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壮学宗师黄现璠先生诞辰110周年，特转此文以资纪念）
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
——以黄现璠的访谈成果为例
黄文魁
【摘要】口述历史记录的内容，为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它包含有许多文献史料未被记载或记载不清的历史细节。历史学者通过对当事人或知情人的采访和口述记录，通过对所获口述史料去伪存真的研究、整理以及转变成文字稿，即可以补充真实历史记述的不足，从而使历史展现得更宽阔、更充实、更完整、更全面。在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初期阶段，涌现出了一些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学者，这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
【关键词】口述历史；人物采访；黄现璠
一、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
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致力于“对过去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等当事人的采访，目的在于重建历史。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1］（p63）这种研究方法当前正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青睐。［2］口述历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起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学界。尽管如此，利用口述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事实上古已有之，可说是中外的一种老传统。中国汉代已出现了通过访谈来収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形式，以后代代不乏。只不过现代与古代的口述历史收集方法有所不同而已。现代关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各持一说，尚无定论。［3］（p43-45）综合各家之说，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是指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访谈方式，收集和整理当事人或知情人等被访谈对象的口头叙述或口传记忆资料的记录。口述历史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为调查采访或人物访谈，这已为中外学者所认同。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地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历史调查，搜集口述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4］（p3）口述历史记录的内容，为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5］（p1）它包含有许多文献史料未被记载或记载不清的历史细节，历史学者通过对当事人或知情人的采访和口述记录，通过对所获口述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整理以及转变成文字稿，即可以“补充真实历史记述的不足，从而使历史展现得更宽阔、更充实、更完整、更全面。”［6］（p1）
现代口述历史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学术领域，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领域。［7］（p107-114）中国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皆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对口述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特别是我国有56个民族，它们当中有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难以留下文字材料，民族文化大多遗留在自己的民族记忆里，保留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为了保存这些民族的文化精髓，口述历史无疑是“还原”这些民族历史的最佳方法。同时，口述历史的价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的学识修养和访谈艺术水平。正如有识者明确指出：“口述回忆是否有价值……要依靠访问者的能力和功力，访问者除了基本的史学训练之外，还需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语言能力和综合能力。访问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否仔细研究过所要访问的对象与相关的问题?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是否问得有意义与深度?能否指出矛盾及时代错误?更重要的是，访问者是否能与受访者建立互信的关系?访问是面对面的沟通、是语言和情感的交流，能否使受访者敞开心扉，到达一种无所不谈的共鸣境界?这些因素无疑都直接间接关系到访问的成败，并决定访问纪录的史料价值之高低。此外，口述史料搜集的越多，可信度也就越高、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也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再者，口述史料必须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8］（p146）
二、口述史料収集简历
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虽然在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日本各有不同，但世界各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始终同一，这就是调查采访，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调查采访是以笔录还是以录音或录影的方式不同而已。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条件制限，中国学者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社会调查与人物采访时皆以笔录方式展开。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些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学者，这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1899～1982）。正如一位识者指出：在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吴文藻、江应樑、刘咸、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9］（p66）
