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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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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第三节 南方各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及抗倭斗争

  一、苗族起义
  
  在元朝统治下,南方各民族人民深受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多次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283—1285年(元至元二十——二十二年)“九溪十八洞”的苗、土家族人民在今川、黔、湘、鄂4省边区一带起兵反抗元朝统治,利用陡险的地形,用竹弩木矢与官兵斗争,最后在元官府的三军合击之下,归于失败。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贵州中部苗、仲家等族3000多人坚持一年多的起义斗争。
  14世纪初元朝调集大军远征八百媳妇国时,“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①1301年(元大德五年)五月,苗、仲家、葛僚等族人民在雍真葛蛮安抚司土官宋隆济率领下,群起反抗;几个月后,水西土官奢节(蛇节)也起兵响应。苗、仲家等族人民的起义,将元军分割包围于群山之中,官兵缺粮,以致人自相食。“仓惶退走,士兵随击”,造成“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②的局面。元朝为了摆脱困境,于次年初只得宣布免征八百媳妇国,并将扰民太甚的湖广行省刘深处死,以图安抚百姓。但乌撤、乌蒙、东川、芒部、普安的苗、彝族又共同起义,使反抗斗争的地区更加扩大。直到1303年(大德七年),元朝在征调数万大军,对义军各个击破,才最后消灭了以宋隆济为首的苗、仲家、葛僚等族的联合起义。在14世纪的后半期,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元大起义,湖南西部的苗、瑶族人民在吴天保率领下,于1346年(元至正六年)起兵反抗,先后攻占武冈及辰、沅、叙、靖等州,转战湖北、河南等地。吴天保死后,其所部有的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了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③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④“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⑤
  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①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②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③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湖西苗民还捣毁禁锢他们的边墙。当李自成义军来到湖北荆州、襄阳等地时,湘西筸子坪一带苗族纷纷响应,进攻当地营汛,杀明军官守备、参将,参加李自成队伍,汇入反明斗争的洪流。
  
  二、大藤峡瑶民起义
  
  大藤峡位于广西武宣勒马至桂平弩滩长约6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因在弩滩上溯5里处的泉水冲上有一大藤横卧江面,成为两岸群众来往交通要道而得名。以今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中心,“桂平大宣乡崇姜里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藤县五屯障其左,贵县龙山据其右”,“周遭盖六百里”。④的大山区,都属于大藤峡地区范围之内。形势险要,在明代是瑶族的聚居区之一,有兰、胡、侯、盘四姓,也有部分僮人、伶人居住在内。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是明朝的正统、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北方有鞑靼南下,加上黄河决口,淹地1500余公里,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尖锐。
  1442年(正统七年)大藤峡瑶民因田州士兵在此屯种,进行占田,阻其出入,故在兰受贰率领下开始斗争。但被千户满智等诱杀。景泰年间(1450—1456)瑶民侯大苟高举义旗,队伍很快扩大到1万多人,影响波及两广的高、廉、雷、肇、韶、梧六府地区。
  1465年(成化元年),明将韩雍率官兵16万,分5路转攻大藤峡,年底时起义军退守九层楼山巅,廖战数百回合,终于全军覆没牺牲。时“峡中有大藤如斗,延亘两崖,诸蛮皆缘之以渡,至是斩峡藤断之,名断藤峡”。⑤
