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的根在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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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的先民是广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最早的土著， 百越时代（公元前16世纪之前） 相当于汉族的商、周时期，包括壮族先民在内的百粤民族集团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战国时代越族集团的吴、越就建立了与华夏集团各个国家并驾齐驱的政权。在秦始皇统一江南以后，吴、虞越、闽越等族群一部分汉化成为现在的江南、华南汉族，一部分则南迁到岭南，与同属百越集团的壮族先民一起融合，成为现代壮侗语族各个民族的祖先。最近在两广地区出土的文物发现岭南百粤集团与江南百粤集团的文化特征相似，说明了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壮族先民经历的是自由发展阶段，属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度时期。 西瓯骆越时期（公元前16世纪--23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尉屠骓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地向岭南进发。与东路进军一直很顺利的情况相反，从西路的进军途中，遇到了壮族直系先民西瓯人的坚决抵抗。在一次战斗中西瓯军译吁宋阵亡了。但刚强的西瓯人“皆入从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继续坚持战斗，击毙了秦军主将尉屠骓，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为了扭转惨败局面，秦始皇下令开凿著名的灵渠，保证了秦军后备力量和粮草的源源不断供应，经过几年的激烈战斗，到公元前214年，秦军最后打败了西瓯的武装力量，终于统一了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派官吏进行统治。接着从中原派来一些华夏族的劳动人民到岭南地区“与越杂处”，壮族先民地区进入了短暂的郡县时代。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驻守南海郡的秦将赵佗开始剪除异己，并击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赵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一系列“和绥百越”的政策，自称“蛮夷大长”，尊重越族的风俗习惯，团结了越人的上层人物与各部首领，百越局面得以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赵佗是北方的华夏族将领，但是，创造了南越国文明的人民，却毫无疑问是壮族先民各个部族的民众，南越国5代共传93年，古代壮族创造了灿烂的南越国文化。如今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墓，越式墓葬的特色、绚丽辉煌的随葬品，是古代壮族文化的精华。南越国的首都“番禺”（今广州），其实是古越语[ba:n3 ηjoi5]的译音，是“大村”的意思，这和现代壮语是有对应关系的。 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内部相互倾轧，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重新出兵岭南，次年（前111年）打败南越国，将岭南重新划归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分为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詹耳等九郡，郡之下分若干县，实行严密的统治，壮族历史上漫长的郡县时代真正开始了。 不过，毕竟岭南越族是一个骁勇不羁然而又十分分散的各个部落组成的，所以汉王朝吸取了赵佗“和绥百越”的经验，采用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通鉴》卷二十一），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瓯、骆越民族社会内部原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依然保存了下来。即使这样，壮族先民们仍不断地起兵反抗汉王朝的统治，导致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建武18年（公元42年）马援的南征。 俚僚时期（公元23年--1127年）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全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岭南地区分别属于吴国的荆、交二州管辖，当时苍梧越族人士变兄弟几个人分据南海、合浦等郡，称雄一时。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郡县设置日益增加，封建统治者在桂东北局部地区设吏奉贡，加强了统治。封建主义的因子逐渐在桂东北壮族地区产生。 俚人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列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这里所称的“蛮里”，以后改称为俚。三国时期也有许多岭南俚人的记载。僚人的称呼在岭南的出现是在随唐时期，以后则是多俚僚连用。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原，进军岭南。岭南各郡共奉高凉郡越族冼氏夫人为大首领，“保境拒守”。隋将韦桄由江西率军南下，在南康（今江西赣南地）与陈太守徐镫发生遭遇战，不能前进，派人至书冼夫人，告知陈亡，相劝归隋。冼夫人与属下头目商量，派孙子冯魂率兵击败徐镫，迎接韦桄到广州，岭南诸郡相继平安。隋在壮族先民地区驻重兵，采取“以夷制夷”办法进行统治。汉文化继续得到传播。 隋末唐初，岭南地区又一次为越族人肖铣所割据，号称梁帝，先后统一了岭南及长江以南很多地方。（《通鉴》卷一八五）唐武德4年（621年），唐将李靖于两湖击败肖铣，直抵桂州（今桂林），派人招抚岭南壮族先民各部首领冯盎、李光度、宁长真等，并授予官职。“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岭南复归统一。 ●“壮泰走廊”的开始形成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唐初的一千年左右里，随着中原王朝对壮族地区统治的日益加强，汉人到岭南参与开发的日渐增多，先进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这样使得壮族东部各个部族逐渐汉化，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壮族东部地区汉化进程基本定局，有着大量越族语底层词汇的粤语作为汉语的一个方言开始形成，岭南东部地区只留下了大量的壮语地名，不服汉化与不羁汉法的壮族先民退居岭南西部，与壮族西部地区的壮族直系先民融合。结合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泰族与壮族的分化也是在这个漫长的郡县时代开始的。 中原王朝势力的南下，迫使一部分壮族先民纷纷南迁，通过广西的左江流域进入了越南的红河流域，然后又受到了早已经定居于此的越南京族先民的排挤，又不得不越过红河流域向西进入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左江流域-红河流域-老挝高原-泰国中部平原等一条长线，本站称之为“壮泰走廊”。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之后，这些壮人先民的南迁部分以及以后由于汉族在南方的开拓疆土而不断迁徙来的壮族先民一起征服了当地的孟人和其他大大小小原始森林部落，在相当于中国宋朝的时候，首次建立起属于这个民族的统一政权——素可泰，其后在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泰族政权，形成现在的泰族和老族先民的政权。这些政权大都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土著——孟人的影响，在宗教文化上也受到了孟人长久信仰的小乘佛教的洗礼，泰-老民族开始形成了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局面。 在“壮泰走廊”形成并发展的漫长岁月当中，由于云贵高原北部的藏缅语族民族（彝语支民族为主）的南下，以及越南京族政权的兴起并脱离中国的中央王朝政权取得独立后不断地向其北面的壮族地区和其西面的泰族地区扩张，两者开始形成了对壮-泰族先民的钳状制约力量，壮泰民族从漫长的壮泰走廊分布变化为逐渐分离局面，也导致了现在壮族先民与现代泰族先民失去了紧密联系，终于产生了壮泰民族的最终分化。从现在民族的分布图来看，壮族分布与泰族（包括老族、傣族、掸族等）分布呈一个葫芦状，壮族的分布区和泰族的分布区为葫芦的两大瓢，而两者之间唯一的连续点就是越西北泰族地区和云南文山州的壮族地区，可以窥视出壮泰迁徙历史的一些脉络。 在泰-老族政权的形成之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农业的发展，一些泰-老族开始沿着河流往上游追寻适合耕作的土地，进入了现在缅甸的掸邦和中国云南的南部地区，开始繁衍生息起来，并一直保持着与原来的泰-老民族的紧密联系，这些泰-老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中国傣族的先民。到了近代，壮泰分化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两者的区别就是，西部是信仰小乘佛教的泰-老族，东部则是仍然保留着传统信仰和祖先崇拜的的壮族-布依族。许多外国的学者都喜欢把壮族、布依族等称呼为“不信奉小乘佛教的泰族”，就是这个原因。 ◆与泰族分化后的壮族独立发展史 1. 