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基础建设学习系列

山魂

	注：本帖仅供学习参考，不代表本网立场，本帖不设定用户回帖，讨论请另开新帖。 推荐贝侬们阅读：     郎咸平教授在清华的演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3Njk5ODA=/v.swf 郎咸平教授在吉林大学的演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5MDc1MzI=/v.swf   郎咸平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3Nzk2OTY=/v.swf 郎咸平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xMzY4NDA=/v.swf ———————————————————————————————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的演讲： 上部：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4NDM0OTY=/v.swf   下部：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4NDMyNzY=/v.swf 可以在各视频网站搜索进入网页观看。 　　我们僚人尊重英雄，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讲实话办实事，尊重轧轧实实的态度，自古以来僚人就有刚健质朴的民族精神，现在我们仍然提倡祖先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些民族精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8-13 11:14:0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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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16:19: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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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9月13日《财经点对点》播出节目《谢国忠：中国经济最大问题是房价过高》，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瀞漪：如果全球的经济目前的复苏情况要可持续性的话，那么中国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未来的经济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改变？继续请经济学家谢国忠来分析。 Andy,谈到中国的部分，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也都是一直在强调积极财政政策，还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也强调说我们会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可是我们这方面听了是很多，也看了不少，但是始终也不知道，就是说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我们目前走到什么样的境地了？从你在市场的了解情况呢？ 谢国忠：从中国的政策层面来看，千万不要抱幻想，认为炒炒股票，炒炒房地产，然后混一混，世界经济就好了，我们就又回来了，这个幻想会带来很的大风险的。 中国过去的模式要维持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你炒炒股票，炒炒房地产，政府再多花点钱搞点投资，都把中国经济当中不平衡的东西夸大了。这个短线看上去，因为股市上去就改变了人的心态，就不管实际上好不好，大家开心点，就觉得好像都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警惕的事。 曾瀞漪：是。 谢国忠：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一个消费比较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十年来，消费占GDP比率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经济要再高出发展是很困难的。要解决消费的问题，不是一个老百姓有钱不肯花的问题，是财富跟收入的问题。 从财富上来说，第一件事就是中国高房价的政策是打压了老百姓的消费，很多人觉得房价涨了，大家开心了，不是多消费吗？这是胡说八道的一件事，房价高了，老百姓买房子的时候要多掏出钱，怎么会对消费好？是吧，房价高了大家买不起房子，不敢消费了，就又存钱想买房子，然后那个钱跑到哪里去了？ 从开发商里面转一个手去到地方政府那边去了，所以政府那个摊子越来越大，政府那个摊子是干吗用呢？就是去投资，投资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投资跟消费是要平衡的，你无限的投资放大的话，这种经济是失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第一件事，就是房价要控制。 现在房价都是每次房价要掉的时候政府撑着，就是地方政府撑着，让开发商，大家不要卖，联起手来，就是你老百姓爱买就买，不买的话，你等的话房价更高，就这样的一个政策。最终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泡沫，因为有政府起的这样一个作用，泡沫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但最终延续不下去的时候，政府手里没钱撑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倒下来，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会引起非常大打击。 