黄现璠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史学、民族学研究，中年后尤重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工作和近现代史研究。他在组织领导的多次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工作中以及一些有关近现代史的研究课题中，曾对众多人物进行过采访，收集到大量口述历史资料，这从他遗存家中的九册《少数民族调查笔记资料》和数十册《人物采访笔记》中可见一斑。黄现璠生前访谈过的人物，既有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上层人物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罗章龙、张云逸、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等，又有国内外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威廉•施密特（1868～1954，奥地利“维也纳学派”领袖）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还有众多普通老百姓和乡村农民，采访人物涉及面之广，可说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屈指可数。现将黄现璠生前的一些人物采访经历、方法和特点略论于下，以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口述历史的各学科学者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黄现璠最早开始采访的人物，当属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黄现璠于1926年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后结识了肖一山教授，而肖一山教授是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的同事和密友。在肖一山教授的引荐下，黄现璠曾于1927年春两次登门拜会梁启超先生，一是请教学术问题，［10］（p30）二是作人物专访。按黄现璠遗书稿《民国秘史》（后更名为《民国史片断》）所记：他第二次去拜会梁启超的目的主要是采访当事人梁启超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上海策动反袁以及后来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的内幕，以为他计划撰著的《民国秘史》收集第一手口述史料。“1932年，章炳麟老先生来北京在燕京大学等校讲演，经业师钱玄同教授、邓之诚教授的引荐，我曾登门拜会过他，聆听教示。”［10］（p31）这是黄现璠于遗文中的自述。他在《民国秘史》遗书稿中同样提到当时采访章太炎先生曾问及过章氏于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后又为袁世凯禁锢的经历，以为自撰《民国秘史》书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了完成这部书稿，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借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之便，还多次专访了同为一届全国人大广西省代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绍竑、陈铭枢以及龙云等人，主要了解“蒋桂战争”的发生以及当事人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投蒋的真相；陈铭枢与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内幕以及“云南王”龙云于1948年底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从南京出走香港而脱离蒋介石控制的亲身经历，［11］（p309）以为他正在撰著的《民国秘史》收集第一手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史料。
黄现璠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人的采访，发生在他于1935年底～1937年底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期间。日本东洋史学奠基人白鸟库吉，曾任日本昭和天皇的西洋史侍讲（即天皇的老师），被公认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泰斗和东京文献学派领袖，弟子满门。1934年他创建“日本民族学会”，任首届理事长。黄现璠留日时的导师和田清教授（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的最高权威）及其同窗津田左右吉教授皆为白鸟库吉的学生。按照黄现璠遗书稿《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和遗文稿《日本近代学者的民族观探析》中所言，他曾多次陪同导师和田清教授拜会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一方面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二方面对这两位学者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1908年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在东京支社内设置“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时白鸟库吉任调查部主任期间所领导开展的“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资料收集工作以及津田左右吉任南满州铁道调查员时收集资料的内幕秘闻。
1937年底，黄现璠从日本归国后，相继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史学教授。教学之余，他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曾多次组织少数民族调查团深入广西区内和贵州省内开展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中采访的人物越来越多。1943年8月，黄现璠带领中山大学学生组成“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入到广西义宁、龙胜、三江等县考察；1945年4月，黄现璠带领广西大学学生，组成“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他率团赴贵州榕江县大有乡一带考察壮、侗、苗、水、瑶等少数民族生活，重点是调查当地苗民教育、文化、生活、习俗和婚姻状况；1945年9月，黄现璠带领学生张寿祺（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到融县附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作学术考察。以上三次考察分别调查了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状况，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他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不分昼夜地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于三次学术调查过程中前后采访的当地边民达30多人之众，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调查结束后，黄现璠将一部分调查和访谈得到的“口述历史”资料整理成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为题，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上。