羁縻州制度 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形成的时代是唐朝后期开始的。唐王朝对待已经汉化的岭南东部和仍坚持自己独立个性的岭南西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实行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的制度，进行直接统治；而在西部山区则设置了50多个羁縻州县，按唐初的惯例，利用原来的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虽贡赋，版笈多不上吏部”，进行间接统治。（《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西部壮族地区政治经济上相对有独立性。至于所谓的“蛮洞”地区，唐王朝根本不加管辖。因此，依然存在“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的状况。因此，壮族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羁縻州县的设置，给予了壮族先民较大的自治权利，壮族作为单一民族的形成，与这个政治经济制度是有关系的。 2. 西原州蛮的兴起 西原州是当时壮族羁縻州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因为在唐朝中末期，壮族领袖在那里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战争。公元756年，西原州黄峒（今广西左江流域）壮族领袖黄乾耀、真崇郁领导属下壮族民众，联合了陆州（今广西钦州）、武阳（今广西罗城县北）、朱兰（今广西东兰）黄橙（今广西扶绥）等一百余峒人民，“合众二十万”进行对唐王朝的武装反抗。“占地数千里”，设置国家政权，号称“中越王”，下设各级官吏，声势十分浩大。唐王朝因此惶恐不安，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一面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一面调兵谴将横加征讨。结果，起义队伍受挫，黄乾耀等牺牲。（《新唐书.西原蛮传》）大历12年（777年），西原州的壮族人又在首领潘长安的率领下，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武装部队占地“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建号称王，威镇中原。（唐.韩云卿《大历平蛮颂》）唐贞元十年（794年），西原州黄峒壮族人民又在首领黄少卿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武装反抗，相继攻陷横、钦、浔、贵四州，围攻经略史驻地容州。黄少卿的儿子黄昌钙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陷了十三州的地方，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唐王朝为了挽救败局，在桂东地区设置容管招讨经略使，率军与起义军大战，每日交锋达6、7次之多，起义军终于不支受挫。唐元和元年（806年），起义军将领黄承庆在邕州被俘，黄少卿诈降受封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地）刺史。不久，黄少卿复与其弟黄少高举起义旗，联合黄少度、黄昌獾两支壮族起义军队伍，攻陷宾州（今广西宾阳）、峦州（今广西横县地），并据达11年之久。随后挥军南下钦、横两州，与邕管经略使韦悦激战，再陷严州（今广西来宾县地），锐不可挡。唐军主帅阳玟、裴行立相继身亡。唐王朝在损兵折将之后，又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调兵前来征讨，但因长途羁旅，人疲马乏，加之环境生疏，水土不服，伤亡极大。唐长庆三年（823年），黄少卿回师功邕州，陷左江镇，下钦州，破千金镇，占领了今广东西部和桂南的十八州。最后，唐王朝几乎倾尽国力，动用了全国的军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打败了壮族先民的起义军。这样一来，唐王朝国势逐渐衰落，最终在自身矛盾的激化与各地藩镇割据的相互作用下土崩瓦解，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唐王朝的衰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壮族先民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反抗斗争造成的。 3. 羁縻与反羁縻 在长达100多年的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里，壮族先民各个部族得以相互交流，民族实体开始真正形成，不过唐朝在崩溃之前倾尽了国力来镇压了壮族起义军，所以各个部族又被分化瓦解，唐朝灭亡后壮族各个部族又开始了统一进程，北宋前期，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踏上华南政治的历史舞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唐后五代十国的分据局面，为了加强统一局面，北宋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北宋初期国库空虚，在开国的时候，就采取了“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饶矣”的决策（[宋]王冉《东都事略》卷二三《传论》），把吸血管插入岭南壮族地区。加上北宋王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把壮族人一律蔑称为“蛮”、“峒獠”、“蛮獠”等等，动辄杀戮，“夷其种党”，所以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长久以来各个部落都是一盘散沙的壮族内部产生了政治、经济上进行统一以抵抗北宋王朝的要求，所以在当时，壮族人掀起了一系列的武装反抗运动，如： 咸平二年（999年）的扶水州（今广西环江）蒙会国为首的反抗斗争（《宋史》卷六《真宗纪》）； 景德四年（1007年）陈进、卢成均的联合壮族起义（《宋史》卷七《真宗纪》）；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扶水州壮族民众曾进攻宜州，打击宋王朝在壮族地区的统治（《宋史》卷八《真宗纪》）； 景佑二年（1053年）壮族、瑶族联合攻击雷、化两州（《宋史》卷十《真宗纪》）； 宝元元年（1038年）安化州（今广西环江县北部）壮族人起兵进攻宜州和融州（《宋史》卷十一《仁宗纪》）； 庆历四年（1044年）扶水州有以区希范、蒙赶等为首的反宋斗争（《续资治通鉴》卷四六《宋纪》四十六）；………… 这些为了追求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壮族各个部族的统一性，但最终都在北宋的高压之下以失败告终。现代壮族的现状与族情，与当时的壮族各部族统一运动和失败是息息相关的。在这场民族内部各部族统一运动里，最著名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当时威镇岭南的轰轰烈烈的“南天国”运动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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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的文字，没心情看下去。。。只知道壮族人就是四海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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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从父系遗传结构分析壮族的起源与分类》全文 陈晶 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综合实验室，中国 南宁 530023 摘要：壮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广泛分布的泰老族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研究中地位非常特殊。然而，由于壮民族缺乏通用的本族文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壮民族内部人群的迁徙融合及交流状况很难在现有的文字资料中有所发现。仅有的材料是从语言上将壮族人群区分为壮语北部方言组和南部方言组。为了解壮族人群的内部遗传结构，我们从父系遗传物质Y染色体入手，根据东亚人群特异的18个Y染色体双等位标记，7个Y-STR标记，对壮族各个支系共八个人群的DNA样本进行限制性长度片段多态酶切、荧光PCR确定SNP、STR等实验技术分析，及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分子方差分析等详尽的遗传学分析技术，调查了壮族各个支系的DNA多样性，分别确定其Y-SNP、Y-STR，揭示壮族的内部遗传结构。结果发现，壮族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群为O*、O2a、O1。壮族的遗传结构中有几个层次，最早的O*、O2a成分普遍出现在各个支系中，第二层是由东部来的百越核心成分O1，第三层是北方来的汉族成分O3，与壮族的历史事件和其他人类学研究基本一致。壮族支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支系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传统的对壮族按方言分为南北二组的分类方法在遗传上并没有依据。 关键词：Y染色体；壮族；内部遗传结构；多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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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南部，从古至今屹立着一群人，他们今天是主要聚居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人。  