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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讲的话
1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
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
“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
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满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
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
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
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
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
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
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
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
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
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脱口而出“夭寿!”骂小孩
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
捉摸。
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
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肉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
伙计吗?
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
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
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
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
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毛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
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
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
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
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
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
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
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
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满着台湾的土气
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
种族语。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脱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
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
液体固体的各类排泄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
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
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
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荡,抬舆人踩的什
么舞步?我不知道。
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
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
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
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
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于泥土,根上有须,须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
路繁复的电流,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
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
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
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
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 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
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
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
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
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
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
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
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
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
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
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
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
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
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
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
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
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
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
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
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
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
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
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
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
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
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
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
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
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
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
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
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
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
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
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
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
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
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
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
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
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
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
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
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
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
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
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
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
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
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
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
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
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
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
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
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
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