  侯大苟起义军失败的次年,侯郑昂等集合起义军遗部700多人,在深夜攻入浔州府(今广西省桂平县),“焚军营城楼,夺百户所印三颗”。⑥显示瑶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这3颗百户所铜印,已于1972年在桂平县蒙圩乡铜锣塘屯头渡坝口的山坡上出土,颗重0.88公斤,7公分见方,文曰“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为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所造。①这一文物的出土是大藤峡瑶民起义取得胜利的见证。在此情况下,明朝决定在大藤峡附近设立武靖土州,以上隆州岑铎管事,在峡内及邻近要隘设立巡检司、千户所多处以加强统治。
  1516年(正德十一年)两广总督陈金与瑶民订约,“商船入峡者,计船大小给之鱼盐,蛮就水滨受去,如榷税然”。②陈金以为此法可行,遂将断藤峡改名为“永通峡”。但不久,江道依然不通,当时浔州人歌谣讽刺说:“永通不通,来葬江中。谁其作者?噫,陈公”。③成为一个受嘲讽的民谣。
  1528年(嘉靖七年)大藤峡南部又继续爆发反抗斗争,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率2万军士进行镇压,并委田州土官岑猛之子岑邦佐到武靖土州为知州,使其就地镇压大藤峡瑶民。1537年(嘉靖十六年)因武靖州土目杀害起义首领侯胜海,占夺瑶民田产引起瑶民激愤,在侯胜海之弟侯公丁领导下,攻破弩滩堡,杀戍兵200多人。但侯公了不久即被诱杀。为了彻底镇压延续达100年左右的大藤峡瑶民起义,明朝遣派侍郎蔡经,副使翁万达,参议田汝成等于1539年率军50000余,以左、右两军,左军分6道,右军分4道,南北夹击,合围征剿大藤峡地区。在大肆屠杀之下,瑶民退居深山,或迁各地,起义归于失败。
  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以后,田汝成曾向总督府献策7条,用以加强对大藤峡地区的善后及统治之用。这7条措施即:“编保甲以置新民,立营堡以通江道,设备御以控上游,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占屯所,处疑兵以慎边防,榷商税以资公费”。④得到蔡经的采纳施行。大藤峡瑶民起义显示了瑶族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后来大瑶山地区瑶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俍、土人、苗、瑶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抗倭斗争
  
  从明朝初年起,日本的土豪、浪人常常勾结我国海盗来沿海骚扰,沿海人民十分痛恨,称之谓“倭寇”。与此同时,朱元璋灭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也亡命海上,与倭寇勾结。东南沿海闽、浙大姓、奸商,土豪也勾通倭寇,非法贸易、获取暴利。“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⑤一些海盗流氓还穿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气焰嚣张。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的活动,严重破坏了沿海人民生产,生活安全。明朝一面以俞大猷、戚继光率官军前往征讨,一面又征调广西俍兵、湘西土兵到东南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狼兵的组成除俍人(壮族)以外,还有苗族在内。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田州土官妇瓦氏接征调令后,因曾孙岑大禄年幼不能指挥军事,特请示广西都督府,以女官参将总兵身份率田州以及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士兵共6800多人,于次年三月来到浙江抗倭前线。与此同时,湘西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率土兵3000,致仕宣慰彭明辅领报效土兵200,保靖宣慰使彭草臣带土兵3000,自备粮食,奔赴苏州,松江地区抗倭。在俍、士兵出发之前,都曾慷慨陈词,以示决心。瓦氏夫人说:“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①永顺、保靖土司都举行隆重仪式鼓舞士气,并共同盟誓,②以示报效祖国的忠忱。
