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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苗蛮的共同祖先与族称
石宗仁
内容提要 苗蛮、东夷的自称,其先民在伏羲女娲时代为句芒,神农时代为耕甿;蚩尤之后的九黎(东夷)时代为根牟(根牟夷或句牟),三苗至荆楚时代为荆(gen)蛮。荆蛮的下延,为近现代苗族的自称“仡模、仡芒、仡猫”的同音异译,省去有音无义的“仡”,即蛮为苗或蛮夷。
关键词 句芒 耕甿 根牟 荆(gen)蛮 仡蒙 仡猫 蛮夷
一、伏羲女娲、神农、蚩尤、欢头同为东夷、苗蛮的祖先
关于伏羲女娲与苗蛮、东夷
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徐旭生、凌纯声、芮逸夫、马学良、马长寿等,均认为伏羲女娲是苗民的始祖。对此,笔者已在《亦谈伏羲女娲》一文中作了论证。除了前辈学者的论述与实地调查外,清代的《峒溪纤志》、《宝庆府志·摭谈》及贝青乔的《苗俗记》等地方志,均有伏羲女娲为苗民始祖的记述,并受到苗民虔诚至极的供奉和祭祀。由于伏羲女娲是苗民的始祖,因而在苗族民间有“神话传说故事”、“宗教祭祀”、“傩公傩母史诗”、精美的木雕“有首无躯的男女神偶”等多种文化形态,共同对伏羲女娲始祖地位的颂扬。徐旭生指出:“伏羲与女娲同一氏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ii]“据我们研究,伏羲女娲实属这一集团,传说同南方传至北方。”[iii]“东夷集团……这一集团较早的氏族,我们知道的有太皞(或作太昊,实即大皞),有少皞(或作少昊,实即小皞)……太皞在后来与伏羲成了一个人,是齐鲁学者综合整理的结果”。[iv]事实上,我国许多古史学者,都把伏羲说成又名太皞,或太皞即伏羲。值得深思的是,在苏北与皖北、鲁南交边之地的徐州铜山,有一地名曰苗山,那里有伏羲女娲人首蛇尾相交的画像石;鲁西南有伏羲女娲墓供人们祭祀。从千古相传的“民不祀非祖”的传统观念来看,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伏羲女娲不仅是苗蛮的始祖,同时亦是东夷的始祖。
关于神农与苗蛮、东夷
伏羲之后为神农,二者同一族系。对此,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指出:“神农之后有蚩尤,蚩尤之后为三苗,推之江汉诸蛮,皆神农后也。”[v]而“三苗即九黎之后。《楚语》韦昭注:‘三苗炎帝之后。’”[vi]“黎属炎族,苗为其后,知苗亦炎族。”[vii]可见九黎、三苗、苗族同为神农炎族之裔,炎帝神农为其先祖。关于苗族与神农的亲缘关系,笔者已在《谈神农与苗族》[viii]文中作了论述,神农为其先神,在此不再重述。正如王献唐先生所考证:在“炎族为酋长部落时代,以皇尊君,为雄长,绝无奥义。黄帝称帝,已含神权意昧,与皇绝不相同。以名称之不同,知民族不同……伏羲、神农同称为皇,亦必同为一族,故名号无别。”[ix]王先生还认为:“太公即东夷之人也。太公姜姓。祖为伯陵。伯陵,神农之后,世系班班可考。是东夷为神农之苗裔也。”[x]由上所述可知,神农不仅是苗族的先祖,亦是东夷的先祖。
关于蚩尤与苗蛮、东夷
王献唐先生认为,“蚩尤姜姓炎族”。[xi]“蚩尤为炎族杰出,以威武名世,族人尊仰”。[xii]“蚩尤者,黄族诋为贪暴,炎族奉为神明者也。”[xiii]历史文献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亦说是三苗之首领,可见蚩尤为东夷苗蛮的先祖和君王。蚩尤与神农的八世孙榆罔同进,同为炎族,即三苗先民蛮夷族北进中原的部众。黄帝战炎帝伐蚩尤时期,三苗先民蛮夷族的北支,一部分在中原被同化,一部分被驱去东(鲁豫皖苏)成为东夷,驱归故里南方,被称为苗蛮(或狭义的南蛮),后在江淮荆州和洞庭彭蠡地区建立三苗国,其地域北至黄河流域南部,南据长江中下游流域,故有“尧克三苗于丹水之浦”、“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东夷之裔“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史记·高祖本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太平御览》引《皇览·冢墓地》)“蚩尤祠在(东郡寿良县)西北涑上”,王先谦云“涑当作[]”。(《汉书·地理志》)。而崇拜盘瓠的长沙武陵蛮(苗族先民)及近现代湘西苗族中,立有蚩尤庙、枫林庙祭之以及普遍祭祀枫树,认为枫木为蚩尤所衍化。由上可知蚩尤同是苗蛮(三苗)、东夷(九黎)的英雄先祖和首领。否则,东夷、苗蛮是不会祭他的。
关于欢兜与苗蛮、东夷
