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讲真话 雷宇：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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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8/5928769.html 为民讲真话 雷宇：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张敬东 　　 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病房，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杰克逊说：“古往今来，有许多伟人都是秘书出身的。” 　　邓小平说：“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他滔滔不绝地引述古今例子，显出惊人的记忆力，“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党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邓小平只讲了个雷宇作为拔擢党政高级干部的例子呢？这就异乎寻常，耐人寻味了。 　　与华国峰当面争论 　　邓小平说雷宇当过任仲夷的秘书，并不准确。雷宇在任仲夷身边那时的角色，其实就是古代的“幕僚”，现代社会称之为“智囊”、“智库”。雷宇是颇受任仲夷器重的。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雷宇随同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0年11月雷宇又随同任仲夷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老前辈任仲夷特别看重雷宇做官为民敢讲真话的优良品格。2005年6月，即任老逝世前数月，在参加广州市组织的到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动情地对雷宇夫人韩益杰说：“我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也不愿意参加别人的生日宴请，但这几年我都给你婆婆送生日蛋糕，因为一是我熟悉的百岁以上老人不多，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你婆婆；二是她生了一个敢说真话的儿子。” 　　雷宇确实是敢讲真话的人，历来心直口快，不管对谁，较起“真”来“寸步不让”；他为自己勾勒的个性特征是“我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总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服输。”1980年7月2日晚，在大连棒锤岛7号楼，雷宇曾就物价改革问题与华国锋争辩起来。雷宇说：我国有个方针叫做物价基本稳定，总的说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也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意思是你不当家，不知道物价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雷宇说：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任仲夷出来解围，他说：华主席呀，雷宇同志是我们当中思想比较解放的，请你不要见怪。其实，华国锋虽然不同意雷宇的看法，并没有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回到省委机关，却有人对雷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胆大包天，敢跟中央主席争论!对此，雷宇不以为然，答曰：他不是让大家说吗？既然让大家说，有这个机会，我就说说。雷宇的耿直磊落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改革的闯将 　　俗语说：“三岁看到老。”雷宇早年便显露锋芒。1934年7月出生于广西横县一个破落之家的雷宇，自小便好学善读，在知识海洋里泡大。后来受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大哥雷起予和读中学的同学、地下党员谢清波等人言传身教，11岁成为地下党情报联络站的联络员，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可爱的人”。 　　“腹中贮书一万卷”，早年的经历使雷宇磨砺成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担任“幕僚”的几年间又积累了经验，积贮了激情。这个时候，他期待的是一个能实现“思想、操作一肩挑”，独当一面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 　　机会终于来了，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1982年7月，雷宇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然而，这一调任，对雷宇来说，既是机遇，又是重担。说是机遇，那时中央领导频繁视察海南，及时指导，并给予海南越来越优惠的政策；还有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在广东担纲、领航。毋容置疑，那的确是开发海南的黄金时段。又是重担，因为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那个“边”字和“穷”字。这里所说的“边”，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理位置上，都是“天涯海角”：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说到这里的“穷”，更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山村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相当一部分黎苗族同胞住的是又窄又暗的茅草房。即使在全岛中心城市海口，贫穷落后的印记也随处可见。越穷越留不住人才，越留不住人才越穷。面对此情景，想短时内扭转局面，难! 　　雷宇不愧为一员改革大将，在海南开辟改革之路，他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物。为了突破难点，打开局面，雷宇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人说雷宇有“三勤”：一勤下跑。下工厂、访黎村、串苗寨、走学校，进行环岛考察，深入了解民情社情，为建设海南制定整合资源，发挥东、西、中部和山区各自优势的经济区划，勾勒全岛发展总体规划。二勤上跑。他起早贪黑，跑遍中央、国家机关中的29个部委办，不管接访人官大官小，他都诚恳耐心地如实汇报情况，争取支持。三勤外跑。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让一批基础设施逐步上马。对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深受感动，曾在一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说：我倡导国务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学习雷宇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工作干劲。工夫不负有心人，雷宇在海南任职3年间，不仅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上了一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微波通讯、电站、糖厂及创办海南大学等建设项目，同时开通了海口至香港的空中和海上的客运航线。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搞开发、干“四化”的劲头鼓起来了。在全岛上下一致努力下，宝岛的平静被打破了，海南的人才外流大为减少，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景象。 　　在投身海南的开发建设中，雷宇一如既往地敢说真话勤做实事，为海南争取了许多支持。