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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关于越人汉化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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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1:01:0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这个月,我曾发过搜集来的关于越人汉化的不少帖子,可惜因宕机而丢失了.现在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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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6-7-30 11:07:00 |只看该作者
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安徽省黄池-方村-峨桥-钟仓北-铜陵县西南-铜陵市东-大通-马牙桥-高坦-牌楼-瓦垅-长江-莲洲-石牌-二桥-怀宁东-金拱-唐湾-主簿-鹞落坪-湖北安徽省界-黄湖官湖龙感湖南岸-望江县南-华阳-香口-马垱-彭泽-湖口-九江市东-九江县-范家铺-湖北江西省界-武穴南岸-长江-黄石-大冶北-梁子湖-渡普西-长江南-白螺-洪湖西岸-潜江南-江陵-秦市南-调弦口-石首-黄山头东南-湖南省官垱-安乡县西保和堤-澧水-益阳西北军山铺-官庄-七甲坪-松柏-里耶-湖南省界-尧市-江口北-花桥北-龙头庵-小横垡西-新建-中方-楠木坪-漠滨-湖南贵州省界-广坪西-响水坝-靖州县-溪口-广西省堂坊-百里村南-安和南-灌江源头-黄关-湖南广西省界-清江桥-渡水-高木塘-塘田市-花桥-高溪市-大忠桥-阳明山-金陵-欧阳海-郴州苏仙区-上渡西-大源-栗源南-湖南广东省界-莽山西-连州县-连南县-连山县北永和-大宁-桂岭-里松-贺州北-望高-钟山北-牛庙-沙田西-步头西-黄姚-昭平县-文圩-头排-罗秀-黄茆-东乡-桂平西山-石龙-古樟-石牙-武宣-黔江-大湾-龙岩-迁江-加方-古零-仙湖-甘圩-丁当-坡造-海城-朔良-永乐-阳圩-坡洪-印茶-南圩-那桐-中东-屏山-全茗-大新-新和-雷平-那岭-硕龙)之间,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元年至南朝宋泰始二年的150年里,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其到达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 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吴方言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 楚人在战国时期半华夏化,自大量中原移民到达湖北,汉族移民数量开始超过当地楚人数量,江北楚人彻底汉化,湖北地区开始操一种汉语方言,这是西南官话的雏形。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 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间的移民。移民总人数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 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 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 
作者: 一生的秘密1  2005-3-23 19:56   回复此发言  

2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 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 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已由操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历经汉、三国、南朝、唐宋1500年的汉族中央政权统治,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又有大量北方汉族移入,巴蜀人与汉人逐渐融合,开始操汉语族蜀语支。南北朝时期,几十万僚人(百越)入蜀,融入汉族,所以很多四川人身高比较矮概与此有关。宋蒙巴蜀地区的酷烈攻防战持续了50多年,四川人口相对于南宋锐减了80%以上,剩下不到100万人。元末四川人口恢复到200万人,随州人明玉珍率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与元军大战10多年,川人(不含明部)剩下不足70万人。洪武年间,以麻城为代表的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明、清、三藩等,川人不足60万人,于是“湖广填四川”出现了,四川的外地移民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而形成的,属于西南官话。 

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于越国被半华夏化的楚国灭掉后,越人南溃,湖北楚蛮涌入吴越地区;后来由于北方战乱而南逃上海-苏南一带的中原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越;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则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 由于江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 

(14).百越的汉化 

虽然三苗被夏朝打败退出中原,但百越人还广泛地占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方,百越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一直到东晋,广大的中国南方还都是百越语言的天下,汉族在这里绝对是少数民族。古越人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奉龙蛇为图腾,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有打牙习俗。五胡乱华、大批汉族南下,初步改变了中国南方以百越为主体民族的种族状况。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胶着而成,百越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楚民族血统上是华夏、藏缅、苗瑶的融合(湖北)或者就是苗瑶(湖南、江西),灭吴越后东楚民族血统上则是楚民族与百越的融合。楚人尊凤,其次崇拜龙。楚语是一种汉语、藏缅语、苗瑶语的融合,楚国文字采用稍加改造的中原汉字。后来随着与中原交往的加深,楚民族逐渐华夏化,楚语逐渐演化为今日湘语、吴语,楚语与江淮汉语融合形成赣语。 
作者: 一生的秘密1  2005-3-23 19:56   回复此发言  

3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扬越顾名思义扬水(发源于荆州东流于潜江入汉水)东南的百越,可能属于三苗后裔苗瑶族,他们广泛分布在今湖南省江西省全境、湖北省东部。其中今鄂州市的鄂国、今江西余干县的干国最为著名。全部扬越地区最后都被楚国征服,但他们的语言苗瑶语仍然于独立于楚语。但随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原地区的扬越人逐渐被楚人同化。退居山区的扬越人号称山越,后来被吴国孙权征服,逐渐汉化。 

濮人属于百越一支,居住在江汉平原西部,参加过武王伐纣,一直到周朝势力都压过楚国。公元前700年被楚国灭亡,一部分逃到广西,称西瓯、骆越,一部分逃到贵州云南,称僚。 

庸人属于藏缅语系,居住在今竹山县,也参加过武王伐纣,前611年被楚国种族灭绝。卢戎属于藏缅语系,居住在今南漳县、宜城县,也参加过武王伐纣,前690年被楚国灭亡,逐渐融于楚民族之中。 

盘瓠蛮居住在今湖南中西部,后来分散演化为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傒。 

长沙蛮武陵蛮又逐渐散居演化为苗瑶畲三族,畲族居于福建、广东东部,瑶族居于湖南、广西东部、广东北部,苗族居于湘西与贵州等地。 唐王朝于福建畲族地区设置漳州、汀州。 宋代瑶族有几大聚居区:一是现湖南省中部的梅山地区,宋朝派章敦开梅山,瑶族有的向湘南及广西等地迁徒,有的就留在当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之中;另一个在今湖南南部、广西广东北部山区。从1045—1047年经多次战斗,瑶族接受朝廷封给的峒主、银青光禄大夫等官职。 

五溪蛮因其地有雄、樠、潕、酉、辰等五溪而得名,是今沅江上游。原来主要是百越民族,后有藏缅族群巴人(土家族祖先)迁入,形成多民族杂居局面。北江蛮首领为巴人彭氏。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首领为舒氏、田氏、向氏,三姓首领互相攻击,朝廷利用其连年战争,治下百姓都思归化的心理,于1072年派章敦招降。傒人分布以湖南为中心,向东扩散到赣水,向南延及韶关,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唐朝时期融于汉族。 

商周时期,今浙江南部、福建居住着百越的一支---闽,后来于越民流亡闽地,二者融合为闽越。 楚灭于越后,越王大儿子摇占浙江,称东海王,二儿子无诸占福建,为闽越王。前223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置会稽郡、闽中郡(福州市)。在秦末农民起义中,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前202年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前192年,立摇为东海王(东瓯王),建都温州市。 

前154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救于汉,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故地为闽越王所占。前135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乘机进攻闽越,闽越王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向汉称臣,无诸孙丑被封为越繇王,余善被封为东越王。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被汉军攻灭。次年,东越王余善起兵反汉。汉以越衍侯吴阳劝降余善,余善不听,退守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献于汉军。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福建之地遂虚。实际上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匿于崇山峻岭之中,前85年,汉昭帝置冶县(福州)统治之。 编辑:<<泡菜草堂>> http://pc.shangmen.com

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宣州)、会稽、新都(黄山)、建安(福建省建瓯县)、豫章(南昌)、鄱阳(上饶)、庐陵(吉安)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孙吴政权为了扩大兵源、增加赋役,频繁镇抚山越。238年平定山越,并收之为吴国士卒。山越人逐渐与汉族融合,成为今天赣人、徽人、江淮人、吴人、闽人的血液的一部分。 
作者: 一生的秘密1  2005-3-23 19:56   回复此发言  

4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吴国孙权在福建置建安郡(今建瓯),所辖东安县即今天闽南的同安、南安,汉族人开始少量移入闽南。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大量逃入闽南,成为福佬人最早的基础。510年梁置南安郡,管辖今泉州地区。唐朝时,闽西南畲族起义,陈政、陈元光父子率5000多河南兵前往镇压,并就任漳州刺史。入宋以来,中原汉族移民继续南迁入闽南,当地的闽越族在人口上被汉族超过,逐渐失去本民族特征,汉越二族融合成福佬人。福佬人由于向外移民,成为潮汕、雷州半岛、海南、台湾的主体民族。 

吴国对闽北五次用兵,数十年经营,巩固了统治,部分汉族人开始定居福州。西晋初置晋安郡,治所福州,特别永嘉之后,大量汉族入闽北。南朝时期,入闽汉族继续增加。唐末,王潮率领大量光州固始人入闽,并建立闽国。汉族人开始超过当地的闽越族人,汉越二族逐渐融合为现代意义上的福州人。 

福建人的汉族血统充其量不超过60%,这注定了福建人有更多的百越特征,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 

商周时期,今桂粤湘交界处居住着百越的一支---苍梧。公元前230年,一部分苍梧南迁到珠三角,改称南越;一部分西迁到广西大瑶山,演变为侗族。 

今越南北部、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居住着百越的另一支---骆。公元前206年,骆分化为西瓯、骆越。西瓯居住在以贵港为中心的柳江-郁江流域;骆越居住在越南北部、南宁为中心的邕江流域、雷州半岛、海南岛。汉末,西瓯演化为乌浒、骆越演化为俚僚。 

秦始皇平定岭南,于今广西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越南东北部、海南岛儋耳的骆越地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南越、扬越地置南海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使秦军大败。于是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万之众,留守岭南,并从中原征调1.5万名未婚女子,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 

前210年,陈胜、吴广起义。南海尉任嚣死后龙川令赵佗代行南海尉事,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前207年,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国。赵佗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赵佗尽管出身今河北省定州市,但接受越人风俗习惯,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发兵攻长沙王吴芮,未能取胜。前137年,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位。前135年,闽越王邹郢攻南越,赵胡要求汉朝干预。邹郢弟余善刺杀郢,使汉罢兵。前122年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太子婴齐继位。前112年婴齐亦卒,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主张保持南越独立,带兵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随即立赵建德(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前111年,汉军攻入广州,赵建德与吕嘉被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 五胡乱华以后,南迁汉人亦不断增多,但数量上远不及土著,被土著同化。 

到了唐朝,乌浒演变为黄峒蛮。黄峒蛮因黄氏首领居住黄橙峒而得名,聚居在今广西的靖西、百色、田阳、田东等县境。742年黄氏强盛,攻击附近的韦、周等氏,雄踞十余州,至756年首领黄乾曜自号中越王,分封桂南王、拓南王、南越王、镇南王等称号,拥众20万,影响数千里。758年黄乾曜等被官军所杀。794年黄峒首领黄少卿又攻邕州,807年黄少卿曾一度归顺唐王朝,被授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刺史,其弟黄少高为有州刺史,但不久又称雄独立。黄峒蛮的各个集团长期以来对于唐王朝就处于这种“叛服不常”的状态之中。黄峒蛮到了宋代演化为僮族,有依、黄、莫、韦、周等大姓。自唐代建立羁縻州峒,宋代一依其旧,所设羁縻州、县、峒以在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一带为最多。依氏主要居住在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等州;黄氏主要居住在安德、归乐、归城、田州等州;莫氏主要居住南丹等州。僮族逐渐发展为现在的壮族。 
作者: 一生的秘密1  2005-3-23 19:56   回复此发言  

5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南越俚人住在山洞、部落十余万家,首领洗氏,称雄一带。南梁州刺史洗挺,曾持强侵掠近邻,得其妹洗夫人的规劝,怨隙渐息。洗夫人后嫁高凉(阳东县)太守汉人冯宝为妻,参预政事。洗夫人辅佐丈夫冯宝,儿子冯仆,一直与南朝梁、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岭南发生动乱之际,洗夫人亲自披甲乘马,巡抚诸州,为隋朝稳定岭南作出了努力。洗夫人之孙冯盎被隋朝拜为高州刺史。 南朝时期,南迁汉人的有势力者成了土著渠帅,如冯氏、宁氏、黄氏、陈氏,对汉语与土著语的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今粤语次方言分布区域,与之有一定联系。如高阳话分布区域,主要是冯氏活动范围;钦廉话分布区域,主要是宁氏活动范围;邕浔话分布区域,主要是黄氏活动范围;而广府话分布区域,则主要是陈氏活动范围。初唐至盛唐,渠帅的势力仍相当强大,其时岭南是双语区:汉语与土著语同时使用。 

安史之乱后,岭南道的广州因北方汉族迁入,人口增加了75%,珠三角的南越逐渐汉化,产生了中原汉语与土著语的结合物----广府话。1127年到1279年的150多年间,北方汉族南迁岭南绵延不绝,多以韶关东北南雄县为第一站再进入珠三角,移民在人口上超过了土著的汉族和越族。广府话进一步吸收中原汉语、使自己与汉语更加接近,一种汉语方言---粤语开始普及流行,汉族彻底同化了越族,广府人形成。元代开始,广府话开始与中原汉语分道扬镳:北方话将中古声韵向口腔前演变,造成前声母、前元音发达,而广府话则将中古声韵向口腔后演变,造成后声母、后元音发达;北方话对古声调进行归并,而广府话对古声调续行分化。 

两广汉族有更多的南越族血统,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越南族、傣族、老挝族、壮族、侗族、布依族、黎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拉珈族、仡佬族等百越族群的成员也是黄种人南亚人种。 (15).总结 

我国古代的民族迁移分两种:阿尔泰游牧民族(胡人)迁入中原;中原汉族迁入南方。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少数融入多数。 

阿尔泰民族通常以强势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原,但他们人数非常少,通常只有北方汉族人口数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文化上也很落后,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北方人种和语言产生大的影响(小的影响在所难免)。最终,他们从种族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融入了北方汉族。就象一滴墨水掉入一盆清水中,影响甚微。例如,满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比此前所有游牧民族统治时间要长,且最终大多融入汉族,但满语对汉语影响很小,我们至今读明代人写的白话小说,如三言两拍、水浒传等,不觉与现代汉语有大的差别。编辑:<<泡菜草堂>> http://pc.shangmen.com 

中原汉族的南迁人数较游牧民为多,但仍然少于当地土著人(百越)。越人种植水稻,能供养大量人口,文化上也优于阿尔泰游牧民族,而南迁的汉人也并非一下涌来,而是一波一波,这样一次进入南方的数量更少。但他们虽然人数较少,却掌握了先进的技术(铁器)和文化,在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这样互有所长的两个种群相遇,影响是互相的。结果是:在不同的越族地区,成长出了不同的南方汉族和对应语言,特点是:文化上被汉族同化,从此成为汉族,血统上和语言上保留了大量越人的特征。这就象一小杯红墨水和一大杯蓝墨水想混合,最终是一种新的墨水。 

需要说明的是,“百越”是司马迁对所有南方种群的统称,实际上,由于南方地域广大,丘陵广布,交通闭塞,不象北方大平原容易交流,“百越”之间从种族、文化、语言各方面差异巨大,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南迁的北方汉族和彼此差异巨大的不同越人融合,产生了南方不同的汉人种群,而他们之间原来就很大的语言差异也基本保留了下来。 

所以结论是:无论种族、语言,北南文化线以北的北方人较南方人对古代汉人的继承程度更大。汉代,华夏族与边缘蛮夷融合成汉族,汉族形成(从此绵延至今)。隋朝时,鲜卑族融入了北方汉族,形成北方新汉族。北方新汉族与汉代汉族文化上、血缘上一脉相承,没有太大差别。 

定义汉族的概念:黄种人的一种,说汉语,写汉字,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价值理念,并且带有50% 以上的汉代汉族血统。 定义杂种的概念:身上混合多个民族的血液,但每个民族的血液都不超过20%,血液比重第一的民族相对于第二的民族不占明显优势。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种的民族,只有相对纯种的民族。北方汉族人还是相对纯正的古代汉族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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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1:10:00 |只看该作者

中国的新兴强者与传统强者--"岭南"与"江南" [转帖]


返回广东发展论坛发表新主题发表调查
 aestar 回复时间: 2006-06-24 19:57楼主管理员: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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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中国自古富裕之地,维持千年,所以变得心高气傲。  
岭南,中国自古犯人流放地,是中国南僵,时常被人忽视和鄙视。  
中国的文化传统,灌输了江南是中国之精粹,但这是错误的。  

然而,一百多年前,岭南开始崛起,各类英雄层出不穷,江南依旧繁荣。  
78年所谓改革春风,首先光顾岭南,考虑岭南地区不太重要,为保上海而拉其当炮灰,想不到岭南竟然取得成功。成了大陆第一省。  
岭南的成功是取决于这里的人们包括来这里奋斗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取决于岭南人几百年前被排挤后远渡所创造的海外财富,也一定程度上当时取得了当炮灰的资格。  

90年代,岭南已经成了中华最重要的经济区域。 自古富裕的江南人当然不服气,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江南理应该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地方,上海应该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城市。他们不知道, 中华的强大需要各地的均衡发展,而不是所谓精粹地方的富有。  

江南人对香港的仇恨由此而来,因为香港代表了岭南人民及华侨创造了的最高水平的成就, 而江南人只创造了上海。  

事实上,岭南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也无法因人的意志而改变! 
古代江南的富裕,是来自各地的人民的辛勤耕耘,包括许多北方人。  
现在岭南的富裕,道理也是一样。  

广东人对海外地域的拓展,包括70年代香港的内地难民,新加坡的移民,在恶劣环境的逼迫下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  

而这时江南人却偶居中国东海一角吟诗作画, 过着优越的日子,他们惧怕大海,认为海洋会带来野蛮和毁灭  
   
实际上,海洋带来的是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岭南人在南洋地区取得了成功。福建人步了后尘,但是为时哨晚,因为国外已经法制,开始限制非法移民  
但到2000年以后,江南人开始喜欢海洋。。  

他们开始无限制的接受(初了浙江南部外) 海外资本,这样幅度和力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30年代上海是远东大都市,没错,正如同80年代的圣包罗是南美大都市。  

外国人会记得它,观光它,投资它, 但未必瞧得起他,和惧怕他!  
岭南最早的土著是越人。我们将宋元以前迁入岭南的北方汉族称为旧移民,宋元之际迁入岭南的移民称为新移民。由于旧移民的迁入,他们与当地的土著越人融合,形成了粤语。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岭南实行有效统治,大量迁入中原汉族移民,加速了越人的汉化。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分三路经过岭南。公元前214年,在广东、广西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实行有效的统治,随即分三批强制移民迁入岭南,第一批有50万移民“与越杂处”;第二批是将处理案件有过失的低级官吏大约三、五万户(12—20万人)发配“南越地”;第三批则是将“女无夫家者”1.5万人迁入岭南,与留守岭南的秦军官兵婚配,定居于岭南。这些人大多讲中原话。秦亡后,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在岭南“与越杂处”,“和辑百越”,提倡与越人通婚,推行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文化,使得秦汉时期的上古汉语与少数民族的古台语融合而形成了最早的粤语。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岭南进入一个安定、稳定的发展时期。从此,汉族人由于屯戍、随军、流放、避乱等原因,再次掀起新的移民高潮。以后,中原地区每发生一次大的战乱,北方移民就不断迁来岭南。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唐代的“安史之乱”,就是这种移民的催化剂。旧移民与土著越人不断融合,丰富、发展了古粤语。    
宋元时期的新移民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广府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王朝,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中原大乱,宋高宗南逃,中原汉族随之大规模南迁。但是,金兵穷追不舍,从江浙一直打到今江西南昌,迫使迁到这一带的中原汉族士民辗转南逃入粤。这次入粤的汉族既有流士,也有流民。这批流士、流民翻越大庾岭,聚集在南雄珠玑巷。在战乱波及岭南以后,聚集在南雄珠玑巷的汉族移民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南迁,从而跨出了形成广府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珠江三角洲由于泥沙淤积,河岸成滩,河道变浅,沼泽地多,自然条件比南雄山区优越得多,从南雄珠玑巷迁移到此的汉族围堤造田,从此,南迁移民在此安居乐业,使得珠江三角洲人口大增。唐代,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有1.2户,到宋代时已有4.8户。元末明初,由于南雄战乱频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移民潮。这些移民进一步充实了珠江三角洲。与此同时,随着明初地方行政上改“路”为“府”,广州府下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今深圳、香港)、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珠海)、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连州、阳山、连山等1州15县,“广府人”就成为广州府一带汉族的俗称。  
    新移民原来操中原话,但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在与旧移民不断交流融合中,逐渐被旧移民的古粤语所同化。同时,古粤语也在新旧移民的反复融合中得到发展。南雄珠玑巷人的大量南迁,给正在发展中的粤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广州话作为粤语的标准音已经水到渠成。由于广府人都讲粤语,因此,粤中,粤西南,以及桂东南讲粤语的汉族,都被称为广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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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1:16:00 |只看该作者

客家源流的多元探討

鄧振麟 許時烺



前言
由於過去廣東土著民對客家的排斥,因此客家研究者羅香林提出客家人是中原士大夫南下的論述,並且得到眾多人的回應,也滿足了客家人居住的正當性。然而,隨著眾多研究史料的出現和醫學檢驗的報告,客家人是漢化的越人後裔,已是無法逃避的事實。因此,土生土長的客家人現在更是擁有居住在閩粵贛大三角區域的正當性,無須再為了土著民的排斥而煩惱爭執,客家剩下的只是一些過去誤會釐清的問題。

長久以來,客家人都以原來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活動範圍約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間,後來因爲五胡亂華、黃巢之亂、北宋滅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繼南遷福建、廣東、江西等地。

近年來關於客家的研究備受各界重視,客家的由來除了上述傳統已有的客戶說外,又相繼有外人說、客居說、夏家說、河洛說、客卿說、佃客說、客萌說、外族說、給客說、夯家說、越人說等等十餘種。