  在狼兵到达抗倭前线后,瓦氏以“我自备军粮,不效尺寸(指建功立业),何以归见乡党”。③因此在战斗中,俍、瑶族土司兵个个奋勇争先,勇敢作战。有次在松江地区狼兵20人为贼兵200人所困,但他们奋力杀敌50多人,俍兵牺牲6人,还单骑逐敌,紧追不放。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瓦氏在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先后分别救出受包围的总兵俞大猷和白都司。“至是,瓦氏勇猛,始为敌人所畏服”。④在距浙江嘉兴北15公里的王江泾战役中,总督张经以浪兵配合官军,分中、西、北三路近击倭寇,与永顺,保靖的士兵共同作战,一举歼敌近2000人,“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⑤王江泾大捷扭转了抗倭以来的被动局面。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荩臣各获明朝赐三品服饰,士兵官兵也获嘉奖。此后,俍、土兵又在陆泾坝再次作战获胜,斩倭首300余级,焚毁倭船30余艘,明廷诏封瓦氏为二品夫人,赐岑大寿、大禄各银20两等。江浙沿海百姓也给以高度赞扬,流传有“花瓦家,能杀倭”。⑥的俗谚。
  俍、土兵纪律严明,有自己独特的战术。史载瓦氏兵“泊胥关月余,驭众有法度,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⑦。说瓦氏“以妇人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⑧在作战时,广西俍兵以7人为一伍,各伍独立作战;每伍中有4人专事击刺,有3人专事割首,以便请功领赏。冲锋时,一人向前,同伍的左右人都大呼夹击,予以支持。一伍向前,则左右各伍都予以支持,全队密切配合,并以执枪者居前,执弩者守卫于两侧,形成尖刀式队形,发挥长短兵器的作用,而湘西士兵则每司设24旗,各有旗头,临战时,排成铁塔式序列,即以一人居前,其后以3、5、7人横列4、5排,其余士兵则于阵后呐喊助威。前列伤亡,后排递补,既要各旗独立作战,又可各旗互相配合协同。进则队列整齐,退则井然有序,攻者无往不胜,守则坚不可摧,这是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战斗经验。尤其是土兵的“钩镰枪弩之技”,可以制服善于近战的倭寇,“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的钩镰枪弩之枝”。⑨明官府在招募民兵中,择其勇敢者,按照俍、士兵办法编队,着其衣,习其技艺,进行训练。抗倭名将戚继光的鸳鸯阵法就是在学习土兵的作战阵法基础上演练而编制成的。
  在抗击外来侵扰、保卫沿海安宁的共同战斗中、俍、瑶、土人、苗族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此后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云南各民族人民,大量土地被蒙古军队辟为牧场,众多的人口被虏掠为奴,直到1283年元朝统治者还发布“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仍禁没人口为奴”。①的禁令。元朝派到云南的官吏又加重对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剥削,“凡入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②并屡增赋税,大肆搜括民财,作为军费,因此引起云南各民族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
  1264年(至元元年)滇东焚人舍利威号召滇东、滇中各民族人民起来反抗蒙古贵族的统治,“舍利威结威楚、统矢、善阐及三十六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③首先起义,接着滇东各爨部相继响应,形成了30万之众。④的起义大军。起义者打败了善阐守军,很快占领善阐,继而又在威楚打败了大理总管信苴日的进讨军,起义军占领了威楚,随后起义军攻下了统矢、新兴(玉溪)、石城(曲靖)和寻甸等城。蒙古统治者鉴于起义势力的强大,便与大理白族段氏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对起义军进行疯狂的镇压。起义军在威楚受挫,统矢被攻破。为了扭转局面,舍利威于1264年秋亲率10万大军准备进攻蒙古贵族在云南的统治中心大理。但是起义军主力在安宁战役中失败,接着善阐、威楚、新兴等城又相继被攻破,使舍利威不得不率余部退入山箐,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再度起义。11年后(1274)舍利威再度起义。但由于中了奸计,舍利威被混入商旅中的奸细刺死,起义失败。⑤元初舍利威领导的起义是蒙古贵族统治云南初期遭到最强烈的反抗,起义势力摧毁了滇池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势力,同时也迫使蒙古贵族改变了一些游牧民族的野蛮统治方式,使封建地主经济在滇池地区发展起来了。