令雷宇的秘书谭可诚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2月11日上午，雷宇在三亚海军小礼堂向胡耀邦汇报，请国家支持海南建设一个煤矿和一个电站时，胡耀邦说：“可以搞小煤窑，发动群众，不要用国家投资。”雷宇说：“耀邦同志，我想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我是学采煤的，海南不是山西，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挖出煤来。而且，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又是属于低热能的褐煤，需要特殊的技术设备才能处理好。这里建煤矿，我看还得国家给钱。”当时有人给雷宇递眼神，雷宇不听，据理力争，因为他想的是海南太穷，不能为了讨总书记高兴就说行啊!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他并没有因雷宇的言语“当众冒犯”而生气。到第二天早上，胡耀邦当着雷宇和国家计委甘子玉副主任的面，告诉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让他转告煤炭部长高扬文，给海南解决建设煤矿的资金。1984年4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当雷宇在大会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时，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说：“我不是海南人，不怕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这句话显然不对，但确实需要考虑。”事后有人说雷宇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在大官面前总是实话实说，连个弯都不拐。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实话做实事的雷宇，正是一剂苦中回甘的良药。 　　“海南汽车事件”中的雷宇 　　说到雷宇在海南，不必要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在1984年7月至11月这五个月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当年中央主流媒体未知何故，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的报道中，恰恰回避了“汽车事件”是怎么引起的事实真相。据此，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汽车事件”这一年的年初，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乐东县物资局曾违反中央关于当地用自有外汇进口的17种产品只准在岛内销售的规定，将19辆从日本进口的农用车转卖到本省岛外某县。雷宇发现后，当即明确提出对该局有关领导严肃处理。与此同时，还通报处理了海南区二轻局违规将进口大批尼龙布倒卖出岛事件。二是在1984年7月，到山西太原市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行政区工商局长，在会上传回国家工商局的六条意见。按照“六条”，海南“汽车可以出岛”；内地集体、个人持区、县以上主管部门证明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海南区主管外经工作的负责人得悉此精神，认为是特大喜讯，并向区党委一把手汇报，明确应抓紧实施。“汽车事件”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对于国家工商局的意见，当时广东省政府杨德元副省长曾给国家工商局领导打过电话，不同意关于“汽车可以出岛”的规定，但得到的答复是“六条”意见是经过局党组讨论通过的，是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的。于是，才引发了海南大批量地从日本购进汽车：内地除西藏、青海外，所有省区都涌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 　　就雷宇个人来说，政策拿到手后，他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政策赋予权限越大，责任越重。”他当时对购买进口汽车，有个“控制”数量的设想。他算过一笔账：进口汽车1．3万辆，每辆卖出赚1万元，加上进口转卖别的机电产品，合计共能赚2亿元，用于开发海南，初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改善培养人才的教学条件就可以了。雷宇清楚，不是进口汽车越多就越好，如果进口转卖汽车太多，赚钱太多，必然会事与愿违。可惜，他想是这样想的，说是这样说的，但得力措施却没有跟上。比如，对进口汽车的审批权就存在着多头审批的现象。尤其是分管外经工作的行政区领导，批得过多过滥，连下属单位申请进口别的物资，他也批进口汽车。雷宇发现后立即撤销了一批批文，但为时已晚。用雷宇自己的话说：“就像开车一样，虽然你刹车了，它还要按着惯性往前滑一下。”结果，造成严重失控，共订购汽车8.9万多辆，实际进口7.9万多辆，其中上缴国家5.8万多辆，自销2.06万辆。 　　代价很沉重——雷宇被当作“海南汽车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雷宇历来廉洁从政。他在海南、广州、广西任职共7年，没带家属，只带个秘书或司机。在海南，雷宇不像别的外地调入海南的领导一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机关院里，吃饭就到饭堂解决。夏天的海口酷热难耐，雷宇的住房非但没装空调，连一台旧风扇也是到1984年夏天实在太热才配置的。他从不搞特殊化，生活就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在海南如此，在广西也一样。雷宇不愿按当地区政府的安排到饭店吃住，就和司机搬到一个家属院宿舍去住，平时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做饭就到街边吃盒饭。离开海南后，雷宇回到广州，住在省委干部宿舍，当时在省委办公厅任职的邓杜廉登门造访，发现这位“高干”家里竟然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什：厅里坐的是破旧的木沙发，看的是黑白电视机，房里睡的床是两张凳子上铺的木板，发黄的蚊帐挂在墙角上。 　　危难是一面折射灵魂真相的镜子。虽然雷宇自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还是先为别人着想。众所周知，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处分最重。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断然作出大量到香港进口转卖汽车决策的，并不是雷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雷宇外出公干，作出这一决策的是区党委一把手。因为就在此时，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区工商局长，从会上传回可以进口转卖汽车的六条意见，有关领导迫不及待地到区党委一把手家向他报信，他很高兴，当即表示根据他在佛山抓外经工作的经验，办此事宜早不宜迟，并由他指派有关领导赶赴香港洽购进口汽车事宜。如今谈起此事，有关领导记忆犹新，但局外人士却一无所知。待到清查“汽车事件”，行政区政府一把手雷宇和行政区党委一把手都被召回广州，让住在小岛向广东省委写检查，行政区党委一把手也曾如实地交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检查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递交省委前与雷宇交换检查稿征求意见时，雷宇把其交代的这段话全部划掉了。雷宇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这样写送到上面去，绝对没有你的好，你没有必要这样写。你今年都59岁半了，再有半年你就要退下来了。你要是在临退下来之前还处分一下子，那你以后就不好办了，生活待遇所有的都不好办了。反正我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在劫难逃。这种事，有一个出来顶账就行了。你就不要出头了。再说，我今年才50岁，我相信，只要自己不自暴自弃，中国只要搞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显然被劝的那位党委一把手也权衡了利弊，他上交的书面检查也就没有这一段话了。