欢兜,又写成欢头,三苗之首领。侯哲安先生认为,“驩头是三苗部落联盟的领袖人物之一。南北皆有三苗,所以南北皆有驩头”[xiv]。“驩头、三苗,同一族类。”[xv]驩头(欢头)为三苗首领,曾率领三苗之民,反抗尧帝南下的征讨,被《史记》称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此“数为乱”,应为驩头领导三苗国之民众,接连不断反抗尧帝的南征,因而遭到尧帝的挞伐,则驱赶驩头部属去崇山,即放驩头于崇山。此崇山,实为洞庭湖平原西部的山区,即湖南西部山区。正如《荆州记》所载:“崇山,书云:放驩头于崇山。崇山在澧县南七十五里。”罗泌《路史》亦曰:“驩头……其后窜之崇山,则今之慈利也。有驩头墓。”又“驩头山。桃源有壶头山,壶头即驩兜一声之转,有崇义即书之崇山也,势甚高峻……又今澧州永定县西,有古驩兜冢,在县西南崇山绝顶,有巨垄,土人皆以见之为不祥云。”[xvi]据考证,崇山的中心区域,是在湘黔渝边的崇山。此崇山,湘西苗语称为“芮崇……即崇山。山有两处,一在大庸,一在花垣。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即‘放驩头于崇山’的崇山。”[xvii]笔者实地考察,“芮”苗语意为山、山岭,“崇”意为陡、高耸,合译意为崇山峻岭之地。崇山既为专称又为泛称,泛称的崇山,实际所指即洞庭湖平原西部五溪地区的大山区。因为除如上所述的考证外,苗族聚居的重庆彭水苗族民间,还保存有“驩兜”的画像作为神祗来崇拜;湘西自治州、贵州铜仁地区、湖南怀化地区的苗族中,还保留有关于驩兜的姓氏宗支[xviii];湘黔边区苗族石姓宗支椎牛祭祖时,祭司要祷念石姓祖先“欢头欢柔”的大名;尤其是,明代还在湘黔边区花垣、吉首、凤凰、松桃四县市交边之地的吉卫镇,设置崇山卫,统辖湘西苗疆,从上可知崇山的主要所指。从颛顼生欢头,欢头生苗民,可知驩头为苗族的先祖与首领。然而钱塘江流域至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则为三苗、驩头的族裔所创造,正如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指出:“‘驩头’的血统所到之处,都有琮、璧……等良渚文化的精华发现,‘驩头’为良渚文化先民的代称可无疑矣”,[xix]“齐家文化出土大量玉璧石璧和扁薄穿孔石斧,则说明这部分‘三苗’‘苗民’就是良渚文化的族裔”。[xx]此三苗与三苗首领驩头,正是苗蛮东夷相连区域内的土著与首领。可知驩头同是苗蛮与东夷的祖先。
二、苗蛮与东夷有共同的族称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在华夏从西方来以前,中国土著还有苗民一族,实属最容易想到的事情。”[xxi]华夏先民黄帝族从陕甘青高原进入黄河中原,发生了炎黄之战、黄蚩之战、炎黄与蚩之战等持续不断的战争。最后,黄炎(即榆罔)合谋,擒杀蚩尤;是黄帝族利用炎、蚩矛盾,分化先进入中原的三苗族先民蛮夷族(亦称为炎族或炎蚩族)的炎蚩部属,各个击破,最后战胜炎蚩,取得推进中原而鼎立中原的根本性胜利。黄帝族入主中原后,使北进入中原的三苗先民蛮夷族北支一分为二,即一部分在当地被同化,不愿同化的则被驱赶其徙南,被分称为东夷和苗蛮。然而二者所说的语言,被黄帝族人称为“邾离”,鸟语鸠舌之音。据王献唐先生考证,“邾离”,为蛮夷语声,说蛮夷语声的人们群体,当为蛮夷无疑。东夷不是自称,乃属他称。“东夷在秦以前居于中国东部即今山东、江苏、安徽近海及淮之地,其支派有嵎夷、徐夷、岛夷、介夷、根牟夷、莱夷等等。”[xxii]其移居区位在东,固以东夷称之。
东夷的自称是根牟夷和其后的荆蛮。淮夷之淮、徐夷之徐,是以水名、地名分称,其实为根牟夷(或荆蛮)的一部分。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所指出:“周初周公及伯禽等征伐淮夷、徐戎时,成王曾亲自出马,淮夷即楚人,即蛮荆,徐戎即舒人,即[]方。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xxiii]“淮夷即楚人,即蛮荆”,蛮荆即荆蛮,可知淮夷即荆蛮,与荆蛮同一族类。而荆蛮呢,据《册府元龟》卷957《名臣部·国邑》载:“荆蛮,盘瓠之后也……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万历《湖广总兵·方與一》曰:“诗称蛮荆,种自盘瓠”。可知淮夷、荆蛮均为苗族先民。
东夷的自称是根牟,最初是从氏相名“句芒”而称之,即伏羲为雄长的核心部落——句芒部落,句芒为伏羲臣,据考,句芒与根牟,同为蛮夷语言之民族自称的异译汉字,实际指代乃同属一事。对此,王献唐先生作过审慎而周密的考证:“《古史考》:‘伏羲作网’。《世本》‘芒氏作罗’。(宋衷注:芒,庖牺臣)……芒为伏羲臣僚,或作句芒。(《路史》注)芒为牟转,句为发声,句芒犹句牟,亦犹言牟,牟、芒一事,故《世本》只言芒,殆羲氏族,相佐为理。以芒为名,即以氏名相呼之例,知前伏羲族姓,出于牟音之说确矣。”[xxiv]伏羲族姓,出于牟说,可知伏羲亦为牟族,牟者芒也亦蛮也,为同音异译,伏羲为苗蛮族的始祖确是。上面引文中的“句”为发声,有音无义,作冠词(又曰词头)用,而芒、牟则为中心词语。此种冠词加中心词语的构词模式,仅为伏羲神农蚩尤之直系后裔的苗族语言所拥有,如湘西南的城步及贵州、湘西部分苗族的自称,迄今仍为仡猫、仡模、仡蒙、仡蛮、仡芒,实为句芒——根牟的异译汉字之苗族称,句一根一仡为同音异译的苗语冠词,均有音无义。远在神农后的厉国,为南蛮之一部分,这部分神农后裔的民族自称,亦为耕甿[xxv],与句芒根牟为同音异译。