  1301年(大德五年)因元朝统治者派兵征讨八百媳妇国(今缅甸南掸邦至泰国清莱府、清迈一带)引起云南各民族人民的反抗。当年五月,元将刘深率领征八百媳妇国军队2万人到达云南行省的顺元路(今贵阳市),沿途苛派,派粮征夫,“民疲于馈饷”,还向水西(今贵州省黔西、大方、织金一带)彝族首领蛇节强征金3000两,马3000匹。又令云南官员征调云南各族人民马1万匹。致使人民苦不堪言,死者累累,“驱民转饷溪谷之间,一夫负米八斗,率数人佐之,数日乃达,死者亦数十万人,中外骚然”。⑥云南各族人民因不能忍受元朝统治者的苛掠,纷纷奋起反抗。顺元土官宋隆齐还与水西土官蛇节联合,共同起兵,攻占了杨黄等寨。不久,又出兵进攻贵州(今贵阳市),并将刘深及官军围困在山谷之中。接着滇东北的乌蒙、乌撤、东川、芒部,滇中滇东滇南的曲靖、武定、威楚、临安、广西(今云南省师宗、弥勒、沪西、邱北诸县)的彝、白、哈尼等族人民并起响应。滇西的“金齿百夷”也“相率不输赋税,戮杀官吏”,反对征缅蒙古军队。车里(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并联合八百媳妇国共同反抗元朝军队。刘深所率领的2万蒙古征缅军被蛇节“困于穷谷”,首尾不能相救,大部分被反抗者消灭,“存者十不一二”。但是由于反抗斗争极为分散,没有统一的行动,也没有重点打击的目标,因而不久便被元朝统治者用分化诱降和集中镇压宋隆齐、蛇节两支起义军主力的策略所瓦解,顺元部分土官动摇投降,反抗遭到失败,蛇节被杀,宋隆齐逃遁。整个反抗元朝统治者征讨八百媳妇国的斗争最终失败了。
  元朝统治云南后期,由于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斗争,加之天灾连年,灾民增多,民多失业,田地又多被“僧道及豪右隐占”,大量重额地租和赋税加在农民身上,迫使农民丧失大量土地,而元朝统治者和云南地方封建领主、地主又加重剥削,导致各民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305年(大德九年)罗雄州彝族阿都龙少为首的起义军联合广西路(今云南省沪西县)、普安(今贵州省普安县)彝族人民共同反抗,反抗斗争波及到滇东、黔西等地,云南行省右臣汪惟出兵镇压,被反抗群众打败。元朝派云南平章也速带而领兵万人前往增援,才将反抗镇压下去。大理各族人民也曾数次起义,1310年(至大二年)大理各民族联合丽江等地人民起义,1324年(泰定元年)大理护子罗地区人民起义,1325年(泰定二年)大理与云龙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①就是生动的例证。1318年(延祐五年)永昌南窝蒲蛮阿都众、阿楼艮等也领导人民,烧劫豪强,“杀镇将、夺驿马”。②但反抗斗争不久被云南省参政汪申镇压下去,汪申对反抗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但在第二年(1319)永昌蒲人又在阿八刺的领导下起义。
  1322年(至治二年)蒙化州高兰神场落落摩火察火头过生琮又联合庆甸蒲蛮火头阿你通起义,进攻镇南州定远县(今云南省牟定)。
  1327年(泰定四年)庆甸蒲蛮阿益你又再次起义。1342年(至正十二年)金齿百夷的思可法也起来进行反抗,反抗斗争一连进行了5年,一度还占据了麓川、平缅等地。总之,斗争不断发生,几乎遍及云南各地,参加反抗的群众差不多包括了云南的各个民族。这些反抗斗争使蒙古贵族在云南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促使其在云南直接统治的地区逐步缩小到中庆路和滇东的一部分。
  在明朝统治云南时期,特别是明朝统治云南的后期,因赋税越来越重,“赋重役繁”,以致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佃农。而官吏、地主则互相勾结,乘机大肆掠夺农民土地。沐氏家族也乘机侵占云南人民的大量土地作为“勋庄”(庄田),万历年间沐氏在云南各府、州、县境的“勋庄”达8031顷之多,红河南岸15猛纵横200余公里的地方都被沐氏因为“勋庄”。其他官吏也是“广占夷田以为官庄,大取夷财以供费用”,“跟官小人百样生事,一时纵横取索,椎髓剁肉”。③一般地主掠夺农民土地就更为严重。农民丧失土地后便处于破产的境地。贪官污吏更是“横征无度,滥取货材,民不堪命”。④因而各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便不断发生。
  1507年(正德二年)师宗彝族人民在阿本的率领下起来反抗,云南总兵官沐昆三次派兵镇压,并征调禄劝彝族土司凤英的土兵配合才将反抗镇压下去。1514年(正德九年)弥勒“十八寨”的彝族又在阿寺等人的率领下聚众反抗。明朝廷派何孟春率兵前往镇压,遭到反抗群众的英勇抵抗。反抗群众采取官兵抵达村寨时便转移到山上,使官兵常常扑空。但是何孟春为了邀功,竟杀樵夫首级充数。⑤统治者的残暴,并未使彝族人民屈服,相反反抗斗争的规模却越来越大。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彝、白、汉等族人民共同展开了反对明朝派到云南的税监杨荣(太监)的斗争。杨荣到云南后,四处派出爪牙,以征矿税之名,“敲索金宝”,为非作歹,“百姓被害者十之九”,“夷汉汹汹”,各族人民忍无可忍,便群起进攻税监衙门,“围内监府,从外举火,入杀太监杨荣,焚烧府第辎重,歼其从役,缢树投井乞死者百数人”。①杨荣及其爪牙百数十人均被反抗群众处死。杨荣派到赵州的走卒张文华因敲诈勒索十分蛮横,激起了赵州人民的义愤,也被捆绑痛殴。②
  反税监斗争后,易门、嶍峨、荞甸等地于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又爆发了彝、汉等族庄户联合反抗沐氏庄主的斗争。斗争坚持了60多年,给沐氏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史》卷六一,第1482页。
  ①《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蛮有八种曰么些……曰罗落……参错而后。”
  ②《招捕总录》:“至元十一年,阿迷(今开远)土官曰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劫■人。”
