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教
育
宋代土司制度的实行，使壮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转变。社会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教育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壮汉文化交流逐步广泛，出现于羁縻时期的壮族民间“土俗字”在此时流行起来，许多山歌、唱本、师公调都使用这种“土俗字”作记录。封建中央王朝采取以教化辅助统治的政策，在壮族地区兴办学校、书院，推行科举。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初改土归流的实行，封建领主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基本消除了土司时代各自为政、相互攻掠的混乱局面，加强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桂西壮族聚居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各种书院、学校、乡间私塾在明清以后逐渐遍及壮区各地，一批颇有影响的壮族封建文人成长起来。
第一节
州县学的普遍兴建科举的广泛推行
一、州、县学的普遍建立
宋以后，历代中央封建工朝加强对壮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对教化日益重视和扩大，使壮族地区汉文化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州、县学普遍兴办起来，羁縻制时期，只有为数较少的一些郡县兴建了学校，共有州县学11 所，而且多集中于壮汉杂居地区，壮族聚居地区仅有柳州州学1 所，经过土司时期几百年的发展，不论桂东桂西、桂北桂南，不论流官地区还是土司地区，各府、州、县都基本上设有学校。
据广西地方志记载，宋朝在壮族地区共设置府、州、县学41所。其中隋唐时期创办、宋代修复的12所，它们是：灌阳县学、桂林府学、古县学、永福县学、柳州学、象州学、容州学、岑溪县学、博白县学、北流县学、武缘县学和灵山县学。而宋代创办的则有20所，即：来宾县学、天河县学、宾州学、陆川县学、浔州学、郁林州学、兴业县学、贵州学、宜州学、全州学、永淳县学、贺州学、梧州学、苍梧县学、灵川县学、融州学、宜山县学、昭州学、藤州学、上林县学。另外，有9 所州、县学创建时间不详，但志书有宋代修葺和迁建活动的记载，即阳朔县学、兴安县学、义宁县学、洛容县学、荔浦县学、邕州学、横州学、廉州学、钦州学等。
由此可知，宋代在壮族地区重建、修复和新设的州县学在数量上比前代增加了两倍多。设学的范围也由东到西，由北向南扩大，虽然大部分分布在广西的东北部、东南部和中部，而桂西的土州县还未见设学，但在壮族聚居的一些州县，如庆远、横州、融县、宜山、来宾、天河等地也出现了州县学，许多州县学校都是在庆历兴学以后相继建立的。其设置和发展的时间基本上与宋代整个教育的发展历程相吻合。侬智高事平之后，宋朝的统治者一方面在壮族地区建立土官制，另一方面则注重施以教化，兴办学校，使地方州县学的设置迅速增加。但到南宋后期，教育发展的重点由学校逐渐移到书院。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政治腐败，财政匮乏，无力兼顾地方学校。宋末，州县学就愈益有名无实，在壮族地区所办的州县学也不例外。
元朝恢复宋前期的学校制度。恢复、修葺了宋前期41所学校中的35所，并设置了一些专业学校，在桂林创设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各1所。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而当时壮族地区长期处于战乱，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无暇顾及教育，致使许多州县学徒有其名，处于停滞状态。
明朝建立以后，为培养服务于封建王朝的人才，扩大和巩固统治基础，大力推行封建的学校教育。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乡村设社学。目的是“化民成俗，以善其乡，成德达材，以资于邦。”壮族地区的府州县学设置也因此大大地发展起来。《广西通志?教育志》统计明代广西府州县学为69所，其分布是：桂林府10所，柳州府13 所，庆远府5所，平乐府9所，梧州府5所，直隶郁林州5所，浔州府4所，南宁府7所，太平府4所，思恩府2所，思明土府1所，廉州府4所。另外还在桂林设立武学1所，培养军事人才。这69所府、州、县学，除明王朝陆续修复以前各朝设立的学校外，有20余所是在明代先后创办的。如：马平县学（在今柳州市）、罗城县学、迁江县学（在今来宾县境）、河池州学、平乐县学、恭城县学、富川县学、永安州学（在今蒙山县境）、桂平县学、平南县学、宣化县学（在今南宁市）、隆安县学、上思州学、新宁州学（在今扶绥县境）、太平府学和左州学（均在今崇左县境）、养利州学（在今大新县境）、思明土府学（在今宁明县）、永康州学（在今扶绥县境）、思恩府学（在今武鸣县境）、合浦县学、怀远县学（在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另外，昭平县学、武宣县学、修仁县学未见于唐宋元三代，而见于明代，也可能创建于明代。
