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壮学族际研究的思考

晓浏

	拓展壮学族际研究的思考 李伟华 【摘要】对壮族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壮学，是研究不断深化、拓展的结果。壮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的壮学研究还是以研究一个单一民族为主，跨民族研究较少。要使壮学有更大作为和产生更大的影响，必须借鉴人类学的整体观、相对观以及跨文化比较、主位客位相交叉的研究方法．加强从族际的角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壮学；族际研究；人类学 【作者】李伟华，广西师范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 (2004)04—0044—006 一、问题的提出 壮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从19世纪西方学者开始对壮族进行研究，到今天壮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历代学者对壮族的研究经历了范围由窄到宽，程度由简单到深入，理论方法由少到多，由分散研究到系统研究的发展过程，最后形成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 壮学。 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对壮族进行的研究，稍后泰国学者也开始研究壮族。此时的研究“仅限于族源分布，手段和方法比较单纯，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并且受泛泰主义的影响，此时的泰国学者把壮族归为泰族，壮族研究是泰族研究的附属。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中国的学者开始对壮族进行研究。现代学者把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发表钟敬文的《僮民考略》等文章作为中国学者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关系等问题”，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了较好的结合”，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紧密配合，取得了以刘锡蕃、徐松石的研究成就为代表的丰硕成果。但这一阶段也存在“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成果比较分散，未形成系列化，研究的基础材料缺乏，对古壮字文献的价值认识不足，利用不够”等问题，特别是将壮族归为汉族的偏见还未得到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且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在这样背景和条件之下，壮族研究出现了新局面。壮族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在研究内容上，“壮族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涉及壮族的起源、社会发展史、语言文字、古崖画、青铜器、铜鼓文化、壮语地名、壮族宗教信仰、壮族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间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壮族医药、壮族风俗、壮族经济史、壮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等范畴”；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化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学科参与研究。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成果也越来越多，壮学学科体系日渐完善。到1991年，广西壮学学会正式成立，壮族研究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1991年壮族学者和泰国学者合作进行“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族研究开始走向国际。1999年举行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壮学研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壮学研究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同时国内的学者积极参与壮学研究的国际对话。壮学走向世界。 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壮族研究到壮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是研究不断开拓、积累、深入、创新的过程。到目前为止，特别是在壮学学科体系确立之后，壮学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成绩辉煌，发表的论著、论文不胜枚举，一些学术刊物还专门开辟壮学研究专栏，《壮学论集》已经出版，《壮学丛书》也推出了《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等第一批重要成果，壮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一文中，著名壮学学者覃乃昌研究员已经对上一世纪国内外学者的壮学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从《20世纪的壮学研究》对2O世纪壮学研究成果的整理看，对壮族的族源、历史以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主要是从族别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族际的角度进行研究较少。在2O世纪8O年代到2O世纪末这2O年的时间里，国内学者发表了壮族与其他民族比较的论文仅有4O 多篇，在所有的成果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并且主要集中于壮族与汉族、傣族、黎族、泰国泰族、老挝老族、越南越族等几个民族，而且大都是从宏观上论述壮族与这些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对壮族与这些民族的具体、微观比较研究较少。其实这一问题早有学者意识到，范宏贵教授《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方法论》一文中，针对以往对壮族及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国内壮侗语民族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的研究情况说： “2O世纪7O年代以来，上述各国对本国这些民族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中国约出版了上百部，论文有上千篇。”但是，从研究成果看， “3O年来，各国已经出版的研究专著和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是就单一民族而言，两个民族的比较研究很少，3个民族的比较研究更少，4个民族以上，甚至把上述24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只有3项。”因此，在当前壮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应加强壮族与其他民族的比较研究。 二、拓展壮学族际研究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的民族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以单一民族为对象撰写历史的习惯做法影响；进行区域研究时，较少注意各民族杂居的事实；进行单一民族志研究时，民族间的互动关系没有被充分考虑。总的来说就是以族体作为研究中心的倾向还没得到根本的改变。以族体为研究中心，过分拘泥于“族”，而忽视了对社会与文化的普遍意义的探索，缺乏可运用在更大范围内的解释力。因此要突破以族体为中心的研究的窠臼。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教授早就指出，“我国民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渗杂，孤立地看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容易看得出它的特点。”并且认为，在研究方法上，以民族为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固然有其长处，但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孤立的按族别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国情有困难，民族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单一民族研究。