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手工业
秦汉至隋时期，瓯骆地区已较广泛地使用了铁质工具，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封建制或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并加速和扩大了瓯骆地区的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奴隶主或封建主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建立各种手工业作坊，组织人力开展各项手工业生产。中原汉族人的不断南移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也促进了瓯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手工业无论在生产门类、生产品种、生产规模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铸业、陶瓷制造业、纺织业、漆器业、造船业、竹木器制造业、玉石制造业等项。
一、冶铸业
瓯骆地区的冶铸业主要有青铜冶铸和铁器冶铸两大类，其中又以青铜冶铸业最为突出，特别是汉代的青铜器皿和南朝至隋代的铜鼓铸造工艺最为精致，而且富有卓越的成就，其青铜文化亦发展到了繁荣时期。
一、青铜冶铸业
瓯骆地区铜、锡等矿藏丰富，燃料充足，具有发展青铜冶铸业的有利条件。自从春秋战国时期瓯骆人开始学会冶铸青铜器以后，逐步积累了经验，冶铸技术亦不断提高。秦汉时期乃至隋代，随着中原人民的不断南迁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上瓯骆工匠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生产组织的日趋严密，进一步促进了瓯骆地区矿产的开发和冶铸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工艺也更为复杂精致，并且多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梧州、玉林、钦州、桂林、柳州、河池、南宁、百色以及云南文山等地区均有发现。其分布的点和面均比前期增多且广泛，其中又以桂东南和桂东北的梧州、苍梧、藤县、贵港、合浦、贺县、钟山、平乐、昭平、兴安、荔浦、北流、灵山、桂平等地出土青铜器的数量最多，器形包括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兵器、乐器、明器、装饰器、车马器等，产品多达七八十种。其中除了一部分器物系中原内地传入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瓯骆工匠或仿中原器形，或自己设计铸造的器物。如盘口鼎、简、桶、羊角钮钟、案、扁茎短剑、凤灯、盘、仓、棺、铜鼓等，不仅造型独特，而且工艺精致，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瓯骆地区青铜铸造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及其青铜文化的面貌。最富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器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竹节铜筒：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通高41 . 3 厘米，底径13 厘米。筒体呈节形，平底，有盖儿，近口沿外侧有一对对称的衔环的铺首，内连有一链状提梁。器身还有用黑漆绘画的人物、禽兽、花木、山岭相组合的图像。铜筒的形制与现代壮族农民外出劳动时携带的盛粥竹筒极为相似。这类器物的出现，应与瓯骆地区多产竹和喜用竹器有关。
铜桶：贵港市岁泊湾一号汉墓出土。通高27 . 1 厘米，口径26 . 2 厘米、底径22 . 6 厘米，出上时尚有木盖儿。桶体呈圆柱形，上大下小．口沿外侧有一对相套的半环耳。桶身饰细凸的栉纹、勾连回纹和同心圆圈等组合纹带。腹上部篆刻有“布”字，腹中部篆刻“十三斤”三字。这种铜桶形制独特，为内地所少见。其形极似现在岭南少数民族使用的小木捅，很可能是当时工匠们按照当地人经常使用的木桶而设计铸造的。
铜案：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是切割一面石寨山型的铜鼓面，然后另铸3 个马蹄形足等距离地镶焊在倒置的鼓面边沿，即形成一件类似桌案的器物。类似这样的器物，在其他地方尚未见到。
铜凤鸟灯：合浦县望牛岭汉墓出土。一共2 件，通高32.33 厘米，长41 --42 厘米。灯作凤鸟形，背部有一圆形灯盘，用以盛置灯油和灯芯；凤昂首后转，嘴衔喇叭形灯罩，颈部由套管衔接，可以拆开和转动，用作调节灯光和吸纳灯烟。灯罩与颈部及身腔相通，肥硕的体内形成空腔，尾部设有一小圆孔（肛门），可使灯烟从设于风嘴的灯罩通过颈管和体腔，而后从尾部的小圆孔排除，烟灰可积纳于体腔内，防止污染。凤尾呈扇形垂地，与两足构成鼎立之势，以保持灯体的稳定。器身遍刻有细密的羽状纹。凤灯设计巧妙，结构合理，造型优美，形象生动，堪称瓯骆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将灯设计铸造成凤鸟形，应是骆越先民崇拜鸟的遗风。