与宋代相比，明代州县学的设置已逐步推广到壮族聚居的桂西一带，一些土府、州也建立了学校。如：
思恩土府学（今武鸣县北部），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 当时明朝统治者应思恩士知府岑瑛之请，在思恩“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景泰五年（1454年），明朝廷又“从瑛请，建庙学。”土官建学自此始。
思明土府学（今宁明县明江镇）．嘉靖间（1522—1566年），土知府黄承祖曾有建儒学之议，后经两任流官同知鼎力促成其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总督戴耀上奏要求“于府治设教授一员，量给廪生六名，其寄附太平府者，悉归本学，嗣后续增其祭祀廪饩之用，则地方可安，文教可兴。”明神宗诏悉从之。思明土府学于万厉三十五年（1607年）建成。
归顺土州州学（今靖西县）, “归顺州儒学，明弘治年间在旧州”建立。
武靖土州学（今桂平县北部）, “在州治南，隆庆间建。”万历末，武靖土州废，州学亦不复存在。
明统治者还在“改土归流”的府州县建立学校，太平府（今崇左县境）于洪武三年（1370年）改流，洪武只十八年（1395年）便“首建学校，复兴社学。”当时附近一些土州县的士子亦来附读。左州（今广西崇左县北部）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改流，万历二年（1574年）“始建学校”。思恩府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改流，随后发生反改流的动乱，嘉靖七年（1528年）动乱平定后，立即建立了儒学。养利州（今广西大新县）于万历三年（1575年）改流，当年便建立州学。永康州（今广西扶绥县北部）于万历三十八年（1600年）改流，两年后创建州学。
明代开了在桂西壮族聚居区设立官学的先例，为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从康熙起“文风渐盛”，各类学校纷纷设立。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在各地设置府、州、县学。不同之处是在改土归流地区还增设了厅学。有清一代在壮族地区共设置府、厅、州、县学86所，其中84所在今广西境内，2 所在今云南文山境内。85所中69所是兴复前代的，16所是新办的。新办学校基本上是在壮族聚居区，它们是：
镇安府学（今广西德保县）、泗城府学（今广西凌云县）、太平土州学（今广西大新县）、奉议州学（今广西田阳县）、土田州学（今广西田阳县境）、崇善县学（今广西崇左县）、西林县学、东兰州学、归顺州学（重建，今广西靖西县）、西隆州学（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天保县学（今广西德保县）、恩阳州学（今广西田阳县）、镇边县学（今广西那坡县）、百色厅学、防城县学、开化府学（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广南府学（今云南广南）。
清代这些学校的创设，推动了壮族地区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桂西及西北部，包括左、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及云南文山地区，各府、厅、州、县都基本设立了儒学。
由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央王朝对教育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也略具特殊性，如对教官资格的适度放宽等，壮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中原落后，汉文化教育起步迟，因而在教官的资格和配备、学额的配备等尚未能完全按规定办，教官往往不足额，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职，绝大多数为各类贡生，举人是极少数，进士只是个别人，甚至还有生员担任教职的。在教材内容和教学目的上则基本上是与全国一致的。各府、州、县学所用教材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宋时是九经、五经、三礼、三传。王安石变法期间用《三经新义》 。明时规定府、州、县学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清代则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壮族地区学校基本是遵照朝庭规定办理。