各種客家名稱由來如下:
客戶說、給客說、客居說、客卿說、佃客說、夏家說、河洛說:名稱雖異,都源與羅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導論》所謂晉元帝 詔書所定的“給客制度”相關所述,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華夏族從黃河洛水遷移嶺南輾轉南遷的時候,「暫居」或「客居」或爲「客戶」或「佃戶」或爲夏之音轉「客」、河洛之音轉「客家」爲推論。

外人說、外族說: 根據客家遷入後與土著發生「土客械鬥」,土著對遷入族的稱呼。
夯家說:根據客家夯築土樓爲民居推論。
客萌說:類似新興民族,因時空環境原因 造成由某多元化結合爲一體的民族。
越人說:根據現代醫學 HLA血液檢驗比對的結果,客家人、閩南福佬人、越南人最接近,都是古代越人的後裔。

客家源流的探討
客家源流最早的中原說,根據記載的族譜是有問題的;最起碼論述只說是南下的士大夫,而不說有原來的住民,然後又將之全部歸為是南下的士大夫是不合理的。如果說今天陜北和河南也有人講類似的客家話,但台大教授去考證的結果,發現他們都是清代客家填四川時期時遷去的。

中原說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南下的流民是大規模且普遍的向南方遷移,為何只在閩粵贛三角區形成客家,別處不是。

另外中原說的主客戶問題也是有問題的;其實主客戶分類是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大江南北到處都適用的土地耕作制度,沒有理由相信它是成為族名名稱的由來。

至於客語的漢語成分比現代所謂的國語普通話更具純度問題;事實上客語更具漢語純度的原因,是因為現代的國語普通話是北方漢語長期受非漢語勢力統治下而改變的,換言之,是別人改變後而相對產生的結果,因此說客語傳承了古漢語是對的,客語的漢語純度高,是接受漢語,保存漢語的結果,但不能因此就推論為北方人南下的原因。

不過雖然客語如此,客語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源至古越語成分演變的南方漢語則不可拋棄,事實上也無法拋棄,不忘祖宗言,不數典忘祖,指的也是如此。

客家之名,始於周朝
根據清福州閩學專家蔡永兼《西山雜記》載: “福建周時有七閩,其地域即泉郡之畬家,三山之蜑戶,劍州之高山,邰武之武夷,漳岩之龍門,漳郡之南太武,汀贛之客家,此七族稱七閩。”

關於七閩,何光岳的《南蠻源流史》載:《周禮•職方氏》:“掌七閩八蠻”。鄭玄注:“閩,蠻之別也”,即閩乃蠻之別種。

從以上史料記載看,周朝已確有客家種族,是七閩之一。

而從上述史實和諸多論述之中也說明:客家之名,始於周朝,現客家汀贛地居民周朝時已有客家種族之名。

古楚越的傳說與歷史
 
楚粵民風-莊周遊楚
春秋時宋國蒙邑人莊周「南遊楚越,採訪古風」讓我們瞭解春秋時「楚越」歷史背景與「中原」語言文化的差異情形:...楚國南郢沅湘一帶,古代曾屬“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九黎之地。...西周初期,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之地,始有楚國與楚民族。..。
中原人一直將楚人當蠻夷看待,有“蠢爾蠻荊、蠻荊來犯”之類的詩句。楚地的風俗,與中原大不相同,..如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與火神的後裔,日、火色赤,所以楚人崇尚赤色,進而發展到喜愛所有鮮艷濃烈的色彩,他們的袍衣裙袖,絲錦織品和各種手工藝品, 都用各種艷麗的色彩精心裝飾,絢爛佳妙,美不勝收。...。

另外,由於日出東方,所以楚人以東向為尊,而不像中原人以南向為尊,中原以右為尊,楚人卻以左為尊...。

莊周來楚之前,一直弄不清楚楚國人很崇拜的鳳是什麽神物;..周人有龍而楚人有鳳,楚地尊鳳貶龍。..青銅器皿和手工藝品上,鳳翅高揚抽撻龍脊,痛得矯龍嗷嗷號叫。傳說鳳凰從南海出發飛向北海,一路上非梧桐樹不棲,非竹子的果實不食,非味如甘醴的泉水不飲,因為它怕別的東西玷污了它高潔的身體。楚國雖有楚言楚文字,但開始沒有用母語創作的典籍。楚國的典章制度,多從華夏諸國取法仿效。中原禮治文化對楚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上層貴族社會,而於江湖草萊浸染甚微。尤其是沅湘一帶,純樸的楚人不知禮治為何物。楚人崇巫,巫風特盛,...所祭祀的神靈比較駁雜。中原祭祀,多在固定的宗廟進行,而楚人卻好在曠野。...。

莊周「南遊楚越,採訪古風」讓我們察覺到,確實南方有很多文化是和北方中原不同的,今天有人出殯時,電子花車大跳艷舞,若非了解民風的積極意義面,當然有人要大驚小怪而非議了。


莊周遊越

一年多來,莊周聽慣了楚人那急促而繞口的楚語,...從陸路向越國進發。他們到浙江流域越國,...。

越國人,尤其是居住於深山老林中的下層人,都是短短的頭髮,身上刺著各種各樣的花紋。他們的衣服,只是用獸皮在腰間圍了一圈,稍事遮蔽而已。...中原男女之間交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越人的姑娘卻可以自由地與情郎相會。...這裡的人比楚人更加原始,更加自然樸實。沒有文字,不用學習禮儀,不用讀聖賢之書。...。

越人們不僅對生的看法與中原人不同,而且對死的看法也與中原人不同。中原是以哭泣為喪,而越人則以歌舞為喪。他們對待死亡,沒有中原人那樣恐懼。他們在活著的時候在恬靜平安中享受生的快樂。而對待死亡也是恬靜平安。

中原人那麽重視喪禮,其實反映了他們在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而對於越人來說,死亡只不過是回到所來的地方去,就像迷途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海陸豐客家人,結婚穿白紗,哭的死去活來。喪禮大宴賓客,全村人人有份。這種中原人認為「婚喪倒置」的習俗,客家人是有楚越遺風的。


古越國史

越國不是西周的正封諸侯,而是以“聖王後裔”的名義,獨自立“國”生存的部族。由於地處偏僻的東海沿岸,國境起初在今浙江境內,國都在會稽(今紹興),西周王室鞭長莫及,便也在天下安定後漸漸認可了這個諸侯。

越國在春秋之前的歷史,只有越人自己的傳說,中原人沒有一個說得清楚。越人在歷史中出現得很早。春秋時代,列國爭雄,一向被視爲蠻荒之地的長江流域先後有楚國、吳國和越國,一個比一個文化落後,卻一個比一個好勇鬥狠,一個接一個北上稱霸中原。文化發達的北方諸國雖然不得不屈從武力脅迫,骨子裏卻把他們視爲野蠻人。

為了北上中原的正當性,越人自稱是治水的大禹後代,姓騶。他們說,大禹巡行天下,死在會稽,他的庶子無餘留在會稽守護禹塚,然後繁衍出越族人。整個譜系是這樣的:偉大的大禹傳子無餘;無餘二十傳至允常,越王允常是越國的開國君主,傳子勾踐;進入春秋時期,西元前473年,因為勾踐復仇滅了吳國,越國才一躍而起成為南方大國。越國在越王勾踐會諸侯於徐州,才大規模拓邊擴地,西到江西,北至山東。不過,越國全盛時期的版圖尚不及於福建。

勾踐之後,是一串生疏的名字,到了戰國三強並立的時代,越國已經是勾踐之後的第七代國君了。這個國君叫無疆,無疆是個一心想振興祖上霸業的赳赳勇武之輩。 他與幾個謀臣商討,一致認定:振興霸業,就要討伐戰勝齊國!這是“南蠻三國”(楚吳越) 北上稱霸的老路。


古越國的滅亡

春秋時期,有實力阻擋江南三國北上的,只有中原的晉國與齊國。楚國稱霸時,主要對頭是晉國。而吳國、越國稱霸,則都是戰勝齊國而奠定霸主地位的。齊國是中原強國,越國戰勝齊國,自然就威震天下!因此越國在滅吳後,已經成為“准戰國”,而越國的北面直接與齊國接壤,用兵極為方便。

齊國為了防備這個臨國,特意修築了一道長約三百多里的夯土長城。無疆一道嚴令,短短兩個月南北千里之遙,將都城從僻處南部山區的會稽,遷到了北方的琅邪。琅邪,本來只是老吳國的一座要塞邊城,東臨大海,北接齊國,距離齊國南長城僅僅只有二百里。

齊國派了一個伶牙俐嘴的使者遊說無疆,說楚國才是越國的大患,應該乘這時楚國兵力分散時攻打楚國。這個天才使者居然奇跡般的說服了無疆,於是無疆轉而攻伐楚國,可不幸的是無疆卻反被楚威王打的大敗。西元前334年,楚威王殺無疆,越國在越王無疆手中滅亡。楚滅越後,進入浙江,奪回吳國故地。並挾著滅越國的餘威,揮師北上,把齊國軍隊殺得落花流水。

越人的第一次北遷 

閩粵國的建立

越國雖然亡國,但越王族並沒有被斬盡殺絕,越國故都會稽也沒被楚國納入版圖。於是越王族殘餘子弟就在這殘山剩水間爭位,爲君爲王,做個地方土司,向楚國朝貢。
但北面是強大的楚國的地盤,東面是大海,只好向南向西南更荒蕪的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海邊遷徙。

漢後秦始皇興起後滅六國,在秦始皇時代,來到福建的越王族成員無諸成了七閩人的王,避到武夷山創建閩粵國。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沒有派軍隊入閩,只是奪去閩粵國無諸的王號,把他們降爲君長,並在公元前221年設立了一個閩中郡。

閩中郡是虛設,秦王朝沒有派人來,完全由閩人自治,不像廣東的南海郡,中央有直接委派守尉令長管理。因此無諸不過換了一位新主人,降了名分而已,並沒任何實際上的損失。這是第一次福建形式上納入了中央政權的版圖。

福建的早期歷史,是一團迷霧,我們竟不知從何談起。“福建”一詞是很晚才出現的,唐以前,人們稱呼今天福建的這塊土地爲閩,或者七閩;也叫越,東越,甚至粵;當然也可以合起來叫閩越。《山海經》說“閩在海中”,仿佛閩地是個海島;《周官》提到“七閩”,語焉不詳,我們猜測它指的也許是“蛇種”的七個支系,七個部落。漢代博學的文字學家許慎拆字,窮究閩字的本義,門內一條蟲,斷定閩人是長蟲的後裔——蛇種。唐朝陳元光開漳州時當時的原住民稱“蠻獠”,“蠻獠”之一就是今天所稱的“畬ㄩˊ族”,“畬族”自稱山哈,客家發音稱“蛇sha族”,山哈連音正好是“蛇”。

因此“七閩” 加唐朝開發的第八閩漳州,都是“蛇種”的七、八個支系或七、八個部落。只是這些“蛇種”因為歷史的因素先後漢化,並且漢化的很徹底,到今天,所有漢化後的“蛇種”都不承認原來的身分,直到1988年閩粵藍姓才以“畬族”身分回復原籍,這也是目前唯一願意承認祖先認祖歸宗的一個,其他的都還自認是高高在上的純種漢人。

閩中郡的地盤比現在的福建省大,不但包括福建全境,還包括浙江南部的溫、台、處三州和廣東的潮、梅一帶及江西東部的鉛山縣等地。

在秦末當天下共伐暴秦楚漢相爭時,起義隊伍中,有一支是閩軍,由無諸和搖率領。他們是我們所知的福建最早的歷史人物。他們統軍隨從鄱陽令吳芮參與推翻暴秦,功成,項羽分封諸王。然而,項羽封王雖然多至十八,卻偏偏不封無諸。因為項羽的先祖項燕是楚國名將,項氏世代爲楚將,而無諸是越王無疆的後裔,項羽當然不肯分封一個潛在的仇敵。後來,楚漢相爭之際,無諸自然投靠劉邦一方。僥倖劉邦正好是勝者,論功行賞,分封諸侯,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封無諸爲閩粵王,定都東冶。

“畬族”自稱山哈,客家發音稱“蛇族”,山哈連音正好是“蛇”,想不到漢代到現在將近二千多年才搞清楚“蛇種”的由來。

1988年閩粵藍姓以“畬族”身分回復原籍,鼎鼎有名的藍鼎元、藍廷珍就是,當然台灣的藍姓也就忽然都是如假包換的“畬族”了。但是您別不承認您也是“蛇種”後代,偉大的總統福建詔安白葉村陳姓,嘴巴說祖先是開漳聖王陳元光,過年晚上卻關起門來拜狗皇“盤瓠”,即使說祖先是陳元光也不行,潮州史記載陳元光父親陳政隋朝就在潮州揭陽縣貴人村,所以福佬人的“河南光州固始圖騰”子虛烏有,純屬虛構。

南海國的曇花一現與越人的第一次北遷

漢王朝也許是擔心無諸勢力坐大,尾大不掉,形成割據局面,不久後又有兩次分封。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員織爲南海王,統轄汀、潮一帶;惠帝三年(西元前192年),立搖爲東海王,定都東甌(今浙江永嘉縣)。這樣,秦代的閩中郡在漢代時就有了閩粵王國、南海王國和東甌王國三個王國。漢王朝希望能夠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然而漢王朝分而治之的願望不久就落空,南海王國立國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文獻的記錄是《莊助傳》中引淮南王上書言:“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屬王長)使將軍間(一作簡)忌將兵擊之,處於上淦。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帛資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壁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

這些文獻說明南海王國造反,淮南王長領兵鎮壓,南海王國投降,漢王朝將南海王國居民遷徙一空,全部趕到上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縣九江一帶,這是越人第一次北遷,南海王國留下的空地當然由閩粵國的臣民填補了。

為什麼有些語言學家會將客、贛語,同歸一類為客贛語系,這段歷史給了我們最好的補充。


漢王朝經濟封鎖南越

嶺南以前沒有文字,古越語和漢語在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上均不相同。趙佗立國後,秦篆成爲官方文字,文字的使用,對嶺南社會物質文明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南越國國都番禺,但身爲割據政權統治者的趙佗,心中仍有很大隱憂,因爲北境有著長期不友好的長沙國,東面有剽悍好鬥的閩越,西境有不羈漢法的西南夷,南越國境內又有總是不那麽臣服的西甌、駱越等。不過,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時時覬覦南越的大漢王朝。劉邦早在西元前202年無暇南顧時,就故意把嶺南三郡“虛封”給長沙王吳芮,爲趙佗樹一勁敵。後來劉邦又封了“海陽侯徭無餘”及“南海王織”,這一侯一王的所謂封地均在嶺南,其用意不言而喻。除此外,劉邦還在漢越邊界的越城嶺至騎田嶺一線佈置了重兵,派遣兩位元將軍率兵常駐長沙國,監視南越國的一舉一動。

面對這種情形,趙佗不免心存猜疑,擔憂劉邦不相容。因此,趙佗借通商之機,傾其所能大量引進嶺南開發所需的中原先進生産工具,但這樣一來,又使南越對中原的依賴更深。
劉邦死後,惠帝劉盈繼位。劉盈遵循高祖之制,對南越“時有所賜”,趙佗也守約不定期入貢嶺南特産。惠帝在位七年駕崩,呂后執政。開始時漢越關係依然維持原狀,但到了西元前183年,呂后忽然頒佈了“別異蠻夷,隔絕器物”的政令,關閉與南越貿易的“關市”,不准向南越國輸出鐵器農具,馬牛羊只給雄的,不給雌的,等於對南越實行經濟封鎖。
呂后爲什麽要和南越過不去呢?禍因還是漢高祖劉邦埋下的。劉邦建立漢朝後,分封了一批異姓王,後來又施展手段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消滅掉了,長沙王吳芮因勢弱而得以幸存。劉邦為了世世代代統治,在大殺異姓王的同時,大封劉氏宗室爲王,臨死前不久還召集大臣立下“白馬之誓”,規定“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呂后上臺後勢單力薄,因此必須依靠呂氏一族,這樣就封了諸呂為王,因此違背了“白馬之誓”。但劉邦是靠呂后得天下的,所以呂后敢違抗“白馬之誓”。她所希望的,是建立起劉氏、呂氏和功臣集團的聯合統治。然而封諸呂為王,還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衆多矛盾。如此一來,呂后對異姓王吳芮自然大加籠絡。

得寵的長沙王吳芮趁機大進讒言,要求攻打南越國,甚至希望奪回高祖初封長沙王時的嶺南三郡,變“虛封”爲實得。呂后無意發兵攻打南越國,但“別異蠻夷”的封鎖倒可做個順水人情。

可是,對於南越國來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嶺南許多地區都已推廣使用中原先進的生産工具,對金鐵田器的需求量日漸增大,靠南越本身冶鐵業遠遠不夠。至於馬牛羊,除了可提供肉食和皮革紡織原料以外,其糞便也是農業生産所需的大好肥料。呂后禁止向嶺南輸出這些必需品,對南越國經濟的打擊實在太大。南越君臣和百姓非常氣憤,趙佗分析:“今高后聽讒言,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並王之,自爲功也。”

由於漢越實力懸殊,反漢未必能勝,因此趙佗先後派遣了南越國的官員三上漢都長安,請求呂后改變政策。但長沙王吳芮到處活動,竟使得三位南越高官都被扣在長安。這一來,激起了南越人對呂后政權的強烈不滿。

吳芮一不做二不休,把南越人這股情緒添油加醋向呂后告狀。結果呂后一怒之下,派人誅殺趙佗在中原的族人,還搗毀了趙佗父母的墳墓。

祖墳被毀在當時是件不能容忍的大事,尤其越人非常崇拜祖先,祖塚、宗廟遭毀在他們看來比國破家亡、淪爲異國奴隸還要可畏。君主趙佗的遭遇,令南越軍民既憤怒又同情。
趙佗這時也已明白,漢越問題通過政治手段怕是無法解決了,加上南越立國二十餘年,社會經濟實力有了相當程度的增強,於是趙佗決心訴諸武力。


南越抗漢

西元前183年,趙佗自尊號爲“南越武帝”,出入建制全部仿照中原天子的陣勢,公開反漢。他恨長沙王吳芮挑撥離間,稱帝後立即發兵北上攻打長沙國,在其南部邊境數縣劫掠了一番,發泄心中怨憤。

呂后沒想到趙佗會抗漢稱帝,西元前181年9月,她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又派遣隆慮侯周竈、博陽侯陳濞率兵征討南越。

但北方官兵不適應南方水土,軍中疫病流行,戰鬥力大打折扣。趙佗憑五嶺天險佔據戰略要地,又有瘴氣“相助”,成功地拒漢軍於五嶺之外。

漢越軍隊進入膠著狀態,如此雙方對峙了一年多時間,直到呂后病死,漢朝罷兵。趙佗以一個抗擊漢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獲勝,使南越國威望大爲提高,周邊鄰國皆對之另眼相看。趙佗趁機以兵力威鎮邊界,又以財物籠絡閩越、西甌、駱越等,疆界拓展到“東西萬餘里”。

可是,在前後約四年的時間裏,南越與中原經濟上的往來基本中斷,只能與周邊小國做交易,所受打擊也是非常沈重的。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南越開闢了一條風險重重的沿海航道,即從珠江口通向今福建福州,輾轉與浙江等地做交易。這條航線經常出事故,南越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因此不難理解,爲什麽後來趙佗又很快臣服了。


犬牙相入與南越臣服

西元前179年,漢王朝劉氏衆王與功臣集團聯手,殺盡諸呂,代王劉恒得以繼大統。劉恒就是以“仁厚”著稱的漢文帝,他登基正處於劉氏集團與呂氏集團激烈爭鬥需要休整和安撫人心之時,故劉恒很注意營造一種比較安寧的社會政治環境,對內廢除了一些沿自秦朝的酷刑,對外“使告諸侯四夷”,廣施懷柔政策。

趙佗瞄準皇權更疊之機,主動上書朝廷,“請罷長沙兩將軍兵,求還兄弟之在真定者,將與漢和”,還要求把長沙國位於嶺南的疆土劃歸南越國。因爲劉邦當年留下“伏筆”,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依照天然分界線來劃分的,而是呈“犬牙相入”之狀,把五嶺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劃分給了長沙國。

劉恒是個精明的天子,接到趙佗的求和書後立即做出反應,派人修整了趙佗父母的墳塚,又找到了趙氏一門沒被殺盡的親屬,許以官祿,還將南越邊界的兩支漢軍撤走博陽侯陳濞的那隊人馬,只留下周竈的軍隊。隨後漢文帝重新起用年逾古稀的陸賈,命其帶著自己的親筆信和禮物再次出使南越國。

劉恒的詔書讓趙佗吃了一顆定心丸。漢文帝言詞懇切地承認漢越交惡,過在漢朝,告訴趙佗朝廷已經採取和解措施,希望趙佗“分棄前患”。但對趙佗伸手要土地一事,劉恒委婉地拒絕了,說南越國與長沙國一樣,都是高祖所封,自己不好改變祖宗的做法。

趙佗深知只有幾十年開拓史的南越,實力根本不可能與中原相比,還不如變逆爲順。漢文帝這道比較客觀的詔書,又給了趙佗一個臺階下。於是趙佗叩頭謝恩,表示“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去帝制,不再僭稱皇帝了。

這之後南越國與漢朝恢復了以前的關係,“關市”重開。景帝統治期間,趙佗仍奉臣職,不定期派使者到長安向皇帝請安進貢。

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的界線呈“犬牙相入”之狀,而“犬牙”之間剛好是客家地區,因此互市之間人民的交往密切,語言也就相類似,如長沙方言和客贛方言就是。


嶺南與南越經濟

南越國二次歸漢,有史學家認爲此乃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的範例。這實在值得商榷。趙佗對漢稱臣,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劉恒容忍南越國存在,又何嘗不是出於無奈?他在特殊背景下登上帝位,有極大的可能被架空,甚至成爲傀儡。劉恒當時最大的敵人,是把他擁上帝位的劉氏衆王,遠在嶺南的趙佗,反而可以暫時相安無事。