  ③参见何跃华:《关于元初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的设置问题》,载《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
  ④济火,彝语作“妥阿哲”,又译作“火济”。
  ⑤《明史》卷三一六,第8169页。
  ⑥同上。
  ⑦关于罗罗文字的创制年代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称:“彝文创自何时.向无定论。”马黑木呷等:《彝文的整理规范及其实践效果》谓:“我国学术界在关于彝文创始年代的讨论中,有的认为彝文始于汉代,有的认为彝文在隋唐时已初具规模,有的认为彝文创始于唐宋或稍晚的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彝族”篇称“大约形成于十三世纪”。《中国文化辞典》说:“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
  ⑧马学良指出:“由于彝文字较少,全靠象形表意字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同音假借字越来越多,因此有的学者则认为是一种音节文字。”(《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彝文条”)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一“曲靖府人物志”载,阿町创“爨字”1840个。1984年出版《彝汉简明词典》收正体彝文1059个。字下有系列词8760多条。但有人认为最常用的基本字,只有500多个(陈士林:《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马黑木呷等:《彝文的整理规范及其实践效果》说:“《彝文规范字表》就是从四川彝区近万字彝文单字中选定的。”
  ①参阅王叔武:《关于白族族源问题》,载《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
  ②(唐)樊绰:《蛮书》,此处引文,引自赵吕甫:《云南志校释》。
  ③同上。
  ④见江应梁:《摆彝的生活文化》第五章,生活习俗。
  ①张公瑾:《傣族文化》。
  ②张公瑾:《傣族历法述略》,《傣族文化研究》一书。
  ③杨甲荣:《纳西族》,《中华民族》。
  ④《明史》卷三一四,第810页。
  ⑤和志武:《纳西族古文字概况》,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⑥李霖灿:《与骆克博士论么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后》,载《大陆杂志》(台湾)第9卷第10期。
  ①德昂族在20世纪50年代曾定名为“崩龙族”,1985年始改今名。
  ②佤族曾以佧佤为名,因“卡”在傣语中意为奴隶,带有贬意,所以在1950年正名为佤族。
  ③《元史》卷三○,第683页。
  ①《元史》卷三五,第785页。
  ②(万历)《滇略》卷九。
  ③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载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3集(1984年)。
  ④参见王兴瑞:《海南人的来源》,载《西南边疆》第六期;邓文通:《海南岛苗族来源探讨》,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但也有人认为“海南苗族由多源组成”,“是‘苗’不是‘瑶’”。见姜永兴:《海南苗族族源与族属新解》,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四辑。
  ⑤(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条。
  ⑥张崇根:《宋元时期的台湾与高山族》,载《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
  ①《元史》卷一○○,第2558页。
  ②《元史》卷九八,第2508、2509页。
  ③同①。
  ④同①。
  ⑤同①。
  ⑥《明史》卷八九,第2175页。
  ①此处卫民,土官的统计,系以《明史·兵志》所载资料为据。但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设置也不断有所调整和变化,如贵州都司,旧有层台、重要两个千户所,俱革。旧有平代长官司,后隶贵阳府。旧有平浪、九名九姓独山州二长官司,后隶都匀府的变化情况,都未计入内。
  ②《明史》卷七七,第1884页。
  ③同上。
  ④《明史》卷五三,第1885页。
  ⑤《明史》卷一二六,第3759页。
  ⑥《明实录》洪武,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十月辛卯。
  ⑦正德《云南志》卷一。
  ⑧同②,第1885页。
  ⑨同②,第1886页。
  ⑩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
  ①《元史》卷一六三,第3834页。
