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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通史》——僚人不可不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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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1:49:00 |只看该作者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1840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它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对英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北海为通商口岸。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和枪炮声,接二连三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对中国领土的租借权、领事裁判权、军事和海关控制权、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传教自由权,以至瓜分势力范围等等。鸦片毒品和各种“洋货”如潮水般涌来,中国之白银、矿产原料、土特产品、劳动人民的血汗,向外滚滚而流。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中国在政治上受压,军事上挨打,经济上被掠夺,思想文化上受到奴役。总之,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壮族地区东起广东西部,位置连接东南沿海,有西江水系和海上相连,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列强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冲击是必然的。在壮族地区,列强的经济侵略由东向西,由南及北,由小而大,步步加深,至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后,被法国划作势力范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首先,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外流、枯竭,农民破产,土地集中。这种现象最初在壮、汉族杂居的广西东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后又波及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壮族聚居区。就全国而言,1842年,鸦片输入为3.3万箱,1850年增至5.3万箱,1858年又增至7.8万箱。18431848年的几年间,白银外流多达7000 多万两。广西壮、汉、瑶族地区受鸦片输入影响有多大,虽无统计,但有许多例子可说明为数不少。1839 年广西巡抚梁章钳奏称,梧州知府刘锡方纵容、包庇部下私藏、贩运烟土,被摘去顶带后,“共查获烟土、烟膏38900 余两,烟枪1030 余杆”; “浔州府自伤查后,已报获烟土4000 余两”; “拿获鸦片烟案人犯众多”。(没有查获的就更多了。这些鸦片毒品从广州沿西江而上输入广西,先是在梧、得所属沿江各县坪市交易盛行,烟馆众多.如桂平江口就有烟馆十几间,贵县的大好、玉林的长茶好等均设有鸦片烟馆。吸食鸦片者不仅有官绅和商人,而且有一般市民和农民。官差和地主爪牙出巡、索租,多逼取烟上。同治、光绪以后,鸦片毒品遍入桂西壮族聚居区的大小坪市,以至在云、贵和广西西部地区广种婴粟,熬制土药,贩运者不绝于途,吸食者众多。据调查,“法国鬼从云南收买大批生烟土,运到越南加工成熟烟膏,用小铜盒装好运来龙州及云南出卖,每一小盒七元法光。毒害了我们老百姓,又赚了我们大批钱。”心鸦片大量输入,交换白银,自然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白银枯竭,银贵钱贱。农民所纳粮赋,规定用银,以钱兑银上缴,吃了大亏。按货币比价,鸦片战争前1两银兑钱l000文,战后1两银兑钱1500 文,农民以粮卖钱,再以钱兑银上缴,负担加重了5 成。临桂、象州等县,银钱兑换之比,银1 两兑钱2000文以上,而农民纳粮1石“定银一两四钱五分,照价作钱二千九百文”。宣化县农民以粮易钱,而新谷上场时纳粮,每石仅卖钱1100文,兑银半两,故此负担加重数倍。交不起粮、租的农民,逼得典当家产,故当铺勃然兴起。据流官统治的60多个州县的不完全的立案征税登记的当铺多达170 多间,其中浔州府属4 县,各县在10 间以上。光绪以后,壮族聚居的桂西许多州县亦开设当铺。如“那时归顺州(后改靖西县)的当铺多到二十四家。” 浔州百姓称当押为“雷公轰”,农民什么东西都当。而当铺的利息很高,用“九出十三归”的残酷手段剥削农民。贵县地主宋定柯在石龙、黄练、三里、石卡、大抒设当铺5 间,“穷人典当的东西什么都有,从口常用的被服、蚊帐、鞋袜、桌椅、板凳、铜器、铁器,银器以及耕田用的锄头、犁耙、水车、铲子、禾叉、牛车等等,月收二分息,以一年为限,过期不犊,由当铺定价出卖”; “一百多年前,象州城内有不少当铺.都是广东人开的.大押为期三年,年息三分;小押为期一年,利息是‘九出十只归’。当时,铁耙、棉被、衣服等等,都有人拿去当”。破产的农民什么东西都拿去典当,出卖土地就更不用说了,官僚、地主豪绅和富商,乘农民破产之机兼并土地。桂平县竹围村陈六官“有九十万斤租,是江口附近最富的人”;贵县覃塘大富豪宋定坷,“周围几十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一家占有,每年收租百万多斤”;平南“花洲翁蚂蚁公,有横直十多里面积的土地。八铜地主胡深,兼并土地二千四百多亩”;象州大乐村韦俊福“有过百万斤租的田地”, 谭敬之也“有几十万斤租”。地主豪绅占了耕地的50-80%。这是鸦片战争后壮、汉杂居的桂东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状况。桂西壮族聚居区.土地集中现象很少。许多土司刚改流,始有土地买卖,农奴刚变为纳粮的自耕农。这是东部和西部壮族经济上的重大区别。显然,土地的兼并、集中,农民的破产,鸦片的大量输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列强侵略造成的结果。清朝大吏王先谦奏曰:“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国之银,岁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中国如之何而不穷也。”


    
其次,“洋货”的大量倾入和对土产品等原料的掠夺,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壮族地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刺激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一方面又使广大壮族人民因遭受掠夺而贫困。鸦片战争后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广东、福建等地客商纷纷沿着西江而上到壮、汉杂居的桂东地区.好镇在大河两岸蓬勃兴起。浔江两岸,从苍梧之戎好,至平南之大乌,桂平县城和三江口,贵县县城等,周围大小坪镇星罗棋布,商号店铺林立。如桂平县城“崖肆栉比,百货云集”, “船密如织,晨暮蓬烟,锦结十里”;江口抒“为全省各好之冠”.从广东沿海来的货物有盐、海味、”纱布、爆竹、杂货,为国内所产,“洋货”除鸦片外,还有洋纱、洋布、洋油、洋杂,运出去的是谷米、油类、畜禽、牛皮,还有从红水河沿岸来的土产、山羊、香覃、竹笋等。这一时期,桂西壮族地区坪市仍是古代状态,尚无“洋货”在坪场上出现,至光绪中叶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1884-1885年)以后,北海、龙州、梧州、南宁,相继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洋纱、洋布、洋油、五金、洋火(柴)等各种’‘洋货”不仅从西江倾入桂东各属,而且用机船运输经黔江、桂江、左右江,深入到壮族地区边远地方,北海、钦州、龙州等口岸也是“洋货’,倾入的重要渠道。《中法天津条约》 之“商务”专条规定,滇、粤两省通商口岸,凡由越南进口的“洋货”和由中国出口的“土货”, 均按通商海关税则“减少十分之四收纳正税”, “洋货”的倾销打开了闸门,使“洋货”充斥南部壮族州县的各个角落,打击了壮族地区原有的手工业。大量的文献史料和调查资料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在贵县,“光绪年间,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细,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利数外溢,近始渴然”,“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迫洋纱输入,而纺织之工业逐步消灭”。在龙州,道光以前壮族耕田种地,不事商贾,“衣服所需唯凭自力生产,以有易无而已”。 广大农村,“蓬门部屋中妇女从事女工,纺织之声不绝于耳”。直至中法战争前,龙州仍是“一处较大的村镇”而已。但中法战争后,“条约缔结,辟龙州为通商口岸,粤商争相投资,始成巨埠”。大小商号不少,其中6家专营“洋货”,仅就两家商号“洋货和广货贸易估计每年约值银二十七万五千元”。可知“洋货”倾销之巨。另据调查,开埠后的龙州外国货,“以洋纱、洋布、火油、火柴、五金制品、玻璃器皿最多。洋纱每年进口约一千包,初时每包约60-70元。后来销路大了,本地的棉纱都减少了,又逐渐涨价,到光绪末年,每包涨到200多元”; “火油进口也是一年多过一年。在光绪二十多年,龙州每年进口约8万箱,每箱20多斤。另外汽油、车油、火柴的进口也逐年增多。外国人一面输入洋货,一面购买我们的土特产品,如薯蓑、茵香、茵油、牛皮、鸭毛、花生、豆类、糖类等,由本地商人收购运到广州出口”; “光绪初年,物价很低,生活比较容易过,好白米百斤才卖一元三角,鸡蛋三文钱一个。苏元春来守边后(即中法战争后)外国货进口多了,我们的白银大量外流,物价也跟着上涨,白米每百斤涨到五、六元”。与越南交界的偏僻的靖西县,“洋货来多了,除吃的外,用的大都向外面买,银钱有出无进,百姓就慢慢穷下来了。到光绪末年,很多人要靠借债典当过日子”。匈县志亦云:“外来商品源源输入,人人必购,农村现金无不如江河滚滚流出外县,结果造成金融枯竭状态”。又云:“民初以来? “县属各市均为外货销流之场所,年年入超,社会经济所不振也。” 沿边之宁明、上思、龙州、凭祥、大新、镇边等县,境遇无不如此。故1895年广西巡抚张联桂也不得不感慨承认,广西“穷乡僻壤,未有不用洋货者”。孙洋货的大量倾入.连年入超,白银外流,同时打击了农村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上述贵县如此,其他各.县也不幸免。如宁明县农村从前“自种棉花,自织土布”, “光绪十多年,洋油、洋纱、洋布越来越多。因为它好用,又便宜,很多人就不种棉、不织布了,都买洋纱、洋布来用”;凭祥“农村的人见种棉织布不合算,也买洋布做衣服”;靖西县也是在“战后不久,市场上洋纱多了起来,比土纱好,又便宜,很多人就不种棉、不纺纱,改买洋纱来织布。后来洋布更便宜,买纱织布花工多,又比不上洋布好,就索性买洋布做衣眼穿,土布越来越少了。”客龙州是南部壮族地区货物集散的中心,中法战争后原来那种“纺织之声不绝于耳”的状况也已改变,甚至邑绅创办的织布厂,也在洋布的打击下停办了。可知壮族地区在洋货倾销之下家庭手工业受到的严重打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受到很大破坏。壮族地区是这样,全国其他(尤其是沿海)地区也是这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奏称:“近年纱布进口日多,民间纺织渐至失业”,而过去“绵业一项,向为土货大宗,自各国棉货日益精良,未免相形见细。比年关册所载,进口各种棉纱、布走、绒货等项,岁值银至一万五千余万两,漏色之巨,深可骇叹!”广西岂能例外。但广西西部和西北部的壮族地区,由于大山绵延,交通不便,“洋货的输入较晚而少。至民国初,家庭纺织业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自然经济基础牢固存在。


    
另一方面,在原料和各种土特产品输出的刺激下,壮族地区的采矿业和种植业于同治以后缓慢兴起。那时各级官府为安置遍地破产的失业游民以安定地方的需要,或官商合办,或官招商办的矿局、林业和蚕局公司等在各地出现。清乾隆、道光年间已开采的各矿由于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乱而停止,光绪后又先后开采。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之煤矿,永宁州(今属鹿寨县)的铁矿,南丹、富川、贺县之锡矿,南太四镇及陵阳等之锑矿,“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上法,或用西法”,都陆续开采。其中贵县西北部壮族和汉族杂居区的银矿开采有相当之规模。光绪五年至十年(1879-1884年),有本地人黄晚,清远人侯辰泰、张阿秀等人在天平山开银矿,矿窿“相距咫人,密若蜂房”。光绪二一十二年(1896年),粤人谭日章、陈庆昌投资40余万元成立兴华公司(后改为宝兴公司),开采三岔及天平山银矿。不久,华侨张弼仕,亦投资数十万元,聘请外籍矿师探矿,修道路,用机器和新法开采,矿工2000余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岐招来华侨叶恩,集资300万元,建“振华公司”,开采天平山银矿,建楼房,修大路,购轮船,设电话、医院等设施,为壮族地区前所未有。后因“矿师庸劣、耗损而停办”。时龙山县城市上“贩卖银饼几成银市”。中法战争后,开办林业、蚕业公司的也不少。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西巡抚马工瑶提倡和鼓励在全广西种桑养蚕,设蚕局、蚕所,清朝廷豁免绸匹厘金,奖励推广种桑养蚕出力之官员。发展蚕业已初有成效,“桂、梧两局约得丝二万余斤,容、藤县共得丝五万余斤,其余各属出丝二万或千数百斤不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议定广西垦荒丁壮既稀,资本又细,乃仿外洋法,招商领垦。南宁则招商本立公司,募裁兵充垦丁。至宣统初.共垦山荒十六万六千五百余亩。宣统元年(1909年),巡抚张鸣岐奏:“遵办农林要政,其垦荒地、兴地利,课蚕桑,辟矿产,均办有头绪。清末‘西所办各种公司甚多,如桂林府属之富民垦牧公司广益分公司,骏业、公益、宝丰、集成、大兴时、和利等公司;平乐属有农业公司、先开公司;梧州府属有培植公司,柳州府属有西成、阜城、恒泰、长茂、同志、南治等6 个公司;济州府属有广丰、广益、广美、振华等4个公司;南宁府属有长益公司;大平府属有广益公司;归顺州属有保富、集益等公司,为数数十个。光绪二十五年(18翰年),南宁知府惠荣官商合办“门头塘垦场”,招耕300名,“一面加紧军事训练,号为农兵。所种甘蔗、芋头、花生、瓜菜等物,逾年成效卓著,来城贩卖,人皆喜购”;宣统二年( 1910年),提督龙济光招滇人曹有明、龙绍乾,设“济富公司”, “集资二万元,领占垦荒,东西约宽十三里,南北约长十八里”, “其耕了以裁撤营兵充之,一面训练,一面讲武”。贵县之“广丰公司”,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湘人张通典所设,“垦大荣岭荒地,试种豆、麦”;宣统二年(1910年), “县人覃慎修集资组织同益种植公司,专植松、杉、简、桂,凡六十万余株”。”必靖西边境地区亦有垦植公司,如“合利公司”, “垦地为最广,种菌蒸油,颇有收益”; “同德公司”开设于民国二年(1913年), “占地广,成绩亦桂,历年有人负责管理,现杂木及菌林参夭蔽日,每年菌油出售,产量颇多。”在边远的桂西北地区,清末民国初的思恩县,亦推广种桑养蚕,仲峒种杉。开办各种矿业、蚕业、林业公司,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刺激的必然结果,促进了壮族商品生产的缓慢发展,但又受着“洋货”输入的打击。“广西谷米运济广东,自抽收厘金以来,成本更重,无利可图。复以洋来谷米,豁免厘金,日增月益,西米不得畅行运。愚氓遂以作苦为徒劳,去田逐末,舍业改操,以致去年(1893年)广西偶遇偏灾,反向湖南乞朵。”开矿冶铁,本是好事,但“广西左江,往时均有铁炉不少。自洋铁入口,炉铁停工”。其他土产品,价格极低。事实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经济难以发展。第三,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使壮族经济权益逐步丧失。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和其他“洋货”渗透到壮族地区,使壮族地这逐步成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风潮,法国把广西、云南地区划为其势力范围,控制着壮族地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海关亦操纵在英、法手中。这既是政治上的变化,也是经济上的变化。中法战争后,龙州被迫开放,法国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海关公署和税务司公所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控制着龙州关税和金融。1896年至1914年间,法国强求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取得从镇南关至龙州延经南宁至一百色、北海至南宁、钦州至重庆的铁路承办权和贷款优先权。铁路虽没有修成,但路权已经丧失。由于英、法分别控制北海、龙州、梧州和南宁海关,通过极低的关税而使壮族地区成为他们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地方。法国通过占领越南和在龙州设东方汇理银行而操纵广西金融,左、右江流域各府州县,法光、法纸等货币遍地流通,以至交纳税捐,无不使用.本国及桂省货币遭受排挤,“此种喧宾夺主之现象,殊堪骇异。光绪末年以后,香港、广州至梧州、桂平、柳州、贵县、南宁、龙州、百色,已有电船通航,但运输业无不操在粤商和外商手里,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由于外国鸦片和各种“洋货”的大量输入,列强通过口岸和控制海关,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使壮族地区从东向西,从南到北,从城镇到农村,一步一步地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连接,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性质。农民和手工业的破产,土地的集中,无不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有关。在帝国主义商品输入和掠夺原料的刺激下,壮族地区的采矿业、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交通有了缓慢发展,但同时又遭到外国侵略者的种种打击。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越来越贫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普遍性,也是壮族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运动最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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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帝国主义的军事、文化侵略和政治压迫加深壮族地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1840
年至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壮族地区受到剧烈冲击。此后,英、法等帝国主义又从陆地南部、西部和北部侵犯我国边疆的民族地区,壮族地区是直接遭受侵略的地区之一。壮族地区从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一直是英、法企图占领而展开争夺的地区。英国占领印度和在中国东部取得权益后.便图谋占领缅甸和我国西南的云贵和广西,把印度和中国连接成一片。法国则不让英国独霸东亚和南亚及印支地区,要占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我国西南地区,建立其所谓“法兰西东方帝国”。故在19世纪50年代就占领越南南析,七、八十年代又发动对越南北圻和我国广西、云南边境的军事进攻。法国侵略者二度占领越南河内,矛头指向我国广西和云南,1885年初,攻占我国南疆门户镇南关,掠夺财物,屠杀我国壮、汉、京各族人民。随后,法国占领越南作为其殖民地,与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壮族地区时时都在法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之一下。壮族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为保护其特权,20世纪初,出兵镇压我国壮族地区的“会党”起义。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权益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和保护的。


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多以文化侵略作先导,而文化侵略突出表现在所谓传教上。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种种“传教”活动目的是搜集情报,为其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服务。为了侵略中国,他们必须首先占领与中国相邻的越南,16世纪法国就派传教士到越南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百多禄向法国政府提议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夺取“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和“建设一条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以便“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即中国)的资源”。披着传教外衣的“传教士”干的就是这种间谍活动。1854年春,法国派天主教士马赖(马奥斯汀)首先到贵州之兴义,然后打扮成中国的少数民族偷偷摸摸地潜入壮、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广西西林县山区,建立据点,吸收教徒,开展所谓传教活动。他们因干违背当地人民利益的各种坏事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中法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法国的天主教士又先后在上思州、贵县建立据点,设教堂,吸收教徒,开展所谓传教活动,实财进行恐吓宣传,偷运武器,吸收社会上的流氓、土匪进行扰乱,破坏我抗法后方的稳定.为配合法国的军事侵略服务。他们的行为被壮、汉等各族人民所识破,遂发生捣毁教堂、阻止他们的种种罪恶活动的斗争。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更为扩大、深入。据各种历史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从咸丰初到光绪末,美国、法国等在广西建立的天主教、耶稣教堂共85处,其中法国天主教堂57 处,耶稣教堂28处。至1925年,教堂遍布于西林、上思、贵具、龙州、南宁、桂平、平南、武宣、象州、永安、永福、修仁、雒容、柳城、西隆、百色、田东、平马、武鸣、兴业、平乐、梧州、桂林、凌云、崇左、太平、钦州、柳州以及云南的文山等州县,从城市到偏僻之乡村,都有教堂、传教点和教上、教民的活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从清咸初至民国初年的旧桂系时期已进入壮族的广大地区.传教士以教堂为据点,霸占当地田地山林,出租放债,勾结官府,收罗坏人,搜集情报,奸污妇女,干各种侵略和压迫壮、瑶、汉等各族人民的勾当,各族人民对他们的侵略活动憎恶不齿。随着帝国主义对壮族地区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加深,壮族人民在政洽上遭受的压迫愈加深重.处于被欺凌的地位。英、法帝国主义通过胁迫、勾结官府,实现对壮族人民政治上的统治。1856年,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应壮、汉、苗等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惩罚了作恶多端的法国教士马赖,事后法国和英国以此“教案”为借口,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胁迫清政府惩办此案主事者,结果张鸣凤被撤职。这反映帝国主义肆意扩大侵略,清朝廷丧权辱国和壮族人民遭受半殖民地统治的痛苦日益加深。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在龙州设领事馆,对壮族人民的歧视和压迫更深。据调查,法“领事馆有逮捕人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治越南人之“罪”,同时歧视、侮辱中国人。“中国官员很怕法国领事,所以,法国领事比龙州的道台还威风”, “我们的地方官不得过问海关的事”。“龙州的法国领事馆,大门总是关着的,有两条洋狗守门,不准随便进去。领事馆的人对中国人很凶,我们有事到越南去,要向他们领‘过界纸’,他们不但随意敲榨金钱,还要我们脱光衣服让他们搜查,故意侮辱中国人。那时经常有越南人不堪忍受法国的压迫而跑过中国来,法国领事馆一见就捉住送问越南去。有时故意把中国人当作越南人抓起来,随意勒索。如果中国人‘犯了罪’,送钱给他,又把中国人当作越南人来‘保护’。” 任意搜查人身、侮辱以至拘留、逮捕我过境边民(中越边民历来有互相通婚、过境生产的历史传统),中国宫府却无权过问,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地方主权丧失。1902年,清政府委任于荫霖为广西巡抚,这是中国主权内的事,但英国不满意于荫霖,其驻悟领事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投降卖国、并同帝国主义完全勾结在一起的清政府,竟屈从英国,撤销了对于荫霖的委任。1903年,贵县民团抓了几个“著匪”,县衙欲处以“斩首示众”,但因其中有一人自称是“天主教徒”,于是法国传教士周怀仁立即向贵县知县陈锦华交涉。陈知县本是酷吏,有“陈不问”(即凡抓到所谓犯人,不审问其罪之大小即处死)之称,也因惧怕得罪于洋鬼子,引起事端,结果不仅不敢治“著匪”之罪,反而杀了抓匪之团总以谢洋人。发生于田林的里乐教案,“游勇”杀了十恶不赦的洋传教士是件大快民心之事,但清政府害怕和屈从于法国人.不仅捕杀了怒杀侵略者的游勇首领游维翰,同时治了地方当事官之“罪”。1905年,我国广西当局通令调查广西境内传教士及教堂的情况,这是主权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但上思县法国天主教堂公然违抗,叫嚷此事必须要得到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批准才能进行,把清政府的官吏拒之门外,清朝官府则惧怕触犯法国教会而不敢调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我国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陆荣廷做了广西都督,统治广西达10年之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也不敢出头碰一碰。1918年,驻梧州的中国军队一位排长和几位士兵误入英国驻梧州领事馆的“禁区”,英国人竟放出狼狗咬人,排长火了,打死狼狗。这本是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但英国侵略者却大为震怒,挑起事端,开出两艘炮舰在西江江面上游弋威胁,提出要“抵偿狗命”,为狗致哀。陆荣廷在英国领事的威胁之下吓破了胆,竟然下令枪毙“肇事”排长,抵偿了英国人之狗命,还要中国官员们列队,并降下国旗为英国之狗致哀。如此丧权辱国,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之深重可见一斑。上述许多历史事实大多发生在壮族地区或壮、汉、瑶杂居区,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地方官府对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府相勾结,成为压在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是他们贫困和痛苦的根源。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侵略,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步步迫使清政府屈膝投降,并控制、利用清政府这部封建统治机器,从政治上统治中国人民。近代壮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与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社会急剧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息息相关。鸦片战争以后,壮族地区的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特别是19世纪末中法战争后,壮族地区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步步加深,呈现出了明显的特点。


近代壮族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变化,是由东向西、由南及北的缓慢辐射。西方列强无论是鸦片还是商品输入、军事进攻,还是传教活动,首先是在壮族沿海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然后逐步向沿边的西部和北部发展。鸦片战争以后,鸦片和”洋货”通过西江、郁江、黔江和左右江步步深入,这是一条主要的入侵渠道,故沿江河两岸的好市上首先出现鸦片、“洋货”。光绪以后,“洋货”又从南部北海、钦州和龙州流入,辐射于南部中、越边境州县。北海、龙州、梧州、南宁4个开放商埠以及沿浔江之桂平、贵县,变成“洋货”的转运地。海关亦控制在洋人手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广西提督苏元春和太平恩顺道蔡希邯创办的“八角保卫局”设于龙州,于宁明、凭祥设立分局,并在这三处设纪行,订经营章程,组织武装护卫,垄断桂南地区八角、茵油的生产和出口,禁止私卖,由经纪行销往广东,具有垄断和买办的性质,是适应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原料的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与桂东和桂南地区相反,在桂西和桂北及云南东部壮族地区,由于距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地区遥远,山岭阻隔,交通不便,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没有直接达到,“洋货”的输入直到民国时期影响依然很小,保持着占老的封闭状态。清末民国初,桂西壮族土司统治地区,或已经改土归流不久的地方,封闭状态远未消除。据对西林、隆林、田林、凌云、天峨、南丹、环江、都安、东兰、罗城、马山等县的社会历史调查,当时好市交易的“洋货”甚少,有字号的坐商寥寥无几,依然保持着壮族传统的交易状态。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或经营方式.主要表现在壮族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则基本上尚处在封建的封闭状态。壮族地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经济上城镇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壮族西部农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梧州、南宁、柳州、龙州、贵县、桂平、百色等城市和城镇,是帝国主义、官僚、商人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而广大的农村,则仍是地主、农民活动的另外一方天地。地主仍旧靠出租土地、放债而聚积财富,很少投入工商业的经纪活动。壮族地区中由地主转为工商业或地主兼工商业者为数极少.农民耕田自给自足。破产的农民不是流入城市变成工人,而是沦为地主的佃户,或乡间的流民无产者,如果难以生存下去,只有群起而反抗。这就反映资本主义因素较多的城镇(特别是东部地区)对农村的联系和控制仍然很弱。农村的封建统治和城镇的明显商业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以此观之,壮族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未深,这种社会形态在西部山区尚未形成。如桂西南丹县,直至清末民国初年,土地仍为土官和地主所占有,农民自耕自织自养。该县的县城至清末始有很少量“洋货”出现.黄江区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 年)才有火柴出卖;二十二年(1934年)才有洋纱、洋布出售,谈不上“洋货”的冲击。农村依然自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自用蓝靛染布使用。铁器、竹木器具亦自产自用,显然是未受“洋货”染指的一片“绿洲”。宜山县是桂西北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时至清朝末年,除县城和一些大的月二市有些外来的布走、棉纱出卖外,广大农村仍然是农业和乎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洛东乡壮族在山坡上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绝少买洋纱的”。好上有3 家商号,各家种田数亩至劝亩,这反映不仅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而且商业也与农业结合,自然经济的基础十分牢固。近代的壮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表现在城市和较大集镇较为明显,而广大农村则仍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然经济占统治的地位。


壮族地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从时间上看比东南沿海地区晚,在壮族地区内,西部又比东部晚,大抵在鸦片战争后,东部地区开始了变化。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后,从南部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这是近代壮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体过程,或者说是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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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壮族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壮、汉、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是各族人民同外来资本主义列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矛盾激化的结果。这次大起义发生在壮、汉、瑶族杂居的桂东地区桂平县金田村,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强大的农民政权,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山东、贵州、四川等18个省,同清朝官军及英、法、美等外来侵略者战斗了14 年之久,震荡全国,惊动世界.揭开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壮族地区还爆发了吴凌云、黄鼎凤、李文彩、李锦贵等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建立政权,转战于广西各地及贵州等省,配合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并与太平天国相始终。这次太平夭国起义和各地壮族农民起义虽然在清王朝和列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记下最光辉的一章。

第一节 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较战前复杂和尖锐。原有的农民和地主豪绅之间、人民大众和清朝政府之间、当地土著和外来客人之间的矛盾之外,增加了各族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尖锐的局面。广大农民和封建地主豪绅的矛盾,是近代壮族社会的基本矛盾。广西东部壮、汉族杂居地区,由于土地集中现象比较严重,矛盾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桂东地区,如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容县等地,大部分士地都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道光、咸丰年间,桂平县大宣里,“盘龙村昌姓有租80多万斤,安众村凌姓和竹围村陈姓各有租90多万斤”;金田村人口320多人,土地750多亩,其中韦、谢二姓地主占410多亩;“三江好的地主温姓最有钱,有160多万斤租,向京城报过百万富。蒙冲的王阿耀、刘阿昌,各有近百万斤租”;平南县“高田戴姓、谷塘卢姓,各有百多万斤租。周村袁姓、陆姓、潘姓,各有几十万斤租”;贵县“宋定柯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人,是覃塘的大富豪,他报过‘百万富’。他拥有的土地算不清,面到红泥、覃塘,南面到周村、六岸,东面到六沟冲、六务村一带,周围几十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一家占有,每年收租百多万斤”;象州乐村韦俊福“有过百万斤租的田地”, “谭敬芝也有几十万斤租”。弟浔州府属地区50%一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田租沉重,“大多数是百种千租(即一百斤种的田收一千斤租谷),随后增加到二千斤租”,租谷占收获量的47成。高利贷利息很高,“每年三、四月间,向地主借100斤谷,到六月要还270180斤谷”。各种剥削中最厉害的是“当押”。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到当铺当农具、衣物以至房产。铺店主采用“九出十三归”的手段进行盘剥,即当物价值l两,只给9钱,到赎当还钱时要收13 钱,月利高达23分.农民称之为“雷公轰”。由于破产农民很多,故典当业兴盛,当铺林立。广西流官统治的63个州县仅“立案被征税的当铺,就有177间”, “溥州府属四县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光是立案征税的当铺,多过广西任何县份。如贵县有18间,桂平151司,平南11间,武宣地方最穷、人口最少,也有4 间)当铺众多反映出农民的贫困。当时有人描写农民的受剥削状况是:”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糙谷攘攘,终岁无一粒”; “八百苗疆亭甲差,散为官司三十六,队队孤行而虎威,村村骑马又食肉。骑马食肉锄头钱,锄到七锄唁可怜。(土人锄地有谚云:一锄供官、二锄吏、三锄甲差、四皂隶、五锄六锄头人把事,七锄锄到自家的。)郁郁管林成黑地.漫漫烟瘴无青天。”公所谓“土人”,就是指壮、瑶等少数民族,他们多山居。在地主豪绅和官吏的沉重盘剥之下,“因是育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斯山居之农所常见也。”这是桂东壮、汉、瑶族杂居区的地主占有土地和农民受剥削的状况。桂东地区的土地兼并和集中,是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农民破产,地主豪绅乘机兼并的结果。在西部的壮族聚居区,由于大的土司改流已经完成,过去土官占有的土地,有部分已转到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和农民手中,土地大部成为自耕农所有;有的作为改流后土官之赡养田、祭田,由土官和官族自租于人耕种;有部分则成为官府之公田或学田,而新生的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量较少.故西部壮族地区尚无土地集中和农民与地主的尖锐矛盾情况。但在这一地区,“改土归流”尚朱完成,仍保留有40多个小土司,依然是农奴制度。土官的腐朽和黑暗统治,农奴已不堪忍受,南丹、忻城、大新一带的土司区境内,农奴为争取解放而展开反土司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土司区农奴反土司斗争也十分激烈。如大新县之太平土州,“三点会”首领在农民和农奴中活动,展开反土官一斗争,土官落荒而逃,最后投降。一下雷土州,以农奴花三、佃尤组织的队伍一举攻入土官衙门,土官许拴威仓皇出逃。这反映出土司地方农奴和农民与土官的矛盾也相当激烈。