劉邦建立漢王朝後,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分封了九個宗室子弟爲諸侯國國王,還分封了一批異姓王。後隨外患漸輕,劉邦尚在世時,就把異姓王翦滅得差不多了,能對中央王朝構成威脅的也就只剩劉氏血肉至親。

漢文帝時他將諸王子弟盡可能多地封爲王,使其大國變成多個小國,最後變得跟郡縣差不多。他又把太子的同母弟弟劉武封王,安在戰略要地河南商丘。這一招,後來在七個諸侯國反叛時果然派上了大用場。劉恒終其一生,都在忙著用智謀對付他的至親,同時奉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故天下人得享太平,南越國也過了一段安穩的歲月。

當時嶺南與中原的商貿往來雖然頻繁,但南越國的貨幣經濟並不發達。趙佗立國後,沒有鑄南越錢幣,而是沿用秦時的銅錢,俗稱“半兩”錢(只有半兩重)。這種銅錢,也只在番禺等交通比較發達的首府縣治使用,大多數地區還是以物易物越人祖傳的貿易方式。南越國的徵稅方式也與中原不同,採取的是服勞役和交實物地租這一類初級賦稅形式,即臣民們每年爲王室無償勞動一段時間,或將實物交給統治者。

南越國的貿易很活躍,這與南越經濟難以自給自足關係很大。西江是當時南越同外地交往的主要內河幹線,穿過靈渠可達長江水系;溯源而行則抵雲南、貴州、四川等地。

長沙國和南越國郡界犬牙交錯,今廣東連平縣屬漢長沙國,既是漢朝防範南越的橋頭堡,又是長沙國與南越國商貿往來的“關市”地點之一。長沙國所轄的湘、贛等地,也是南越和中原進行貿易的地區。中原農具和牲畜有不少都是通過西江和關市輸入嶺南的。

南越與夜郎的商貿主要利用(爿羊)(爿可)江道(今紅水河)。蜀地商人常將四川特産私販到夜郎,夜郎國再將貨物順江運到番禺。西江、北江、東江和流溪河諸水構成的珠江水系貫穿兩廣入南海,番禺爲海河樞紐地,一些中原産品由此流向海外。


吳楚七國之亂

西元前156年,漢文帝患重病歸西,皇太子劉啓繼位。漢景帝劉啓奉行其父整套政策,“削藩”,休養生息。但劉啓年輕,操之過急,結果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

叛亂之首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文帝在世時,劉濞有一次派太子劉賢去長安朝覲,文帝派皇太子劉啓陪吳太子玩,誰知兩個年輕人在下棋時爲一步棋吵起來,誰也不肯相讓,劉啓一怒抄起棋盤砸吳太子,正巧砸在劉賢太陽穴上,把他給打死了。文帝正想給各諸侯國一點顔色看,便沒有處罰劉啓,但又厚殮了劉賢。吳王劉濞無可奈何,卻種下心病。劉啓繼位後“削藩”行動是找楚王、趙王、膠西王的錯處,奪回了2郡6縣。吳王劉濞明白,景帝下一步就要對付他了,便決定先下手爲強。他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六國劉姓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爲藉口,於西元前154年正月發動叛亂。劉濞親率吳楚聯軍20萬西征,其他各國則圍攻仍忠於漢王朝的齊國。

西征前,劉濞曾遣使聯絡閩越國、東甌國和南越國。由於吳國強盛,各諸侯國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又有一致之處,閩越、東甌一口答應作劉濞的後援。趙佗卻留了個心眼,說自己是異姓王,不便參與其事,但必要的時候,南越還是可以調動幾十萬軍隊防衛國土。南越是南方三小國中實力最強的一國,閩越在名義上還是南越的藩屬,趙佗這樣表態,無非想兩邊都不得罪,靜觀事態變化,同時顯示一下實力,讓劉氏集團不要小覰南越。

吳楚七國西征速度迅猛,聲勢洶洶。漢景帝令人斬殺晁錯及其家小,又退還削地以求和平。但劉濞以“我已爲東帝”拒絕收兵。景帝無奈,只好與叛軍決一死戰。劉濞打到劉啓之弟劉武鎮守的河南商丘時,受到猛烈抵抗,因爲這兩兄弟關係不錯,景帝和太后都有將來把帝位傳給劉武的意圖。

這一仗令吳楚聯軍消耗了不少實力,接著劉濞又敗於太尉周亞夫統領的漢軍。劉濞只好退兵,一直退到東甌。沒想到在景帝的重賞引誘下,原來信誓旦旦的東甌王竟將劉濞殺了,向漢王朝請賞。其他六國的國王也都被殺或自殺,只有劉濞的兒子劉駒逃到閩越。後來劉駒爲報殺父之仇挑起越人之間的戰爭,導致閩越、東甌、南越全部瓦解,讓朝廷撿了大便宜。 

越人的第二次北遷 

東甌王國滅亡與越人第二次北遷

漢景帝四年(西元前153年),吳楚七國反漢失敗,吳王濞率殘軍萬餘人逃到東甌王國。起初,吳王濞鼓動閩粵王國和東甌王國一同反漢,閩粵王國不從,東甌王國倒是參與了。這時,漢王朝就要求東甌殺吳王濞,將功贖罪,否則便派兵滅東甌王國。東甌王國於是殺吳王濞於丹徒,吳王太子駒僥倖逃脫,歸附閩粵王國。駒和東甌王國有殺父之仇,便經常挑動閩越王攻擊東甌。

漢武帝的時代,此時閩粵王國由無諸傳到郢,郢正想向外擴張,劉駒的說辭頗中下懷。
西元前140年景帝亡,景帝幼子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閩粵王郢欺劉徹是個少年天子,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138年),閩粵王國於是從海陸兩路發兵圍攻東甌。東甌拒守,糧食不足,堅持不住,眼看就要糧盡城破,忙派人黑夜突圍,入長安見武帝劉徹,請求漢朝發兵救東甌。

東甌很小,漢武帝本不欲去救,想讓這些好攻鬥的越人互相消耗。但漢朝曾規定各諸侯藩國不得互相攻擊,如果小國來求不救,可能會造成不良後果,影響其他國家臣服。於是漢武帝決定干預,但只讓中大夫嚴助持節杖調兵馬去救東甌。

閩粵國沒有想到漢王朝會不遠萬里插手,不敢跟漢軍交戰,趕緊帶著掠得的東甌財物、俘虜收兵回國,漢軍也不追趕。東甌王國有這樣一位不友善的強鄰很頭痛,害怕閩粵再次來攻,他們不能一直指望遠在天邊的大漢救駕,就向漢武帝請求內遷歸漢,劉徹同意了。於是東甌王率領4萬多族人,在江淮之間定居下來。東甌王國立國共55年,就此結束。這是越人第二次北遷。不消說,這塊空地,自然變成閩粵王國的了。


閩粵與南越

閩粵國已經恢復了秦閩中郡的舊地,國勢強大,野心勃勃。嚴助擔心地說越人“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之迹”。的確,勾踐的後裔是不甘於庸庸碌碌的,他們妄想再一次恢復先輩的光榮。

然而當時還不是與強大的漢王朝正面抗衡的時候。因爲閩粵國在南方擴展勢力受到另一個鄰國南越的遏制。

早在秦朝,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領50萬大軍越過五嶺,征討百越。尉屠睢戰死,秦始皇不斷增派援兵,終於在西元前214年,完全征服了百越之地,建置南海(今廣東)、桂林(今廣西)和象郡(越南北部)三郡,並由中央政權派遣官吏治理。秦末動亂,南海尉任囂死前將權力移交趙佗,要他封鎖五嶺險隘,斷絕和中原的交通。趙佗同時還兼併了桂林郡和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帝剛剛平定天下,不願再勞師遠征,趙佗又肯臣服朝廷,就派陸賈去冊立趙佗爲南越王。但南越在趙佗死後,閩粵國與南越就有了爭戰。

 
閩粵王出兵攻南越

漢王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以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規定各諸侯王國的官員由皇帝任命,又規定諸王不得治理國事,僅能“衣食租稅”,也就是把諸侯王們變成了大地主。

漢景帝和漢文帝一樣,一輩子都在忙著對付劉姓衆王,地處偏遠、勢力弱小的異姓王因而得以苟全。“七國之亂”平定之初,趙佗和收留了劉駒的閩越王緊張了一陣,見景帝無意南征,才暫時放寬心。不過,趙佗自此特別謹慎,克盡臣職,不時派使者到長安向漢景帝進貢,表示自己絕無異心。

趙佗活到100多歲,在西元前137年,即武帝建元四年去世。因爲趙佗高夀,其太子已經先他歸西,於是由趙佗的孫子趙胡繼位,號南武文王。

南越新王趙胡身體不太好,在位時間只有十幾年,一般事務大多交由丞相呂嘉處理。據考,越人大首領呂嘉爲今廣東順德人,趙佗立國後爲“和集百越”任用他當丞相。呂嘉有感先王重用,對趙氏王室死心塌地。新君趙胡對呂嘉也就非常信任。可是這樣一來,多病不愛問事的趙胡聲望就成問題了,從而引起了南越國名義上的藩屬閩粵王郢的覬覦。

呂后執政時,漢越交惡,趙佗對抗漢軍獲得勝利,聲威大振,趙佗乘機在以兵力威邊的同時,對閩粵、夜郎等國施以財物籠絡。這些小國一方面畏懼南越,另一方面也想借南越國的力量免受漢王朝的控制,於是便和南越建立了一種鬆散的“役屬之”的關係。也就是說,自那時起,閩粵國開始了對漢王朝、南越國的雙重依附關係,曆文、景二帝不變。

郢是個野心勃勃的諸侯王,閩粵王郢出兵東甌,撈了一把,又見漢王朝沒有追究,郢的膽子更大了,宣稱要恢復其祖先勾踐的霸業。恰好趙佗辭世,病懨懨的趙胡被立爲王,郢認爲機會來了,便於建元六年 (西元前135年)發兵攻打南越國的邊邑。


閩粵國兵敗
有東甌的例子在前,南越趙胡有樣學樣,不跟閩粵國打仗,一面調集軍隊加強防守,一面火速上書請求天子下詔處理。

這一次漢武帝的反應和東甌求助時大不相同。此時劉徹已21歲,正想大展拳腳,決定出兵討伐閩粵國,立即用虎符發了兩路大軍去夾攻閩粵國:一路遣大行王恢從豫章(今南昌)出兵,一路命大司農韓安國從會稽出兵。

大軍出發時,閩粵王郢嚴陣以待。可是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漢軍尚未入閩,閩粵王國內部發生政變。閩粵王郢的弟弟余善和宰相、宗族們密議,於是余善殺郢,派使者把郢的頭顱交給大行王恢。

大行一面上報朝廷,一面通知大農的軍隊。漢武帝有了面子,也就罷休,讓將軍回師。漢武帝覺得余善這人太陰險,可是余善有實力,有威望,國人都歸附他,他就自立爲王。漢武帝不想爲這點小事勞動大軍,想一想,余善殺郢總還是一件功勞,於是乘機將閩粵國一分爲二,就封他爲東越王,立無諸的孫子繇君醜為越繇王。從而把閩粵直接控制在朝廷手中。

閩粵國雖然一分為二,但實權在余善手中,他才是真正的閩粵王。余善統治閩粵王國,有22年的時間與漢王朝相安無事。


南越國政變

這期間,南越王由趙胡傳嬰齊,再傳興。興的母親是中原人,她說服兒子要南越國歸附漢王朝,宰相呂嘉不同意,他想保留一個獨立的南越國。元鼎五年(西元前112年),南越國政變,呂嘉殺死南越王興和太后,立嬰齊另一個南越妻子所生的兒子建德爲王。漢武帝大為光火,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等率10萬大軍征討南越。

余善覺得機會來了,躍躍欲試。他上書朝廷,請求允許他率領閩軍八千人協助樓船將軍攻擊南越,武帝同意了。可是余善表面一套,背後一套,兵至揭陽,推託海上風浪太大,不聽號令,坐以觀望,還同南越國互通密使。但是第二年,漢軍意外順利地消滅了南越政變。


閩粵國抗漢

樓船將軍楊仆氣憤閩粵王的無信,想出這口惡氣,派使者上奏武帝說,不如讓他帶了軍隊順便再解決反復無常的閩粵國。漢武帝批示說“士卒過於勞倦,所請不准。軍隊回豫章郡的梅嶺待命。”這個梅嶺在今江西寧都縣,在閩粵國的西北國境外。

本來事情也就了結了,誰知余善消息靈通,知道了楊仆請誅閩粵國的密奏。可惜他只得了半份情報,不知漢武帝“所請不准”的批復,誤以爲漢軍駐紮梅嶺是要從西北進攻閩粵國,余善決定先下手爲強,發兵攻漢,挑起了同漢王朝的戰爭。

 越人的第三次北遷 

閩粵王稱帝抗漢

余善封騶力等爲吞漢將軍,連佔白沙、武林、梅嶺三要隘,擊殺漢軍三校尉。另外兩位漢軍將領張成和劉齒,畏縮不前,後來被朝廷處死。余善刻了“武帝”之號的玉璽,自立爲帝。余善築六城拒漢。一爲烏阪城,在今邵武市東15公里;二爲大潭城,在建陽縣治西南隅;三爲漢陽城,在今浦城縣北;四爲今浦城縣城;五爲臨江鎮,在浦城縣南。第六城考據就是武夷山的閩粵王城。]

漢武帝因此派出四路大軍征討閩粵國。第一路:樓船將軍楊仆出武林。武林在江西鄱陽縣,由此前行入崇安縣分水嶺,二千年來,爲入閩要道。第二路: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句章在今浙江慈溪市,韓說由此出發搭海船赴閩粵。第三路: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由今江西寧都縣入閩西。第四路:戈船、下瀨兩位將軍出若耶、白沙,由浙江樂清縣進攻閩粵東北。


閩粵國滅亡與越人第三次北遷

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冬天,各路漢軍都進入了閩粵國。閩粵的徇北將軍防守武林,打敗了楊仆手下的幾位校尉,殺了長吏,不過徇北將軍最後還是爲楊仆所殺。起初,漢朝還另外派了一個久居漢地的越人粵衍侯吳陽入閩,勸說余善投降,余善不聽。等到韓說的軍隊登陸,吳陽就率領他的七百個邑人反叛,在漢陽城攻打閩粵軍隊。余善正在浦城泉山指揮作戰,前後受敵,支援不住,只好退回國都東冶。然而冶都又有陰謀在等著他。建成侯敖和越繇王居股設計殺了余善,把他的頭顱交給橫海將軍韓說,舉國歸降。

戰後論功行賞。越繇王居股封東城侯;吳陽封北石侯;原越建成侯敖封開陵侯;還有一位降漢的越將多軍(姓多名軍)封無錫侯。其實,漢軍入閩並沒有打過什麽激烈的戰役,閩粵國更多還是亡於內訌。

當初淮南王劉安反對和閩越國開戰時曾經爲如何善後擔憂,漢武帝於是把閩粵人集體遷徙到江淮之間。這是越人第三次北遷。

閩粵國亡,存國92年。越繇王居股受封為東城侯,為朝廷的藩臣。閩粵國亡,閩粵城毀。除了遷徙到江淮之間的之外其他閩粵人四散。一部漢化,一部遁入南嶺深山,一部轉到日本及越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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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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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粵王城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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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城門   

 

南越偏安與漢族之始 

南越偏安

劉徹滅了閩粵之後,接著要順勢控制南越,劉徹先後派了鄱陽令唐蒙和中大夫莊助“諭南越”,要趙胡親自入朝謝恩。 唐蒙到南越後,趙胡磨磨蹭蹭沒有明確表態。跟著莊助又下番禺,趙胡覺得挨不過去了,只好頓首叩謝:“天子爲臣興兵誅閩越,臣死無以報德!”表示願從速入朝見天子。

但是一轉身,以呂嘉爲首的一班大臣馬上力諫趙胡萬萬不可去長安,趙胡更怕入朝不安全,於是在莊助返朝時,推說自己有病,遣太子趙嬰齊跟著去長安,作爲人質。這以後趙胡一直稱病,始終沒有入朝見漢天子。可是,南越國並沒有因此就逃脫被滅亡的命運。

漢武帝時的中原和漢初已大不相同,經過70多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國力強盛,武帝有精力對付那些地處邊陲的小國了。

對於開邊,劉徹有著濃厚的興趣。閩粵和南越對峙時,他就想一舉解決這兩股割據勢力。閩粵直接受制於漢王朝後,南越國東南門戶大開。漢武帝又封唐蒙爲中郎將,唐蒙一番恩威並施,夜郎及其附近的小部落紛紛歸漢。南越國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

接著漢武帝又在長安西南開鑿昆明池,建造樓船訓練水軍,準備好攻打南越國的兵力。但這時北方匈奴累犯邊關,給漢王朝造成很大威脅,於是劉徹決定先對付匈奴。如此一來,南越國又得以偏安一隅。


漢族之始

匈奴是漢王朝的宿敵,從劉邦建立西漢時起就經常出兵南下侵擾,漢朝廷只得以和親政策委曲求全,每年奉獻大量財物。如今漢王朝國力強盛,武帝更是一代雄主,豈甘受制於人?因此漢王朝下定決心與匈奴一決高低。西元前133年夏,劉徹興兵征討匈奴。這是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僅元狩四年那一仗,漢軍就出動了10萬精騎,數十萬步兵。漢匈戰爭一直打了20餘年,匈奴軍隊損失了20多萬兵力,超過其總人口的一半。終於,匈奴大敗遠遁,漢朝在西域取代了匈奴的地位,勢力擴充西達蔥嶺。自此漢王朝威名遠揚,南方越人也“漢化”成“泛漢族”,連同華夏族形成人口最多數並開始自稱爲“漢族”。 

江淮長沙與客話的關係 

江淮方言與客話

閩粵人貴族等曾經集體一次北遷江西,二次遷徙到江淮之間,歷史上南越國與長沙國領土的“犬牙相入”都涉及到客家話的淵源。

今天江淮官話以安徽的合肥話爲代表,其語音特點:n和l不分,en和eng不分,in和ing不分。語法上普通話的選擇疑問詞,如“你去不去?”在境內說成“你可去?”

合肥方言不僅“雞”、“資”不分,連“地”和“自”、“題”和“瓷”、“洗”和“死”也讀音相似。

由於語音不清,往往會發生誤會。以前有一則笑話,說的是兩位合肥人出差外地,住進一家旅社的同一房間。晚間在洗臉時相互謙讓:“老兄先洗”,“閣下先洗”,“你先洗,你洗了我才洗”,幾句話中“洗”字都說成“死”字。恰被茶房在屋外聽見,以爲他倆在尋短見,慌得破門而入,方才發現是聽錯了話音。因此,過去每逢春節,合肥人爲了忌諱,便改稱“洗臉”爲“淨面”,或叫“抹臉”。否則,大年期間,全家老少“你死”、“我死”地叫個不休,實在太不吉利。

在合肥方言中,還有許多辭彙的含義與衆不同。例如,指人“說謊”叫“屁磨”,說人“胡鬧”稱“搞髒”,稱贊人“能幹”爲“停當”,譏人“肮髒”曰“拾弄”;以及稱“有趣”爲“得味”,謂“閒談”爲“呱淡”,說“接吻”爲“疼嘴”,講“稀罕”爲“缺井”,“開玩笑”爲“逗猴”,“脾氣怪”爲“精味”,“是誰”爲“哈個”,“什麽東西”爲“哄東西”,不在乎、無所謂、大包大攬多種意思都說成“好大事”,等等。

以上我們從江淮官話的代表合肥話中,並沒有找到和客家話及閩南福佬話有太多的關聯。


長沙方言與客話

湖南爲古三苗、百濮與揚越之地。春秋、戰國屬楚。秦朝設黔中、長沙兩郡。西漢時屬荊州,轄武陵郡、桂陽郡、零陵郡和長沙國。三國時屬吳國荊州。西晉時期分屬荊州和廣州;東晉時分屬荊州、湖州、江州。南朝宋、齊、梁時分屬荊州、郢州、湘州,南朝陳時分屬荊州、沅州。隋統一全國後,在湖南設有長沙、武陵、沅陵、澧陽、巴陵、衡山、桂陽、零陵等八郡。唐代分屬山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黔州都督府。五代十國時期,馬殷據湖南,建立楚國,國都爲長沙府。

今天的長沙,既是古三苗國分佈與活動的重要地域。傳說,以堯舜爲首的華夏部落曾與三苗發生過長期的戰爭,多次打敗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遷徒,成爲後來“荊蠻”、“長沙蠻”和湖南境內以及雲貴苗、瑤、侗各民族的祖先。

長沙方言除了全濁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這一主要特點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長沙方言的鼻尾韻有前移的趨勢,如[n]變爲[-n],[-n]變爲鼻化。不過,鼻化韻如山、攝、開、口、四等先韻,聽起來有點像弱鼻化,又有點像弱鼻尾,表明這種前移變化還未完成。

二是長沙方言還保留入聲,自成一調,但無塞尾。

三是長沙方言與其他湘方言一樣,只有子尾,沒有兒尾,而且子尾非常豐富。普通話的兒尾,長沙話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不帶兒尾、子尾的,長沙話也往往加上子尾。這也是它的主要特點之一,如,禾線子(稻穗子)、淩杠子(冰錐兒)、紙條子(紙條)、麻雀子、螞蟻子、桌子、椅子等等。

四是長沙方言表完成態不用“了”,也不用“啦”,而用“噠”。如:吃噠(吃啦)、走噠(走啦)、好噠(好了)等等。

五是長沙方言表肯定不用“是”,而用語氣詞“嗯嘍”。如:“這是你家?”“嗯嘍!”“你去過?”“嗯嘍!”