所以这个第一件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过高的事，房价不调下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调整。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的一个政策，就是认为房价低了，房地产行业不好了，经济就不好了，所以经济怎么好呢？房价炒上去，地价也起来了，房地产开发商就开始造房子，不是经济变好了，这是一种谬论。长期来说的话，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16:27: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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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那些指出现实中的问题，表露出忧虑情绪的人，被称为“唱衰派”——这还算是客气一点的称呼，不客气的干脆就扣上“伪专家”、“街头理论家”、“卖国贼”之类的帽子。另一方面，那些拼命唱多的，比如提出“买房就是爱国”的学者，则受到吹捧，好像他们才真正有颗“金子般”的心，是为国家着想的。 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阿谀奉承胜于杀人。那些经常鼓吹房地产救国之徒，不是良心早已喂了恶狗，就是成了权势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奴才，他们制造出一个虚幻的光环，迷惑决策层出台相关政策，然后，他们再趁乱打劫，牟取私利、暴利！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一味唱赞歌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是房地产救了中国吗？不，是毁了中国——毁了国人的幸福，毁了国人的理想，让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和理想沉沦、迷失。除了房子，这个民族还剩下什么？ 昨天与一位建筑商一起吃饭，他告诉我说，他退出了，不做建筑了。为什么？过去的楼板是10公分，逐渐变成9公分、8公分、7公分、6.5公分、6公分……到6公分（在表面看得见的地方还正常）时，他不敢做了，他恐惧了，怕将来栽倒在这上面！一座大楼倒塌，被视为没有质量问题，乃是压力差之故，而倒塌楼房的业主，竟然被建议去买旁边没有倒塌的楼房！有这样宽松的环境，让开发商自己做好质量，实在是太小看他们的胆量和智慧了。环顾四周，凡是大一点的开发商，还有多少人的妻儿没有拿到国外的绿卡或者移民国外？ 楼房质量越差，房价越涨。为何？连开发商都承认，我国的建筑寿命不到30年，30年以后，现在的楼房重新拆毁再建，拆毁楼房会增加GDP，重建又要增加GDP，GDP继续增长。房子拆了，或者倒下了，或者不能住人了，人们又要抢着买新房，房价再涨，民众财富再被既得利益集团掠去，如此循环不已，仅仅房地产一个领域，就足以支撑一个国家GDP的繁荣。国外的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先进，而价格越来越便宜，中国的房屋越建越差，连站都站不稳了，价格却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外国人是何等之“蠢”，中国人是何等之“聪明”！当国人被一个房地产驱赶成可怜的奴隶，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哪里呢？这个民族的归宿感在哪里？ 与溜须拍马之徒不同，“唱衰派”们大都有着良好的专业背景。比如，人们熟悉的曹建海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其观点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大量数据作为支撑，只是，其研究的结论与主流的经济学家不同而已。与那些沦为了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所谓主流专家相比，“唱衰派”要真实得多。 主流的专家已被证明是颓废的垃圾。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在发言中说：“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这是对主流学者的最好注脚。 “唱衰派”学者提出的观点，或许并未得到验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存在。因为，从量变到质变总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能够及时冷静地认识到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就能防患于未然，反之，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前段时间，由国家旅游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太极湖论坛2009”上，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教授说：“在这个世界上凡是靠房地产拉动的国家，结果没有不是崩盘的，世界老大美国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结局是崩盘；世界的老二日本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结局是崩盘；世界经济中间早已把中国的房地产列为崩盘之列，这次下滑完全归结为错误的房地产政策造成的。在世界上大概只有德国逃过这一劫，凡是这个地球上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结局都是崩盘，尤其当房地产和金融紧密结合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时，不崩盘那简直就不是经济。” 这种观点令房地产大佬们不爽，引来批评是难免的。问题是，学者们的研究基于大量事实与数据的基础之上，当那些用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相继付出惨烈的代价，中国真的能够幸免吗？命运之神，真的会一再眷顾这个信仰缺失的民族吗？ 我不禁要问：除了房地产，支撑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力量还有什么？