也许就由于这个缘故，雷宇便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处分最重。 　　“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 　　处分下来后，在家里赋闲3个月，雷宇调任广州花县县委副书记。位降未敢忘忧国，金子放到哪里都永远是发光的。在这里一年多时间，雷宇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特别重视解决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当他了解到该县赤坭水泥厂搞技改遇到缺乏资金的难题，而铁道部门正在花县筹建冷冻机车厂需买水泥，便主动为两者牵线结缘，动员后者“预付货款”帮前者搞技改，前者以优惠价供应后者水泥。结果，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1987年，雷宇任增城县委书记。他在这里工作不到一年，他深知路通才能财通。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采取各种灵活变通做法，多方筹集资金，用于铺设8条公路、2座桥梁，还建起1个海关，从而破解了这个山区县交通不畅、进出口货物不方便等难题。不难想象，不到一年就干出“8、2、1”件事，会遇到多少周折，会耗费他多少精力，他会想出多少办法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总是那么胆识过人，足智多谋，这就是雷宇! 　　说到雷宇在广州这一段，黎子流是最有发言权的。据黎子流介绍，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和雷宇打过交道。那时雷宇给他留下的是思想解放、作风深入、工作务实的印象。待到1990年黎子流调任广州市长时，雷宇早在该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当时不少同事对黎子流不熟悉，有的还有疑虑。雷宇主动作介绍，从黎子流的为人到他在顺德、江门工作显示的才干都详细叙述，使大家对黎子流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在两人共事中，黎子流对雷宇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看到雷宇的脑瓜很灵活，思路很清晰，办事雷厉风行，一心扑在工作上，可以说他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是倾注了全力的。而且，黎子流还惊喜地发现，雷宇从未因犯过错误受到严厉处分叹过一声气，也从未因为原来是自己的上司现在成了副手而发过一点傲气。彼此坦诚相见，配合默契，合作得非常融洽。这时在黎子流的心目中，雷宇的形象更高大，是一位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完全把心眼放在党和老百姓事业上的好干部。 　　雷宇在“海南汽车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新加坡一位老华人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如此，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雷宇被召至北京谈话，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同年6月，雷宇走马上任，但不从广州乘飞机直达首府南宁，而是开车沿广西边界线一路考察而去。上任第二天，雷宇就开始边检查边调研边解决难题。他将在边境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种敏感问题，及时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研究对策。对之前的“汽车事件”，他不回避，反而常常以“汽车事件”为前事之师，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边贸问题，他坚持既要搞活，又要活而不乱。在广西任职近4年间，雷宇主要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和工商等，都取得可喜变化。特别是对外工作，他豪迈地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很快打开局面。据《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雷宇来前的1991年广西全区实际利用外资6636万美元，他到来后的1992年便增至2.37亿美元，1993年9.24亿美元，1994年10.47亿美元，1995年9.64亿美元，与1991年相比，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多倍。同期外贸出口额，也从8.32亿美元增至22.46亿美元，增幅近两倍。 　　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1996年，雷宇“急流勇退”，主动辞去广西的职务，回到广州照顾96岁高龄慈母的起居。雷宇幼年丧父，五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劳秀贞抚育成人。母亲独力支撑贫家的艰辛，雷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参军后，他奔赴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母亲终日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转业后，他走南闯北，在外一晃就将近半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此，雷宇一直心怀歉疚。他说，我尽了几十年忠，现在也该尽尽孝了。辞职后，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尽一份为人子之责。 　　转眼间，10年又过去了，年已106岁高龄的劳秀贞老太太仍然健旺。这全赖雷宇及其家人平日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年看到有关“海南汽车事件”的报道时，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坦然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一直舒舒朗朗地活成了百岁以上的老寿星。 　　这些年来，雷宇已经淡出公众视线，“汽车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渐模糊了。可是2004年2月，林桃森案的平反判决，又一石激起千重浪，重新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林桃森曾是海南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是“海南汽车事件”中唯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行政区领导。对于林桃森案，雷宇多少是知情的。控告林桃森的材料说，有人在1984年12月9日上午10点钟，在林家客厅里给林桃森送了3万多元人民币。但是那个时间林桃森正和雷宇等人在广州公干还没有回到家，根本不可能受贿。雷宇当即向有关方面反映这一情况，在雷宇离开海南后，林桃森还是被捕了，海南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的故意，没有接受赃款为由上诉，被驳回。 　　雷宇自始至终都惦记着这件事，他认为林桃森是无辜的，坚持为林申辩。多年来，雷宇和了解此事的同志、朋友们，始终在为林桃森的平反上下奔波，然而事情一直“搁着”。1996年7月11日，雷宇回海南访友，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探望已经病危的林桃森。他为自己的同事长期蒙冤深感不安和悲伤。讲起同志们为林桃森平反而奔走的事，当时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林桃森泪如泉涌。事隔不久，林桃森带着冤屈，离开人世。直到林桃森逝世8年后，才终于等到一纸迟来的平反判决书。逝者长已矣，但也总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当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而对此事多年奔走呼吁的雷宇等人来说，这也是一份可贵又可叹的礼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宇干革命搞建设走南闯北，最令人感念又悲壮的是在海南这一段。