封建朝廷建立学校的目的，是培养服务于封建王朝的人才，以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对于壮族地区，封建统治者设学还在于使少数民族“经习诵”、以“训其顽犷之性”，否则“滋事多有”。通过教化来防止少数民族的反抗，达列同化的目的。有的地方官员还在中央学规基础上再颁行一些地方学校的条规。如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庆远府学教授唐仁制订了《庆远府学条规》 ，道光三年（1823年），巡按费丙章请督抚颁行全省府、州、县学，以参照实行。《庆远府学条规》分《训条》 、《戒条》 两部分，训条为：一曰敦实行，二曰居实心，三曰致实功，四曰收实效。戒条为：一戒不守学规，二戒不安本分，三戒恃矜欺压，四戒悸衿包揽。凡省内府、州、县学之生员有上述行为者，给予应有的处分。总之，是强化封建沦理道德的教育和约束少数民族学生，使之封建化与汉化。
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先进的中原地区相比，还处于落后的位置。早在东汉时期，中原一些先进地区已是“学校如林，庠序盈门”；隋初“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而壮区地方学校在唐宋以后才开始兴建，大量的是在明清时期，桂东与中原相差六七百年，桂西则相差一千三四百年，但经过唐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教化的不断提倡，到明清时州县在壮族地区已普遍地建立起来，仍可谓之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客观上加深了汉文化对壮族人民的影响，有利于壮汉文化交流，利于壮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科举考试的推行
土司制时期壮族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科举考试的推行上。
创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经过宋朝的大力提倡，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者选拔官员，控制人们思想的主要制度。在壮族地区也不例外。
其一，考试的地点固定下来。宋规定设考试场所于各路治所，广西设立专供科举考试的贡院于桂林。明、清因袭之。
其二，乡试中额逐步成为定制。乡试取士有定额限制开始干明洪武初年（1368年），当时规定各省定额“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 但“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后时有增减。直至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广西定额为45名，从此成为定制。
其三，应试对象有了严格规定。宋代规定不许有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应试。元代只限于“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准应试。明代规定四种人不准应试：（1）学校训导专教生徒（2）罢闲官吏（3）倡优之家（4）居父母丧者。清代规定倡、优、隶、皂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参与考试。对壮族地区亦是如此。清嘉庆三年（1798年）“令准土司除娼、优、隶、卒…… 永不叙考外，其他平民，凡年纳粮赋及任地方义务者，概准应考。”土官往往以此阻挠土民应试。
其四，防止考试作弊。宋朝规定：“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籍，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考试时实行“糊名”、“誉录”；不准朝廷官员推荐考生；食禄之家子弟必须复试，实行“锁院”、杜绝交通等方法，以减少作弊。清时为“严防弊窦”，实行乡、会试的复试制度，乾隆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对受贿营私的考官和科场舞弊的考生严厉惩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土田州土司岑文栋之子岑照贿赂乡试办内供给官、永安州（今蒙山县）知州叶道和及其家人曾兴，代请幕友湖北举人曹文藻入场代作文章，竟然考中解元。事情查出后，传旨处斩叶道和，革去曹文藻举人，立正典刑，岑照亦处以重刑。
