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祖珍(1912――1982)
1949年春,时任一三五师师长的韦祖珍将军率部随四野大军南下。将军头戴大草帽,肩扛干粮袋,手持木棍,脚蹬草鞋,不坐车,不骑马,日行军一百里至一百二十里不等。其时师宣传队编快板书曰:“同志们,快快追,前面走着韦政委;同志们,快快看,过了长江到武汉。”
韦祖珍将军,壮族,广西东兰县那坤村人。将军祖辈世代务农,有田十五亩,房一栋,兼租地主部分田地。另有“船半只”,即其父与人合用一条木船,轮流撑船渡客,以补贴家用。将军自幼聪明勤奋,父母宠之。六岁读私塾,三月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或握锄务农,或挥鞭牧牛,驰骋田园山野。七岁随父上船;十岁,能独自摆渡,技如熟练艄公,乡里人呼之“小艄公”。
1928年春,韦拔群于东兰、凤山两县组织农民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韦祖珍将军是时十六岁,携鸟枪,挥大刀,打土豪,斗地主,被称为“苏维埃娃娃头”。将军“自传”言其参加革命最初动机为:“我和我的哥哥也跟同群众后面赶热闹;同时抱着希奇和发洋财的心思一同参加了本乡赤卫军”。将军言,当时的斗争夹着界斗形式,形成非阶级的红白区对立,于是本地革命力量不久即受挫折,红区遭摧残,赤卫军奔逃各地。
韦祖珍将军言见韦拔群印象:身材魁伟,头戴浅灰旧博士帽,上身对襟黑色短褂,下装着米色短裤,脚蹬草鞋,左膀戴鲜红袖章。时人称“拔哥”,讲课时一手摇扇,一手握纸卷(讲义),两广官话(汉语),难懂,随时用壮、瑶语解释。
1929年“百色起义”后,韦祖珍将军正式参加红七军,并易名韦仕。1939年将军闻“仕”意为当官,又闻“干革命不是为当官”,即复用原名。
1930年10月,红七军由右江转战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此行横跨数省,征程艰难,被誉为“小长征”。韦祖珍回忆言,“小长征”前,红七军动员口号是“汇合北方红军,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打下长沙过新年!”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红七军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反“围剿”。韦祖珍将军时任突击组组长,攻赣州,打南丰,围宜昌,冲锋在前,作战英勇,臂、腿、臀多处负伤,时人谓:“小韦子打仗,不是死就是伤”。
1934年长征始,部队由宜昌出发进行大转移。韦祖珍将军奉命带领两个班二十余人的突击队,担任掩护任务。大部队安全转移后,突击队陷入敌军重围,将军率部机智与敌周旋,单独活动七天七夜,于敌人“指缝”中溜出,所带人员一个不少,受到上级表彰。
韦祖珍将军言,打开天津后,准备南下。大军南下真难啊,最难的是思想问题,北方人不想南下。什么招都有。有一战士爱人来队,与其夫同床,但不脱裤子,曰:回家后再脱。真绝了!某战斗英雄因想家而装傻,不言不语,丁盛火起,挥手打之,对曰:“啊,师长真打我啊!”不傻了。某营长,从延安出来的老八路,竟开小差,问:“为什么开小差?”答:“离家多年,实在想家。”降职当伙夫,背大铁锅。将军忆此曰,战士给我们讲的是小道理,我们给战士讲的是大道理。我们的战士还是好: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除少数人外,部队顺利南下。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发起。之初,一三五师孤军深入敌后,突遭白崇禧四个师围攻。时任一三五师政委的韦祖珍将军与师长丁盛沉着机智,命令全师抢占山头,组成环形防御,顽强阻击数倍于己之敌。林彪闻讯,急命各部队挥师掩杀,腰斩白崇禧主力七军。是役,韦祖珍将军因指挥有方,作战英勇,两次受四野首长通令表彰。将军言是役之经验:北方打仗要占领村庄,南方打仗要占领山头,进攻也好,防御也好,必须要强占山头。
韦祖珍将军“自传”云,进军东北后于热东时期,因供应全靠自己筹划,曾私自“打土豪”,与民争利,违犯纪律。此作法沿续至辽西战役后,对内对外造成不好影响。天津战役时期,将军为此专门于师党委会上作检讨,曰:“这种违背党的政策行为,应由我主要负责。
韦祖珍将军“自传”云,1936年10月下旬,时任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的将军于宁夏预旺堡因突然生病转院途中,被东北军骑兵包围,同行者皆无武器,身体好的四散逃开,病者全部被俘,关押于平凉东关一座大庙内。将军言,其时,“大庙内有我军被俘人员六、七百人,绝大部分为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时被他们收容的掉队人员,其中少数身体好者已被送至他们部队当兵”。一月后,爆发西安事变,东北军派汽车将被俘人员全部经西安送回云阳县我方总部。将军获释后疗养月余,即被任命为一军团保卫部任副科长。1942年整风运动中,此番被俘经历曾被专门审查。