记者从采访中感受到，海南干部对雷宇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后任海南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王学平，谈到雷宇非常激动。他说：我尊称雷宇为“雷公”。也许在海南干部中我接触雷公的时间最短，可印象最深。我陪他下基层，跟他上北京，同吃同住同工作，从中体会到雷公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表率。人们都说学雷锋，我看群众学雷锋，干部还应当学雷公。我以雷公为好榜样，写一副对联挂在厅里，鞭策自己。上联是“一生忠贞一生忧”，下联是“两袖清风两眼乐”，横批是句双关语“乐为黎民”。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感受到，海南群众对雷宇评价很高，大凡到海南思古抒怀的人，都会去名胜古迹五公祠参观。该祠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海南的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事隔多年，如今人们向记者谈起雷宇，还感念不已，说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南的百姓为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贬鸣不平，要为他建“六公祠”。据曾任广东省委办公厅一秘副科长，分工负责中央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批转文件处理工作的邓杜廉回忆，1986年7月17日，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写过一封亲笔信。赵紫阳在此信上批示：请转广东省委林若同志。林若将此信批转省委各副书记阅。陆定一此信的大意是：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接着，陆定一说，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陆定一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雷宇在海南任职总共才3年，但海南百姓一直在怀念他。“公道自在民心”，民众认为雷宇一心为民，出错也是为百姓办事出的错，都谅解他；认为他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有很强的改革开放意识，有很强的廉洁自律能力，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出了错还勇于承担责任，都赞扬他。所以，雷宇被撤职了，人们同情他；雷宇将离开海南时，人们挽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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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克杰受过北京的“高等教育”，一上任广西立即大力推行普通话。在他任内，广西各族人民深受“捞思维”毒害，商业意识严重落后。成克杰是导致广西落后的元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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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讲过，二十年让海南岛赶超台湾岛，未免过嚣。如果让雷宇做，可能要用三十年。但是这二十几年来，掌管海南岛的，不是雷宇那样的“南蛮”人物，而是那些受过“北京先进教育”的、拥有“中原汉族优良血统”的“先进性人物”。直到今日，海南岛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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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刊]雷宇 从副省级高官到普通百姓 2008-02-01 17:08:43   1985年“海南汽车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雷宇，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壮族，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来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赋闲在家3个月；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工商等；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健国   曾经的风云人物雷宇，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去，引发事端的“海南汽车事件”也少有人提及，但火热的1985年人们不该忘记。 而今雷宇健在，人们虽然可以联系上他，但他却不愿再讲什么了。 2008年1月3日晚，我拨通雷宇在广州的电话，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有本地媒体想采访他，听听他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新想法，能否安排时间？雷宇说：一个月前，经济改革研究会派专人来广州采访他和吴南生，“为历史留下真实的口述实录”，他已将要讲的话都讲完了。 任仲夷2000年重评“海南汽车事件” 2008年3月5日是震动海内外的“海南汽车事件”23周年。 “海南汽车事件”的官方表述见于新华社1985年7月31日一则通电， 《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 “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万9千多辆汽车，已到货7万9千多辆，还有电视机、录相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事件发生后，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事件的真相查清。中纪委向党中央国务院转报了调查组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中纪委的报告同意广东省委给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雷宇的撤消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副书记、海南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国史通鉴》299页，北京， 当代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但广东政府和民间对这一“北京结论”一直有不同意见。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2000年1月25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事实上，海南人民非常感谢雷宇以“海南岛汽车事件”给海南人民上了市场经济的宝贵一课，它加速了海南的改革开放。海南人提出要为雷宇立生祠建碑立庙，可见民心。任仲夷最后字斟句酌地说：“当时海南出了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错误。但是他们把进口的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文件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一条，海南的事情可能不会闹那么大。……《人民日报》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任仲夷这一观点在三年后得到法律证实——“海南汽车事件”中的唯一“贪官”林桃森于2004年2月26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彻底平反：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6）粤刑法经上字第54号刑事裁定以及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86）刑一字第3号刑事判决；　二、宣告林桃森无罪。 