［12］特别是黄现璠将采访笔记摘其要点写成的《黔桂边民教育散记》一文，既属一篇调查报告，又似一篇反映当地边民教育实态和现状的采访报道。时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看了报上登载的这篇报告后，立即派人来请黄现璠前去面谈，了解黔桂边民教育现状。黄现璠提出了一些改善边区少数民族教育的良策供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时参考。这种为政府进行政策制定而提供调查资料和出谋划策的事例在黄现璠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层出叠见，不一而足。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6月，黄现璠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即第一分团，团长费孝通）工作，任副团长，与费孝通、陈岸等人一道率团深入到区内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兼调查。黄现璠到东兰县韦拔群烈士的家乡武篆区东里乡慰问时，曾亲自登门慰问和采访了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由于在对这些革命人物的采访过程中，黄现璠深为老革命者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所谈的她们与韦拔群一道当年闹革命的事迹感动，加上同为壮族人，采访上无语言障碍。为此，黄现璠萌芽出了撰写韦拔群评传的念头。从此之后，黄现璠借着经常与韦拔群烈士生前的领导张云逸大将以及生前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牙美元、韦国英、廖熙英等人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多次采访或专访了这些革命前辈人物，收集到大量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并运用这些人物采访资料所得到的口述史料和其他人撰述的一些回忆文章，陆续写出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一卷和《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韦拔群评传》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全书90余万字。正如韦拔群的好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原主任黄荣（韦拔群生前的农讲所学生）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一”中所言：“为了收集韦拔群同志的革命事迹，黄现璠教授曾多次到我家做客访谈，我不断鼓励他早日完成。”［13］（序p5）可谓从一侧面道出了黄现璠为撰著《韦拔群评传》而广泛进行人物采访的实态。《韦拔群评传》中即收录了许多亲身参加过右江革命运动的老革命前辈亲历、亲见、亲闻的“口述历史”。以致该书于2008年9月推出后立即引来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主流媒体的好评如潮，它既“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14］又是“是关于韦拔群烈士的最新研究成果”，［15］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16］
1956年10月，身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的黄现璠，负责调查组的全面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他带队在深入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展开调查的过程中，采访的人物更是繁多，收集到大量珍贵文献和口述史料。
1978年7月，年近80岁高龄的黄现璠拄着拐杖，带领助手赴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收集红八军革命史料；1979年11月，黄现璠又带领助手赴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百色起义”和收集韦拔群烈士的史料。正如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覃应机说：黄现璠教授晚年“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集资料。”［17］（序p3）黄现璠生前的学生兼助手周作明教授回忆说：“恩师在80高龄的年纪，还经常拖着年迈的身驱外出做社会调查，在1978年7月11日至8月5日，竟有近一个月穿行在宁明、崇左、龙州、凭祥等县市的群山峻岭和大街小巷之中。在考察中，每到一处，恩师都亲访民宅，探究遗址，总是那样地乐此不疲。”［18］（p44-45）文中所言“亲访民宅”便是登门采访人物，收集口述史料。这从黄现璠当时的助手何英德研究员的回忆文章中同样可资佐证：“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与周作明同志一路陪他（指黄现璠——笔者按）到龙州调查红八军起义，还到凭祥、宁明、崇左等地……当时黄老已是八十高龄，仍顶着烈日奔波于江河、乡村之间，逢人必问，无论是老幼，真是‘不耻下问’。”［19］（p41）文中所言“逢人必问”、“不耻下问”，正是黄现璠为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人物采访时的一贯作风和特点之一。
三、方法和特点
从黄现璠一生进行的众多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人物采访时善用的一些方法及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事前准备充分。调查和采访前充分准备调查与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做足对背景资料的阅读和分析研究，对于最终获得良好的人物采访效果和优质口述史料至关重要。黄现璠于1956年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向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少数民族地区各县的志书，整天泡在旅馆翻阅。”［20］（p21）此即反映出他在调查和采访前重视事前资料阅读之一貌。
