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 壮泰族群的渊源 作者: 覃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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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泰族群的渊源  作者: 覃圣敏 广西日报记者  曾培源 　　南宁市竹溪南路的新兴苑小区，著名壮族史学家、《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一主编覃圣敏教授。 　　刚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社科项目，并不知道它的规模，因此，当覃圣敏教授从他的书房里颤巍巍地抱出一摞“砖头”搁到沙发上时，我被吓了一跳：五卷本，约300万字，参与研究编撰的中泰专家学者达40多位，研究时间长达13年之久。这样的规模，即使在中国的社科界也是罕见的。 　　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时，覃圣敏正当壮年，等到课题成果以一摞“砖头”的规模和分量出现时，他已将近花甲之年。人生能有几个13年？为了破译壮泰同源的“密码”，覃圣敏和课题组的专家们在事业的盛年期，把自己重要的一个13年贡献了出来。 　　【一次惊奇的泰国之旅】 　　1988年11月8日，由自治区副主席张声震率领的广西民族文化代表团赴泰国访问。当时还是广西民族研究所业务人员的覃圣敏，被张声震“钦点”为团员。这让他本人和其他人都感到有点意外。其实，张声震看中覃圣敏是有原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覃圣敏受命主持广西崖壁画的野外调查工作。不久，由他主编的《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正式出版，并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成果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也是广西第一次在北京大规模展出壮学研究成果。精通专业、视野开阔的覃圣敏深得笃爱壮学研究的张声震赏识。 　　第一次到泰国，覃圣敏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有点纳闷，怎么曼谷街头的泰国人说话的语调，竟很像广西壮语南部方言？此前，他也听说过壮语和泰语有点相似，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深究过。 　　晚上，泰方在饭店盛情款待广西代表团一行。泰国孔政大学的一位教授与覃圣敏共席。广西代表团只带了一名翻译，由于双方交谈甚欢，翻译忙得不可开交。覃圣敏一时插不上嘴，只好干坐着。忽然，那位泰国教授笑吟吟地招呼他：“阿詹覃，斤阿斤阿！”（泰语：覃老师，吃啊吃啊。） 　　覃圣敏楞了一下，随即用广西“南壮”话答道：“乜斤僚，音僚。”（壮语：不吃了，饱了。）他当时只是想用壮语“试音”，没想到对方居然听懂了。 　　泰国教授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问翻译：“阿詹覃”是什么时候学泰语的，讲得这么正宗？翻译也很奇怪。覃圣敏只好如实“交代”，他刚才讲的不是泰语，而是广西的“南壮”话。 　　泰国教授感到不可思议，他撇开翻译，指着桌上的一碟红烧鱼问：这个叫什么？覃圣敏用壮语说出一个词，对方也用泰语说出一个词。两人都惊住了：读音几乎完全相同！泰国教授接着一一指点桌上的牛肉、猪肉、螃蟹、虾、壅菜，问“这个叫什么”，覃圣敏一一回答。两人再次惊呼：怎么读音是一样的？！ 　　泰国教授干脆站起来，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脑袋、耳朵、鼻子、嘴巴、牙齿、舌头……从上面一直指到脚趾头，覃圣敏也用壮语把自己身上的“零件”名称逐个念了一遍，结果读音跟对方基本相同。两人哈哈大笑，张开手臂拥抱在一起，几乎同时喊出了两个字：“贝侬！”（壮语泰语都是“兄弟”的意思,也有叫”比侬”）。 　　【缘结桂林甑皮岩洞穴】 　　在泰国意外发现壮族的“贝侬”，让覃圣敏回国后，他写了一篇《壮泰文化比较初识??访泰随想》，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有关壮泰民族比较的思考碎片写了出来。但他仍感到言犹未尽，意犹未尽。 　　中国的壮族和泰国的泰族语言相近，风俗习惯相似，这个现象很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对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虽然从19世纪末起就有学者进行研究，但都是局部的研究，没有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系统的对比研究。 　　在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之后，覃圣敏心中有底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这个课题，不但还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比前人更深、更广、更全。 　　他很快就搞出了课题研究提纲。单从这个提纲看，就知道他的“野心”有多大：从地理环境、体质特征、考古文化、语言文字、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结构等15个方面进行比较，涉及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十几个学科。这么大的课题，放在15年后的今天，他连想都不敢想，可他当时正当壮年，胸中蕴涵着“气吞八荒”的气概。 　　覃圣敏把提纲交给了广西民委主任余达佳，并提议要中泰两国专家合作攻克这个课题。余达佳是一位资深壮学家，也看出了这个提纲的分量，他说“这么大的课题，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他答应覃圣敏，将尽快争取获得自治区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1989年，自治区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泰语翻译利江宏到泰国进修，覃圣敏委托他在泰国寻求合作者。利江宏先找到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当时该校正与广西民族学院合作搞《壮泰词典》，因而对覃圣敏抛出的“绣球”不感兴趣。随后，利江宏又通过泰国艺术部（相当于我国的文化部），辗转找到泰国艺术大学的考古学院。也许是“同气相求”吧，该学院很快接过了同是考古专业出身的覃圣敏抛来的“绣球”。 　　1990年，泰国艺术大学代表团一行6人飞到广西。