明清时，科举考试要用八股文，府、州、县学把读写八股文当作必修课，以应科举考试。这样，生徒入学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有做官的机会；教官教学是要争取学生及第人数增多，以博得晋升机会。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和附庸。学校办的多，科举亦推行广。壮族地区亦是这样。随着学校的普遍建立，科举在壮区也日益得到重视。封建统治者也希望通过科举，为其“用复变夷”的民族同化政策服务。
土司制度时期，由于有了较完善的考试制度和对壮族子弟应试的保障措施，壮族地区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逐渐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及第数额也不断增加。在宋代壮族地区应举之士，十倍于昔。宋代广西中文科进士共279名，比唐代增加了数十倍。唐代广西进士都分布在壮汉杂居的桂东、桂北地区，而壮族聚居的桂西地区尚无参加科举的记载。宋代就不一样了，如庆远府，宋时“声教之所登，文轸之所薄，每应书之士，不下五六百人。桂西、桂南壮族聚居的各州、府、县都出现了进士。宋时融县、宜州（后为庆远府）、邕州、象州、柳州、宣化、横州、宾州等地共有进士76 人，占宋代广西文科进士总数的24％。
宋代壮族地区科举情况虽比唐代有了发展，但与中原相比仍有距离，科举正取人数仍属不足。淳祐十二年（1252年），广南西路向上奏报考试情况：“所部二十五郡，科选于春官者仅一二，盖山林质朴，不能与中土士子同工，请授两淮、荆襄例别考”，朝廷从其请。加上壮族地区地处边远，中原士人视为畏途，不愿来任官。为了补充岭南科举选官之不足，宋朝专为广南设置了“摄试”。它是经过漕司而不经过尚书省的一种独特的考试。如周去非所云：“二广试场有三：曰科举，曰铨试，曰摄试。今铨试废矣，唯摄试、科举而已。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盖有摄官一门存焉。”
“摄”即代理、非正式之意。在岭南摄试，是为了就地选拔人才，这是唐代“南选”制度的继续。摄官可以转入吏部正额，但有一个过程。周去非说：“两厂得解人士，许赴漕司摄试以缺员为额。缀名者，漕司给公据、服绿、参南选，出而茬民矣。…… 摄官有三等：一待次摄官，二正额摄官，三解发摄官。待次历两任，无过，漕司再给公据印纸，为正额；又两任，漕司解发吏部，补递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摄官名额始50员，后减为30员，但“解额颇宽，虽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额二名。”摄试的设置，扩大了壮族地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的机会。
明代科举，对壮族地区取士有一定名额和保障。上府、州、县子弟入学有增无减，学业优秀者应试出仕已不为鲜，参加科举考试与及第人数比宋时又有增加。明代魏【睿】（原文加“氵”旁）《诸夷慕学》中记载土官子弟常到流官地区参加科举考试：“两江诸土酋子弟，向慕文风尤甚，来试者曰土童。”据新编《广西通志?教育志》 统计，明朝广西常科考中进士238人（含恩赐），其中桂林府108人，柳州府34人，庆远府12人，梧州府32人，太平府1人，南宁府11人，浔州府7人，平乐府16人，思恩府3人，廉州府14人。中举人共5098人，其中桂林府2442人，柳州府556人，庆远府99人，梧州府713人，太平府74人，南宁府455人，浔州府249人，平乐府249人，思恩府163人，廉州府98人。另外，柳州、临桂、平乐、贺县、宜山、上思、镇安等府、州、县有武举124人。柳州、庆远、太平、南宁、思恩等府是壮族聚居区，当有不少中进士、举人者。
清代科举在壮族地区比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雍正八年（1731年），已有土官、土目子弟“俱应童试”。嘉庆九年（1805年）朝廷规定“土民等读书应试”, “不准土司阻抑”，次年（1806年）又谕内阁：“嗣后退种土司粮田之正民、杂民，准其呈明应试”。清代科举基本上因袭明代旧制。当时广西乡试考场设在桂林王城，而童试的考试则分布于各地，土司地区也增设了考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庆远设立考棚，思恩县（今环江县）学子无须再赴柳州府赶考。清初，泗城、镇安之武生员都要到南宁搭考，路程遥远，能赴考者仅及半。道光十九年（1839年），泗城、镇安府绅士上书朝廷，获准在泗、镇两府接壤之地奉议州城（今田阳县）合建考棚，便于两府武生考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云南广南等县也建起了考舍。
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代广西乡试首度举行。有清一代，壮族地区各地士子参加科举比明代更普遍，广西文科乡试共99科，中试举人5075名，其中桂林府2516名，柳州府258名，庆远府26名．梧州府454名，太乎府104名．南宁府331名，浔州府401名，平乐府299名，思恩府150名，直隶郁林州451名，镇安府16名，泗城府16名，廉州府53名。壮族聚居的柳州、庆远、太平、有宁、思恩、镇安、泗城7 府，中试举人共901名，当中不乏壮族子弟；文科进士585名（含恩赐），其中桂林府298名，柳州府27名，庆远府5名，梧州府5o名，太平府7名，南宁府38名，浔州府42名，平乐府38名，直隶郁林州62名，镇安府4名，思恩府7名，泗城府3名，廉州4名。壮族聚居的7府，共中进士91名，其中必有壮族子弟者。镇安、泗城两府突破了零的记录。此外，还有武科举人1104 名，武科进士57名。广东连山壮族，也有人参加科举考试，有的考取了监生或庠生、贡生。云南文山壮族亦有科举考试中试者。