  ②同上书,第3835页。
  ③《元史》卷一六七,第3916页。
  ④《元史》卷一二五,第3065页。
  ⑤同①。
  ⑥李京:《云南志略》。
  ⑦康熙《元江府志》卷二“彝人种类”。
  ⑧康熙《新平县志》卷二“新化州风俗”。
  ⑨雍正《景乐府志》卷三。
  ①见张紞:《云南机务钞黄》。
  ②见天启《滇志·艺文》,载云南巡抚沈儆介奏疏。及雍正《东川府志·艺文篇》卷二,载(明)云南巡抚邓渼:《请巡抚兼制东川疏》。
  ③(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
  ④《元史》卷一二五,第3065页。
  ⑤万历《云南通志》卷一。
  ①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
  ①乾隆《农部琐录》,引载明嘉靖前武定土官情况。
  ②乾隆《贵州通志》卷三七,,引载(明)王守仁:《贻安贵荣书》。
  ③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苗蛮倮。
  ④《黔南识略》卷二四,大定府。
  ⑤《明史·广西土司传》卷三一七,第8202页。
  ⑥恩城州治(今大新县)的赵世绪摩岩刻文及《白山土司志》卷一七,诏令。
  ⑦万历魏濬:《峤南琐记》卷下。
  ⑧同上。
  ①《永顺府志》卷一一。
  ②《保靖县志》卷十二。
  ③顾彩:《容美记游》,载《容美土司史料汇编》。
  ④《长乐县志》卷一六,杂记志。
  ⑤顾彩:《容美记游》。
  ⑥嘉靖《贵州通志》卷二。
  ⑦《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
  ⑨《簷曝杂记》卷四。
  ⑩隆武《邓川州志》卷一。
  ①嘉靖《大理府志》卷二。
  ②《蜀中广记》卷三四。
  ③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一。
  ④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八,程番府风俗。
  ⑤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
  ⑥《明史》卷七六,第1876页。
  ①《明史》卷三一○,第7981页。
  ②同上。
  ③《钱大昕:《潜研堂论文集》卷三六,“郡考”。
  ④《三国志》卷三五,第921页注二。
  ⑤《册府元龟》卷九六四,第11337页。
  ⑥《旧唐书》卷一○九,第3288页。
  ①《宋史》卷四九三,第14175页。
  ②《武经总要前集》。
  ③《宋史》卷四九三,第14177、14178页。
  ④《文献通考》卷三二九,考,第2851页。
  ⑤《宋史》卷四九三,第14174页。
  ⑥《宋史》卷四九六,第14224、14225页。
  ⑦同⑤。
  ⑧《宋史》卷四九六,第14241、14242页。
  ①《元史》卷一○,第200页。
  ②《元史·地理志》三、四、六,四川、云南、湖广行省部分。
  ①《元史》卷九一,第2308页。
  ②同上书,第2309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书,第2310页。
  ⑦同上。同上书。同上书,第2318页。
  ⑧《元史》卷六一,第1460、1463页。
  ⑨同上。《元史》卷六一,第1482、1483页。
  ⑩《元史》卷六三,第1544页。
  ①《元史》卷一六六,第3911页。
  ②《元史》卷三○,第682页。
  ③《元史》卷三五,第785页。
  ④同上书,第3884页。
  ⑤《元史》卷一七,第358页。
  ⑥同②,第683页。
  ⑦《元史》卷一六三,第3818页。
  ⑧《元史》卷三八,第826页。
  ⑨《元史》卷一七,第366页。《元史》卷六三,第1540页。
  ⑩《元史》卷一二,第252页。《元史》卷一八,第383页。《元史》卷二九,第658页。
  ①《土官底薄》云南“楚雄府同知”条和广西“思明府知府”条。
  ②《元史》卷二一,第454页。
  ③《元史》卷一六六,第3911页。
  ④同③,第3884页。
  ⑤《元史》卷三四,第754页。
  ⑥《元史》卷一七,第361页。
  ⑦(清)王煜:《邓卫公愈振武岩》,载同治《来凤县志·艺文志》。
  ⑧《续文献通考》卷二八,土贡一,第3052页。
  ⑨《元史》卷二四,第359页。
  ⑩《元史》卷一七,第359页。《元史》卷二九,第654页。
  ①《元史》卷一六六,第3910页。
  ②《元史》卷一二五,第3067页。
  ③《续文献通考》卷二八,土贡一,第3052页。
  ④《元史》卷一○,第206、207页。
  ⑤《元史》卷一六,第349页。
  ⑥《元史》卷一七,第372页。
  ⑦《元史》卷三六,第805页。
  ⑧《元史》卷二六,第589页。
  ⑨《元史》卷一○三,第2635页。
  ⑩同上。
  ①《明史》卷三一○,第7981页。
  ②《明史》卷七六,第1876页。
  ③同①。
  ④同上书,第7982页。
  ⑤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序》。
  ⑥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一。
  ⑦《明史》卷七六,第1876页。