壮族人口1700多万，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其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广东部分地区，其中大约94%聚居在广西。壮语属于侗台语系侗傣语族壮傣语支，并在其内部按照壮语自身方言的差别以邕江为界，细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  据史料记载，壮族的来源可以追述到2000多年前“雒越”、“西瓯”族群。目前关于壮族来源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壮族是百越族群中这两支的后裔。在谈及与壮族密切相关名称却迥异的族群之时，我们注意到分布在广西西北部、贵州东部的布依族尽管名称上与壮族并不相同，然而究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至壮族，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壮民族；而云南的水族实际上是自称“水户”的布依族，也同样属于壮族群体。纵观壮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族群内部经历了复杂的迁徙演变，它与分布在东南亚的泰族、老族、掸族的起源和形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后我们也发现壮族在保持其浓郁民族特色的同时，更进一步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璀璨文化，也因此壮族与汉族及其它族群存在着复杂的民族交流格局。  为了理清壮民族的起源发展人们运用了包括历史资料、民俗学等许多方法工具，现在我们在传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使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工具，对壮族进行分析。 一、壮族的历史沿革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现存的这些文献表明在商周时期，我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直到今天的越南北部，都是百越族群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人们对百越族群来源的考察，多根据我国早期的历史资料，由此认为包括西瓯、骆越在内的百越族群系夏禹/少康的后裔。据史料记载，作为曾经遍布我国东南沿海乃至今天越南地区的一个族群，百越族群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加证明了百越族群创造了包括良渚前文明在内的许许多多令人侧目的辉煌文化，百越族群同样参与了中华民族璀璨历史的构建。  至于壮族人群的历史来源说法众多，其中最为人们所接受的是“西瓯”、“骆越”起源说。“西瓯”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王朝平定岭南：“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史记•南越列传》提到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汉书•南越传》也说：“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中半赢，南面称王。”。而“骆越”的名称据说是与其民耕“骆田”有关，其也可见于我国早期文献。《盐铁论•地广篇》曾载：“荆楚罢于瓯骆”，《水注经•叶渝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曰雒民”。其中“雒”与“骆”相通，音klok，骆越亦即垦食骆田的越人。  作为百越族群其中的一支，西瓯、骆越的命运也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挥军50万南下进攻百越开始，西瓯骆越的发展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漫长的历史中，西瓯骆越的族群结构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其名称也随着朝代的不同而反复变动。加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忌讳岭南地区崇山峻岭民风彪悍，对岭南地区多采用“羁糜政策”，此举使得汉官流民不断涌入，土著居民不断迁徙。于是今天壮族的复杂结构和确切起源就有了更多有待澄清释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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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壮族起源与支系 1、壮族起源  为了廓清壮族发展的历史，人们一直尝试使用传统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广西壮族。以往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通过体质人类学、历史资料、民族语言、民俗等等方法来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分类，也因此得到了人群的一些大体分类。然而这类方法在遇到较为复杂的民族发展变迁历史时却有些无力，因此无法对人群的精细来源和变迁有更为深入的展现。尤其在壮族这种经历了大量交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汉化、历来名称变化纷繁、内部迁徙演变复杂的民族上，传统的方法更加不易进行区分。  分子人类学在充分借鉴原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入现代的人类基因组多态检测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依据大范围的人群数据背景对一个民族的遗传结构进行分析，进而能够得到人群确切的来源信息和其内部的迁徙演变信息。  分子人类学对人群的分析依据一些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人类基因组上，一些碱基的突变速度是比较稳定而缓慢的，由此产生的突变我们称之为SNP（Single Nucleotide olymorphism，单核苷酸多态）。随着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在人类基因组一些缺乏重组的区段上的SNP会随着人群的历史发展、迁徙演变而有多寡的区别和不同的分布格局。因此，越古老的人群其基因组上积累的SNP突变也越多，SNP产生的年代越久远；反之，如果在一个人群中检测到的SNP越多，SNP出现的年代越久远，那么这个人群也越古老。另外，随着新人群的产生，新的特征性的SNP也往往跟着形成。根据这个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分别检测了人类线粒体DNA、Y染色体非重组区段上的多个SNP，分别构建了人类母系系统发育树、父系系统发育树[7-17]，进一步分别从母系遗传角度与父系遗传角度得到了人类的“非洲起源”学说。也同时也得到了各大洲不同人群的遗传背景信息，发现了不同大洲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较为特征性的SNP分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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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亚，研究者通过对不同人群的基因突变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南方人群积累的突变要多于北方人群[18-21]，许多相当古老的Y染色体单倍群（单倍群由一系列的Y染色体上的SNP定义）大量的出现在中国南方的群体中，这些单倍群包括O、O2a。经过适当的数理计算，人们发现这些单倍群产生的年代大约是距今20000~10000年[7,11-12,22]。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不同的族群其特征的突变也不相同。例如O1单倍群就被发现是东部百越族群较为特征的单倍群，而另一些来自北方人群的数据则表明相较于南方人群，O3这个单倍群在北方汉族人群中有着更高的分布频率 [18-19]。依据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比对人群进而分析今天壮族人群的整体遗传背景。  为了理清壮族的内部遗传结构，我们采集了129份分属于不同地区的壮族男子的DNA样品，并对其进行Y-SNP单倍群分群。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壮族，我们还在上述数据基础上加入了已发表的布依族、水族数据，以及部分未发表数据[23-24]，使得参与分析的样本量达到166份，以保证每一个壮族支系包含的样本数达到统计要求，即壮族每个支系的样本数达到10例以上。  表1系壮族人群Y染色体SNP单倍群分布频率。从表中我们发现C、D、D1a、F这些较为古老的单倍群在壮族群体中也有一定的分布，但是频率比较低，我们考虑这些古老的单倍群更可能是作为壮族人群中一种遗传背景存在的，它们不是壮族人群的主体单倍型。单倍群O*则需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单倍群在壮族各个支系中普遍高频，构成了壮族Y染色体SNP单倍群的主体，同时，壮族中高频的O*单倍群分布也迥异于南方一些别的群体的Y染色体SNP单倍群分布情况。壮族人群单倍群O*普遍高频这个结果提示我们：壮族极大的可能是别于以往一些南方群体而有着自己特征的群体。根据以往一些数据我们大体推测单倍群O*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单倍群，其产生年代至少是距今一万年以上[7,11-12,22]，再结合壮族该单倍群的STR数据我们大体了解壮族人的历史比较古老。