总之，土司制度时期，壮族聚居地区，包括柳州、庆远、太平、南宁、思恩、镇安、泗城等府，共有文科进上228名，举人2248名，另外还有若干武科及第中举的。当然，这些及第中举的，不一定全是壮族人，但一般说来，壮族聚居各州、府、县的进士、举人，大部分是壮族人，则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包括壮汉杂居地区的壮族进士、举人，一定还不止这些。
三、壮族的知识文人
宋以后，由于学校的兴建和发展及科举的推行，促进了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使一大批壮族的知识文人涌现出来。
宋代融县人覃光佃、覃庆元、覃昌一家三代都是宋朝进士；象州人谢泽、谢洪兄弟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一同考中进士，被称为“谢家双凤”；明代中后期科举出身的柳州人周琦、戴钦、佘勉学、佘立、张羽中、孙支强、徐养正、龙文光对当时柳州政治、文化影响较大，被称为“柳州八贤”；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宜山人周文、周立、周齐、周衮、周【王玄】（原文为左“王”右“玄”一个字）父子叔侄兄弟先后参加乡试，均中举人，被称为“五桂联芳”；清代获得“一门三总督”称号的岑毓英、岑毓宝、岑毓冥以及后来出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都是读书出仕的。
中举及第后的壮族文人，有的出仕做官，有的在学馆教书，有的以诗文传世。其中有的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如宜山龙水人冯京，宋皇祐元年（1049年）三元及第，从将作监丞到参加知枢密院拜太子少师，成为宋代的一位名相。明代中期，马平（今柳州市）人徐养正、张羽中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于朝廷做官，不畏权势，刚直不阿，敢于揭发、弹劾宰相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的贪横丑行，不幸被贬、被关，一身正气，在当时士大夫中颇有影响，受到世人的崇敬和称赞。此外，庆远府的韦昭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由翰林当到大理寺丞；庆远府人韦广，明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官至巡按御史，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
以诗文传世，在文学史上较有成就的壮族文人，宋代7人，明代7人，清代（1840年以前）30多人。如李璧、石梦膦、张鸿翮、刘新翰、农赓尧、黎建三、黎君弼、余明道、农余三、黄体正、黄彦坊、韦继新、韦丰华、黎申产、黄君铿、凌应梧、凌应柏、谢兰、黄焕中、韦陟云、韦麟阁、曾鸿桑、农嘉庚、黄诚沅等等，都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好作品。
在教育方面，亦有许多壮族知识文人从教。据苏浚《广西通志》记载，明代广西郡县学中的教师，本省的教师什居其九，有的还成为有一定名望的教育家，如李璧、刘定【逾】（原文“卣”加“辶”）、张鹏展都是有名的壮族教育人士。
除了科举出仕的壮族知识分子外，一般粗通汉文化，其名不显于世的壮族文人数量就更多了。如贺县壮人“敦诗悦礼，所在皆有，身列胶庠者，后先相望。由明经、孝廉入仕者，且相接踵。其余耕凿相安，皆知教子弟读书识字，几不辨其为僮矣”。
土官中亦有不少文化人，思恩府永乐至成化间的上知府岑瑛不仅自己“好学”、“崇儒敬道”、“积书满家”，还十分热心汉文化教育。景泰间（1450—1456年）思明府土官黄【肱】（原文“王”旁）“喜读书”。明末恩城土州官族赵养素，“昆玉三人，咸有才名。”而他本人“幼习诗书，长［谙］韬略，……善能右军楷书，更优文词。”清乾隆间，白山巡检司土官王之纯“少年好学，博闻强记，甫应童试，遂列黉宫，具所著制艺词赋诗歌，修家乘司志，以及事记诸作，皆出风入雅，液经融中。”明万历间（1573—1615年），泗城土知州岑绍勋、忻城土知县莫元相、莫景隆、隐士莫震；清嘉庆间（1796—1820年），思明州平民黄体元等，都以汉文化素养甚高，有作品传世而被载入壮族历史，对于土司制时期壮族地区知识分子涌现的情况，明代邝露作了精辟的概括：“予游诸夷户，有【搞】（原文左“扌”右“离”）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消长吉者，有谈古今而凿凿者。於戏！礼失而求诸野矣。”