民族矛盾,表现在“来土斗争”上,在东部壮、汉、瑶杂居地区尤为激烈。史籍载:" 贵县、桂平,上著僮人曰土,广东潮、惠人曰来。”土人主要是历来居住在这里的壮族,也包括部分唐、宋、元、明时期先来的汉族后裔,他们或许已同化于壮、瑶之中。土著壮人由于历史悠久,首先占有良田沃土.以农耕为主。而后来之汉族“来人”多经商或读书致仕,以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与土人争夺地盘,以至彼此各结为势力团体,相互争夺,械斗不息。广西巡抚周天爵云:“粤西土广民惰而愚,客民皆寄食其地,良少芳多,芳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之萎,而客民且利良者之家室,于是仇隙日深.结党互杀。而黯架出于其间,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者多矣,沿左右江数千里之间。可知壮、瑶“土人”和外来汉族“客人”之间矛盾之尖锐。“土人”和“来人”矛盾的中心是争夺土地和妇女问题。“诸蛮(指壮、瑶族)性犷悍,然不敢亲见官府。其田粮辄请汉民之猾者代输,而倍偿其数.谓代输者为田主,而代输者反谓有田者为田丁,传及子孙,忘其原始。汉民辄索租于诸蛮。诸蛮曰:我田也,尔安得租l代输者即执州县粮一单为据,门:我田也,尔安得抗租!于是讼不解,官亦不能辨为谁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诸蛮.’城永淳县(今横县境)壮族的杭租斗争,亦是土著壮人和汉族客人地主之间的矛盾所引发。壮人因不善言词,畏见官府,他们种地纳粮遂由客人承包,随后久之而占其田亩,收租纳粮时刻薄胶削,壮人由田主而变成佃户,客人由包租而成出主。壮民不甘忍受,愤而上告官府,官府判壮民为非,遂有壮民抗租之浪潮。他们说:“一县田地,皆我僮人祖上开荒自种,因不常到衙门,不识纳粮数目,托客人代纳,每年纳租与他。今我们识数,不必求他,所有租谷,全不用纳。”但经黄府宪“审讯”, “斥其革租为非,断令照旧输租与田主”,并拘押告状之壮人。壮人集众数卜,攻破“客人村庄,大肆焚劫。”在贵县,“来人富家温某,艳土人美女,欲娶之,诱女夫家退嫁,不可,温欺其弱,竟娶之,遂起衅相仇杀。’,在武宣县,三里汗“来人”林发堂,凭其财势,把同村的黎、韦、廖三姓壮族人赶走,占其田地,并且不准他们到三里赶圩;东乡“来人”地主刘盂三,依仗有钱有势,强占曾姓壮族人的田地,因而发生械斗。当然,“来人”和“土人”之间的斗争,多半是“来人”和“土人”中的地主豪绅为争夺土地而彼此各自拉拢起人马,互相械斗,既有民族矛盾斗争性质,又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种现象不仅在桂东壮、汉、瑶民族杂居区发生,在西部壮族聚居区亦有发生。如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田州八角土客械斗,宾州土匪五百人应之,路经县城,无敢问者。”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卓兴督押客民“赴恩平所属之那扶等处安插,而恩平土民即敢肆行掳杀。”在宜山等处,亦有客、土械斗发生。客人之来有先有后,先来者与土人相处甚洽,多助土人;而后来者,与土人争田地,斗争甚烈。鸦片战争后有大批破产的汉族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广西,因而争地斗争愈演愈烈。民族矛盾之发生与激化,与列强发动侵略的鸦片战争造成的结果不无关系。

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人民大众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斗争更为激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战后裁兵,“各兵着分别尽撤”, “即广西之兵亦可随时酌撤。再见存义勇二万六千余名为数亦觉太多。”裁撤兵勇,使之无以为生而随处流窜。这些失业丁勇.“猾黯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袅之属,从而附和。” 他们进入壮族地区后又同当地破产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手工业者相结合,打击官府和乡问地主豪绅。道光三十年(1850年),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举人李宜用、生员何可元、绅士莫子升等人纷纷到衙门具控,“逆匪峭起,到处攻劫”, “延及七府一州”。念广西巡抚郑祖深奏:“太平、庆远股匪,复窜永康州.劫狱放囚,该署州妻女同时被害。另股贼匪扰河池,该知州被其拦截,守备、吏目亦被围。”羌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钦差大臣赛尚阿至广西后,奏“粤西情形,除桂林一属尚称完善,此外各府群盗如毛,各股土匪多者数千,少者数百。会匪(天地会)之凶悍甚于土匪,会匪之党亦多于土匪。”道光末至咸丰年间,广西之柳州、南宁、太平、思恩、庆远、镇安、泗城、平乐、浔州等府州县,人民大众掀起反清朝统治的浪潮。翰林院修撰、临桂绅士龙启瑞上书曰:“省恒士民,向不知兵,一闻戒严,顿生惊怖…尤可虑者.外府州县土匪结党屡数千人,白天公行劫掠,村市壮健为之裹胁,老弱尽于死徙,号哭载道,鸡犬一空。春耕之时,牛种无存,比及贼退,欲耕不得,势将束手就毙。此等情形,大约桂林、平乐、滑州、柳州、思恩、南宁所属州县,在在有之。地方大吏,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无措。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演烂不可收之一日。”他把人民大众同清政府的矛盾和斗争,形势的发展描述得淋漓尽致。

壮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是极为错综复杂的,但主要矛盾是农工劳苦大众与清朝封建腐败政府和地主豪绅之间,以及各族人民大众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已经白热化,正待汇合成一股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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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壮族人民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及保卫太平天国的斗争


    


    


    
鸦片战争之后10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惊动全国和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汉、壮、瑶各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它揭开了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相对来说,广西是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战后被裁撤的丁勇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挑运工人以及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天地会,都向广西转移,成为革命力量的聚集之地,而桂平紫荆山及周围各州县是理想的活动根据地。1844年夏天,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到桂平、贵县一带壮、汉、瑶族杂居地区从事革命的组织宣传活动。于紫荆山区创立拜上帝会,宣传上帝、基督教的人人平等思想,宣传客家(人)、本地(土人)一家,团结起来灭妖精(清朝官吏),得到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纷纷加入拜上帝会。经过几年的组织发动,拜上帝会发展扩大到贵县、平南、武宣、象州、玉林、博白,以至广东的化州、信宜等地,会众数万人。拜上帝会的著名人物如卢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蒙得恩等,都是壮族人。拜上帝会的组织宣传和力量的发展,捣毁象征神权的甘工庙,引起封建地主豪绅的注意,地主豪绅王作新抓走冯云山和卢六。拜上帝会组织营救,同封建地主豪绅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卢六是拜上帝会同清王朝作斗争而牺牲的第一位英雄,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


    
1850
7月间,洪秀全发出团营令,并在平南花州布置起义,为清军发觉并遭到包围。蒙得恩等组织会众营救,击败清军,迎接洪秀全回到桂平金田村,在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1851l11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桂平金田村爆发,起义的指挥部就设在韦昌辉家中。各地到金田“团营”参加起义的队伍约3万之众,其中壮族约占三分之一,成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基本队伍。许多壮族妇女同男子一样投入起义的洪流之中,成为太平天国中英勇善战的战士。

据历史调查,道光、咸丰年间的紫荆山,“壮族人约占三分之二。军营村厉来人口都有四五百,是紫荆山最大的村庄,全部是壮族人。田心、高松、中平、思坑、沙田、龙响、茶地等村庄也都是壮族人居住.拜上帝会时,在我们这些地方,哪里都有人去,有些人全家大小都去了。”金田村“韦昌辉全族一百多人参加了太平军。”贵县龙山,“石达开出兵时,本地有一千几百人跟他去,都是本地乡民,其中有壮人,有来人。”武宣东乡“壮族人占十分之六以上,壮族村庄占三分之二以上”; “东乡大约有好几百人参加太平军,古和村全村都去。以前这些地方都是壮族人居住的”。象州之中坪乡,“太平军来时,这里有很多壮人跟太平军去了。当时有些全家大小都去,大的背着小孩去。新寨去的最多,因为太平军在新寨住。当时新寨有上千火灶(户),跟去的有八成。那时新寨住的都是壮人。除新寨外,附近村村都有人跟太平军去。”壮族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很多,故成为太平军的基本队伍.

金田起义爆发几天后,太平军东出大湟江口,打败清军和地方反动团练的围攻。3 月上旬。经紫荆山北上武宣,据东乡、莫村、三里等地,吸收武宣的拜上帝会会众,扩大队伍。323日,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称“天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洪秀全称“天王”和设五军主将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加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清政府为围剿太平军,调兵遣将,从贵州、四川、安徽等省调兵,并拨出巨款。5月中旬,太平军为克服粮饷、食盐和弹药来源的困难,主动撤出东乡,北上象州,占中坪、百丈、寺村、古城、新寨、大乐等地。清将乌兰泰、提督向荣率清军围堵太平军。太平军在象州境内完成吸收拜上帝会会众后,于7 月初撤离象州回师紫荆山、金田地区,与清军展开反围困的战斗,持续两个多月,金田、新坪先后被乌兰泰和向荣攻占。9月中旬,太平军撤出新抒,向平南进发,在官村一带大败清军后向永安州进军,摆脱清军的前堵后追,取得了主动权。9月下旬,太平军攻占了永安州(今蒙山县),以此为根据地,继续完成封王建制工作。1217日,“天王”洪秀全发诏令,以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中,壮族占了3人。太平军在永安州8个月,封王建制,颁布天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初步形成。

太平军在永安一方面进行政权建设,一方面同清王朝的军事围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8524月初,太平天国进行战略转移,突破清军的层层围困和封锁,途经荔浦、阳朔,4月环日围攻桂林省城,毙清将乌兰泰。太平军围攻桂林一个月,久攻不克,519日撤围北上,连克兴安、全州。6月初,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沿湘托而下进入湖南道、永等州,与湖南清军江忠源部一路激战。9 月,太平军攻湖南一省会长沙,前军主将、以“勇猛刚强,冲锋第一”著称的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也是壮族为太平天国革命做出的重大牺牲18531月,太平军攻下湖北武昌,接着百万大军沿长江而下,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329 日攻克南京,并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此后,以广西汉、壮族为骨干的太平军,为保卫太平天国,抗击清朝军事进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展开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中游地区,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了英勇战斗。长江中游之武汉、九江、安庆一带,是天京安全的生命线,如被清军控制和占领,顺江而下,对太平天国是极大威胁。石达开在这一带屡败湘军,对保卫太平天国的存在和发展是很重要的。18565月,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造成极大威胁,石达开奉令率部3 万人从西部回天京,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以壮族骁将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初就驻守东部重地扬州,牵制清军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不久,统率2 万多太平军从扬州北伐,目标直捣清王朝的心脏北京。他们作战于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省,牵制、打击清军对天京的进攻,战斗将近两年,对保卫太平天国,发展全国的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1856
9月,由于不幸的“天京事件”发生后,太平天国无得力之人总理朝政,力量大为削弱,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进围天京。在太平夭国危急之际,壮族蒙得恩辅佐洪秀全.总理国政,为中军主将,任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广西籍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等,率太平军协同作战,解除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蒙得恩从185710月总理朝政至1859年秋,对支撑太平天国政权起到很大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石达开掌管外交事务,主张各国平等,驳斥列强干涉中国之内政。18534月,英使文翰来到南京,申明英国对太平天国同清朝政府之间的斗争持“中立”的立场。当时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与文翰打交道,明确奉告英使,如帮助清朝政府是“大错”和“没有用的”。不久,文翰照会太平天国,声明要太平天国承认英国在华取得的权益。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谕告之曰:对于不远千里而来的“海外英民”表示“踊跃欢迎”,准许“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后来英国终于撕了“中立”的伪装,和清政府相勾结,出枪出炮,甚至组织“洋枪队”,参加镇压太平夭国的活动,并对太平天国提出无理要求,要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不得进入九江、汉口两处百里以内的地区,要赔偿太平军占领区英民的损失等等。1862年,幼赞王蒙时雍(赞王蒙得恩之子,壮族),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以严正驳斥,斥之“毫无道理”, “是极大的错误”。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进攻上海,大败“洋枪队”。这些外交行动,表现了太平天国政权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尊严的严正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志。执行外交使命的韦昌辉、石达开、蒙时雍等人,对维护太平天国的尊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值得称道的。


    
1856
年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后,翼王石达开率所部20万人于18597月回师广西,10月攻克庆远府,设翼王府,连克思恩、罗城、宜山、河池、东兰等州县。在庆远驻军8个月余。18606月,率所部赖裕新南攻宾州、上林、武缘,围困南宁月余。次年6月,率军回故乡贵县,扎营城外百余里。因大成国失败,陈开战死,石达开部失去支援,于是率部4万余人北上经融县、怀远进入湖南、四川,最后败于大渡河。石达开回师广西两年有余,对广西壮族和各族的反清斗争起到鼓舞的作用。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从准备阶段就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故在金田起义的过程中,不仅有许多壮族男子参加,而且有许多壮族妇女参加,成为太平天国女军中的一部分,和男子一样战斗杀敌。太平军中的女兵,“皆伪王亲属。摇、撞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军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壮、瑶族妇女生活在山谷、洞中,长年劳动,勤劳勇敢,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马克思、毛泽东都曾经作过深刻的评价。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壮、汉、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失败,历时14 年之久,战斗遍及大半个中国的18个省,给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最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以后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不能得逞。马克思指出:“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他还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这个个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个论断,已为1848年以后欧洲各国所发生的革命运动所证实,同时也为亚洲的印度等国的革命运动兴起所证实。太平天国革命震动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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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凌云起义创立“延陵国”

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鼓舞和影响下,广西各地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左江新宁州壮族吴凌云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

从嘉庆至咸丰的几十年间,南宁、太平府属各州县,地主豪绅和清朝官吏对壮族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相当沉重。嘉庆末年在隆安县,“钟皆山邑侯往任伊始,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1000 两外,更增加月规一款,每月加银150 两,一年该银1800 两。通盘一任官共糜费银12100 两。于是暗设金字号,征银1 两以上者为之大户,9 钱以下者谓之小户。征银1 两纳1 5 钱,征银9 钱者纳更多于l 两,征银8 钱者纳更多于9 钱。类而推之。愈小而愈加,甚至于分厘之莫可记及者。行之数十年间,凡为常例。剥民奉上以自肥其身,小户疾首痛心,甘受其冤而莫可控诉。”在如此官绅勒索之下,“频年以来,蜂鳌当毒,荆棒满路,或蹂躏劫掳,烧毁民房,或锋镝交加,横尸暴野。不得以已保举看守包费,较征银数倍。从此妻离子散,乡村寥落,惟正之供阙焉,费讲矣。”在宣化县(今邕宁县),“(道光)初,县征收田赋,名目繁伙。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小民输纳时,态其鱼肉,吹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前经莫尔炽发其奸贪,败诉,气势愈横。”如此之下,广大壮族农民乘机组织天地会,展开反抗地主豪绅及官府的斗争。道光三十年(1850年), “贼匪由明江窜至龙州。同知王叔元… 枪炮未能施放,贼即恃众拥入厅署”; “又七月初九日,贼匪窜入宁明州衙门。署知州恒椿,先经会同千总何光璨在板利屯堵御,赶回围捕… 。又贼窜至左州之驮卢,代理知州保征星赴四乡催团练,于十九日午刻赶加保护证,该匪已于是日拥入该州衙署。又则匪千余人窜至万承州地方,旋拥入该土州衙署。”太平府属“自道光二十八、九年,毛匪土匪滋扰五属两厅十九土州,渠魁林立,啸聚大股抗拒官兵者,则全茗之许祖恩,龙英之赵丹,侬(龙)茗之小波萝,镇远之苏特木,至龙州之黎盛五、张正庚,宁明州之赵光祖,上思州之梁名卿,四(都)结土州之林发秀,思陵土州之韦再寿,养利州之樊三、樊五、王士青,永康州之黄胜,左州之蒙世彦、黄夭锡、黄自富、梁著新,崇善之杜永珍、何庚云、杜五火,土江州之邓士昌、邓祖禹等,俱能啸聚外匪。”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上思之恒芳、黎永福、陆长春等“犯宁明,与宁明山贼李合聚众,迁江、隆安土峒,思陵各贼皆附之,扰南宁、太平所属几遍。” 咸丰五年(1855年), “土贼王晚与刘阿积、黄士昭陷太平府据之。时土贼纷起,不可胜数。黄胜春据龙州之陇津,卢生才、凌晚据崇左之通康,孔香、雷济春据罗白土县之岂旺山,覃应连、应达据罗白之丁极村,邓大、邓二据土江州之苏林村,黄三大据崇善之恩城,各股啸聚,或千人,或数百人,互为应援,以为唇齿,” 总之,自道光末年以后的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左右江一带,“土匪纷起”, “弱肉强食,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散复聚,或旋起旋灭”,他们“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或为“米饭主,即堂匪也”。“洪秀全创谋蓄发,流贼土贼亦多蓄发,欲其不易散也。”风起云涌的左右江各地天地会农民反抗运动,为吴凌云大规模起义准备了群众基础。

吴凌云,原名吴元清,绰号“长腰四”,新宁州(今扶绥县地)渠卢村人,壮族,是“为州诸生”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天地会的首领。道光末年,“路多伏莽,凌云世为窝主”。咸丰元年( 1851年),凌云被告发,新宁州知州庆祺“执羁礼房,谕捐军输自赎”。出狱后,“村人护为四大哥,竖旗聚众,号曰‘全胜堂’, 伊弟元高、元禄相助为虐,其众时出劫掠为乡患,控告重重。”出狱后的吴凌云更痛恨清政府的腐败,便组织群众展开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咸丰二年(1852 年),知州庆祺调集清军和地方团练围攻渠卢寨,吴凌云奋起抵抗。渠卢寨被攻破,弟吴元高牺牲,吴凌云退走后联合各处“揭竿扬旗”的大胜堂、得胜堂、友胜堂、广胜堂、勇胜堂、义勇堂、广义堂、忠义堂、联义堂等天地会组织,力量逐步强大。知州程佐“知难扑灭,姑招安以羁糜之”,吴凌云与之周旋。咸丰三年(1853 年),吴凌云遣林九大、农大、雷明等率数千众,攻占新宁州六都陇朴村,遂以陇朴村为中心,各村“拜台入伙,附近南、太地方,蹂躏几遍。” 吴凌云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已活动和影响到南宁和太平府境的许多地方,各地官府惊慌不已。咸丰四年(1854 年),吴凌云部下黄十九率众数千攻占大塘圩,与清军、团练鏖战3 个月,毙团练头目莫温玉、张綬,俘张洲、莫秀山.杀之。吴凌云的起义队伍和清军及团练之间的斗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激烈进行。咸丰五年(1855 年),吴凌云攻占崇善县之驮驴圩,与当地温阿富率领的数千人相会合,各部分头出击,攻新村、渠黎布謡、那隆、陇民等地。清左江道吴德征,急调清军和团练与起义军步步为敌,展开拉锯战。咸丰六年(1856 年)九月,吴凌云义军数万人,攻占新宁州城,摧毁州官统治机构,并以所部梁日高为知州,出布告安民曰:“我父老兄弟,遭满奴(指清朝政府)之蹂躏久矣,严刑苛税,鸡犬无宁日。凌云目不忍睹吾父老兄弟之倒悬,因是联合各姓之兄弟,同举义旗,专讨满奴,以复汉室。尔等不必意外猜测,别生异心。其各安者如故,有明大义来附者,吾必礼而用之;持戈反抗者,族诛不贷。仰阖州人士,凛遵勿违,特示。”告示显示吴凌云农民起义之目的和奉行的政策。其斗争的矛头是腐败的清政府,但从其“专讨满奴,以复汉室”,也反映了其革命觉悟与目标的局限。

咸丰七年1857 年),左江镇色克精阿、新太协多禄、左江道吴德征等调集清军和各地团练武装,于咸丰七年三月夺回州城。吴凌云退出新宁州后于五月回攻其家乡陇罗村。八年(1858 年)二月,占陇罗、陇民。九年(1859 年)五月,复占崇善之驮驴等处。十年(1860 年)一月.吴凌云率部将黄万年、卢裕纶、黄晚、葛二等攻陷太平府及所属忠江、迁隆、罗白诸地,知府刘作肃、西隆州州同冯应请、左州学正蒋应奎、副将多禄、都司黄耀麟、把(总)李为樑,上思州千总王爱仁等被起义军捕杀。七月,遣莫六等收复永宁州城,执杀代理知州郑元振。此时,吴凌云起义之势力鼎盛,新宁、太平、崇善、西隆、迁隆、左州、上思、龙州等一带“纵横数百里,沦陷殆遍”,皆是起义军的天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八日,“吴凌云僭称延陵国主,颁伪诏,设伪官。初九日,遣伪阁疆侯黄万年等,率众数万,围新村,连夜筑些六十四圈分扎”,并决塘水以护城.在永宁州之陇罗村建立了“延陵国”.建国之时,“凌云使长子吴阿终守太平,次子朱元守养利。僭伪号曰‘延陵’,铸印文曰‘延陵玉玺’,修建宫室,蓄发变服,封伪官梁国祯、梁谦之以下数十人”。“延陵国”的建立,使清朝之当地“文武官衙概为毁尽”,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及当地地主豪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对广大农民来说则意味着他们企求的土地所有、减轻税赋有指望了。

清朝政府和地主豪绅,与农民起义誓不两立。“延陵国”农民政权建立之后,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反扑。逃居外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向官府告急。左江道吴德征檄调委员朱腾伟、郭昌龙等率数百官军,宣化县团总张世显、张国裕带练勇千余,清平团总陈家宾等率勇来援,对“延陵国”步步为营,与起义军展开决斗。同治元年(1862 年)二月,太平府失守。八月那隆失守,“延陵国”之“辟疆侯”黄万年牺牲。陇罗被清军层层围困,“延陵王”吴凌云在突围时中炮牺牲,其子吴亚终仍坚据抵抗。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陇罗陷于清军之手,义军遭大屠杀,“起获违禁器物、延陵伪殿,尽行毁平,擒斩诸逆,枭首竿示,累累相望。” 吴亚终率起义军余部西走归顺州,与那里的农民起义军相会合,继续展开反扰清朝统治的斗争。

吴凌云领导的起义和建立的“延陵国”农民政权,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联合进攻之下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已经过时。“专讨满奴,以复汉室”的口号原是清初南明政权“反清复明”曰号的继续,南明没有成功,二百多年后的农民起义还要“复汉”,显然违背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当时广大壮族农民最迫切要求的是土地和减轻赋税,吴凌云的“延陵国”并没有提出这方面的口号和纲领,缺乏动员群众坚持斗争的基础。起义军各部都是原来没有多少联系的各个天地会的集合体,既缺乏统一的纲领口号,也缺乏严密的组织指挥,力量分散,没能有效地调度和相互支援,故在作战中清军能分割击破。分散性是吴凌云起义军的一个大弱点.“延陵国”建立,虽有封官,却没有建设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效措施,其基础是极不稳固的,经不起清军和团练的联合打击。更重要的是农民政权内部没有团结好。由于以会党组织为基础,各会党头目之间为各自的利益打算,很难团结一致,甚至相互猜疑和残杀。如吴凌云之弟吴元禄.在敌人的引诱之下借故杀了起义军骁将黄常伦,引起起义军内部矛盾和分裂,以致在清军和团练的进攻之下发生动摇、投敌。在清军围攻陇罗的紧急关头,起义军将领吴迁瑶竟举起白旗,开门迎敌,致使“延陵国”都城陷落。清朝官吏及地主豪绅将吴凌云起义军视为“乌合之众”和“井蛙自大”,虽是诋毁、污蔑之词,是出于对农民起义的阶级仇恨,但亦反映出农民起义军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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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李文彩、李锦贵和黄鼎凤起义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期间,壮族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与太平天国在天京的斗争遥相呼应,有力地牵制着清军事力量对太平天国的压力。在各地的起义中,除上节述及的吴凌云新宁州起义外,还有永淳、横州的李文彩起义,上林一带的李锦贵起义和贵县一带的黄鼎凤起义。这些都是以壮族人为主体的团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联合斗争,共同抗击清朝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和地主豪绅势力。

一、李文彩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李文彩,壮族,永淳县(今属横县)平郎圩狮子塘村人,因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又称李七。理发为业。清朝一代,永淳是壮、汉族杂居之地,壮人被称为“土民”或“屯民”,外来的汉人被称为“客民”。“土民”世居此地,勤劳朴实,不谙汉字,畏见官府,故其粮赋多由“客民”代纳。久之,“客民”代纳者成了业主,而有田者却转成了佃户,向业主交租纳粮,受尽了业主的压迫和剥削。咸丰元年(1851年),十三屯的壮族农民在杨隆盛、黄可经、陆锦钦的领导下,掀起了抗租风暴,数千人聚会结盟,告至官府曰:“国之初时,一县田地,皆我僮人祖上开荒自种,因不常到衙门,不识纳粮数目,托客人代纳,每年纳租与他。今我们识数,不必求他,所有租谷,全不用纳。”官府视为“捏控”,压壮民交租如旧,并拘押壮民代表9 人。壮民不服,围攻县署,抢监夺人,一路杀业主,由抗租而转成反官怒潮。壮民与客民业主、官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尖锐激烈。

咸丰元年(1851 年),李文彩在壮民抗租斗争的启动下,于平郎圩揭竿而起,与十三屯壮民的抗租斗争相联合,共同打击地主豪绅。后李文彩被招安,充当南宁壮丁,守横州之乌蛮滩。咸丰二年(1852 年),十三屯壮民的抗租斗争正炽,李文彩于南乡之平山村与佃户宁晚、雷鸣春等人结盟拜会,再次揭竿而起,攻南乡、藤萎、六加等各村,各处壮民佃户纷纷加入。又在平田村造船、立寨,截西江水面往来船只征税,以充军资,十三屯抗租壮民又纷纷参加李文彩的起义队伍。此后,李文彩之义军转战于永淳、横州、灵山等州县之境.所到之处,劫富济贫,夺田免租,打击官绅势力,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队伍发展到8000 余人。清政府见起义队伍日益发展壮大,纠集钦、廉州及灵山之官军、团练,并捐资数十万,对付起义军。咸丰四年1854 年),清军连破义军之新坪、平南、南乡、江口、平山等村,并于咸丰五年(1855年), 围攻义军之根据地平郎圩,义军遇到很大困难。

咸丰六年(1856 年)二月,平郎圩被清军攻占,李文彩走浔州,投陈开、李文茂之“大成国”,被封为“定国公”,与“大成国”之定北王梁培友合力,拥众3 万,先攻占贵县西山。十二月,再破云表,群众热烈欢迎,所过地方,“用花红爆竹拜迎”。七年( 1857 年)二月二十八日,义军攻占永淳,县主刁汝元“气死于那檀村”(又说是“吞金自尽于梁之祖祠内”)。三月二十九日,义军分水陆两路夹攻横州,克之,县牧罗定霖弃城而逃。五月二十七日,义军溯江而上,攻克南宁府城,并将南宁府改为南安府,将宣化县(今邕宁县)改称永安县,将永淳县改为峦城县,改横州为搓州,统归于“大成国”管辖。同年年底,又东进攻占广东灵山,至此,南宁、永淳、横州、灵山一带皆为李文彩农民起义军所控制,是农民起义军的鼎盛时期。