鉴金铜棺：西林县普驮汉墓出土。长约2 米，宽66 厘米，高89厘米，厚2 厘米，重一千多公斤。方匣形，通体镶嵌纤细的鎏金花纹图案。
铜仓：在合浦县望牛岭西汉墓、梧州市云盖山东汉墓均有出土。系仿当地“干栏”式粮仓建筑而铸造的专为死人陪葬的一种模型明器。造型别致，结构合理，工艺精巧，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铜鼓：从汉至隋代，是瓯骆地区铜鼓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其青铜铸造业亦逐步转移和体现在铜鼓的铸造上来。自50 年代以来，广西各地文物部门发现和收藏的铜鼓已有560多面，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亦发现和收藏100 多面铜鼓，占全国各地文化部门收藏铜鼓总数（1460 面）的近一半，民间收藏的数量更多，说明瓯骆地区是铜鼓的主要铸造地，也是发现铜鼓最多的地区。其中有相卜当一部分铜鼓是汉至隋代这一时期铸造的。这一时期的铜鼓不仅个体硕大厚重，纹饰繁缚华丽，而且群工艺精巧别致。正如史书所言：“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又云：“自岭以南二十余郡”……诸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考古发现的实物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如北流县石科乡发现的一面“北流型”铜鼓，面径达165 厘米，残高67 . 5 雌米，重300 公斤，是迄今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一面铜鼓，被誉为铜鼓帷王。这面大铜鼓的通体还饰有细密工整的云雷纹砚相弦纹。这一时期瓯骆及其后裔乌浒，俚僚人铸造的铜鼓的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身，鼓面边沿镶焊有立体塑像装饰，如蹲蛙、累蹲蛙、骑士、牛拉撬、鸟等。重量多在50--100公斤，造型优凝重，工艺匠心独具，上下浑然一体，音质宏浑悦耳，令人羡叹不已。
关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除了采用传统的全范式铸造法、内模外范铸造法之外，还可能采用了新的蜡铸法，如铸造凤鸟灯如此复杂精致、纹饰如此纤细繁缛，器壁又如此之薄，以及铸造像铜鼓这样庞大、器壁薄而均匀、纹饰又如此规整繁缚的器物，不使用蜡铸法是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的。同时还发明了焊接法，如铜鼓面上的立休装饰、鼓耳以及铜桶上的双重耳等，都是分铸后再焊接于主器上的。现在所见的这些焊接处，虽经长期使用且掩埋在地下1 000多年，却仍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焊接技术及焊接材料的优良与精湛。就是采用前期的传统铸造方法，其工艺也要比原先复杂精致得多。如铸造一面200 --300公斤重的大铜鼓，各道工序都要求有极高而娴熟的技术，并且还需要有精确的运算和多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首先是制作和塑造其模范，因铜鼓体积大，诊且花纹图案纤细繁褥，其内模自然也很庞大，料泥用量亦多，而且要求掺和材料适中，塑形要准确无误，否则就会干裂和变形。庞大的内模制作完成后，再在模、面上刻或印上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此道工序不仅要布局得当，需要有娴熟的精雕细刻的技艺，而且还要求具有较高的构图与绘画技巧。特别是铜鼓上的一道道圆形晕圈，在当时尚未有圆规类器具的条件下，已能将一道道巨大的圆形晕圈画得准确无误，令人叹为观正。难度更大的还在于将内模翻成外范，既要使鼓壁薄而匀称，又要使刻于模面的纹饰清晰地映现于铜鼓上，其外范究竟如何制作？研究者只是推而测之，并未能明察其详。除此之外，还要保证铸造出来的铜鼓具有音质宏亮悦耳的效果，这就要求工匠们具有丰富的化学（即金属成分的合金配剂）知识和乐感经验。再者，要铸造如此庞大的铜鼓，必须要有大量的铜液，需要有相当规模的铸造作坊和相当数量精通技术的工匠以及严密的组织与分工。正是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的或封建主的手工业作坊便应运而生了。
青铜铸造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一系列相配套的工程及其相应的设备与技术，包括采矿、碎矿、冶炼、合金、铸造以及建造炼炉、鼓风设备，等等，在瓯骆故地的北流县铜石岭和桂平县西山，发现有两处规模宏大的汉代采矿炼铜遗址。其中铜石岭遗址已做了清理和发掘，基本弄清了它们的面貌。