因而今后民族学研究应当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调查，并且应该关注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多从民族的地域社会或地域性的多民族社会进行研究。 周星主张从族际角度进行民族学的研究。“在截至目前的中国民族学中，过多地关注的依然是族别研究，而多少忽视了族际关系及族际社会的研究。”从对中国的研究看，周星认为“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却很少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因此“我们确实较少在族际的或一个多民族社会的框架中去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很多问题。”“多民族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是希望在理解、思考或研究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时，保持一个族际的视角。这样的概念和视角，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具有不仅是独特侧面的意义，甚至可能是全局性重要意义。” 族际社会是“某一个既定社会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在一个社会里，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并由两个以上族群经营其共同的或相互影响着的社会生活，就是族际社会。”简单说，就是指多民族(族群)共生、共存的社会。因此，族际研究就是对一个族际社会中的诸族群、民族进行整体研究、比较研究。 从族别进行单一的民族研究，只研究一个民族，忽视与这一民族有关联的其他民族，这样的研究也许能够较容易进入，进行得更为细致和深入，可以更凸显这个民族的个性和特性，更容易看到文化的个性。但这样的民族研究，是在把这个民族“简化”或“提纯” 了之后的前提下进行，将这民族之外的因素忽略不计，将民族看得过于绝对的独特，而忽视了民族间具有的同一性，忽视了民族存在的大背景、大环境，对民族间的共性认识不够。在这样的研究之下，对一个民族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更为重要的是，局限于研究一个民族，是达不到认识民族发展规律的目的的。 通过民族学学者对民族学研究的反思，联系到壮学研究，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壮学研究应该改变侧重族别研究的格局，加强壮学的族际研究。 民族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着互动、融合，形成许多的共享。像人生活在自身与他人结成的关系网络之中一样，一个民族也是生存在与其他民族结成的关系网络之中，是独立的，也是相互依赖的。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仅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构建，并且在这整体中，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彼此互相交往、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有超过一亿人15的少数民族，他们较多的分布在中国60％的国土上，并且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使只有一个民族的区域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区域文化，必定要涉及到在同一区域的其他民族，需要进行涉及其他民族的族际研究。 具体到壮族社会。从壮族生活的区域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与壮族杂居的有汉、苗、瑶、侗、水、仫佬、毛南、京族、仡佬族、彝族、回族等11个民族，其中不少民族是与壮族世代居住在同一地方，“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瑶族住山头”或者“壮人住峒头，汉人住街头，苗瑶住山头”的俗语形象的道出了壮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格局。相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上的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以及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使壮族与其他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不乏种族血缘和文化血缘关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在东南亚地区，壮族与越南的岱、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有同根同源关系。从壮族文化的形成来看，壮族文化独自产生而非单一发展。它有一个从自我发育又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中，不断将之汲取融化后经整合形成复合性文化的历史过程，具有自我发育的原生文化形态和整合形成的复合性文化形态。 因此在历史上壮族存在着与其他民族界限的交错、重叠与模糊的现象。漫长的民族历史中，壮族不仅吸收、融合其他民族，并且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日益深入和扩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交往、交流更加频繁。 从另一方面来看，与壮族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在国内有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和仡佬族等8个民族，都是壮侗语族诸民族，跨7个省区，总人口大约2500万；在国外有越南的岱、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6个民族，5个国家，人口约8000万。与壮族有关系的民族分布之广，涉及省区、国别之多，在其他民族是少见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日益频繁和程度的加深，区域(民族)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正在兴起，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探讨，构建“文化自觉”成为追求的目标，因此加强壮族与相关民族的族际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日益显现了出来了。特别是在中国与东南亚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时代背景下，壮学的族际研究，将在以民族关系的认同促进国家、地区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壮学族际研究的情况及不足 1994年，范宏贵教授已经提出将壮侗语民族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建立综合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的一门学科的建议。后来范教授又在研究方法方面，提倡运用整体研究方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多角度的考察研究方法、收集并利用古籍和传说资料和研究周边民族出现的年代等方法进行壮学研究，较早的论及了壮学的族际研究。 壮学创立之初，在确立其研究体系时，壮族与其他相关民族的族际研究已经被纳入壮学研究体系之中，成为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张声震在《建立壮学体系刍议》和《关于壮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提出，要进行“壮族与亲近诸民族对比研究”。提倡在国内， “壮族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对比研究应逐个进行”，在国际合作上，在“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课题完成后，应创造条件开展“壮老民族传统文化对比研究”。“然后再开展壮族与越南侬、岱诸民族对比研究。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再开展壮族与缅甸掸族的对比研究。”并且认为， “从壮族与周边国家各近亲民族间的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或详实的史料对比研究中，找出其一致、相同、相近性与差别、相异性”，是解决壮族与周边近邻诸民族关系研究课题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壮族研究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要真正认识壮族，也必须通过壮族与汉族，尤其是周边各近邻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比研究中才能得到更充分、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 在20世纪末，对21世纪壮学发展的展望，学者们进一步强调“壮学与周边邻近民族关系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并且，从区域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壮学研究要与区域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壮学与区域性文化研究正在兴起。