农民起义军的胜利和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在惊恐之中调集官军和团练,进行更疯狂的反扑。当时“大成国”的主力正征战于桂北地区,无力顾及南宁方面的起义军,给清军的进攻以可乘之机。咸丰八年(1858年)春,清军集中兵力首先围攻灵山,义军因粮饷断绝,于十月,灵山被攻破,义军余部退守横州、永淳.战斗连连失利。九年(1859年)三月,起义军内部之孙仁广、梁安邦、梁常保等人,见起义军失利,遂起叛心倒戈屠杀义军,占据永淳。李文彩在横州、永淳失陷后,带领余部向北转移,走贵州、四川,投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同治三年(1864年),石达开于大渡河失败牺牲,李文彩即率领太平军余部回师黔东南地区,与当地的苗、侗、布依等族起义军相汇合.继续展开反清斗争。清政府调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数省兵力疯狂围攻镇压。同治十一年(1872 年)四月,李文彩义军被清军围困于施秉与镇远之间的牛塘地方,李文彩在战斗中牺牲(一说逃遁不知所终)。李文彩从咸丰元年组织反清起义,到同治十一年的最后失败,不屈不挠地战斗了22年,先投“大成国”,后投太平军,转战于桂、川、黔等省之境,为壮族近代农民革命史上少有的英雄人物。

二、李锦贵起义

李锦贵,上林县东关人,壮族。咸丰初年,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烧灼着官府及地主豪绅。上林、宾州地方,有陶八、张家升在活动。官绅为对付农民起义,在各乡办起团练。初时李锦贵被推为东关团团总,因与古丹团团总蒙锡鼎结仇,发生火并,李锦贵部打败古丹团,并袭击县衙,打死官员多人。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夜袭云吴村失败的覃国香、覃观成投归李锦贵,使东关团势力大盛。因李锦贵冒犯官府,与他团不和,知县梁培坤下令“撤去总局,凡事由地方官节制”,夺了李锦贵团总之权,并企图征讨之。李锦贵于是与黄元锣、李绍理领导的起义队伍相会合,成立“大勇堂”,并被推为首领,在东关举起义旗,展开反官绅的斗争。咸丰六年(1856年)春,李锦贵“自称大元帅,建三军师,命旗帜,官不能禁.土匪、外匪劫掠所得就锦贵瓜分,以是拥厚资。”本地、外地被诬为“匪”的农民起义军纷纷与李锦贵联合,力量进一步壮大。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李锦贵联合宾州谢秉彝义军攻上林县城,不克,退入狮螺圩.谢秉彝退回宾州。三月,谢秉彝联合贵县义军黄鼎凤攻克宾州、杀知州翟景禧。七、八月间李锦贵又联合谢秉彝,攻上林县城,克之.杀知县梁培坤,并将上林县改称澄江县,李锦贵“自称明义将军、大司马,元谬、绍理为左右指择,鲁栓、张立忠为军师。秉彝分守宾州,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元缪等各于本团分立营垒,制如官署。这是李锦贵在推翻清朝地方政权之后建立的农民起义政权。上林县在李锦贵农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所谓“自是土匪纷起,不可胜纪”,表明各地农民踊跃响应的盛况。咸丰八年(1858年),清朝官绅进行猖狂反扑,宾州代知州何兆葵陷宾州,谢秉彝被俘牺牲;清军副将肖荣芳进逼上林,占上林10余村,但因柳州军事吃紧,肖荣芳回柳州,于是李锦贵复回上林。谢秉彝之弟谢秉伸亦夺回宾州,杀知州任秉钰、守备韦敬贤等。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团练对上林、宾州展开争夺战,战斗非常激烈。

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李锦贵率起义军,与黄鼎凤、周荣祖义军合力攻占上林境之巷贤、校塘、内八义、外八义等村。九月至十二月间,回师广西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将赖据新、石镇吉部,先后到达上林,李锦贵农民起义军亲临迎入,与太平军的联合,使起义军受到极大鼓舞。咸丰十年(l860年)正月,太平军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改用太平天国年号。李锦贵率莫刚强部攻古蓬,杀代理知县陈汝。四、五月间,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从庆远南下迁江、宾州,十一年(18 机年)二月,李锦贵亲迎翼王入上林,翼王加封李锦贵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义军和太平军会合后,在上林县境与清军、团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互有胜负。五月,李锦贵病死,石达开之太平军出上林,经武缘县,攻南宁,各路清军团练纷至前堵后截,加之太平军内部矛盾和分裂,石达开看到难于立足,遂率数万太平军经怀远进入贵州、四川。李锦贵死后,余部由黄元谬、周定邦等率领。同治四年(1865年),清军、团练反动派攻陷上林城后将李锦贵遗体及家庭“戮其尸,并斩其妇韦氏,子彦溶、逃溶,诛以殉”,阶级报复达到了最疯狂的程度。这从反面证明,李锦贵的农民起义对清朝官府及地主豪绅曾给以沉重打击。

三、贵县黄鼎凤起义

道光末年,贵县一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家祥据覃塘,杨睿清起于大圩,黎特弟起于五山,汤西利起于黄练,钟阿春起于桥圩,郑廷辉、谭特养起于三里,徐阿云、徐阿二、邱二娘起于瓦塘,雷树春、黄阿左、黄阿右、黄阿石、苏十九、张渣三等起于木梓、木格,杨捞家起于南溪桥,覃七大、王老三起于钟村坪等。贵县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之所以到处起来反抗,是由于地主豪绅兼并土地,利用典当、高利贷的盘剥手段,使广大农民破产所至。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农民的联合起义也是人们在难以忍受沉重剥削的境况下发生的。

黄鼎凤,贵县郭西里青云村人,是贫困破产的壮族农民。父亲因摘地主的玉米充饥而被关死于狱中,他因此而被迫背井离乡,加入张家祥的天地会。咸丰二年(1852年),据覃塘圩,设“壮丁馆”,扩大队伍,吸收各地天地会加盟,成为天地会的首领。咸丰四年(1854年),发动了郭西起义,攻打贵县县城,杀官夺印,开仓分谷,救济百姓,并发布檄文,痛斥清政府“变我衣冠,形容非旧,屠我种类,血迹犹新”;“官无耻,吏无廉,专以自己为念;将无才,兵无勇,不知民瘦堪虞”; “满虞昏庸,独夫肆虐,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尽管在其檄文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但在行动上,在起义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减轻农民的粮税负担、鼓励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旁县(贵县自不用说)皆鼎凤兵力所及,就地置粮台。归附者,岁纳保护费若干,即无事。失盗以实闻,先偿如数,捕得窃赃,辄处极刑。惟虚捏反坐亦甚酷。以故境内约束严明,几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咸丰五年(1855年)中,陈开、李文茂攻下浔州,建大成国,黄鼎凤受封为“隆国公”,屯兵于贵县之覃塘。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与宾州谢秉彝联合,攻占宾州城,杀知州翟景禧,改宾州为“临浦州”。九月,又联合上林的李锦贵起义军攻占上林县城,杀知县梁培坤,改上林县为“澄江县”。年冬,清军团练反扑于宾州,谢秉彝牺牲。黄鼎凤与宾州、上林农民起义军相联合,沉重地打击了该地区的官府和地主豪绅势力,使农民起义队伍得到迅速发展。

当时大成国的势力鼎盛,几占广西大半,清朝政府震惊,调集各路清军和团练,围攻大成国之秀京。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秀京被清军攻占,陈开牺牲。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率大成国余部10万人马,继续展开反清斗争,战斗在贵县、平南、横州、宾州、永淳一带。同治元年(1862年),黄鼎凤率义军攻浔州失利,退回贵县,与宾州、横州等地义军相联合,坚持斗争。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令广西布政使刘坤一坐镇贵县,对黄鼎风的起义军采取步步为营、剿抚兼施的手段,力图将之扑灭。九月,黄鼎凤的义军败刘坤一于覃塘圩。但狡猾的刘坤一,佯装退兵.暗中却遣兵复取草塘。黄鼎凤中计,兵败退守贵县西北部的平天寨,依仗平天寨的险要地势,选悍兵强马,备足粮草,挖筑工事,坚持与清军对抗。刘坤一围困平天寨,久攻不克,改用收买、软化之法,先抓住黄鼎风之母,入寨招降,并施以小恩小惠,甚至假惺惺地认黄鼎凤母亲为“干妈”。黄鼎凤在平天寨坚守一年有余,弹药告罄,粮饷断绝,将士饿毙,形势十分严峻。终在母亲的哀求之下,走出平天寨,被刘坤一解送县城杀害,其部下将士亦全部遇难。坚持斗争了13年的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被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吴凌云、李文彩、李锦贵、黄鼎凤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征战于太平、南宁、柳州、浔州、钦州府境的数十个州县,历时十几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官府和地主豪绅封建统治势力,有力地牵制清军力量,紧密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全国的斗争,他们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斗争的精神将永载于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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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桂系集团的民族政策

一、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念

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基本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观和近代资产阶级五族共和观念的混杂。随着历史的发展,旧桂系与新桂系的民族观又有所不同。

旧桂系产生于广西左、右江地区。壮族是居住左、右江地区的主要民族,遍布于乡镇、山谷和平原,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旧桂系的官兵,大多来自壮族。其首领陆荣廷、谭浩明、韦荣昌、黄培桂等都是壮族人,是广西的土著民族。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的影响,壮人民族意识已经朦胧不清。陆荣廷也是如此,只知道有“布壮”、“土人”和“客人”、“广人”之分,而不知有民族之别。他们结帮入伙,多在自己“土人”中拉关系。陆荣廷、谭浩明在外讲“白话”(粤语), 在家讲“土话”。他们认为自己是“布壮”, “布壮”就是“土人”, 而“土人”也是汉族。辛亥革命时,陆荣廷说自己是“屈身于异族”,痛斥“满虏之残暴”,曾赋诗“天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显然,他是把“满虏”称为“异族”,把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视为种族斗争的,这种民族观念已经过时,大大落后于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五族共和”思想了。至于陆荣廷把自己看作汉族人,这是在历代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同化下壮族的民族意识被严重扭曲的一种反映。

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黄绍竑、黄旭初等都是汉族人。白崇禧祖辈是回族,但他自己认为“在广西像我的祖先从明太祖起,改姓白,多年来汉化了,所以在广西不应再用回族这名字。”这么一来,白崇禧就认为自己是汉族了。事实上广西回族与全国回族一样,其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依然存在,白崇禧的“广西回族汉化论”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站不住脚的。李、白、黄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除承认汉、满、蒙、维、藏五族外,还承认在广西有瑶、侗、苗、水、毛难、倮倮、仡佬等民族,但不承认有壮、回、仫佬族存在,认为这些都是汉化了或即将汉化的民族,与汉族已差不多。他们承认“广西古称百粤,为蛮荒之地”,承认现今的壮人讲壮话,有自已的语言、习俗。据1934 年广西省政府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广西100 个市县中,壮语分布占81 个县。由此可知当局对壮人讲壮话,而且讲壮话的人口分布很广,是了解的。但他们始终认为“壮族在广西也已汉化了”。认为壮族分布尚有义宁、龙胜、钟山、忻城、宜山、罗城,人口合共1.8 万多人。他们把这些“残存”的壮人和瑶、苗、侗等一样看待,统统视作“特种民族”。据1934 年对“特种民族”调查统计,总人口为32 万余人。在统计栏目中,瑶、壮不分,壮族不作为一个民族单独统计,就是说在“特种民族”中壮族也消失了。他们认为“五千年来汉族在竟争中获胜,少数民族被排挤到边远的山区都是事实,但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被同化了,像壮族在广西已汉化了,他们不曾自称为壮人,与汉人无异。”所以,他们就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内了。至于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称之为“特种民族”。而所谓“特种民族”的概念,显然是民族不平等的概念。这与历代封建王朝视“夷蛮为禽兽,非我族类也”的民族观是差不多的。他们认为,历来各种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输入,都是随军事征服而并至的,从前是蛮荒之地,一经征服,则教化兼施,随征的将士又留戍其地,故文化较低的民族就同化于文化较高的民族了。很明显,新桂系的这种民族理论,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强烈反映。

二、桂系集团的民族政策

桂系集团在其民族理论观念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民族政策。旧桂系集团的民族观念是模糊而无明确界限的,所以它的民族政策也是朦胧不清的。1911 年,陆荣廷以广西都督的名义发布电文,在痛斥“满虏之残暴”的同时,也指责“民贼之欺弱”,并称自己“亦曾受残暴欺弱之一分子”,所以提出“兹者以汉人办汉事,荣廷复以桂人办桂事。”在这里,他既反对“满虏”的残暴,又反对汉族“民贼”的统治。他主张“桂人办桂事”,实际上与陈烔明主张的“粤人治粤”一样,是他们地方主义观念的反映,没有包含多少“民族”的意义。1912 2 月,旧桂系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称呼,停止刑讯,解放疍户、惰民。但又在《应行照办者十四条》中规定,年月以黄帝纪元推算,自认为是汉族正宗。民族意识朦胧不清,自然不会有明确的民族政策。

新桂系民族政策的实质,总的来说,仍是历代民族强迫同化政策的延续。从1930年起,它派遣从国民党党政训练所毕业的几个学生到大瑶山南部,以“开化”瑶民之名担任小学教师,开始从事“化瑶”工作。与瑶族状况相似的壮族地区,也列为“开化”之区。1931 年,广西省政府颁布《 广西各市县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歌圩、不落夫家、抢花炮等列为“陋俗”,后来民间送红蛋之类也被指为“陋习”。强令凡“陋俗”均属有“伤风纪,应禁绝之”。从1932 年冬至1933 年春爆发的桂北全州、灌阳、兴安、龙胜、灵川等县瑶民起义,实际上都有壮民参加。广西当局调动部队用飞机大炮实行血腥镇压,暴露了新桂系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当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所谓‘五族共和’只是骗人的鬼话”, “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赏赐’。”新桂系镇压瑶民起义之后,颁布了《广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 ,将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编成乡、村、甲,拨枪支弹药给乡长、村长,利用瑶、壮官绅头人统治瑶、壮人民,推行历代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在对瑶民实行武装镇压之后,则实行民族强迫同化政策。1934 l 月,制定《广西苗瑶教育实施方案》 ,对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强迫推行“特种教育”。给三江、东兰、凤山、西隆拨发“特种教育基金”。并在明江、上金、养利、龙茗、天保、田阳、百色、凌云、南丹、河池、平治、果德、万承、左县、邕宁、来宾、迁江、象县、雒容、昭平、榴江、三江、义宁、灌阳等壮、瑶、苗、侗少数民族聚居县建立师范学校,培养“特种教育”师资。这在客观上虽然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强迫同化的措施是不可取的。

1935 年,中渡、融县、百寿三县壮、苗、侗少数民族反对民团征编训练,发动武装暴动。广西当局先用飞机大炮实行镇压,然后实行“清乡”,强化军事统治。1936 12 月,广西省政府又颁布《 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 ,规定“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处10 元以上50 元以下罚金。家长纵容者,并罚其家长。”“凡糜集歌圩唱和淫邪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斗争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1 元以上5 元以下罚金,或5 日以下之拘留”;“男女衣冠履带及一切服饰,须用国货”。“男女留发不得过颈,女子留发过颈者,须结束,不得披散,并不得奇装异服,违者处1 元以上15 元以下之罚金。”对瑶、壮、苗、侗等民族的所谓“陋俗”进行强迫改造,这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强迫同化政策没有什么差别。

1939 年,新桂系的民族政策有些变化。这时国民党中央鉴于伪满洲国的建立和苏联的民族自决政策的影响,正在制订边疆政策以求稳定边疆民族地区。广西省政府发布训令,禁止滥用夷瑶等名称,宣称“我国民族文化血统混合,已久不能强为分析”,认为国人不能再接受过去把边疆同胞视为化外附庸的不同民族的“错误观念”;如果把边疆同胞仍然称之为“蛮、番、夷、猺、(犭果)、獞”等,则是“无异自行分散我整个民族”,故应将广西原来的“猺、倮、獞”等称呼一律予以改称为“徭、倮、僮”,以示平等。以后对“边疆同胞”则一律以地域为区分,称“边县人民”即可。新桂系在民族称谓方面主张消除歧视,是有进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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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桂系统治时期壮族地区经济概况

壮族地区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有些矿如金、银、铜、锡、铁等,民间手工开采历史悠久。辛亥革命后的桂系集团统治,特别是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各项资源始有所利用。但因战争频仍,社会混乱,故经济建设成效甚微。广大农村依然是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城镇出现的某些工业和商业,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受封建行业公会的束缚,更受官僚资本的控制和打击,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状态。

1912 年至1949 年,旧桂系、新桂系集团统治下的壮族地区经济概况如下。

一、农、林业

壮族经济,历来以农业为本。辛亥革命后的旧桂系统治时期,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不己,农林建设成就甚微。平地农村,壮族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粗放耕种,收获量甚低。水利建设亦无建树,沿用老方法于江河上简修堤坝,或架设水筒车,或架水枧,引水灌田。在山区,烧山开垦,广种薄收,仍处于原始粗放的状态中。1911 年,谭浩明曾在他的家乡龙州,号召民众掘井寻找水源,但无大成效。1915 年,旧桂系在南宁北面大小高峰一带开辟林场,种植八角、油桐。1919 年,旧桂系引进美国棉种,提倡全省种棉,编印种植方法资料进行宣传,并以此作为县知事的考绩之一,次年又在南宁举行棉业展览会,认为在广西以种植美国棉为最适宜。

1925 年新桂系登上广西政治舞台,特别是在它第二次统一广西后,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制订《广西建设纲领》,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确定其“经济建设之指导原则为民生主义”,“革新旧农业,振兴工业,使农工业互相促进,以达到工业化为目的。”早在1929 年,成立广西农务局,开办柳江、田南、南宁、镇南林垦区。1931 年以后,新桂系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开始进行农林业建设。在这期间,先后成立了柳江农林试验场,柳州、庆远造林事务所,南宁农林试验场,并在南宁、龙州、百色等地开办林场。后又将柳江农林试验场改为广西农林试验场,并在桂平设水稻试验分场,在贵县设立糖蔗试验分场.在邕宁设立棉业试验分场。在南宁林垦区,增设西乡塘林场。随后又将广西农务局改为广西农林局,开办柳州、南宁、桂平等农场和茅桥、槎路、龙州、百色、宜山、雒容、桂林等林场。又在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平乐、龙州、百色、天保等地开设农林示范场。1936 年,在桂平与广东合办两广鱼类繁殖场,成立土壤、昆虫、家畜保育研究所和柑桔苗圃。注重蔗、棉、麻及珍贵林木、八角、油桐等的试验和推广,并大力组织移民垦荒,于柳州与柳城之间设立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以“无地之人”移入“无人之地”,由省政府派委员主持,组织4.4 万余人以雇工方式经营。推行科学种植方法,改良品种和生产技术,利用新式机械进行耕作。在此期间,各级政府鼓励私人集资开办垦殖公司,招罗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其雇佣,以“建设新农村”。在广大农村,以建“公仓”, 设“公店”,办农民“借贷处”等办法,企图把破产农民置于层层组织控制之下进行生产;或在“匪患”之区设立垦殖区,即所谓“改造旧农村”。这种“建设”和“改造”,充其量亦不过是农村技术改造而已,并没有改变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由于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没有改变,广大壮族农民依然处在无土地、少土地、受剥削的地位。如“龙州一带佃家除纳租外,且有兼负担田赋者”, “地主坐享其成,反无赋税之负担,农民除纳税外,又须完粮,终岁勤劳,纯为他人作嫁。”

1943 年,广西省当局公布《 广西推行各县乡小型农田水利实施办法》,各地开始兴修一些小型水利工程,如武鸣双桥的孔镇水坝,甘圩的定黎山塘等。修水利以“增产粮食棉麻,充实军民衣食,开发本省资源,奠定工业基础”。1948 1月,广西大型水利工程永福金鸡河灌溉工程竣工,可灌溉农田3.31 万亩。

新桂系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农、林业建设虽有一些建树,但是由于其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统治严酷,致力“戡乱”,层层盘剥,使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生产水平仍很低下。据1934 年《广西年鉴》记载,全省水田年平均亩产只有126 公斤,全省年输出的茴油只有315 吨。农林的开发程度低,范围小,全省有山地1.9 亿亩,而有林者仅4800 多万亩,其余皆是“濯濯童山”。

在云南文山壮族地区,这时期的农业仍处于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状况。虽建有鱼泽波、稼依2 处水库,以资灌溉,但水稻年平均亩产仍不超过100 公斤,玉米年平均亩产只有40 多公斤。唯文山、砚山、马关等地所产“三七”名贵中药享誉全国,壮民中有许多栽培“三七”的能手。

当时尚属广东的钦、廉和今广东连山壮族小聚居区,农林建设几无可言。1933 年,广东当局推行《广东三年施政计划》,钦、廉地区虽被纳入“经济发展中心”,但数年间仅推广一些爪哇蔗种而已。农民贷款买蔗种,又必以不动产作抵押或须“六人连保”, 地主豪绅因此乘机放贷勒索农民,成为骑在农民头上的“蔗棍”。片面发展蔗糖业,粮食缺乏,使农业萎缩。合浦的“南珠”生产也不景气。

二、工矿业

在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广西壮族地区的工业仍十分落后。所谓工业,实际上大部分是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机器工业只占极少数,或者说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农业是封建地主占有制下的农业(有部分地方尚属封建领主制),广大农村自耕农占主要地位,自给自足,手工业大多数仍然是农业的附庸,真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手工业者,为数不多。

一般城乡的手工业,有造纸、榨油、制糖、纺织、瓷器制造等。造纸业采用传统工艺,以制造纱纸、书画纸为著名。民国初,都安、隆山、那马等地,有的家有造纸槽口l2 个。在高岭、贡川、六也一带,壮族多从事造纸,计有造纸槽口10002000 个,颇具规模。都安“贡川”纸,以野生沙树皮为原料,纸质洁白柔软有韧性,吸水性强,是制作字画的优质纸。其他如“安定”、“加言”纸,也很有名。马山的“金钗”、“白山”纸,也很畅销。1921 年,广西年产纸约5 万担,远销粤、港及南洋,以作字画、纸伞、裱糊、包装之用。都安的书画纸,以其质量优良而名扬至今。榨油业有榨花生油和榨桐油两种。花生油榨坊以邕宁、柳州地区的壮族村镇为多。1927 年前后,广西年产花生油约1.5 万担。桐油榨坊主要在桂西山区,30年代,广西年产桐油约5 万担,为出口之大宗。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山区大种油桐,甚至以桐花为省花。八角油多产于左、右江壮族地区,为广西特产。蒸制八角油在壮族农村很普遍,产品远销国外。广西柳州、邕宁、贵县等壮族地区适种甘蔗,故民间榨糖业至为隆盛。其木制榨具以畜力为动力,以铁锅土灶熬制,方法简陋,产品以黄糖(土糖)为主,白糖次之。据《广西年鉴》记载,30 年代全省年产蔗搪约42 万担,出口约4 万担。壮族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很普遍。邕宁一带的土纺织较为集中,有土制纺织机2 千余架,生产花格子布、毛巾等,并多已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左、右江“侬人”地区以竺麻为原料所织染的土布“侬人青”,织工精细,经九染九洗,色泽光亮。靖西、天保、忻城等地的织锦业,已有数百年历史,至民国时依然发达。锦的图案精美灿烂,为一方名产。瓷器制造业以宾阳、横县为著名,除生产一般碗碟杯匙外,还制作儿童玩具。此外,武鸣、宾阳农村扩蔑编织的角帽、黄帽,手工精致,涂以桐油,闪亮美观,为人们所喜爱。

机器工业方面。在桂系集团统治时期的壮族地区,民营工厂多分布于南宁、柳州、百色市镇,有碾米、面粉、切烟、印刷、织造、锯木、机械修理等厂。桂平、融县、雒容等县有碾米厂,田阳县那坡有切烟厂,总共2030 家,资本约100 万银元,工人共约1000 人。民营工厂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盈利不多。官营工厂集中在南宁、柳州等城市,规模较大,有一定的技术装备。如广西印刷厂,1911 年从桂林迁到南宁,有工人500余人,机器设备及流动资本总额为20 万银元,日印书6 万册,年产值30 万银元。1926 年开办南宁制革厂,1928 年开办广西酒精厂、柳州机械厂、两广硫酸厂,1933 年后,又建南宁水厂、南宁染织厂、南宁骨粉厂、广西糖厂 (贵县)、广西瓷器厂(宾阳)。1934 年,广西省当局将电业收归官办,在壮族地区先后办了南宁、贵县、龙州、柳州等几家小型电厂。各厂投资少者10 多万,多者100 万银元。这些在壮族地区的官办工厂,大部分为新桂系的军事服务。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O 小时以上,除上班以外,还要接受军事训练。工人月工资12 银元左右。1941 年,广西省政府当局成立广西企业公司,将以上所有官营工厂及后来开办的矿山一律拨归该公司接收经营。官办工厂设备、原料等须向外国求购,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成本很高,国家对外关税又不能自主,故终不能抵挡舶来廉价商品的冲击,至于民营工业,内受官僚资本,外受“洋货”的双重压迫,备受摧残。

云南文山壮族地区民间有些织染业、“三七”药业;广东钦、廉一带壮族地区,泥兴陶器业相当发达,产品质量佳,在1915 年、1930 年曾分别获世界博览会金奖。制糖、制盐、制革业也有一定规模。但在官僚资本和“洋货”的打击下,发展步履维艰。

矿产业方面。壮族民间采矿有悠久历史。到旧桂系统治时期,对民间采矿制订条例加以管理。凡开矿者,须向政府领取开采执照,缴采矿税。1926 年,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将矿业行政纳入建设厅主管范围内。1934 年,鉴于矿产业的发展,成立广西矿务局,确定开发矿产为“发展广西经济之图要”。逾年,矿务局与省政府合署办公,下设平桂办事处,驻钟山县西湾;百柳区办事处,驻南丹大厂;天龙区办事处,驻田阳。主要开采锡、金、锰、钨、锑、煤等矿。各地成立矿业公司,多为民营,以锡矿开采为大宗。据1934 年统计,全省有锡矿商营公司16 个,领矿场27 个,主要集中在壮族聚居的南丹、河池两地,其他如钟山、贺县也有开采。全省年产锡矿约1000 吨,炼成纯锡后销往香港,每吨获利1947 银元。其次为锰矿,有公司18 个,领矿场27 个,主要分布在武宣、桂平、宜山、迁江、来宾、马平、横县、邕宁等壮族地区,年产量1 万余吨,吨获纯利1.60毫币元。再其次为金矿,有公司11个,领矿场35 个。主要集中在武鸣、上林、田阳等壮族地区。上林采金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唐代诗人刘禹锡有“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之句。至20世纪3040 年代,有8 家黄金公司在那里开采。田阳金矿由公司包给当地壮民开采,年产金约4000 两,值50 余万银元,公司和承包者对半分成。煤也是开采的主要矿产,其中地处壮族地区的合山煤矿为官营,日产煤约30 吨;柳城、罗城、田阳、邕宁等地县亦开采煤矿,为民营。此外,宾阳等县的钨矿,田阳、天保、镇结、横县、河池等县的锑矿,都有开采,也有一定的产值。各地矿产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开采,乱挖乱采,技术落后,“东西割裂,五马分尸”,泥土堆积如山,“欲恢复农田,以植五谷,亦不可得”。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公布实施《兵工开矿暂行办法》,命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开赴各矿区“承包”矿场工程,实行兵工开矿。南丹、上林、宾阳、贵县、天保、靖西等主要矿区全由军队把持,矿产业被纳入军事轨道。在广东的连山壮族地区,亦有金、锑、钨矿开采。

三、商业

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壮族地区由于农业、工业还很不发达,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加上战乱频仍,政治更迭多变,商业贸易虽已形成一些中心,但仍以农村圩市交易为主。新桂系再次统一广西后至1933 年,广西省政府成立工商局,商业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南宁、柳州、百色、龙州等城市和各县县城,成为壮族地区的中心市场。工商局主要管理平码(经纪)行、花纱行、牲口行、特货行和外商行。这些商行中的商号、店铺,有官营,也有民营。平码行以较雄厚的资本,调节和融通市场的商品流通渠道,专门代理客户买卖货物,收垫货款,从中向买卖双向索取酬金。在壮族地区的城镇,这种经纪交易的货物主要有谷米、豆类、桐油、花生油、茴油、八角、云耳、麻、麸等种。花纱行主要经营进口货物,通过与金融行业及进出口行商取得联系,凭自己的资本,输入棉布、棉纱转卖给商户,一般是过1 2 个月后再结帐,从中牟利。抗战前数年间,广西年输入棉纱值国币1000 万元左右。这些纱布销售于广西各地,包括壮族地区。其中的30%左右转销到云、贵两省。牲口行主要经营畜禽出口业务。商家以自己的资本,托中介人到各地收购牛、猪、鸡、鸭、鹅等,然后通过贵县、桂平、梧州等大市场转运粤、港发售,年经营额以国币算约900 万元。特货行主要经营烟土(鸦片)、药材及其他土特产品,年营业额达国币2000 万元以上。特货主要来源于桂西、云贵东部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云、贵两省客商以本省特货经广西换取棉布、棉纱、洋杂日用品等,故左、右江沿岸的特货市场十分活跃,官、商、民参与特货交易者很多,广西当局设禁烟局掩人耳目,虽公开对过境烟土实行罚款,名曰“杜绝私贩”,而官员自己却暗中贩运烟土,牟取暴利。外商行主要是资本雄厚的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煤油公司。煤油进口及销量很大,占据城乡市场。后来桂系曾以土制煤油推入市场与之抗衡,但终不能动摇外商商业地位。