铜石岭位于北流县民安乡上良村后的圭江河畔。1960 年广西地质队进行地矿普查时，在铜石岭的东北麓发现了7 个古矿井，他们对其中3 个矿井进行了清理。矿井深20 多米，井中遗留有许多木质支架和一些锈蚀的铁质工具。在地表土层中发现有许多孔雀石（铜矿石）。经钻探，在钻孔中发现孔雀石富集团块，并见有辉铜矿，矿石含铜4 . 8 ％。
炼铜遗址位于铜石岭东面的岭坡上。炉渣分布范围很大，南北长约1000 米，东西宽约4o 米，堆积厚度一般为l0一2O 厘米，最厚50厘米。70 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铜石岭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开掘探沟6 条，发掘面积200 平方米，发现炼沪14 座，灰坑9 个，排水沟2 条，还发现一批陶风管、铜渣、铜锭、铜矿石、木炭、陶器等遗物。其炼炉为竖形炉，上部已残，高度不明，底部呈圆弧形，直径40--50 厘米．炉壁使用粘土、石英砂和稻禾杆壳等材料掺和制成，厚l0厘米。因受高温烤烧，炉内壁呈灰黑色，外壁略呈红褐色，一侧设有宽1O-15 厘米的流口。风管呈圆管状，质料与炉壁基本相同，内径3-3.5 厘米，外径5 厘米左右，有的呈弯折状，末端较细，表面粘附有酱色琉璃状品体，应是插入炉中与铜液接触所致。铜石岭遗址中发现的竖形炉是一种结构简单的炉型，冶炼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即把经过打碎筛选的矿石与木炭分层交错放入炉内，插入风管．而后进行鼓风熔炼。当炉内温度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矿石便逐步溶化成铜液。广西冶金研究所曾对铜石岭遗址的遗物进行金相分析，铜锭的含铜量为98.68 ％、铅0.142 ％、砷0.23 ％、锑0.685 % ；炉渣含铜0.65 % ，含铅1.58 ％。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熟练地掌握了冶铜的提纯技术，其冶炼技术亦达到了很高水平。
铜石岭遗址出土的木炭，经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测定，结果表明其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1910 （误差90 ）年，时代属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遗址出土的陶片有不少是汉代常见的方格纹、水波纹；也有陶瓷片年代稍晚，有的属南朝时期，还有一件白陶双耳罐与钦州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该遗址从西汉晚期至隋代是冶铜的兴盛时期，而且往后还一直被沿用。这是因为其冶炼遗址所处的地理及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旁侧有可通桂东南乃至广东的圭江，岭上有遍野的林木可作冶炼的然料，人们可就地采矿，就地冶炼或就地铸造。联系到东汉至隋代，这一时期正是瓯骆铜鼓文化的鼎盛时期，北流则是大型铜鼓的主要产地，300 公斤重的“铜鼓之王”也发现于北流。说明当时铸造青铜器的铜、锡等金属是由本地区冶炼的。
此外，这一时期瓯骆地区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成就，还表现在工匠们已能根据所铸器物的功用而配制不同比例的合金成分。青铜器主要是由铜、锡合金铸成。器物的用途不同，其合金比例亦不尽相同。如《周礼?考工记》 云：“六分其金（即铜，下同）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即配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杀矢之齐；金锡各半，谓之鉴隧之齐。”瓯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经抽样作金相分析，所含金属成分分别为：
斧 含铜55.2 ％
铅17.5%
锡15.7％
铁4.4%
壶含铜57.2 ％
铅19.3 ％锡16.1 ％
铁2.4 %
镞含铜95.6 ％
铅3.4 ％
锌1 %
铜鼓含铜66.96-83.42%
铅3.2 -23%
锡4.84-14.94 %
在上述金属合金中，除了铁和锌属自然附带成分外，其余均为人工配剂。特别是在青铜器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可使浇铸时铜液流畅，减少气孔；铸造成器后，具有质地坚韧，耐于蚀磨和敲击等特性。可见瓯骆工匠已熟练地掌握了合金技术。
前些年，广西的铜鼓研究专家与南宁市铸造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曾联合进行研究和多次试验，试图复制铸造古代的铜鼓，越南的科学家亦曾进行过铜鼓的复制铸造工作，但结果是：虽能复其形而不能复其音。先民们铸造铜鼓的技艺之精妙，由此可见一斑。
二、冶铁业