就目前而言，整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再也没有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的。日本敢把色情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也不敢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想到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慨！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寄生或嫁接在建筑业上的，如果将建筑业与之剥离，开发商还剩下什么？在我国房地产产业链条上，规划由政府有关部门做，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住房由建筑企业建造，开发商扮演的只是“中间人”或“皮包商”的角色。开发商连自有资金都非常少，他们让建筑商垫资为其盖房，然后，拖欠建筑企业的工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由此而来。房屋还没有建好，开发商就预售房屋，回收资金。因此，中国的开发商经常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也正因为中国的开发商只是一群皮包商或食利阶层，所以，他们才可以不问经营管理，每天像明星一样走穴，游走于论坛与电视节目之间，这本身难道不是皮包商的最好证明吗？除了房地产开发行业，还有哪个行业的老总可以如此逍遥？ 支柱产业意味着一种定位或者引导，如果扮演“皮包商”角色的开发商被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那么，必然把民众引向投机。道德日益滑坡的现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的大背景下，再次把房地产摆放到“救世主”的位置上，助推房价上涨，进一步蚕食和透支了民众的购买力，这必然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的快速累积与金融的紧密嫁接，使得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加大。这是其他国家因此自吞苦果的原因，也是他们因此重视民生，不从房地产领域获取暴利的原因。 中国需要一个能够替代房地产的支柱产业。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最近撰文指出：“不断飙升的投资对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空前的88%——是过去10年43%均值的两倍。同时，中国各银行的贷款质量多数确实受到今年上半年大量信贷投放的影响——这一趋势可能为新一波银行不良贷款播下了种子。” 7月31日下午，有记者采访我，问我这些“唱衰派”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回答说：“有没有阴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专家讲的隐患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唱衰派”专家的研究，虽然与主流格格不入，却是综合世界经济历史并结合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应该说，这种研究是系统而严谨的。退一步说，即便“唱衰派”学者的观点一无是处，那么，听听他们的研究，对照一下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难道不是理性的态度吗？ 别等到问题集中释放时候才重视“唱衰派”的观点，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晚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需要多一个参照，多一分冷静。千万别再妖魔化“唱衰派”，这容易扼杀或掩盖那些理性的声音，使这个国家失去理性反思的最后机会。 作为热爱这片土地的一个公民，我为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同样多灾多难的人民祈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16:23:45编辑过]

山魂

	2008年底，笔者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断定“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提出了“资源为王”的概念。资源类的投资品，在中国这轮股市和期市上涨中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 通货膨胀的到来是必然的，它绝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澄清”或者“声明”而消失。 由于全球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过程中，滥发钞票、过度投放信贷，必然导致货币的贬值，而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明确信号。 但是，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会不会到来，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问。 其实，货币贬值的信号早已发出。当世界各国通过滥发货币来拯救危机时，隐患就已经种下。在中国，首先表现为房价的上涨。房价上涨从几个方面埋下通胀隐患： 第一，在房价上涨而粮价下跌的过程中，房价与粮价的价差越来越大，在内在力量作用下，二者之间要实现比价复归。第二，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地价上涨，地价上涨在直接带动房价上涨的同时，在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第三，房价上涨越快，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动力变得越强烈，耕地面积越少。 这正是每当房价快速上涨以后，粮价就会有一个突然的报复性上涨的原因。 