壮学与区域性文化研究内涵将更丰富，更大有作为。” 还有学者认为，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壮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我国西南民族及东南亚各国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因而，如何以壮族研究为桥梁，加深壮族与东南亚各族的相互了解，推进广西的对外开放，壮学学者肩负着尤其重大的责任。”让世界认识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将壮族与其他民族放在一起研究意义重大。 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壮学的族际研究探索了。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增多带来的视野的开阔，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那”(稻作)文化和“那”(稻作)文化圈的概念。认为不仅在珠江流域，而且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邦等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着冠“那”的地名，“那”地名分布的地理范围构成了一个“那”文化圈。“那”文化即稻作文化， “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在“那”文化圈中，居住着我国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和仡佬族，越南的岱、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等。这些民族都具有语言同源、以“那”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居住干栏、使用铜鼓等共同文化特征。这些民族原本都是同根生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从概念本身看， “那”文化和“那”文化圈的提出，已经突破了壮学研究单一的族别研究传统模式，进人多民族的区域文化研究，壮学研究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与壮族相关的其他民族，将“那” 文化圈内的其他民族都纳入了壮学研究的范围。要研究“那”文化与“那”文化圈，不仅研究壮族，还要研究“那”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同样，研究壮族，将壮族定位在“那”文化圈之中，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些与之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民族。 目前的壮学际族研究中，主要集中壮族与汉族，壮族与东南亚的一些民族的比较研究上。 在壮族与汉族的比较研究方面，许多学者从壮汉两族互动交流的角度论证了壮汉民族悠久密切交往的历史，在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的关系，文化认同是壮汉民族关系融洽的主要原因。壮汉两族互动交流的模式作为民族和谐共处的楷模，在当下多民族世界的和平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覃德清教授通过个案的微观研究，对一个壮汉多族群共存的区域——紫村的历史和现实的壮汉关系研究，认为作为中国的两大民族，汉族与壮族千百年来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共生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这种共赢共生的族群互动模式对减缓、消解民族矛盾、冲突，增进民族和谐，昭示人类未来文明演进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壮族的学者和境外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壮族“与中南半岛越南的岱族和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等，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为此广西民族研究所积极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进行壮族与越南的岱族和侬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的比较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90年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签订联合进行“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的联合研究。“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壮泰两个民族的史前文化、体质形态、语言文字、生产生活习俗、传统建筑、人生礼仪、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惯法规、社会结构、文学艺术、文化教育、传统科学等方面调查，运用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现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次跨族别的国际研究使壮学研究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对话、交流，真正走向国际，是壮学的一次成功的族际研究。 反观目前已有的壮学族际研究，还存在一些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或者不足之处，可以主要归结为两点： 1．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少有现实的民族互动研究。应当加强现实的民族互动的关系研究，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宏观的整体研究多，地域性的实地调查研究少，微观的个案研究少。通过精确的分析，才能看清民族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壮学族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对于壮学学科的定位，学者较于倾向人类学或民族学属性的定位。对于壮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意识到“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认为“壮学就是研究壮族的人类学”， 潘其旭也认为，“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属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 在实际的壮学研究当中，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理念、研究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使用，成为主导的理论与方法。 人类学(或民族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它始终强调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科际的、比较的和主客位研究的方法；强调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时，研究者一定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孕育它的文化背景、具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来考察。”文化研究，既要看到文化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多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面。因此人类学是非常重视整体观、文化相对观之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主位、客位交叉审视的视角下追求认识的客观。这些都是壮学研究，特别是在族际研究中非常值得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文化的整体观。在整个人类，在国家的整体上审视壮族，确定壮族在其中的坐标，所处的位置、地位，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首先做好了自身的定位，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避免研究的茫然。