他们在广西壮学专家的陪同下，考察了壮族山村，参观了南宁、桂林、柳州三市的博物馆。在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侧的甑皮岩洞穴遗址，泰国学者的眼睛齐刷刷“钉”住了陈列室展出的“蹲葬”图片。泰国考古专家素林突然问覃圣敏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当初你们发掘遗址，有没有在遗骨上看见绳子？” 　　覃圣敏被问得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如实相告：这个遗址距今已有7000至10000年，即使有绳子也化成灰了。 　　素林指着“蹲葬”图片神秘兮兮地说：“单凭这个东西，课题就可以立项了。知道是为什么吗？”覃圣敏如坠五里云中，摇了摇头。“因为泰国王族现在还有蹲葬的习俗，王族的人死了，也要用绳子捆成蹲坐的姿势，再进行火化。”素林一语道破机关。 　　1991年1月，中泰双方在泰国艺术大学举行《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合作协议签定仪式，广西民委主任余达佳、泰国艺术大学校长凯西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覃圣敏松了一口气。他暗下决心，要在三五年内把这个课题搞出来，最迟也要在1996年完成课题研究。他怎么也想不到，整个研究过程竟要花上13年的时间！ 　　【集体智慧的结晶】 　　“没有中泰两国40多位专家的的共同努力，我就是再耗上两个13年，也无法完成这么庞大的工程。”覃圣敏抚摩着沙发上那五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感慨地说。 　　中方参与研究并执笔的专家有18位，多数是壮族，泰方专家26人。他们要从15个方面对壮、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其涉及的学科之多、工作量之大，在广西的社科研究上是史无前例的。 　　课题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运用体质人类学对壮、泰两个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比较。当时，覃圣敏委托广西中医学院的专家来搞这个子课题。由于武鸣县大部分人口都是壮族，而且该县的壮话被定为广西的标准壮话，所以有专家提出在武鸣县进行活体测量就可以了。但覃圣敏认为，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在武鸣搞过活体测量，他们收集到的资料并不理想，而且武鸣县靠近南宁，南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商贸交易的重镇，与外来人口接触、通婚的机率很高，与之相邻的武鸣难免会受到民族交融的影响。单单在武鸣采集样本，显然缺乏学术上的“典型意义”。 　　为此，覃圣敏提出，在广西北边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南边的大新县、中间的马山县，各选一个交通封闭、民族杂居较少的壮族村庄，再对十几代都是壮族的村民进行调查。他的建议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随后，专家们深入这三个县，采集了数百例活体的血液、毛发、唾液等样本，为日后开展壮泰民族的体质特征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广西、云南壮族聚居地的调查，也充分发挥了课题组“兵团作战”的优势。专家们分为4个组，沿着左右江和红河流域，对广西的12个县、云南的4个县的壮族山村开展调查，历时3个多月，收集了十分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地理环境、体质特征、考古文化、语言文字、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规、社会结构、文化艺术、文化教育、民间科技等15个方面，其中，对后来破译壮泰同源“密码”起到关键作用的2000个古老壮族词汇，就是这次调查的重要成果。 　　【用语言学破译壮泰同源“密码”】 根据协议的约定，1991年至1993年，中泰双方的课题组专家每年都要互访一次，分别到泰族和壮族农村考察，每次访问的时间为20天左右。覃圣敏和广西课题组成员利用访问泰国的机会，在农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覃圣敏在泰国访问期间，对孔老夫子的话有了更深的体会。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的许多城市“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只有在农村，仍保留了许多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人生礼仪和生活习俗，而这些礼仪和习俗与壮族的相似性、相近性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比如：壮族农村有上面住人、下圈家畜的干栏式建筑，泰族也有；壮族农村有碓、竹篾泥磨，泰族也有；壮族有舂糯米糍粑的习俗，泰族同样有；壮族有壮锦，泰族有泰锦；壮族婚礼中有“拦门歌”，泰族婚礼中有“拦路竿”；更奇的是，壮族有竹编的捕鱼工具“森”和“塞”，泰族也有，而且叫法和形状几乎完全相同。难怪覃圣敏在泰国农村拍到这些照片时，连喊“太珍贵，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学考古的覃圣敏非常清醒，仅有工具、建筑、习俗上的相似性，还不足以证明壮泰同源，因为这些东西的相似性也可以是由接触的经验造成的，而同源的前提则必须是共同生活过，其中最关键的是语言系统中最稳定词语的相似性，这些词语主要有“天”、“地”、“你”、“我”、“吃”、“走”、“生”、“死”以及各种农作物和家禽家畜的名称。于是，他又组织专家利用语言学这个“显微镜”来破译壮泰同源的“密码”。 　　课题组收集了2000个壮族古老、常用的生活词汇，然后从中挑选出1000个词汇，跟泰族对应的词汇进行比较，结果相同相近率达到70%以上。这已基本能够证明和支持壮泰同源的推论了。但覃圣敏还是不满足，也不太放心。于是，他又运用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博士陈保亚先生最新提出的“联盟树”理论，对壮泰民族的通用词汇进行推演。 　　“联盟树”理论，创造了一种区分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的新方法，它将语言学家斯瓦迪士1952年从印欧语言中挑选出来的被公认为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200个词语，分为两阶，第一阶有100个词语，第二阶也有100个词语。在这两阶词语中，如果两种语言的关系词（语音相同相近的词）数量从第一阶到第二阶呈上升趋势，则属于接触关系；如呈下降趋势，则属于同源关系。