毛毛虫

土著虎尾

	我赞同楼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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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看一下《 壮 族 通 史 》能更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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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是原住岭南“有名无姓”的土著民族 中国国际专家交流网  侬芸青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人仍使用两套人名：一是沿用古来壮人“有名无妙”的壮语土俗名称，一是借用汉姓的汉字名，两套名平行使用到老死。两套名中，前者是在壮族地区民间生活活动和邻里社交中使用，后者是入户口、入学、入身份证和入人事档案等用。本文试图探讨壮人两套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提示。    一、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仍使用“有名无姓”的壮语土俗名称情况    1、壮族通常称男人为“波裁”，称女人为“米迎”。“波裁”是壮语男人的汉字译音，“米迎”是壮语女人的汉字译音。称男孩、男青年为“龙卯”，称女孩、女青年为“龙掃”。称夫妻为“普（夫）蜜（妻）”、“关（夫）吧（妻）”、“佬区或波区（夫）、灭拜（妻）”。    2、小孩出生后，男称“依”，女称“爹”。“依”是壮语男人的汉字译音，“爹”是壮语女人的汉字译音。    3、小孩出生后满月或100天取名。请麽公安神祝小孩健康成长，请本族近亲老人和小孩的外公来，在酒席上讨论取名。如果取名“英”，则男叫“依英”，女叫“爹英”。这是乳名、小名（壮语叫“盟aì”）。乳名使用到结婚生子。如果不结婚则用到老死。    特别说明：取壮语名时，尽可能避免与亲戚邻里同名，所以所取的壮语名，许多都找不到译音的汉字。笔者有个弟弟生育2男3女，3个女儿的壮语名都找不到译音的汉字，大女儿的壮语名像汉字的“善”读音但又不是，二女儿名的壮音像音乐中“5”的唱音但又不是，三女儿名的壮音像“切”“且”的读音但又不是。这种情况非常多，壮族聚居最多的笔者家乡——靖西及其周边各县均如此。    4、结婚生子后，只有长辈才有资格称呼其乳名，一般即停止使用乳名，用“父母+子女名”称呼。如果头胎男孩或女孩名“康”，则父叫“波康”，母叫“米康”。“波”是壮语父的汉字译音，“米”是壮语母的汉字译音。这个名使用到自己的男孩（第几个均可）生育第一个子（女）（即有第一个孙）。    5、有第一个孙（无论男孙、女孙，也无论第几个儿子所生）后，改用“祖父（母）+孙子（女）名”称呼。如果孙取名“昌”，则叫“公（婆pó）昌”。“公”是壮语祖父的汉字译音，“婆pó”是壮语祖母的汉字译音。这个名使用到老死，或使用到有曾孙。    6、有第一个曾孙（不论是男是女，也不论是第几个儿子的孙）后则用“曾祖+曾孙名”称呼。如果曾孙名“上”，则叫“佐上”。“佐”是壮语祖父先辈的汉字译音。壮族对祖父以上的祖先统统叫“佐”。曾祖父叫“佐裁”，曾祖母叫“佐迎”。“裁”是壮语男的汉字译音，“迎”是壮语女的汉字译音。    7、壮族地区，不论男女老少或互不相同姓氏之间的交往，均以“有名无姓”的壮语土名俗定称谓互相称呼：    ①对自己同辈人：兄弟姐妹统称“贝农”。兄是“贝卯”，弟是“农卯”，姐是“贝掃”，妹是“农掃”。“贝”是壮语年纪比自己大的汉字译音，“农”是壮语年纪比自己小的汉字译音，“卯”是壮语男的汉字译音，“掃”是壮语女的汉字译音。在社交实践中的称呼是：比如“依英”、“爹英”年纪比自己大，则称呼“依英”为“哥英”，称呼“爹英”为“蔗英”。“哥”是壮语哥的汉字译音，“蔗”是壮语姐的汉字译音。    ②对父亲同辈人：比如“波康”年龄比父亲大，则称呼“波康”为“爷康”，称呼“米康”为“茂康”。“爷”是壮语伯父的汉字译音。“茂”是壮语伯母的汉字译音。如果“波康”年龄比父亲小，则称呼“波康”为“冲康”，称呼“米康”为“寸康”。“冲”是壮语叔父的汉字译音，“寸”是壮语婶母的汉字译音。    ③对祖父同辈人：比如“公昌”年龄比祖父大，则称呼“公昌”为“公爷昌”，称呼“婆pó昌”为“婆茂昌”。如果“公昌”年龄比祖父小，则称呼“公昌”为“公冲昌”，称呼“婆昌”为“婆寸昌”。    ④对母亲的父亲叫“搭”，对母亲的母亲叫“呆”，对母亲的哥叫“爷”，对母亲的弟叫“舅”，对母亲的姐叫“茂”，对母亲的妹叫“哪”，“哪”是壮语姨的汉字译音。对爷、舅、茂、哪的儿女通称“表”，即“表哥”、“表蔗”、“佬表”。    ⑤对姐的老公叫“蔗夫”，对妹的老公叫“农区”。“夫”“区”是壮语丈夫或老公的汉字译音。    ⑥如果遇到同名的，则冠以地名予以区别，比如“依英”，龙临镇有“依英”，新甲乡也有“依英”，则称呼为：龙临镇“依英”、新甲乡“依英”。    在此只举出最通用的一些称谓，其他的还有很多。    二、壮族何时借用汉姓    据汉文献记载，壮族直系先人的古越人都是“有名无姓”的，汉文化传入岭南始于公元前221年秦50万大军统一岭南，壮族借用汉姓始于汉初的南越国垂相吕嘉，盛行于唐、宋时的壮人上层人物，普及于明、清土官制度下的户藉登记和入学儿童，伪造远祖来自中原始于明代“改土归流”开始后的土官报宗支图和编撰族谱。分述如下：    1、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尚无姓氏。越国历代君王：无余、无壬、大谭、无常、勾践、不寿、王翁、诸咎、错枝、无余之、无颛、无疆等称呼都是没有姓氏。（见《中国古代原始社会》6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秦代居住岭南的越人欧骆部族，曾建立强大古国——西瓯国，其国君名“译吁宋”。