  ⑧根据《明史·土司传》、《蛮司合志》、《土官底簿》、《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的统计。
  ①《全边略纪》卷七、八。
  ②《明史》卷七六,第1875、1876页。
  ③同上,第1876页。
  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
  ⑤《全边略纪》卷七。
  ⑥《明会典·吏部》卷六。
  ⑦《土官底簿》“永宁府知府”条。
  ①《明史》卷六八,第1644页。
  ②《明会典·礼部》卷一○八。
  ③《明会典·兵部》卷一一八。
  ④《明史》卷三一○,第7991页。
  ⑤同上,第7987页。
  ⑥《明会典·礼部》卷一○八。
  ⑦同上。
  ⑧同上。
  ①《明会典·礼部》卷一○八。
  ②同上。
  ③《明史》卷三一○,第7989页。
  ④《明会典·礼部》卷一一三。
  ⑤同上。
  ⑥《土官底簿》“广西南武州知州”、毛奇龄:《蛮司合志》卷八。
  ⑦毛奇龄:《蛮司合志》卷八。
  ⑧《明史》卷三一六,第8168页。
  ⑨《明会典·兵部》卷一二一。
  ①《明史》卷三一三,第8072页。
  ②《明会典·兵部》卷一二一。
  ③《土官底簿》云南“陆凉州知州”条。
  ④《明史》卷三一○,第7994页。
  ⑤《土官底簿》四川“马湖府知府”条。
  ⑥《明史》卷三一○,第7988页。
  ⑦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三。
  ⑧《明史》卷三一七,第8209页。
  ⑨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三,“安贵荣”条。
  ⑩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七。
  ①《明会典·兵部》卷一三一。
  ②《明史》卷三一○,第7993、7994页。
  ③《明史》卷三一二,第8058、8055页。
  ④同②,第7998页。
  ⑤《明史》卷一七八,第4730页。
  ⑥《明史》卷三一七,第8209页。
  ⑦《明史》卷一九四,第5148页。
  ⑧《清史稿》卷五一二,第14204页。
  ①《元史》卷一六七,第3916页。
  ②同上。
  ③《元史》卷一○一,第2593页。
  ④《元史》卷一○,第201页。
  ⑤《元史》卷一二五,第3065页。
  ⑥《明史》卷三一六,第8186页。
  ⑦《明史》卷三一○,第7997页。
  ⑧《明史》卷三一四,第8100页。
  ①《朋史》卷三一四,第8122页。
  ②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七三。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2册。
  ④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六。
  ⑤乾隆《普安州志》卷一四。
  ⑥李心衡:《金川琐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8帙。
  ①《元史》卷一六八,第3948页。
  ②同上。
  ③《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五五,第3页。
  ④《宋史》卷一七二,第4581页。
  ⑤《宋史》卷一七一,第4549页。
  ①《宋史》卷三一○,第7983页。
  ②《宋史》卷一七二,第4584页。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七。
  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平藤峡盗》。
  ⑤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一二。载《绍兴先正遗书》第43册,第12页。
  ⑥《明史》卷三一七,第8221页。
  ①参见胡起望等:《桂平纪行》,三颗铜印,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91—93页。
  ②《明史》卷三一七,第8221、8222页。
  ③《明史》卷一八七,第4961页。此歌谣的另一说法为:“昔永通,今求通,求不得,葬江中,谁其作者,噫,陈公。”
  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九《平藤峡盗》。
  ⑤《明史》卷三二二,第8352,8353页。
  ①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下。
  ②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
  ③《明实录》,卷四二一。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乙丑朔。
  ④徐宗暮:《抗倭纪略》
  ⑤《明史》卷二○五,第5407页。
  ⑥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一四,载《绍兴先正遗书》。
  ⑦《粤西丛载》卷二四,引董斯张《炊景集》。
  ⑧采常吉:《倭变事略》卷三。
  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