利用这一方法，覃圣敏推演出壮泰语言是同源关系。 　　接着，他又创造性地运用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对壮、泰民族分离的时间进行“断代”，即通过分析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词汇，来划分壮、泰民族分离时间的上限和下限。他首先选择读音相同的词（说明共同时生活时间长）来推定时间的上限，这类词他选最晚的，晚至东汉时期，这类词主要有“犁田”、“买卖”、“金银”等；然后再选择读音不同的词（说明已经分离）来推定时间的下限，这类词他选最早的，早至晋朝、南朝时期，这类词主要有“水车”、“龙骨车”、“拱桥”等。这么上下一“卡”，壮、泰民族分离的大致时间就出来了。 　　“断代”之后，覃圣敏再运用考古、历史、文化等学科材料进行印证，最后得出研究结果：壮、泰民族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五岭以南到现在越南红河以北地区。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大致延续到东汉时期；他们分离的时间，大致在东汉以后至唐代以前这段时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其中的一部分辗转迁徙到现在的泰国北部。大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在泰国北部建立了王国，并逐步统一了今泰国境内的许多小国，建立起素可泰王朝。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最终逐渐形成了壮族和泰族两个不同的民族。 　　泰方学者在课题研究总结中也认为，台语民族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骆越，后来台语民族往西、往南迁徙，与生活在湄公河、湄南河流域以及东南亚沿海河口平原的孟族、高棉族和掸族产生血缘关系，演变成今天的泰族。 　　壮、泰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同源异流”说，至此得到中泰双方学者的一致认可。 内容提要：壮泰族群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的形成，因缘于壮泰同源。两个民族的先民原来共同生活在今广西等地，一直到东汉时期。他们分离的时间，主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分开以后，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族。这种情况，与远古时期生活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三大民族集团的发展正相吻合。 　　壮族主要聚居在今中国广西，邻近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也有分布。泰族则主要聚居在今泰国境内，为泰国的主体民族。 研究发现西双版纳的傣族，德宏州傣族也是与壮族同祖。傣族的“傣”既是壮语下面的“下”的意思，傣族一直往南迁移，故有在下面的意思。傣族、侗族、布依族、毛南族也是和壮族同祖并语言相通。 　　一、壮泰民族文化的共同点 　　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下几方面： 　　⒈语言文化方面 　在壮语和泰语的语音中，共有的声母为p、ph、b、m、f、v、t、th、d、n、s、l、k、kh、?、h、?等17个，共有的元音有a、i、u、e、o、?、?等7个；韵母中有以-i、-u、-?、-m、-n、-?、-p、-t、-k收尾的音节；元音带有韵尾时，分为长音和短音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以单元为韵母时则都是长音。在壮语北部方言中，没有送气塞音声母，而在泰国南部的董里、博他仑府的泰语中也是如此。另外，壮泰语中韵母系统的布局通常是对称的，例如有ei就有ou，如果ei变为i，则ou也相应变为u；高元音和韵尾之间往往带有过渡音，带过渡音的高元音和腭化、唇化音与汉语的介音不同。 　　壮语泰语中的声调都是四个基本调类，又因声母的清音和浊音各分为阴、阳，故而形成八类。尽管壮语和泰语的声调和调值不完全相同，但却有整齐的对应关系。 　　在语法方面，壮、泰语的词序和虚词都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语序均与汉语一样为主语——谓语——宾语；但是，壮泰语的词序则与汉语大相径庭，壮泰语语句中的修饰或限制万分一般位于被修饰的中心词之后，指示代词更在整个修饰词组的后面，而汉语的修饰成分则在中心词组之前。例如，汉语中的“牛肉”“猪肉”“大哥”“二哥”，在壮泰语中的词序为“肉牛”“肉猪”“哥大”“哥二”，等等。这种词序结构的不同，如果从汉语的角度来看，往往会把壮泰语的词序视为“例装”。其实，从思维的顺序来说，壮泰语属于顺行结构类型，而汉语则属于逆行结构类型。 　　在基本词汇方面，壮语和泰语有许多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曾列举了2000多个基本词汇进行比较，相同或相近的约占75%左右。为了避免选词时的主观倾向，梁敏、张均如教授在《侗台语族概论》①一书中，以斯瓦迪士（M.Swadesh）选定的200多个词汇为基础，剔除一些在侗台语中没有或用词组表示的词项，最后选定200多个词项作为壮语和泰语对比的基教。他们对比的结果，壮泰语的同源词占64.74%。另外，与壮、泰民族语言密切相关的地名，其结构及词义也往往相同，例如以“板”[ban]、“岜”[pia]、“古”[ko]、“雷”[doi]等词冠首的双音、三音地名，在壮泰民族分布区并不罕见。 　　⒉物质文化方面 　　壮族和泰族都是稻作农业民族，都以种植水稻为生，日常生活中以稻米为主，都喜欢吃糯米饭。耕作的过程从犁田、耙田、灌溉、撒秧、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谷、晒谷，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都基本相同，就连生产工具和用具如犁、耙、锄、镰、打谷桶、谷仓、石磨、泥磨、碓等也基本相同，甚至有关的名词、动词也大多相同或相近。只是种植的季节和田间管理有所不同而已。 　　与稻作农业紧密相关的是水果的种植和家禽家畜的饲养。在壮泰民族的农户中，通常都在屋前屋后种植果树。这些果树中，除了因气候条件的不同而异的品种之外，许多品种例如龙眼、柚子、黑榄、杨桃、黄皮、柑子、芒果等，它们的名称都相同或相近。在饲养的家禽家畜中，主要有水牛、黄牛、马、猪、狗、鸡、鸭等，它们的名称也完全相同。 　　作为稻作农业的补充，渔捞业在壮泰民族中也有许多相同的，例如捕鱼工具罾、网、簺、船、木筏等，不仅形体相近，称谓也相同；捕捞的对象如鱼、虾、蟹、塘角鱼、黄鳝鱼、螺蛳等，名称完全相同。 　　