已去世八年的原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因在“海南汽车事件”中被卷入，于1986年5月22日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林桃森这一“冤假错案”公开平反昭雪，说明“海南汽车事件”既无一个官员违法，也因进口汽车是执行全国工商总局文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违纪。 2004年3月，雷宇对专程来采访的《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讲到：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交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54800多部，物资总局从中赚了20个亿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对于“海南汽车事件”的后果，雷宇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当时政府过于让利于民。             对话雷宇 从1999年5月到2005年11月，我多次采访了雷宇。   记者：您离休后这几年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 雷宇：无业游民，真的是无业游民，我是96年1月辞的职。我现在是过着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家看看小孩啦，陪陪老人啊，上街买买菜啦，过去还做做饭，现在就不用我做饭了，现在我们家里请了个小保姆。　　 记者：现在您回顾您这一生，哪些事是最值得回忆的，最精彩的人生是一些什么样的事？ 雷宇：最精彩的人生是在海南岛。 记者：您这样赞美“海南汽车事件”？ 雷宇：因为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的，至于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那是我自己的事。 记者：现在人们说海南岛有今天的开放局面，多亏你当时那样敢作敢当。 雷宇：那是另外的事。其实“海南汽车事件”，全部是按照上边的意思，经上边同意的，文件啦什么的，都有，都是按照上面的来做的。有错，错在哪里？正式批文进来的，百分之百在海关完税，没有一部是走私的。 记者：那怎么中央后来都说是“走私”的？ 雷宇：汽车出岛，那也都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同意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当年给国家交了19.6亿的关税，完了以后，“汽车事件”出来了，国务院要我们交车，我们交了58400部车，国家物资总局又赚了20个亿，这些钱全部放到112专户了，1985年全国公务员每人加一级工资，基本上是从这里出的。 记者：我看过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海南岛倒卖汽车纪事》。            雷宇：确实那几年进得太多，实际进口的可能有79000多部。有人说，雷宇批了多少多少车，其实我雷宇没有批过一部车，是我一个助手，他一个人批了79000多部，就是那个前段时间因腐败被抓起来的湖北省的一个副省长，原来在海南跟我搭档的、我的副手━━孟庆平，他当年在北京跟中央领导打小报告：“这事都是雷宇干的！”这个事我早就提出不同意，他就是听不进。他跟中央领导狡辩：我连一个车胎都没批过。其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批了17笔，那是以后查出的，共1600多部还是1700多部，他最大的一笔是批给海南化肥厂，批了400部，他竟敢说一个车胎都没批？ 记者：孟庆平他当时是什么职务？ 雷宇：他是区党委的副书记、行政区政府的负责人，管工业的。虽然严格来讲我没批车，但是主要的责任也还在我这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嘛，主要负责人如果不负主要责任，那就讲不过去嘛。另外这件事讲实在的，如果说我平时对这件事检查得紧一点，盯得紧一点，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当时主要是思想麻痹，真的。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做梦都没想到进那么多车，因为我们没有钱，穷得要死。     记者：当时你是想以进口汽车带动海南资源的价值转化升值？开始您的预期是准备进口多少辆呢？ 雷宇：最早就计划两万部左右。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因为国家对海南岛确实是很支持的，有很多项目给立项、给钱，有关部门都给予帮助，但是海南岛那么大一个岛，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你要想把这个岛很快地建设起来，光靠国家是肯定不行的，海南岛只能是利用中央给海南的政策，把政策转化为钱，才有可能把它搞得快一点。当时为什么呢？1984年，全国开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会议，当时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怎么扩大开放，其中讲了海南岛。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记者：当时中央想让海南20年赶上台湾？ 雷宇：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 记者：如果当时对“海南汽车事件”不失去控制，让你继续在海南省负责，可能今天的海南真离台湾不远了？ 雷宇：讲实在，海南岛搞汽车，在我脑袋里想着的是这件事怎么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胡耀邦83年到海南岛，我记得很清楚，2月10日上午，在海军小礼堂他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不打棍子，不给“绳子”就是不要随便束缚他的手脚，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记者：给你尚方宝剑。 雷宇：因此海南岛提出进口汽车，中央给了11号文件，当时就是不准出岛。但是以后全国工商总局开会，当时就为了筹集35个亿给全国公务员涨工资，就想通过进口汽车来赚钱，来涨工资。这事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后话。当时在我脑袋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把海南岛的建设搞得更快一点，如果我真是想当高官，我就不用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记者：你的性格对你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雷宇：我十几岁出去，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好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色。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那时候，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记者：你当时敢和华国锋争论？他是党中央主席，你只是个副局级干部。 雷宇：当然，华国锋他连脖子都粗了，争到什么程度？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意思是让他不要介意。 记者：你一向就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 雷宇：我绝对不是。另外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记者：您在电话中对我说，任老在临终前说还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 雷宇：一会我可以跟你讲。先将借调的事交待完。任仲夷他为什么把我借调到辽宁？