广西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梧州、南宁、龙州三个海关。输出的主要货物是谷米、植物油、牲畜、矿产及其他农产品,输入的主要是棉纱、棉布、食盐、煤油等工业品。据1932 年统计,出口值19882758 元,入口值35764661 元,入超近1 倍。

南宁是左、右江流域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广西与云贵两省交易的重要市场。30 年代初有杂货店160 家,洋货店109 家。柳州是桂西北地区货物集散中心,比南宁繁荣,也是木材大市场,木材店有50多家,杂货洋货店为数不少于南宁,百色临右江上游,是广西与云、贵两省贸易的转运中枢,有杂货店43 家,洋货店35 家,缸瓦店8 家。龙州地处左江上游的桂越边境,成为桂越边界的商业重镇,有杂货店107 家,洋货店27 家,苏杭疋头店20 家。这些中心城市和城镇,是壮族地区贸易的中心。此外,桂系集团统治时期,在壮族聚居地先后形成了许多农村圩镇,沟通了城乡货物流通。较繁盛的圩市,有贵县、荔浦等县的县城,武鸣县的双桥圩等,30 年代农村圩市贸易额在300 万银元到1000 万银元之间。云、贵、粤等省与桂境内的壮族等各族人民商业往来亦非常频繁。在中、越边界,壮族与越南人民相互过境赶圩者也很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壮族地区的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农民购买力减弱,商业在战乱和日寇的破坏中日渐萎缩。

四、交通业

辛亥革命后,旧桂系统治时已开始修筑公路,但仍以水运为主。新桂系自1925 年上台到1949 年,广西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邮电等建设都有一定成就,壮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为之改观。

(一)公路建设。早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广西提督苏元春修筑从龙州到镇南关的公路,全长55 公里,是壮族地区也是广西最早的公路。旧桂系陆荣廷上台后,1915 年修筑从南宁到武鸣的公路,全长42 公里,1919 年通车。接着谭浩明为自己家乡的方便,修筑从龙州至水口关的公路,全长33 公里。这三条公路都是在壮族聚居区,是壮族地区现代交通的开始。

1925 年,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上台,即拟定广西《全省修筑公路网规划》,开始了修筑公路干线的计划,至1928 年的3 年间,修筑了贯通南宁、柳州、桂林的公路干线,都穿越于壮族地区。广西西北部的河池,东北部的贺县、钟山,东南部的钦州、廉州等壮族地区也修了公路。公路干线建设进展迅速,总长1998 公里。1931 年,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仍然重视公路建设,至1941 年,全广西又新修公路1962 公里,修理整治1500 公里。邕柳、柳桂、邕武、邕龙、柳池等壮族地区公路线都得到整治。从田东至南丹车河,从田东至桂、越边界,从百色至西隆的八渡等公路也已修筑,至1941 年,广西公路全长已达4000 公里,县大道7000 多公里,有各种汽车30004000 辆。桂西壮族山区有了多条公路,并与全省各地相连接,对壮族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在云南文山一带壮族地区,也修了一条从文山至开远全长128 公里的公路。

(二)铁路建设。旧桂系统治时期,壮族地区尚无铁路。清末法国修筑从越南同登至广西龙州的铁路,实际上并未修成通车。抗日战争前,新桂系为了运煤需要,兴修了从合山至大湾的铁路,实际上只完成从合山至来宾的窄轨路70 公里。1937 年,开始修筑从湖南衡阳至镇南关的湘桂铁路,至1939 11 月,只修通从全州至柳州共327公里的路段,其余因战争而中断。柳州至贵阳的黔桂铁路,也在这段时间内开工兴修。1940 年修成柳州至六甲段180 公里,1941 年修六甲至贵阳段,1942 年底基本通车。湘桂、黔桂铁路从北到南、从中至西贯穿壮族地区,是交通的动脉,对沟通壮族和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巨大作用。

(三)水路交通。清朝光绪后期,梧州至南宁,南宁至龙州,已有小机船航行。旧桂系统治时,公路很少,铁路未修,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道。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亦注意水道运输,成立治河机构.修整河道。1927 年设立航政局,1933 年又设航务局,1937 年改为广西航务管理局,以加强河道航运管理。在壮族地区,主要有3 条航道:从州梧州沿江至桂林的梧桂线,中间经过平乐、荔浦、阳朔等壮族或壮、汉族杂居区;从梧州沿浔江、郁江至南宁的梧邕线,中间经桂平、武宣等壮族地区;从梧州沿浔江、郁江至南宁的梧邕线,中间经桂平、贵县、永淳、横县、邕宁等壮族地区,并从南宁沿左江而达龙州,沿右江可达百色。这些河道可通载重量数百吨的机动船。抗日战争爆发前航运的船约200 艘,民间木船、帆船约万艘。壮族地区进出口货物,大部分是通过水运的。

(四)航空建设。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于1933 年开始航空建设。两广西南航空公司由广东和广西官民合资开办,航线主要有广州一梧州一南宁一龙州;南宁一柳州一鹿寨一独山一贵阳。在柳州、南宁、百色、龙州、融县、都安等壮族地区都曾建有机场,但多未通航。

(五)邮电。壮族地区之有邮电,始于1880年的中法战争期间。那时,边疆前线重地南宁、龙州设有电报局。1930 年后,广西邮电管理局所辖邮电所多达51 个。柳州、百色、龙州、宜山、贵县、靖西、横县、武鸣、隆安、宁明、思乐、镇边、鹿寨、都安、天保、田州、万岗、东兰等壮族地区都已设有邮电所,有电报机近百部。线路长从1931 年的4780 公里增加到1941 年的7600 多公里,广西各县城基本上都通电话。

桂系统治时期重视交通建设,主要是为军事服务,但对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财政金融

辛亥革命后,在旧桂系统治下,财政极为混乱。由于他们忙于争权争地而连年打仗,故财政开支连年增加。广西地瘠民贫,清朝时要靠协饷维持军政开支。各省宣布独立后,协饷断绝,遂陷于困境,财政上有预算而从无决算。至1917 年,广西年财政收入约420 余万元,支出却达到550 多万元。1924 年旧桂系行将溃亡,预算岁入不足500 万元,但支出却高达860 多万元,赤字达360 多万元。在各项支出中军费占一半以上。旧桂系为支持打仗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上采取了几条重大政策:一是占据广东富裕之区,不仅为了扩张地盘,而且为取得财政丰厚来源;二是开征赌税、烟税;三是开展清丈土地,增加田赋;四是设立银行,发行钞票。以丈田清赋而言,1911 年广西田赋约74 万两,1917 年丈田清赋后,田赋征收达250 多万元(l =2 元),较原来增加50 %以上。有些壮族地区,如龙州、宁明、凤山、大新、天等、宜北、南丹等县,清赋后田赋增加3 倍多。在正赋之外,还有附加税,规定按收获每百斤谷加收毫银1 角,是“假清赋之名,厉行加赋”之实。

新桂系统治广西后,为了巩固统治和争霸全国,曾制订经济建设计划,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改革税制,规定全广西的税务由财政厅统一办理,废除包商制,减少中间盘剥,并将原来的征税机关减少一半,出入口税一次征收完,货即可通行全省,这无疑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新桂系也沿袭旧桂系的一些做法,如开办专营鸦片的“两粤公司”,专门征收鸦片特种税,并开赌征税。鸦片烟税占其财政收入的大半,而赌捐年在200 余万元,也是财政收入的一笔大数。其他工商税名目繁多,有国税、省税、县税、乡税等等。1934 年,国税12 项,省税25 项,县级各种附加税竟多到200 余种.仅田赋附加有18 种之多,比正赋多l 倍以上。“广西的税赋,不但是繁重,而且是非常苛细。”如“教育粮赋附加”、“团款粮赋附加”、“公路附加”、“屠捐”、“水碾牌照捐”、“粮油榨牌照捐”、“建政附加捐”、“屠牛捐”、“生牛捐”、“牛皮捐”、“烟酒公卖附加捐”、“各圩赌台附加捐”、“契税附加捐”等等不下数十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目,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富力捐”、“饷捐”等便是。1947 年,新桂系为支持和扩大内战,制订和通过《广西紧急保安费征借办法》,规定农村年有租谷500担以上者,须借征520 % ,城镇有铺店出租者,征借租金l 个月,并向全省工商业者征借240亿元,层层摊派。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农民在沉重税捐之下叫苦连天。壮民中称“税”为“洗”(壮语“税”、“洗”同音),咒骂国民党税“洗”(搜刮)多,反映人民负担之重和旧桂系、新桂系财政之本质。

金融业。清末,广西城镇多有“钱庄”,或官办,或民办,亦建有造币厂,从事金融活动。旧桂系统治广西后,将钱庄、钱号转设广西银行。为了支持财政,旧桂系在其统治的10多年间,共发行纸币约2700 万余元,银行成为旧桂系的金库。银行不是支持建设,而是通过发行纸币,搜刮民财,以支持其军事的巨额开支。旧桂系倒台后,所发行的纸币成为废纸,壮族和各族人民遭殃。

1932 年,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后,在旧广西银行的基础上,重新筹集资金1000 万银元,组建新的广西银行,政府股占51 % ,民间商股占49 %。在壮族地区,广西银行南宁汇兑所辖百色、宾阳、都安办事所;广西银行柳州汇兑所辖长安、庆远、鹿寨办事所;广西银行龙州汇兑所辖靖西、驮卢办事所;贵县办事所属玉林汇兑所。广西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开始尚有信用,但随着战乱频仍,通货膨胀,物价腾升,信用丧失殆尽。另外,在壮族地区的城镇还有私营的银号,即“钱庄”。“钱庄”主要经营储蓄、信用、汇兑和找换业务。如南宁有裕利银号等30 多间,百色有3 间,每间资本从数千元到lO 万余元不等.为调剂农村金融以“扶持农业”,广西银行还在各地办事所附设农村放款部,放款代俚人到农村通过保人或抵押手续向农民放款。但因贫苦农民很难找到保人,亦无财物可作抵押,故农民借者寥寥。而地主、富家借得贷款后,转而以高利贷的方式借给贫民,从中渔利。

1940 3 月,成立广西合作金库,管理农村信用合作业务。市场所流通的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硬币如龙洋、中山洋、袁头洋、港洋、法光、龙毫、民毫、旧东毫、中山毫、广毫等,前清的铜元亦可流通。纸币有国币、桂钞、港纸、法纸和各种“券”等。左、右江一带接近越南的田南、镇南地区,多用法光、法纸。硬币种类多,含银成色不一,故信用不一。加上滥发纸币,政局多变,挤兑风潮屡屡出现。1948 4 月,柳州地区米价涨到每100240万元,人们以“金圆券”糊纸扇,币券几乎等于废纸,遭殃的是各族劳动人民。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的壮族地区的金融状况,与广西壮族地区也大致一样。

综观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尚属商品经济的起步阶段。南宁、柳州、百色、龙州等壮族城镇,其发展水平与玉林、梧州等桂东汉族地区相差不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边远的壮族山区则显得很落后,发展很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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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2:00:00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建制与人口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行政建置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壮族地区也不例外。

由于现代文明的推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桂系统治下的壮族地区行政区划和人口的增长,都比前清时期有较大调整和发展。

1912年到1949 年,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两个阶段。清朝灭亡后,旧的行政建制逐步取消,为新的行政区划所代替。到了20世纪3040 年代,随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日益加强,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也随之逐步稳定和严密。

第一节 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一、广西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广西的壮族聚居地,主要在桂西的百色、河池、柳州、南宁等地区,其他则是壮族和汉族杂居区。辛亥革命广西“独立”后到旧桂系统治时,广西相继以沈秉堃、王芝祥、陆荣廷、张鸣岐、陈炳焜、李静诚为行政长官。新桂系时先后有马君武、蒙仁潜、林俊廷、张其煌、张一气、黄绍竑、俞作柏、吕焕炎、黄旭初等为行政长官。旧桂系时期是由封建专制统治向共和制转变时期,故行政区划较混乱和复杂。1911 11 月,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而建立起来的广西军政府,其行政区划仍依前清旧制,分为桂林、平乐、柳州、庆远、梧州、浔州、南宁、太平、镇安、思恩等府,分别统辖各县、直隶州及直隶厅。府之上设道,即桂林、苍梧、柳江、南宁、田南、镇南等6 个道。1912 2 月,旧桂系陆荣廷以“桂人治桂”,在桂林就任广西都督职,改广西军政府为广西都督府,废道,设南宁军政副府和桂林、柳州、梧州、百色、龙州等军政分府。不久,为了防止革命党人的活动,旧桂系又将南宁军政副府及柳州、梧州、龙州军政分府一律裁撤,所属各县直接由省管辖。1913 6 月,广西依北京中央关于取消前清府(厅)、州旧制,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县置知事的通令,废除府制,恢复道制,分设邕南、镇南、田南、郁江、漓江、柳江等6 个道。道下辖县,共95 个县。县下设若干团总统治地方,并先后将归顺直隶州改为靖西县,百色直隶厅改为百色县,南宁府改为南宁县,将思恩府治归入于1912 3 月由武缘县改称的武鸣县。将怀远县改为三江县,永康县改为同正县,新宁县改为扶南县,安化县改为宜北县,永安县改为蒙山县。以安定、都阳两土司弹压地以及兴隆土司古河等地、恩隆之大化等地合并为都安县,以归德、果化、旧城的3 个土司地合并为果德县。1916 9 月,北京政府令将南宁、镇南两道所属的中州等10 个土司地分置镇结、龙茗、思乐、绥渌等4 个县。后又以上林土县及恩隆所属的一都、二都和果德所属的三百渌等地一举并入思林县。改凤山土司为凤山县,南丹土州为南丹县。1921 年粤桂战争旧桂系失败后,其残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韩彩凤、林俊廷、梁华堂、谭浩澄等在左、右江壮族地区及其他各地割据自雄,号称“自治军”,各据一方,广西社会秩序大乱。后来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将广西善后划分为邕宁、横州、浔州、柳州、百色6 个区,苍梧、桂林二地粤军云集,缓办。玉林“五属”归李宗仁“自治军”管辖。新桂系统一广西后,1926 年改组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主席,各县知事改称县长。1929 年蒋桂战争新桂系失败,广西政局两经易手,左、右江革命起义,区划失整。1930 年新桂系所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3 月,成立广西政治委员会,7 月,改称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任主席。1932 年夏、秋间,于省政府内设民团团务处,将全省依照原来的六道区域划分为六区,改古化县为百寿县。区设行政公署,下辖县。各区设立民团指挥部,以署专员兼任指挥官。县设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1933 7 月,新桂系为了适应大办民团的需要,将省政府内的团务处拨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管理。次年34 月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统治,各区公署改设行政督察,以各区民团指挥官兼任。下辖各县,以其大小分为5 等。县下辖区、乡(镇)、村(街)、甲、户。6 10 户为一甲,8 15甲为一村(街), 8 15 村(街)为一乡(镇), 10 乡(镇)为一区,不足20 乡(镇)的县不设区。后来为了减少统治层次,各县多不再设区,并实行乡(镇)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后备大队一律与乡公所合署办公的“三位一体”统治创度,村、街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后备队部亦与村公所合署办公。从1934 年至1949 年春、夏间,新桂系又相继将广西划分为8 9 12 15 个行政区。抗日战争中,广西为应战时需要,全省划为12 个行政督察区和保安区,依次为桂林、平乐、梧州、柳州、浔州、玉林、庆远、武鸣、南宁、百色、天保、龙州,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保安司令。194010月,颁布并施行各县、乡(镇)、村(街)行政组织规程。1942 4 月,又将原来的12个行政督察区合并为7 个区,统辖99 l 市(桂林)1 设治局(金秀)。1944 年,又将临桂等11 个县成立一个区,直隶于省政府统辖。广西行政区定编为8 个区,1 1 设治局如旧。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区:治所设于八步。辖平乐、怀集、信都、贺县、钟山、富川、昭平、恭城、蒙山、荔浦、修仁等11个县。

第二区:治所设于柳州。辖柳江、来宾、迁江、忻城、宜山、河池、南丹、思恩、宜北、天河、罗城、融县、三江、榴江、中渡、雒容、柳城、象县、天峨等19 个县和金秀设治局。

第三区:治所设于梧州。辖苍梧、藤县、岑溪、容县、平南、桂平、武宣、贵县、兴业、玉林、北流、陆川、博白等13 个县。

第四区:治所设于南宁。辖邕宁、永淳、横县、宾阳、上林、武鸣、隆山、那马、都安、平治、果德、隆安、同正、扶南、绥渌、上思等16 个县。

第五区:治所设于百色。辖百色、田阳、田东、万岗、东兰、凤山、乐业、凌云、田西、西林、西隆等11 个县。

第六区:治所设于靖西县。辖天保、镇结、向都、龙茗、敬德、靖西、镇边等7 个县。

第七区:治所设于龙州。辖龙津、上金、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左县、万承、养利、雷平等11 个县。

第八区:治所设于兴安。辖临桂、阳朔、永福、百寿、义宁、灵川、兴安、龙胜、资源、全县、灌阳等11 个县。

1942 9 月,广西省政府对全省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金秀设治局划归第三区管辖,将修仁、蒙山、荔浦、平南、浔州、武宣、藤县的部分乡村民户划归金秀设治局治理。年末,确定各县政府人员编制,规定一等县职员94 97 人;二等县职员8083 人;三等县职员6366 人;四等县职员5558 人;五等县职员5457 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省政府继续推行《广西剿办盗匪办法》,通令全省各地“清乡”,各县成立“清乡委员会”,清点户口,实行五户联保,对民枪实行管制,准备内战,“防止奸党暴动”。并制定《各区散匪堵剿办法》 、《 地方治安武力整理法》,通令各地除了保持原有的警察和国民兵外,将原有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备队及其他治安武装改编为保安警察队,每县、市设一保警队。1948 2 月,成立桂滇黔地区联防指挥部,由广西第五区、云南第四区、贵州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 5 月,为了抗拒人民解放军南下,新桂系成立桂林绥靖公署,下设15 个军政区。李品仙任主任,黄旭初、莫树杰任副主任,组成6 个军政督导团,分赴各地军政区强化保安、民政和财政措施。10 月,新桂系为推行其“总体战”计划,将广西划分为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和黔桂边6 个军政区,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4 市设警备司令部,实行戒严,将广西省政府从桂林迁到南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作最后较量。12 11日,广西全境解放,新桂系的行政机构土崩瓦解。

二、其他壮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云南东部与广西接壤地区,历来也是壮族聚居区。清代置广南府、开化府,下辖州(厅)、县。民国时期废府、州(厅),设7 l 区。1912 年设文山县,次年改为开化县,逾年又恢复文山县。1913 年以安平厅改置马关县,原富州改为富州县,1927 年改为富宁县,宝宁县改为广南县。1920 年由马关县析置西畴县。1932 年由文山、广南两县析置砚山设治局,1935 年改为砚山县。原邱北县依旧。与越南交界地设麻栗坡对汛督办区。以上7 l 区先后隶属于临开广道和蒙自道。后来,云南省政府先后在文山地区设立第二行政督察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开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贵州东南壮族聚居区,清代属黎平府永从县、丙妹县丞。1914 1 月,改丙妹县丞为丙妹分县。1941 年析永从县的一部分划入黎平县,另一部分并入下江县,合置为从江县,移从江县治于丙妹城。

广东壮族聚居的连山县,清末属连州直隶州,民国后废州,以县立;聚居于广东省钦县、防城县的壮族,民国初该两县属钦廉道,后属钦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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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壮族人口

民国时期,统治当局并没有把壮族当作一个民族看待,而把壮族类同于汉族或附会于汉族。但实际上壮族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人数众多。它主要分布于广西西部和西北部,云南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和西北部,湖南的南部。四川东南部一些地方也有些壮族,是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迁入的。陕西省有壮族村落,自称其先祖为太平天国陈得才的部众,入陕兵败而落籍繁衍。壮族的各个支系,语言、习俗因居地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和相通。

民国间,壮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各地的各个支系各有自称,如壮、土、侬、沙、俍、板、佯、锐、偏、傣、敏、伶、弄等凡数十种,都冠以“布”字。在粤、黔、湘各省均有其散居区。广西的红水河和柳江流域,左、右江流域,是壮族最大聚居区。郁江以东广大区域,由于清中叶以后汉人的大量渗入,壮人逐步减少成为壮、汉杂居区。自称“布土”者,主要分布于左江、右江、邕江、郁江流域。云南亦有土人,称土僚。“土人即壮人”。“俍人”亦称俍民、俍家,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广西左右江、红水河、郁江、浔江、桂江和广东的西江上游。民国时刘锡藩《岭表纪蛮》 云:“狼,獞族之支派也。”民国时期的“俍人”已归入壮人、土人或同化于汉人,所谓“俍人”仅俱其名。“侬人”又称侬家、龙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左、右江上游及与越南相邻各县,桂西北红水河流域亦有自称侬人者。云南的侬人主要居住在富宁、广南、文山等地,元江、个旧等地也有一些侬人散居。在贵州西南的册亨、安龙、兴义、贞丰等地和其他如安顺、普定、黔西、威宁等地,也有侬人分布。“侬族,獞人之系派也,其音与獞语通。”“沙人”自称“布雅依”,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广南、富宁两地,文山、砚山、邱北、沪西、罗平、师宗、蒙自也有沙人。沙人与壮人、侬人“亦獞类也,俗同侬人”。弄人主要分布于广西的河池、百色、南丹等地区,多住于深山弄场之中,故称“弄人”,语言上与壮人、侬人、土人相通。傣人,主要分布在广西龙州西北的金龙垌,与侬人相邻而居,“衣不同,习相近”。其所以称傣,皆因其语言与傣族同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偏人的风俗习惯与土人相似,民国时期主要分布在当时属广东的防城县板八、垌中一带。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壮族的分布与历史上壮族分布有密切关系。桂东地区壮、汉杂居,许多壮人已同化融合于汉族,在明清时期即已逐步形成此种局面。

民国时期,分布在广西的壮族人口数量最多,其次为滇、粤、黔、湘4 个省。由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不把壮族当作一个民族看待,故对其人口无精确的统计;壮族或归于汉族,或归于苗瑶,籍地与民族不相符者在所多有。故民国时期壮族人口数量,也只能推算出近乎实际的概数。

据史籍载,清中叶广西西部的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镇安、思明、思恩、庆远、柳州等府(厅),壮族人口约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708o % ;桂东北的浔州、梧州、平乐、桂林等府地约占1020 %。总合广西全省,壮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5 % , 其他如瑶、苗、侗、仫佬、毛南、彝、仡佬、京、水、回等族约占5 0%,汉族约占5 %。1946 年,广西省统计室公布的全省总人口为1453.58 万人, 则壮族人口约为654 万人。按19121949 年广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6 %计,1949 年广西总人日应为1500万人左右,壮族人口应约为675 万人。

民国期间,广西壮族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不大,如宁明、凭祥、左县、中渡、宜北等县均在5 万人以下。南丹、河池、凤山、那马、百寿、田阳、忻城、武宣等县均在10 万人左右。102O 万人的县有永淳、来宾、融县等。20 万人以上的有上林、武鸣、靖西、柳江、横县、宜山、都安等。邕宁、桂平等大县约4050万人。壮族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城镇人口极少。全省平均每户56 人。全省从事工、商、政、学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21.5%,但绝大多数是汉族人,而农户约占总数的78.5 % 。壮族聚居的县,农户所占的比重一般大于汉族居住的县。如武鸣县农户占总户数的85.61 % ,东兰占83.94 % ,靖西占91.60 %。武宣占92.11% ;汉族居住的县如苍梧农户仅占总户数66%,容县占77.73 % ,全县占72.54 %。 1921 年,广西省会南宁的人口为67300余人,较1O 年前增加1/2 ,但经营工商者多为汉人,壮人经商者不多。

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的壮族人口,民国期间也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按当时广西壮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6 %估算,以上4 省的壮族人口,到1949 年总共约50 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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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

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1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925 l0月,壮族主要聚居区广西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史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本民族的解放,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马克思主义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壮族地区传播马列主义,既给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又为在壮族地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1924 年起,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运动。在大革命洪流的推动下,1925 10 月,壮族聚居区的广西省,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梧州支部干事会,龙启炎任书记。同年12 月,又成立中共梧州地委,谭寿林任书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建立后,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并注意在壮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26 年春,在壮、汉等民族杂居的省会南宁,成立了中共南宁支部。同年夏,成立了南宁地委,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壮族聚居地区党的工作,书记陈勉恕,后为黄日葵、罗少彦。1926 8 月,右江壮族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恩〔 隆)奉(议)特别支部(亦称中共田南支部)成立,余少杰任书记。同年冬,又成立了中共东兰县支部,书记陈洪涛(壮族)。这年12 月,桂中壮族聚居区的武宣县也建立了县支部,翁尧年(壮族)任书记。

在投身大革命洪流的壮族人民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壮族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之中有高孤雁、陈洪涛、韦拔群、郑晴山、熊秀民、翁尧年、潘业俊、何福谦、甘湛泽、何子礽、苏松甲、黄光照、何建南、陈鼓涛、刘伟谋、滕国栋、滕德甫、滕煊甫、滕誉甫、林柏、梁乃武、李正儒、陆玑璋、黄树琛、农正业、黄书祥、易挽澜等。其中高孤雁、陈洪涛、韦拔群是在壮族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突出代表。

高孤雁,广西龙州县人,1898 年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高孤雁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从学生时代起,就立下了改造旧世界的意愿。1920 年,他中学毕业,写下了豪迈的《卒业歌》,表示了“改造社会环境,责任担铁肩”的决心。1923 年,他在下冻州高初两等小学任教时,在学校里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号召师生订阅《向导》 、《新青年》 、《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1924 12 月,他给《新青年》主编、中共早期著名政治家恽代英写信,表示:“在这个黑暗、腐败、冷酷、恶势力压迫的社会里,我热血喷腾的想给青年们以兴奋剂,鼓舞他们作社会运动工作的准备。”1925 年,他与一批壮族青年组织读书会,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并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这年冬,高孤雁奔向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接触了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终于在广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夏,他受党的派遣回到南宁,努力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壮族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骨干。

陈洪涛,1904 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一个贫苦的壮族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在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在百色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校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 年,陈洪涛回到家乡,在东兰高等小学任教,发起组织“学生救国团”(后改为“青年救国团”) ,并任团长。他在青年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救中国。1925 年冬,陈洪涛到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受到共产党员谭寿林、龙启炎等人的影响,更努力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参加我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于1926 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右江地区壮族人民中最早的一名中共党员,不久,党组织派陈洪涛回到东兰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成为中共东兰县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二、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运动

在大革命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以其最辉煌的业绩,载入了壮族人民的革命史册。

韦拔群(图四O ) ,广西东兰县人,1893 2 6 日生,壮族。在学校读书时,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1916 年.他投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参加讨袁战争,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川军任参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在军中进行革命宣传,秘密散发传单,事泄后弃职出走。1920 10 月,在广州参加马君武为首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进行推翻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集团反动统治的活动。1921 年秋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武篆区罪大恶极的豪绅杜瑶甫进行清算斗争。1923 年,韦拔群领导农民武装三打东兰县城,最后攻下了县城,后因敌人反扑而失败,他因此受到通缉。1925 1 月,为寻求革命真理,韦拔群和陈伯民一起,不远千里,去到广州,进入共产党人主持的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于5 月间到东兰。他们根据从广州带回来的农民协会章程,在东兰发动农民,先后建立了70多个乡农民协会。8 13 日,建立了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这是壮族地区也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

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壮族地区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925 9 15 日,韦拔群、陈伯民在东兰武篆区的北帝岩(后改名为列宁岩)开办了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任主任。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都安、河池、南丹等县的壮、汉族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6 人参加了学习。农讲所设政治经济学概要、社会发展史、俄国革命史、农民运动章程、军事知识等课程.学员们还经常到武篆、江平、兰木等圩场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的道理,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以后,韦拔群还在武篆育才小学举办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骨干320 多人,其中有妇女40 多人,这对东兰和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韦拔群在东兰领导的农民运动,触犯了地主豪绅的利益,危及到新桂系集团的一统天下,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忌恨。1925 11 6 日,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与土豪劣绅龙显云、陈儒珍等率警兵、民团对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了围攻,打死打伤农讲所学员数人,撕毁孙中山、马克思、列宁的画像,焚毁了各种书籍、文具和学生行李,烧毁军事教练黄汉英家房屋。韦拔群率领学员进行了英勇的武装反抗,黄守先等败回东兰县城后反诬韦拔群“率匪攻城”,向广西省政府请求派兵“痛剿”。对农民运动早已心怀不满的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黄绍竑即令驻百色旅长刘日福派龚守仪团,会同黄守先所率之团警去东兰镇压农民运动,大肆烧杀掳掠,制造了震动省内外的“东兰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惨案中,东兰农户被焚烧614 家,被勒索5804 家,勒索款项83683 元,损失牛马2467 头,“杀害农民500 余名,牲畜粟帛为数百万元之巨。四民失业,四月越矣,死者曝骨,生者转徙。尤复率其兽军大搜各村山洞,军行所至,尽将禾苗拔光,以至民死命,残酷不堪。”