壮泰民族的民居建筑，都是“干栏”式，“干栏”的结构和布局大体相同，不仅是房屋的柱子、檀条、横梁、楼梯、门、窗、火灶等名词完全相同，就连建房和入居的仪式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屋顶的式样风格和室内的摆设有所差别而已。 　　壮泰民间使用的纺纱机、织布机以及纺纱织布的方法也基本相同，织成的壮锦、泰锦的图案风格很相近。染色的方式方法也很相似，甚至连对颜色的审美观念都很相近，例如都喜欢穿用兰靛色的衣物。 　　⒊制度文化方面 　　壮族和泰族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都是父系、母系并行，现在虽然以父系为主，但母系的余韵仍较浓厚。其在婚姻制度上的表现，是两个民族过去都盛行“夫从妻居”，但这种现象在近现代已有不同的表现：壮族的“夫从妻居”，在桂东地区已经很少，桂中地区还有一部分，桂西地区则较多，而且夫到妻家后，须与女方父母同住，子女须跟母姓；而泰族的“夫从妻居”，不须与女方父母同住，只在女方村子里另起楼房独住，而且子女不随母姓而随父姓。在壮泰民族的社会中，原无“重男轻女”的现象，因为女子也可以成为家庭的承嗣。 　　在壮泰民族的民间习惯法和地方法中，有许多相同和相近的内容，例如都推崇资深的人，族长或村长往往就由这类人担任，村内或族内有矛盾产生时，也由这类人来裁决；如果有偷盗事件发生而未抓住偷盗者，同村的人则共同负担责任。 　　⒋精神文化方面 　　壮、泰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大体相同或相近，无论是家庭伦理还是社会公德方面都很相似，例如尊老爱幼、崇尚贤能、尊重妇女、勤俭互助、诚实待友、谦和相让、不争名利等，甚至连善恶观、义务观、荣辱观、幸福观等也基本相同。 　　最大的区别是宗教信仰方面，泰族普遍崇奉佛教，而壮族则主要信奉原始巫教和“师教”，而且“师教”中融合了汉族的道教及佛教。但是，在原始宗教观念方面，仍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崇奉土地神、山神、树神、水神、田神、谷神等，不仅观念相似，就连举行的有关祭祀仪式也相近。 　　在文化艺术方面，壮泰民族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能歌善舞，往往以歌舞迎客待客，但到后来，壮族民间“重歌轻舞”，而泰族民间则“重舞轻歌”。另外，民歌中不乏旋律相近者。 --------------------------------------------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二、壮泰民族溯源 由前近述，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何以形成？尤其是壮语泰语中基本词汇的相同相近率那么高，原因何在？ 　　⒈语言的启示 　　不同的民族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语言，所以，语言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活化石”。 　　语言的产生，首先是在同一个群体内的人们因长期生活在一起而约定俗成逐步形成的，并在不断地发展。随着各种人类群体的发展和壮大，各种语言呈现出纷繁的现象。为了区分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谱系关系，语言学家们把各种语言分为不同的语系、语族和语支。一个语系包括若干个语族，一个语族包括若干语支，同一个语系内的语族、语支，都有同源的亲属关系。按照这种谱系分类法，中国的语言学家通常都将壮语和泰语划归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台语支。尽管语言学界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但分歧点主要在于侗台语族的语系问题，而对侗台语族及台语支内部各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则没有争议。既然壮语和泰语同属一个语支，就说明壮语和泰语同源，同时也说明壮族和泰族同源，因为语言不可能离开民族而存在。 　　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可能是孤立的，通常都与周围的其他民族进行交往。互相接触、交往的结果，在语言上也会互相吸收。所以，非同源的民族也可以在语言上产生共同词汇的现象。有人曾经设想，壮语和泰语的共同点，有可能产生于两个民族的交往。但是，这种设想并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民族在语言上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通常只是吸收其词汇而弃用其语法，而壮泰民族在语言上的共同点，不仅是词汇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语法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壮语泰语的共同点并非只是接触关系。其次，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地理条件的制约，在古代尤其如此。在壮泰民族分布区之间相距甚远，陆上没有河道沟通水路，陆路也因千山万岭的阻隔而不畅通，海道还要绕过马六甲海峡，风险甚大。在交通如此不便的自然条件下，壮泰先民的交往必然受到限制而不可能频繁。即使壮泰先民有所交往，也不可能达到在语言上具有那么多共同性的地步。这点还可以从壮族和汉族的交往历史和结果得到反证。从地理条件看，壮族先民分布区和汉族地区之间的交通条件远比壮泰民族分布区之间便利得多；从交往的历史看，即使仅从秦代算起，壮族先民和汉族交往至少已有二千多年，而且从未间断过。但直至今日，壮汉之间的语言差距仍然很大，用壮语和汉语仍然无法直接进行交谈。这种情况与壮泰语言之间的亲近距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1991年我们和泰国学者同去访问广西靖西县（南壮）的一个农村。该村的村民从未听人说过泰语，刚开始时，村民们对泰国学者说的泰话并不明白，但当泰国学者把一句话的有关词汇分开，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说了几次之后，村民很快就反映过来，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当说到农户中一些家具的名称时，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壮族中年妇女甚至还纠正了泰语翻译人员的误译，结果使大家开怀大笑，壮泰之间的语言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如果用汉语普通话同村民交谈，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所以，壮泰语言的共同性，不可能仅仅由于两个民族的交往所能形成的，而是因为原来曾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缘故。 　　