而荆蛮之“荆”,作族称时,古音可读根,为根蛮,即根牟。《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奔荆蛮”、《国语·晋语》“楚为荆蛮”,荆蛮读gen蛮,即根牟或耕甿。可见,句芒、句牟、耕甿、根牟、荆(读根)蛮、仡模、仡蒙、仡猫、仡蛮、仡芒,实际所指即为苗族,即苗族自称的异译汉字。关于“句芒”的族属,何光岳先生亦有考证:“句芒实际即芒部落,亦即蛮部落。……《世本》:‘句芒作罗’。宋衰注:‘句芒,伏羲臣’。则句芒早在少昊之前千余年业已存在,是蛮人无疑。”[xxvi]蛮者,亦称蛮夷[xxvii],亦即苗也。王献唐先生还认为:“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由牟转,又知为牟族矣。”[xxviii]今黔滇苗族仍自称蒙,可知蒙为牟,即蛮即苗,从而证实徐旭生先生“伏羲女娲属苗蛮集团”是正确的。“(hua)、蛮、牟、蒙、芒,皆为伏羲族系。”[xxix]今权威辞书《民族词典》释“苗族自称‘果雄’,‘模’或‘蒙’。”模、蒙即芒、牟是也,加有声无义的冠词“仡”(或句或根),即成仡模、仡蒙,亦即句芒、根牟。
关于东夷与神农、牟(即[]蛮蒙芒)与夷的关系,王献唐先生作过考证:“牟亦夷,(《春秋·宣公九年》注:‘根牟者,东夷国也。’……)即汉泰山牟县,县有艾山,古为艾国。艾为神农后,地属牟,知牟亦神农后。”[xxx]神农后的厉国(今湖北随州地区),为南蛮之一,其自称耕甿,由上可知,牟与蛮同,牟亦为夷,即为蛮夷,“春秋牟夷故城,在今莱芜县。莱芜即莱牟,地牟国旧壤,原有牟名,因言莱牟。又转为莱芜,为莱夷。”[xxxi]因牟、蛮音通,可知莱夷蛮为牟夷、即蛮夷的一部分,加上蛮夷语言的构词成份冠词“根”,亦即成为根牟夷。省去夷或快读,即成根牟,根牟又可异译成荆蛮,荆古音可读根,可知荆蛮即根牟也。“牟、蒙与芒双声,又音转作芒”。“知芒出为牟、为蒙”[xxxii]。可见古时的牟、蒙与当今苗族的自称模、蒙,同为蛮也,即苗族。[xxxiii]“[]蛮双声音转,后蛮呼[]为蛮,[]居长江流域,更谓此长江流域之夷人皆为蛮人。以中原视长江,长江在南,继而统称南方夷人为蛮,此蛮之所由起也。”[xxxiv]可知由蛮,乃指蛮夷,即盘瓠之裔号曰蛮夷的蛮夷,蛮即苗蛮,为苗族无疑。当今,湖南城步苗族自称曰“猫”,“贵州安顺苗族自称曰‘芒’、青苗自称曰‘芒’、白苗自称曰‘蒙’、贵州黔苗自称曰‘茅’……”[xxxv]亦可为证。苗语东部方言构词成份有音无义的冠词“仡”,与伏羲核心部落句芒之“句”、神农后之厉国蛮人自称耕甿之“耕”、黄帝族驱赶蛮夷族北支炎蚩部属去东的东夷国主体民族根牟夷之“根”、“楚为荆变”与“吴太伯奔荆蛮”之“荆”(作族名古音可读根)以及句吴之“句”,均出自共同的母语——三苗先民蛮夷族的语言,此荆蛮的上源为如上所述的句芒——耕甿——根牟或根牟夷——三苗——荆蛮,其下延为我国苗族的自称仡芒、仡蒙、仡模、仡蛮、仡猫、仡雄,即苗族。民族形成要素与民族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中,以语言最具稳定性,而在语言要素中,又以民族母语自称最最稳定。国内外苗族,至今绝大部分仍沿用句芒——耕甿——根牟可根牟夷——荆(gen)蛮——仡芒、仡模、仡蒙、仡蛮、仡猫这一同音异译的自称,“句、耕、根、荆(gen)、仡”为冠词,有音无义,芒、甿牟、蛮、蒙、模、猫、苗为省称,即蛮即苗。“蛮”等省称,从张嘴发音到闭唇,就可读成蛮夷。仡芒(句芒、耕甿、根牟、荆gen、蛮)、仡模、仡蒙、仡蛮、仡猫,只要缓读,从张嘴到闭唇,就可读出“根牟夷”来。由上所述可以发现,此蛮夷族名,乃为东夷的自称牟夷(或根牟夷),与楚人的自称蛮夷同一族类,即为盘瓠子裔的六男六女自相婚姻,其后滋蔓,号曰夷之蛮夷。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苗蛮与东夷为同一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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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亦谈伏羲女娲》载《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ii]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9、57、48-49、53-54页。
[iii]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9、57、48-49、53-54页。
[iv]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9、57、48-49、53-54页。
[v]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3页。
[v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8页。