战争年代,韦祖珍将军从事保卫工作八年,先后任红一军团保卫部副科长、科长,一一五师晋西南支队保卫科科长、总政保卫部任副科长等职,曾进三军团保卫局、国家保卫局、中央社会部训练班受训。将军言其经历曰:“一方面对保卫工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系统的了解,但同时起某些副作用,如增加了对保卫工作的神秘感。”
建国后,上级曾决定调韦祖珍将军任中央武装保卫局处长。将军初始愿意,后闻知某人调任公安部任局长,昔为已之下级将为已之上级,心中不平,便向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的谭政打报告要求不去北京,谭政回复,已经定了,不好更改。据云,将军为此亲自找毛泽东说情,方撤消原命令,调任中南军区五十三军副政委,后任第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6年,韦祖珍将军赴杭州空五军任政委。将军就任后,居招待所半年多,外出开会和下基层很少用专车,近则步行,或骑自行车;远则挤公共汽车,或乘火车,亦常搭便车,如卡车、工程车、拖拉机等,人称“便车政委”。
韦祖珍将军公私分明,对家属子女要求更严。将军“座车”,家属子女均不准“沾光”,亦不许“搭便车”。某日,将军家老二生病发烧,老伴与之商量:是否派车送医院。将军对曰:“不行。车是公家配给我的,不是给我们家的。”遂雇一三轮车送其上医院。1964年某日,将军长子寒假期满返校,正遇风雪交加,火车凌晨发车。老伴又提议,是否可派车送一下,将军仍对曰:“不行。”遂起身披大衣,顶风冒雪,步行送长子上火车站。
1969年4月,韦祖珍将军未出席“九大”会议而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将军夫人单而人告余,是时,于广播□□读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闻将军名,问之:“是不是你啊?”将军答:“别胡说,同名同姓的人多呢!”后,中央通知将军出席九届一中全会,方知彼韦祖珍即此韦祖珍也。将军时任空军工程学院政委。
1971年2月,中央任命韦祖珍将军为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是时,韦国清将军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赴任前,周恩来总理召其谈话,告之:国清同志身体不太好,你到广西要当好他的助手,尽快改变广西的面貌。将军夫人单而人告余,老韦把总理的话当圣旨,一上任就拼命干,结果把第一把手得罪了,自己还蒙在鼓里。
韦祖珍将军1971年3月5日达南宁赴任,15日即带一秘书、一警卫,乘吉普车往百色、河池地区调查研究。两月余,跑遍百色之田东、田阳、德保、靖西、那坡、都安,河池之巴马、凤山、东兰、南丹、宜山、罗城、都安等县和数十个公社、上百个大队。将军以某生产队每亩地只收三十斤粮食等事实,于广西十八级以上干部会上呼吁:重视生产,恢复生产,狠抓生产。惜哉,将军出师未捷,即被批为“唯生产力论者”,而后又被指为“林彪派到广西篡党夺权的钉子”。
韦祖珍将军赴任广西后,见领导上班均在家中,而办公室空空如也。将军提议集体办公,应者寥寥。便独自一人坚持上办公室上班。约数月,有人告将军,你得罪人可知?将军对曰:“我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家中上班,如何得罪人?”若干年后方大悟。
1971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抢先发言,指中央“有人反对毛主席”。休会时,将军急甚,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哪个王八蛋反对毛主席?”吴悄声告之:“我告诉你,你不要和别人说,指的是张春桥。”次日,韦祖珍将军于大组会上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火,谓:“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此即为毛泽东批吴法宪给韦祖珍等人打招呼事。“林彪事件”后,将军由此而受牵累,被监禁四年。
1978年冬,韦祖珍将军获释。由于政治结论仍留“尾巴”,将军不服,曰:“革命几十年,不能戴反革命帽子进火葬场。”是时虽已半身偏瘫,仍不断上访。1981年8月,中央查明将军与“林彪事件”无涉,恢复政治名誉。次年10月11日,韦祖珍将军因患癌症逝世,享年七十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