经济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但在我国，房价上涨对通胀的巨大推动作用被掩盖了：其一，居住类价格在我国CPI权重中的占比只有13.6%，远低于食品类价格占比，也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居住类价格在CPI权重中的占比。其二，计入CPI的主要是房租而非房价，尽管我国不少地方的房价，在经过暴涨后已经超过2007年的水平，但房屋租金却是在下降的。 粮食、肉类价格的上涨将揭开皇帝的新装。 据农业部对全国470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截至8月份第2周，猪肉价格已经连续9周回升，累计涨幅为15.8%。同时，据农业部对全国470个集贸市场畜禽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8月份第2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11.31元/公斤，比第1周上涨3.9%，连续10周回升，累计涨幅23.1%。 猪肉价格的上涨是必然的。甲型H1N1流感的影响，误伤了猪，导致很多养猪户损失惨重。5月6日，猪粮比价关系下降到了5.9：1，生猪养殖出现全面亏损。这会影响到生猪的供应。 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是必然的。中国的粮价远远低于国外的粮价。在2008年初，国际粮价比国内粮价竟然高出3倍以上。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以大米为例，目前，国外1斤大米折合6元人民币，而国内大米的价格每斤只有1.50元左右。价差巨大。由此，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粮食走私。今年6月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粮食走私案，犯罪嫌疑人被控采取伪报品名的方式走私粮食共8600吨（法庭称相当于50万人一个月的口粮），偷逃应缴税款1700多万元人民币。 可以想见，只要国内外巨大的价差不消除，粮食走私狂潮就难以偃旗息鼓。 正因为粮食、肉类价格上涨的种种必然性，在股市进行了提前反映。最近几个交易日，农业板块表现强劲，尤其大江股份（鸡肉）、中粮屯河（番茄酱+糖）、南宁糖业（糖）、新五丰（猪肉股）、福成五丰（牛肉股）、罗牛山（鸡蛋股）等，反弹明显。而国际糖价屡创历史新高，又将产生新的引领作用。这些信号表明，通货膨胀正在快速到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四次通货膨胀，分别发生于1984、1987、1994年和2007年。四次通货膨胀都是粮食价格上涨发出明确确认信号的。鉴于食品类在我国CPI权重中的占比，CPI止跌回升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除此，从2009年以来的股市表现来看，农业板块的整体表现整体是比较弱的，借助通货膨胀预期的推动力，农业板块出现补涨行情是顺理成章的。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笔者从今年8月初开始，在讲座中详细分析农业板块，特别看好农业板块的表现，并明确推荐这一板块。 对于决策者而言，要提前预防通货膨胀，减少信贷投放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同时，也应该采取措施，压低房价，挤压房地产暴利和泡沫，否则，通货膨胀隐患就不可能得到消除。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16:22:11编辑过]

山魂

	9月8日，纽约黄金价格突破1000美元大关。 推动金价的力量，一般有两种：一是人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包括战争）买黄金避险。另一种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购买黄金以保值，防止财富缩水。黄金价格的这波上涨，让一些专业分析师也深感困惑：说避险，经济已经露出复苏信号；说应对通胀，通胀并未发生。 其实，如果看透了本质，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佛家讲因果。价格没有无缘无故的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 黄金价格上涨，乃是世界各国滥发货币的因导致的果——不能看到果时才确认果已经到来，而应该在因种下时就推导出果的到来，这就是趋势，这也是我在2008年下半年写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得出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原因。 既能避险，又能应对通货膨胀的工具首选黄金。2008年年底，我在郑州近3个小时的黄金专题演讲中，确立了2009年以黄金股票为核心的投资思路，扩展开来，包括有色金属、煤炭等资源为主体的投资思路。《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资源为王”一章有详细论述，博文《把资源类产品当作投资首选》亦有简单介绍。2009年8月起，我将农业板块也纳入到投资核心主体，在《农产品上涨发出明确信号》一文中，作了阐述。 如果把奥巴马上台作为一个新的起点，黄金价格的上涨，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以下摘录部分此前博客和此前讲座中的内容）： （一）奥巴马上台后的快速上涨。 2009年1月16日，我在《投资感言》中，把对黄金趋势的分析写在博文中与大家分享。我在开头部分写道：“我根据利益分析法判断，黄金价格会一直盘整到布什下台和奥巴马上任的交接区，在此前的几次讲座中，我多次提到，黄金价格在等待奥巴马，奥巴马上台之后，黄金价格将走出一波涨势（说明：这一结论与当时主流的判断相冲突，许多分析师认为，奥巴马上台后会救市，美国经济会企稳，金价会跌。利益分析法的分析过程，此文不再叙述）。因此，周四（1月15日），我建议几位国外的朋友在纽约金属交易所开盘后买入黄金期货，同时，建议在周晓鸣先生处主动帮忙的几位朋友和此前询问金价趋势的朋友买入国内的两只黄金股票：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周五小涨，下周将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正好从1月16日起，黄金价格猛涨，2月20日即突破1000美金。