为了区分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抑或接触关系，中国年青的一代的语言学者、北京大学的博士陈保亚先生创造了一种新方法①：将斯瓦迪士从印欧语言中挑选出的被公认为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200个词汇分二阶，第一阶称为“第一百词”，第二阶称为“第二百词”；然后根据两种语言在第一阶和第二阶中的“关系词”的多少来确定从第一阶到第二阶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是上升，则表明这两种语言没有同源关系而仅有接触关系；如果是下降，则表示这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其关系如下图： 　　这个 “关系阶曲线图”，经过在已知有同源关系或不同源而仅有接触关系的各种语言中进行验证，结果都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对壮语和泰语进行比较的结果，第一阶有90个关系词，第二阶有65个关系词，从第一阶到第二阶的趋向是下降的，说明壮泰语有同源关系。 　　既然壮泰民族同源，其先民原来曾在一起共同生活，那末，他们于何时何地在一起共同生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分别追溯一下这两个民族的起源。 ⒉壮族来源问题 　　关于壮族的来源问题，主要有“外来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 　　“外来说”总的认为壮族是从其他地方迁到广西来的，而从何地迁来，又有不同说法。有说直接从山东、河南迁来的，也有说从四川、陕西一带辗转迁来的，还有说从湖南、福建、广东迁来的，等等。至于迁入广西的时间，多数说是宋代，还有一部分说是明代。 　　这些“外来说”的根据，主要是流传于各地壮族民间的族谱和一些碑刻。综观各姓氏的的族谱和墓碑，几乎都没有说是广西本地土著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壮族“外来说”的根据似乎很充足。但是这些族谱多是清代以来陆续编修的，明代编修的都已经很少见到；墓碑也多刻立于明清时期。这些族谱或墓碑多数都说是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期间从中原的“山东白马”迁到广西的。由于编修族谱或刻立墓碑的时间与其文中所说迁入广西的时间已相距数百年之久，因而其可信程度如何，还需要谨慎考订。假如这些族谱或墓碑所说的都可信，那末，在宋代以前广西地方就不应该有壮人。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广西地方在秦时就生活着势力强大的土著民族西瓯、骆越。而据历史学家和民族家们的研究，一致认为西瓯、骆越即今壮族的先民。约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攻略岭南（今广西、广东），其中一路曾经遭到西瓯、骆越人的顽强抵抗。越人利用地形、地物在夜间袭击秦军，击杀了秦军统帅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逃得性命的秦军提心吊胆，“三年不解甲弛弩”，精神高度紧张。进攻广西的秦军有两路，至少有二十万，为数已经不少，秦军装备的精良，亦远非越可比。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秦军却遭到了越人的重创，可见越人在人数上应比秦军更多。秦军虽然最后打败了瓯骆越人，但也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杀光，西汉时广西还有许多越人，就说明大部分越人生存、繁衍下来了。既然壮族的先民西瓯骆越繁衍下来了，那为什么壮族各姓的族谱都不肯提及，而几乎都说是从北方迁来的呢？这除了文化落后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与历史上各朝代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有关。 　　中国的姓氏大约是在西周时由汉族先民发明创造的，而壮族先民直到秦代仍是有名无姓。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军攻略广西时曾经击杀了西瓯君译吁宋。这个“译吁宋”，只是西瓯首领的名字的译音而已，并没有姓氏。西瓯人的首领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西瓯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到秦代以后，壮族先民受到汉族影响，才陆续取了姓氏，较早的有吕、黄、苏等姓，以后又有韦、覃、莫、蓝、周、宁、凌、白、卢、邵、柴、李……等等。这些姓氏，几乎都是汉族姓氏。壮人既然借用汉人姓氏，又企图籍族谱以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于是就“顺手牵羊”，将汉人姓氏族谱中的先祖也奉为自己的先祖。这样，就将本来似是而非的历史变得顺理成章了。 　　所以，不能单凭籍姓氏族谱就说壮族来自北方汉人。当然，在壮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排除有汉人加入的成份，因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宗族。宗族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照理说没有血缘关系就不能成为宗族的成员；而民族则因由地缘关系而形成，只要在一定的地域内共同生产和生活，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文化心理等，就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的成员，而不管其血缘关系如何。所以，南迁的汉人来到广西后，受壮人的影响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就变成了壮族的成员。但是，总的看来，变成壮族的汉人在壮族中的比例并不大，充其量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壮族的主体无疑应是广西的土著民族。 　　“土著说”总的认为壮族是由广西史前的土著民族发展而来的。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其根据主要是三方面材料：

度莫

	好好读读，应该有不少收获！ 但俺没有读过《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遗憾！

贝侬班

	这样的知识还是需要推广的!!!而国内的教科书会这样做吗??