七月份他就决定正式跟黑龙江省委提出来，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易辰，他给杨易辰写了一封信，就说雷宇同志，我想把他调过来，请你割爱。但杨易辰见到我还说：小雷你去辽宁干什么？别走了。我说这个话你说可以，我不好说，我说任仲夷提出让我去，我说不去那也不好。其实杨易辰也舍不得我走，“海南汽车事件”出事时，他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让他去检查，我陪着他。 杨易辰当时对我讲，小雷啊，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就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我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不准进那么多汽车，我说无非想赚点钱，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 我刚才讲过了，我和任仲夷（交往）这三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我不敢说比较深。 记者：除了亲人以外，可能没有人再比您更了解任老了？ 雷宇：真正跟他那么长时间，相识多年的应该是我。我觉得任仲夷一生追求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段话我坚持写到任仲夷生平里面去了。 记者：你坚持要写进去？ 雷宇：我说，因为我平时常常跟他交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再对我讲，雷宇，我们当初投身革命，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我觉得任仲夷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                   雷宇到海南的起因是：1981年春，他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他到广西，也依然不顺利。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又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搞的？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局限，对于误解，雷宇总是无奈。 这就是雷宇的命运。

使君子

	雷宇：我是改革开放的铺路石   2009年10月09日10:24  三联生活周刊 雷宇身后是广州中山纪念堂 　　雷宇：我是改革开放的铺路石 　　第六届全国人大时从意气风发到中途落马，第七届缺席，第八届入选代表时的波折……雷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境遇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写照。但他本人并不随这一U形曲线的走势而悲喜——那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皆因1985年轰动全国的“海南汽车事件”而起。 　　记者◎贾冬婷   题图摄影◎张雷 　　讲别人不讲的话 　　终于等到行踪不定的雷宇云游归来，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苍老，仍听得出雷厉风行——问清本刊记者来意，他随即就确定了第二天一早的时间、地点，再无半句虚言。约定的地点在广州迎宾馆，他早早来了：“我是军人出身，什么事都习惯提前。”除了因脚肿刚住了一天院，走路有些不便，眼前的雷宇并不像年过70岁的老人，身材魁伟，额头宽阔，近视眼镜后透出洞察世事的光芒。他语速很快，如同当年他申请和胡耀邦面谈5分钟时那样：“广播速度是一分钟235个字，5分钟就是1500字。我讲得快一点，不就可以讲2000多字，2000多字什么事情讲不清楚？” 　　迎宾馆曾是广州市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其后也一直是广州市政府的接待场所。雷宇显然对这里很熟悉，随口就是一段历史：1950年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主任的叶剑英在这里办公，有特务向里面扔了一枚手榴弹要刺杀他，后查证，手榴弹是从院子的北围墙外扔进来的。“你们都饮过早茶了？那我们去办公室。”他起身就向外走。 　　雷宇借用的这间办公室在广西驻广州办事处内，近年来老家广西一再要求，他不好再推辞，身兼广东省广西商会会长、广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顾问、广西三个城市的顾问，甚至还是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总顾问。况且他也闲不住，一有时间就到处走。“事实证明我还有点用，不是一点用没有了。”尽管前一段“一条腿撕心裂肺地疼”，刚住了院，他也只是说“搬把高椅子来就行了”，对服务员的关心一笑置之，“我们又不是林黛玉，弱不禁风”。 　　雷宇这些年一直定居广州，这里也是广西人雷宇走上政治前台的起点。1980年11月，中央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调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称的任仲夷到广东任第一书记，任仲夷随身除了他的秘书只带了一名随从，就是雷宇。他当时是辽宁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按他自己的话讲，只是“一个幕僚”，曾为任仲夷在辽宁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提出“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等策略，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雷宇分析，任仲夷对他器重甚至无话不谈的原因是：“我这人过去在黑龙江是出了名的点子多，不管什么事你提出来，我肯定有主意，不一定是最妙的，但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另外，我讲真话，不怕你是谁。而且讲别人不讲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谁讲的，我都不会盲目地去深信，总是质疑，去分析对还是不对。” 　　讲起以前的什么，雷宇总是大手一挥，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不理会周围一切嘈杂。他自我评价，“我这个人有缺点，不谨慎，不谦虚，锋芒毕露，争强好胜，麻痹大意，但我还没到妄自尊大的程度”。他承认，“实际我就是过于外露，我要含蓄一点就好。或许我这种性格并不适合做官”。1980年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的时候，雷宇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就因为物价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他说：“我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总体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就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雷宇还不罢休：“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最后只能靠在场的任仲夷给圆场。 　　另一次是1984年。当时雷宇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马上表示：“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打成地方主义。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讲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 　　与海南的渊源始于1981年雷宇带队的一次调研，为加快海南建设问题寻找对策。他解释：“1980年国务院‘海南建设问题座谈会’纪要里有一句话，叫‘海南的对外经济活动可以参照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做法’，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把海南岛推出去的想法，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建设。”