秦汉至隋代这一时期，瓯骆地区的铁器冶铸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技术以至冶铸的铁器品种和数量，都比前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从考古发现看，铁器已是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常见之物，除了前述的生产工具外，还有各种兵器及其他生活日用器。两汉之际，瓯骆地区的铁器冶铸业已具有一定规模。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宣布盐铁实行官营政策，分别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设置盐官和铁官。全国共设铁官49 处，分别隶属于40 个郡。东汉时设铁官34 处，每处铁官下设一个至几个作业点，瓯骆地区也设有作业点。冶炼业由国家统一经营。
从出土的铁器来看，这一时期制造铁器的方法主要是铸造法和锻打法两种。其产品又有生铁和熟铁之分，而且已开始出现不同含碳量的钢。铸造法主要用于制作各种炊器和生产工具类，如釜、锅、犁等，其工艺流程与铸造青铜器大体相同，经过制范、浇铸、修饰等工序。锻打法主要是用于制作各种刃部锋利的工具，如兵器类的剑、矛、刀，生产工具类的斧、凿、锛、锄、镭、削刀、锯以及剪刀、镊等。其工艺技术比较复杂，一般要经过锻打、柔化、掺碳、淬火等工序，工匠们须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事实说明，瓯骆工匠使用热处理工艺控制产品的结构和改变其性能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贵港市郊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2 件完整无锈的长剑（长130.2 厘米），系使用熟铁锻打成薄片，掺碳后叠合再锻打成形，然后再行淬火。故其剑刃部是属淬火高碳钢，杂质少，组织均匀，几乎达到现代优质钢的水准。正因为如此，这两柄剑在地下的泥水里淹埋了二千多年，出上时仍乌黑闪亮，无丝毫锈蚀，锋利如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铁器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
铁器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铁矿的开采与冶炼。由于铁矿石冶炼的熔点要比铜矿石高（一般要达到1200-1400 摄氏度）。要提高炉温，就需要改进炉体的结构和鼓风设备。正因为如此，瓯骆地区的冶铁业出现较迟。瓯骆工匠们是在长期冶铸青铜器的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的。经过不断的摸索与实验，才掌握了冶铁技术，开创了瓯骆地区的冶铁业。考古工作者已在广西的岑溪、北流、容县等地发现了多处汉魏时代的冶铁遗址，遗址里遗留有大量的炉渣以及一些冶铁的增锅。只因炉体已残缺不全，故已无法知道当时的炼炉结构、设备及其冶炼方法。但这些遗址，至少可以肯定，汉魏时代，瓯骆地区己有自己的冶铁作坊，并已开始开采铁矿和冶炼铁，铁器的制造业已发展起来了。
贺县贺诚乡寿峰村与马莲塘乡永庆村交界的芒陈岭发现两座三国时期的小型墓葬，共出土各种随葬品79 件，其中锄、镭、耙、镰、刀、削、锯、凿等铁器19件，占随葬品总数的24 ％。
二、陶瓷制造业
这一时期瓯骆地区的陶瓷制造业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品种明显增多。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还是发现于墓葬，也有一些发现于窑址里。东汉时期，陶器已成为主要陪葬之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青瓷器随葬），而且数量多，器型丰富，每一墓用于随葬的陶器少的10 件左右，多的达30-40件。先秦时期的陶器种类还不足20 种，到了东汉已增至50 多种，除了日用的饮食器和盛储器外，还新出现了井、灶、屋、仓、牛、猪、狗、鸭及兽类等模型器以及五联罐等。
二、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陶器质量普遍较为优良，工艺也较为精致。这一时期的制陶方法主要采用轮制，兼用手制和模制。凡是器体为圆形的，都采用轮制，所以器形普遍较为规整、均衡、对称，陶质普遍较为优良。有的则采用手制、轮制和模制三者兼用的方法，其制作工艺也较复杂。如瓮、罐类器物，往往是手制和轮制兼用，即先用泥条圈筑器身，再经慢轮修整成身、颈和口沿，后粘接器底，最后再在器体上拍印和刻划花纹装饰。而瓶、提筒、鼎、盒、壶等带盖儿的器物，则先分别轮制出器盖儿和器身，然后加上器底及足，经进一步修整才最后成型。至于三足罐、三足盒、小盒、碗、孟、联罐等器体较小的器物，则器身与器底一次轮制完成，有的还捏制器耳、盖钮等器物的附件。轮制的普遍采用和多种技法的兼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制陶的工效和产品的质量，而且使器物种类亦更加丰富多样。