壮族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壮民族整体汉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壮民族整体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为壮族知识分子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而壮族知识分子的成长又反过来促进壮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
四、土官的愚民政策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土官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两种不同的教育政策：对土官家族，实行倡文事政策，以保证其子弟承继官任，料理政务；对于土民百姓，实行愚民政策，政治上限制土民子弟，不准其读书，经济上残酷剥削土民，使他们贫穷，没有钱读书。
明清时王朝虽有“土民”可以读书应试的规定，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入学应试作严格的限制。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议准广西土民，佃种地官之田，向听土司役使充兵，若准其应试，一经上进，势必不服差徭。其果有志上讲，退还所佃之田，实无原籍可归者，方准令土司送考。如退田准考之后，仍隐占土官田地，托避徭役，该地方官严查究处。”嘉庆十年（1805年），清廷又重申，番哨隶置等项土民，身免贱役，向不准报考，嗣后仍照旧规办理。这些规定成了土官实行愚民政策的依据。
首先，土官统治，等级森严。如南丹土州，人分七等，一等土官及官族，二等客人（汉民），三等目家，四等归内民家，五等哨民，六等农奴，七等家奴。规定第三等以上，即官族、汉民、目家可以参加读书考试，而广大的哨民、农奴、家奴则不能读书，更不能参加考试，怕土民参加考试后脱籍。如赵翼所云：“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田州与镇安之奉议州一江相对，每奉议州试日，田民闻【袍】（原文“石”旁）声但遥望太息而已。”又如忻城土民韦景新读书有成，报考童试，因他父亲当差兵，土司不准他报考。太平土州岜零村，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全村土民备款上交土司，请求解置免役，他们的子孙才获准出应考试。
其次，土官利用自己送考的权力，多方抑勒、刁难土民参加考试。据朝廷规定，平民参加科举考试须经原籍州县考录，保送府考，土司不保送，土民即无法赴考，土司利用权力，设法阻挠土民应考。太平土州（今大新县）振武庠生覃敷方考中了贡生，因没有给土官贿赂，发下的报书，土官不转给。后给土官贿赂才得报书。思明州（今宁明县）平民黄体元，由于“才高博学”，深招当地土官黄某的嫉恨，先是不准参试，后黄体元再应童子试，土官竟“讽使同考童生殴辱之，内伤而死。”这是凶残愚昧的土官统治制造的悲剧。
其三，土官通过各种经济盘剥来使土民无法上学。土官的官田、土目的目田要土民先予耕种，然后土民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还被强迫从事几十种名目的杂役，如搬砖运瓦、挑柴草、修衙建庙、扛旗抬轿、挑水煮饭、取薪守坟等等。土官还要农奴四时供奉财物，名目层出。繁重的无偿劳役，定例和不定例的实物供奉，使广大土民一年劳动到头，裹腹尚且不能，更无能力送子弟入学读书。
在土官愚民政策之下，能接受学校教育的只有土官、官族土目和富有的农商之家。如忻城土县在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中，只中举人3名，其中莫氏土司官族2名；贡生21名，其中莫氏官族20人。清代茗盈土州（今天等县）29个有功名的人中，官族占13人，外来客人占15人，土民只l人。广大壮族农奴和贫苦农民95%以上为文盲，粗通汉文字的人不到5% 。许多地方壮人不懂汉语，明成化间，柳州山乡的壮族“能通官语惟村老。”清康熙间，云南广南壮族仍“蛮语难通”。东兰壮人“不通官语，鲜诵诗书。”白山土司壮人至道光十年（1830年）还是“官族外，解汉语者甚稀。”云南马关侬人（即壮族）直到近代才“男通汉语”。由此可见，土官的愚民政策是壮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当然，语言障碍是汉文化普及的另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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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6 17: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