“译吁宋”是越语“大越首领”的汉字译音（见《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第12-13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据壮学学者覃晓航考证，“译吁宋”是古越语“西瓯头人（君长）”的意思（见《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第10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汉文献最早译音记录的越人人名（见《淮南子?人间训》）。可见，秦代时期壮族还是“有名无姓”的。    2、壮族本来也有自己原生态姓氏文化    据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科研成果显示，居住岭南的壮族先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历史阶段。各氏族部落，借助崇拜物、标志物为记号，作为社交中不同部族的称呼。例如史称“侬峒蛮”的来历就是如此。侬峒的原始人群，由于居住在树木茂密的森林里，所谓靠山吃山，祖祖辈辈依靠山林树木为生，产生对树木的祟拜，以“树木”的壮话语音作本部族的标志，作为与外界其他部族交往的称呼符号，《岭南古越人名称文化探源》一书第42页说：“‘布侬’是居于平原地区的壮族人对居于山林地带的壮族的称呼法”。及至汉文化传入后，发现“树木”的壮话语音与汉字“侬”、“麻”的读音相近似。“侬”指很多树木构成大片的山林，“麻”指一株一株的树木。便借“侬”这一汉字作本部族称谓而成为“侬峒”、“侬族”、“侬人”、“侬姓”、“侬氏”，历史上就被中原人统称“侬峒蛮”。    由于“侬”、“麻”同属于“树木”，历史上也有以“侬”、“麻”两姓互换使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载：“熙宁八年（1075）正月已未，交趾郡王表言：‘恩城州首领麻泰益，是本道定边州人，移住恩城，今改称侬善美。’”    “峒”是南方壮族地区地名特点，在历史上北方没有“峒”的地名出现过。秦征服岭南后，壮族先民以峒为居，各部族受中原王朝羁縻，在汉文化影响下和政治上的需要，各峒酋长纷纷仿效中原，借汉姓取汉名为记，土著有姓的最早史载是钦州土酋宁氏始于南朝。唐初宁氏衰，“黄峒蛮”乘机在左江崛起，与土著韦氏、侬氏共同控制十余州。可见，“峒”文化的历史就是岭南土著壮族的历史。    3、壮族借用汉姓始于汉初，普及于明、清    秦设岭南三郡后，不久就出现楚、汉争雄混战局面，留守南海郡的赵佗乘机击并三郡以自王，自称南越国。赵佗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就委任号称“越人之准”的吕嘉为丞相，还有吕氏家族上层人物70多人，还册封壮族各部族首领为王侯，如西于王（译吁宋后人），驰义侯何遗、归义侯郑严、田甲、滕侯毕取等。还任命一批文武官员，如瓯骆左将军黄同、桂林监居翁、越郎都稽、揭阳县令史定等（见张荣芳、黄森章著《南越国史》1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这些壮族领袖和部族首领做了汉人（赵佗是今河北真定人）建立的南越王国官吏，为了注册和行政的方便都借用了汉姓。这些部族的平民也都跟着首领借用汉姓。吕嘉的“吕”，原是中原商代一古国名，周代被消灭，其国人皆以国名“吕”为姓（见《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汉末到隋、唐约4百年里，壮族贵族借用汉姓有史可查的有李、梁、宁、冼等姓（见《壮族通史》323页）。    秦统一岭南后，西瓯、骆越的国家形式消失，中原王朝对壮族地区的统治鞭长莫及，壮族先民以峒为聚，长期自行互相融合形成大大小小的部族或部族联盟，比如“侬峒蛮”、“黄峒蛮”等，都各有自己的军事首领（即酋长），各部族的平民也均听从本部族酋长指挥。唐中央王朝为了管制这些半独立状态的壮族各部族，实行“以其酋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州、县、峒制度“以蛮治蛮”，并得世袭。宋袭唐制，按各部族的势力大小委以羁縻知州、知县、知峒等官职，让各部族酋长各自为政，每3年向中央王朝贡纳一次。后来发展成更完备的土官制度。元统一后始设土司机构，如宜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司长官、总管、土知州等官，土司制度正式成立，元王朝开始要求壮族编户上籍，而羁縻州县峒时代的壮族是不上户籍的。元世祖22年（1285），“两江（左右江）侬士贵（南宋末特磨道将军）、岑从毅（安平州首领，今龙州一带）、李维屏（来安州首领，今田东、田阳、百色一带）所部户25万有奇，以其籍归有司”（见《元史》卷167《张立道传》）。这是元初壮族编户上籍时集体借用汉姓取汉字名的历史记录。再经过尔后明、清时期户籍登记制度的更完备，以及汉教育休制传入而兴办学校的入学儿童，更普及了壮族的借用汉姓取汉名。（见《新唐书》卷43、《宋史》卷493、《元史》卷26、《明会典》卷6等书）。    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在《壮民族的意识“再生”》一书115页说：“虽然‘汉化’是被封建皇朝强迫的，但也是平等化的一种手段——借用汉文化提高自己的地位——德国民族学者斯德伯（stubel）关于海南岛的黎族姓氏来源说：‘他们希望跟汉族平等化，就开始使用中国式的姓‘最先接受这种风俗的就是他们的村长，以后他的伙伴们跟着也接受。他们原则上使用同一个姓’。”    4、壮族伪造远祖来自中原始于明代“改土归流”土官上报宗支图    无论唐、宋羁縻官还是元、明、清的土官，都是世袭的。为了防止冒袭、争袭，明洪武26年（1393）规定：“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见《明会典》卷6《土官承袭》）。    壮族古代没有受儒家教化，父子疏离，姓氏观念淡薄，又无本民族的文字记载，除知其父外，少识其祖，更不识曾祖、高祖了。