面对残酷的阶级敌人,韦拔群率领农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一面组织锄奸团,重整自卫军,相继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反击来犯的反动军队民团;一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既定政策,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全省各地纷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东兰农友的斗争。

在东兰农军英勇抗击和省内外各界舆论的压力下,黄绍竑被迫于6 月下令将龚守仪团调离东兰,将反动知县黄守先撤职,派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前去东兰调查。7 18 日,陈协五结束了在东兰的调查,写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 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热情地颂扬了东兰农民运动,揭露了新桂系军队与地方反动势力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但国民党右派势力反诬陈协五“庇匪”, 不但拒绝在《民国日报》 上刊登他的调查报告,而且还胁迫陈协五辞职。

“东兰惨案”依然没有解决。在此情况下,9 月间韦拔群遂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黄绍竑则凭借“人民团体不得擅用武力”之国民政府通令,发电制止,致使形势又严峻起来。由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坚决斗争,10 月,广西省政府委派共产党员陈勉恕等组织“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再次前往东兰调查,并委任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经过近50天的调查,写出了《 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 的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了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热情赞誉东兰农运“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个先锋队”。报告还严肃指出;“在东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证明现有之县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更知道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则这种制度必即于崩溃;政府如果说要整顿吏治,肃清盗匪,除了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外,也决没有他途。”由共产党人主办、以中央农民部名义在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月刊,全文发表了陈协五、陈勉恕关于“东兰惨案”的两次调查报告,将东兰惨案真相公诸于世,对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震动。

由于东兰农民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7 1 28 日发出“俭电”,对“东兰惨案”作了处理,承认东兰农民运动合法,并定出解决东兰案的8 条办法,将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通缉参与血洗东兰的土豪劣绅,且没收其财产,东兰农民免征粮赋1 年。“俭电”下达后,东兰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了斗争劣绅杜瑶甫的群众大会,历时1 年之久的围绕“东兰惨案”展开的这场斗争,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尽管遭到了敌人极其残酷的镇压,但是,东兰农民始终没有被吓倒、被压服。特别是当陈勉恕等共产党员到东兰去指导农民运动,并在东兰建立了党的组织后,东兰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26 年底,东兰县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 个,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5 人,农民自卫军有500 余人。”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开展的农民运动,是壮族人民革命史上最有光彩的篇章之一,当时,曾有人对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评论:“东兰的农民运动,实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东兰农民运动,是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 1926 年12 5 日,中共中央局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中,在汇报广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时,也高度评价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赞扬“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正因此,韦拔群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壮族人民的领袖,被称为壮族人民的好儿子而世代被人称颂。

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妇女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东兰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壮族主要聚居区的右江、左江和红水河流域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由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积极推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于1927 1 20 日在壮族地区的龙州县成立了镇南道办事处,2 1 日在壮族地区的恩隆县成立了田南道办事处。至1927 年春,农会组织遍及广西60 余县及市郊(含当时属广东省辖的合浦、防城、北海),有25个县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或县农会办事处,30 多个县农会办事处,全省农会会员达20 余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壮族聚居地区。除东兰外,壮族主要聚居区的凤山、百色、恩隆、奉议、思林、向都、果德、镇结、隆安、龙州、邕宁等县都成立了县级农民协会和农会办事处。东(兰)、凤(山)地区则成为当时广西两个农运中心地区之一。

大革命时期的壮族农民运动,是壮族农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下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改变了壮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壮族农民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农民一样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创造了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为当时席卷中国大地的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很活跃。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壮族地区的经济落后,至本世纪20年代工业仍不发达,壮族工人阶级队伍弱小,因此,工人运动的规模和影响也远较农民运动为小。在这一时期壮族工人运动涌现的领袖人物中,何建南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何建南,广西龙州县人,1901 1 月生于贫苦的市民家庭,壮族,其家乡所在的左江地区是壮族主要聚居区之一。1921 年初春,何建南离开家乡来到广西省会南宁,在来往于南宁和梧州间的轮船上当厨师。1925 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何建南为南宁“广西工人对英作战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他和其他工运负责人的领导下,南宁工人连续举行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并捐款2 万余元援助上海和省港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何建南被选为南宁餐楼工会执行委员长,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6 1 月,在中共南宁支部的直接领导和国民党左派、广西省党部工人部长黄家植的支持下,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3 1 日,在南宁市工人代表大会上,何建南被选为市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又被执委会选为常务委员。在中共南宁支部的指导下,市总工会领导全市工人阶级,向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展开英勇的斗争。何建南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南宁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并于1926 5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夏,中共南宁支部改为南宁地委。在中共南宁地委的领导和何建南等一批工运领袖的带动下,南宁市的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至1927 年春,全市已有34 个行业工会,会员达6000 多人,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也不断扩大。1926 9 月,梧州发生了反动军警屠杀工人的“三工人血案”,何建南等积极发动全市各工会组织,声援梧州工人的正义斗争。“东兰农民惨案”发生后,南宁市总工会在何建南等领导下,联合学联、妇联,采取共同行动,声援东兰农民的斗争。这一年,南宁市郊邕宁县发生了反动团总黄怡秀无理拘捕农会主席唐光天事件。市总工会立刻发动各基层工会,并联合各界团体尤其是青年学生,与数千名农友一起包围省府和县府,要求释放唐光天,惩办黄怡秀。经过两天两夜的斗争,反动当局慑于工农联合的强大力量,被迫释放了唐光天。

除南宁外,其他壮族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很有声势,其中以龙州的工人运动发展较快。1925 8 月,龙州县就先后组织了11 个行业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会员达1500 人。1926 10 月,中共党员陈霁、易挽澜到龙州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龙州总工会组织了工学检查团检查洋货,组织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举办工人夜校,使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青年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壮族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许多壮族地区都建立了共青团和青年、学生组织。广大壮族青年和各族青年一道,勇敢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群众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南宁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活动,于1926 年秋以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名义,组织了广西革命青年社,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南宁地委委员何福谦(壮族)负责。该社创办了《广西青年》杂志,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对推动壮族地区的青年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大革命时期,壮族地区的大部分县都成立了妇女团体,妇女运动如如火如荼。壮族地区的妇女运动一般都是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兴起的,因此,凡是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也是妇女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妇女运动成为农民运动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作为壮族农民运动先锋的东兰县,其妇女运动也成为壮族地区的模范。1926 10 月,参加“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的黄若珊,在向国民党省党部报告东兰妇女运动情形时说,“东兰妇女已大觉悟,团结力极强,革命性极雄,一切工作与男子均等……现东兰妇女已组织妇女运动团体,名为东兰县妇女解放协会,会员3685 人。”

四、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1927 4 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统治壮族地区的新桂系集团,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举起屠刀,对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一大批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共产党员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员高孤雁,在4 12 日清晨即被反动派逮捕,9 1 日和其他12 位革命志士一起在南宁英勇就义。壮族工人运动的领袖何建南也在4 18 日被捕,在狱中,他虽被严刑拷打,但忠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郑晴山(北流支部)、熊秀民(柳州支部)、何福谦(共青团南宁地委委员)、陆玑璋(田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易挽澜(镇南道农运办事处指导员)均为壮族共产党员,他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被敌人杀害。桂系集团调集重兵向壮族农民运动的中心东兰、凤山“进剿”,疯狂地对壮族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镇压,狂叫“三个月内全部消灭东兰农军”, “石头也要过刀”,妄图一举扑灭壮族人民的革命火焰。但是,英勇的壮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7 月中旬,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和严敏在恩隆县七里山区召开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思林等县的农运骨干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反抗桂系集团的屠杀政策,宣布成立以恩奉特支为领导核心的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总部”或“三南总部”)。同月,在奉议县花茶村召开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会议,决定整编各县农军为右江农民自卫军。会议推选俞作柏为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余少杰、严敏、韦拔群、陈守和(壮族)等5 人为常委。任命韦拔群为右江第一路农军指挥,领导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黄治峰(壮族)为第二路农军总指挥,领导恩隆、奉议等县农军;余少杰、黄书祥(壮族)为第三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思林、果德等县农军。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为全面发动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作了积极准备。此后,韦拔群在东兰县兰木召开紧急会议,将东兰、凤山、凌云、百色4 县农军整编为右江农军第一路一、二、三团及独立大队,共达3000 余人枪.韦拔群等领导农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广大的壮族地区,到处燃起了武装反抗的熊熊烈火。8 月,韦拔群指挥农军2000 多人,包围入侵凤山县城的黄明远营,战斗持续l0多天。8 9 日,余少杰、黄治峰指挥右江第二路农军200 余人,在奉议县仑圩暴动,生擒第四区团总黄锦升等人,消灭部分团局武装。8 21 日,黄书祥率领右江第三路农军约l000人攻打果德县城,破城后,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释放了被捕的农友和农军战士,开仓济贫。同月,那马县数千农民起义,攻破县城,并将反动军队一个连缴械,9 5 日,余少杰、黄书祥令思林县农军总指挥黄永达(壮族)率右江第三路农军200 余人袭击镇结县城,营救被捕的镇结县农会执委张太愚。7 日,余少杰、黄永达又率农军300 余人转攻思林县城,智破县署,俘国民党县长黄懋森及县党部、团务总局的头目。11月,奉议200 多农民在黄治峰领导下举行起义。12 月,向都县数百农民武装进攻县城。同月,果德农军第二次攻占县城。在左江地区,雷平、养利等县以及万承州的农会也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在广西省会南宁附近的邕宁,也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在壮、汉杂居的桂中地区,也掀起武装反抗的怒潮。1927 5 3 日,武宣县通挽区农会发表快邮代电,抗议桂平县刘瑾堂等土劣团局摧残该县农会,表示要“督率农军前往援助,共灭此獠”。5 月下旬,“武(宣)平(南)桂(平)七区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领导武宣县的东乡、通挽,桂平县的宣一、宣二、姜里,平南县的大同、鹏化等七区农军3000 余人,在大同地区举行暴动,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均分田地”和“建立大同农民政府”等革命口号。

壮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祖国南疆土地上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揭开了壮族地区土地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序幕,为以后百色、龙州起义的举行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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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其中发生在壮族聚居的右江地区百色起义和左江地区龙州起义,威震南疆。起义中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积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70 万,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为全国瞩目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

一、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及南宁兵变

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和全国一样,革命处于低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和血腥屠杀政策,对外卖国求荣。各派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爆发了连年不断的混战。

1929 年春,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桂军前线指挥官李明瑞阵前倒戈,战争遂以新桂系失败而告终。同年6 月,蒋介石分别委任俞作柏、李明瑞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李是国民党左派,受到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他们主政广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巩固其在广西的地位。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陈昭礼)、龚鹤村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广西,与原参加过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由邓小平统一领导。

同年7 月,邓小平秘密抵达南宁后,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分析广西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阶级关系,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团结左派,孤立打击右派,因势利导,制订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一是对俞、李等国民党左派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右派势力的斗争,与俞、李建立合作关系,使他们同意接纳中共推荐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担任要职,同意开展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从而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二是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通过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积极活动,俞、李同意开办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张云逸负责领导。在教导队里,他们按照党的指示,以合法的身份,对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主教育,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通过开展士兵运动,改造旧部队,撤掉了一批反动军官,以中共党员干部取而代之,使部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左派和中共党员手里;三是加强对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农运动的领导。曾在南宁召开广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由雷经天、韦拔群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同年9 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在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方针。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俞、李在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拉拢下,不听中共劝告,于同年10 1 日贸然出兵参加反蒋战争。结果,他们出兵反蒋不到10 天,便败退回南宁。粤军陈济棠,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派3 个师入桂逼近南宁,南宁为之骚动,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捣乱破坏。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立即指示平息广西教导总队中反动分子的骚乱,争取、教育了该总队一大批学员参加革命。接着,按照事先制订的应变计划,把受共产党影响和掌握的三支武装部队共3000 多人,撤离南宁,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邓小平与张云逸分别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从水、陆两路赴右江地区;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俞作柏和李明瑞随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后,俞作柏取道越南前往香港,李明瑞则在中共的帮助下,毅然参加领导龙州起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地处桂西南与滇、黔两省交界的右江地区,聚居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该地区虽然比较偏僻,交通阻塞,经济和文化较落后,但地势险要,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群众基础较深厚。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等将该地区作为广西革命的落脚点,是正确的选择和决策。

1929 年10 月22 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部队到桂西重镇百色后,立即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决定一方面继续整顿、改造和扩大部队,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和武装群众,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帮助各地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同时,决定仍暂时打着俞作柏的旗号,利用旧督办机构,由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统管各县地方政权,通知各县上缴税款,稳定各县局势。

为扫除武装起义障碍,1028 日,警备第四大队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的部署,在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思林(今属田东县)等县农军的配合下,胜利围歼了驻右江地区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1000 余人,缴枪700 余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 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

11月初,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带回了党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龚到达右江后,驻右江地区的部队及时改变为红军。

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于12 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不久,党中央电令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邓小平对百色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和分工后,便离开百色,到龙州检查布置龙州起义工作,然后前往上海。前委工作由陈豪人负责。

12 月10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会上,大家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2 月11 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镇东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数千各族工人、农民、战士和市民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诞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全军共4000 多人。

同一天,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 多人。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拥护红七军实施政纲、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1 名委员中,壮族委员占了5 名。这是右江地区壮、汉、瑶等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重要标志。

第二天,前委在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举行有l 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在红七军帮助下,东兰、凤山、百色、奉议、恩隆、思林、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凌云、那马(今属马山县)、都安、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河池等16 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天保(今属德保县)、隆山(今属马山县)等县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百色起义创建了拥有100 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据统计,在上述16 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中,有13 个县的第一任主席是壮族干部,充分反映了壮族是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根据地建立后,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党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壮族人民同其他民族同胞一起,积极投入土地革命和其他各项建设工作,踊跃参加红军和支前,使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至1930 l0月,正规红军发展至7000 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壮族青年,脱产的农民赤卫军约l 万人左右。

三、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西部和南部与越南接壤,东及钦州、上思十万大山,北连南宁、镇结、隆安、向都,境内多是贫膺的山地和丘陵,人口较稀少,经济文化较落后,也是以壮族为主的壮、汉、瑶族杂居的地区。从1885 年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该地区,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榨各族人民,引起各族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大革命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曾派党员干部到该地区领导农民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29 10 月中旬,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挺进左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龙州后,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首先,仍打着俞作柏的旗号,由俞作豫担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 个武装巡缉队和留守在龙州的新桂系吕焕炎部驻龙州的教导队400 人,并招募一批工农青年和学生入伍,使第五大队由1000 多人扩大到2000 多人。其次,派一批部队干部深入农村、城镇,宣传、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农会、工会和工农武装,并把从南宁运去的部分武器弹药分发给各县工农武装,增强其装备力量。

同年11 月中旬,龙州发生了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的叛变事件,李明瑞、俞作豫及时率领部队和工农武装。包围叛军,经过33 夜的激战,于12 4 日平息了叛乱,收复了龙州,为武装起义清除了隐患和障碍。

平叛后不久,邓小平从右江地区调何世昌、严敏等一批党员干部到龙州工作,由何世昌任中共左江军委书记,加强了该地区党的领导力量。

中共左江军委根据广西前委的指示,吸取蒙志仁叛变的教训,并借鉴右江地区改造部队的经验,加紧对第五大队的改造、整顿工作。但由于干部力量较薄弱,对部队的整顿工作仍不彻底。

1930 1月下旬,中共左江军委和龙州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日期和建立红军及革命政权等问题,并征得了中共广东省委和红七军前委的同意。2 1 日,龙州古城张灯结彩,红旗招展。中共左江军委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会上,何世昌宣布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及左江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军政委,何世昌兼任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第一、二纵队队长,全军共2000 多人,大会还宣布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王逸为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左江革命委员会13 名委员中,有6 名是壮族委员。

随着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崇善(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5 个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有3 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壮族。左县(今属崇左县)、雷平(今属大新县)、养利(今属大新县)、宁明、明江(今属宁明县)、思乐(今属宁明县)、万承(今属大新县)、邕宁、上思等县为游击区.建立了一个拥有约70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互为犄角。

龙州起义后,广大军民高举反帝斗争旗帜,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红八军在龙州《工农兵报》上发表《为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驳斥帝国主义对龙州起义的造谣、诬蔑。2 19 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有1 万多军民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没收了窝藏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内的豪绅地主的财产,驱逐了7 个违法的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主义政纲”。

在此期间,龙州等县还结合打土豪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和丈量土地工作,有个别乡村举办了共耕社。但由于敌人很快进犯,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断。

1930年3 月20 日,新桂系集团调4000 多兵力分两路进犯龙州县城。红八军经过浴血奋战之后,撤出龙州县城,左江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红八军余部艰苦转战于中、越边境和滇黔边界后,与红七军会师,后编入红七军。

四、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反“围期”斗争

19309 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到右江地区传达6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和中央命红七军离开根据地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的指令,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红七军前委经过一番争论,决定接受中央指示,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整编后,红七军主力7000 多人誓师出发,历经桂、湘、粤、赣4 省边境,行程7000 里,时间10 个月,并不断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困难,2000 多名红七军将士于1931 7 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新桂系集团立即调遣大批兵力,先后3 次对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被留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率领新组建的红七军21师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上敌人长时间对根据地的“搜剿”、“血洗”和摧残,红军的粮食供应和武器装备越来越困,减员越来越严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右江特委和红21 师党委于1932 4 月,调派右江特委常委、21 师副师长黄松坚带领一批干部到右江下游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由黄松坚任书记,同时,调派东兰县委书记、右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壮族)带领一批干部到黔桂边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边委书记和边革委主席,领导黔滇桂边一带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2 l0月初,新桂系“围剿”和搜捕韦拔群、陈洪涛。韦拔群和陈洪涛在严重形势下正准备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不幸,韦拔群于10 19 日被叛徒杀害于东兰。同年12 9 日,陈洪涛也不幸被浦,22日牺牲于百色。随着这两位领导人的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反动派的血洗。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在祖国南疆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策应和配合了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政治同样有极大的意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壮、汉、瑶族人民和红七军、红八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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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以壮族人民为主体的右江地区,长期处于落后、贫穷的状态。“土纱家机布,瓦盏茶油灯,比比皆是。唯地主与佃人关系,则比之他处而更不平。”封建地主豪绅,霸占着绝大部分的山林和土地,用“收租”的方法剥削农民,“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天灾水患 …… 的荒年,也不能丝毫短少!”“农民借贷多在每月月息三分以上,青黄不接之际,唯有借货谷花,每百斤大率须偿百五十斤至二百斤之谱.”“并且是利上加利的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老婆儿女每每要做还债的东西!借钱每每是谷价昂贵的时候,还债又是物价平易进,再加上高额利息,在三五月后借一要还三了。”

在历史上,右江地区长期实行封建土司制度。近代以来,虽然经过了改土归流,但仍保存有许多土司遗留的陋规。原来那些土官及其家族,摇身一变而成为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他们仗恃旧有的权力,除了对农民实行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还强使农民无偿提供各种劳役,缴纳各种额外礼物、税金,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一般每一佃户每年要为地主无偿服役15 天。每逢过年过节,或遇到地主家里婚丧喜庆,佃户还要给地主送钱、送土特产等礼物,给地主抬轿、送葬。地主“任意驱使人民,不遂,则诬指为匪,或嫁以种种罪名,送之衙署。”加上外资入侵和连年兵灾匪祸,盘踞在右江各地的残军和土匪司令、统领,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敲骨吸髓,“柴木猪狗,予取予携,每月每家又要担任什么邓捐韩捐(邓氏部队所需者为邓捐等),猪捐狗捐,简直弄到无法可以生活”。

百色起义后,中共红七军前委为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按照党的六大精神和红四军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根据地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其时间虽不长,运动开展尚未普遍和彻底,但在壮族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土地革命的步骤和做法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和试点阶段(1929 12 月至1930 4 月)。

1929 12 月,中国红军第七军一成立,立即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在政纲中明确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接着,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联名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里,号召右江各族人民“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也给各县发出有关开展土地革命的通令(政字第一号),指出“目前群众对土地解决之切望”,表示“本府负责督促各县,县督促各区,区督促各乡切实没收地主之土地”。各县苏维埃政府接到通令后,立即转发给各区、乡苏维埃政府。1929 12 18日《右江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目前主要的任务》一文中,把“深入土地革命——彻底的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交苏维埃政府,分配与农民,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由此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勇气”,作为百色起义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红七军政治部还专门编印《土地革命》小册子和散发《我们的主张》等传单,大力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当时,红七军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曾派出一批部队干部到各县帮助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工作。各县县委也组织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如凤山县委于1930 2 月组织了6 个宣传队,在县委书记黄明春(黄松坚)带领下,分别到中区那禄乡、长里八达乡等地宣传。出发前,还印发了红色小册子,人手数册。这为分田分地作了舆论准备。但由于敌军于1930 2 月开始进犯和占领了右江沿岸各县城,红七军主力撤到东兰,凤山一带,故右江沿岸各县的土地革命工作被迫暂时中断。

1930 4 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到东兰县时,红七军主力正到外线的滇桂边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搞好土地革命,建设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立即深入到东兰县武篆区,与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韦拔群、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同志一起,进行有关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时间长达2 个月之久。他们曾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以士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给学录讲课和编写《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介绍他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到的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做法、经验,培训了一批骨干。在邓小平的关怀、指导下,武篆、太平等区的土地运动首先开展起来。为了多方面探索经验,他们还选择群众思想觉悟较高,干部力量较强的东里屯(韦拔群家乡)试办了一个共耕社。邓小平等对共耕社很关心,经常了解群众对共耕社的反映,及时帮助解决办社和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当他们了解到春耕生产缺乏耕牛时,立即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给共耕社送去了12 头水牛。

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和摸索试点工作,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制订《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逐步铺开的阶段(1930 5 月至10 月)。

1930年5 月1 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结合右江地区的实际,正式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该条例对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土地分配原则等,都作了比较具体和明确的规定。接着,右江苏维埃政府于5 15日颁布了《共耕条例》。这两个条例成为当时右江地区进行土地革命的依据和准则。

这时,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奉蒋介石的委令,从梧州、桂平一带进攻桂系军队,驻扎在右江沿岸县城的桂军被调往前线。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决定利用粤桂混战的有利时机,从贵州回师右江地区,于同年六七月间,先后收复了百色、田州、平马等沿江县城。接着,红七军前委决定一边整训,一边全面铺开土地革命运动。在土地革命铺开前,红七军前委曾在平马镇举办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也亲自给学员讲课,介绍井冈山的经验和东兰、武篆的做法。训练班结束后,邓小平还深入向都、德保县等地了解、指导土地革命工作。1930 9 19 日发出的《前委通告》(第七号)中,根据恩隆、果德、思林等县土地革命中有些干部存在的犹豫、拖延或利用职权分好田等几种错误现象,提出如下4 点意见:“( 1 )审查过去分配之实际的状况,随时纠正一切错误。(2 )如发现某处分配土地不当,则应召集群众大会讨论解决办法,必要时可举行重新分配。(3 )分配土地应以乡为单位,开乡苏维埃大会解决之。(4 )分配土地时应鼓动群众,提高其情绪,了解其意义,要有群众的行动。分配土地的各种方法,应向群众作详细的解释,根据群众大多数意见决定之。”

当时,右江地区土地革命的一般做法是:

(一)在“鼓动群众”、“了解其意义”的基础上,组织以贫农、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各乡普遍成立雇农工会,吸收最贫苦的农民参加,作为党和政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的依靠力量。

(二)普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成分。各乡苏维埃政府设土地委员,负责调查全乡土地和人口。调查土地的范围分为四类:( 1 )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 2 )自耕农的土地,( 3 )佃农领有的土地;( 4 )全乡公有的土地。“全乡的土地经过调查后,即由一土地委员分别编号签订”,接着,便依靠雇农工会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划分其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有些地方没有划分。

(三)销毁所有的旧土地契约和债务契据。对不愿交出契约或假交真留契约的地主豪绅,则按破坏土地革命罪论处。

(四)没收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并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清算斗争。

(五)以乡为单位,“按照全乡贫苦无土地的农民人数,由土地委员决定分配的标准”,然后召开全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般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进行平均分配。有的乡则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把抽出来的土地分给或补给贫雇农,最后,发给《土地使用证》。如奉议县仑圩篆虞乡共有人口380 多人,土地计有30.75 万斤产量,平均每人分得800 斤产量的土地。东兰县兰洒区孟乡每人平均分得1 2 升种子的土地(约合2 亩)。《土地使用证》中,写着姓名、分得土地的名称、地质、亩数、谷种数、出产量、至乡政府的距离、经手人签名盖章、填发证时间等。

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中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运动,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红七军成立后,政治部编印的《土地革命》宣传小册子中,就提出了土地革命总路线、总政策思想:“贫农雇农是乡村无产阶级,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常有降落为贫农雇农的危险,他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同盟者。”“富农的利益,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富农虽然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是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造成地主的希望,所以对土地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革命深入一层,他必定的要反革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资本家与地主分划不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工农的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是工农一致的要求…… 工人阶级一定以全力帮助土地革命的。”“士兵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势力。”1930 8 月,东兰县委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指示的第二个问题中也指出:“土地革命的总路线:(1)统一乡村反豪绅地主的战线,土地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地主阶级,应当先统一反豪绅地主的战线,使之阶级分化,以动摇豪绅地主政权。(2 )联合城市工人、贫农,以及士兵统一民主革命战线。”这一路线,基本上符合我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原则,也与1930 年毛泽东同志根据井冈山、兴国等地土地革命实践经验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精神是相一致的。

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根据农村各阶级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及这种占有关系为基础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分别对农村各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凡将自己土地全部或一部分佃给农民,而以佃租制度来剥削农民者,皆谓之为地主阶级。”“凡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势力,剥削群众,压迫群众者,谓之豪绅阶级。”“凡农民:(甲)除了自给外,还有剩余者;(乙)非豪绅地主阶级之放高利贷者;(丙)自己土地较多,须雇雇农耕种者;(丁)还有一种将自己剩余财产埋藏,而在乡村中有个人之经济地位者。以上数种,皆谓之为富农,仍是站在剥削穷苦农民之地位。”“凡农民每年所得,仅能勉强自给,不剥削人,亦不被人剥削者,谓之中农。”“凡农民每年所得,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而必须为人作短工,借高利贷,或用其他方法以维持其困难生活者,谓之贫农。”“凡自己没有土地,亦未佃地主土地,而以帮助地主或富农种田者,谓雇农。”“凡在乡村不种田地,而专以其他职业维持其生活者.谓之乡村手工业者。”由于正确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成分,从而划清了农村阶级阵线,明确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和打击谁的问题,这对组成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人口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树立贫农、雇农优势,巩固一与中农的联盟,集中力量打击地主豪绅阶级,起了指导作用。

对待中间阶层政策的问题。在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过程中,注意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一般都没有抽动中农的土地。若“该乡土地数量多,佃贫所得土地超过中农时,中农仍有获得增加土地的权利。”当时,尚未发现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对待富农方面,在《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把富农列为自耕农范围之内,规定“原属自耕农之土地,其管理权为苏维埃政府,其使用权仍为原有土地之农民。”右江地区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时,一般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有些地方只没收其出租的部分。后来,因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把“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第二对象”,在“反富农斗争”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把富农当作地主或反革命看待,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又继续没收富农土地,并分给其坏田。1930 9 14 日,中共右江特委发出通告,指出:“‘凡是富农都杀都打倒’,结果必会引起中农(革命的巩固同盟军)的动摇。”不久,因红七军北上,来不及纠正这一错误。

三、土地革命的成果和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右江地区实行土地革命的乡村,由于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回到了农民的手里,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各族农民喜气洋洋,第一次享受到翻身解放的欢乐,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31 8 l 日邓拔奇写给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通讯中说:东兰、凤山两县“农民平均每人都分得了可供几个月米粮的土地,兼种些玉蜀黍、薯芋等杂粮就够一年的粮食。每家每年收获的谷米至少都已等于反动统治下的中农了。没有苛捐杂税的剥削、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种族地方性的界限,很久受汉人压迫欺凌的瑶民和住在石洞场里的最困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得到了同样肥美的土地。”尤其是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土改后,广大壮族农民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每天早出晚归,精耕细作,连望天田也犁2 次,耙2 次,耘3 次,还打树木叶子做基肥。当年6 月,遇到大旱,整整l 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与乡苏维埃政府商量后决定,军民一起挑水抗早。同时,还修了1 条几里长的水渠,结果,寒露还没到,谷桶就打响了。粮食按年龄分等级分配,13 岁以上每人分得穗谷800 斤,13 岁以下的分得200 500 斤,全屯留下12000 斤作为公粮。当时,东兰、凤山一带流传着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土地都平分,不准谁偷懒,家家有谷收,人人心欢喜,粮食吃不完,团结更增产”。

经过土地革命,广大壮族农民,更加热爱新生红色政权,热爱红军,踊跃参战,支援前线,使红军力量迅速扩大。“东、凤两县的农民群众已经真实地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生产上获得相当的改善了。因此,他们热烈拥护苏维埃,自愿加入红军为全国革命胜利而奋斗(1930 8 月统计东、凤两县农民加入红军的已有6000 余人)。”可以说,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是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分不开的。其主要经验是.