当时海南还属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带队搞了20多天调研，写出一个调研报告，“中心思想的概括就是一定要通过开放来促开发，用开发来推动对外开放，开发开放，互为因果”。 　　本来是平常的政策建议，但这一次中央却决定让幕后的建议者来实施其建议。1982年7月，雷宇被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从幕后走到台前。多年后，雷宇仍认为海南3年是自己一生最痛快的时光：“在那里，是按照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去工作的。人的一生这样的机会不多。我本来是个小小的‘幕僚’，在幕后为人出主意，执行别人的计划，可忽然有了3年独当一面的机会，能够思想、操作一肩挑。能有这样一段时光，我一生都留恋。虽然摔跤了，也是为自己的主意而求索。” 　　在海南，雷宇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到官员代表的作用，雷宇直言不讳：“官员有人不愿意讲，或者不愿意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场合说，他平时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跟领导干部谈，通过书面往上报。但我认为，首先，人民代表是代表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遇。人民代表不是谁都能当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当的，既然有机会当上这个代表，有什么想法，都应该坚决地提出来讲一讲，不然不白当了一次，人代会不开成了鸦雀无声？人民代表的责任要求你去说，历史给你这种机遇，该说不说是失职，是浪费。” 　　海南岛试验 　　雷宇说，他明知自己在海南岛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虚度。在198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雷宇率先提出一个重大议案，即海南行政区体制的变革——在海南设立一级政府，加快开放和开发。“成立一级政府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通过，人大常委会都不行。宪法中没有这一级政府，规定只有中央、省、市、县，行政区是哪一级？此前我们就向民政部反映过好多次，把他们都难住了，最后就作为一个特别提案，经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 　　雷宇说，初到海南的时候，就发现海南行政体制混乱。“当时，还是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全国唯一的一个。香港不还叫特别行政区吗，加上‘特别’两个字。”雷宇解释，所谓行政区委员会，是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派出的机构，它不是一级政府，它大于地区，小于省，干部配备也是一样。而且，海南其实是两大块，一块是市县区，一块是少数民族地区：市县区有海口市还有一部分县；少数民族地区有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这也是一个地级单位。此外，海南还有很多中央企业，“想要统一开发的话，组织体制需要改变，不然的话也不知道听谁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提议，海南行政区不要再作为派出机构了，应该变为一个实体，即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对外，统一管理，实行几统一”。 　　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挂牌，雷宇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说，这为1988年海南设省和设特区做了准备。 　　雷宇在海南的3年，是海南发展的黄金期，也是起步期。那时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雷宇说，“穷”，要征兵贴标语，买个红绿纸，贴标语的钱都没有；乡改镇，换块木头牌子的钱都没有。“边”，不仅是地理上，更是在人们的心理上，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同时这也是机遇，雷宇记得很清楚，中央和广东省当时给的政策是，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3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让他放开手脚去干。 　　一个转折点是1984年召开的“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讲海南岛是怎么讲的呢？”雷宇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这是原话，一个字不错的。” 　　雷宇说，他当时作为海南代表，听传达了这句话后，脑袋里就发热。“以台湾为目标，要在20年的时间里赶上，雷宇当然要拼命。”他理解老一辈领导人的海南岛情结：“海南和台湾本是条件相差不大的岛，海南岛是3.4189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57万平方公里，只差1500平方公里。如果按耕地面积，海南岛还要大。国民党是我们共产党手下败将，退到台湾，台湾为什么现在发展得这样快？海南岛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几十年，如果长期差距那么大，肯定觉得脸上无光。把海南岛经济搞上去，也证明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可以，经济上也可以。他们有这个紧迫感。”他由此要求在会议上发言：“只要有一个好政策，我就不相信20年赶不上台湾。当然，这种赶上不是讲绝对值，绝对值不可能，但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应该是可以赶上的。”会下，雷宇又计了一笔数，台湾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4亿美元，还是很低的水平，台湾真正起飞，也就是70年代末后，是蒋经国提出十大建设后的10到20年才实现的。他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海南赶上台湾关键是怎么样完成原始积累。“台湾的原始积累主要靠日本侵占59年的基础，靠当年从大陆掠夺的金银财宝，靠美国支持。海南岛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一个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想的很实际：“胡耀邦到海南讲，要钱没有，但中央可以给你们政策。给我们政策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要这个政策干什么？”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连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有的政策都没有这么宽。“其中一条，就是海南省利用自有外汇，可以进口17种机电产品，包括汽车、电视机、收录机、冰箱……反正都是值钱的商品。一免税，一变卖，不就大把赚钱？只是当时规定这些产品不能出岛。”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汽车，雷宇承认，虽然规定不能出岛，也卖出去一点，“那时候我们钻什么空子呢？新车不能出岛，旧车可以啊。新车旧车标准是什么？用多了就是旧的啊，那就拼命跑，旧了，罚5000块钱不就可以出岛了”。 　　一开始还是小打小闹，直到1984年7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司的一位副司长的讲话传到海南，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雷宇于是说：“海南岛当时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区，汽车出岛当然属于可以放行范围之内。”于是汽车买卖畅通无阻了，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只有2000余辆，到了8、9月份，进口汽车已经共计6.2万多辆。