据《土官底薄》转录，明初只有泗城土官知州知道自己元代已去世的被授予“宣命散官武略将军?米安路总管”的祖父岑恕木罕，其他土官都不知道前代历任土官的名。到明中叶以后，土官们才在《亲供宗支图》的基础上编撰族谱。后来民间有文化的人也仿效土官编撰自家的族谱，溯流追源。先土官后民间的早期族谱还是实事求是编写记载自己祖宗的历代人名，表现纯朴厚道的民族性格。但随着中原王朝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不断强化，南方少数民族被辱称为南蛮，“非我类也”，入学进仕受很大压制，再加上“改土归流”政策（即废弃土官，改用流官，或把大土司分割成几个小土司以削减其势力，渐以流官取代，最后达到取消土官制度的目的）对土官世袭制度的威胁，觉得壮族人比汉族人低人一等于心不甘，为求得与汉人的平等地位，导致了土官们心理上的扭曲，产生“附汉为荣”的谬误思想，纷纷伪造远祖来自中原的族谱，比如势力大的岑氏土官。据史载，壮族岑氏土官最早见于载籍的是北宋大观二年（1108）记载的羁縻泗城州。明景泰（1450-1456）之前，尚无攀附中原迹象，但成化（1465-1487）五年（1469）立于思恩府旧城的《崇真观碑记》就把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东汉名将舞阴侯岑彭写成岑氏土官始祖，并误将“舞阴侯岑彭”错写成“舞阴县岑彭”。实际上岑彭是汉南阳棘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人，而舞阴县是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明孝宗实录》卷222也记载弘治18年（1505）广西土官族人岑九仙奏云：“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在家庭农奴制的土官管辖地区的平民（大都是人身依附于土官贵族的奴隶），本来就是跟随土官借汉姓取汉名，也在家谱中仿效土官攀附中原望族、名人并相互抄袭伪造远祖来自中原了。    三、汉姓的来源及发展    我国历史据考古发现，从猿人、古人到新人经历二、三百万年，历经了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即原始人群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即母系氏族原始公社→父系氏族原始公社），从黄帝到尧、舜、禹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禹子启破坏原始社会民主，以“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时期，战国到秦统一，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始于十九世纪的“殷墟”出土十万片商代甲骨文。黄帝以前的文字记载不详，司马迁编《史记》则从黄帝开篇。汉姓渊源有史可考的也只能从炎黄开始。    “姓”产生第一天就是用以区别血缘，即作为各不同部族首领社交中互相称呼的符号。例如传说中的汉族人文始祖黄帝，因长在姬水，住在轩辕丘，即以“姬”为姓，以“轩辕”为号。炎帝因住姜水，就以“姜”为姓。（见司马迁著《史记》）    部落首领的儿子也享有得姓的资格，如黄帝有25子，得姓者14人，如“姬、祁、腠、任”等。    到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①贵族中，氏是姓的分支。例如，夏王室“姒（sì）”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已”姓，“已”姓又分有“苏、顾、温、董、蒙龙”等氏。②到周代，已经有徐氏、萧氏等十几姓。③周初，又把姓分赏给鲁、卫等国的国君。④周代贵族中，只有女才称“姓”。未嫁女，如果名“齐姜”、“宋子”，则“齐”、“宋”是国名，“姜”、“子”才是女本人的姓。⑤东周（春秋）时期，周王“姬”姓，其分封的诸侯国的国君和卿大夫，尽管大都同一血缘，但都不同姓。有书可查春秋时代的姓有：“姬、姒、子、风、赢、任、祁、芊、曹、堰、归、曼、熊、隗（wěi）、添、允”等。⑥周朝贵族实行宗法制度，小宗是从大宗分出的。分出另立门户的小宗，不能再用大宗的姓，必须另取小宗称号，这是“氏”的产生。    周朝贵族得氏的方式：①以“国”名为氏。周代出现过的国名有100多个。②以“邑”名为氏。“邑”相当今的圩、镇、村、屯。周王把封地赐给亲属及有功之臣，诸侯国君又把境内的邑赏赐给亲属及卿大夫。卿大夫及其子孙便以“邑”名为氏了。③以官名为氏。如“司马、司寇、司空”等。④以职业为氏。如“巫、卜、陶、匠”等。⑤以住地为氏。如“东门遂”是住鲁国城东门而得。⑥以同周王或诸侯国君血缘远近的称呼为氏。如周僖王的儿子“虎”称“王子虎”，其孙“苏”称“王孙苏”。郑穆公的儿子“喜”称“公子喜”，其孙“舍之”称“公孙舍之”。⑦以贵族的字为氏。周王室宗法制度规定，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再是公族了。于是另立氏，多以其父王（祖父）的字为氏，如：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称“国参”，就是以“子国”的最后一字为氏。    到战国进入封建社会时期，宗法制度瓦解，氏开始变为姓，如“姒”姓的齐国田氏，就以田为姓了。战国末期，姓氏合一，平民百姓开始普遍享有得姓的权利时，几乎都用所在国的国名做自己的姓氏。此时，没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各国平民百姓都同时得了相同的姓氏了。    四、综上论述，起码有如下历史提示：    1、想要认识姓氏，首先必须认识民族。因为姓氏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出现和变化的。汉族是世界上具有先进古老文明的优秀民族之一。汉姓源于原始社会中炎黄时代的氏族首领。