二、调查与采访提纲详细。写出详细的调查和采访提纲，明确调查和采访对象，以达到高质量的调查和采访效果，堪为黄现璠善于收集口述史料的特点之一。黄现璠于1956年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撰写了近万字详细的调查提纲，当中具体写明了调查地区、目的、任务和问题，行走路线，采访对象，访谈要领，开会讨论，经验总结，注意事项等内容。特别是在黄现璠家中遗存的这份由他自撰的近万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收集口述史料中的重要事项之一的个体“人物采访”细目考虑较为周全，几乎写得面面俱到。他在“采访要点”中，要求调查组成员对个体人物进行采访时一定要有礼貌，同时对采访人物要有针对性和时间观念，即进行采访前必须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及事前约定采访时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民风习俗和传说掌故时，尽可能采访老年人；了解当地的经济和生产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领导和会计人员；了解当地农民解放前受压迫状况时，尽可能采访苦大仇深者；了解当地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已婚妇女；了解当地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教师和乡间文士；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医疗卫生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医或干部；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时，可以在村干部的陪同下采访巫婆和麽公，切勿乱找对象进行采访，以免采访对象一问三不知而造成双方难堪。由于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个体人物采访对象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和村民，他们白天需要劳动，因而将采访时间尽可能选择在村民劳动休息时或晚饭后登门造访，不能随便占用农民的劳动时间，以免引起反感。这是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所谈的“采访要点”。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收集口述史料中的集体“人物采访”，同样考虑周到。他将集体“人物采访”归为四类：一是招集贫雇农开会的“集体采访”；二是招集村干部开会的“集体采访”；三是招集当地长老和乡绅上层人物开会的“集体采访”；四是招集当地地主、富农开会的“集体采访”。由于采访对象不同，谈话方式自然有别。黄现璠要求组员作“集体采访”时只能一人提问，以免七嘴八舌的提问造成被采访对象回答问题时无所是从。同时要求组员进行“集体采访”时所提问题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求组员进行“集体采访”时关健是仔细做好笔录，越详细越好，以使口述史料尽可能全面完整。黄现璠是这样要求调查组员的，同时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
三、语言能力强。会说日语、英语、官话（即普通话）、粤语、壮话、侗话、瑶话，既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能够得心应手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能収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他采访梁启超、章太炎、黄绍竑、陈铭枢、龙云、罗章龙、张云逸等人时讲普通话；采访施密特时讲英语；采访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时讲日语；采访韦拔群的亲属时大多讲壮话；采访韦拔群生前的学生和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皆为壮族人）时既讲普通话，又讲壮话；采访瑶族同胞时讲瑶话；采访侗族同胞时讲侗话。采访苗族同胞时，因黄现璠不懂讲苗话，他便叫上苗族朋友陪同前往采访。例如1945年9月，黄现璠带领学生到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附近的荣安乡一带调查苗民的“埋岩会议”时，因“埋岩会议”大多用苗歌记述流传，黄现璠不懂苗话苗歌，他便叫时任融县四安乡中心学校的杨春福老师请假数天陪同前往，找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荣安乡塘秃村麻布苗人梁老岩（他是当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仅存者），请梁老岩唱“埋岩会议”苗歌，托杨春福用汉文做笔录，从而收集到一些珍贵的“埋岩会议”苗歌。接着黄现璠又相继采访了融县安陲乡江门村的麻布苗人董老金（时年66岁）、荃老金；东兰村白苗人梁应保。这三位苗民皆会讲官话（普通话），他们分别向黄现璠介绍了当地“埋岩会议”的历史状况，［21］（p248-254）使得黄现璠收集到不少有关苗歌的珍贵口述史料。正因如此，黄现璠在多次领导和组织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中选择调查组成员时较为重视语言能力，因而成员大多为少数民族人，以利于调查与采访时的语言沟通，加深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亲和情，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访谈口述史料。正如黄现璠生前对家属回忆采访韦拔群的亲属部下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见到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时，我马上用壮话予以亲切的问候。当她们得知我是壮族人时，亲近感随之顿生。访谈前我首先唱起了事前学到的几首韦拔群烈士当年闹革命时流行传唱的壮话革命山歌，立刻唤起了这几位当年名响一方的革命山歌手兼妇女运动宣传家的唱歌兴致，一首首当年的革命宣传山歌便从她们的口中脱口而出，我立刻开始了歌词笔录，随后的访谈自然水到渠成。以后几次对她们的访谈都是从唱壮话革命山歌开场的。”解放初期，黄现璠先后到都安六也乡春贵村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罗民生（69岁）；到东兰板升区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韦桂荣（64岁）；到南丹大瑶寨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王老牛（67岁）等人时，皆用瑶话进行采访。1954年3月，黄现璠深入到贵县一带调查壮族革命英雄黄鼎凤事迹以及收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口述史料时，他相继深入到贵县一些乡村采访了当地知情人李六婶（高岭村人，时年60岁，3月11、12日采访）、林赓扬（覃塘乡人，时年73岁，3月17日采访）、黄延宏（覃南乡甘碑村人，时年71岁，3月18日采访）、覃三妈（覃塘乡人，时年81岁，3月18日采访）、陈公福（根竹乡人，时年77岁，3月20日采访）、黄广文（根竹乡人，时年74岁，3月21日采访）、潘老花（社岭村人，时年77岁，3月23日采访）、林四全（三里乡林村人，时年66岁，3月23日采访）、覃九叔（三里乡人，时年62岁，3月24日采访）以及黄亚德、谢术寿（黄练乡人，时年82岁）、黄五叔（覃南乡青云村人，时年79岁）等人，皆以壮话进行采访。
四、请上门来采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视为韦拔群的最高政治顾问的叶一茅（又名叶非英）先生，曾任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韦拔群）教务长，与韦拔群亲密相处过一段时期。他是黄现璠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2～1926）时的哲学老师。1951年9月，黄现璠到东兰等县慰问、调查和采访时，从三师校友黄润生（广州中央农民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东兰第二届农讲所教员）处得知叶一茅在广州新民中学任教。1955年5月下旬，黄现璠应邀到原任过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作学术报告，报告完后的第二天，即在自己的私淑弟子、中山大学张寿祺教授的陪同下前往广州第十四中学看望和采访叶一茅老师，了解到一些情况，黄现璠仍感不够，便于翌年寒假期间邀请叶一茅老师重游桂林，住在家中三天，每天采访一、二个小时，笔录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13］（p205）上述一系列对右江革命知情人的采访，为黄现璠后来完成《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打下了坚实的“信史”基础。