( 1 )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发挥当地各族贫苦农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壮族干部担任。在分配土地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分民族大小,同样参加分配土地和财产。

( 2 )从右江地区实际出发,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搞一刀切和包办代替。如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根据各地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分耕分管,大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二是分耕共管,少部分地区采取这一方式;三是共耕共管,即成立共耕社,这只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个别乡村进行试点,没有全面铺开。在试点时,强调“按实际情况进行” ,这说明当时对办共耕社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因为共耕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从分散的小农经济到农业集体化,这是一个任务十分艰巨、内容十分复杂的过程,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能立即操办从事的。

( 3 )认真培训土地革命骨干。红七军前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先后在东兰县武篆区和恩隆县平马镇举办了两期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县也举办了同样内容的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在土地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积聚和加强农村革命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加上后来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有相当部分乡村还来不及铺开,敌人便来进犯。一些分到土地的壮族农民,当年尚未收获,土地又被地主夺回去,土地革命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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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本世纪20 30年代,左、右江壮族地区工农业基础还是很薄弱,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是广西有名的地瘠民贫地区之一。在右江,称得上比较大的企业只有那坡电力公司、百色日光电灯公司、恩隆县电灯米机厂等,总资本也不过10 多万元。至于“工业在左江方面,可以说没有,商业亦极衰落。”农业方面,耕作方法也很落后,粮食产量低,水稻平均亩产仅200 斤左右,比全省平均亩产低l/5 ,缺粮户占农户90%以上,工人、农民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正如邓小平1931 4 9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所说的“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 ,口用品极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斗争环境艰苦复杂、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为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供给,安定群众生活,军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在2 年多的时间里,非常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制定政策,以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供给,为巩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建立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军队中设立属司令部领导的经理处,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财政委员会。军队中的经理处负责协调、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筹措军饷,保障军队供给等。地方县以上财政委员会负责经费预算和决算,收取各种经费、捐借以及罚没款等。区、乡财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本区、本乡公有收入的财政,支配本级苏维埃政府的开支,管理没收得来的财产,征收本辖区内的统一累进税等。

(二)制定财政经济政策。红七军、红八军的实施政纲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 “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制定标准”, “没收反革命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等条款。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红军的实施政纲“誓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奋斗,于最短期间实现之”,并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制定了落实政策措施。

1 .废除苛捐杂悦,实行工商统一累进税的政策。工商累进所得税的标准按资本额收1%到10 %不等;农业税除征收单一税5%外,按累进税原则征收其剩余的40%至70%不等,直至特别征收。从长远看,累进税虽然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它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制度建立的标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人民负担,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2 .打土豪筹饷和向群众筹集款项的政策。根据地创立初期,各项建设事业经费不足,土地又没有分配给农民,要农民承担经费开支非常困难,所以多数经费来源要靠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来解决。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土地法暂行条例》等文件都有对这条政策的执行进行说明。对豪绅地主与中、小地主,反革命分子,反动商人与一般商人严格区分政策界限,即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坚决全部没收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的予以处决;对中小地上和富农采取摊派的办法;对于勾结反动势力的大商人实行罚款,并收缴他们的武器;对一般商人则采取征悦的政策。向人民群众筹款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以有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有钱不出为原则。为此,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929 12 月曾颁布了《合理负担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合理负担的内容及办法。

3 .收取鸦片过境税的政策。左、右江地区是云南、贵州的烟土销往广东,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收取鸦片过境税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过境贩运鸦片的商人采取加重征税,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同时,又与贩运鸦片商人签订协议,要他们从外地转运日用品到根据地来(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长久的财政来源)。

4 .没收地主豪绅土地与分配土地的政策。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范围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无条件地、坚决地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二是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及土地,但对富农如能遵守一切法令政纲的可以不没收其土地。三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与财产,如祠堂、庙宇等,必须坚决没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对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制定了标准,即:勾结一切苏维埃之敌(即一切反革命)或与之作侦探或在经济上帮助敌人者;阴谋企图倾覆苏维埃政权者;反抗苏维埃政府法令者;进行反苏维埃政府的小组织等。凡构成犯有以上一条者,均属被没收土地和财产之列。对被没收得来的土地和财产如何分配?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二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三是共耕。

(三)抓财政收入。为保证红军的供给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经费的开支,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取之于敌”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收缴国民党政府的财产。如张云逸利用他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和南宁警备司令的职务,掌管了南宁的金库和军械库。1929 10 月,他率部进驻右江时,把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的一批资财运往右江,作为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的经费支出。张云逸进驻右江后,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和税务局长将各县库存的税款上缴到督办。此次征得税款几万银元。百色起义后,这笔经费成为红七军的财政收入。

2 .收缴帝国主义非法占有的财物。红八军在龙州收缴了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内非法占有的财物15 万多元。后又在海关、教堂等收缴了4 万余元。

3 .战场缴获。19304 30 日,红七军在贵州榕江县城打了个大胜仗,缴获敌人资财l0万余元和武器一批,解决了部队经济困难和武器不足的问题。

4 .打土豪筹款。这是根据地创建初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不仅能解决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供给,而且也有力地削弱了地主豪绅阶级的经济实力。如红七军攻打镇结县城时,没收得土豪劣绅银元20担;红八军处决龙州县大土豪、奸商谢吉秋、“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计得黄金2O0余斤,光洋10 万余元,烟土500 余箱。

“取之于民”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征收工商税。工商税主要是征收鸦片过境的高额税款和商业税。商业税征收数额依商户资本大小而定。资本大则税率高些,反之,税率就低一些。

2 .征收农业税。在右江地区实行累进税的办法,由苏维埃政府按各人生产量交5 % ,有余粮的则另行征收。在左江地区则按年产总额15 %征收。

3 .向商户筹借。红七军成立初期,主动与百色城各大商户联系,动员他们捐借款物,共筹借得钱数千元以及大米20000 多斤,果德县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军粮问题,借得果化圩农民卢桂龙粮食1000 余斤。

4 .群众捐献。这充分体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红七军第三纵队主要由东兰、凤山两县的农军组成,部队条件艰苦。为解决部队经费问题,纵队司令韦拔群发动群众捐献财物支援红军。纵队警卫排长冉大鹏响应号召,从家里拿来100 元光洋支援苏维埃政府;恩隆县桥头区黄卜南献银400 余元,支援红军伙食;红八军进驻云南省的剥隘休整时,得到当地商人和人民群众捐献3000 余元和衣物一批。

5 .开辟农贸市场,增加税款收入。为反对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1932 年春,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亲自指示在西山的弄览和大弄京开设圩场。虽然敌人严密封锁,但外地群众及商贩仍千方百计将粮、油、盐、火柴等物品拿到这些圩场出售,解决了红军不少困难,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百色县相仁乡苏维埃政府在那巴村开辟市场后通过税收,解决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赤卫军的供给,还方便了当地群众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左、右江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红七军、红八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把发展经济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发展农业生产。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都颁发了目前实施政纲,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等政策。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土地问题决议大纲》等文件,规定了土地分配标准,在许多地方实行了土改,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证等。邓小平同志还亲自在东兰县东里屯开办共耕社,进行试点,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当年粮食增产丰收,产量比1929 年增产3 成。全屯13 岁以上每人分得穗谷800 斤,13 岁以下分得200 500 斤。全屯留下10000斤作公粮,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恢复工业生产。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业企业很少,但手工业、商业、内河航运业等相当发达。红七军、红八军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从维护工人正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恢复生产,增加经济效益。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注意保护商人利益,左、右江沿岸商业比较发达的百色、田州、平马、龙州、崇善等主要县城商店照样营业;码头工人、航运工人通过学习“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政策,生产积极性高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在平马镇,开设了一间熔炼厂,加工银元、银锭,解决了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部分资金。但由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较短,作战频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还很有限。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它建立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合理使用财力,使有限的资金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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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土地革命后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2 年冬,在新桂系集团连续两年的“围剿”下,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遭到重大损失,主要领导人韦拔群和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血洗而丧失。但是,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幸存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一直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至抗日战争前夕,桂西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在持续5 年的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先后在桂黔边和滇桂边的20余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一、恢复和发展右江下游地区党组织和坚持武装斗争

1932 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中共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遭受重大破坏。当时,右江特委委员、独立师党委常委、右江下游临时党委书记黄松坚(黄明春)在果德与思林交界的临委总部“洋楼岩”,与临委常委陆浩仁(壮族)等研究,决定组织“打狗队”,惩罚叛徒,制止敌人肆虐,保护革命骨干。1933 l 7 日,将右江下游临委改为右江下游党委,继续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新党委由黄松坚〔书记)、陆浩仁、滕国栋、黄书祥、黄大权(均为壮族)等组成。滕国栋仍任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党委对革委会掌握的红62 团的部分队伍和赤卫军进行整顿,改变斗争策略,组成灵活机动的小队伍,主动打击敌人。

1933 2 月,陆浩仁、滕国栋、黄永琪(壮族)等右江下游党委、革委会成员,到果德县同县委书记黄书样等一道开展工作。在该县的弄旧屯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革命武装、惩办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3 月,黄书祥到思林县第二区竹梅乡建立一支20 多人的农民武装,领导群众开展反抗地主抢占耕地的斗争。5 月,黄书祥在那除屯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右江下游党委委员黄大权闻讯后,立即率领向都北区武装赶来将竹梅乡农民武装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战斗。同月,右江下游党委派黄大权到滇桂边工作。黄大权在向都与天保边界地区,组织了有30 多人的“共产青年同盟会”。不久,黄大权转到向都南区和靖西等地开展活动,不幸被叛徒出卖,黄大权等4 人于6 4 日在天保县那样屯附近被捕,8 4 日在天保县城英勇就义。1933 7 月,根据右江下游党委指示,陆浩仁到都安东部夷江区,与上一年到那里的红军连长谭志敏(壮族)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34 7 月上旬,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在果德县三层更召开会议。因黄松坚将离开右江下游地区到滇桂边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成立以陆浩仁为书记,滕国栋、黄永琪为常委的中共果德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工作。会后,黄松坚带领黄德胜(壮族)等10多名军政干部前往滇桂边的九弄开辟新区。

同年10 月中旬,黄松坚在云南省富州县(现富宁县)壮族聚居的多立寨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领导右江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会议选举黄松坚为中共滇黔桂边临时委员会书记,黄德胜、韦纪、赵润壮(均为壮族)等为委员。同时,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黄庆金(壮族)任主席,黄德胜、朱国英(壮族)任委员。边区临委决议在右江分别建立以广西的东兰、向都和云南的九弄为中心3 个游击根据地。决定把九弄的队伍编为滇黔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梁超武,壮族)为司令,黄松坚为政委,黄德胜为参谋。还决定派韦纪和黄庆金到右江下游地区协助组建红军游击队第二联队。

二、九弄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劳农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九弄地区是云南省东南部富宁县和广南县交界的山区,与广西的那坡、靖西、德保、百色、隆林和贵州望漠等县接壤。居住着壮、汉、苗等各族人民,其中壮族约占80%。早在20 年代后期,党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1932 年冬和1933 年夏,党又先后派韦纪、李绍础、韦天恒、朱国英、滕静夫、岑日新、赵润兰、李修学(均为壮族)等干部到这一地区的谷拉、多黎等村进行革命活动,初步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

九弄山区原来是绿林武装梁超武的势力范围,梁部有5060 人枪,国民党奈何不了他。1934 7 月,党派黄德胜同梁超武打交道,两人结拜为兄弟,黄对梁及其部属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使梁超武等人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愿意接受改编参加革命,积极协助共产党开辟九弄游击根据地.1934 10 月,黄松坚带领红军游击队进驻九弄后,同收编的梁超武部合并,共有200多人枪,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同时着手清除了九弄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土匪和反动民团势力。

在游击区,黄松坚等十分注意做好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谷留寨有5060 户壮、汉族农民,分成两个宗派,经常发生械斗。经过游击队的教育,使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反“围剿”的斗争。对各乡长、保甲长和上层士绅,采取打击反动头子、争取中间分子的斗争策略,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对待商人坚持交易自愿、买卖公平政策,使他们放心照常营业、主动组织货源供应红军的需要。

滇黔桂边区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的成立,根据地日益发展,引起了云南省地方实力派龙云的恐慌。1934 11 月底,龙云派广南县警备军何彩部的副司令农志猛率警兵一营向九弄根据地中心进行第一次“围剿”。我劳农游击队即上山隐蔽设伏。12 5 日,敌人进到谷留寨,我留下的地下交通员莫杰(壮族)装聋作哑,被敌人割去1 只耳朵,强迫他带路。敌人被引入我伏击圈后,被第三联队冲杀得溃不成军,退到谷留寨时只剩下120 多人。恼怒的敌人杀害了莫杰这位英勇的交通员。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于1935 l 月中旬,又派出了滇桂军两个团,以及富州、广南、靖西、那坡、天保、百色等县民团4000 余人,分三路包围九弄中心根据地。为保存实力,劳农游击队把主力撤到弄甲一带隐蔽,另由黄德胜率一部分队员杀回谷留寨,以扰乱和迷惑敌人。敌人找不到游击队,便严密封锁谷留寨,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造谣“九弄共匪已消灭”。中共滇黔桂边临委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反击敌人。政治上,让游击队员和地方交通员利用亲友关系,在同一时间里把党的抗日救国传单寄发给国民党的军、政、警机关和头目,进行宣传战;军事上,于当年1 30日出其不意攻打岩凡,一举歼灭守敌,当场镇压了反动联保主任兼民团头子莫生宠。敌人的“围剿”又告破产。

1935 5 月,黄松坚前往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1936 年,滇黔桂边区临时党委决定,把劳农游击队改为边区革命游击队,政委由滕静夫接任。

三、右江上游党组织的重建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34 年冬,在东兰西山坚持斗争的黄举平等,经右江下游党委的同意,于1935 年初重建中共东兰县委,黄举平任书记,陈卜保(瑶族)、黄世新、韦金芳(均为壮族)等任委员。下辖东山、西山两个支部,50 多名党员。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1936 2 1014 日,黄举平、梁乃武(张宪,壮族)在西山弄岩垌组织召开了有30 余人参加的会议,成立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主席(后黄世新接任主席),陈国团、黄唤民、覃桂芬(均为壮族)等为委员。

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组织了4 个暗杀队,每队10 多人,快枪10 支。暗杀队先后镇压了黄屦端、黄裕昌、陈庆绵、陈八等一批反动的局董、乡长和土豪,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鼓舞了革命人民。到1936 年初,右江上游革委会领导的革命组织遍及广西的东兰、凤山、凌云、乐业、南丹、河池和贵州的册亨、荔波等县。1936 3 15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发表了《敬告群众书》 ,揭露国民党军阀的“主义是三种杀民主义,国民党是卖国卖民的党”,指出“共产党是为我们谋利益的唯一政党”。号召右江群众“决醒起来,……热烈加入革命阵线,……消灭我们共同的一切敌人一一土劣、资本家、军阀、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出华…… 建立苏维埃的政权。”4 11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散发了《反对李、白军阀抽丁传单》。

4 月17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在东兰县西山召开了上游各县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大会就巩固与扩大革命组织,开展白区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肃反工作、瓦解敌人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部署,指出要“洗刷自己的一切弊病”, “斗争要有策略,要有适当正确路线,不要育动,不要犯左右倾”。5 9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印发了《告民团特种队、后备队、预备队的兄弟书》,号召民团团丁及特种队、预备队的队员们不要当国民党军阀的炮灰,要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方面来。

5 月中旬,右江上游革委会按照上年冬滇黔桂临委的决定,将所属的革命武装统编为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由黄世新任队长,黄举平任政治委员。至年底,联队成立了两个游击大队共300 多人。

1936 年7 月27 日,在西山弄岩垌召开上游各县的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由黄举平(书记)、梁乃武、韦士新、黄世新、陈国团、黄桂南、黄生福、王文生、韦运样(后3 人亦为壮族)等组成;中心县委下辖6 个党支部,领导着东兰、凤山、百色、万岗、南丹、天峨、河池、都安、凌云、乐业、荔波、那地等县、区的革命工作。

四、右江下游党组织坚持的革命斗争

1934 7 月,中共思林、果德中心县委建立后,8 月上旬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心县委从三更突围,转移到思林的那营、弄那山区,随即派出小组去活动。陆浩仁去都安,滕国栋、赵世同相继到那马,梁乃武到新设置的平治县黎明区,开展地下活动。不久,革命活动便发展到那马的杨圩乡及都安、隆山、武鸣等县交界地区。

1935 年初,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在思林成立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滕国栋,委员有陆浩仁、赵世同、韩平波、黄水琪、李凤彰、黄绍谦(均为壮族)等。革委会着手整顿在右江各地分散活动的小股游击队,然后把活动在向都、恩隆、思林、平治、都安、武鸣一带的游击队编为第二联队,黄绍谦任队长,李克(壮族)任政委。同年夏,第二联队第一中队从恩、果、向、思交界的百陇地区转移到敬德、天保、奉议三县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6 4 月初,右江下游革委会成员韩平波、梁乃武在思林县槐梅村召开下游各县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大会审查了过去的工作,讨论和决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并改选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仍为滕国栋。会后,革委会于4 5 日印发《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农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和团结起来,为反帝抗日、打倒国民党军阀、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1936 年7 月13 日,中共思、果中心县委书记陆浩仁、常委滕国栋等6 人到思林县六孔村检查布置工作,当晚均被叛徒谋害。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因此解体。委员梁乃武转去平治,赵世同上黔桂边,黄永琪到万(冈)凤(山),李凤彰回那马,继续坚持斗争。8 22 日,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长黄绍谦,在向都的巴麻屯召开干部会议时,也被叛徒杀害。国民党民团武装又突袭巴麻屯,游击队仓促撤退。陆浩仁、黄绍谦等人的牺牲使右江革命事业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损失。

五、黔桂边党组织的恢复和革命活动

1934 年冬,黄举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贵州边界,便派黄唤民、黄伯尧(均为壮族)等3 人去贵州联系。当他们赶到贵州贞丰县时,红军已出贵州进入云南,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去路,3 人只好撤回。他们回到贵州贞丰后,决定做该县实力派王海平的工作。王海平因与国民党军阀有矛盾,过去与红八军一纵队打过交道,其部属在参与进攻凤山革命根据地遭失败后,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王海平同意牙永平、韦国英(均为壮族)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地盘活动,并拨出邑口渡给游击队收税,每月还给光洋200元。为避免国民党追捕,王海平还同意部分游击队干部在其部队中任职。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胜利。

1935 年春,黔桂边的革命工作已有较大的发展,黄举平便把黔桂边委和革委的工作交由韦国英(军事委员)负责,他与黄唤民、黄伯尧等回东兰西山恢复东兰县的工作。但在黄举平等离开黔桂边后,由于韦国英只抓游击队工作,忽略党的组织工作,至此黔桂边党的工作陷于停顿。1937 1 月,赵世同由思、果转到黔桂边,在乐业县雅长乡六旺屯重新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并任书记。至抗日战争前夕,边委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达1000 多人。

六、桂西区特委的成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 年11 7 日,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在贵县三里罗村成立,陈岸为书记。11 月底,广西省工委派巡视员林鹤逸(何云)到右江与广西省工委委员、右江上游中心县委黄桂南取得了联系。1221 日,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右江上游和下游两个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并发表了《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成立宣言》,要求各县、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分别改为县、乡、村抗日会和抗日小组,赤色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同时,制定工作大纲,号召桂西区各党各派应“团结一致,举起拳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卖国贼们”,要求各党各派所有的敌对行为应立即停止。12 月底,中共广西省工委再派巡视员林鹤逸去右江巡视,林鹤逸在田东县七里山区那朋屯召开右江各地党组织领导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建立中共桂西区特委,由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梁乃武为委员。桂西区特委的建立,使右江地区及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实现了统一领导。

1937 年1 月22 日,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在西山弄水垌召开各地党的负贵人代表会议。27 日,上游中心县委就会议决定的问题发出了《广西桂西区上游中心县委通告(第一号)》 ,明确提出了积极投入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义勇军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任务。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决定要在各地大力发展党员,避免关门主义。关于转变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强调,党员要进入抗日团体及任何公开的群众组织,并在其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要找社会关系以掩护公开活动;党组织关系在纵横交错中,要防止敌人及叛徒破坏,除武装队伍仍居偏僻之处外,领导机关和党员应在工作便利的地方。2 月,在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下,中共桂西区特委把右江上游中心县委改为东兰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不变(书记黄举平),并组建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和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分别为徐泽长、韩平波。至此.桂西区特委下辖有东凤、那马、天向田三个中心县委和滇黔桂临委(负责人黄德胜)、黔桂边委(书记赵世同)以及各县的支部。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从桂西选派一批干部到香港中共南方局去受训,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7 年3 月22 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给桂西区特委发指示信,要桂西区特委与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百色谈判”。当时,该特委成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9 月,南委(9 月正式成立)派尹林平、高朗如和中共广西省军团书记刘敦安到桂西区指导谈判。后在尹林平和刘敦安已离开桂西的情况下,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借口谈判已无法停止,擅自继续进行谈判,将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韦高振部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黄彪部共2000 多人、600 多支枪拉出来参加“改编”。由于赵世同、黄举平等人拒绝交出武装,因而黔桂边的省边独立营、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和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部得以保存下来。同月,韦高振和黄彪两部分别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第九独立团,韦、黄分任两团团长,黄德胜、李修学分任两团政委,黄桂南被委任为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上尉组员。11 月中旬,两团队伍在田州镇集结整训。这时,黄德胜劝韦高振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被韦杀害。黄桂南接受国民党的任命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1938 年春被中共广西省工委开除党籍)。次年春节后,两团队伍到达安徽,被国民党编散瓦解。队伍中的中共党员黄国楠、朱鹤云(均为壮族)等20 多人逃出虎口,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中共党员李修学、苏廷僚、黄振成(均为壮族)等则回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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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全面抗战爆发,壮族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勒开展

1937 年7 7 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任命桂系的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广西当局提出焦土抗战口号,在全省进行动员,征集壮丁,扩编部队。仅月余,即征集新兵10 余万人,大批壮族青年从军,奔赴抗日前线。

为了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7 7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郁江区党代表会议,代表主要来自横县、永淳、宾阳、武宣、贵县、来宾、上林、邕宁、武鸣等壮族聚居区的党组织,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等问题。8 月,中共东兰中心县委(书记黄举平)在万冈县西山水洞召开所属各县党员骨干会议,与会人员共90 余人,大多是壮族。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合法斗争,派党员到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各部门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乡、村长抗战。中心县委广泛印发有关抗日救亡的材料,在壮族聚区的东兰、万冈、凤山等地的人民中进行宣传。不久,中心县委又举办党员训练班,使大家明确今后党的工作要以抗日为中心,建立乡、村抗日救国会,组织青年抗日同盟,发展抗日武装。其后中心县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将所掌握的武装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工农群众组织更名为“抗日救国会”。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参加各种公开的抗日民众团体,从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7 年至1938 年间,广西各地党组织选送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其中不少是壮族,如廖联原、陆地等。抗战初期,国民党广西当局对抗战表现了一定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动员民众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广大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南宁市就成立了各界抗战后援会、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中共南宁文化支部组织成立南宁业余剧团,此外还有乐群声歌协会等抗日文化团体.这些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以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举办义卖、义演、义捐活动,献金劳军,支持前方将士抗战,还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进步学生在各校组织起“晨呼队”,每天早上走上街头,伴着晨曦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造成了广泛的抗日影响。

1937 l0月,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沿称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共300 人,壮族青年约占1/4 。学生军中有中共党员10 人,其中韦廷安、蒙谷等人是壮族,后来,壮族青年甘怀勋在学生军中被吸收入党。翌年3 月,学生军抵达安徽抗日前线,进行了艰苦的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并派代表团回广西,在桂林、南宁等地宣传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事迹。1940 3 月,学生军中共党支部带领部分进步青年撤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继续抗战。

1938 10 月,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三面临敌,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利用青年学生发动群众,支援正规军作战,以保卫广西,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4200 人,分3 个团,其中第三团主要由南宁、宾阳和左右江地区的壮族青年学生组成,仅养利、万承、雷平3 个县就有百余名壮族青年参加。第一团也有部分柳州、河池地区的壮族青年。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近100 名党员参加这届学生军,其中有部分党员是壮族,多数党员担任了学生军的班长和中队、大队、团的政治指导员。学生军集中于桂林集训期间,邀请了叶剑英及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到各团讲演。训练结束后,学生军各团分赴广西各地。第三团到桂南壮族地区,深入城镇、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军通过墙报、标语、戏剧、报告会、座谈会、歌咏会、家访,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还举办识字班、文化补习班、青年读书会,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开展缉私、锄奸等活动。

1939 年春,国民党广西当局鉴于战争的危急,命令各地组织战时工作团。广西地下党组织趁机选派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战工团”,利用这一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共南宁特支通过关系,派地下党员梁寂溪加入南宁民团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负责做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的统战工作,使之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待地下党在南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命令其各地党部清查中共党员,防止各地共产党活动。梁瀚嵩认为中国共产党真诚抗日,对此命令不予理会。同年夏,一批爱国华侨捐献给延安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运经南宁时,梁瀚嵩允许安全通行。这批物资在庆远受阻后,他又打电话疏通,要求立即放行。同年11 月,成立南宁“战工团”, 梁瀚嵩自任团长,梁寂溪任副团长,全团100余人,基本上是由进步分子组成,内有中共党员15 人,成立了党支部,由阮集群(壮族)任支部书记,其他党员分别担任队长、秘书、干事,负责对“战工团”的具体领导。“战工团”成立后,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壮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慰劳前方将士,积极组织自卫武装,准备抗击入侵日军。战工团的成员,有的原是地下党教育的积极分子,有的是战地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壮族,有10 多名壮族青年在战工团中受到教育,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国民党桂系集团玩弄政治上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保持与中共上层的合作关系,容纳各方进步知名人士来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提高其声誉与地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和摧残。1937 8 月,他们借王公度案捕杀中共地下党员2 人。9 月,破坏中共郁江特委,逮捕党员16 人。11月,在百色国共和平谈判中,以欺骗手段,改编桂西游击队主力,致使2000 余壮族为主的革命武装被瓦解。由于赵世同等人的反对,一部分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1938 3 月,黄松坚调回广西,担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整顿广西党组织。5 月,国民党广西当局逮捕黄松坚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巡视员莫西凡等6 人(后经营救释放)。6 月又逮捕并杀害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书记徐泽长(壮族)等4 人。1939 6 月,又制造田东那恒事件,逮捕中共向都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 壮族)等党员12 人,其中被杀害6 人。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严重摧残了广西特别是桂西壮族地区的中共组织,破坏了广西的坑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次暴露了桂系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

二、日军第一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9 11月,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广西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从钦州湾登陆,第一次入侵广西。日军先后占领南宁市及桂南19 个壮族聚居县达1 年之久,对壮、汉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残暴的烧杀掳掠。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达11147 人,受伤2161 人,失踪3986 人,被毁房屋财产难以数计,壮族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日军入侵广西后,国民党爱国军队在昆仑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中村正雄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俘敌100 余人.国民党军亦付出惨重代价,将士阵亡5500 余人,伤11000 余人。在桂南会战期间,壮族人民踊跃支前。学生军和“战工团”发动群众破坏道路,阻敌运输,为部队当向导,运送粮草弹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病员等。学生军还配合正规部队,以武装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130 余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党员积极加入广西当局在各地组织的军民合作站,发动壮、汉各族群众协助部队解决住地、给养、运输、慰劳等间题。在昆仑关战役中,仅宾阳县就动员14 万余人支前。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宁郊区、邕宁、武鸣、上思、绥渌等壮族地区,组织抗日队伍,打击日军。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和影响下,邕宁县八尺江流域的四美村、蒋村、新丁村、乌兰村的几个壮族爱国知识分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组织起400 余人的壮族农民抗日游击队,英勇地抗击驻南宁市的日军,一年间,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200 余人,多次击退日军进犯,保卫了家乡,被誉为桂南抗战的四个模范村。

1940 9 月以后,侵桂日军分批入侵越南。国民党广西当局面临的日军威胁有所缓解之后,在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之下,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 l 月,迫使驻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勒令桂林文化城一批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店、报刊停业停刊。6 月,解散广西学生军。1942 年制造“七?九”事件。1943 年又制造“一?一三”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广西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困难情况下,广西地下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省工委书记钱兴和代理副书记黄彰分别在钟山县英家和来宾县大湾建立工作据点。1943 3 月,黄彰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桂西和中、越边境广大壮族地区,大力恢复发展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党组织。会后,选派杨烈、黄耿、梁游等到左江,覃桂荣、区镇等到右江,随后,莫一凡等亦到左江地区工作。在此前后,中共广东地下党也派了部分党员到靖西、上思县工作。上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培训骨干,恢复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并通过统战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广西省参议员、乐业人陈德雍,万冈县参议会副议长黄克(均为壮族)等一批国民党中下层人员,使他们支持地下党的活动。通过统战关系,一批地下党员成功地打入国民党各级管、教、养、卫机构。都安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任职的有26 人,约占党员总数的一半,为在日军入侵时领导壮、瑶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日军第二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游击斗争