三、大量雕塑陶制品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制陶工艺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主要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不仅出土有丰富多样的陶制器皿，而且还有众多的模型明器，如陶屋、陶仓、城堡、灶、井以及各种家畜家禽。这类器物是专门用来给死者陪葬，制作工艺多较精致，具有很强的立体透视感，如贵港和梧州等地东汉墓出土的陶屋或城堡，房屋建筑均为楼阁式，实际就是当时一组建筑单元的微缩，房屋内全部镂空，屋檐、脊棱、门窗、回廊、围墙、厨房、猪圈乃至正在炊煮的厨师和觅食的小猪等，都雕塑得栩栩如生，令人一目了然，充分表现了工匠们娴熟的雕塑技艺。
四、花纹装饰手法的多样化和纹饰的多姿多彩，两汉时期不仅是瓯骆地区制陶业的兴盛发展时期，而且也是装饰方法和纹饰形式空前丰富繁荣的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陶器纹饰的施制方法，有模印、拍印、施压、刻划、镂孔、附加、彩绘等7种．按其工艺种类的不同，大致可归纳为印纹、旋纹、刻划纹、附加堆纹、镂孔、彩绘等6 类。具体纹样，则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之中还可以细分出多种式样，例如几何形印纹就有124 个不同结构的图案纹样。它们是采用一种方格纹作地纹，然后在其上刻以各种几何图形小戳印的陶拍，当器坯未干时在器表逐段拍印出来。它们以每个戳印作为一个构图单位，由．仁、地纹相互配衬，线条纤细流畅，构图工整别致，繁而有序，与先秦时期的“几何印纹陶”迥然不同，成为汉代陶器装饰的一个显著特点。另一种装饰新工艺是在陶器上施以彩绘，画工们用黄、黑、白、红等4 色颜料在泥质陶器体上描绘卷云纹、水波纹和弦纹等纹样。这些纹饰的题材多取材于自然，经过画师们的艺术再现，使之更加美观华丽，一富于变化，极大地丰富了陶器的装饰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陶器装饰工艺的新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升华。
五、出现了青瓷器．瓷器是以高岭土为原料，器壁内外施釉，经密封式窑床焙烧而成，它具有胎质灰白细腻、釉质晶莹、透水性差、质地坚硬、美观耐用的特点。瓯骆地区的青瓷器萌芽于战国至西汉，出现于东汉，成熟和发展于南朝至隋代，是这一时期墓葬中主要的陪葬品。其器形主要有各式罐、钵、碗、盘、壶、杯、盂等生活日用器，且皆为轮制，外施豆青色釉，器形规整，工艺精致，釉质品莹，而且多呈冰裂状，其制作工艺．与瓷器质量可与内地同时期的瓷器媲美
六、窑址的增多和窑床结构的进步。陶器品种和产量的增加和陶器质量的提高，都与烧制的窑床结构和烧制技术密切相关，目前在瓯骆故地的象州县运江、梧州市富民坊、苍梧县大坡圩、藤县古龙乡等地发现多处汉代的窑址，在北流县白马阵乡还发现有魏晋时期的陶窑。其容体多呈马蹄形，而象州县运江发现的窑床为龙窑。其中以梧州富民坊发现的汉代窑床和北流县白马乡发现的魏晋陶窑保存得较为完整。富民坊窑遗址位于梧州市西北面的桂江西岸，范围包括竹石头山南坡至伏尸山的四周，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窑室平面呈马蹄形，自外及里，分为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等四部分；窑壁平直，船篷形拱顶．烟囱设于窑室后壁中间，呈方孔形；放置陶坯的窑床进深235 厘米、宽108-130 厘米左右，且自后向前倾斜度为10 度，这种窑室的体积虽然较小，但窑壁较高，可增加烧制陶器的容量，而且密封性能好，可控制二氧化碳的还原度，能有效地提高窑室温度，并提高陶器的火候与质量。从出土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特征判定，富民坊窑遗址的时代为西汉晚期。其分布范围如此之大，说明当时生产规模的宏大。白马窑遗址位于北流县白马乡西面的架排山和黄坡头一带。其窑室多依坡而筑，即挖掘山坡构成窑室，其平面略呈马蹄形。纵剖面略呈馒头状，窑体分为窑口、火膛、窑床、窑壁、烟囱5 个部分。窑口高35 厘米，宽45 厘米；火膛在窑口内侧；窑床深190厘米，宽104-107 厘米，高90-97 厘米；顶部呈船篷形，后壁分设3 个烟囱，更能有效地提高窑室内的温度，故所烧制的陶器皆为灰胎硬陶，火候甚高。