五、采访笔录准确完整。一是时间、人名笔录准确完整。例如，1952年夏、1955年春和1956年底，为了收集宋代侬智高起义和清代吴凌云、吴亚忠反清起义的史料，黄现璠先后三次前往扶绥、上思、宁明、龙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等县调查和采访知情人，收集口述史料。他先后采访了莫晚（曾任清代吴凌云创建的延陵国的义军副帅）后人莫成春（扶绥县东罗居民，时年79岁）、程世芳（东罗上屯村人，时年88岁）；扶绥渠芦村人吴明靖（时年76岁）、吴文华（时年82岁）；德保县马隘人林春和（时年84岁）、东关人黄宗德（时年81岁）；靖西县新圩人李大头（时年84岁）、安德人覃大春（时年72岁）；上思县平福乡人黄清源（时年86岁）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22］（p12-58）每次采访黄现璠都将采访地点、人物、时间、采访对象年龄准确完整地笔录下来，以增加“口述历史”的信凭性。二是笔录用词准确，这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采访中，例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壮族历史上的乌浒人、俚人、僚人、僮人等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一律写成“壮人”，因为前者与后者为不同的历史概念。再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彝族的“曲诺”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记成“佃农”，这会造成极大的误会。这是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的“采访要点”中明确写明的要求，同时，黄现璠在遗存的采访笔记中也是严以律己这样做的，这从他遗存的十几本采访笔记中可窥一貌。
六、谈话艺术非同一般。谈话艺术水平如何无疑影响着人物采访的质量高低，进而影响着所集口述史料的价值高低。高质量的采访提问，既离不开采访前的充分准备，又与谈话艺术的水平关系密切。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素材和“口述历史”资料，记者或学者所有的采访技巧都应该为这一目的服务。但是，技巧并不意味着为了达到采访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黄现璠在对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采访或专访的过程中，极为讲究提问形式和谈话技巧，表现在黄现璠采访时善于针对不同的被采访者而采取不同的提问形式和谈话技巧，例如针对一般农民或村民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由浅入深，层层追问，环环相扣，发掘细节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谈话开场唱山歌，拉家常和谈话中耐心倾听，善于引导的技巧，既营造了一种双方融洽的气氛，又拉近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还避免了谈话中主题或正题的偏离。针对乡儒文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提问形式，再配以专业化术语，既能使被采访者感觉采访者讲求效率，不会产生过多罗嗦占用时间的厌烦情绪，又能让被采访者知道采访者内行，值得交谈。而针对上层人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诱导性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谦虚谨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刨根问底的谈话技巧，从而经常能得到生动具体、细节鲜明的访谈成果或意想不到的珍贵“口述史料”。这一切在黄现璠遗存的采访笔记中皆有着充分的反映。采访中善于观察、沉默、倾听，同样是黄现璠谈话艺术非同凡响的表现之一。特别是遇到采访对象隐晦或易于伤感的问题时，黄现璠善于采取不直接问当事人而以迂回采访的方式获取答案。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亲属和生前部下时，从不当面问及当事人隐晦或伤心的问题。举例而言，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时，从不问及韦拔群一家17口人（韦拔群全家共20口人）被害的细节问题，以免引起两位革命老人的伤心，而是采取采访其他知情人的方法来获得详情；采访韦拔群的弟媳黄美伦时，黄现璠从不问及她的丈夫牺牲过程以及她被捕后被敌人卖往外地的详情，而是提问她和大哥、二哥、三哥如何跟随韦拔群一道闹革命的细节。韦拔群生前闹革命时的得力干将黄榜呈、陈鼓涛、黄润生等人，皆为黄现璠早年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友。黄现璠采访黄润生时，从不问及他后来脱离革命队伍的原因，仅仅提问他与韦拔群一道闹革命的详情细节。这也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从不因人废言而只注重客观事实的特点之一。层层追问以挖掘事实的细节和深层详情，同样是黄现璠于人物采访中值得称道的谈话技巧之一。采访中，黄现璠凡是遇到被采访者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当中的许多细节不以为然、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况时，他便会以敏锐的判断力迅速捕捉住细节，从而层层追问下去。例如 1951年9月6日，黄现璠到东兰县东里屯采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时，谈话中黄美伦讲到韦拔群于1930年初在西山弄京开办训练班时无意中提到两个人名“双凤”、“飞来”。当黄美伦讲完训练班一事后并未意识到“双凤”、“飞来”的重要性，便未加以说明和补充。黄现璠首次听说这两个人名，多年采访经验造就的敏锐性使他马上意识到这两人的命运有可能非同寻常，弄清她们的来龙去脉十分必要，黄现璠便迫不及待地向黄美伦追问，结果引出了一段韦拔群收养孤儿“双凤”、“飞来”以及黄大权收养孤儿“金美”的生动往事以及“双凤”、“飞来”、“金美”三位孤儿在东兰农运失败后被敌抓获卖往外地而至今下落不明的曲折故事。进而黄现璠追问当时东兰革命遗孤如何安排的问题，又引出后来韦拔群在公布的《最低政纲》中制定“创设贫民救济所”的创举。随着层层追问，革命领袖韦拔群身上闪闪发光的人道主义人格形象完整地呈现出来。黄现璠在采访中诸如此类问话巧妙和穷追不舍的提问事例不胜枚举，不一而足。这种善于提问的技巧，无疑为他能收集到许多细节丰富的“口述史料”创造了良好条件，亦为他的遗著《韦拔群评传》能收录大量珍贵真实的口述史料打下了基础。
