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
文/梁越
百色：地名岐义及其他
正如“北海”地名在壮语里其实是海口、水口一样，地处中国南端的“北海”从汉语地名上就给人以北部之海的岐义。前些年，一篇报道当地政绩的新闻报道很是走红，标题就叫做“百色百变”，说得是百色正在日新月异。作为右江河谷母亲河的始端，百色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百变，可是其地名的岐义已达到令人心痛的地步。如同静默的江水，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说，百色其实是壮语“洗衣的河岸”的意思。
放眼北望，吴越故地，荆楚故地，远溯至河姆渡、良渚时期最灿烂的越人文化遗存，如今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充满岐义的地名和顽强地保持着越语古音的汉语方言了。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何以对得起作为骆越人后裔的自己的良心？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说上两句话，必须用上另一种族群的语言借词，否则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广西壮文学校，壮文不在必修课之列，实质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牌子，广西各地的壮文学校纷纷改为民族中学，几乎彻底放弃了身为民族文化传承阵地的使命。
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
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最让人心酸的话，还是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族74村寨文化水平调查报告》里：人数1700多万的壮族，直到如今，仍有近千万文盲，其中750万人是青壮年，处在乡村生产的第一线。汉文学不会，汉语半懂不懂，壮文又不给他们，壮语广播和壮语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也不给他们，他们只好处在信息几乎完全隔绝的境地，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整个壮侗语民族，没有在祖先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上和先进民族赛跑，而是完全处于民族文化传承自我断裂的状态，张皇失措，无法定位。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就算是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决不限仅于炎黄。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惯性在骆越人故地仍在继续。骆越人的后裔们哪怕头上挂上一顶最小的官帽，一旦举家搬入城镇，便迫不及待地拼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保留着古骆越语形态的壮语而言，哪怕在讲官话时带点口音，都要冒着被别人嘲笑和挖苦的危险。自己的子女，干脆让他们与祖居的乡下隔离，恨不得从娘胎里就把子女们民族的母语印记连根拔除。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怪的家庭，家里的爷爷和奶奶不会汉语，来到当干部的子女家里，和孙辈不能交流，因为孙辈不会说壮语。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右江河中段：有关壮人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两大事件
到了河流的中段，我们要说两个人物；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侬智高，一个是岑猛；北宋时的侬智高的起义和明朝的思田之乱。
侬智高可以称之为一个悲壮的爱国者。侬氏家族世代为中国守边，当受到交趾压迫欺凌，危急万分的时候，自然要向国家求援。可惜当时的主政者耳目昏聩，最终酿成巨大悲剧。爱国者被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镇压，这是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极为荒唐的事件。
史学界喋喋不休，大多感慨侬军的失败，侬智高本人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侬智高起义早已被定性为正义性，但史学界对侬部南迁的重大影响研究极为不足。侬军发端于靖西，首先击破今田东地横山寨出右江谷地。败于狄青之后，侬部仍沿右江河谷西撤，在河谷的上源富宁、广南一带进行了数年顽强的特磨道保卫战。近年来，云南的学者关于侬部西撤、南迁及侬智高本人结局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在这里，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点：侬智高本人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从侬部西撤、南迁过程中，约有近20万壮族群众陆续跟进，不仅在古老的壮泰走廊上撒下了壮侗语民族文化的种子，而且，侬部进入今泰国、老挝境内，为当地早期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整个东南亚，约有9000万人可以互相称对方为“贝侬”，得益于侬部南迁带来的重要影响不少。至于侬智高本人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像宋朝史料记载的那么简略、武断，近年来云南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他本人在率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了分布在东南亚的壮侗语〈侗台语〉民族传说中的伟大英雄。