[vi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82-83页。
[viii] 拙文《谈神农与苗族》,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ix]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62页。
[x]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2页。
[x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391页。
[xi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02页。
[xiii] 侯哲安:《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六集第23、24页,1980年10月。
[xiv] 侯哲安:《中国南方古代传说人物考》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六集第23、24页,1980年10月。
[xv] 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1937年4月。
[xvi] 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1937年4月。
[xvii] 《湘西苗族》,湖南吉首大学学报编辑出版,1982年9月,第270页。
[xviii] 拙译:《中国苗族古歌》第11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xix]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xx]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xxi]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9、57、48-49、53-54页。
[xxii]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9、57、48-49、53-54页。
[xxiii]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xxiv]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67页。
[xxv] 拙文《谈神农与苗族》,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xxvi]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1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
[xxvii] 拙文《苗族的自称与荆地蛮夷、熊绎的关系》,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xxvii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508页。
[xxix]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3页。
[xxx]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28-450页。
[xxx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3页。
[xxxii]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35、438页。
[xxxiii] 拙文《苗族的自称与荆地蛮夷、熊绎的关系》,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xxxiv] 王献唐著:《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40页。
[xxxv] 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原载民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期,收入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二)第70页。
作者简介:石宗仁,苗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审
邮编:430074
(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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