六是長沙方言因仍在受普通話的影響,至今還在變化,如,以前的長沙話有尖團之分,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之分,現在這些差別基本消失了。

七是長沙方言中一些詞的讀音保留了古音的讀法。如,長沙話念 “蚊子”的“蚊”和“浮起”的“浮”及“甫”字,是念重唇音,“蚊”字念成(m&euml;ng);“浮起”念成( báo);“甫”念成(bü)。這些都是古代的讀法,是古音。古代設有清唇音,“蚊”、“律”、“甫”三字都念重唇音,長沙話在漢語後來的演變中,一直保留了重唇音的讀法,因此保留了這三個字的古音。

另外長沙話的副詞,其數量和表現力要比普通話的副詞豐富得多。像:
冰(pìn)冷的  刮(guà)白的 桕(jiù)酸的
嫩(nèn)白的  墨(mò)黑的    噴(p&euml;n)臭的浸(jìn)甜的  勁(jìn)鹹的 貢(gèn)綠的 繃(p&euml;n)硬的等等,表現的都是普通話“很”的意思,但上列長沙話表現的就顯得比“很”的程度更深,深到一種誇張的程度。

又如,長沙話中有許多有音無字的詞:
p&acirc;(把) [~是]:特意
k&auml;(咖)[~死他]:掐死他
l&acirc;o(老)[~藥]:毒藥
cè(冊)[~菜]:擇菜
wò(臥)[~人]:燙人
miè(滅)[~黑]:很黑
w&auml;(哇)[~苦]:很苦
g&euml;(給)[~起]:藏起
等等,這些詞是長沙話中特有的,既增強了長沙話的表現力,又形成了長沙話的地域色彩。

另外,長沙方言區域內出現不同的語言現象。如寧鄉話,喜歡在一些句尾加“地”(相同“的”):“寧鄉地”“浸甜地”;長沙縣麻林橋地區卻喜歡在一些句尾加“隔”(也相同“的”):“麻林橋隔”。“ 嗯是隔”(意爲不是的)。還有居住在瀏陽18個山區鄉的20多萬客家鄉親,他們既能說長沙話,也能講地道的客家話,這些都是長沙方言區域內的特殊現象。

以上如果排除代用漢字和音變問題,長沙方言表現比普通話“很”的意思誇張的程度,和客家話是相同的。如冰(pìn)冷的,客家話叫“冷冰冰”;刮(guà)白的,客家話叫“白刮刮”;桕(jiù)酸的,客家話叫“酸桕桕”;嫩(nèn)白的,客家話叫“白嫩嫩”;墨(mò)黑的,客家話叫“黑墨”;噴(p&euml;n)臭的,客家話叫“臭噴噴”;浸(jìn)甜的,客家話叫“甜浸浸”;勁(jìn)鹹的,客家話叫“鹹勁勁”;繃(p&euml;n)硬的,客家話叫“硬繃繃”。

另外,我們還可在下面的長沙方言詞彙中找到一些相關對應,列舉如下。
傲(ao)不錯、好
齒(chi)理會
珙(gong)形容顏色特別黃
樂(le)逗樂
綠(lou)恥笑、開玩笑
綿(mian)欺騙、蒙騙
呷(qia)吃 (注:對應閩南學佬語)
贏(ying)「虛詞」,如他忙的手腳不贏
咒(zou)用話噎人,如我不咒他兩句,他不知道我的厲害
安噠(an da)吹捧、安撫
搭幫(da bang)幸虧、多虧
辣利(la li)多嘴、能幹 

長沙縣麻林橋地區喜歡在一些句尾加“隔”,客家話在一些句尾則加“介”。“港”,就是“說”的意思,這樣長沙方言和客家話兩者相關聯的就很多。因此筆者認為“荊蠻”、“長沙蠻”、“武陵蠻”和客家顯然有很大的關係。

又漢高祖分封無諸為閩粵王不久後又有兩次分封。其中一次是在高祖十二年(西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員織爲南海王,統轄汀、潮一帶;一次是在惠帝三年(西元前192年),立搖爲東海王,定都東甌(今浙江永嘉縣)。後來南海王國立國十五六年後就起兵造反,被淮南王長領兵鎮壓,南海王國投降,漢王朝將南海王國居民遷徙一空,全部趕到上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縣一帶。這是越人第一次北遷,筆者認為這些北遷的越人後來又陸陸續續回到現在閩粵贛大三角客家區,因此越王族的南海國和後來遷到江西上贛的他們應該就是今天客家人的先民。

也因此,客方言、贛方言很多學者歸為客贛方言一類。也因此,羅香林教授說客家人從北方遷來。沒錯,是從北方遷來,但不是從遙遠的北方,而只是從江西或和湖南有淵源而已,尤其是所謂的從江西遷來只能算是從江西遷回而已,不能丟掉越王族南海王國北遷江西上贛這一段。

從以上我們就可以說明客家族和客家話是最遲在周代就有的,而不是唐宋後忽然就形成一個講客家話的客家族來。

楚越遺風與客家文化的關係 

楚越遺風與客家文化

(1)客家人栽培水稻的技術是百越文化。

(2)客家人市集謂之“墟”,“越之市曰墟”,說的就是古越人交易名稱和方式。

(3)客家婦女長期保持天足,且肩負著種種勞作的重任,這一風俗明顯是受古越族人的影響所致。 唐人劉禹錫有詩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廣東《龍川縣志》載:“人多蠻僚,婦人為市,男子坐家。”說的就是古越文化的一個表征。

(4)客家婦女喜歡“東頭帕”,既遮擋陽光,又作裝飾物,微風吹來,頭帕翻飛,別有一番情韻。 顯然,這是百越文化的結果。

(5)客家人愛吃狗肉(畬族不吃),客家人還愛吃水產,青蛙、泥鰍、鱔魚,蛤、鱉、蚌、 螺、小螃蟹,無所不食從不忌諱,並成為家中宴席的佐餐佳肴﹔客家人以蛇為珍品,老鼠也成為下酒好料……這些中原人視為可駭可怖之物,客家人彌足珍貴的美食。究其源,當系古越族人“啖生”遺風的流存。

(6)客家人死後所作的“齋”儀式,請“花車”送葬,最相信“風水”, 施行“撿骨二次葬”,宗教信仰“神鬼”駁雜,等等都是楚越“ 巫風”的流存,中原人死之後‘哀的根源來自於周公及孔孟學說的 封建禮教,楚人‘樂’的根源則來自原始的‘靈魂觀念’, 楚文化的喪俗出於他們“視死如歸極樂世界”的樂觀精神。

(7)客家人喜歡紅色,認為吉利,更喜歡鮮艷濃烈的花色。當係與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與火神的後裔,所以崇尚赤色,進而發展到喜愛所有鮮艷濃烈的色彩有關。

(8)客家語言深層,研究相信是南方漢語古越人語言, 客語“九腔十八調”更是“百越”特性,饒平話“年”發音“nen55”和吳語相同。

(9)西元前280年,無諸建立閩越王國,統治當時的福建,包涵現在的福州, 今福州人稱女人為“諸娘人”。據《福建通志•方言志》記載:“女呼諸娘,當謂無諸國之娘。因此,“無諸國”的姑娘便被稱為“諸娘”。 清初福建按察使周亮工,他從河南省來福州任職時, 聽到“諸娘”這個稱呼感到很特別,便在《閩小記》中說: “福州人呼婦女曰珠娘,其來舊矣。”《述異》上說,“諸娘”又稱為“珠娘” ,這是因為閩越族的風俗以“珠”為上等寶貝,如生女便視為掌上明珠, 故“諸娘”又有“珠娘”之稱。泉人“諸娘”,和客家人稱女人為“甫娘”, 討老婆為“討甫娘”應該是有相當關係的。

(10)今泉州諺語:“雨兒微微,買油來煎堆”。是古老女媧補天傳說“堆”有兩種:一是甜的麥堆,一是鹹的蠔堆(蚵仔煎), 蚵仔煎隨移民傳到台灣成為美食。泉人“煎堆”,和客家人“煎粄”一樣,也有古老女媧補天傳說。

(11) 客家族譜在登錄上明顯是客家地區時才很清楚,前期則模糊,輩續也是後來編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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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24族群的系統發生樹

南海國考古 

南海國

有關“南海國”的歷史,史籍記載很少,南武侯首領織爲國王,其封地北起九龍江,南至廣東的東部,包括閩南現漳州、閩西和廣東的潮梅等地,江西現贛州之東,其城址一直未被發現,目前經過考古發現位於閩西龍岩武平縣。專家們從武平縣境內目前發現的10處秦漢遺址、9處疑似與“南海國”有關的地名和其他有關資料來看,“南海國”都城遺址可能在武平縣境內。

武平縣在福建龍岩市,龍岩市位於福建省西南部,通稱閩西,與粵、贛兩省相鄰。武平夏、商時屬揚州之域。西周屬七閩地,東周稱越國地。秦屬閩中郡。漢時爲南海王織的封地。吳時改屬建安郡。晉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置晉安郡,領八縣,其一曰新羅,武平爲新羅縣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置汀州,設南安(今平川鎮)、武平(今中山鄉)二鎮,隸長汀。南唐保太四年(946年),併南安、武平2鎮爲武平場,場治在武溪源(今中山鄉)。宋淳化五年(994年)升武平場爲武平縣。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汀州改爲路,隸福建行中書省。十八年(1281年)汀州路所屬6縣爲元世祖忽必烈女兒魯國公主囊加真的封地。十九年福建、江西二行中書省合併,置福建宣慰使司,武平隸之。明洪武元年(1368年),汀州路改稱汀州府。嘉靖十一年(1562年)五月,析武平、上杭、江西之安遠、廣東之興甯程鄉部分地域置平遠縣,隸江西贛州。翌年正月,還上杭、武平、安遠三縣地域。清代,武平仍屬汀州府。

武平縣名稱的由來,清代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近於今之汀”。南武下面分別添上安、平兩字,遂成南安、武平。這就是“武平”二字的由來。

《漢書,高帝紀》載:“十二年冬,詔日: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全祖望《經史問答》以詔語織爲無諸之族,知南武地近於今之汀;以其所封爲南海,知其近於今之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淦,知其近於今之贛。

楊瀾《臨汀彙考》載:“今武平縣本長汀地。唐置州後,以本州西南境爲南安、武平二鎮。觀其命名之意,用南、武二字分析並舉,當是因其地爲漢南武侯所封也.宋升鎮爲縣,乃專以武平名之,而其地正在汀、潮、贛之間。全氏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之說,此其是矣。”按,蕉嶺丘逢甲亦自號“南武山人”,說明凡汀潮贛相連之境,都可以“南武”命名。見丘荷公《南武贅譚》按全祖望《經史問答》, 引漢書高帝十二年詔日:“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據詔文織當是無諸之族。南武之地,當在今汀、潮、贛之間。後南海王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邑人楊瀾曰:“志閩地者但知有無諸。全氏據漢書詔語,以織是無諸之族說,雖創而實確然”。則汀初爲無諸地,而織以其族爲南武侯,後立爲南海王,則爲織地矣。新唐書《地理志》,汀州臨汀郡。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兩州山峒,置治新羅。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開元二十一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虔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州避役百姓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溪以爲名。當漢之時,東甌閩粵反,皆徙江淮,而南海獨遷廬江,非以其地近於虔乎?今武平縣地在汀、潮、贛之間,蓋即當日南武侯地,而漢封之曰南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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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岩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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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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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建 議
 

客家是一個跨越省份的族群,除了在閩、粵、贛大三角外,還有其他四川、廣西等地還有很多,可以說處處有客家。客家文化當然是一個漢化的文化,回溯北魏漢武帝在中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他原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鮮卑人,入主中原以後,為了鮮卑的後代,他毅然決然的徹底漢化,他雖然使鮮卑後代繼續享有在後來隋朝、唐朝的政權,並使得鮮卑文明,但他的做法卻使鮮卑失去了語言和文化,在歷史上的今天評價是兩極的。

台灣推動母語教學的今天,客家源流從單一的中原說到多元說,已經是一個潮流。自由的風氣與醫學鑑定及豐富的文獻考古資料,更讓我們接受客家原是南方越族後裔的事實。

身為一個客家人,有幸客家一路走來始終堅持,終於等到世界文明走向多元化的時代。老祖宗已不復追憶,唐、宋的先民也難以想像,不過他們在一路走向漢化的路上,採取了和北魏漢武帝不同的方法,它是在原來的語言和文化基礎上接受漢化,因此漢化的同時也保留了語言與文化。

在今天,我們的工作仍然是如此,讓我們和老祖先一樣,勇敢的張開雙臂迎向未來,客家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

本文篇幅較多,請分段分開授課,如果您需要更多其他的客家語言和文化資料,我們歡迎您來「饒平半山客」瀏覽。

網站網址:
http://host.cpes.tyc.edu.tw/~team76/

它是設在桃園縣中平國小裡面,您也可以利用搜尋>桃園縣中平國小>教學單位>科任老師>許時烺>進入。 感謝您的光臨!!



後 記 心 情
 

小時後到長大,一直到1997年在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的時候,都一直聽到客家人是中原人的說法。但是我的祖先是從廣東饒平山前鄉牛皮社遷到台灣的,牛皮社的「社」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因此吸引我很大的興趣,後來我又在清代饒平地圖上發現,整個饒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個一個的「社」,又發現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認為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問,於是寫文章投稿,先後在自立晚報和客家雜誌刊登,文章登出後我並將刊文郵寄到台灣和香港大陸各客家研究所,此後國內外客家學者開始漸漸對羅香林的客家源流有了不同的反應。

客家源流從單一中原說到多元,進而論述客家是南方越人後裔,是南方越人種「畬族」後裔,本文的引述相信可以提供您教學更完整的論述,非但如此,更希望你我共同傳達老祖宗「樂天知命進取」的精神,以導正客家在漢化中,誤入金錢物質過分的追求,方可慰老祖宗的苦心。


作者簡介
作者一: 鄧振麟
服務單位: 桃園縣中平國小

作者二: 許時烺
服務單位: 桃園縣中平國小

建議配合年級: 國小四年級
配合課程單元: 本位課程


作品介绍:長久以來,客家人都被認為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近年來又相繼有外人說、客居說、夏家說、河洛說等,透過文獻探討,追尋客家人的原鄉。



客家源流电子书:http://www.town-all.org.tw/93EBooks/inside_ee_detail21.asp?BID=227#TOP5

http://www.hakka.cn/cms/article.php/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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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古村流源初考

    □杨建东 在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的潮汕广袤土地上,能够称得上“古”的村庄,其可谓多如牛毛,如何稽考呢?近5年来,笔者走访过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和大北山下灰寨河畔几十个创建于清代以前的村庄,先后撰文数十篇、拍照片几百幅,并形成拙集《潮汕古村探源》,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唐、汉代以前的村庄仅存遗址,如普宁流沙镇马栅村东南的商周龟山遗址、揭东新亨镇九肚村晋代遗址、落水金狮遗址等等,已难以考查。以始祖祠为主要标志的潮汕古村,绝大多数创建于北宋至明、清年代,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研究其源流、人本、文化等,无疑对今天的城乡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潮汕的远古居民 潮汕的远古居民属越族,潮州古为闽越地,后为南越。土著先民为越族中的闽越人。潮汕一带以至粤东、闽南,至迟在隋代就出现僚人,称“蛮僚”,是百越的一支遗裔。同时与僚杂处的另一支遗裔是俚人,古籍往往将俚僚并称。民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汉化,已没有民族群体的存在。 畲族定居潮汕,虽然历史悠久,但并不是潮汕最远古的先民。隋唐年间,瑶人的一支入粤东,自称“山客”,古称“民“或”畲民“。潮汕的畲族聚居于潮安县的凤凰山区,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两朝,揭阳、饶平、澄海、惠来诸县都有畲户,只是近代已被汉化。 中原文化早在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时期已向潮汕渗透。中原士民入潮,有史可考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兵平定百越,设立揭阳戍守区。在征讨百越的过程中,曾遣徙50万大军定居南岭。西汉初年,汉武帝命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援助南越,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20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南越,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同‘越’)”。到了东晋和唐初,又有中原士民随着战乱和戍边而成批入潮汕定居,由于这些士民来自河套以东的山西等省,故迁入潮后称为“河佬”人。在唐末、宋末及元、明、清三代,相继有中原人南迁入潮,其中由福建辗转入潮汕的被称为“福佬”。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汉人,后来都统称“福佬”。而另一支从江西、嘉应(今梅州)辗转迁徙入潮、主要定居于大北山区和大南山区,这些居民操客家话。潮语区与客语区接壤的双语区接壤的,被称为“半山客”或“半福佬”。 古村落创始者的源流及入潮经历 我们在榕江平原、韩江三角洲、大北山区灰寨河畔等30多个创建于清康熙年以前的自然村或聚居群落行走,从走访的这些古村来看,先民(非群体)入潮的时间、原因及途径大体如下:(一)北宋时期,贬谪名人直接入潮定居。如揭阳市榕城区仙侨镇搓桥村始祖杨绘,原籍四川绵竹,于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中顺大夫、御史中丞,后被贬到安徽亳州,弃官归野,乘舟从海路下岭南,船入榕江仙桥河,恰遇一浮木挡舟,船停登岸,择地创居,以“仙槎”名,后称“槎桥”,迄今930多年矣!北宋大理寺少卿彭延年,江西庐陵(今吉安市)人,被贬来潮知潮州军州事(知州)。在任8年后被朝廷召回,晋升大理寺正卿。他自愿告老退隐海阳官溪都浦口村(今榕城区梅云厚洋村)。北宋兵部尚书袁琛,原籍浙江龙游县,元丰年间被贬来潮任潮州刺史,后朝廷召其回京复职。时年袁琛已66岁,居海阳县云步乡(今属潮安县),其子袁熙迁揭阳渔湖都(今属揭阳市区)创长美村。 被贬谪的名人入潮,他们把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潮汕,促进了潮汕的开发,又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瑰宝。(二)南宋时期,来潮做官的中原士人,其本人或后代留在潮汕开基。如孙乙,原籍山东高邮县。绍兴八年复置揭阳县时是首任县令,他晚年随长子、三子居福建漳州,次子孙大美、四子孙大任世居吉帛(今市区京冈)。邢敦素,福建福清县人,于绍兴年间任广东提举使,其后裔在古邑揭阳县县治东侧凤围村创居。陈文隐,原籍福建莆田县,绍兴年间在揭阳县任职,“官揭阳县二尹,任满回闽”。其子陈十一郎在揭阳官溪都古溪(今榕城仙桥街道永东村、西岐村一带)立籍。(三)宋末及元明清三代,先民因避乱经福建辗转入潮。揭东县曲溪镇龙砂、港畔8村始祖江妆祖,原籍江西都昌县,是南宋丞相江万里的子孙,因江万里鼎力抗元以身殉国,其亲属为避元兵追杀,于元顺帝年间经福建入潮州,一支到今揭东县龙砂定居。揭东县锡场镇锡东、锡西、锡中3村始祖林南陇夫妻,因避兵祸,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由福建莆田县涵头圩迁此。普宁市燎原镇泥沟村始祖张翠峰,因明初避战乱,从福建莆田县大菜园村迁入。(四)宋元明清时期,中原客家先民相继由江西入粤,经梅州再入潮汕定居。地处大北山区的揭西县灰寨镇,李氏居民的先祖李奎、李孟父子从河南归德州(今商丘)迁江西。因避元兵,李孟入闽,其裔孙又迁梅县。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灰寨李姓始祖李崇源,从梅县龙牙(今隆文镇)迁揭阳县霖田都古竹溪村(今属揭西县),清初村庄被毁,劫后余 生者到该县龙路径等地重建家园。歧阳村杨姓上祖杨辂居庐陵(今吉安市),子杨云岫曾任唐代潮阳(潮州)太守,其子迁梅县开基。裔孙杨作霖自梅县西郊迁揭阳县霖田都南山约梅子角(今属揭西县),7世孙杨础臣于清康熙年间迁坡洋(今灰寨镇歧阳村)。(五)元明清各代,潮民为求发展,纷纷从聚居地向外迁徙创业。在潮汕本地区内移居的,如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沟南村许姓始祖许兆基,于元末明初从潮州开元巷迁此。揭阳市区新河村、沟口村始祖黄道美与广美村始祖黄凤溪,同期于元末明初从今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波美村迁来。揭西县灰寨镇桥上村始祖李赞文,由该县大溪镇大园村迁入。榕城区郭之奇故里(莲花心地)始祖郭诚,明末从梅云迁此。潮人以四海为家、自强不息和刻苦奋发的特性由此可见一斑。

http://www.dahuawang.com/stwb/20060426/GB/stwb^2453^11^Tq112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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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潘悟云