  ①《元史》卷一二,第258、246页。
  ②同上。
  ③《元史》卷一六六,第3910页。
  ④李源道:《大崇圣寺碑铭并序》
  ⑤同③,第3910、3911页。
  ⑥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五。
  ①《元史》卷二三、二九,第529、648页。
  ②《经世大典·招捕总录》。
  ③何孟春:《请复置永昌府治疏》,载《云南史料丛刊》第35辑。
  ④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七。
  ⑤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九。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
  ②万历《赵州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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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3-8-29 17:22:00 |只看该作者
八寨起义
  桂中瑶、壮农民反明武装斗争。八寨系今忻城、上林两县交界处的8个村寨。明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民不聊生。洪武九年(1376)古蓬(今忻城境)农民起义,揭开起义序幕。后被韩观残酷镇压。永乐年间(1403~1424),八寨人民继续起义。 景泰五年(1454),义军出攻上林、武缘(今武鸣)等地。天顺元年(1457),义军发展到万余人,直逼南宁。成化六至八年(1470~1472)义军在黄公刚等领导下四处活动,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使韩雍派兵围攻,义国受挫。正德至嘉靖(1522~1566)初,义军建立政权,与大藤峡起义农军配合作战,席卷桂中、桂东南一带。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以6000人攻取八寨,屠杀义军4000余人。嘉靖三十三年,义军又起,一度攻入南宁,袭击武缘等县。万历七年(1579)义军发展以7万人。两广总督刘尧光诲以6万官兵进攻,义军苦战半年,3万余人牺牲,5000人被俘,历时200多年的起义终告失败。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林还举行过纪念“八寨起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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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8-30 17:13: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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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明白,某些人为什么那么贱,臭嘴BB个没完,难道真的很闲? 但是鹦鹉能言终究不是人,还是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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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8-30 17:52:00 |只看该作者
我觉得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没啥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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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的作用只能说是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维护国家统一。因为土司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分裂国家的性质。
“改土归流”由于触动土司根本利益,因而引起频繁的反抗和冲突。从客观效果来看,“改土归流”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融合,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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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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