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蒙飞：我手写我口 一辈子的事

土著虎尾

	蒙飞：我手写我口 一辈子的事 2013-09-09 新闻来源：当代生活报 作者：韦颖琛 蒙飞让创作紧贴土地     《那里的生活》书封                 我区壮汉双语作家蒙飞今年新作频出。1月，小说《塑像》在《广西文学》刊发；4月，长篇小说《组委会》获网易首届原创文学大赛优秀作品奖；5月，长篇小说《那里的生活》出版；7月，小说《卢长火传》得到《民族文学》特别推荐刊发；9月，壮文长篇小说《山重水复》将出版。在讲壮话的人越来越少的今天，蒙飞始终坚持壮汉双语写作，一写就是二十多年。     坚守     学会壮文是幸运 壮文写作是自信     蒙飞来自马山县一个叫周鹿的古镇，那里壮汉两族杂居。1983年，17岁的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报考政治系，而是选择了广西民族大学首次开设的壮语言文学专业。“这个选择决定了我这辈子与民族语言文化，与壮文打交道。”蒙飞说。大二那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壮文和汉文作品。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广西民族报社和广西三月三杂志社工作。二十来年间，许多同行或离开这个领域，或下海经商，他却始终坚持壮汉双语写作，出版了汉文长篇散文诗《歌墟》、散文集《温润的微笑》《侗情如歌》《边陲画廊》《旧梦新月》等著作。他和黄新荣合作创作的壮文长篇小说《节日》是壮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历史空白，获得2008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8年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2011年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2011年第二届壮文文学奖等奖项。     “用母语写作是每个作家的情结，我比其他壮族作家幸运，学会了壮文。”蒙飞在谈到壮语写作时说，“使用母语创作是我手写我口，不存在语言和思维的转换障碍。”他认为，坚持母语创作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欣慰     81岁的妈妈 听得懂我的小说     “母亲能听懂我写的小说，这让我很高兴。我将继续为我的民族而写作，书写我的民族。”每出版一部壮文作品，蒙飞就高兴地念给81岁高龄的母亲听。     对当下农村的关注，对民族文化的思考，渗透在《那里的生活》的细节中。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正是一个壮族村庄当下的状态，小说围绕“出”与“入”、“逃离”与“回归”两大主题，通过覃树文等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反映留守青壮年的情感与性需求、隔代抚养教育、养老、学校撤点并校、新读书无用论、传统文化断代、进城务工者的蜕变、农民工二代生存状态等诸多问题。在蒙飞笔下，农村人在城镇化浪潮下的喜怒哀乐真实可触。     对于壮文小说影响力大小的问题，蒙飞认为，壮文推行50多年来，经历了萌芽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历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和“骏马奖”都有壮文作品获奖。壮文文学作品拥有了一批固定的读者，如壮文专业学生和老师、壮文工作者、壮族文化文学研究者和国外一些语言学家、文学家、民族研究者等。他的文学作品成为壮文学校师生的教辅材料。     至于作品影响力的大小，有时候不在于作品本身，更多的是与机制、机遇和展示平台等外在条件有关，这其中需要壮文作家的更加努力，需要更为平等的机会。目前，他正在极力呼吁《民族文学》创办壮文版，为壮文文学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探索     作家改善生活 影视是条路子     如果说坚持壮文写作让人觉得蒙飞比较“乡土”，那他也有“潮”的一面。他以“周鹿”为笔名创作的长篇小说《组委会》参加了网易首届原创文学大赛，从2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在28部获奖作品中占据一席。这部反映城市和官场生态的小说不仅拿回奖项，还售出了影视和漫画改编权。     蒙飞表示，作家上网写作和在网络上发布作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所带来的机会无限大，发布也快捷、有效。网络的评奖从某一角度来说，更为公平。”网络好作品因为拥有大量的读者群，纸质版一旦出版，销量应该不错。     影视剧热衷于改编自文学作品的潮流早就风行，今年4月，广西女作家辛夷坞的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由赵薇拍成电影，获得很好的反响。最近莫言的《红高粱》又由金牌导演郑晓龙拍成电视剧，引起观众极大的关注。谈到这个话题，蒙飞说：“文学和电视电影的结合是好现象。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也会参与电视电影的活动中，两者不存在排斥。