内容提要

   上古东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并非汉族,说的不是汉语,所以东南地区的汉语来自北方,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对于南方方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汉人,汉人迁徙到南方以后,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语言自身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各种印欧语大多通过居民迁徙形成,在印欧语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史观和谱系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汉语的方言史观,加上中国史书所载,南方在古代人烟稀少,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这就是第一种观点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笔者试图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论述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不同的语言史观会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例如,各种原始语的构拟,就是以谱系说作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语的问题。应该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一、东南地区居民的古代来源。
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汉族居民从北方迁来。按古代史书的记载,古代的南方人烟稀少,后来经过几次大的从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来,所以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北来的移民。潘悟云(1985)说:“前汉的汉族居民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南大部分还是人烟稀少未开发地区,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临海东)和冶县(今福州)两地有县级建置以外,几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杰(1992)也指出北方大规模汉族南迁的史实,同时据《禹贡》四卷十一期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一文制成会稽等古十三郡户口变化表:
年代    户数    占全国    人口数    占全国
元始二年(2)    635492    5%强    3062079    5%强
永和五年(140)    2043322    21%强    7409139    15%强
这一百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这种增加自然会归因为北来的移民。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叫作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数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少,我们举南越(粤)、闽越(粤)、瓯越为例。《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上书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这句话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数十万应该是有的。他在书中很看不起闽越,说:“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句话也是言过其实。武帝建元七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庭求救,如果闽越只有数千众,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当时,汉武帝准备遣兵帮助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汉书•严助传》,此处说闽越拥有数十万兵卒,是比较可靠的数字。吴王刘濞造反,说自己 “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诸君皆不辞分其兵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万。”《汉书•吴王刘濞传》南越派出的三十万军队自然只是全国军队数目的一部分,可见赵佗自诩“带甲百万有馀”虽然言过其实,但是相去当不会太远。南越、闽越的甲卒都有数十万,甚至近百万,其全国人口当然都以百万计。吴王濞造反的时候,东瓯也派了军队到丹徒跟从他作战,兵力“可万余人”,东瓯国决不会把全国的兵力都派去帮刘濞作战,这“万余人”只不过是全国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虽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汉军到来,说明东瓯的兵力即使没有闽越那么多,但是与闽越的“数十万”相比不会差得太大,如此推测,东瓯国也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口。南越、闽越、东瓯只不过是百越中的三国,根据上面的分析其人口总量可能已经超过元始二年的306207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来,人口数会更多,如元鼎五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南越期间,瓯骆四十馀万口降,不降的人数估计不会少于此数,所以骆越人数也可能以百万计。如果再加上会稽、巴蜀、荆扬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当时江南的人口当远远超过上表中的数字。西汉末虽经过赤眉、铜马之乱,但是兵乱基本上发生在北方,所以武帝时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间不仅不会锐减,还应该会有增加,3062079之数是很值得怀疑的。
东瓯、东越、闽越三国都被武帝内迁,史书说“地遂虚”《史记•东越列传》。但是郑张尚芳(1993)认为被内迁的只不过是王国的君臣、军队及王畿居民,实际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遗民。《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 《宋书•州郡志》:“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汉代的都尉是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可见以上三国内迁后的浙江仍然是非汉族居民占主体,而且势力很大,逼得都尉府连连内迁。南部都尉开始设在冶,即现在的建安,后迁到章安,即现在的台州东,阳朔元年又迁到鄞,在今奉化县东,最后迁到句章,今宁波慈溪县西南。一直到东汉,这些地区的越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汉王朝在东瓯、东越、闽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还派骠骑将军大肆镇压。到三国的时候,内陆还是越人的势力。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献戎十万”,其中四万编入军队《三国志•诸葛恪传》,丹阳的山越总数自然在十万以上。丹阳还是接近金陵的地区,更偏远的地方山越人数会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万户”聚居在安勒山;毛甘“万户”聚居在林历山《三国志•贺齐传》。在建安郡,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各率“万户”,分别聚居在汉兴县各地。吴五“六千户”聚居在大潭;邹临“六千户”聚居在盖竹《三国志•贺齐传》。根据文献上有记载具体数目字的统计,在孙吴的军队中,有九万一千余名的山越人,晋灭吴时孙吴军队有二十三万人,加上那些没有具体列出数字的人数,孙吴的军队中至少有半数是由山越人充当的叶国庆、辛土成 1982。按这个数字推测,山越的总人数在孙吴的版图内应该占大部分。正因为如此,吴国官员必须靠“浮海”才能从会稽到永宁、东冶。《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书,自述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正可印证三国时代的东南各地还是百越人的居住区。
移民运动确实会改变江南一些地区的居民构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类型已经属于北方而不属于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区的居民仍然属于南方类型,与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些地区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记录和户籍变化情况不一致。当遗传学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遗传学的证据,因为文献材料可以有另样的解释,例如,对于文献记载的移民情况和江南户口的变化,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古代根据在册户籍统计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统计之内的,还有许多佃户依附于庄主,户籍也没有反映出来。上面所分析的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江南的实际人数与史料所记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县建置在上古江南的许多地区确实是一片空白,但这并不说明这里没有居民,只不过是汉族的统治集团还没有把行政管辖权扩大到这些地方而已,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住着非汉族居民,难以把他们置于行政管理范围,一般只设都尉、侯官加以控制。
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个时期的增长,还要考虑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长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结果。如汉代人口从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长到7409139,138年内增长1.4倍,好像是一个大数目,实际上年增长率仅0.6%。古代虽然医疗设施比较差,人的寿命较短,但是生育率则比现代高,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0.6%的自然增长率是可以达到的。
第三,汉与汉以前,百越的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林惠祥(1958)确认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有段石锛,其分布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勾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见“东夷”就是“东海”的意思。夏族几次对东夷用兵,是引起东夷南迁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氏对蚩尤的用兵,后来周公镇压东国之乱,灭奄、蒲姑,“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篇》)。奄、蒲姑都属于东夷集团,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越绝书》记吴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冢,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迁以后所建。这就像会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会“封泰山,禅会稽”,一部分东夷人南迁至越地,也把山名带到越地。吕思勉认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郑张尚芳(1990)考证了两个山东的古地名,说明山东古地名有越语特征。《左传•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据杜注,夫于在“济南於陵县西北”,故城在今山东长山县。“於”“于”二字古来通用,“夫于”相当“於陵”。《左传•桓公十一年》“公会宋公于夫锺”,夫锺在今山东宁阳县北境,北齐改置平原县,隋以县东南有龚岳城,改名龚丘县。“锺”“龚”皆锺韵三等字,“龚”见母,从“龙”声,古音*,“锺”,章母古音*,二音极相近,故“夫锺”相当于“龚丘”。夫于改名於陵、夫锺改名龚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过把语序按汉语语法倒置过来而已。“夫”古音*,正跟今侗台语的“石山”相对当:
壮    布依    泰文    傣雅    仫佬    侗    佯黄    普标
        岩石    山崖        石    岩石    石
山东和江苏的夷人与江南的百越同源,秦以后他们虽然汉化了,但是在血统上还与江南一致。后来中原地区大量移民到这些地方去,才改变他们的血统构成,就像现代的上海人基因变作北方类型了。但是,在两汉到南北朝这段时间,甚至一直到唐宋,这些地区的居民在血统上也许还属于南方类型,这段时间到江南来的北方移民,有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是来自这些地区。比较现代的江淮官话与吴语,江淮官话显然就是官话化了的吴语,也就是说古代江淮地区与江南的吴地一样,也都说吴语。这种猜测如果不错的话,史书上所载吴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东、苏北的移民大概不会改变吴地居民的基因类型。
二、南方方言的形成过程。
古代越人说的什么话,有很多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属于古侗台语。如游汝杰(1982)通过量词的几个功能比较,讨论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语底层。韦庆稳(1982)通过对《说苑》中“越人歌”的解读以及对《越绝书》中几个百越语词的考证,认为百越语属于侗台语。其中最重要的是郑张尚芳的工作。他把《越人歌》和《越绝书》中勾践“维甲令”的上古拟音与泰文作了比较,并作了解读(郑张尚芳 1991,1998),他还对几个古吴越地名作了考证,认为这些地名的语义可从侗台语找到解释(郑张尚芳 1990)。语言地理分布也能说明百越语与侗台语的关系。Haudricourt曾经论述过缩气音(implosive)、分布于中印半岛,是一个地域性的语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音不只是侗台语专有,而且还分布于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安微、江西、浙江、江苏,这正与百越文化的地理分布相一致。潘悟云(1995)指出汉语中“人”义和作第一人称的“侬”是百越语的底层词,它的分布也同样是百越文化圈: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广东。
那么这些古代的百越语怎么会演变为现代的汉语南方方言呢?一种观点认为是北方的汉族移民把汉语带到南方,逐渐取代了那里的土著语言,并且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自身的语言变化,演变为现代的东南诸方言。根据这种观点,南方方言自然就是从中原的汉语分化出来,所以西方的谱系理论也能适用于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语言史观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会有许多人去构拟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客家话,等等,但是没有一家是成功的。这种观点自然以汉族移民在数量上超越土著居民为前提,但是上文的讨论已经说明,实际上的情况是土著居民在数量上超过移民。即使在移民总数超过土著的情况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数量不大,也不太可能发生语言的替换。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上海移民与上海方言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去重构历史的真貌。上海的外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上海原来的居民,其中苏北的移民特别多,但是这些移民是分批陆续到来的。据我们调查,这些落户上海的苏北人,在家中说苏北话,在社会上说上海话,往往带上苏北腔。但是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话的环境中长大,会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并没有带上苏北腔。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代已经完全融入上海话的语言社团。这些陆续迁入的苏北人在总体数量上虽然已经超过原来的上海人,但是他们却陆陆续续地被上海人所同化。外地移民的母语也可能会影响到上海话,例如宁波移民把“阿拉”带进上海话,苏州移民把“侬阿是学生?”的句式带进上海话,但是上海话的总体格局却没有根本的改变。
我们再来想像一幅发生在古代东南的语言接触情景。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小股的汉人也开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镇,比如会稽、吴、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长,如吴太伯、南越的赵佗等。百越族要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文化,必须学习汉语。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而是一种混合语式的汉语,在语音、语序上都留有百越的特征,也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随着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混合语式的汉语中百越成分越来越少。此外,长期的双语现象,使百越语自身也吸收越来越多的汉语成分,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里奥尔式的汉语,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绝书•吴内传》记录勾践向越民发布的“维甲令”,进行备战动员,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合语材料。郑张尚芳(1998)曾对它作过解读。下面是“维甲令”全文,根据郑张尚芳的意见把原文与注解分开。加粗字体为原文,六号字为注解。
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纳]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莱“莱”,野也,致之於单“单”者,堵也。
其中“习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汉语,“夷、莱、单、须虑”是百越语,《越绝书》用“海、野、堵、船”对百越语加以解释。“修内[纳]矛”是汉语,“赤鸡稽繇”是百越语,意思是“将要修理刀矛”,估计是“维甲令”的原来注解。“维甲令”向越民发布,说了一句汉语以后,怕一般的百越人听不懂,又用百越语说一次。“越人谓‘人[入]铩’也”则是《越绝书》作者对它的注释。 “方舟航”是汉语,百越语就是“买仪尘”,意思是“扬眉吐气地航行前进”,《越绝书》用 “往如江也”注释。“亟怒”是汉语,“纷纷”是百越语,与泰语的fun怒气冲冲,怒火中烧相对应。“士”是汉语,“击高文”是百越语,意思是精神振奋,步伐坚定。郑张尚芳通过与泰文的比较对以上百越语词作出解读,具体的比较可参看郑张尚芳(1998)。
通过对“维甲令”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勾践时代,越国说的还是百越语,但是在首都会稽,已经借入许多汉语成分,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公文用语中已经开始大量地运用汉语,包括汉语的语词和句式。“维甲令”是对越国百姓的动员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够懂的百越语,这种百越语已经混有许多汉语成分。但是这种百越语汉人肯定是听不懂的,当他们与汉人通话的时候,用的一定是汉语,不过一定带有百越语的特征。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语中,汉语成分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维甲令”中的汉语部分,还要加一句百越语,使一般的老百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人的语言中,汉语的成分也已经不少了,这从“越人歌”可以窥见一斑。根据郑张尚芳的解读,“越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摇船,“踰”=“喻”知晓,了解,应该是汉语成分。
在现代南方方言中,我们都会碰到一些百越语的底层词,下面几个百越词来自温州话(郑张尚芳 1993):
酒坛子,温州说“埕”,龙州壮语说2。
鸡虱,温州说ji31,来宾壮语说2(北)、2(南)。
袼褙、贴 ,温州都说“迫”7,壮语说7,侗语贴说9'。
田野,温州说“垟”2<2,傣语平野说2
鸟啄物,温州说“咄”7 (与“夺”白读同韵),来自古代的*7。武鸣壮语说7。
抚摩,温州说4,泰文也说4,全同。
辱骂,温州说“讠贯”5<5,泰文作1。
稻子开花,温州说“浪花”61<,武鸣壮语开花即叫 。
抛、甩,温州说7,折合成中古音应为晓母质韵合口字,本字考为“扌穴”,《广韵》于笔切,《广雅》:“投也”。云母可归匣,温州的声母仅清浊不同。此字在南方方言分布得很广,都表现为清声母,如泰顺蛮讲,青田,上海话。拉珈也正说7
大锅,温州说2<2,侗语作1,临高说1。
柚子,温州说1<1,侗语说2
不过以上的例子也不一定全是百越语词的遗留,像武鸣壮语的 就是汉语的借词“放花”*>*。但是,温州话61的来源不直接来自汉语,而来自古百越语中的汉语借词。
此外,温州话中还有许多找不到来历的语词,也有可能是古百越语留下来的,只不过与现代的侗台语失去联系而已。有过南方方言田野调查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语词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别是单音节动词。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3)所例举的上海话单音动词中,    虽然有不少字有汉语的来源,但是还有不少字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来源根据的。如液体急速地从小洞里射出说1,轻轻擦过说1。这两个词也存在于温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别是帮母宵韵或萧韵,溪母庚韵或耕韵。但是在古代的韵书和字书中找不到在音义上可以与它们对应的字。诚然,在古文献中找不到,并不等于在古代汉语中就不存在,也许它们存在于某个古代汉语方言的口语,只不过在文献中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在与所有北方方言作过穷尽性的语词比较以前,我们不敢说它们一定没有汉语的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哪个北方方言或古文献中有它们的来历。所以它们有非汉语来源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即使在《集韵》之类的书中找到它们的本字,也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汉语。例如,吴闽语中读作泥母通摄的“人”义的词,本字考为“侬”,南北朝的许多文献中已有它的记录。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汉语文献中找不到它的根据,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一个百越底层词,它只流行于百越文化区,“侬”只是后来造出来的一个方言字。这些专为某些方言中有音无字的方言词造出来的方言字被《集韵》一类韵书、字书所收录,有许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层词,不可能在汉语中找到来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这些词列出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一致的现象,它们一般不会是文化词,也很少是核心词,大多是动植物名称、单音节动词之类,属于基本词汇,但是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话1和1,是基本词,但是出现频率不高,一整天的谈话中可以不出现它们,它们常常还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词来代替。这种语词的分布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想像一下古代百越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人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惰性,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这些百越人学习汉语有两类语词是必须要学习的。一是文化词,这些文化词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百越人要学习汉人的文化、技术,这些文化词是非学不可的。一是核心词,没有这些核心词他们就无法与汉人交谈。至于有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基本词,他们在与汉人的交谈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办法避开它们,就像上海人与北京人谈话可以用“轻轻擦过”来代替这个词,但是在上海人的语言心理上,用来表示“轻轻擦过”的意义更准确和方便,所以这个词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如果反过来,认为汉语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其中的一些百越底层词是他们向百越人学的,那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些汉族人为什么专挑这些出现频率不太高的词语学习。
支持新的语言史观的另一证据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语语音特征的遗留。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缩气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代百越语的语音特征。那么这种古老的特征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是北方汉族移民到南方以后受当地土著影响产生的呢,还是当地土著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从自己的母语中遗留下来的?让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当代的语言接触情况。在现代有缩气音的方言区,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们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因为受当地话的影响,把自己母语中的-、-改读作-、-的。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往往会把普通话的-、-发成-、-。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语言学习的惰性在起作用:如果不妨碍交际,能不学的就不学。在北京话中没有-、-和-、-的对立,-、-的音色与-、-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发成-、-,还能听得懂,并不妨碍交际。青田方言有-、-而没有-、-,既然可以把北京话的-、-发成-、-,那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语言共时研究的时候,区别性特征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作历时研究的时候,特别是追溯语言的古代来源的时候,非区别性特征就有它特殊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非区别性特征因为不辨义,不妨碍交际,所以往往能长时期地保持不变。百越文化区的缩气音特征,正说明这些地区的汉语方言是百越人学习汉语的结果。
与语音特征相类似的还有百越语语序特征的遗留。在南方方言中,我们会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现的语序,例如,“你先走”说成“你走先”,这也恰恰是侗台语的语序,所以这种特殊的语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语遗留下来的。我们在有这种语序的温州作过调查,还没有发现北方的移民说自己母语的时候,会受温州话的影响出现这种语序。而温州人则往往用这种语序说普通话。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古代百越人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保留了百越语中这种特殊的语序。
三、新的语言史观导至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汉语的南方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新语言。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发展模型可以图解如下:

           语言分化模型

     语言接触、混合而形成新语言的模型
西方历史比较法完全是以第一种语言发展模型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比较的语言从同一母语发展而来;第二,这些语言从母语分化出来以后,互相之间没有影响。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每一个节点(node)只有一个入口。但是第二种发展模型则不一样,现代的东南汉语不是从同一母语分化出来,而是两种母语的混合结果。每一种方言形成以后,还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入口。印欧各语言也并不都是纵向分化的结果,它们也受到横向的其他语言的影响,如英语中也在些词来自拉丁语、法语。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多多少少带有其他语言来的借词。但是英语的主体部分还是英语本身的,把其他语言的成分去除以后,就可以与其他的日耳曼语言进行历史比较了。但是汉语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是接连不断的,影响的最终结果导至语言性质的变换,从原来侗台类的语言变成了汉语。横向影响构成了南方方言的自身,如果把这些横向影响去除掉,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对汉语南方方言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试图用历史比较法构拟东南汉语方言的原始语,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汉语南方方言的历史研究必须有以下新的内容和方法。
1、以历史层次构拟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南方方言的原始语是什么呢?因为一个节点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来源,顺着节点的线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汉语,也可能通向古百越语。更重要的是,根据南方方言的语言发展模型,是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原始语的。南方方言从百越时代一直到现代,不断接受北方汉语的影响,每一次影响都会留下历史层次。我们只有把历史层次分好以后,才能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运用历史比较法。例如我们有100个闽语方言,而且已经把每一个方言的上古层次和中古层次都区分出来了,于是我们可以对这100个方言的中古层次进行历史比较,但是根据中古层次比较构拟出来的是这个方言的中古面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构拟出这些方言的上古层次面貌。所以,对南方方言这种类型的语言,只能运用历史层次分析,以后在每一个层次内部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出各个层次的历史面貌。
2、历史层次分析法。
语言中的历史层次很像地层结构,地球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自己的地层,叠加在前一个时代的地层之上。中原地区的方言在每一个时代也都会在南方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历史层次。地质学家可以根据各个地层的地貌、化古来推测古代某个时期的气候、生态、动植物,等等。语言学家们也可以根据各个历史层次来研究古代某个时期中原地区的语言状况。例如,歌韵字在温州方言中有(饿)、(破)、(呵)、(可)等读音,因为它们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原传入,把这些读音连起来,就反映歌韵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史:>>>。

中原汉语  汉 ——→唐——→宋——→元


温州方言  
       (饿)   (破)(呵)(可)

方言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历史层次,是由于同一个方言内部演变速度不一致而产生的词汇扩散现象。青田海溪方言的“奶”在以下几个词中有不同的读音:“奶皮”乳房,“吃奶奶”,“奶娘”。“吃奶奶”中第一个“奶”是的促声化。“奶娘”一词最文语化,“奶奶”一词最具俗语的色彩,所以它们的变化速度不一样,越是口语的词,越是稳定,变化速度也最慢。“奶”的这三个形式正反映了青田佳韵的演变历史:>>。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方言中这类不同读音不能算是历史层次。实际上,把它们的名称叫作什么并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弄清它们的性质。笔者认为不妨也把它们算作历史层次,它们毕竟也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外积型历史层次,后者叫作内衍型历史层次。外积型的历史层次可以用来对外来影响的语言进行古音构拟,内衍型历史层次可以用来进行构拟方言内部的演变历史。至今,历史语言学用来构拟古音的办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历史层次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方法——历史层次分析法。

参考文献

林惠祥 (1958)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人段石锛,《考古学报》第3期
潘悟云 (1985)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温州师专学报》第四期
韦庆稳 (1982)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汝杰 (1982)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2期
叶国庆、辛土成 (1982)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1990)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第6期
郑张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东方语学报》(CLAO)20卷2期冬季号,巴黎。译文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孙琳、石锋译)
郑张尚芳(1993) 《温州市方言志•总论》(稿),温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郑张尚芳(1998)《吴越文化通志•古越语章,吴语方言章》(董楚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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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沿革古近代时期
  福建古为闽越地,称七闽。秦代设置闽中郡治东冶(即今福州),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立为冶县,东汉改为东侯官。三国时(260年)设置建安郡。晋代(282年)设置晋安郡。南朝增设南安郡,治南安,后设置闽州和丰州。隋代开皇元年(581年)废郡,改丰州为泉州,大业初年更名为闽州,大业三年(607年)又废州改设为建安郡。唐代武德元年(618年)建安郡改为建州,治闽县(今福州)。武德五年设置丰州,治志安,武德六年分设泉州,治闽县;贞观初年丰州并入泉州;垂拱二年(686年)析出泉州南部设置漳州,治漳浦(今云霄);圣历二年(699年)泉州析地设置武荣州,治南安;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更名为泉州,治晋江,改泉州为闽州,治闽县(今福州);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更名为福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福建经略使,“福建”之称由此始;天宝元年(724年)改属江南东道,改福建经略使为长乐经略使;乾元元年(758年)以长乐郡为福州都督府,经略使改为都防御使;上元元年(760年)升格为节度使。
  五代时梁开平三年(909年)封王审知为闽王;贞明六年(920年)在福州设立大都督府;长兴四年(933年)福州升为长乐府;开运二年(945年)改长乐府为东都。宋代雍熙二年(985年)设立福建路。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设立行宣慰司,第二年改为行中书省,后行省迁回福州。明代改设福建布政使司,治福州。清代继承明制,省辖府、县两极,省府之间设道; 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福建省增设台湾府,光绪十二年(1887年)台湾从福建析出设立台湾省;清末,全省行政区划为4道、9府、2州、58县、6厅。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划分为东路、南路、西路、北路4道。民国三年(1915年)以原辖区改为闽海道(闽东)、厦门道(闽南)、汀漳道(闽西)建安道(闽北)。民国十四年(1925年),废除道制,实行省、县两级制。民国22年(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福州为首都,将福建划为闽海、延平、兴泉、龙汀4个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辖64个县。民国23年(1934年)人民革命政府解散,又成立福建省政府,7月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将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公署,仍辖64个县。民国24年(1935年)设立厦门市。民国27年(1938年)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全省行政区划为7个行政督察区、1个市、62个县、7个特区。民国30年(1941年)福州沦陷,第一区专署迁往福安。民国32年(1943年)全省行政区划调整为8个行政督察区、2个市、64县、2个特区。民国34年(1945年)省政府迁回福州。民国35年(1946年)福州市正式成立,全省行政区划调整为9个行政督察区、2个市、66个县。民国36年(1947年)全省行政区划调整为7个行政督察区、67个县、2个市。(资料来源:福建乡音网