1944 年春起,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 月,日军由湖南、广东两面向广西进攻。面对强敌入侵,国民党军只图保存实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到12 月,广西80余县市沦陷,大好河山再度落入敌手,人民群众惨遭蹂躏。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壮族聚居的思乐、明江、宁明三县就有11147 户人家受害,受残害人口68007 人,耕牛损失2032 头,房屋被毁8082 间,其它财产损失难于数计。忻城县被杀害群众达1056 人,重伤380 人,失踪147 人,被毁民房268 间。上林受害者8821 户,被杀2061 人,受伤1 646 人,被毁房屋1466 间。

在日军侵桂前,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到柳州,通过关系向中共广西省工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广西省工委,在沦陷区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广西省工委作出决定,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高的要求是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入侵广西后,壮族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通过统战关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建立抗日武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武装斗争较活跃的壮族地区有:

柳北 中共融县特支、桂林文化支部、《柳州日报》社特支三方于1944 11 月底组成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在壮、汉、苗、仫佬等族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组织群众,通过统战关系,取得武器和番号,建立起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即桂北行署直属警卫队,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很多壮族子弟踊跃参加。这些抗日队伍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实际上由中共党员掌握着领导权,他们活动于融江两岸,多次袭击日军。挺秀队由中共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壮族)领导,共100 余人,多次与日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30多人。挺进队后来发展至800 余人。1945 2 5 日,该队在大扁洲截击日军船队,缴获盐船10 余艘;29 日,又在高沙、滩底一带,协同国民党抗日军队歼灭日军、汉奸武装400 余人。此外,活动于融县地区的抗日武装还有抗日忠勇队、西隅抗日自卫队等。

桂西北 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长、副乡长等职,利用公开合法名义,建立起几支党掌握的抗日队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共党员覃宝龙(壮族)和进步分子领导的宜山县永定抗日游击队。还有宜山马洒抗日游击队,河池县光隆抗日游击队,也都是由壮族共产党员领导。另有几支受党影响,由进步分子组成的抗日队伍,如莫江白(壮族)等领导的广西柳庆区抗日游击队,都安拉烈、内甲,宜山九渡抗日自卫队。它们多次袭击日军,取得一定战果。

桂中 中共贵县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一批抗日自卫武装.1944 11月中旬,香江地下党支部书记谭镇邦率大江乡抗日自卫队和群众武装,与横县党组织掌握的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在郁江沿岸袭击日军特遣船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木船18 只。武宣县党组织也掌握几支抗日自卫武装。1945 l 25 日,该县东乡党支部发动抗日自卫武装,联合桂平县龙山等地的壮、汉武装群众,在两县相邻的红石矶伏击日军船队,歼敌150余人,使日军数月不敢从黔江水道通行。1945 2 月初,中共党员韦敬礼(壮族)等为建立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武宜通挽乡举行贵、桂、武三县边界人民抗日联防大会,成立联防委员会,发展抗日自卫武装,多次袭击日军。柳江县进步知识青年在党的影响下,组织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对敌作战20 次,歼敌60 余人。贵县达开乡奇石、福庄等村200 余壮、汉族群众,在进步人士廖鹏翥(壮族)领导下,奋勇抗击日军,多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党员周可传(壮族)利用其在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职的特殊地位,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梁瀚嵩组织县、区、乡、村抗日自卫队。上林巷贤青年抗日自卫军大队,与日军作战150余次,歼敌100 余人,俘敌9 人。

桂南 1944 年冬,原中共南路特别支部书记康浪平及一批壮、汉族党员干部,奉党组织之命,回到邕宁南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康浪平等依靠那蓬乡原抗日模范村乌兰、新丁、四美等村的农民抗日队伍,再次反击驻南宁市日军的侵犯,保卫了八尺江流域大片乡村免遭日军蹂躏。1945 3 29 日,康浪平不幸被反动派杀害。

1944 11月,黄彰派人回宾阳重建党组织,组织了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宾(阳)永(淳)革命同志会。在地下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通过多种关系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同盟会。这些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一批。中共横县县委利用统战关系,敦促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战时工作队,由中共地下党员任正、副队长,通过战工队组织武装,打击日军,明江县中共爱店特支在中、越边境建立了抗日武装宣传队和华侨抗日宣传队。中共武鸣特支1945 年春建立有120 人的邓广乡抗日义勇队,与日军作战数次,打死打伤一批日军。在雷平县有4027 人应征支前,参加修机场、道路.运输达78020人次。属于贫困地区的养利、万承、雷平三县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支前,共计捐法币58 万元。中共防城县党组织建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共150 人(队员约半数为壮族),活动于中、越边境山区。

在其他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等10 余支抗日武装,并发动了桂东南以及合浦、灵山、小董、防城抗日武装起义,给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八年抗战,壮族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活动,一大批壮族子弟英勇杀敌,牺牲疆场,后方群众节衣缩食,踊跃支前,壮族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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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2:05:00 |只看该作者

第七节 解放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饱受日军蹂躏的壮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这时,桂系集团却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将其全部正规军开往内战前线,抢夺胜利果实。在省内则横征暴敛和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加上当时壮族地区普遍遭受罕见的旱灾、风灾、虫灾,广大壮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便指示广东区党委设法和中共广西省工委取得联系,帮助开展工作。1945 8 月和1946 8 月,广东区党委先后派魏南金、陈枫、李福海到桂东、桂林、柳州一带工作。1946 4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广西籍干部廖联原(壮族)、黄传林按党中央原来的安排,返回广西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其他系统在广西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力培训骨干,积蓄力量,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以待时机成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壮族人民踊跃投入反美反蒋斗争的行列。抗战胜利后,钦县、防城抗日游击队(其中壮族子弟约占半数)即转入自卫武装斗争,并配合转移到十万山区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沿称“老一团”)创建十万山游击根据地,1946 1 月,在壮族聚居的防城县垌中乡建立十万山区第一个革命政权。5 7 日,柳江县300多名壮族饥民集体向国民党柳江县政府请愿,并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发表呼吁书,强烈要求桂系当局大量裁军,取消苛捐杂税,发放粮款赈济饥民。同年春、夏间,万冈、龙州、横县、来宾、融县的一些壮族群众开展反征粮、反高利贷、强行开仓借粮和驱赶、袭击征粮征税人员等斗争。河池县的壮族群众在中共河池特支的领导下,以散发传单、游行、请愿等方式,要求撤换一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反动县长陆荣光,迫使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将其调离。

1946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下令恢复征兵,并增征“紧急保安费”等苛捐杂税,广大群众怨声载道。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因势利导,广泛发动、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壮族群众积极参加农会、革命同盟会、兰友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反三征斗争,并筹集枪支,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发动起义。到1940年夏,左、右江地区参加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共有22000 多人,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群众武装5200 多人。同一期间,廖联原在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境壮族地区的10 多个乡建立了反征兵小组和武装自卫小组,并组织一批骨干进行军政训练,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共广西地下党在城镇广泛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开辟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南宁、柳州、武鸣、隆山、罗城、忻城等县市求学的壮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声讨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 7 月在昆明制造的“李闻惨案”的罪行,1946 年冬的抗议美军侵华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以及1947 5 6 月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后来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骨干。

1947 年3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好乡六秀村(壮族寨子)主持召开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作出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会议制定的斗争纲领中鲜明地提出“实行境内汉、苗、瑶、壮、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并决定壮族聚居的“桂西区是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会后,钱兴即调原桂东北特派员、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政委黄嘉到左江,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到右江工作,以加强对这两个壮族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1947 5 月至11 月,在中共广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桂东、桂北、左江、右江、桂中南、桂中、桂南27 个县的革命武装先后在24 个县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27 个县革命武装中,龙州、镇边、靖西、明江、凭祥、万冈、凤山、果德、武鸣、隆安、那马、田东、上林、武宣、来宾、上思、贵县、横县等18 个县的革命武装均以壮族子弟为主。在这场席卷全省的革命风暴中,壮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高举义旗,英勇战斗。以壮族为主体的右江起义队伍,在半个月中攻占了万冈、凤山两县县城和20 个乡公所,毙伤俘敌近百名,还争取了40 多名县警起义,缴获各种枪300多支,敌人惊呼万冈“政府的公枪散失殆尽…… 整个基层组织业已破坏,是以一切税收任务,均陷于停顿状态,人心亦复极度不安。”以壮族为主体的左江起义队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攻占了敌人的3 个据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建立起5 个游击大队,控制了桂越边的大片地区。由廖联原等领导的桂中“中秋起义”,经过两个目的艰苦战斗一,挫败了由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自指挥的“围剿”,歼敌160 多名.占领了贵县、桂平、武宣、来宾4 县边境壮族聚居区的10 多个乡,控制了黔江航道,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

1947 11 月上旬,中共桂滇边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率主力“老一团”进入广西靖(西)镇(边)区,创建桂滇黔边区根据地。“老一团”在左江靖镇游击大队和壮族人民的支援配合下,在3 个月中作战数十次,歼敌517 人,瓦解敌人300多名,靖镇游击区扩大到10 多个乡,并成立左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靖镇区民主政府筹办处。靖镇区斗争的胜利,对广西边境各族人民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各地武装起义后,国民党广西当局极为惊恐,立即纠集全省军警,其中包括从内战前线回桂整补的正规军174 旅,对起义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同时,采取清乡点甲、五户联保、分区联防、并村围闸、焚山毁村等毒辣的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游击队的据点,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烽火。在这险恶情况下,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桂中南等地区的起义队伍,遵照香港分局制定的“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的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方式,分散转入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活动,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求得生存和发展。未举行武装起义的柳北、都宜忻地区,则以壮、瑶、苗、侗等族聚居的山区为重点,选派大批党员到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发动各族人民成立农会、抗征会、“同心会”、翻身会、求生队、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以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

在这最艰难的岁月中,壮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提供粮食、传递情报、医治伤员,以粉碎敌人的封锁。在敌军前来“围剿”时,他们拿起单筒、土炮、鸟铳、大刀、长矛等简陋的武器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抗击,以保卫革命据点。1947 10 月至1948 5 月,敌百色专区少将保安副司令兼万冈县长蒋晃,纠集重兵,接连向右江的主要根据地万冈县西山发动13 次进攻。当时负责保卫西山的游击队员只有30 多人,但在上千名壮、瑶两族民兵和群众的参战下,经过半年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西山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于1948 5 月,成立西山县临时民主政府,由原红七军的老战士、原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任县长。

中共广西各地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强调要“注意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参加解放斗争”,游击战争重点地区“今天一般以省县边地为适合,…… 尤其省边地,地瘦民贫,民性强悍,有斗争传统,且多受双重压迫的少数民族”。各地党组织提高了民族工作意识,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游击战争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许多壮族的村寨成了人民武装的“堡垒村”、“掩蔽部”,不少党和游击队的领导机关都设在壮族地区,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壮族地区召开。例如:1947 11月至1948 5 月.中共桂滇边工委及桂滇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一直设在镇边县的壮族山寨北斗村;中共桂柳区工委1948 2 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1949 2 月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址都是在柳江县城团乡的壮族山寨水灵村;桂柳区工委1948 8 月至9 月举办的武装斗争干部研究班,地点在融县永乐乡的壮族山村溪滨寨。

这一阶段.壮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很快。1949 年初,全省形成的11个游击区中,左江、右江、桂中、桂中南、柳北、都宜忻、十万山等7 个游击区均属壮族聚居区。仅左、右江游击区就扩展到28 个县,建立了15 个游击大队,共有3200 多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广西各游击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逐步转入“大搞”,向平原地区挺进。壮族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战斗。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南游击队多次组织全歼敌1 个营或大队的战斗,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关、龙门港、小董、都阳、五圩、红河渡口等交通沿线的城镇、据点、边防要隘。都宜忻地区的壮、瑶等族人民,在壮族干部莫江白、覃宝龙等领导下,在1949 3 月举行夷江暴动,迅速控制了黔桂铁路和红水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对桂西北这两条水陆交通动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至野战军南下进入广西前夕,全省壮族聚居的66个县中有62 个县已建立人民武装。左江、右江、桂中游击队大部分是壮族子弟,桂中南、都宜忻游击队壮族约占60% ,柳北游击队壮族约占50%。广西游击队所解放的平治、乐业两县县城和一度攻占的忻城、养利、凭祥、宁明等4 县县城都是在壮族聚居区;所建立的42 个县级革命政权中有36 个是壮族聚居的县份。

在党的积极培养教育下,大批壮族干部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到1949 年冬,全省10 余名壮族干部在支队、总队(均相当于师级)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是:桂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廖联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即右江支队)指挥员赵世同,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司令员黎汉威等。左江、右江、桂中、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等4 个支队及柳北、都宜忻两总队所辖部队的171 名团(大队、独立营)正职十部中,壮族干部共110 名,占64.3 %。

这一阶段,中共广西各地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团结、教育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参加革命,共同为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民族平等、团结、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一批壮族上层人士,如国民党国大代表、思乐县长覃辉,河池县参议长韦巍,国民党雷平县党部书记农忠卫,广西省政府咨议黄彩堂,乐业县副参议长黄謬鸿,上金县民团副司令严毓嵩,宜山县副参议长罗成文,旧桂系少将旅长陆福祥等或毅然宣布起义,或秘密支持革命。原国民党广西省民团中将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经过共产党的长期工作,毅然站在人民一边,为桂中南游击队积极提供武器、经费、情报,并将自己的家作为游击队的活动据点。1949 5 月下旬,桂系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宾阳县新梁村围捕梁瀚嵩,梁将军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杭击,最后壮烈牺牲。

1949 年11 7 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广西战役。1115 日,中共广西省委发表的《告广西人民书》中庄严宣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实行国内民族自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号召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支援解放军,打倒蒋、李、白匪帮的万恶统治,粉碎反动派一切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阴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

在中共广西各地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壮族人民武装和人民群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公路,隐藏船只,拦截、袭扰敌人,阻止白崇禧集团的行动,以待南一下野战军将其聚歼。野战军到达本地区时,他们积极筹集粮草,运送弹药、伤员,充当向导,提供情报和协助野战军接管城镇维持治安,主动配合野战军堵截、围歼、追击敌人。11 月下旬,以壮族子弟为主的桂中支队第一、第十五团和武宣县大队自武宣峒岭北上迎军。30 日,在武宣县二塘乡枫门坳附近发现敌五十六军等残部南逃,当即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迫使该敌龟缩在山脚下的几个小村庄里。数小时后,四野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赶到,在桂中支队的配合下,将该敌歼灭,俘其官兵1000 余人。12 l 口,武鸣县腾翔乡壮族民兵大队在高峰坳至米花坪一带要隘设伏,采取拦前、断后、中间突破的战术,共缴获军车36 辆,军用物资一大批,俘敌官兵及家属300 余人。12 26日,左江支队第七十四团在万承县武工队、民兵(均为壮族武装)的配合下,于万承县龙会——布泉路段堵击,歼敌五十八军一个营,缴获轻重机枪14 挺,步枪200 余支,炮4 门。

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一方面令其主力经粤桂边滨海地区及桂南逃往海南岛和越南,一方面令其地方部队及部分正规军窜入桂北、桂西北及左右江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以图东山再起。当时,野战军主力从桂北、桂东南、粤桂南分路进入广西围歼白崇禧集团,战斗在桂中南地区的第八支队主动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行动,解放了上林、宾阳、南宁。为粉碎白崇禧的阴谋,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右江支队,桂北、柳北、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等部不待野战军回师,主动向敌发动进攻,接连解放了30座县城,其中由壮族为主的人民武装解放的有融县、来宾、宜山、金秀(原称设治局)、凤山、隆山、武鸣、那马、果德、隆安、龙茗、镇结、向都、养利、雷平、万承、同正、扶南、镇边、天保、敬德等21 座,从而把白崇禧留下的“反共救国军”3 个军压缩在百寿、南丹、凌云、西隆、靖西数县的狭小地域内。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的压力下,国民党黔桂边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六军军长张光玮、靖西专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赖慧鹏、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三军军长周祖晃、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五军军长莫树杰(壮族)等率部共16 万余人起义、投诚。白崇禧在湘桂、黔桂、滇桂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广西全境获得解放。

为了广西的解放,壮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8 年,敌人对万冈县进行“重点围剿”时,仅万冈西区就有72 个壮族和瑶族的村子被敌人焚毁。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凤山县工委代书记韦芳,“达开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廖联本,雷平县大队副政委农秀,东(兰)万(冈)支队英勇大队长黄文龙,“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长兼政委韦天强,中共隆山县总支书记黄怀仁,龙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虞克韩,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政委莫江白,柳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侯信,横县县委副书记黎德钧,上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卢建文,上林南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周可传等一批优秀的壮族干部先后壮烈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聚居于云南省文山地区和粤北连山县的壮族人民,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各种不同方式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全国和本民族的解放。1946 年底,文山地区各县的中共党员开展工作。1947 8 月,成立了开广工委,统一领导文山区的革命斗争活动。通过反“三征”来发动群众,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1948 2 月,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弥勒西山等地起义,建立武装,进入南盘江西岸建立活动基地。1948 年夏、秋,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中共桂滇边工委领导的桂滇边第一支队的主力先后进入云南文山地区。文山地区各县的壮族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和做好各项支前工作,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单独的壮族武装。在壮族人民的有力支援配合下,云南和桂滇边人民武装先后解放(攻占)了广南、马关、西畴、麻栗坡、砚山、邱北、富宁等7 座县城,并于1949 6 月成立了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文山地区成为滇桂黔边区的一个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对整个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10 月,广东连山县的一批壮族青年参加中共桂东党组织组建的贺(县)连(山)人民解放大队,为贺连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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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一方面,尚未改流的几十个弱小土司已经完成改流,土司制度消亡瓦解。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打破了封建领主制的封闭状态,壮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更为频繁,民族同化和融合的步伐更快,范围更广。社会文化更趋向一致。另一方面,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步步发展尖锐,壮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激烈的斗争中,使壮族逐步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壮族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第一节 外来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冲击

壮族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又不断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当然,基本上都是封建文化的范畴,即忠孝仁义占主导地位。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开放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亦加紧经济文化的侵略,各种资本主义商品源源而入,资产阶级的自由竟争、自由平等、讲究科学的思想,天主教、基督教等逐步在壮族地区传播,这一方面与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发生矛盾和冲击,同时又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文化。列强的坚船利炮,优质的商品,更使人们打开了眼界。“上帝创造万物,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宣传,对于处在封建专制下受君权、族权、神权奴役,没有平等可言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刺激。故而当基督教传入后,处在苦闷之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等很快受到影响并加以接受。当他们来到广西的贵县、桂平、平南、武宣一带壮、汉族杂居区传播基督教主张的上帝创造万物和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时,处在破产境地的壮、汉等族人民很快就接受了,并纷纷加入拜上帝会,人数成千上万。壮族中的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卢六等,成为拜上帝会的核心人物。天主教在贵县、桂平、武宣、上思、西林等地,亦逐步为壮族所信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对外来宗教的教义抱有一线希望,企求入教以摆脱封建压迫的痛苦境遇。“洋货”的输入,以其物美价廉而受到赞赏,于是人们冲破自己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而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市场。在壮族地区,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唯利是图。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其目的不是使中国富强,而是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倾销其商品,他们为此不择手段。军事和文化侵略都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列强侵略的结果,使壮族和各族人民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上遭受破产,文化上受到奴役。以致爆发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发生反侵略的革命运动。

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就像是大海上的波涛巨浪,时而向前,时而后退,相互作用,形成滚滚漩流。这是近代壮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斗争的巨浪中,壮族逐步接受资本主义外来文化中进步的科学的东西,不少壮族青年志士出国留学,或学科学,或寻求救国真理;在国内开办新学,按西方的方式教学等,以往重文轻数理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的思想在壮族中逐步传播。

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推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促使壮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新文化,其根本主张是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指导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求得解放的新思想、新文化,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革命理论。它的传播,冲击着旧的黑暗世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始于本世纪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壮族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如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韦杰三等。1919 年“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传播。20 年代,壮族地区的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高孤雁、韦拔群、陈洪涛等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壮族的社会实际,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组织共产党员,带领广大壮族和各族农民群众展开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为壮族人民所掌握,便成为无比犀利的思想武器,即化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改造旧社会的无穷力量,把壮族人民引上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壮族人民在斗争中不断创造出民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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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的壮族文学艺术

一、文人文学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壮族人民积极投入,出现了许多起义领袖和知识分子。其中石达开是文武兼备的著名人物,他是太平天国翼王,家殷富,读过书,从洪秀全金田起义,率领太平军冲锋陷阵,威震敌胆。他的诗文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有非凡的感染力。如他的《奉天付胡檄》是一篇革命宣言诗,也是一篇有名的散文,为当时人所称颂,在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中,起到了鼓舞作用。

他的《宜山白龙洞提壁诗》,气势豪迈: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后来他带队伍进入苗族地区,苗族人民尊敬他,用瓮酒招待.他即席作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此诗用吸瓮酒的形象而抒发自己的抱负,可谓情景交融,达到政治、艺术的统一,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太平天国将领黄十,曾驻扎在东兰凤山一带。作诗三首,其中第三首云:

“土马成群广马千,长毛一半短毛连。东兰破斩三冬后,四猛焚烧四月前。不为名利敌草寇,只因日月暗阴天。士民到处皆失所,惟有长汇稍安然。”

此诗反映出革命者的自豪感,非常豪迈。

近代壮族文人文学,郑献甫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生于嘉庆六年(1801 年),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举进士,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是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两个大事件的人物。他亲眼见到清王朝由盛转衰、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悲剧。郑献甫忠于儒家学说,站在大时代漩涡之外看现实,所以他的诗文只能反映人民的疾苦,却没有看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他的诗文只能是时代的挽歌。

他的诗作丰富,一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骂之为“匪”,另一方面,对在战乱中受尽苦难的人民百姓深为同情和不安。他有两首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一:“频藉民兵代客兵,荒郊从此少深耕,伍符尺藉家人子,破帽残衫措大营。武达谁能如伯玉,文降我亦感威明,纷纷少吏增添后,斗食安然不请缨。”

其二:“尘沙满地不埋骨,烽火连天空极目;黄狐执火赤狐吹,照见前村数间屋。屋中久作惊鹿逃,屋上犹似饥鸟号;门无横木灶无釜,白璧半落生黄蒿。是时大野欲飞雪,何处空梁犹照月?班然到眼忽分明,知是何人颈边血。唧唧方听砌下蛩,嗷嗷又到云间鸿;万里飞裘万间厦,眼前莫救诗人穷!吁磋乎,眼前莫救诗人穷,相如破壁来悲风。”

这时,土司制度崩溃,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展开已是后期阶段。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却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商品冲击。然而壮族地区学校、书院也多了,各地都出现了由读书而接受汉族文化的文人。他们的诗歌也都因站在革命漩涡之外边继承挽歌式吟咏。这类壮族文人文学很多。如:

韦华丰,武鸣人。最能代表其思想感情的是《宾阳即日诗感》:

“蒿目愁如织,鲜民不忍看。啼饥悲载道,济变思无端。此辈虽为命,伊谁正食官?偏隅兵燹后,何计救凋残户!”

他的另一首诗说:

“纷纷行道客,大半是流移,比屋居皆病,沿门乞向谁,倾囊见悭饿妇,复钵雇啼儿。有腹都求饱,何从得肉糜。”

这些诗表明了韦华丰同情人民疾苦的真实感情,但如何去解决这些疾苦,作者却找不到方法。

覃海安,武鸣人,与韦华丰齐名。他的诗比韦华丰更多探索余味。其代表作是《雷鸣纪异》;

“上下千年运欲开,阴疑阳战早惊雷。销沉人物波漂梗,点透天心雪酿梅。万里江湖飞梦过,一声风雨破愁来。分明唤醒鱼龙睡,试拂霜锋更引怀。”

在诗里,他要求一阵惊雷唤醒世人。如果惊雷一起,他也拂剑参加。说明他在探索新时代的道路。

韦麟阁,永福人。他虽然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却对农民革命所谓“绿林”有他的看法。如《绿林叹》:

“嗟嗟末劫几时休,水火刀兵扫数收!点化黄金藏笴惧,煮来白石束薪愁。团枪炮掠成奇货,富贾牵肥当狱囚。逼得民穷穷变匪,绿林蒿目偏山隈。”

他的诗,有的对官僚的腐败也是有力的讽刺。如:

“蜗触蛮争各主张,材非骐骥费评量。连山兔尽休烹狗,当道蛇横懒问狼。怒马回头狐假虎,寒蝉禁舌雀捕螳。笑他梦醒蕉问鹿,博得侯封诮烂羊。”

法国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民族危亡在即,壮族地区处在抗法斗争的前线。在阶级斗争转化为反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原来反对农民起义的文人学士,现在又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黄焕中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爱国主义诗人。

黄焕中,宁朋人,原是办团练与天地会起义军作对的,这时便转入抗法军中,后来甚至投入天地会余党的刘永福部作幕僚。他参加过纸桥大捷,打败法军。后来又随刘永福到台湾,参加抗日战争。失败后回到家乡。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如他的《感时诗》。

其一: “莽莽乾坤竟陆沉,惨然泣下泪沾襟。国权堕落悲何及,人事猖狂恨不禁。大局疮痍奚用问,频年祸乱迭相寻。忧时我为苍天叹,世变如斯感喟深。"

其二:“风云惨淡黯神州,苦海沉沉带血流。感慨沧桑多变局,飘零身世等浮舟。纵横荆棘天为窄,抗让干戈地亦愁。俯仰茫茫安可托,扪心徒抱抢人忧! ”

他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写下的《远望九龙》,更是悲愤,是时代的呐喊:

“望眼抬时怒气冲,高冈立马草葱葱。重洋骇浪鲸波恶,百里奔雷雁阵雄。奋翮九天翻落日,斩蛟东洋卷涛洪。环观宇内多英杰,龙驭乌云虎啸风。”

蒙泉镜,武鸣人,有诗集《亦嚣轩诗集》传世。其中《或事步韻》对南关大捷后却换来卖国求和愤愤不平。其中一首云:

“十万军威振虎熊,谁曾三捷奏肤功?摧锋世绩为佳贼,弭衅奇章列上公。征马萧萧边月下,飞鸢砧砧瘴烟中。低徊世事频搔首,翘望燕云思不穷。”

农实达,宁明人。他年青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参加了孙中山同盟会的活动。他的《漓江舟中作》,用鱼雁传书的典故,表述了他接受革命任务万死不辞的决心:

“夜来新买鳜鱼斑,中有书词自剖看。台筑黄金宜得死,石填沧海未为艰。已无虫梦堪同路,偶学鸡鸣早渡关。愿为心青纪功德,此引吾道悲其南。”

当时同盟会内部思想分歧较大,他为了追寻革命真理,决意到新加坡会见孙中山。《阙题》就是描写他追随革命坚定的信念:

“此去居夷志已成,天涯濡滞复行行。冤衔精卫沧溟阔,义重昆仑华岳轻。已尽黄金宜割席,休论白璧可连城。剧怜大难同舟日,犹向江湖觅尾生。”

武昌起义时,组织上派他去说服广西提督陆荣廷。他“右手持短枪,左手执炸弹,荣廷见之,魂胆既落。”后来,讨袁事起,他又去说服陆荣廷护法,竟为陆所害。

此后的诗人还有:曾鸿燊、陆钟麟、农嘉廪等,他们多是左江一带的人。散居乡间,见到的多是军阀混战中民不聊生的景象,诗作多表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然而他们身居边隅,对新文化的传播少有接触,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所写的诗,作为反映现实来说,可以勾出大革命前夜的社会面貌。然而在鼓舞人民的斗志上,尚缺少热情,因而只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文学的余响了。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开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就直接参加这次运动。他以后到美国留学,成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以后又到苏联,担任中共海外《救国时报》副主编。以后的韦杰三、刘策奇,都是“三?一八”事件的参加者。韦杰三在这个惨案中牺牲,刘策奇在“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他们都有诗文留传下来。韦杰三有《韦杰三烈士诗文集》,刘策奇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北大歌谣》中有他撰写的稿件,他和著名学者顾颉刚、钟敬文、鲁迅的关系都很密切。

高孤雁,1926 年在南宁创办《革命之家》旬刊,后于“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遗作有《寒灰诗集》。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壮族地区最先用革命文学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是韦拔群。

韦拔群不但是革命家,也是一个壮族歌手,他运用壮语编写了很多革命山歌,用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已收集到的79 首壮语山歌中,他把壮族民歌最有特色、也是最困难的格律体《勒脚歌》运用得非常纯熟,说明他对壮族文化有很深的根底。《勒脚歌》的格律是:每首歌共十二句,四句一节,第一节中的前两句,必须用于第二节的后两句,第一节中的后两句,必须用于第三节的后两句。比起汉族的格律诗来,难度更大。譬如,他有一首启发农民抗租的山歌,译成汉文是:

“垌中水田依山限,伙伴喂!

田水滴滴佃户泪。泪干结成金谷穗,

心头碎,一箩谷子分三堆!