后来首领的儿子也拥有得姓权，即取与父亲不相同的姓，遂出现姓不同而血缘相同的情况。到奴隶社会的夏、商、周，贵族（奴隶主阶段）都拥有得姓权，平民百姓（奴隶阶级）还没有得姓权。夏、商时期，贵族中出现氏是姓的分支，“姓”是部落或部族的名称，“氏”是其属下支系的名称。周王朝宗法制度规定，公族只是包括各代诸侯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再是公族了，必须从大宗分出来另立小宗门户，另取“氏”。周朝得“氏”的方式有：以国名为氏，以邑名为氏，以官名为氏，以职业为氏，以住地为氏，以周王或诸侯国君血缘远近的称呼为氏，以贵族的字为氏。到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瓦解，“氏”变成“姓”，姓氏合一。战国末期平民百姓都普遍拥有姓氏权后，大都以所在国的国名为姓氏。汉姓文化到此基本定型。由此可知，汉姓产生之初虽然是代表血缘传承关系的，但发展到春秋战国已经完全脱离了血缘关系而成为国名、地名、官名、职业名等等的代名词。可见，壮族借用的汉姓也已经不是血缘传承关系上的意义了。因此壮族人要寻根溯源寻找自己先祖的真正来源，则必须从壮族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去考察。    2、壮族是原住岭南“有名无姓”的土著民族。壮族虽然借用了汉姓，但壮族“有名无姓”的原生态文化尚保存，其土著本质没有变，而且得到了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印证和支持。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考古已发现有百色80万年前的旧石器和人类文化遗存，又发现旧石器晚期约距今2万-5万年前两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这是田东县的定模洞人和隆林县的那来洞人（见《布洛陀寻踪》24页）。还有云南省开远县小龙潭的人类直系祖先腊马古猿化石距今约1400万年，云南禄丰出土三具马古猿头骨化石（定名为“腊马古猿禄丰种”）距今约800万年，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两枚人齿化石距今约1700万年，考古学者称之为“元谋人”，比“北京人”早100万年。元谋人已脱了猿人阶段，进步到直立人阶段，为现代人的远古祖先。柳城县凤山镇社冲村楞寨山岩洞出土距今200-300万年的“巨猿”化石，后又采得两个巨猿的下颌骨和1000多枚牙齿及伴生动物骨骼化石，大新县牛睡山黑洞出土3枚巨猿牙齿，武鸣县步拉利山洞发现1枚巨猿牙齿，广西被称为巨猿之乡。华南发现旧石器遗址8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在西江水系流域。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有文化遗存2000多处，其中云南300多处，广西900多处，广东500多处，广西以左右江和邕江交汇处最多，向四周辐射，东到玉林、北流，南到宁明、合浦，西到靖西、德保，北到柳州、河池。在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与壮侗语民族至今仍沿用的捡骨葬（二次葬）基本相同，靖西及其周边各县至今亦仍沿用二次葬，这些都说明今天的壮侗语民族与这些古人类的承袭关系，说明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这些古人类（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祖先。费孝通先生指出：“考古学上有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我们可以推定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历史上汉人迁入珠江流域5次，因而各时期广西的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比例有所变化。据考，明末广西人口比例为：“土七民三”，即土著占七成，汉族移民占三成。清中叶以后为“土五民五”，清末民初为“土四民六”维持至今（以上资料见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广西壮学学会会长覃乃昌研究员主编《布络陀寻踪》一书），说明岭南土著壮族不仅是一个创造、开发、建设岭南人类文明的主人翁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包容吸收其他外来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    3、壮族的“有名无姓”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大量的考古发现，中华大地上于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分别聚居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而形成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出现了自北到南的农牧业、旱作农业的稻作农业三个文化带，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出现比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早一些，汉族的姓氏文化和岭南壮族的“有名无姓”原生态文化也都在原始社会时期应运而生了，但由于壮族发展的滞后，在未产生本民族文字之前就接受了先进汉文化的传入，壮族现用的汉姓和汉字名是后来汉初时期才借用的。壮族聚居最多的广西靖西县，壮族人口占全县58万总人口99%以上，至今仍保留壮族古代“有名无姓”原生态文化的土著本质。