国际投资品的趋势性，较之国内政策及利益集团随时左右的情况相比，更容易用利益分析法把握，也更精确一些。 （二）震荡、调整阶段。 （三）美元进入贬值轨道，为黄金上涨累积能量。 利益分析法推导出来的重要时间交叉点：3月4日。 2009年3月4日，我在《中国到底损失了多少亿？》（此文被屏蔽）一文中写道：“不管怎样，美元的强势假象已经是强弩之末，当画皮撕裂，投资者接下来感受到的恐怕是另一种惨烈。美国股市一旦企稳，美元的强势假象就难以维持。当然，这也会带来一波新的投资机会，当美元走弱，大宗商品价格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3月4日，是双重交叉点。 1）美元见阶段性顶部，开始步入下跌轨道，与我在《中国怎么办》书中和此前博文中的判断相吻合。（见图一） 2）美国股市见底。（见图二） 美国股市见底后，美元贬值的最后一个条件具备（其他条件都已满足，此前讲座中分析过，内容太长，不再列举）。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美元走出一个大阴棒。（见图三） （四）其他资源价格持续上涨，黄金涨速较慢，为黄金留下估值洼地，这波是黄金的补涨阶段，也是对通胀及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的确认阶段。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仍然坚守资源为王的投资理念。 “资源为王”是一条投资主线。诚如我此前的判断，30多美元一桶的油价已经成为历史，今后再也看不到了！2009年5月14日，我在《从房价到经济，地狱亦或天堂》一文中指出：“早在今年3月份，我在跟几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师谈话时说，如果3月、4月贷款继续增长，国际油价可能突破60美元，到达60美元至70美元的区间。如果这个期间俄罗斯对美国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以俄罗斯领导人的智慧，他们会韬光养晦，绝对不会打肿脸充胖子），而中国经济脆弱的一面越来越明显，美国可能快速将油价拉到70美元上方，甚至再次突破100美元。” 资源为王，无论是投资，还是富民强国都如此。 目前，我认为，接下来，粮食将成为国际投机者围剿的重心。我在此断言，2010年以后，还将重演2007年因粮价上涨在一些国家引发的骚乱现象。粮价的井喷式上涨是很难避免的。因此，自2009年8月起，我以黄金、有色金属、煤炭为核心的投资组合，变成以农业类、有色金属、石油、黄金等资源为核心的搭配——投资做的是预期。阶段性换股操作。当严重通胀重压之时，全部清仓换实物（ZF将通过打压股市来抑制汹涌而来的通胀）。也许用不了多久，许多朋友就会理解我在《农产品上涨发出明确信号》一文及此前多篇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 　　……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拯救危机所滥发的货币，正在让世界付出代价。 从经济史上来看，当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一般有三个选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自保，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走出泥潭，滥发货币以转嫁危机。 次贷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最头疼的问题——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剩下的只能是自保和转嫁危机。于是，美国推出了天文数字般的救市计划，欧盟推出了2.2万亿欧元的救市计划。中国也不甘落后，推出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地方政府更是推出了18万亿的救市计划）。 钞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幸的是现在的印刷术已经非常发达，加之电子货币的兴起，连油墨成本都省了。 美元与欧元都是国际货币，具有向他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以美元为例，70%的美元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流通，增发货币既可以促使美国经济复苏，也可以稀释美国债务，而那些不掌控国际货币的国家，除了无奈地承受痛苦，并无更好选择——当然，他们可以向自己的国民转嫁危机。 滥发货币必然导致货币的贬值，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货币滥发得越多，隐患越大。只不过，在次贷危机风声鹤唳的2008年，各国政府已经顾不了远期，先快刀斩断眼前的乱麻再说，有些不负责任的政府更是亡命徒一般，把春药当饭吃。 由此引发了羊群效应，各国争相贬值货币。当各国政府举起看得见的手乱舞的时候，看不见的手就彻底看不见了，而黄金价格作为避险与应对通胀的首选，露出了坚硬的脑袋。金价的疯狂，犹如一把亮晶晶的金钥匙，打开了通胀之门。 滥发的货币虽然堆积出了复苏的信号，但是，这绝不是欢庆的时候，人们更应该冷静下来想想，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尽快消除滥发货币所带来的隐患。否则，金钥匙打开的也许不仅仅是通胀之门，还可能是另一场危机之门。 （附说明：本人所有文章仅供参考，不作为交易决策依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3 16:21:22编辑过]

山魂