此外，烧砖和瓦的出现，也是这一时期制陶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并且对于改变本地区的传统建筑材料以及建筑业、人民住宅建筑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瓯骆地区的陶瓷烧制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大抵与青铜及铁器冶铸业一样，分为地方官府和民间私营两种形式。上述的规模宏大的窑址，很可能是由地方经营的官府作坊，其作坊内部已有较为严格的分工，如专门为死者陪葬使用的各种雕塑式的模型明器，以及众多形制规整、造型美观的仿青铜礼器的陶器、砖瓦和贵港市汉墓出土的“圭禾后（司）”印文的陶器、南朝墓葬出土的精美青瓷器等，应是当地郡县市井官府陶瓷作坊所生产。而其它一些生活日用器皿，如贺县铺门金钟汉墓出土的一些器体上刻印有“左”、“右”等陶文，应是民间私营作坊的产品。因此，瓯骆地区制陶业的长足发展，固是生产技术生产力发展所促进，也是与地方官府和民间私营两种制陶业互相促进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瓯骆地区所发现的规模大的窑址，都位于江河之畔，这与制陶用水方便，产品外运也便利有关。
三、纺织业
壮族先民的纺织业，最早是就地取材，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细长纤维作为原料，用以纺线织网织布。从考古发现和零星的文献记载可知，秦汉至隋代这一时期里，瓯骆地区的纺织业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其技术水平已逐步赶上先进的中原乃至江浙地区。《汉书 地理志》 云：南粤“处近海，多犀、象、琦帽、珠现、银、铜、果、布之揍，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中所说的“布”，后人考证是为葛布。张心泰《粤游小记》 说：“粤中多产葛，惟郁林州者知名最久。齐武帝佐客乐曲，被管弦，乘龙舟游江中，令榜人皆着郁林布… … 即今之郁林葛也。”可见汉代以后，葛布已与犀、象、珠现齐名，饮誉中原。《汉书》 又说：南粤“男子耕农，种禾稻竺麻，女子桑蚕织绩。” 说明当时瓯骆人己开始养蚕并出现了丝织品。
除了葛布和丝织品外，晋代还有用芭蕉纤维织成的蕉布。“…… 一名芭蕉… … 其茎解散如丝，以灰炼之，可纺织为缔络，谓之蕉葛，交广俱有之。”
在瓯骆地区汉代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纺织品残片。如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有丝绸、麻布、织锦、漆绷纱帽等残片；同墓出土的一件木腆《从器志》 上也列有不少纺织品的名称，计有缯、竺、布、细、线、絮、丝等。这些纺织品，按其质料可分为丝织品和麻织品两大类。
丝织品类：罗泊湾一号墓中的《 从器志》提到和岭南出土的这类纺织品有缯、锦、线絮、丝、丝绸等。从前引《 汉书 地理志》 所云南粤“女子桑蚕织绩”来看，汉时瓯骆地区已出现丝织品无疑。另外，在罗泊湾一号墓中还发现漆絔纱帽的残片。其帽是一种涂上生漆的帽子，是用很细的麻线织成带方孔的纱布制成。类似完整的漆绷冠，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曾有出土。罗泊湾所出其残片，比马王堆3 号墓出土的略为粗疏，应是本地制作。
麻织品类：罗泊湾《从器志》 所记和实际出土的这类纺织品，有布、麻布和纱衣残片等。其纱衣残片经广西轻工业局绢纺工业研究所鉴定，认为是平纹组织的麻织物，其支数估计在200以上，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线41 缕，纬线31 缕，其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此外，汉代瓯骆地区的纺织品还有棉织品。岭南地区盛产木棉，“其树高大，其实如酒杯，皮薄，中有如丝棉者，色正白。”木棉树“高数丈，树类梧峒，叶类桃而稍大，花色深红类山茶，春夏花开满树．花谢，结子大如酒杯，絮吐于口，茸如细磊，旧云海南蛮人织以为布。”
关于当时的纺织工具，在瓯骆地区也有发现，包括纺纱工具、织布工具两大类：
纺纱工具类：发现较多的是石或陶制的纺轮。其形如圆饼或算盘珠，中间穿有一小圆孔，在孔内插入一根小木杆（即拈杆），即成纺缚．这种纺博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出现，并一直沿用下来。在贵港、合浦、梧州、平乐等地的汉代贵族墓葬中，多发现有这种纺轮，说明这类原始的纺纱工具在当时仍很流行，根据民族学的材料，轻重大小不同的纺轮，用于纺捻粗细不同的纱线，即小纺轮用于纺细线，大纺轮用于纺粗线。瓯骆地区发现的纺轮，一般为中小型，应是用于纺细线。
除了纺轮之外，从罗泊湾汉墓中出土的麻布残片，经纬线细密均匀，这是纺轮无法胜任的，应是由纺车所纺。在同一墓葬中正好发现有纺车的木构件。有一种一头大一头小的圆木棍，应是纺车上的辐条。这些辐条长33 厘米，直径0.5-1.5 厘米，两端均设有（桦），粗端桦可安装在车轴上，细端桦可套合木轮的木框。细端有两个小孔，粗端也穿有一小孔。通过这些小孔用粗线将相对应的辐条连接起来，就形成纺车的轮子。另外，还发现有一些带把儿的木锥，很可能是纺车上连接纱绽的轴。纺车的出现，既提高了纺纱的工效，也提高纱线的质量，使之细而匀称。
织布工具：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椁室内，发现了一批实用的织机部件和模型织机的部件，计有打纬刀、卷布轴、经轴、梭、引经杆、分经杆、马头、挑经刀、提综杆等。由于该墓早年被盗，织机已散乱，故无法复原。但从其部件来看，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应属斜织机。这是一种比原始的踞织机更为先进的织布机，它代表了当时瓯骆地区织布机的发展水平。