粤西土著

	好多年前就看过这篇大作了，在报纸上见多，在家园中也贴过。 但是对于许多贝侬来说，还是新的。建议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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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历史文献材料。从流传至今的汉文史籍来看，壮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具体说是西瓯和骆越。这些越人到东汉时期称为乌浒、俚人，南朝至唐朝时期称为僚人，宋代以后除了原有的俚、僚等名称外，还有布土、土人、撞、僮、侬、俍、沙、儴等20多种不同名称。这是对不同地方或不同支系的壮人的称谓。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统一称为“僮族”，1964年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才将“僮”字改为“壮”字，并沿用至今。这些不同的名称，因时代的不同而异，但它们的前后关系基本上是清楚的。 　　第二，体质人类学材料。广西地区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柳江人为代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鲤鱼嘴人为代表）的许多古人类骨骼材料，将这些材料和现代壮族人的体质形态材料相比较的结果，发现壮族在其体质形态的形成过程中，与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有着继承的关系；壮族的根源不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甑皮岩人、鲤鱼嘴人，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①。也就是说，现在的广西壮人是由柳江人、甑皮岩人和鲤鱼嘴人逐步发展而来的。 　　第三，文化人类学材料。将这方面材料综合研究的结果，发现现代壮族的许多传统文化，例如语言、民居建筑形式、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等，都与广西的古代越人或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的习俗有着承接的关系。在语言方面，据西汉人刘向（约公元前76~6年）所著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篇”记载，公元前528年的一天，楚王母弟子皙（官为令尹，掌管全国军政大权）在湖中泛舟，给他划船的一个越人用越语唱了一首歌（后人称之为“越人歌”）。子皙当时听不懂，便叫人翻译成楚语（汉语方言）。子皙听懂后很高兴，以隆重的礼节赏赐这位划船的越人歌手。这说明汉语和越语不同的，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可贵的是，刘向在《说苑》中用汉字记音的方法，将这首“越 人歌”的歌词的读音记录下来，并附有用汉语翻译的意思，，因而是极为难得的语音资料。二十年前，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先生将记音的汉字拟构出其古代读音，然后与侗台语中的壮语、傣语、泰语的拟古音进行对照，最后用壮语将原歌词的意思翻译出来②，结果发现，原歌词的词汇和语法与现代壮语差别不大，其前后词序正与汉语相反；用壮语翻译出来的意思与原附汉译的意思完全一致；原歌词与现代壮族山歌有着共同的特点，例如壮族山歌多临时随意而唱，常以提问开头，腰、脚韵互押，“越人歌”也是这样。这充分证明，壮语与古代越语确有渊源关系。另外，在民居建筑形式方面，据文献记载，壮族先民居住的房子为“干栏”式建筑，广西考古也发现不少“干栏式”房屋的模型；这种建筑形式在壮族地区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古代越人是稻作民族，日常种植水稻；喜食大米饭，尤嗜糯米饭；喜庆或节日喜欢对唱山歌，各地都有“歌圩”。这些在现今壮族中依然如此。在丧葬习俗方面，广西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二次葬和蹲葬；而现今壮族在人死后盛行二次葬，拾骨时亦多作蹲坐状。 　　由以上几方面的材料看来，壮族的主体应是由本地的史前人类发展而来无疑，而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排除有其他民族加入的成分。 　　⒊泰族的来源问题 　　　　“土著说”在泰国是较新的观点。泰国的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一万多年前在现今泰国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这些史前人类如果能在泰国土地上延续下来，就应该成为泰国的土著民族。但是，这些土著民族是否就是泰族的先民呢？泰国学者找到了一些证据，不仅是前面提到的西里叻医学院素?盛威昌先生，另一个泰国学者亲?育迈在《泰国史前时代》一书中也说，泰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体质形态上与现今泰人的特征没有多大差别。其实，他们据以同泰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进行比较的现今泰人的材料，主要是1927年对来自泰国各地的一千多名士兵进行活体测量的结果。这批材料有三个缺陷：一是年龄段过窄，二是来源地域过宽，三是世系来源过于复杂。因此，比较的结果不一定可靠。而且，泰族如果真是泰国的土著民族的话，就很难解释壮语和泰语为什么那么接近。 　　另外，据研究，历史上在今泰国境内建立的许多古代国家中，时间较早的国家都不是泰族建立的。例如，公元1~3世纪在泰国南部半岛的都元国、金陈（金邻）国、盘盘国、赤土国等，是由马来人和占人建立的国家；公元1~7世纪在泰国中部地区的口巴卢没国、湛离国、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等，则是孟——高棉族建立的国家。一直到了公元12~13世纪，泰族才在今泰国北部、中部建立了兰那国和素可泰国。从13世纪中叶起，素可泰王国统一了全泰国，以后相继的有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等，也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正如披耶阿努曼查东在《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①书中所说，“一千多年前，泰国大部分领土，除马来半岛的南部地区之外，都处于印度教化堕罗钵底（公元457~657年）的讲孟语民族和高棉或柬埔寨帝国（公元957~1257年）的统治之下，而马来半岛则处于宗主国室利佛逝这一印度教化的苏门答腊帝国（公元657~1157年）的统治之下。”④可见由泰族建立的国家，在泰国的历史上比较晚。所以泰族不是泰国境内的土著民族，而是后来才迁入并融合了当地土著民族。 　　在“外来说”的各种说法中，“源于印尼说”是一种新观点，而且因为论者颂萨?素旺那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将现代泰族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血型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是值行重视的。但是，仅从血型的相似而导出泰族人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的重大结论，根据显得过于单薄，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源于中国说”的几种观点中，说源于中国西北的阿尔泰山或四川省，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因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但认为源于现今中国云南省境内的古代南诏、大理国的观点仍有不少人相信。