租谷挑到石楼上,吃了亏,

不见两堆见一堆。扣出种子剩几粒?

泪纷飞,丢下血汗挑恨回。

楼下枯骨起白灰,泪纷飞,

人吃血水不留髓。垌中水田依山隈,

伙伴喂,田水滴滴佃户泪。”

韦拔群带头用民歌宣传革命,后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歌手,纷纷仿作,掀起一个革命民歌的高潮,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红军队伍中,壮族诗人李志明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文章,《长征诗草》、《右江红旗》 两本书是他文学创作的成果。

抗日战争开始,很多壮族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战争之中,涌现了一些文学家,如陆地、华山、万里云等人。

陆地,原名陈寒梅,广西扶绥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以后留校为文学研究员。他当时的短篇小说《好样的人》 曾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以后转战东北,建国后回广西工作。他的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故人》、《美丽的南方》以及多卷本的长篇巨著《瀑布》 。

华山,广西龙州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战地记者,擅长于报告文学,有《英雄的十月》、《远航集》 、《华山战地通讯集》等报告文学集。他的小说《鸡毛信》还改编成电影,获得各方面好评。

万里云,原名韦亲煌,广西融水人,1939 年参加新四军。写有小说《一支枪》、《在闽江时》 ,诗歌《献给你们一颗心》 ,散文集《故乡明月》等。

其他文学家有:

韦燕章,女,邕宁人,著有诗歌《八百壮士歌》、《回到第一次收复的名城》。

曾平澜,女,邕宁人,著有《曾平澜诗集》。

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也出现了一批文学家,他们大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中蓝歌、黄青的诗歌,蓝鸿恩的散文,都曾散登在全国性报刊仁。蓝歌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其他人建国后都在文艺岗位上写作,各有著述。

二、民间文学

近代以来,壮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

(一)民间故事

这时期的民间故事,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其所以新,是表现人民的智慧,土司老爷的昏庸,很多机智人物故事表现这个主题,说明人民在醒悟。如《哄土司下马》的故事便是。

土司的随从公颇(其身份还是奴仆)与土司一道出行。土司想考一下公颇,便对他说:“你能哄我下马吗?”公颇说:“奴婢不敢,不过,我能哄老爷上马,请老爷下马再说。”

土司老爷下马了。

公颇说:“小奴婢不是哄你下马了吗?"

土司觉得上了当,骂了一声“狗奴才”,又骑上马背,公颇立刻说:“老爷又给奴婢哄上马了,这不是。”

表现人民智慧和土司昏庸的,还有下面的故事:

公颇和土官在大榕树下休息。大树底下有很多细小墨蚊,蚊子叮人又痒又疼。土官叫公颇帮赶墨蚊,并说:“这东西叮了人会生病,搞不好会死人。”

公颇帮土官驱赶墨蚊,不时又用巴掌拍打,弄得手掌上血迹斑斑。

突然,公颇对准土官老爷脑壳打了一巴掌,打得土官老爷脑壳又辣又疼,冒出火星。

土官老爷大怒,要用马鞭抽打公颇。

公颇说:“我打的是墨蚊,哪敢打老爷。我见老爷脑壳上有墨蚊,怕把老爷叮出病来,可担待不起,所以顺势打一巴掌,你看。”公颇伸开巴掌,见那血迹斑斑的掌上确有几个墨蚊尸体,土官没话可说。

在抗法战争中有许多故事,主要讲中国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的勇敢、机智,打败侵略者的故事。如《 竹笼阵》就是。

故事说,在黑旗军和法帝国主义打仗时,黑旗军全是步兵,法国兵却有高头大马的骑兵,这骑兵冲锋陷阵,威力无比。

刘二(刘永福)找大家商量,有个号兵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每天偷偷听侵略军的号音,然后记下来告诉刘二。刘二立即派人寻找很多竹编的猪笼以及瓦缸、坛罐,偷偷地布置在茅草丛里。

两军对阵时,法军用骑兵来破阵,黑旗军佯败退下,到茅草丛后面埋伏。法军也停止了前进。

突然,听到骑兵的冲锋号。洋马就冲锋,谁知冲进茅草丛时,马脚全陷在竹编的猪笼和坛罐里,跑不起来。这时,刘二下令放火箭,把茅草燃烧起来,法国骑兵全部覆没,而后续的侵略军也被歼灭了。

百色起义后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民间也流传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歌颂革命领袖的机智勇敢,充满幻想奇特,但又符合生活逻辑。如《邓斌骑虎》 的故事便是。

故事说,有一次邓斌被敌人追捕,邓斌跑呀跑呀,突然,见前面有一个妇人在打柴,刚想和她打招呼,突然,有一只猛虎从草丛中跳出来,向那妇人扑过去。

邓斌救人心急,也不顾自己手上没有武器,顺手把头上的草帽拿下来,向猛虎猛扑。急中草帽套住了虎颈,老虎也懵了,便戴着草帽向山上逃窜。

白匪追兵本来是以邓斌的草帽作目标追赶的。谁知这猛虎戴着草帽从他们跟前冲过来,大家赶快躲开了。

白匪军官高喊:邓斌骑老虎走了!邓斌骑老虎走了!

有关韦拔群的传说也很多。

(二)歌谣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人民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斗争时期,他们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践融入歌谣之中。《太平天国歌谣》 、《 中法战争歌谣》 也就应运而生。太平天国歌谣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娘的心来娘的肝,

儿投洪杨娘心甘。

三代血衣交儿手,

大仇不报莫回还!”

这是壮族人民把个人命运和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而投身革命斗争的坚定表现,是一首政治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上好作品。又如:

“要吃龙眼不怕远,

要吃仙桃不怕高;

要想乾坤得扭转,

快跟朝贵去六窑。”

这里,革命已不仅是个人的报仇行为,而是要扭转乾坤,说明壮族人民已有了翻身当主人的觉悟。

旧时代的农民革命,往往是为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志量大者,则要争当皇帝。以新皇帝来替换旧皇帝,那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循环。而太平军不是这样,请看下面这一首:

“好汉要投太平军,

太平天军为黎民,

捉光财主分田地,

杀尽清妖享太平。”

此诗歌反映太平军思想境界很高,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已突破一般农民的反抗理想,而是直接追求一种崭新的时代一一民主主义时代了。

在中法战争的壮族歌谣中,一方面表现壮族人民的勇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另一方面反映他们憎恶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其中《中法战争史歌》 、《 刘二打番鬼歌》 、《 冯子材打老番歌》 最为流行。

《 中法战争史歌》 先是描写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残暴,越南人民的苦难,然后说:

“黑旗人人心气愤.

敢和老番比短长。

战士人人磨拳掌,

拉出身上刀和枪。

老番想凭枪炮利,

黑旗只靠勇刚强。

白帽番旗丢满地,

黑旗招展满城墙。”

在《 冯子材打老番歌》 中描写消灭敌人的场面是:

“老番兵败如山倒,

斩头好比斩芭蕉,

见我兵勇魂出窍,

丢枪丢炮死命逃。”

而对清王朝的将官则予讽刺和揭露:

“贪生怕死黄桂兰,

不堪一击陈单眼。

潘抚台 ,不中用,

番鬼白手进谅山。

苏元春,败连番,

番鬼长驱入南关。

……

清官空城打老番,

上阵丧魂吓破胆,

大官小官抱头窜,

次次尽吃大败仗。

……

番鬼全凭枪壮胆,

谁知黑旗更逞强,

打得老番乱了阵。

打得老番喊爷娘,

全靠有了黑旗军,

番狗不敢再逞强。”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王朝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哪有打了胜仗而签订屈膝和约之理。人们看清了清王朝的真正面目:

“皇帝怕洋人如虎,

更怕黑旗势力强,

一道圣旨传下来,

强迫黑旗返回关。

……

天下荒唐莫过此,

打一了胜仗反投降。

清王朝昏庸绝顶,

这样王朝该推翻。”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创作了很多革命歌谣。其中很多至今还为人们所传唱。如:

“油菜开花带头金,

杨梅结子一颗心,

风吹雨打都不怕,

生死都要当红军。”

又如:

“三把洋铁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

谁人敢拦革命路,不断头来也断腰。”

——流传于田东

“跟着红军走,拿刀上山头,

砍死白匪军,报了冤和仇。”

——流传于田东

“太阳出,太阳落,靠神靠鬼靠不着。

工农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惩腐恶。

打土豪,除劣绅,全靠工农赤卫军。

千年枯树发了芽,贫苦农民翻了身。”

——流行于凤山

“三天不见米,跌倒爬不起;

听说红军到,浑身有力气。

翻过两座山,迎去十八里。”

——流传于乐业

流传最广的是《 我们都是穷困的兄弟》:

“我们,都是穷苦的农民,

太阳烈似火,

还要叩头种田种地。

喝稀粥,

食野菜,

衣裤不遮体。

匪帮和贼官,

食光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感谢来了共产党,

邓小平和张云逸,

和韦拔哥领导我们起来干革命,

工农政权成立了,

各民族平等,

打倒上豪恶霸,

分田地,

大家得翻身解放。

如果白匪军要回来,

我们也不怕,

兄弟们大家心连心,

坚硬过石头。

不怕流血人头落,

把他们杀绝天下才太平。”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自卫战争,壮族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壮族中也流传着很多好民歌。其中有一首童谣云:

“烧油烧水,烧死日本鬼。

鬼子发愁,跑到广州。

广州打散,跑到武汉。

武汉起兵,跑到南京。

南京不好,跑到青岛。

青岛不行,跑到北平。

北平一声喊,滚回你的大阪。”

这首童谣是产生在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在国民党上层散布的抗日三天亡国论时出现的。它说明壮族人民锐利的眼力,看到日本鬼子终要败亡,而且预言其败亡的路线,确实是一首好民歌。

有一首歌别具一格,是用日本侵略军头子的名字套上去的,表达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廊水要拜长后川,黎头对准土肥原,

砍柴砍到松山斫,砍了松山劈板垣。”

三、艺术

(一)美术

壮族地区有很多民间艺人,其作品自然流传在民间,很少能在书报上看到。直到抗战时期,壮族很多画家的名字才为世人所知,其中较有成就的是罗鼎华、龙廷霸、蓝鸿翔等人。

罗鼎华,上林人。擅长国画,尤以画鱼出名。当时桂林画界把他与著名画家齐白石并称,有“湘西白石虾,八桂鼎华鱼”的美誉。

龙廷霸,天等人。擅长木刻、版画。在桂林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出版有《克敌》 、《 我们的荣誉军人》 等画集。

蓝鸿翔,马山人。在昆明参加抗日美术活动。擅长木刻和漫画,1946 年,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用漫画抨击国民党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他个人开了一个共有120 幅漫画的展览,名为《 昼梦录》 ,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面目。画展影响很大,为当局所不容。后组织派他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牺牲于越南,人民政府褒奖他为烈士。

(二)戏剧

广西的地方戏,多属汉族文化影响下形成,首先是皮黄系统的传入,和桂林方言相结合,形成了桂戏,流行于桂、柳;而后广东粤剧(俗名广戏),则随着大江传入广西,和桂南方言结合,形成纥锍弦戏,解放后定名为“邕戏”;再是湖南江西花鼓戏系统传入桂北壮族地区,因其唱腔中常用“衣嗬嗨”作过门调子,所以俗称“衣嗬嗨”,解放后定名“采调”。

在这类汉族戏剧流行的启发下,壮族中出现了壮剧。

在桂中,盛行巫教师公。师公跳神中也带有情节。由于贵县一带壮族和汉族杂居,当地壮族人民便用师公的曲调移植广戏剧目。同时为了做道场,也把巫经的故事编成剧本,用壮话演出。因而群众名之为“师公戏”。

在桂西西林一带,壮族人民中有些人先是学了广戏,但因唱腔为汉语,群众听不懂,因此艺人们仍用壮话来演出。但语言和唱腔结合非常严谨,平仄不对是唱不下去的,因此干脆用本地的山歌调子,把广戏的剧目翻译成壮语来演唱,群众非常欢迎。此种剧种流行地区很广,贵州、云南文山均有流传。

桂西南的靖西,原先流传一种提线木偶戏,传说是南宋末年文天祥的部下张宗祥留居此地的一支部队传下来的。留下的人,后来和壮族融合。他们带来木偶戏,后使用壮话和壮族山歌演唱。广西各地,直至湖南、广东,所有木偶戏多为撑杆木偶。只右江西、福建才有吊线木偶,而靖西所保留的吊线木偶,比较原始,只有6 根线,靖西周边并没有木偶戏流传。因而宋末遗民带来的艺术形式是可信的。

靖西壮剧,因以人来代替木偶演出而发展起来。

壮剧的上述三个流派,在现代壮族中都很流行。

(三)曲艺

在右江流域一带的壮族,雇人插田时,习惯请歌手来唱歌助兴。总是唱也就乏味,歌手喉咙也受不了,因此有些歌手就改用朗诵的方式来表演,群众称为“戏谈”。“谈”,壮语意思是叙述、咏叹。要“戏谈”,首先是把壮族流行的民间故事编成韵文,后来又把汉族的通俗小说改编成韵文。流传比较广的有《薛刚反唐》 ,因是讲唐朝的事,其中主人公是唐王李旦,因而老百姓把这种“戏谈”形式叫《 唐王》 。

在桂西南的德保、靖西一带,流行巫婆降神的活动。巫婆降神时要吟唱一种带有朗诵口气的调子。人们用这种可以随着感情变化调子也可以变化的曲调特点来讲述故事。因为是用巫调改成的,所以称为“巫论”。“论”,壮语中的意思指“告诉你一件事”。后来人们以巫属于迷信观念,便回避汉字“巫”字改为“末”,谓之“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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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22:07:00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 近现代壮族地区的教育

近现代的壮族地区,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教育也是经历了从封建教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过程。清朝末期,清朝政府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为维持统治而推行“新政”. 教育方面的表现是废科举,办新学,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兴起,逐步取代旧的府、州、县学和书院,接受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富国强兵,教育为先的思想,逐步成为社会的潮流。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桂系特别是新桂系集团统治时期,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上也颇下一番力量,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制订教育方针和规则,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和内容的教育。新桂系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颇有成效。但这些发展教育的措施,都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他们把教育纳入军事的轨道。“寓兵于募,寓将于学”,强化军训,把学校置于行政、军事之中,实行“三位一体”。受教育特别是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大多是地主豪绅、商人和官僚子弟,反映其教育的阶级本质。由于新、旧桂系都认为壮族和汉族已差不多,甚至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列,故而在实施教育方面没有区别。只在瑶、苗、侗聚居或与壮族杂居区,举办特种教育。无论是实行基础教育还是特种教育,都是为统治少数民族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发展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推动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清朝末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一、新学在壮族地区的兴起

清朝末期,一些朝野有识之士,感于欧美文明进步,国势强盛,纷纷筹议,要进行教育改革,兴新学,育人才,以图自强。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 1863 年)间各省或就书院分立课程,增设新的内容,或另设学堂,开办新学。广西地处边隅,交通闭塞,文化输入较晚,当时还无学堂设立。

19 世纪90 年代,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两次来广西讲学,来听讲的人很多。后来做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壮族)也常来听讲并和康有为“纵谈时事”,颇为维新思想所感动。康有为在广西实力派人物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人的协助下,于1897 5 月在桂林发起成立“圣学会”,以汇集开明绅士,青年学子达200 多人,传播维新主张。学会内摆许多中西图书,供人阅览,“使地方人士多欲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改变科举时代专重八股的思想”。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培养,又在于办学校,所以他们又在桂林成立了“广仁学堂”,讲授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等.还设报馆,办起了《广仁报》 ,刊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借以宣传废除八股,鼓励学习时事新闻、科学技术和维新变法等主张。

康有为在桂林的两次教育活动是广西兴新学之嚆矢。巡抚黄槐森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奏设“体用学堂”于桂林,学生100 人,开设经学、史学、算学、格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 )等科,并授英文。“体用学堂”是开广西新学之始,是广西近代史上第一所既学中学又学西学的新型学校。被誉为“边民先觉”的归顺壮族学者曾汝璟曾在学堂就读。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朝廷令各省学堂仿照山东的学堂章程办理。1902 年.朝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令各省普遍设立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同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将广西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裁撤了桂林的桂山书院(即孝廉书院)、秀峰书院、宣城书院,把这些书院的财物拨给广西大学堂使用,学的课程有伦理、经学、历史、政治、文学、舆地、英文、算学等科。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将教学、自学和答疑结合在一起,颇使学生得益。1903 年,广西巡抚柯逢时电调道员沈赞清为广西大学堂监督,沈赞清为振兴广西大学堂,向广西各界人士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于1904 l 月,举办了教育展览会,各界人士到会参观听讲的很多,兴办新学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后,广西当局也以兴办学堂为急务,使广西各类学堂发展起来。如壮族聚居的龙州、归顺(今靖西)此时学堂大兴,甚至超过一些汉族聚居的州县。据1908 年统计,龙州有两等小学堂1 所,学生129 人;初等小学堂17 所,学生547 人;归顺建两等小学堂8 所,学生邸9 人;初等小学堂9 所,学生467人。此外,在龙州还建立了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法政学堂、龙州边防初级师范学堂、龙州实业学堂、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广西陆军讲武堂、龙州师范讲习所、广西官立第式中等学堂及农业学堂等,壮族学者曾汝璟在体用学堂毕业后不久,便于1903 年资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的门生曾彦、张炳朝学成回国,曾汝璟嘱咐他们一定要为归顺筹办学堂,开化家乡风气。曾彦、张炳朝回到家乡后,积极为桑梓效力,将庙宇改做校舍教室,开设两等小学,并增设中学部,后来学生增多,又另设师范班,从此,归顺学风大振。1907 年曾汝璟学成回国,奉命为劝学所长,更是积极兴办新式教育,使归顺被誉为“边疆模范”。

二、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期间,他推行所谓“富国强兵”之策,大力“办学育才”, “选将练兵”。是年七月特设两广学务处,督办两广学务,制订兴学进行程序与实施第一期兴学计划。两广学务处实为管理两广教育的行政机构。地方厅州县亦成立地方学务公所,选用绅晋,专管兴力、学堂事宜。地方学务公所便是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构。

三、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兴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加上此时各级教育机构日臻完善,管理得到加强,不仅各级各类学堂发展较快,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个由小学到大学和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为广西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1 .小学教育

小学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三种。早在光绪二十八年(l902年),桂林、榴江、宜山、陆川、思恩5 县就开始办小学堂。边远的壮族聚居县恩隆县(今田东县), 1905 年将原来的经正书院改为恩隆两等小学堂,1906 年又在县内新建了祥周、平马、四平、林逢、作登5所小学堂。各府治所在地建立的两等小学堂和小学堂就更为普遍了。1906 12月确定以小学为各类学校教育之基础,7 岁以上的国民,皆有就学的义务,开展调查适龄儿童,分区设立小学。此外,由提学使司发出布告:报名入初等小学,不须考试,不收学费,入学之后,查有程度较高者,直接挑选进高等小学堂学习。这是广西实施义务教育之先声,后来各地仿照推行,学堂陆续发展。据宣统元年(1909 年)统计,全省建有小学、高初两等小学堂1078 所,其中土州土县、上峒建了14 所小学堂。另建女子学堂20 所。壮族聚居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龙州、靖西发展较快,其他如祟善、马平、宣化、来宾、迁江、河池、东兰、百色、天保、凌云、宁明、奉议、上思等县此时小学堂也都相继建立。高等小学堂宁明有1所,而大多数边远壮族地方未办或很少有学堂建立。原因是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初等小学学制为5 年,每周授课30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课。有条件的小学可加授图画或手工科,称之为“随意科”。对缺少师资的偏僻地方,允许小学堂开设“简易科”,即将修身与读经合为一科,历史地理和格致合为一科,另授中国文字科、算术和体操等科,共5科。当时壮族地区多数按简易科开设。高等小学学制为4 年,每周授课36 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课。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加授手工业、农业、商业等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随意科”。准备加入中学堂之学生,可不参加“随意科”的学习。

私塾仍是广大壮族农村中最有影响的教育场所。私塾教师有外来的汉儒学究,也有本村儒学究。他们多墨守成规,阻碍新学的发展。为此,当局对私塾制定改良“章程”,实行改革。规定私塾的办学宗旨必须注意国民教育,使儿童有普通之道德知识,以固始基,养成国民独立自治之性质及其能力。为严格按学堂办法办学,还规定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后,各地私塾必须到学务公所或劝学所教育会察报注册,领取改良章程,遵照办理。每月由视学员查视,办得有效的,予以承认为合法,可立案,作为初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若仍从旧习,不遵守规定的,则予以取缔。此外,对塾师资格、馆室要求、课程设置、图书设备、考试、上报材料都作了规定。但由于师资和其它办学条件的限制,加上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变,上述规定在壮族地区难以实行。

2 .中学教育

在壮族地区最早的中学堂是1906 年开办的“泗色中学堂”。据《百色志》载:“百色地区西林人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为开发桂西民智,造福家乡,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令百色直隶厅负责筹建中学堂。次年五月校舍落成,命名为‘泗色中学堂’,田骏丰兼任首届监督,”招收今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天峨等县少数民族学生。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广西全省共建中学堂16 所。其中在壮族聚居的府治所在地大都建立了中学堂。如1906 年创办的庆远府中学堂,招收所属6 个县的学生;1907 年建的柳州府中学堂,招收所属8 个县的学生;1908 年建的太平府中学堂,招收所属7 个县的学生;1908 年镇安府以该府独立创校不易,乃请求赞助开办费银元6000 元,报省批准招收该府所属学生,省局同意,并将“泗色中学堂”改名为’‘泗镇色中学堂”,扩招镇安府属的靖西、德保、田阳、平果、那坡、天等等县的民族学生;1908 年在武缘(今武鸣)建立思恩府官立中学堂,后于1910 年改名为武那一土司官立中学堂(包括武缘县、那马厅和占零、兴隆、白山、定罗、旧城、都阳、安定7 个土司); 1910 年还建立了宾州中学堂,招收宾阳、迁江和上林等地民族学生。

中学堂采用4 年制,两年预科、两年本科,也有5 年制或2 年制的,但为数极少。按《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之学生数额应以30 。人至400 人为合格”,但广西的中学堂达不到此要求。据1908 年统计,学生最多的为桂林府中学堂,有210 人。壮族地区的中学堂学生数更少,如太一平府中学堂只有52 人,原因一是小学堂学生毕业的少,生源不足;二是教师不足,当时全省中学堂的教师总共只有89 人;三是经济贫困。学堂设备十分简陋,校舍多由书院或考棚、庙宇修葺而成.按规定中学堂应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3 门课,但由子师资缺乏,设备又差,多数学堂开不了全部课程。如柳州府学堂把博物、物理和化学合并为格致课,法制及理财课无法开设,体操课是以“兵式体操”为主,教学生学一些队列运用而已。柳州府中学堂如此,其他边远地区的中学堂之设备和教师的质量,可想而知。

此外,还特设土司学堂,专门培养壮族土官子弟以使承袭。清初,壮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很不彻底,据统计,到清末还有43个土司尚未改流,所以“改土归流”仍是当局的政治要务之一。而要完成这一要务,就必须培训其政治人才。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土司学堂l 所于桂林,1908 8 月开学。在土司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该学堂必须以“养成土族人才,改良土属之政治、风俗、文化为宗旨”。招生对象是从各上属子弟中选年满13 岁以上资质聪明者,但要先选土官之正支子弟,若无合格者再选旁支。名额分配视地方之大小分为三等,上等送6 名,中等送4 名,下等送2 名。所需学费由所管府厅州伤各官族自行筹办,不准摊派于“土民”。土司学堂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兼法政三级。修业年限为:初等小学1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习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10 科。高等小学2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法文等10 科。中学兼法政3 年,学的科目较多,第一年学修身、大清新律法学通论、宪法、国文、法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十一科;第二年学法学通论,宪法讲完并减去博物一科,增加行政法汛论各论、刑法、理化3 科,共12 科;第三年学大清新律、行政法、刑法,讲毕,增开国际法、民法、裁判所构成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系论、财政学等7 科。总共学习6 年毕业。土司学堂只招了一期,学生百余人。南丹土官子弟莫圃、忻城土官子弟莫敬诚、罗阳(今扶绥)土官子弟黄均政等都在土司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发生后土司学堂废止。

3. 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分初期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初期师范学堂包含讲习科、传习所等短期训练机构在内,主要是以培养小学堂教员为宗旨;优级师范学堂则以培训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之教员为目标。

广西师范学堂,始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其前身为传经书院改办的梧州师范讲习社。后又于1904 年在省高等学堂内附设师范速成科,因学堂兴起,急需教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又将广西高等学堂改为简易师范学堂。1908 年再改为广西优级师范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先招选科生,分史地、理化、博物、数学4 类,并附设体操专修科,均为2 年毕业,培养目标为中学、初师教员。有些州县于1906 年间先后开办简易速成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或师范传习所等短期师资训练机构.至光绪末年,前后共办约34 所.毕业生共2000 余人。柳州、河池、上林、武缘、贵县等壮族聚居县和壮、汉杂居县都办过师范传习所,对解决师资的紧缺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上台后,为推动教育,决定分三区设置初级师范学堂。平(乐)、梧(州)、当(州)、玉(林)为一个区,设校于梧州,于1908 2 月先行开办,称为第一初级师范学堂.桂(林)、柳(州)、庆(远)、思(恩)为一个区,设校于桂林,称为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同年9 月开办,除招桂林府的学生外,更多的是招壮族聚居的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的学生;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归(顺)、百(色)、上‘思)为一个区,设校于南宁,称第三初级师范学堂,于1908 年落成,1909 3 月开学,生源来自壮族聚居的南宁府、太平府、泗城府、镇安府、归顺州、百色厅和上思厅。三校经费由各属摊派,每校照章定领为300 人,分4 年招满。除梧州一校可招本科生外,其它两校皆先办预科,并附设简易科。预科、简易科均为2 年毕业.本科5 年毕业。课程设置以第二初级师范学堂为例,主要开设有修身、教育、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理化、博物、习字、手工,图画、体操、英文等。女子师范也较受重视,1907年底在省城桂林开办了女子师范学堂,学制为2 年。

为了改良私塾,培训师资,1900 年至1908 年间,办了38 所塾师研究所,培训人数达1000 多人。这样,一个从简易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师范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除省、府外,有些州县也办有简易师范,包括壮族聚居地方,共办了近20 所。

4.实业教育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广西实业教育开始起步。根据广西地瘠民贫、荒芜遍野的实情,当局确定发展实业教育要以“先兴农业,再及工商”的方针.认为农业之中蚕桑为大利所在,而广西气候温和,最宜种桑养蚕。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梧州市郊的长洲创设了梧州蚕业学堂,学制2 年.1907 年又在龙州设边肪中等实业学堂,先办农业预科.随后专办蚕业本科。两所蚕业学堂的学生毕业后,派往各地推广蚕业,改进养蚕技术。这样,容县、贵县、隆安、左州(今崇左)、玉林、那马(今马山)、马平(今柳州)等地便建立讲习所传授种桑养蚕技术。1907 6 月,黄锡铨从日本考察农业畜牧事业和访聘教师回广西后,于临桂县同和村开办了广西农林试验场,并附设讲习所,于1908 年正月开学,次年改为中等农学堂,还聘用了外国教师。试验场附入学堂,供学生实习用。学生由各地选送,以培养农林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不久,这3 所学校分别改为梧州中等农业学堂、龙州中等农业学堂、桂林中等农业学堂。设的科目除蚕业外,还增加了农林兽医等科。1909 年前,桂林已开设了两所艺徒学堂,两所速成工业学堂和一所工业简易科教员讲习所。宣统三年(1911年)开始筹办中等工业商业学堂,分设在桂林、梧州、邕宁。桂校以桂、柳、庆、思恩4 属合办;捂校以平、梧、浔、玉4 属合办;邕校以南、太、泗、镇、归、百、上7 属合办.1912 年开学。此外,从1909 年开始还筹设一些初等实业学堂或实业补习学堂。

1909 年,广西办有实业学堂7 所,规模不大,梧州、龙州、桂林3 所农业学堂的学生总共230人。农业学堂皆以培养省内各地推广蚕业、改进蚕业人才及农业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且能将学生毕业后派往包括壮族聚居的州县去推广蚕桑技艺,对推动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5.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

广西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且不发达,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才在桂林体用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广西大学堂,为广西举办高等教育之开端。当初招收220名学生,修经学、史学、算学、英语4 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学部令各省办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广西大学堂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由于师资、生员等条件均不具备,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高等学堂又改为广西官立简易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再改为广西官立优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又在桂林创办广西法政学堂1 所,设预科、本科。本科又分为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政治经济科。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曾在该校就读。至清末,广西全省有高等学堂2 所。

随着新学的兴起,壮族地区留学之风遂开。壮族最早的留学生是归顺人曾汝璟,于1903 年公费留学日本。清末广西公、私费留学生245 人,其中不少来自壮族县份。如龙州有杨奇才等15 人,宁明有甘浩泽等10 人,归顺有曾汝璟等13 人。主要是留学日本,也有去美国、英国、德国的,学习农林、蚕桑、制革、工业理化、铁道、警察、陆军、法政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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