四、漆器业
岭南地区漆器业开始于何时，文献无征。瓯骆故地的广东肇庆战国墓曾发现过一些漆器残迹，透露了岭南制作和使用漆器的信息。
瓯骆故地大量发现漆器是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中出土各种漆器800 件（片）；在罗泊湾二号墓和贺县金钟汉墓也出土大批漆器。器形有耳杯、盘、案、仓、盒、豆、盆、桶、梳蓖盒、剑鞘、刀鞘、矛柄、伞顶轴、拐杖与其他器物附件等。耳杯和盘类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布山”、“市府草”或针刻有“胡”、“厨”、“杯”、“士”等字样。烙印文字是在素木胎上烙印戳记而后上漆，是漆器制作过程中打上的戳记，故多是制造地的地名或制漆器的官署。如罗泊湾汉墓中出土漆器上所烙印的“布山”和“市府草”等字，表示这些器物为布山市府所造。针刻文字是在漆器制成后刻上的，往往是漆器的买主、用主自己刻写作为记号或纪念。
漆器是一种包括多种工艺和多道工序的精细工艺品。制造一件漆器，需要多人分工合作，各尽其长，方能完成。其间要经过胎工（素工）、初漆工（傈工）、细漆工（上工）、绘画工、铭刻工（雕工）、清理工（清工）等道工序，最后由工师（造工）检查完成，再送监造官吏验收，合乎质量才算完成，真可谓“一杯卷用百人之力”。瓯骆地区制造的漆器，其上虽然未见明确烙刻制漆工匠和监造人名的题字，但从其能生产如此众多的漆器来看，如果没有一支人数众多又各怀其技的制漆工匠队伍以及专门的“市府”作坊（地方官营）和严格的组织分工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普通的漆器种类以外，还有铜扣器、鎏金铜扣器和舒玉泞器。
楚国是漆器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瓯骆地区出土的漆器种类、形制与绘画风格等，都与楚地发现的相似。岭南与楚地相邻，其地的制漆业应是在楚地制漆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瓯骆地区的漆器的胎骨质地主要有木胎和夹拧胎两种，其中以木胎居多。其制作方法有三：一是研制木胎，即利用一木块或木板通过刨、削、剑、凿等作法制出器形，如方盒、耳杯、案、扁壶等器属之．二是旋木胎，即取一块大小适当的木板或木块，先旋出外部轮廓，然后将器内部分荆凿出来，豆、盘、盆类器物属之；三是卷木胎，是用薄木片卷成器身，接合处用木钉钉接，奋类器物属之。这类器物表面光滑平整，不见接缝痕迹，可能是在胎骨上加裱麻布，然后上漆。夹综胎器物偶见之，其制造方法是先以木或泥制成器形，作为内胎，然后以麻布或增帛若干层附贴于内胎上，待麻布或增帛凉干后即去掉内胎，“脱胎”后与原来器形的轮廓完全一致而在稍大一些的麻布或增帛上涂漆彩绘纹饰成器．有一些器物为了使其牢固，还要以金属件扣于漆器的口缘，由此亦增加了漆器的美感，但工艺技术要求更高。
漆器多绘有细腻流畅的花纹装饰。花纹除了平涂外，还比较多地使用线条勾勒，有些器物上的纹饰同时用几种线条勾勒，使画面更加生动活拨，华贵不凡．几何类型花纹线条纤细飘逸，写实性动物图案则简洁明快。如所绘的波浪纹，一波三折，曲折委婉，带流水的韵律；卷云纹更是洒脱飘逸，简明流畅；动物图像中的犀牛，着笔不多，却把犀牛特有的形态表现得活灵活现，反映了漆画工匠娴熟的绘画技巧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达到了用漆如墨的境地。
漆器具有精巧、美观、耐用的特性，故既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又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所以，它一经出现。就为世人所喜爱，并且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用器。但由于漆器制作工艺复杂，原料稀少，所以价格必然昂贵，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享用。
五、竹木器制造业出土的漆盒
岭南盛产竹类，因而以竹蔑编织竹器业的历史也很悠久。在平乐银山岭战国墓中，就发现有专用于破削竹蔑的青钢刀或铁质刀、削类工具，表明在先秦时期瓯骆地区早已出现了竹蔑编织。秦汉时期，这类工具明显增多，反映了竹编业的发展。但由于埋藏在泥水中的竹蔑器不易保存，所以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竹度编织的品种，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土竹荀和竹席两个品种来看，其破削蔑片的技术和编织水平是很高的。1976 年发掘罗泊湾一号汉墓时，曾发现一些残竹筒和裹尸的残竹席，竹苟的竹蔑宽约0 . 5 厘米，而厚只有l 毫米；竹席的竹蔑宽约4 毫米，厚仅1 毫米。二者都作“人”字形编织法，质地与工艺并不亚于现代的竹席。由于岭南遍地都盛产竹，材料易得且易于加工，故民间的竹器业必定很普遍。