目前刊物和出版社的稿酬还是偏低，影视的成功能够迅速改变作家的生活水平。”     人物简介     蒙飞，1966年生，壮族，马山人，中国作协会员，1983年入读广西民院壮语言文学专业，现任广西民族报社社长，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已出版和发表的文学著作有长篇散文诗《歌墟》，壮文长篇小说《节日》，汉文长篇小说《那里的生活》、《组委会》，散文集《温润的微笑》、《边陲画廊》、《侗情如歌》、《旧梦新月》。现居南宁。     对话蒙飞     “乡间故事让我惊醒，甚至惊悚”     记者：《那里的生活》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都非常乡土，你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什么？大家都往城市跑，你却始终把目光投向农村，这是一种乡土情结吗？     蒙飞：直到今天，我的大部分亲人还生活在小镇周鹿，他们活得比我真实：为人本分，待人真诚，内心平和，说话不掺假，人际交往实实在在。在南宁我做不到，因而经常回家去，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于他们的抱怨和愤怒，我不能无动于衷，但又无力分忧。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只能充当一个记录者和代言人，我把他们的想法写到书里，他们高兴，因此愿意把更多的乡间故事讲给我听。现实超出我的想象，让我惊醒，甚至惊悚。     这几十年来，农村的精英越来越少了，农村像一架巨大的离心机，把精英甩到了城市，导致农村的破败凋敝，乡土文明凋零，文化血脉断绝。在写作《那里的生活》的时候，我经常听歌曲《殇》：茂密的大树已枯萎/没有选择/这儿的一切全流走 /河流已干涸/鸟在空中拍打着/ 泪水滑落/不要说 /停下吧 /无法悔过……这首歌吟唱的是农村，在哀叹我们慢慢地失去乡村，很符合我的创作心境。     其实我也关注城市生活，《组委会》写的就是城市和官场，用的是符合城市和官场的语言，浮华，夸张，做作，自嘲，诙谐幽默，解构官场的残酷和荒诞。农村生活朴实，选择平实的语言是题中之义。我最高的愿望是，我的农村亲人、我身边的人能读得下、看得懂我的作品。     记者：包括壮语在内的传统文化正在淡化，面临消亡，也许文学也很难阻止这种趋势，对此怎么看？     蒙飞：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正如《那里的生活》写的“社会的前进，无可避免地遗漏一些好东西”。作为作家，我们不应该只为逝去的传统文化唱挽歌，更应该致力保护保存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应该心生喜悦地迎接新文化的到来。在《那里的生活》中，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我的理解和希望，像“读书会”这样的好传统应该大力弘扬。老树发新枝是很好的状态。     记者：小说中让我们看到了城市人不太了解的乡村，比如外出打工的邓玉荣隐忍丈夫韦启福的出轨、还带他去买充气娃娃，黄胜利因为帮同乡讨薪而入狱，覃树文给牛上保险，这都是真实的乡村生活吗？     蒙飞：小说终归是小说，这部小说既有真实故事更有想象力。其实生活远远大于小说，比小说更为真实也更为荒诞，超过人的想象力。不是所有的真实或者荒诞都要集中在一部作品里，这需要作家有才情的取舍和搭配。说到底，作家比的是想象力，作品也是。     记者：小说的最后，留守老人老有所养，全村人团结起来搞农家乐，覃树文一家渡过难关、覃旭实现了梦想……设置这种有大团圆倾向的结局，是出于什么考虑？     蒙飞：美好愿望。我希望这个美好愿望能够成为那里人的奋斗目标。乡村的破败并不表明乡村的终结，我愿意以温润的笔建构一个温润的壮乡乡土空间。温暖结局的设置，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总是把人和事往好的方面想，尽管曾经因为这样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伤害，但我还是坚持人心向善的原则。或许，下一部小说我会尝试悲剧的结局。     记者：这部小说中涉及很多社会热点，前段时间余华的新作《第七天》也大量涉及社会现实，被读者批评为堆砌社会新闻，由此引发了文学应该离现实近一点还是远一点的讨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写好当下的农村？     蒙飞：余华是我尊重的一位作家，我愿意把《第七天》当作他的探索或者说是转身之作。他的续航能力令我敬佩。文学与现实的远近问题，这跟作家的个人偏好相关。现实的今天与昨天前天密切相关，有前因后果的不能断开的关系。如果把脉精准，剖析现实也未尝不可。我更愿意沉淀一段时间。当下农村是个万花筒，选择自己熟悉了解的一面来书写就足够了。     记者：在广西，我们在谈到文学创作时，常常强调少数民族地域特点，这样会不会作茧自缚？     蒙飞：绝对不会。福克纳说过：我不停的写家乡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天地。   ■来源：当代生活报   2013-08-20          生活报记者 韦颖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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