附录2:福建历史

(一)闽越族的变迁
  福建最早的名称是“闽”,其土著居民在历史上称为闽人。古代的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被称为“蛮”的南方民族。七闽的分布地域甚广,包括今天的福建全部、广东东部潮梅一带、浙江旧温、台、处三府属。古闽人是拜蛇为祖先的。这种民俗至今仍在一些地方保存着。
  周晋王卅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与楚威王作战,失败被杀,国亡于楚。越王族于是航海入闽,越国国民徙居越迁山(今福建长乐县)。越族人的体质特征和生活习惯与中原华夏族有很大差别,越人身体矮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还有“断发纹身”的习俗。但勾践却自称为夏禹后裔,居然同北方的齐鲁晋卫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越国人善冶炼,福州市北的冶山和剑池,就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
  越族入闽之后就与七闽土著发生融合,并在闽中传播吴越和中原文化,闽越族由此形成。
  无疆又七传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成为闽越族的首领。与当时的越东海王摇同为越王勾践的后裔。秦始皇占领福建后,废无诸、摇的王号,降为君长,但仍留在闽中,秦没有像对南越那样派守尉令长治闽。秦始皇在福建设立闽中郡,但只是名义而已,并没有实施统治。闽中郡是福建最早的建制,辖地与七闽基本相同(实际上它还包括了今江西铅山县)。
  为了加强对闽中的控制,秦王朝一方面把大量闽越族人迁移到现在的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境内等处;另一方面又把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闽中来。这一政策客观为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和闽越族的汉化创造了条件。
  秦末暴发农民起义,无诸率兵由闽中北上,闽越军队跋涉关山,深入中原,参加中州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达8年之久。作为传播中原文化的工具的汉语,当时给闽越语言极大的影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无诸有功,封其为闽越王。
  闽越国重新立国后,国势日强,多次扩大领地,成为汉王朝劲敌。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朱买臣率领大军,兵分四路进攻闽越,无诸的继承者东越王余善在闽中筑城抵御汉军。余善兵败,闽越内部发生兵变,余善被杀。汉武帝把闽越贵族官僚势力阶层、军队、部分人口集中的闽越人都迁到江淮一带居住,闽越国92年的统治到此结束。
  前111年汉置揭阳县,所辖包括整个潮汕、兴梅和闽南、赣南一些地方。前85年,汉廷在福州设立冶县,属会稽郡,这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冶县建立之初,户口不及1万,主要集中在闽东和闽北山区,居民结构主要是闽越遗民,还有少数南下吴(汉)人。
  由于福建的闽越北迁,泉州一带人去楼空,而因秦亡汉兴而不得归的秦人的后裔,则开始在泉州一带建立属于自己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家园。这前后历时300多年。这批汉人带来的汉语在与少数闽越遗民交际中接受土著语言的一些影响,吸引了它的一些语言成分,但基本保留了上古汉语的主要面貌。潮汕、兴梅一带土著因未遭迁徙,仍不时作乱,波及漳州,而泉州一带仅存失势的闽越遗民,无法形成气候,对汉人无从构成威胁。于是,分散于闽中郡各地的先秦遗民,无不纷纷寻找安靖之处,相聚到此时已人烟稀少且又富庶的泉州一带。 闽越入北迁,汉人入泉州是泉州方言得以形成的关键。 但这个时期的汉人在当地仍属少数,所以汉语在这之前还不可能取代闽越族语言。
  自西汉设立冶县,到东汉末贺齐入闽(公元196年),历300多年,闽中长期安靖,与外界少有战事纷争,这不仅使住在泉州的秦(汉)人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同时还促使不少中原和江东汉人进入闽东、闽北并与逃遁山林复出的闽越人交融。据朱维斡《福建史稿》统计,东汉末福建户数已发展到10万户左右。

(二)中原移民大规模进入
  东吴从建安元年开始,至257年,62年来五次出兵平闽,闽中方归孙权。为了加强对闽中的统治,吴国于260年撤销南部都尉,在福建设立建安郡(在今建瓯),下辖5个县。撤都尉改设郡,实现了以文治代替武人统治的局面。
  此时,江南汉族居民分别由海路和陆路入漫漫,散居全闽各地,尤其是闽东和闽北,他们带来的语言奠定闽东和闽北方言的基础。
  早在三国以前,闽南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户数估计有一万左右。由于冶县建立之后的300年来,闽南泉州地区是朝廷鞭长莫及之处,偶有战事也都集中在闽北、闽东,直至东吴入闽,战火也只波及闽江周围。因此这些入闽汉族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闽南地区,并且同化这一带的闽越遗民。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西晋于282年从建安郡分出部分地域,另设晋安郡,下辖8个县。于是,福建有两郡十六县:闽北的建安郡所辖建安、吴兴、东平、建阳、邵武、将乐、延平、绥城;沿海和闽西的晋安郡所辖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
  西晋末期,中原地区更加动乱,南迁入闽的北方人更多。308年,中原动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胡、何、邱、詹。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衣冠南渡、八姓入仙”。在此之前,北方汉族人就有进入福建的,但为数较少;永嘉年间及其以后,北方汉人入闽较多,形成了一次高潮。
  汉族人与闽越人朝夕相处,免不了会受闽越语的影响,语言多少吸收了闽越语的一些成分。但是总的说来,泉州地区汉人已是主体,闽越遗民不仅少而且分散,兼之文化较低,因此汉人终以压倒多数的板块迁移方式使汉语占有主导地位,最终取代闽越语。比如莆仙方言,就是外来的中原语系和当地的土著语系(闽越语)混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化形成的。
  梁天监间(502—519年),析晋安郡置南安郡,郡治设今南安丰州镇。
  梁太清元年(547年),侯景之乱,三吴沦为战场,长江中下的广陵(扬州)、江州(九江)、建康(南京)、江陵等各城市都成为荒凉之地。这个时期,大批难民离开吴会入闽。三吴难民足迹遍及福建和广东的潮州。这批移民是避难而来,且又分散各地,他们带来的语言(吴语)虽然客不压主,无法取代当地语言,但却给泉州方言等闽语次方言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个时期的语言交融促使闽语内部各次方言进一步趋于一致,留下了一批吴语词汇。
  陈永定元年(557年),在晋安郡置闽州(治所在今福州),为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省级建制,辖晋安、建安、南安三郡。不久,改闽州为丰州,州署设晋安郡(治所在今福州)。
  589年,隋王朝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大幅度地裁减郡、县。降建安、南安二郡为县,改丰州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福建历史上始见“泉州”地名。606年,复改泉州为闽州。607年,废除州治,改闽州为建安郡。至此,闽中全境之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全闽九县裁并为闽县、建安、南安、龙溪四县。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福建属岭南道,下辖丰州(治所在今泉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
  622年,唐于南安故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丰州下领南安、莆田、龙溪三县。627年,丰州撤销,南安、莆田、龙溪三县并入泉州(治所在今福州)。
  684年,析泉州(治所在今福州)之南安、莆田、龙溪置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丰州。不久,武荣州废,三县仍属泉州。699年,复以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治所仍设今南安丰州镇。同时析莆田县西界置清源县,隶属武荣州。700年州复废,属县仍隶泉州(治所在今福州)。 700年,又于今泉州市区置武荣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4县。
  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改泉州为闽州都督府(省级建制机构),泉州隶属闽州都督府。此后凡称“泉州”,即指今之泉州。开元间(713--741年),泉州辖南安、莆田、龙溪、清源、晋江五县。
  742年,唐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仍属岭南道,760年清源郡改属江南东道。清源郡领南安、莆田、仙游(原清源县)、晋江四县,后来清源郡复为泉州。
  733年唐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始称“福建”。唐代相继设置福、建、泉、漳、汀五州,至771年正式成立福建观察使,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型。
  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人及其随军家属征蛮并在福建驻扎下来。据《颖川开漳族谱》,陈政先是统率府兵5600名入闽,后又以兵少请援。朝廷命陈政的两个兄长陈敏、陈敷领兵南下。估计入闽的这两支军队有万人左右。他们最终在漳州立足,被称为开漳始祖。
  “安史之乱”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却又成为北方人民避乱南迁的乐土。
  唐朝末年,淮南道光州刺史王绪由于无法应付大军阀秦宗权的勒索,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于885年进入福建,有众数万。后来,由于王绪滥杀部众,光州固始人王潮被推举为新的统帅,由南康经赣州、再转潮阳、到达泉州、立足福州,终于平定福建。王潮死,其弟审知继之,审知死,其子延翰建闽国,更四主而亡。从王氏入闽至闽国灭亡,王氏经营福建达60年之久。在其统治期间,光州、寿州移民散布于福建各地,发展繁衍,对福建人口影响很大。唐代福建地广人稀,元和年间仅有74.4677万户。唐末黄巢入闽,“杀人如蚁”,使福建人口又进一步减少。从当时福建人口比重来看,唐末福建原有人口不过数万户而已,而入闽的光、寿移民又达数万人,若以一户五口为计,仅仅这一批北方移民,可能就占了福建总人口的1/5!
  唐朝五代时期入闽汉人带来的语言已经是中古时期的北方官话方言(即白话文系统)。是时泉州方言民经根深蒂固,北方方言已无法改变泉州方言系统,而只能“入乡随俗”,最终融入泉州方言。
  王审知次子王延钧杀兄篡位称帝,升福州为长乐府,立为东郡,领福、泉、建、汀、漳、镛(将乐)、镡(延平)七州。945年,王氏“大闽国”被南唐灭亡,南唐和吴越分割建州与福州。莆田以南的泉、漳二州,为南唐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割据,南唐封留从效为晋江王,并改泉州为清源军。留氏卒后,继由清源军统军使陈洪进割据。陈洪进割据漳州、泉州达19年之久,拥有近2万人的武装部队。964年,清源军改名平海军,名义上归两浙西南路。978年陈洪进上《纳地表》,将其所辖漳、泉二州14县献给宋廷。
  宋代的地方政权建置基本上承袭唐朝五代之州、县制。宋时的军、州、府实为同级行政机构,州、县以上的路,相当唐朝的道。北宋时,福建称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因此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共计八个同级行政机构,故号称为“八闽”,共辖42县。
  979年,划莆田县百丈镇和仙游县游洋镇及福州之永福(今永泰县)、福清一部分,另置兴化县,县治设在古邑(今仙游游洋)。同年,在古邑建太平军,又改为兴化军,直属两浙西南路,辖莆田、仙游和兴化三县。983年,闽地从两浙西南路分出,独设福建路,兴化军隶属福建路。
  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益王赵 在福州即位,改号景炎,提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
  1277年,改兴化军为兴安州。同年底兴安州为元军所陷,兴安州改为兴化路。
  北宋仁宗时期闽学开始萌芽,南宋初二程洛学入闽,闽学创始。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福建人朱熹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闽学发展成熟。
  北宋末年,北方大部分土地被金兵占领,中原汉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有相当一部分在福建定居。宋代福建户数已突破百万大关,到嘉定年间户数达到159万多。

(三)彻底汉化之后的福建
  1278年,福建全境入元版图。元朝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政权机构,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
  1280年,改福建路为福建、泉州、隆兴三个行中书省,后来全部撤消。1321年,福建境内设八个路,均归江浙行中书省管辖。1356年,撤福建路,成立福建省,此为福建设省的开始。
  南宋时泉州与广州并称为全国两大商港。元代掌握泉州军政大权的蒲寿庚弃宋降元,使泉州港非不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许多穆斯林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涌入泉州,在泉州修建了多座清真寺,由于伊斯兰教过于兴盛,以至不少汉人被融合而皈伊斯兰教。当时不仅泉州,闽中、闽北也出现许多伊斯兰教徒。天主教于元代传入泉州,元代中国天主教仅有两个教区,,一个在泉州,另一个在北京。
  1357年,亦思法杭人赛甫丁凭其所拥有的武装和市舶的财源,伙同阿米里丁割据泉州,伺机北略兴化、福州,妄图建立“亦思法杭国”。1366年福建行省参政陈友定奉命讨伐番寇,收复兴化,攻克泉州,收复漳州,长达九年之久的亦思法杭兵乱遂告平息。
  1367年,朱元璋在东南一带击败方国珍,决定分水陆两路向福建进军。其中水路则由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廖永忠率舟由明州(今宁波)浮海取福州。不数日,汤和取得福州,派人招谕兴化、漳州、泉州等地。1376年,明廷废除行中书省机构,各省分别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以掌行政、司法、军事大权,布政使司下领府、州、县。
  福建全省八路改为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1473年,恢复被废为县的福宁州,直隶于布政司,合计“八府一州”。明代福建在造船业、印刷业、制瓷业等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教育继元代中落后,又进入一个昌盛时期;虽然王阳阴学说的出现的冲击了朱子学说,但闽学在福建不但长盛不衰,还有创造性发展。在充满希望的十四世纪,福建如果凭借长期发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机制,凭借其特有的沿海地理条件,应该在全国最早崛起。但明代统治者志在铲除东南沿海已有的城市经济基础,再加上倭祸严重,明代统治者多次在福建沿海实施严厉的海禁,规定濒海百姓不得擅自下海与番国买卖,并强迫沿海一些岛屿居民内迁大陆。二百年的海禁,极大遏制了福建的发展。海禁促使民间走私贸易发达,走私的中心是漳州龙海的月港,成为与福州港、泉州港、厦门港并称的福建古代四大外贸商港。
  倭祸,在宋元时代就有了。元末明初,日本分裂为南北朝。西南各领主,为了筹集饷款,常派武士来中国沿海抢掠。南朝覆灭后,一部分武士不肯归顺北朝,便下海为寇。明初,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逃窜海上,与倭寇相勾结。另有中国沿海一些豪商抵赖不还倭商的货债,倭商愤而烧杀抢掠这些豪商后,也加入倭寇队伍。中国的一些走私犯法分子和海盗,为了与官府对抗,也与倭寇狼狈为奸,使中国东南沿海的倭祸日益严重。戚继光取得抗倭胜利。
  清初,福建先后隶于南京弘光政权和福州隆武政权,并两次被清军攻占,一次为浙江鲁监国起兵克复。至1661年清政府实行截界之前,福建沿海仍处于郑成功(奉南明永历为正朔)和清朝两面政权的统治之中。
  清廷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联系,不准本地商船运货出海,又下诏沿海地区内迁三十里。后来虽允复界,但又实行闭关政策,沿海一带仍然恢复缓慢。至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准许商民出海贸易,福建对外贸易转至以厦门为中心,漳州、泉州为两翼。
  清朝,省下分道、府、县三级。与府并行的有直隶厅、州;与县并行的有厅。
  清代在福建设置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清初省下辖有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八府。1684年增设台湾府。至1886年,才分出台湾府设省。至清末,有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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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
张学勤 颜越虎  2003-9-22

    今年夏天,12名学者冒着酷暑在浙、闽、桂、粤、琼五省区追寻古老的越文化。在22天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接触了大量越文化的活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越文化遗址,其间,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台湾与祖国大陆,文脉相承,地脉相连,血脉相通——
    
  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
    
  由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的这项研究课题全称为“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是该课题的设计者。
    说到越文化,人们自然会把目光落到浙江的绍兴,毕竟绍兴曾经是越国的统治中心。但是,这次参与研究越文化的学者们却更多地将目光落到了浙江以外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台湾省,这种学术上的指向是以丰富的史实为基础的。
    
  百越文化遍布东南沿海
    
  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知名越文化研究者车越乔是该研究课题的总策划人。他说:“这项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运用各学科取得的最新成果,来综合研究越文化,此次确定实勘地区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历史文献资料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浙江绍兴崛起的越国(当时称“于越”),只是越人中的一支。而与此同时崛起的吴国(当时称“句吴”)也是越人的支系。随着越王句践灭吴,并北上称霸后,越的名称开始大显于世。东南沿海地区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干越、扬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夷越等称呼。
    由于越人都居住在我国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所以古书就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百越之地”;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也被称之为“百越民族”。细心的读者如果对比《史记》和《汉书》对百越的记载就会发现,《史记》全写作“越”,而《汉书》则都写作“粤”。其实,在古书中“粤”与“越”相通,越人就是粤人。“百越”就是“百粤”。所以,在这次的越文化实地勘察中,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福建武夷山下有一个古村落的门楼上赫然有“古粤”两个大字,这是一个古越人的聚落遗存。参加实勘研究的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杨式挺先生说:“广东的简称是粤,但是,广东也有‘越’的地名,著名的越秀山就是其中之一。”
    近些年,一些专家还注意到,古书在记载百越历史时还提到“内越”和“外越”的概念。经考证后,目前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内越就是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外越则是居住在台湾等岛屿上的越人。
    由此可见,台湾高山族人与祖国大陆同宗同族,血肉相连。这次的“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项目不只是研究“大越”的文化,还要研究“内越”和“外越”的文化。
    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面对宽阔的台湾海峡,古代的越人是如何登上台湾岛而成为“外越”的呢?
    
  越人祖先轻松去台湾
    
  台湾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台湾目前发现的最早古人类化石是距今2万年左右的“左镇人”。那么,2万年前的“左镇人”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来自“百越大地”。
    根据古地理学和第四纪等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更新世,台湾海峡曾几次成为陆地。最近的一次发生在距今16000年至15000年间。当时,海平面下降至今天海平面的-155米以下,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东海大陆架都变成了广阔平坦的大平原。
    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曾发现距今5万年至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可见越人的祖先在东南地区居住的年代相当久远,他们曾目睹台湾海峡沧海桑田的变化,当整个东海大陆架都变成了广阔平坦的大平原时,越人的祖先就曾迁移至这个富饶的“东海大平原”上生活。至于今天的台湾岛,当时则成了东海大平原东南方的一片山地和丘陵。当时的越人祖先要去这些山地和丘陵,还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
    大约在1万年前,随着卷转虫海侵,海平面开始不断上升,东海大平原最后成为华夏大地上沉没的古陆。生活在东海大平原上的越人祖先,有的向内地迁移,有的则留在了舟山、澎湖、台湾等岛屿上。在实地勘察中,学者们对古人将越人分为“外越”和“内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1999年,福建泉州的考古爱好者曾从台湾海峡中打捞起数千件动物化石,其中有一个化石似乎是人类化石,后经专业考古研究人员检测,这是一个距今1.1万至2.6万年间的古人右肱骨化石。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将其命名为“海峡人”。这项考古新成果,也证明了台湾海峡曾经成为东海大平原的历史,更为海峡两岸古人类之间的血脉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证。
    
  海峡两岸使用相同石器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大凡在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会发现一种叫“有段石锛”的石器,这种安装在“7”字形木柄上的石锛,是百越文化的一大特色。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7000年前的有段石锛,曾经被专家视为有段石锛的发源地,但是,近年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原始有段石锛更是将此石器的年代上推了1000年。所以,确切地说,浙江的宁绍平原是有段石锛的发源地。
    有段石锛随着越文化的流动,从浙江走向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广大百越之地。台湾岛上的大坌坑遗址、圆山遗址等许多新石器遗址中都曾出土不少有段石锛。
    作为越人特有的有段石锛究竟有何用处呢?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已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些有段石锛的一个很重要的用处是挖制独木舟。
    去年,跨湖桥遗址在出土有段石锛的同时,更出土了一艘7000多年前的独木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专家经考证后,再次确认“石锛是制作独木舟的工具”。
    古书称百越民族“善于用舟”。越王句践曾描述越人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所以,今天也有人称百越民族为“海洋民族”,称“百越文化”为“海洋文化”。
    东海大平原被海水淹没后,海峡两岸越人的来往遇到台湾海峡的阻隔,但是,在水边成长的百越民族,早已练就了应对水的本领。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工具——有段石锛,挖制独木舟,来往于海峡两岸,尽管台湾海峡宽度达上百公里,但是,它阻隔不了内越与外越的来往,阻隔不了越文化的传播。
    海峡两岸的考古新成就,向我们展示了数千年前两岸的越人使用着相同的工具。小小石锛见证了两岸文化的一脉相承。
    
  文化特色传承海峡两岸
    
  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先生是著名的越文化研究专家。他说:“其实,百越民族确切地说就是东南土著民族。”秦汉以后,随着部分越人的内迁,和大量汉人的南下,东南土著民族在与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渐渐融为一体。如今,大部分越人的后裔都已经汉化。
    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寻找越人的后裔,如何实地勘察越文化呢?吴春明先生说:“今天,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东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就是百越民族的后裔。由于他们居住在高山等偏僻地区,与外间的接触较少,一直保持并发展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和习俗,这里面就曾保留着不少古代的越文化。”
    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料表明,壮族、苗族、瑶族、黎族、台湾高山族等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保留有古代百越文化的特色。
    前些年,有学者将清朝《台湾府志》中所列台湾土著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100条,与祖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发现相同或接近的占82%。
    如“断发文身”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特有习俗,台湾的高山族和海南的黎族都曾长期保持着这一习俗。拔牙也是古越人的风俗,台湾的高山族和广西的壮族也都曾长期保持着这一习俗。
    参加这次实勘的广西博物馆研究员蒋廷瑜先生说:百越民族是稻作文化的开创者,两岸都有史前稻谷遗存发现。台湾的营浦遗址中发现了史前稻谷遗存,这里的文化与福建昙石山文化就很相近。
    此外,海峡两岸作为百越民族后裔的少数民族,在语言、信仰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次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非常注重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资料中收集有关古代越文化的信息。
    陈桥驿先生说:随着人类学、考古学、第四纪学、语言学、古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不断取得新成果,加上碳14、铀系、热释光等科学测年法的逐步具备,今天,全面综合地研究古代百越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学者们之所以将研究的主要目光落在了海峡两岸,也正是因为各门学科的新成果已经为这项研究指明了方向。
    陈桥驿先生认为,运用各门学科的成就综合研究越文化,不仅能把握海峡两岸文脉相承,地脉相连,血脉相通的历史,更能了解海峡两岸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据悉,“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项目,将用3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天,学者们正在整理从浙、闽、桂、粤、琼五省区实地勘察后得来的资料,明后两年,专家们还将赴华南沿海省区,他们的实勘脚步将踏上祖国的宝岛台湾。