壮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壮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社会是中国社会、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研究壮族，眼光不能只盯着壮族，孤立地看壮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该放得更大、更远，扩大到其他民族、其他文化，超越单一民族，单一视角，实现由个性认识到共性认识的跨跃。 文化的相对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以不同民族为参照体，从不同的参照系中看本民族，可以避免民族中心主义，体现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可以消除民族隔阂、误解，促进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在文化相对观中理解壮族与其他民族，避免自卑或自大，达到客观的认识。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在整体观、相对观之下进行壮族与其他民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族际研究的核心方法。跨文化比较研究(Ccross—culture Comparison)“着意的不是一个孤独的社会甚或一种社会习俗方面，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对待人类”，即不限时空地对群体与群体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作出比较，做到普遍化(一体化)，进而达到识别文化的异同及其异同的目的。” 布朗也说过“比较方法是一种获得通则的方法。我们力图在一个地区的制度和习俗的多样性中，发现这一整个地区或类型的一般性。通过比较足够数量的不同类型，我们将发现更一般的一致性，并因此可能发现人类社会中普遍的原则或规律。” 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获得“通则” 的方法。人类学是一门善待他人的学问，要求对异民族、文化持一种理解、尊重、宽容的态度，要求推人及己，通过研究“他者”而反观自身。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可以减少偏见，消除误解和民族中心主义，达到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壮学研究，“将壮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外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从整体上比较各自具有的特点，也可以就具体的文化要素比较各的异同，以便能更加清楚地窥见壮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比较才有鉴别，跳出壮族社会文化的场域，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壮族文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了跨文化的视野，才不至于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夜郎自大。 主位客位相交叉的方法。在不同的视角中，壮族会呈现不同的形貌。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将壮族作为主体，其他民族作为客体，也可以将其他民族作为主体，壮族作为客体进行研究。作为主体，容易“进得去”，可以研究得更深入，但有容易陷入主观，形成中心主义的危险；作为客体，易于“出得来”，与目标保持一定距离，获得“旁观者清” 的效果。主位客位相交叉转换，研究进得去，出得来，才能真实地揭示事物的原本。 总的来说，以上的这些视角或方法，都可以避免壮学研究的封闭性，弥补族别研究之不足，使壮学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使壮学研究突破一族之囿限，地域之框篱，具有普遍意义，走向世界。 从研究目的上看，壮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壮族自身，还有让世界了解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的目的，更为深层的目的则是构建壮族文化自觉，促进其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沟通，达到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和而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族别研究可以使壮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有清楚的认识，而族际研究，跳出壮族看壮族，则可以使这种认识得到加深、强化，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才会生长起来，才能实现文化自觉。同时也只有这样，不论对于壮族还是其他民族，文化偏见才会被消除，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平共处。 从学术上来说，加强壮学的族际研究，能够使壮学学者与其他民族研究学者之间产生更多的对话空间，引发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相互促进。这样可以避免学术的自言自语，打破学术圈子的樊篱，有利于扩大壮学影响力，提高学术水平。 注释： 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 (壮学丛书)总序》，《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下)，《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范宏贵《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方法论》，《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2期。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0页。 费孝通《支持元江流域民族的综合研究》，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77_278页。 周星《从族际角度理解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载沙莲香主编《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潘其旭《以“那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壮学体系的理论构架》，《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范宏贵《建立综合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学科》，《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1期。 范宏贵《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方法论》，<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2期。 张声震《关于壮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张声震<谈谈壮族与周边近邻诸民族关系研究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张声震《二十一世纪壮学的走向》，《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李富强《论壮学》，《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覃乃昌《“那”文化圈论》，《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覃德清《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一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 《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潘其旭《加强壮学研究促进广西对东南亚开发》，覃乃昌、潘其旭主编《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前言)，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容观琼《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陈家柳《用文化人类学研究壮族传统文化》，载覃乃昌、潘其旭主编《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

土著虎尾

	如何以壮族研究为桥梁，加深壮族与东南亚各族的相互了解，推进广西的对外开放，壮学学者肩负着尤其重大的责任。让世界认识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将壮族与其他民族放在一起研究意义重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