zzhc

	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它们存在一千多年，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瓯、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南宁市范围，发掘出了骆越人祖先留下的十四处贝丘遗址，从中出土了一万年前原始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稻谷的脱壳工具，其中南宁市亭子圩遗址出土的这类工具，经C14测定为11000年。年代仅次于湖南道县壮族苍梧部祖先留下的12000—20000年前的炭化稻粒，比江西万年县的一万年稻谷遗址早1000年。到了骆田时代，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经卓有成效，已经会根据潮水的涨缩选择田块。今天，整个华南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大米为贵，餐桌上的主食主要是大米饭，以大米为原料的食品系列有米饭系列、米粉系列、粽粑系列、糍粑系列、米粥系列、汤圆系列、米糕系列、米饼系列、米花系列、饮料系列、米肉系列、灌肠系列等12个系列，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副食的猪鸡鸭鹅，也是大米的转化物。从旱地农业地区移居岭南的汉族等民族，也都放弃了麦类的种植，和壮人一起在餐桌上享受壮族祖先创造的稻作文化。骆越人的这一大贡献，与日月齐光。

zzhc

	壮族的先民是广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最早的土著，

maniachhz

	QUOTE: 以下是引用zzhc在2009-4-7 8:54:19的发言： 或许看一下《 壮 族 通 史 》能更好了解 现代人关注的是生活与娱乐享受。很少人有时间去看历史书籍或者没那个兴趣爱好，除非是研究历史的相关人员，包括我也没看过。 不过，楼主此帖又让我了解咱们民族历史，增长见识。

maniachhz

	赞同楼主!

maniachhz

	QUOTE: 以下是引用土著虎尾在2009-8-2 21:28:00的发言： “峒”文化的历史就是岭南土著壮族的历史。我赞同这一观点． 莫非其它的就不赞同

土著虎尾

	“峒”文化的历史就是岭南土著壮族的历史。我赞同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