瓦氏夫人在广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丈夫岑猛却不为人所知，提起明史上惊心动魄的思田之乱，更是了解者寥寥。近年来反映瓦氏夫人事迹的文艺作品，不管是主创者还是主抓这个题材的文化领导，都恨不得瓦氏夫人一出场就让她立即走上抗倭战场。主创者们言之凿凿，说瓦氏最闪光的事迹就是抗倭了，表现她别的人生阶段的事有什么意思。其实，只要用脑子想一想，用点时间研究研究那段明史，就会明白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就会明白瓦氏夫人年近花甲还要拼着老命带着曾孙走上战场的真正原因。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的土司妻子，一个守寡几十年的寡妇，天生没那么伟大，她成为中华的英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瓦氏夫人出征，初衷其实是为了洗涮家族背着所谓“谋反”的罪名。瓦氏夫人的丈夫田州土司岑猛，直到死也没下令向官军射过一枝箭。但他却遭到冤死，而且是死于明军大军进逼，并进行一系列策划之中。关于岑猛之冤，有兴趣者不妨抽空阅读一下黄明标先生在200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瓦氏夫人研究》。正因岑猛遭到冤死，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思田之乱，整个右江河谷，当时的田州、思恩府地界全部爆发了。明廷动员了三省兵力，两年多也无可奈何。最后，明廷换上洞悉内情的王阳明总督两广，他却不费一箭，不死一人，以“抚”的方式使“牵动三省”思田之乱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要从壮族的民族性格上分析。这里，还是要引用梁庭望先生的一段话：“这种性格在表现形态上与北方民族剽悍孔武的外露性格不同，外柔内刚，有如棉里藏钢。文静时如水牛踱步，但如被惹怒，便似水牛跳高坎，瞪红双眼，连老虎也被吓得窜伏深山。”〈《瓦氏夫人论集》第201页〉可以说，假如没有岑猛之冤，就不可能有思田之乱，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年近花甲仍走上战场的瓦氏夫人。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确切地说，就是壮侗语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被忽略了。这就是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试问哪里可以找到如此精美的石器？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河流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
长期以来，由于千年土司制度造成的后果，土官心理的惯性仍在持续。土官心理的特点是土官比皇帝还左，左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本土的东西，不敢声张，不敢冒头，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土官甚至恨不得把壮侗语族群的扫盲希望寄托在消灭壮语和迅速普及汉语和汉文上。但对于壮族这样一个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族群来说，别说是几十年了，就是几百年，也未必能够实现语言的转用。最不可忽视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所有的族群的生产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有保存、发展的权利。
是谁最先发明了至今养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水稻人工种植技术？——是壮侗语民族。
是谁首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已经有效地与西方世界沟通经济文化联系？——是壮侗语民族。
是谁首先发明了棉麻纺织技术，温暖了世界大多数人口？——是壮侗语民族。
……
卢森堡虽然只有35万人，却在大国的夹缝中顽强地保存母语，保存本民族文化，多语文化的优势使他们信息四通八达，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在英国，100万的威尔士人，540万的苏格兰人，60万的爱尔兰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兼通英文，使他们步入世界发达民族行列；在前苏联，不仅像1000万的乌兹别克人，950万的白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文字，就连人口仅仅70万的蒙乌德穆尔特人、60万的切米斯人也有发达的民族文字……
对于继承了骆越文化宝贵遗产的壮侗语民族，我们要心存敬意。在亚洲纯净的天空下，是他们，栉风沐雨几千年，不惧瘴疠之气，不惧毒虫猛兽，开辟了亚洲东部这块温暖湿润的秀美山河，为我们多民族的国家贡献了巨大的版图和丰硕的文明成果。谁不尊重壮侗语民族的文化，包括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纪录本民族文明成果的权利，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谁就有愧于站立在这片红土地上。
我们要以河流的名义——以右江的名义；以红水河的名义；以珠江的名义——感谢骆越人的后裔，感谢壮侗语民族。唤醒壮侗语民族的文化记忆，继承和发扬骆越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站在右江河谷的岸上，望着长流不息的河水，迎着万古江风，再次潸然泪下：听到的不应该是挽歌——
隆安大石铲___图片来源: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
广西武鸣庆乐小学壮文进校实验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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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26 0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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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26 11: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