究所、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广西壮学学会。这些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壮族研究，繁荣“壮学”和推动八桂学派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9.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注44］
10.实施了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注45］得出了壮泰民族“同源异流”的共识。
11.初步建立了壮医药理论体系，构筑了科学化的壮族医学（又称壮医学），将疗效独特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推向世界。［注46］
12.建立了壮族博物馆。
13.致力壮族民间文艺的挖掘、整理和发展，致力保护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薄弱环节
八桂学派的薄弱环节是发展到现阶段尚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系统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这并不是这一学派缺乏构筑完整系统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学者，而是受到时代环境制限。黄现璠生前曾提出“中华民族多体一元论”，［注47］以抗衡他反对的民族“混合论”和“多元一体论”，但他的这一研究尚未见诸于世。即便今后黄现璠提出的“中华民族多体一元论”被整理出来，是否能作为指导八桂学派今后发展的系统化民族学理论尚难以予料。
八、注释
1.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11期。
2.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关于“壮族族源的问题”论述充满自相矛盾，文中既论证壮族为岭南土著，又说壮泰源出于古代的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既论证了壮族为一个民族，又说“僮佬也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作者以貌似公正和同情的立场和态度研究壮族，同时又以“僮佬”、“瑶佬”这样的蔑称称呼壮民瑶人。这是解放前许多不会说少数民族“土话”的学者一贯持有的居高临下大汉族主义心态的典型反映。（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11期。）
3.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11期。
4.同上。
5.引自黄现璠：《侬智高》第72、11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6.引自黄现璠遗作《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1-9期。
7.引自黄现璠：《土司制度在桂西》，《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
8.引自杰弗理.G.巴罗,方明（摘译）：《宋代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壮族》，《东南亚纵横》1989年第1期。
9.引自冢田诚之，甘文杰（译）：《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0.引自黄现璠遗作《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1-9期。
11.引自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1933年第5期。
12.引自梁黎撰《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中国民族》，2008年第5期。
13.引自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梁成业撰代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4.引自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黄现璠：《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
16.黄现璠：《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
17.黄现璠：《土司制度在桂西》，《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僮）》第一集，1962年7月。
18.黄现璠：《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
19.黄现璠遗著：《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20.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
21.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22.同上。
23.《广西民族研究》本刊编辑部：《开拓壮学 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24.覃彩銮：《大石铲遗存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25.覃乃昌主编：《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4月。
26.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27.黄增庆：《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考古》1964年第11期；黄增庆：《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黄现璠遗作：《铜鼓制造及其花纹的探讨》，《学术论坛》，1985年第9期。
28.覃彩銮：《广西居住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覃彩銮：《壮族干栏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5月。
29.丘振声：《壮族图腾考》，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
30.廖明君：《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1日。
31.黄桂秋：《壮族麽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
32.潘其旭：《来宾市壮族“筛”（师公）文化研究》，2005年。
33.覃乃昌主编：《嘹歌:壮族歌谣文化的经典——广西平果县壮族嘹歌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
34.覃彩銮：《神圣的祭典——广西红水河壮族蚂（虫另）节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5.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36.覃彩銮等编：《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
37.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
38.黄汉儒、黄景贤：《壮族医学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年12月； 黄汉儒主编：《中国壮医学》，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
39.覃乃昌、覃彩銮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民族出版社，2007年。
40.《广西左江流域岩壁画的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
41.黄现璠：《土司制度在桂西》，《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僮）》第一集，1962年7月；粟冠昌：《广西土官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42.何龙群：《壮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三卷），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12月。
43.黄现璠遗著：《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梁成业撰代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4.覃乃昌：《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关于民族乡的几个问题》、《论制定自治条例的困难及推进民族立法的新思路》。
45.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全五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
46.黄汉儒、黄景贤：《壮族医学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年12月； 黄汉儒主编：《中国壮医学》，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
47黄现璠遗作：《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
发表于 2009-11-13 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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