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802/node803/node173523/node173533/userobject15ai1861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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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高州市冼夫人研究会论文集
试析冼夫人的军事才能
陈冬青
关键词:冼夫人研究
    综观古今,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又都是杰出的军事家,比如历代开国帝皇,割据一方的豪强势力等,他们往往通过军事的手段和行动来达到或保证其政治上的目标。冼夫人也不例外。冼夫人是高凉俚族人,其家世为南越首领,至冼夫人,更“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①成为岭南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冼夫人的一生富有军事传奇色彩,她坚持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先后多次平息岭南各地及对中央王朝的叛乱,并在三朝更迭之际,能够“怀集百越”,并以所辖岭南各郡归附,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立下汗马功劳,对岭南地区的稳定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冼夫人之所以能够确立其在岭南的领导地位,为岭南的稳定和发展建立万世不朽的政治功勋,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外,主观上的原因也是一个重要保证。那就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才能。
    《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这说明战争是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政治活动的必要手段。冼夫人所处的时代,历经南朝梁、陈及隋三朝,是一个变革动荡的年代。冼夫人管辖统治的岭南,却能保持和平、稳定、团结与发展,这与冼夫人多次反对分裂割据、平息各类叛乱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反,高州刺史李迁仕乘机拥兵割据,冼夫人领兵袭破之;陈太建元年(569)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冼夫人“发兵拒境”,迎陈将章昭达,内外夹攻,平息了欧阳纥的叛乱;隋开皇十年(590),番禺俚帅王仲宣反,一些俚人首领也响应,冼夫人先后派其孙冯暄、冯盎出讨,击斩叛军主将陈佛智,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王仲宣。②所以,冼夫人首先就是一位才能非凡的军事家。
    冼夫人虽不如历代名将那样,有军事言论或著作传世,我们不能直接窥见冼夫人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质,但据史书考证,冼夫人绝对不失为一位用兵如神的战略战术家。《隋书》“谯国夫人传”载:“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史书的记载可见,冼夫人从小便是一位通晓兵略,并能统率部众,行军作战的统帅。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其首领地位是世袭继承的。冼夫人有兄冼挺,按理应由其兄承袭南越首领之职,但冼夫人却承继了此位,并且号令一方,万众归附,这正是由于其过人的军事才能,“压服诸越”之故。明人谢肇涮在其《五杂俎》里也说:“高凉冼氏,以一蛮女而能抚循部落,统驭三军,怀辑百越……有马援、韦叡所不敢望者。”(注:马援是东汉名将、韦叡是南朝梁名将)对冼夫人的军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冼夫人“统驭三军”之才又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结合有关史实作如下分析。

    一、具备清醒冷静的头脑,敏锐准确的判断力,这是冼夫人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的保证。

    孙子论为将之道,需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素质③,并把“智”放在首要位置。“智”即是指准确的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除天时、地利之处,还受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战争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从战略上分析形势,找出对策,是战争统帅的首要任务。决策的正误直接关系战争的结果。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必能综观全局,洞悉态势,即所谓“知己知彼”,作出相应的决策,方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根据《谯国夫人传》的记载,侯景反,兵围台城(南朝中央政府所在,今南京),广州都督征兵救援,高州刺史李迁仕也属应征之列,但他称病不去,一面却派人传召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冯宝见召欲往,冼夫人急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并进一步分析说,“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迫君兵众,此意可见”,③当时李迁仕任高州刺史,手握重兵,此人素有野心,遇侯景作乱,竟敢拒不救援,反意已见。因高凉太守对其颇有牵制威胁,李迁仕便想诱骗冯宝,或一同造反,或留为人质。冼夫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李迁仕的所作所为,断定李迁仕必然谋反,并一眼便看穿了李迁仕传召冯宝的奸谋,最后作出“以观其势”的对策,这使冼夫人在以后的维护统一,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一下子便处于主动地位。侯景作反,天下已乱,李迁仕也乘机扩张势力,随时准备拥兵割据,在此严峻形势下,如何维护岭南的稳定,冼夫人并不盲动,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以后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充分显示了一名军事领袖的“智”才。

    二、具备丰富的用兵策略,这是冼夫人克敌制胜,保境安民的关键。

    战争的胜败,关键在于战争策略的运用,古代兵家对此多有论述。三国时诸葛亮曾论“用兵之道,先定其谋”④,南宋名将岳飞也说过,“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⑤。《谯国夫人传》说冼夫人“多筹略”,清电白知县特克星阿《题冼庙诗》也有云:“女子能兵惯出奇”,历史事实也证明,冼夫人深通兵法,善用谋略。李迁仕兴兵造反,冼夫人身为南越首领,不齿李迁仕所为,起兵协助朝廷平叛。当李迁仕遣主帅杜平虏进军南康后,冼夫人立即看到,杜平虏是叛军主帅,已率主力与官军相拒,一定不及返回,李迁仕在高州已无多大兵力,不能有甚作为,宜乘虚破之。于是教冯宝“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⑥然后冼夫人亲自率领精兵,乔装成送礼的人员,担着货物,暗藏兵刃,来到李迁仕营下,李迁仕果然不加防备,冼氏兵马突然发难,一举而攻进营内,叛军仓皇败走,李迁仕逃往宁都,冼夫人率军追击,与陈霸先会师赣石,擒杀了李迁仕,叛乱遂告平息。《孙子兵法》“计篇”有云:“卑而骄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冼夫人运用的正是此策。“卑辞厚礼”,令李迁仕产生轻敌情绪,不加设防,一举而破之。清陈淮《冼夫人庙》诗有句:“卸甲争归陈武帝,挥戈潜袭李高州”(《高州府志》艺文卷),所描绘的正是冼夫人巧施妙计,大破李迁仕的事迹。在战争实践中,冼夫人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运用,这是她取得平叛斗争胜利,保障地方安宁的关键。  

    三、治胜于战的军事思想,这是冼夫人“怀集百越”的军事基础。

    古代兵家有论:名将用兵,不在乎兵之所失,在乎安民、爱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战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某一方的胜负,相反是为了消灭战争,获得和平。从这个意义来说,战争是消极的,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采用的手段。《孙子兵法》也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冼夫人同样认识到这一点。在她的军事素质中多处表现出“治胜于战”的思想。岭南是百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汉在岭南设置郡县后,一些交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逐步实现了封建化或越人汉化,但冼夫人所处的粤西地处僻远,生产力发展较慢,直至隋代,仍保留有奴隶制和原始部落,各部族“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恃在山险,不用王法”⑦,且“好相攻击”⑧。冼夫人身为南越首领,是怎样令各部落止平干戈,达到其领导权威的?靠的就是“治胜于战”。
    一方面,她十分注意施行仁义之举,以达到安抚各部,令其归顺的目的。所以,“诸蛮皆服其信义”。⑨其兄冼挺,恃强常侵掠旁郡,冼夫人每每加以劝阻,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⑩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死后,岭南大乱,各部族纷纷发生战乱,冼夫人及时对各州进行安抚,于是“数州晏然”。○11隋朝开皇年间,番禺俚帅王仲宣谋反,一些部落、州郡首领响应。在平定了王仲宣的叛乱之后,“夫人亲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抚诸州”,○12不但不追究这些州郡首领的反叛之罪,相反还“令统其部落”,○13这些首领都深感夫人和朝廷恩德,发誓不再反叛,于是“领表遂定”。○14冼夫人此举,堪比诸葛“七擒孟获”之功。
    另一方面,冼夫人也十分注意从严治军。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其《将苑》中说,“师出以律,失律则凶”。这是说一支军队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否则定会吃败仗。古今将帅都十分重视从严治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冼夫人也不例外。对待下属,冼夫人向来都严格要求和训练他们,倘有违法,必从严治之,尤其是对待自己的亲属,冼夫人从不姑息。据《谯国夫人传》记载,冼夫人十分注意“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属,无所舍纵”。冼夫人因此深得部众尊敬,所以号令三军,莫有不从。王仲宣造反时,兵困隋将韦洸于广州,冼夫人派孙子冯暄率军往救,冯暄与叛军将领陈佛智平素友好,因念私情而延误进军时间,冼夫人“知之大怒,遗使执暄,系于州”。○15为了严明军纪,冼夫人不惜大义灭亲,把自己心爱的孙子下于狱中。冼夫人此举深得军心。后冯盎领兵出讨,众官兵上下同心,鼓勇向前,击斩陈佛智,进军南海,大败王仲宣。冼夫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历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治军严明,令必行,行必果,也是关键之一。
    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造就了一代女杰冼夫人。她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所作出的维护统一,坚持团结的历史功勋是巨大而明显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的深远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政治上的作为离不开军事上的作为,政治上的成就离不开军事上的支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便是高度的概括。正是由于冼夫人的卓越非凡的军事智慧和素质,在战争中克敌制胜或不战而屈之,牢牢占据军事上的主动地位,才得以保证她在政治领域充分施展才华,成就其历史功勋。

注释:
○1、○2、○6、○8、○10、○11、○12、○13、○14、○15均出自《隋书•谯国夫人传》。
○3《孙子兵法》•《计篇》。
○4出自诸葛亮《将苑》,笔者转引。
○5笔者转引。
○7《太平御览》卷七八五。
○9《资治通鉴》。

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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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北海海上丝绸之路

刘明贤

前 言

  曾有人散布“北海是文化沙漠”的怪论,其实是无知者的胡言,狂妄者的乱语。北海合浦不但不是文化沙漠,而且其文化源远流长,其古代异常辉煌。
  影响中国最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三大文化摇篮中,百越文化极有影响的一部分就发生在古合浦。可以说古合浦文化是中国蓝色文化乃是世界蓝色文化的最早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其
发生和发展持续了数千年至近万年。
  中国远古时期就有中央黄帝和南方炎帝言和结盟、帝尧派人“南抚交趾”和帝舜亲自到苍梧、南海“南抚交趾”的中原与南方三大交往。奠定了合浦经济文化的南北结合特色,也让合浦的珍珠名震中原,形成古合浦发展的历史动力,造就了史前的“越人大迁徙”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必然。
  由于南北结合的特色形成了发展古合浦的历史动力,尤其是发现了珍珠的商业价值,促使这里成为繁荣的古代“海疆第一富庶之地”。又由于“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强大内联力,又促进了该地区与海外的联系和交易,从而探索、开通和发展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章 辉煌的古合浦

  一、古合浦的概念
  古合浦郡辖5县,包括今两广27个县市。地域达数万平方公里。古合浦县包括今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钦州、防城和陆川、博白、玉林、容县、北流、横县、邕宁以及广东廉江共十四个县市。
  由于这数万平方公里的郡和l4个县市的县的概念,当今琼州海峡至防城北仓河口乃至越南部份海域的整个北部湾绝大部份岸线和海域都在古合浦的范围内,都是古合浦港区。也由于这个概念,古合浦拥有桂东南钦州,灵山、浦北、玉林、博白等地的发达古代稻耕文化区域。
  一句话,古合浦县就是当今的环北部湾地区。
  二、古合浦县靠近距今约100万年的古人类发源地百色盆地。古合浦县内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其遍布全县的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品种齐全的石器和印纹陶器。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史记载的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2600多万年的进化期和从古猿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再进到“完全形成的人”的三个阶段。最早发现的四足行走林栖动物“埃及古猿”距今约2800万年,而能够直立的“森林古猿”距今约2000万年,相距800万年之遥。从“森林古猿”到“完全形成的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三阶段)中的“能人”又经历了l820万年之遥。“非洲‘能人’,其生存年代距今约180万年”①,而“直立人”是在距今大约150万年前出现的,在中国发现的‘蓝田人’、‘北京人’,印尼的‘瓜哇人’就属于‘直立人’阶段”①,而“‘智人’是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左右,中国有‘丁村人’、‘长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①。
  古合浦县附近的百色盆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更新世文化遗存,“大致与陕西公王岭蓝田人的时代相当,距今大约l00万年--73万年”②,因此,“百色人”是“智人”乃至“直立人”阶段的人类祖先。“假若超越‘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框架假设,那就不排除人类早期起源于东亚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包括出产早期旧石器的百色盆地”③。
  百色盆地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不仅证明,远在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珠江水系、沿岸生息繁衍,而且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③,同时,“百色旧石器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将科学采样的标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试,得出最权威的年代数据。为距今80万年前”④更是权威的科研结论。
  与百色盆地同在广西又相距不远的古合浦地区当然受到百色人的影响,在古合浦县范围内,“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大约在距今二、三万年前就开始有人类生活”⑤,“在灵山县马鞍山东胜岩,发现了距今1万至2万年前的‘灵山人’古人类化石”⑥。“灵山人”古人类化石“共发现15件”⑤,出自“灵山县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⑤等3处洞穴,“时代属更新世晚期”⑤,这是确凿证实的古合浦旧石器时期的文化辉煌。由于“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桂南环北部湾地区是远古人类频繁活动的区域之一”⑥,从旧石器时代转入距今l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以后,古合浦县频繁活动的古人类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址传至今天,计有47处以上,专家统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很多,几乎遍布环北部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共计l 78处。其中(古合浦县属)有邕宁8处,防城9处.钦州4处,北海l处,合浦2处,浦北7处,灵山7处,横县8处,容县l处……”⑤。其实,据我所知,还不止这47处,因为各县市的统计数字均超出此数,其中“浦北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山岗遗址18处”⑦。
  古合浦县上述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沙坡、牛屎环塘、顶狮山、杯较山、亚菩山、钟秀山、犀牛脚、马兰咀、芭蕉墩、亚陆江、杨义岭、西津、秋江、江口、大寺和那丽独料等处。其中“西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古合浦港区域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遗物散布面积达9万平方米”⑧。“在犀牛脚镇发现了距今8000年至l万年的贝丘遗址”⑥,“顶狮山文化延续的时间,大约为距今9000一一7000年”⑨、“合浦县牛屎环塘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钦州市芭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等,约距今9000一6000年前”⑩。“在石塘镇钟秀山发现距今5000一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⑤。“在那丽镇和大寺镇,发现了距今4000一5000年的原始居民点遗址”⑥。有专家还明确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 ?。上述专家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距今2万年到四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古合浦地区确是远古人类历代相传、频繁活动的区域。
  古合浦地区的远古人类不但活动频繁,而且留传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品种齐全、分期明确、遗物丰富。“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为洞穴,岩厦、河傍台地、山坡、海滨遗址等几大类”⑥。东胜岩、葡地岩和洪窟洞等是洞穴遗址;浦北有岩厦遗址;“顶狮山遗址是河旁贝丘遗址”⑤;“独料遗址属山坡遗址”⑤;“亚菩山遗址、马兰咀山遗址属海滨贝丘遗址”⑤,五种品种齐全。而古合浦县新石器时期的早、中、晚分期遗存明确又有特色,“早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山遗址一期文化、杯较山和亚菩山贝丘遗址为代表”⑤。“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砂绳纹陶”⑤;“中期文化遗存以顶狮山二三期文化、横县江口遗址为代表。中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以磨制石器为主,仍有少量打制石器”⑤;“晚期文化遗存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⑤。
  遗物丰富首推独料遗址。“钦州市那丽镇独料村大石铲遗址中出土了1100余件石器,包括斧、锛、凿、铲、锄、犁、镰、镞、刀、锤、磨棒、磨盘和国内最早的橄榄核及男性生殖器崇拜物‘陶祖’等”⑩。其出土的磨制石器中,“石斧、锛、锄、铲、镰、刀等农具,分别用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疏松土壤、耕耘收割。同时还有磨盘、杵、磨棒等加工工具”⑤。而且“独料遗址文化层发现了六个柱洞,其中三个柱洞底部发现了石质柱础,柱洞周围有火坑与灰坑遗存。原挖掘者认为‘这些柱洞可能为房屋建筑遗址’。这可能为‘窝棚’式建筑”⑤。
  由于“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③,又由于古合浦郡内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异常频繁同时又是百越诸族的活动区域,造就了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原与南方的三大交往。也为史前壮举“越人大迁徙”奠定了基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一大交往是“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的鼻祖。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⑿,而且把南方炎帝摆在中央黄帝之前。炎帝代表的“南方”是哪里?当然可泛指江南或湖广大地,但代表南方丙丁火红色的红土地、红水河的广西尤其是百色盆地应当与此更有关系。
  中原与南方的第二大交往是帝尧派人与岭南交趾人的联系。《墨子·节用》有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覃乃昌等人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考察与研究》亦载道:“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包括环北部湾地区(注:古合浦地区)在内的岭南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居民有了交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三大交往是帝舜亲自“南巡狩”,到了“南海苍梧”,并且“崩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少问篇》载道:“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亦明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还有名家杜甫、李纲、王祐的诗句:“为谒苍梧庙,看云哭九嶷”、“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南海苍梧万里遥,重华遗迹在山椒”、“常诵苍梧云起愁,那知理楫此间游,重华一去不复返,惟望九嶷空白头”均可作证,而在此基础而出现了史前的壮举“越人大迁徙”并从古合浦港区始发到东南亚就不奇怪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山东拔齿人及其他百越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岛” ⒀,说明合浦的先人参与这场“越人大迁徙”的史前壮举并有“在无文字记载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各地的远洋航线”⒀的古代辉煌。
   三、古合浦的先民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古代原始农业,又以合浦古越语最先与中原汉语各种方言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及渐进融合而创造了相关的粤语语系和廉州话。
  “‘那’在壮语中即水田。冠‘那’字的地名遍布华南和东南亚地区‘那’字地名是稻作文明起源的鲜明印记”⑩,而“环北部湾地区古代居民是‘那’文化即稻作文化的创造者之一”⑩。冠“那”字地名遍布古合浦地区,著名的“三那”之一的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1100多件石器农具和加工工具就是古合浦创造稻作文化的铁证。
  古合浦的中部和东北部的博白,玉林、浦北、灵山一带,历代均是稻作基地,其“周边地区都发现有史前稻谷实物”⒁。“东边英德市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出土原始人工栽培水稻硅质体,其年代在12000年前” ⒁,“北部的道县寿雁镇玉蟾岩出土普通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的谷壳,其年代距今约10000年” ⒁,“其西北部的资源具晓锦遗址也发现12000多粒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实物,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 ⒁……,另外,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篇》记载:“各国专家公认:云南是稻谷的发源和演化变异中心。最早种植稻谷的农民是居住在云南的百越民族。并且找出稻谷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路线是:沿澜沧江、怒江、红河向东向南传至珠江流域的闽粤、江浙的吴越和越南的雉越……”。这就进一步证实作为与云南百越民族同是百越诸族的古合浦先民在创造古代稻作文化的年代和传播稻作文化的途径等方面的亲密关系,也证实了古合浦地域是这条“稻谷之路”的必由之路段而起着重要作用,并因而繁荣的史实。因此.合浦要筹运稻谷种子经这条又叫“稻谷之路”的航线到世界各地去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从合浦始发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因称为“稻谷之路”而成为古合浦地区是古代稻作文化的创造地域的反证。
  由于“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和“周王朝亦与合浦的骆族保持着联系”⒁,同时,“商周时期,中原人己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而“自殷周以后,(合浦的)玳瑁、海贝和珍珠等一起,一直是吸引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土特产”⑩及收运贡品的需要,中原汉语与古合浦的越语就发生相互译说、交流、使用的影响,此种影响之初当然可以追溯到尧即位98年的公元前2357年至公元前2259年期间,这就是粤语语系从古越语开始演变的开始。
  然而,史籍及专家论述,“战国时期,楚国南侵岭南,兼并苍梧等地,楚语最早影响到古越语” ?。而“秦汉时期,大量中原人来到岭南地区,这是中原汉语影响越语之始” ⒁。“东汉至三国时期,徙民大量迁入令南,是两广越族开始汉化的时期,是粤语孕育时期” 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两广相对稳定,中原和东方汉人大批南下两广、加快了两广越人的汉化步伐。这时期两广越语与中原汉语,东方吴语、闽语发生全面融合” ⒁。“唐代时,粤语进入稳定阶段” ⒁。,而合浦的廉州话就是东汉时马援班师途经合浦时留下十余名士兵,“操当时中原话,以后成为合浦话,称为马留话”⒂,因而是中原话的直接变种。
  四、先秦到秦汉时期,合浦的先民们继承和发扬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稳步进入青铜器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环北部湾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 ⒃。“合浦县清水江,曾发现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情况”⑩就是明证。而古合浦县内的今合浦、浦北、钦州、陆川、容县、北流、横县等地均发现有先秦时期即青铜时代的青铜器或印纹硬陶传世至今,其中“在浦北、容县出土的羊角钮铜钟颇有特色。官垌大岭脚出土的四件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应是战国时代遗物”⒃,属商到西周的有……陆川乌石铜罍1件(春秋),横县那旭铜钟1件(西周),北流甬钟(西周)等” ⒃。另外,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印纹硬陶在今合浦、浦北、钦州、北流、容县等地都有发现”⒃……。上述史实,印证了古合浦的先人们在先秦时期继承和发展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煌,稳步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仓吾’一词的记载”⒅,而且“商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⑩。这里值得注意的“仓吾即是苍梧,苍梧是壮族先民在桂东南地区最早的族称”⒁。从“仓吾大地”或“苍梧大地”到具体苍梧县的“苍梧”,从“仓吾”即“苍梧”到“苍梧”是壮族“族称”,说明叫“苍梧”的县名或区域名的地名是从壮族的“族称”转化而成的,即从族称到地名。然而,又有史书的不同论点值得我们注意:《逸周书·王会解》有“仓吾裴翠”之载,亦有“仓吾,亦蛮也”之解。《汉书音义》载有“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之说。这里明显可见,“仓吾”不但是地名和族称,而且应是人名,不然这“亦蛮也”,“越中王”作何解释?!
  从上可见,“仓吾”到“苍梧”应是“人名”(越中王。越人中最有影响之人)到“壮族族称”,再到“地名”的进化过程。,也由此可见, “仓吾”应在三大南北交往中是有关系,有作为的人。因此,“周王朝也与北部湾地区的骆越族保持着联系”⒁。然而,引起中原王朝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不但是人际交往,而且是合浦独特的珍珠以及海贝、大海龟、象牙等名贵土特产品(即贡品)。 “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⒄。
  正因为合浦历代出产珍珠,所以, “先有珠”就能向中原“引来丝”,加上“越人大迁徙”拓通的太平洋航线及其后的延伸,造就了古合浦坚实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
  五、“越俗以珠为宝”
  合浦珍珠名贯中外“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⒆。自古即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 “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⒄,因此,史家纷纷对合浦的“南珠”有所记载。早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之载,而早在南北朝早期的南朝梁人任昉的《述异记》更明确载道: “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搜神记》也明说: “吴王夫差女名玉,陪葬有径寸明珠”。《列仙传》亦载道: “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金买下一颗使吕后想象而追求不到的‘四寸大珠’。”《幽明录》写汉武帝,亦有“河渚得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之说……。
  为何有“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之公论呢?而且连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明载: “中国珠必产雷廉二地”呢?又为何“南海珍珠产量居中国之冠,合浦珍珠产量又居南海之冠”呢?其原因之一是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古合浦境内;其原因之二是“越俗以珠为宝”,很早就发现了珍珠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原因之三是“会稽珠贩”和合浦古代“客民”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并造就了南珠文化,从而神化和拔高了合浦珍珠的绝对价值。
  《南珠春秋》载道: “南珠七大古珠池,除钦州与越南边界一个外,主产南珠的‘雷廉珠池’含廉州五池,雷州一池共6池”。因为钦州与越南交界处古时也属合浦地界,因此,应该说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合浦。该书还进一步指出: “廉州杨梅,断网、青婴,平江,乌坭五池,雷州乐民一池”。这就不明而喻的得出了合浦珍珠产量多的特殊优势。