七、采访后诚恳表示谢意。采访后表示谢意对黄现璠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采访完后送些酬金或酬礼给采访对象，以表谢意。例如1945年9月25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荣安乡进行调查和采访，当天晚上请白竹村麻布苗长老潘民珠来到乡公所谈白竹村苗族风俗，黄现璠对潘民珠采访完后送他法币百元。二是采访完后请采访对象吃饭，以示谢意。例如1945年9月30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安陲乡，住在邓家。晚上，黄现璠托邓家请来一位当地颇有学识声望的老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这位老先生所谈“麻布苗风俗和埋岩会议，言之颇详，闻所未闻。翌日余请老先生吃饭答谢时，他介绍了邻村朱老先生，告余值得前往会晤，余定明日前往访谈。”这段话引自黄现璠于1945年9月30日写的“采访日记”。这方面的事例，仅在黄现璠遗存的《融县采访日记》（见上图：1945年9月黄现璠赴融县一带对苗瑶进行调查和采访时笔记）中便有数件记载。由此推想可知，这类事例在黄现璠的长期人物采访史中不乏其数。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既注重收集和抄录残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献史料，又特别重视收集“口述历史”资料。“口述历史”资料从何而来？人物采访为其唯一来源。可说“口述历史”资料获得的多寡与质量高低，无疑与人物采访的频度与水平高低关系密切。黄现璠一生中之所以能收集到相对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以及运用这些史料在“还原”民族历史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关健在于他具有“逢人必问”和“不耻下问”的采访作风以及逐步积累起来的丰富采访经验和谈话艺术技巧水平。这同样是黄现璠中年后善于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印证和补充从而进行史学和民族学论述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因而说黄现璠是中国当代最早运用“口述历史”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和论述的先驱之一，绝非言过其实。正因如此，这为黄现璠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三重证据法”创造了条件。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指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或调查材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种治史法在黄现璠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著中随处可见，尤以在自著《广西僮族简史》和遗著《壮族通史》中表现显明。关于“三重证据法”，20世纪80年代后，不同学科领域的一些学者相继提出过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例如饶宗颐先生提出：探索一个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民族学、异邦古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23］即主张从出土文献和实物中系统地整理“寻绎有规律的历史理据”。［24］杨向奎先生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25］汪宁生先生认为：文献、 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考古学的发掘皆可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而语言学的分析可为古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历史及古代习俗的研究）提供有用资料。即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同样可供研究古代社会和文化进行类比。从而主张：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26］叶舒宪、萧兵认为：纸上的文献材料、 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皆可作为证据而运用于历史研究。毛佩琦先生针对《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所撰的书评《历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社会调查材料。马彪先生于2006年12月25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作题为《谈谈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以龙岗秦简与云梦禁苑为实例》的学术讲演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实地调查史料。彭裕商先生认为徐中舒先生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即运用了“三重证据法”。从而主张“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27］笔者通过对饶宗颐、杨向奎、徐中舒等学者的论著细读，发现三位学者的主张及其学术实践，并未突破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中“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的范畴。笔者理解的汪宁生提出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毛佩琦先生提出的“社会调查材料”；马彪提出的“实地调查材料”，包括调查所获得的文书、实物、口述三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资料或材科”显然是独立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之外的第三重证材料，特别是口述史料。黄现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不仅采访过各阶层众多人物，收集到大量口述史料，而且还收集到大量调查材料（文书和实物）。由此为他广泛地将口述史料或调查材料用于治史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他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或调查材料三者结合起来治民族史的“三重证据法”。客观地说，黄现璠生前没有提出过“三重证据法”，同时他将“三重证据法”运用到古史研究的事例不多，仅限于壮族古代史，但他将“三重证据法”运用于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事例层出叠见。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历史学界，黄现璠是较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三重证据法”的实践者之一。有关这点，因非本论主题，権当结语余话，于此不赘。
今年是黄现璠先生诞辰11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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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原文参考文献号有误，于此转载时予以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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