这也超出了雷宇的设想。最后海南一共进口了多少辆汽车？雷宇答：批准进口8.9万辆，到货7.9万辆。 　　雷宇伸出一个手指：“搞开发，要建设，第一就是要有资金。资金的原始积累靠什么？我们不能靠战争掠夺，更不能靠贩卖黑奴，只能靠增产节约，靠内部积累。当年的海南岛基础设施很差，缺乏卖得好价钱的自然资源，也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何年何月才能积累起来。通过商业流通转手买卖赚钱，是一条便捷的渠道。”既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了，那就放手干吧。 　　最终于1985年爆发的海南汽车事件轰动全国。当时的新华社通稿说：“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作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于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改革和改革者的命运 　　回顾汽车事件，雷宇说，按照当时的讲法，负面影响是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其实政治损失是真的，经济损失则未必。海南岛实际到货的7.9万辆进口车没有一辆是走私的，是100%在海关打了税的，海关得到了19.6亿元人民币的税。汽车事件出来了，我们又交给国家物资部5.84万辆汽车，它变卖赚了20个亿。加起来总共39.6亿元。” 　　“海南岛1984年的财政收入是4.6亿多元，比我进岛工作前增加了近两个亿。这些钱我们都做了什么事？基本上都搞了基础设施，公路、城镇建设、农业、教育，建海南大学。没有一分钱乱花。所以后来工作组去查我，行政区政府的一把手、区党委的二把手，我18个月的奖励、补贴一共是460块钱，和汽车司机标准一样。不相信？我讲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在改革开放前沿“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雷宇说，在来海南之前就有准备。“错误是肯定要犯的，具体什么事情上犯，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自己要犯的，可能是命运把你推到那个地方，不知不觉犯的。” 　　现在回头看，雷宇认为，汽车事件也是在为改革开放付学费。那时候，海南岛搞对外开放，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很不充分。“一是思想准备。以前海南岛经济很不发达，商品意识、商品观念很薄弱。我最初去做调查，有的地方还保持着原始公社的痕迹。卖鸡蛋，把篮子放在道边，人躲在树后，别人买鸡蛋把钱压在筐底，人走了，才好意思去把钱拿过来。共产党有句话，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哪有商品经济的意识？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哪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二是组织准备。海南岛的干部素质不错，但是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需要的专业知识也比较缺乏。”雷宇说，不通过汽车事件，干部群众怎么知道对外谈判，怎么知道签订合同，怎么知道汇率差，外汇还可以倒卖，批文还可以倒卖？……“汽车事件最大的收获，等于给全海南岛的干部群众上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商品经济教育课，把他们的脑袋洗了一下。” 　　雷宇认为，没有海南行政区一级政府的成立，没有汽车事件，不会促使中央那么快下决心在海南设立省级经济特区。 　　事隔多年，至今人们还在谈起雷宇，谈起汽车事件。1986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一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陆定一特别建议，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他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 　　新加坡一位老华人（李光耀）也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在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但雷宇在家乡广西的3年多并不太顺心，1996年2月，他主动辞去职务，他说：“我雷宇是副主席，那个成克杰是主席，我和他搞不到一起。”其实一开始就有征兆，他1992年到任两周后在北海开了一个会，作总结。“有人看了我的讲话稿以后，说雷宇啊，糟了，你在广西干不长。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是他们没有讲过的，也是讲不出来的。”雷宇在广西仍坚持对外开放的一贯思路，1993年外宣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让广西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广西”。 　　在广西，雷宇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实一开始广西推荐时，候选人的名单上没有我。广西人大主席团成员，也没有我。是广西的代表硬把我推上去的。因为我之前犯错误，他们对我多少有同情和关爱，好多代表联名提出，人民代表应该有雷宇。”雷宇参加1993年全国人代会，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止通胀，要抑制物价，坚持实行物价基本稳定的方针。雷宇在发言时提出：“物价要抑制，但也不能什么都抑制，比如粮食、油料、棉花就不能抑制，而且应该适当调高，再抑制就没人给你种了。工农产品剪刀差讲了多少年要缩小，其实这个剪刀差一直在扩大。”开完会坐电梯，河南代表不认识我，说广西团的雷宇还替我们农民说话。我就笑。其实，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就讲过一个哲学观点，当我们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的时候，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讲到农民问题，雷宇给本刊记者细细地计数：“国家当时收购100斤稻谷是45元，最多可以上浮10%，也就是说全国不分什么地方，收购100斤稻谷的价格最高不能超过49.5元。我们是在基层做实际工作的，农民种粮食他需要的投入、辛苦、风险，我们清清楚楚。49.5元，像广东这样的地方，让农民把粮食心甘情愿卖给你，不可能。粮食流通政策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根本就不了解农民……” 　　辞职后的雷宇回到广州赋闲在家，每日饭后与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直到两年前母亲以107岁的高寿仙逝。他在家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很多朋友也知道送钱是不行的，他们知道我爱书、看书，就到处给我寄书，甚至成箱成箱寄”。(实习记者冯宇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桂西布依

	哎！ 但他也是政治的牺牲品

毛毛虫

	僚人哦。看来壮族大有人才，我们不必杞人忧天。

南男人

	QUOTE: 以下是引用使君子在2009-10-9 14:54:36的发言： 邓讲过，二十年让海南岛赶超台湾岛，未免过嚣。如果让雷宇做，可能要用三十年。但是这二十几年来，掌管海南岛的，不是雷宇那样的“南蛮”人物，而是那些受过“北京先进教育”的、拥有“中原汉族优良血统”的“先进性人物”。直到今日，海南岛什么都不是。 QUOTE: 以下是引用使君子在2009-10-9 14:48:23的发言： 成克杰受过北京的“高等教育”，一上任广西立即大力推行普通话。在他任内，广西各族人民深受“捞思维”毒害，商业意识严重落后。成克杰是导致广西落后的元凶人物。 这些个评论有点随性而发啊，不敢苟同，比如说，推行普通话对加强广西与全国的沟通有好处的，对促进社会进步有益，不要因为个人有问题，就把与他相关的东西都统统打倒，你可以说他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发展民族语言做得不够，但一棒子打死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