  《南越志》说“珠有九品”。直径五分至一寸上下的为“大品”,“珰珠”亦属珍品。还有“走盘珠、“滑珠”、“精珠”、“八百子”、“正一千”、“糙珠”、“药珠”……。合浦珍珠不但珍品多,有“径寸明珠”,“三寸大珠”,“四寸大珠”,亦有“大而稍扁”的“明珰”、“以漆园盘掷下,连跳起不定者佳”更甚至“置之平地,终日不停”的走盘珠。而且普遍具备“光、重、圆、大”即光泽精洁晶莹,耀目半透,珠质坚实凝重,珠形圆整浑称又颗粒硕大的四大特色,七分以上为“珍”,八分以上为“宝”的“七珍八宝”又多产于此,故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这就造就了合浦南珠质量好的特殊优势。
  越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合浦古港区的“水行而山处,以舟为本,以楫为马,行若飘行,去则难从”⒇的水上越人,很早就发现了珍珠、贝壳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2万年前的古合浦灵山人就会食用和玩弄“介壳”。“灵山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三处洞穴发现人类化石,还有蜗牛、螺蛳和蚌等软体动物介壳”⑩,这里的“介壳”中就有“蚌”,蚌产珍珠,这就不排除古合浦人于2万年前即发现珍珠的可能性。到了距今9 0 0 0年至6000年以前的古合浦邕宁顶蛳山遗址, “其文化遗物有骨器,蚌器”⑩。而且进一步指明“有石饼、石环、蚌刀、蚌匕、蚌饰等” ⑩,而同时期的合浦牛屎环圹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还有钦州芭蕉墩遗址, “这些遗址出土有骨器,蚌器,骨器有骨锥,穿孔骨饼,蚌器有蚌环等”⑩,同时期的遗址中“种类有乌蛳、田螺、丽蚌”⑩、 “种类包括牡蛎、文蛤和魁蛤等”⑩……,这些九千至六千年前的蚌饰、蚌环、丽蚌等蚌器己经是珍珠的副产品了。
  史家明载珍珠列为贡品的时间是“商周时期”,距今近4000年。“商周时期,环北部湾地区(即古合浦)出产的珍珠,大海龟和象牙被列为贡品”⑩。《逸周书·王会解》亦明载: “正南瓯、邓、桂一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茵,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茵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珠玑”就是珍珠。而且“古人很早就知道珍珠有圆形和不规则形状两种,把圆的叫珠,不规则形状叫玑”⑩.这就证明古合浦越人早在近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甚至远古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就已把珍珠列为贡品(这也许就是尧舜“南抚交趾”的目的之一)。当然,古越人发现珍珠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是在此之前的蚌饰时代甚至发现蚌的旧石器时代了。由于发现早,早成名,形成品牌,就造就了合浦珍珠早成名,成名牌的特殊优势。
  “会稽”与“合浦珠市”结下不解之缘,珍珠造就的合浦富裕“客民”也是合浦南珠成名早,成品牌的因素之一。“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有珠贾向宫廷兜售美珠”⒆就是明证。“市列珠玑南北商贾荟萃的江吴都会” 、“交州采访使石崇,用来买妾的明珠是从合浦珠市所得”⒆,还有造就合浦盛世的东汉太守“会稽人孟尝”亦都与此有关。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过着与中原商贾一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贸易致富” ⒆,“其中当然以珠玑为为打入中原市场的‘拳头产品’了” ⒆,除了从“合浦珠市”到“会稽珠贩”转运到“江吴都会”到“向宫廷兜售”以外,广州也是让合浦南珠出名的一个中间市场,《广东新语》就有“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的记载。由于“合浦珠市”、“五羊之市”、“江吴都会”、“向宫廷兜售”等一系列成熟而成行的珠市,造就了合浦南珠成商行、成品牌、销路广的特殊优势。至有“三寸大珠”、“四寸大珠”、“明耀绝世”的“河诸得大珠”,“以珠为襦”、“饰冠”、“车帘”、“金玉珠玑比乎身”之荣,更甚者是慈禧太后的葬品珍珠,“陪葬的珍珠共用26400颗,其中凤冠上一颗重200克,大若鸡蛋;口含一颗光色熠熠的夜明珠,亦同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⒆。
  除了上述的产量多,质量好,发现早,早成名,成品牌,成商行和销路广的特殊优势以外,会炒作(会宣传)也是南珠出名的原因。商业的炒作造就了商业文化,珍珠的宣传和美化便创立了珍珠文化。由合浦越人的先民和古汉墓的主人们拓展的合浦珍珠购销业得以数千年历久不衰是因为同样得益于他们造就的珍珠文化。
  一颗“径数寸,明耀绝世”的大珍珠从珠民手中转到“客民”(珠贩)手里,珠民得到的是一定数量或大量的粮食、土布及陶瓷,这颗大珍珠在珠民眼中是可以活命和温饱很长一段时间的“好货”。这件“好货”到了小商贩手里便属于“九品之首”的“大品”。可以从大商家手里换来大量中原上等丝绸而获利百倍。然而这颗难得的“大品”到了“识货”的大商家手里并经过“神化”后,就会变成“南海龙王的镇海之宝”、“南海龙王的三公主小白龙在千年古蚌精腹中炼成的有灵性的夜明珠”或“南海女神化成的夜光珠”,成了独一无二的“神物”。这样可居的“奇货”当然会在高官巨贾中引起争奇斗富的角逐并进而贡献给皇帝得以邀功取宠了。此珠亦理所当然的变得“价值连城”并达到“到了都城,一颗珍珠的价值贵到连富豪也买不起” ⒆的经济目的。此类珠的巨额利润的得来靠的就是“珍珠文化”。
  随着一颗颗各具特色的大珍珠在炒作中升值,那神化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传说和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去,越传越广。民间传说《珠还合浦》说的是“夜明珠传奇”、“孟太守盛世”和“梅岭飞珠”这三部份内容以及从天上斗到南海,从海底再斗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庭这三种斗争形式的“珍珠三还合浦”的故事。说的是王母娘娘的侍从“三仙女”与玉帝的小儿子子关王子在御花园幽会,被“蛤蟆仙”告密而贬下南海化为白龙又几乎被“蛤蟆仙”贬化的海怪喷墨毒死。但她勇敢地走通了一条生不如死、白龙化珠、仙岛学艺、魔窟探险、夜明护海、成为夜明珠的道路,掌握了杀怪必备的三件宝,与子关王子投胎转世成的珠民“双剑合一”杀死了海怪,不服气的海怪灵魂飞进皇宫借尸还魂成了太监,挑动贵妃索珠而让皇帝下令采捕已成为南海女神的夜明珠,又引出一阵阵珠池血泪行动及夜明珠辅佐孟太守赢得“珠乡盛世”和“珠国回迁”的胜利,以及夜明珠被迫公开现身化珠又最终“梅岭飞珠”返回合浦,并天雷击毙海怪的美丽神话故事。
  《珠还合浦》展现了南珠“眼内走珠”的神奇药力。塑造了美好的人、仙群体,刻画了奇特的群丑形象。细腻地描述了“童子祭海”、“人仙共庆”、“梅岭相会”、“珠国迁徙”、“夜明护海”及“化珠献身”等柔情奇趣。又多浪头地推出“万里献珠”,“追捕海生”、“斗杀海怪”、“珠池血泪”、“梅岭飞珠”等险事惊情。反映了世上总是美好多于丑恶,正义始终战胜邪恶的真理以及忠贞爱情的魅力。
珍珠的传说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完美,加之颗颗神秘大珍珠与种种民间传说的对号入座和江湖寻觅而变得极神秘又更值钱,必然引发一代又一代豪富们的再争夺,至使南珠文化得以传播,珍珠购销业得以发展,中国的“珠还合浦”成语亦誉满全球。
  六、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把合浦造就成“海疆第一富庶之地”。
  由于合浦的珍珠长期名震中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南方与中原的交往,造就了南疆尤其是古合浦区域与中原的商品流通和商路畅通。就中,中原换珠之物叉以丝绸为首。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载:“我国自从黄帝时代开始养蚕,至今5000年”。《史记》亦明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发明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妇女,故神州处处誉称嫘祖为“先蚕娘娘”。
  “累病的嫘祖身边几位女子上山为她采摘野果,在一片桑树林中带回一批雪白的小果,结果根本咬不动也没啥味道。用水煮沸还是咬不动,却有不少细丝缠在不经意搅动的细木捧上。此事引起极其聪明的嫘祖的注意,她细细察看后又带病到桑树林中考究,终于弄清这种白色果子是一条条口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并非树上结的果子。嫘祖把此事向黄帝作了详述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所有的桑树林。从此,人们在嫘祖的带领下进行栽桑养蚕……”(21),中国丝绸这种誉满全球尤为欧洲贵族向往的贵重商品就在神州大地上发明和完善推广了。由于“山东是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供货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22),而“长安是货物的集聚地”(22),这种中原换取合浦珍珠的主要产品丝绸才得以南运合浦,再从合浦运向西洋,到印度再转运到欧非各国去。至使“古埃及女王姑娄巴、罗马统治者凯撒及其宫廷能够得到中国丝锦袍服,而中国也由此得到海西琉璃,香药和幻人(魔术师)”(23)。同时也促使罗马商人因国人纷纷购买中国丝绸而“从埃及的红海古港迈奥霍穆扬帆出海,每年发船百余艘,远航印度洋,东抵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锡兰岛”(23)并“在印度港口,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人们互易货物”(23),然后,“罗马商人则将丝绸之物运往红海港口,再用驼队驮运到尼罗河,然后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和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西端联结了起来”(23)。这就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原丝绸运集合浦出海前,“秦军水道”是合浦与中原通商的关键道路。
  “早在秦朝,沟通长江水系和北部湾水系以后,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展和繁荣”⑧,这条“秦军水道”是“从中原出发,进湘江,过灵渠、入漓江、进桂江、接西江、入北流江、过桂门关,进南流江抵合浦”⑧的,它的作用除了军事目的外就是“据史料记载,合浦的丝绸业和珍珠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⑧。因此,“合浦历来以出产珍珠为名,在汉之前已是一个经济比较富庶,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稠密的集市”(24)。大量的珍珠销售到中原,不但换回了大量的丝绸产品,而且引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合浦最早生产蚕丝在北部地区(今浦北县),以天然树蚕即木蚕为主,由于桑蚕获利大,后来合浦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遍种桑养蚕”⑧。中原的大量丝绸商品和合浦本地的丝绸产品不可能在合浦可以消费完毕,必须找出路寻销路,这就与早年开辟的远洋航线不谋而合,而且,“汉代出口物资可经这条水道(即秦军水道)汇集到合浦港,然后经海上运往东南亚各国,远至罗马等地;而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浦停泊,进口商品再沿着这条水道输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25),并且,“这条水道也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使臣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25)。据浦北县博物馆老馆长黄宗业先生介绍,合浦最早生产蚕丝是在今六万山的平睦一带,后发展到东汉时的合浦郡治旧州及其附近的常乐一带。再因郡治南迁长沙场而发展到石康一片。这就是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也因此强有力的联系,造就了合浦成为“海疆第一富庶之地”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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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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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4:49:00 |只看该作者
好多哦,没能看完。有时间再看吧。

向布洛陀祈祷!!向侬智高致敬!!向傣僚勇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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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灵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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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30 16:24:00 |只看该作者

太多了,应该进行必要的浓缩和提炼.


无为是历史!无谓是历程!无畏是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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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历代移民与文化交流
    一  秦汉时期汉文化向岭东扩展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仍然是通过南越为中介来实现。
    秦戍五岭,有没有来到本区,至今众说纷纭。五岭之中,是否包括揭阳岭,文献记载原来就有异辞,这是一;都认为有揭阳岭的,对揭阳岭的位置,意见也还不一致,这是二。而年代较早的汉代文献,如《史记》,并未提到五岭。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地域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广东的珠江流域,似乎未到达本区。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进入本区。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他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汉人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他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虽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但本区文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及珠江流域,特别是西江地区。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但汉人对本地土著的控制能力,似乎相当有限。《三国志》上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吴书·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说,锺离牧任南海太守时,“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干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为良民”。照汉代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数量不可能多达数千人,曾夏等应为越族首领,因汉末乱,聚众自保,到赤乌五年才被锺离牧招为有户籍的居民。
    二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的传入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晋室东迁,大批中原汉人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一,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区。这种情况,在考古和文献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证明:在考古方面,虽然本区至今尚未发现东晋南朝遗址,但发现了数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都是用砖砌成的砖室墓,其中有些还挖出纪年墓砖。例如潮安归湖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一年十月一日”铭文的墓砖,潮阳铜盂也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二年八月二日作”铭文的墓砖,是东晋墓;揭阳干林赤岭口二号墓有“大明四年”砖铭,是南朝宋墓。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因《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大概移民已有一定数量,就将他们收编入籍,并设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区发掘清理了东晋六朝砖室墓十余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
    先从隋唐时本区土著民族的情况谈起。
    《隋书·南蛮传·序》说: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  。俱无君长,     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     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如上所述,自汉代起,本地区土著,已经有一部分逐渐汉化。这部分汉化了的土著融合在南迁的中原移民之中。东晋时,开始设置义安郡进行管理,到隋唐之际,未曾与汉人融混为一的潮州土著,根据史籍记载,有僚、俚两种。
    俚人是岭南土著,它是秦汉时的百越、魏晋时的南蛮中的一种。现代的壮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少部族的首领原来就是汉人,汉晋以来,为中央政府所“羁縻” 当国家无事,俚人臣服属为齐民;国家板荡,俚峒酋豪则聚众蜂起,各据一方。高凉冯氏是俚人中最著名的一族。冯盎隋文帝时于僚有功授封,隋亡,聚众数万,占据百粤西部二十余州,杨世略也是一位有名的俚人渠帅,隋唐之交,占据粤东循、潮二州(《新唐斗·高祖记》)。可知当时岭南都处在俚人渠帅的统治之下。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汉人势力进入岭南以来,僚蛮与汉人的关系较为隔绝,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福建《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有一段关于本地僚蛮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的记录:
        泉朝之间,故绥安地也,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僚蛮之薮,互相引援     ,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言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     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
自晋立义安郡,隋改为潮州,绥安一直是其辖地。可知本地建置以来,僚蛮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到隋文帝时,潮州僚人叛乱,朝廷假借俚人的力量平定了它。《唐书·冯盎传》就记载说,隋仁寿初(601),潮、成等五州僚人叛乱,冯盎赶到京师报告,并请求朝廷征伐。乱平,有功,授紫金光禄大夫汉阳太守。此后,潮州又被俚帅杨世略占据,本地僚蛮土著应在俚人统治之下,俚僚杂处。
    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与冯盎同时降唐,授循州总管。那时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高宗武后时,泉潮间蛮僚屡次啸乱。朝廷倚借本地豪强陈政、陈元光父子进行镇压。陈氏是中原移民,陈政的父亲陈洪隋末出任义安郡丞,他这一族,从此就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的较量。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广州扬威府将领奉调为镇将,出守泉潮之间的九龙江首。《丁氏古谱》记载陈政平叛经过:
        降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     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    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    抚而籍之。
所谓土黎,即是俚人。陈政采用招抚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俚人和僚人的矛盾,孤立僚蛮,平定了啸乱。取得这一仗的胜利以后,陈政步步为营,向西进逼,把蛮僚压到深山里。《丁氏古谱》又讲述了这段史实:
        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冠,阻盘陀诸山为寨。仪     凤之初(676),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     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被招募为兵的58姓民众,应该也是中原移民,才在后起的文献里,讹为自中原前来增援的58姓军校。以后这些中原移民在陈氏对蛮僚的战争中,成为主力。
    仪凤二年(677),崖山陈谦攻陷冈州(今广东新会),联结潮州蛮僚苗自成、雷万兴,又攻陷潮阳。这时,陈政新病故,潮州刺史常怀德派遣陈元光为将征讨。陈元光经过大大小小百余战,才平息了这场啸乱(乾隆《潮州府志》)。永隆二年(681),岭南蛮僚又乱,陈元光再一次参加平乱战争。潮州西北部的蛮僚相率归附(《读史方舆纪要》)。垂拱二年(686)置漳州,陈元光为首任剌史。但是,本地蛮僚并未完全受管束,景龙二年 (708),潮州蛮僚雷万兴等又作乱,陈元光轻骑进讨,被僚将蓝奉高所杀。陈元光死后,他的儿子陈珦接任漳州刺史。开元三年 (715),陈珦率领勇士夜袭僚峒,杀了蓝奉高,降伏蛮僚余众。唐代初期潮州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
    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被同化的蛮僚为数甚少。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古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
        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     漫谰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     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     ,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狝之,尽     根株痛断乃止。
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在本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
    一是驱鳄。这件事,有《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自己的文集中,也还保存着《鳄鱼文》这篇文章。
    二是兴学。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说:韩愈“以谏迎佛骨谪潮州刺史,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件事正史没有记录,但韩愈的文集里有《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韩愈兴学的功绩。
    三是关心民瘼。韩愈的文集中有《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几篇文章,是在潮州写的。这些文章,都因为这一年(891)淫雨不停,妨害农桑而作,可以看出韩愈对百姓的关心。
    四是释放奴隶。这件事,正史把它放在韩愈移官袁州之后,韩愈的学生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却说韩愈在潮州,“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潮州已经有释放奴隶的措施和行动。南朝以来,岭南地区掠卖生口的风气盛行,到唐代,此风依旧不息。唐宪宗曾经以很严厉的律令,加以禁止。韩愈在潮州任上,着力执行这一律令。
    以上四件事,都见之文献记载。其中驱鳄和兴学,与本区文化发展最有关系。
    驱鳄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件事,正史所载,《韩集》有文,而自古来偏偏有许多争议。争得最厉害的有两个话头。一个话头很新,近年的事:唐代潮州有无鳄鱼?这本来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唐代潮州的气候比现在要热湿,有野象鳄鱼等热带动物活动并不奇怪。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对古代潮州的鳄鱼有详细的研究,可为定论。但问题在于,争论的一方,即持“潮州自古无鳄”论者,将话头重新提起,目的是为了清除对韩愈的迷信观念。所以,争论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话头:如何看待《鳄鱼文》?
    《鳄鱼文》真为韩江上食民畜的鳄鱼而作吗?用“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这样的言辞,真的是在谴责鳄鱼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鳄鱼文》就颇有微词,他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批评韩愈,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王安石不愧为文章家,他把《鳄鱼文》当做移文来读(诗中“移鳄鱼”三个字,历来被理解为“鳄鱼西徙”的同义语,实在是一种误读。移,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移文,也就是檄文,一般用于声讨和谴责),并用“诡怪” 二字来评论它,真恰当不过。韩愈写文章,喜欢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诡怪”。看来,王安石虽然对《鳄鱼文》有微词,却是读懂了它,知道韩愈声讨的,是那些冥顽不服王化者,所以他对吕使君说,宣扬皇权官威,声讨目无王法者,应该堂堂正正,不必假托《鳄鱼文》这种诡怪文字,使人疑惑。
    读懂《鳄鱼文》的,不止王安石。南宋陈馀庆在《韩山亭记》中把知州曾造的政绩与韩愈相比拟,说,“禁暴戢奸,如清潭鳄;修学待士,如立师训”,把暴徒奸人比作鳄鱼。清代《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鳄鱼文》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颤。”以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骛不驯的“反侧子”。他们都读懂了《鳄鱼文》。
    韩愈在《鳄鱼文》所声讨的“反侧子”又是什么人呢?联系上一节提到的《送郑尚书序》,《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著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可见,就是到了中唐,本地的汉族人和土著的关系仍是疏远的。
    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驱鳄是针对本地未归化土著的行动,兴学则是为提高已在籍汉民和汉化土著的礼教观念而采取的措施。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之学和天子的教化。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而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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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潮汕文化源流》
作 者: 黄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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