论者认为南诏和大理国是泰族人建立的国家，后来由于“受中国人的压迫而南迁”。其实，这种观点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学者的反驳，例如曾在泰国教育部学术厅任职的历史学家菲德里克?莫特就认为，南诏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和彝族，泰族的人数并不多，而且不是统治者，所以，南诏国操泰语的民族和泰国境内的素可泰时代的泰人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云南社会科学院的杜玉亭、陈吕范二位教授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论文，也认为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和彝族，与泰族无涉，因而那种认为元朝忽必烈平定大理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观点就成了无稽之谈。 　　至于说泰族源于中国南方的观点，在其笼终的观念中有合理的成份，但需要进一步细化。近十年来，经过我们和泰国艺术大学课题组的学者合作研究，特别是对壮泰语言的研究，现在已经形成共识：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瓯骆越人。----------------------------------------------- ①李富强、朱芳武：《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见泰国法政大学报1981年第2期 ④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第17~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⒋壮泰民族的分流 　　西瓯骆越主要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全境和广东西部的越人的名称，其中包含了壮泰先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和地域。那末， 他们共同生活到什么时候？何时才分离呢？这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可以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基本词汇中得到启发。下面先看一些有关联的词汇： 　在上列词汇中，有的在壮语和泰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为同源词；有的读音则迥然有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应是在壮泰民族的共同生活中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些词汇产生时壮泰民族尚未分开。而读音绝然不同的非同源词，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所以，它们形成时壮泰民族已经分离。但是，同源词产生的时间有早有晚，而要说明壮泰民族共同生活的最后时间，应该根据这些词中出现时间最晚者来推断；而读音迥异的非同源词出现的时间也有早有晚，要说明壮泰民族何时开始分离，应该根据这类词汇中出现时间较早者来推断。根据这样的原理来分析，在壮语和泰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中，有些与稻作农业有关的词汇产生的时间应该较早，例如hou55、khau41（稻谷、米饭），hou55niu24、khau33neu24（糯谷、糯饭），na33（水田），han31、kha:n33（田埂），kja55、 kla41（稻秧），?:i55（甘蔗），vai55、fai41（棉花），?e: ?42、l?:?453（旱），tum33、thu?m41（水淹），ko:n33、k?:n11、vit55（戽斗）等，这些词开始出现的时间我们虽然无从进行确切的考订，但至少在东汉以前（公元25年以前）即已形成，因为在两汉时期越人的经济社会中，稻作农业已有较大发展，提到的这些农作物、农具等已在稻作农业的生产中应用。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才逐渐得以推广和应用，因而有些词汇出现较晚。例如va:i31、kh?a:i33（水牛），?ai24、thai24（犁），e:k35、?:k22（牛轭），?ai24na31、thai24na33（犁田）等词，就出现得较晚，因为西瓯、骆越虽然是较早进行稻作农业的群体，但使用牛力拉着铁犁耕田，则要到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才出现。 　　在壮泰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汇中，还有一些与商业贸易有关的词汇，例如ka:i24、khai33（卖），?a?42、s?453（买），pe: ?31、ph?:?33（贵）， thu:k22（便宜），?a?33、tshai41（秤），ki:m35、ji:m33（金），??n11（银），lui（铜钱），?o:m24、h?:m24（攒钱）等。从西瓯、骆越的社会发展来说，利用金、银、钱币和秤进行买卖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形成贵、便宜、攒钱的观念，大约也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形成，要到东汉时期才盛行。广西、广东地区迄今未发现过西汉以前的货币而西汉时期的货币已较普遍就是明证。 　　由牛耕、犁耕及商业贸易等词汇出现的时代及其在壮泰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情况来分析，可知壮泰两个民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是最晚时间为汉代，因为在几千个壮泰语的基本词汇中，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比汉代更晚的在壮泰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词。 　　在壮泰语中读音迥异的词汇中，有的出现得很晚，例如烟草大约是明朝嘉靖年间才传入广西并开始流行的，因而“吸烟”一词的出现应在明朝嘉靖年间或稍晚。“吸烟”的“吸”，在壮语和泰语中相同，都是sum21；而“烟”就不一样了，壮语叫ji:n24或ji?n24，是借用汉语的词汇，泰语则叫bu33li11，可见有不同的来源。又如“石灰”，中国大约要到明代才学会用石灰岩（CaC03）来烧成石灰，所以在壮语中称为hoi24，而泰语则叫hin24pu:n33，二者完全不同。由另外一些词汇来看，还可以把分离的时间提前。例如“筒车”（汉语又叫“天车”），是一种把水提到高处的工具，以较大的木柱为轴心，制成一个带有幅条的大水轮，轮的周边系有与轴心平行而斜置的竹水筒，每两条对称的辐条末端系有与轴心垂直的以竹篾编成的叶片。整个大水轮直立于河边水中，叶片受水力冲击而使水轮转动。随着水轮转动，下方的竹筒没入水中盛水，又随着水轮转动而转到上方，自动将竹筒中的水倾倒入特备的水槽中，通过水枧的导引而流入农田。这种筒车，壮语叫lo:k55，大约出现于东汉以后唐代以前；而泰语叫ka?33han24，读音完全不同。又如“龙骨车”（汉语又叫“翻车”），也是一种提水工具。