岭南地区山林遍野，木材丰富，有利于发展木器业。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众多的斧、锛、凿、曲柄铲、螂头、锉刀、锯、刮刀匀等成套的铁质木工工具。这些工具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木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木材加工及木器制造，不仅是相对独立于其他行业而存在，而且还渗透于社会各个行业之中，无论是造船、建筑、纺织、漆器制造、农业等等，无一不直接或间接与木器加工制造有关，无一不需要其介入。尤其在砍伐、锯板、凿卯、刨光等工序中普遍使用了铁制工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工效，而且可以使工匠们的技术得以充分发挥。在这一时期墓葬里发现的木制随葬品，除了形体硕大，结构紧密的木棺和木椁之外，还有木船、木车、剑、（木必）、楣、梳、篦、俑、马、兽、六博棋盘、拐杖、伞轴、木牍等，其制作工艺多较精巧，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木器制作水平。
六、玉石制造业
自金属工具逐渐取代石质生产工具以后，玉器制造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替统治阶级或富有者提供装饰玩赏用品及礼器的专门行业。玉石晶润而有光泽，有硬玉和软玉之分。硬玉是一种辉石矿物，主要成分为硅酸钠及硅酸铝，硬度约为7；软玉是—种角闪石矿物，主要成分为硅酸钙，硬度为6—6．5。两汉时期是瓯骆玉石制造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多样的玉器，器形包括玉璧、玉环、块、境、佩饰、玉鱼、玉角、玉猴、鼻塞、殆、杯、灯、管、珠、带钩、剑具、琢秘、印章等20 余种。这些玉器造型优美，雕剔玲珑、镂刻精细，工艺水平极高。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玉杯，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堪称上乘，是汉玉中的珍品。
瓯骆地区出土的玉器，主要见于规模较大的贵族墓葬里，而一般的小型墓则比较少见。说明当时的玉器尚属珍贵之物，而普通平民百姓尚无法问津．据此看来，当时的玉器制造业主要还是由地方官府所垄断．除了玉器之外，瓯骆地区还盛行滑石器的制造。岭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滑石矿藏，在今桂东南和桂东北地区均有分布，尤以桂林一带为最．滑石矿通常是由富含镁的岩石变质而成，主要成分为硅酸镁，硬度为1 。因其矿石质地细嫩，色泽晶润如玉，且硬度低，易于雕琢，人们习用以“琢为器用”，故成为两汉至南朝墓葬中常见之物，器形有鼎、壶、甑、璧、暖炉、砚台、俑、猪、钵、勺、柱础等。这些器物多仿制于日用的陶器、铜器或玉器，而且多数为非实用器，但其形体凝重，造型优美，表面光洁，做工精细，刀法娴熟，形象退真，反映当时民间了匠的雕刻技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从瓯骆地区出土的玉石器的种类、数量及工艺水平来看，其玉石制造业应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手工行业。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玉石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玉质矿石质地坚硬，从开采、切割、凿刻到镂孔，必须要有比之更加坚硬锐利的工具，同时还要有娴熟的雕刻技术和深厚的艺术功底。瓯骆地区出土的各种玉石器，造型别致，通体圆润，均衡对称，赚刻精细，刀法明快，磨制光滑，形象生动，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玉石制造业的发展盛况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
除了上述的手工生产行业及其成就之外，瓯骆地区尚有造船业、建筑业、酿造业、煮盐业、金银冶铸业、玻璃器皿的制造等等。只因考古发现的资料较少，史籍亦缺乏明确记载，故不单独列项详述。但它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且都具有一定的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瓯骆手工业的内容，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成就，同时也是岭南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
发表于 2010-12-26 21: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