	在上一篇博客，我写到市场将要为今年上半年的房价猛涨算总账，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争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对高房价算总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其实，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在算账，开发商和政府在算账，开发商说，房价的69%都交给政府了，政府还有什么不满意？政府算账的方法和开发商不一样，税费那一块是应该的，因此，政府只和开发商讨论地价的问题，国土部经过调查后回应说，地价只占房价的23.2%。很精确，开发商哑口无言。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给高房价算总账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杀人于无形，给你算了账，你还不知道这笔帐被谁讨走了。最近，山西煤炭正在大规模重组，煤老板将要退出舞台，但是，煤老板退出舞台，政府收回大小煤矿，可以，没有问题，大家坐下来算了一笔帐，政府要给煤老板3000亿，这笔帐就算得很清楚，尽管听说临汾市政府想赖这笔帐，但是，煤老板们不答应，所以，即使是政府，想撒赖也不那么容易，因为账单很清楚。   但是也有账单不清楚的，那就是温州炒煤团的500亿。这是一笔投机资金，也是一笔该死的资金，明明看见那么多煤窑一个接一个出事，你还把钱往小煤窑里面砸，怪谁呢？暴利一向预示着高风险。尽管温州炒煤团动员了新闻媒体一起来喊冤，但是有什么用？第一，你投资的大多是小煤窑，有的没有达到国家标准；第二，政府补偿的这一块不可能一次性支付，是自己的钱好办，高利借贷来的资金就麻烦。   中国的高房价也是一样的，逼得那么多城市居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影响了整个国民的消费，同时也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的就业，这笔帐迟早会算。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幻想，搞一次大的通货膨胀，把城市居民收入提高一倍，那高房价的问题不就解决了。那么，我们反问，你搞通货膨胀可以，出现相反情况怎么办？那就是房价继续猛涨，生活用品价格猛涨，而居民收入却在下降呢？你将会要多少人的命啊。   所以，这个帐不能这样算，搞通货膨胀解决不了高房价的问题。日本在1989年前这样算过，结果代价是，日本全体国民多干了整整2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20年后日本东京的房价比当年的房价跌幅还在30%左右，20年哪。我的好友、社科院博士后曹建海先生对此有详细的研究，其成果将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详细披露。所以，对高房价算总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美国也给高房价算过一次总账，其结果大家都知道，50万亿美元资产人间蒸发，道琼斯指数从14198点，巨幅下挫至2009年3月2日的6740点。但是，美国给高房价算总账的规则比较公正，投机资本全军覆没，结果是全球很多投资人买单。当然，美国住房持有人也受到影响，但影响面不大。   俄罗斯最近也在给高房价算总账，一年房价跌幅在60%，到处是未完成的在建房地产项目，也就是我们说的烂尾楼，许多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宣告破产。但是，因为俄罗斯土地私有化程度很高，土地泡沫不是很严重，特别是自建房的体制解决了许多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所以，直接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较小，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大。   中国的高房价就比较难办了。这笔帐虽然不糊涂，但是很不好算。现在是开发商和政府在算账，但是算的是小帐，他们回避了大帐，那就是高房价盘剥了多少居民的财富，破坏了多少社会规则，养活了多少贪官污吏，抑制了多少生产力和消费力。如果算大帐，今年上半年的房价上涨是毫无道理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弊远远大于利。   没有谁想去算总账，只是有些矛盾是无法回避的，所以，算总账是逼出来的。最近，中纪委建立官员住房报告制度，是因为官员占有太多的住宅，不报告不行了。这种算账的方法是中国一大特色，先算一算官员占有了多少住房，看看是否合理再见机行事。这种算账法，人为的痕迹比较重，因此，只能算是打打招呼。   重庆市政府也在和高房价算账。重庆的这种算法比较得人心，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算是一个政府目标。6.5年居民的家庭收入买一套房，尽管高于国际标准一点点，理论上是说的过去，但实际却很难做到。原因是，作为地方政府，无法改变中国住宅的开发模式，能够为城市居民着想就已经很不容易，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更加难得。   上海市政府也在和高房价算账。但是，上海市的算法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迫不得已，作为地方政府只能这样做。上海市政府认为房价猛涨是供给不足，因而必须扩大供应，并且制定了动工兴建60平方公里15个大型社区的规划，全部兴建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宅。但是，因为政府的诚信一向有问题，说出去的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市场反应比较冷淡。   真正给高房价算总账的，在中国来说一定是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现在要给高房价算总账，是要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的。20年前，日本政府给高房价算总账时，只是出台了《土地融资限令》，房价就大降80%。可是不出台行吗？不行。这就是政治。所以，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对集权，仅仅是出台土地融资限令还不行，可能是限制土地融资的产业政策、增收增大住宅持有成本的物业税的财税政策和回收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先后出台，全面的和高房价算一次总账，看看这个房子究竟值多少钱？   这一天会很快来到的。因为不算不行，高房价坑的人太多，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运行法则，颠覆了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危害了金融安全。最糟糕的是，有可能破坏货币体系，这是一个健全的经济体最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和高房价算总账的这一天，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