据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七记载，这种工具是东汉灵帝（公元168~172年）时的毕岚或者是三国时魏国的马钧发明的，估计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才传到广西、广东。在壮语中，龙骨车叫lu?11kuok55?i24,是借汉词汇；而在泰语中也是迥然不同。又如，用石块或火砖砌成的“拱桥”，中国大约出现于东汉时代，在河南省新野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已有拱桥的图形，但传到广西应在东汉之后，壮语叫kieu21ku:?35，泰语叫sa33pha:n33kho:?55。由“筒车”“龙骨车”“拱桥”几个词汇来看，在壮族发明“筒车”之前和“龙骨车”和“拱桥”传到壮族地区之前，壮泰民族已经分离，故二者分离的时间似应在东汉以后（公元220年之后）至唐代以前（公元618年之前）的这段时间之中。 　　这个推论还可以从壮族和泰族的历史中得到印证。 　　从壮族历史来说，壮族先民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到唐代时（公元618~907年），在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壮族先民们已经仿照汉字的形、音、义的结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土俗字（俗称方块壮字），并逐步在民间流行。广西上林发现的唐代碑刻上就已经出现这种土俗字。另外，到唐代时壮族先民已有较多的人（特别是上层权贵人物）模仿汉人取了姓氏，宗族观念基本上已经比较牢固。如果壮泰先民在唐代以后（公元907年之后）才分离，也就是说壮泰先民在唐代还生活在一起的话，那末，不管他们走到哪里，或多或少都会保留一些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的痕迹，但在事实上，泰族地区既没有发现一些汉字或土俗字的蛛丝马迹，也毫无姓氏的踪影。尤其是宗族观念，它一旦在民众中生根，是很难泯灭的，所以姓氏作为宗族的标志，绝不会被轻易放弃。如果说有人为了躲避官方的杀戳而改名换姓的话，那也只是改换姓氏而已（如传说的的“韩”“谭”姓改为“韦”“覃”姓），绝不会取消姓氏；何况迁到泰国后，那里已是汉人势力鞭长莫及之处，根本不需要改换姓氏，更无必要取消姓氏了。由这些分析的情况看来，唐代时壮泰先民已经不在一起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分离宜应在唐代之前。当然，这只是就壮泰先民较大规模的迁徙或就构成泰国泰族的主体而言，并不排除在汉代以前和唐朝以后也有小规模的迁徙，因为人们迁徙的原因除了大动乱的社会原因以外，还有局部的天灾人祸或其他原因。 　　从泰族的历史来说，也与壮泰先民分离的时间大致在汉以后唐以前的推断相吻合。因为泰族先民从广西辗转迁到泰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迁到泰国后，要站住脚根，逐步建立、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更加需要时间。大约经过几百年时间，泰族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素可泰，并逐步统一了全泰国。这样，素可泰王朝就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创造并推广泰文，将全国各地的各种不同语言统一为泰语。由于这种泰语基本上是以三国两晋以前的越语为基础的，因而许多基本词汇和壮语相同或相似。 　　分离之后，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不同，终于使壮泰先民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壮族和泰族两个不同的民族。

壮猪精英

	我的签名有下载啊，大家打印后复印给更多知识分子去阅读，是一份很大的惊喜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还停留在“山东白马”的阶段上，里面不仅批判了“山东白马”的缪论还讲了壮傣泰关系。 一个问题很明显：如果族人比如傣族和壮族不知道大家是自己人，如果在外面遇到了打架起来都不知道自家人，多冤枉啊。或者在互相帮助上那不是很好的一种资源吗？？？？想想我们为什么那么笨确实应该出一本精要的书出来讲述民族的历史和分布。要不然民族怎么去热爱？ 再谈壮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感，肯定互不相让，争得你死我活都不知道互相帮助，原因也是不知道民族的来历和历史资料。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就已经灌输了这样的意识和知识，那我们民族也就不会那么悲哀。大家也就才有自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0 1:31:19编辑过]

土著虎尾

	这类文章是百看不厌的

狼兵后裔

	看了这文章后有这么个想法~~~唐之前迁到泰国的比侬混得不怎么样后来直到宋以后侬智高军队的进入双方惊奇的发现大家原来是比侬然后干脆合伙占山为王一起打天下结果还真打出了一个国家.呵呵~~~中原呆不下去了没想到因祸得福在异地碰上老乡还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yeheyu12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泰国人讲话与我们讲的差不多",后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我到大学读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与两位在泰国出生长大来中国读书的女同学聊天,她们问我你是那里人什么民族,我告诉她们我是壮族,问:你们有文字吗?我说没有(我的确不知道有文字.很久很久后才知道有).问:吃饭怎么讲?我:"今靠"她们问了很多.我问"你们又怎么讲呢?她们:"你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不是吧,骗人的.后来她们说了几个词.我听懂了,便用汉语告诉她们.她们点点头.从此我们关系越来越好.林忠同学把我叫做小弟弟.可惜呀,大学毕业后,我们都没有通信.

cyberengli

	文章的确是好文章，但是我觉得忽略贵州的夜郎国了。我也在学泰语，即使是谭他们的研究只是证明那些原始词汇只有70%相同，那么说明泰人迁离原居住地之前就与广西壮族不在一个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原始词汇应该基本一样才对，比如坡，上，下，天，黄牛等词汇都不一样，说明泰人的祖先虽然和壮族的祖先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已经不在一起了，正符合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南越国，钩町国，夜郎国的关系。虽然同属一个民族，但是居住地不一样，所以词汇在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出入，正如今天的布依族和壮族，大部分一样，但是由于居住地不一样，所有语言还是有所差别的。如果条件允许，同样条件下今天壮族和布依族的一部分外迁形成一个国家，那么这种差异正好符合壮语和泰语的原始词汇只有70%形同的情况。我说这些主要是针对文章中所说的战国到秦汉时期这段时间，至于说民族的起源来自珠江流域或者别的地方，那是之前的事了，这里不做追述。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提醒这些专家，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忽略夜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