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 2000年第3期
曹树基(复旦大学)
-------------------------------------------------------------------------------- 一、 引言
在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中，明清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速度，对于以后中国人口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何炳棣曾根据《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及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人口”数，指出在150年间，北方五省的人口登记数增加了1123万口，即73％；而南方各省，除四川、云南和贵州以外，人口减少了1200万。加上西南各省的增加数，全国总人口才增加了3.3％。何炳棣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解释南北方人口的不同变动趋势。他指出：“由于北方的土壤肥力不如水稻地区，不能指望能负担比它已承担的份额更高的赋税额；而在水稻地区已经逐步地、实际上是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头上的劳役转移到土地上去。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劳役是直接向百姓征发的，因此原有的人口登记制度比南方维持更久。由于这些原因，北方各省的人口自然增长在官方的人口统计数中基本得到了反映。”至于南方，何炳棣认为：“在估量了各种因素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南方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以比北方更快的速度增加。”
尽管何炳棣大致以洪武至嘉靖年间北方五省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作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但认为实际的人口增长率可能较这一数值为高。据此，他得出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1.5亿的结论。
从何炳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有益的启示：其一，明代人口确实是增长的，这一增长过程大致到1600年发展到顶点；其二，明代中期南方和北方的人口统计出现了差异，这一差异是地区间赋税制度不同的产物。然而，我们略感不满的则是，仅仅采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及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两个年份数据对明代人口的增长率作出结论，未免失之轻率，何况何炳棣并未对嘉靖二十一年人口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有效的检验。另外，何炳棣认为南方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北方的说法未得到任何数据的证明，仅仅是一种假说。
对于这一未经严格验证的结论，大多数学者采取了赞成的态度。如赵冈认为：“绝大多数专家赞成何炳棣的观点，即明朝的人口在洪武二十四年6050万的基础上稳步增长……我们倾向于认为明朝的人口高峰出现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前后，其总数大致在2亿左右，因为完全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否定这样的假设：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这相对安定的200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会低于6‰。”对于这一假设，他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证据。
帕金斯作了一个区间相当宽泛的估计，其估计值在1.2亿到2亿之间。正因为这一估计区间过于宽泛，其上限值竟然是其下限值的1.67倍。这也就使得这一估计变得没有意义。更何况，帕金斯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关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观点。
在我看来，要对明代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作出准确的判断，必须对现存的明代历年人口数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区域性的人口数据作出恰当的评估。从这些分析和评估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数据，并据此对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作出合理的估计。
二、 北方人口的增长：河南与山东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明代人口的变动，分区研究显得比整体研究更为重要。由于洪武以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缺乏合乎标准的人口统计，我们的讨论主要以北方为重点展开。
1河南
兹将明代四个年份的河南分府人口数，列于表1。
表1 洪武、永乐、成化、嘉靖时期河南分府人口
资料来源：成化《河南总志》卷三至卷十一；康熙《河南通志》卷十一。
说明：嘉靖三十一年开封府人口中含已划出的归德府人口。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我曾引用嘉靖《河南通志》卷九中分府户口数。这批数据遗失，该志在上海不可复查，故用嘉靖三十一年数据代替。
康熙《河南通志》卷十一还记载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河南口数为512万，在嘉靖《河南通志》卷九的记载中，还有嘉靖二十一年的口数509万。《明史·地理志》记载弘治四年(1491年)河南口数为436.5万。由此可见，正德以后，河南册载户口数开始下降。这与实际的人口变动是不相符合的。何炳棣将嘉靖年间的口数与洪武时期的人口数进行比较，显然是不合适的。
永乐十年河南户均7.4口，成化十八年户均8.9口。这两年的户均口数较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均6.9口增加了许多，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当然，洪武以后河南户口统计数出现的较大缺漏，不仅指户数的偏低，而且指口数的漏记。在成化十八年的数据中， 汝州男女口数不详，其余七府男女性别比达到181。显然，女口被严重低估。以110作为标准的人口性别比作为推算的依据，成化十八年的河南人口可以达到586万。
由于我们至今未获任河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地区人口性别比资料，只能对这一问题作一推测，根据北平、山西、山东等地的情况看，一个地区的户均人口越多，人口的性别比也就越高。因此，以洪武年间河南布政司户均6.9口的规模可推测其人口性别比大致为130。如是，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实际人口应为277万，至成化十八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8.3‰。
以在籍人口数计算，河南人口从洪武二十四年的257万发展到永乐年间的269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3‰；从永乐至成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2‰。据此可见永乐人口数不合理。如果认为永乐年间人口数中也存在对女性人口的漏记，且漏记的比例比成化年间略低，那么，调整后的永乐年间人口数约为310万左右。如此，从洪武至永乐以及从永乐至成化的两个时期中，实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4‰和8.3‰。
这一数据暗含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化十八年的河南人口数是对全省人口进行普查的结果。根据《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第九章中所述，这一次人口普查可能与原杰对流民的清查及安置有关。也就是说，在原杰大规模清理流民户籍的同时，河南省的户口清查也同时或在稍后时间里举行，只是对于女性的统计比以前更有所忽视。对分府数据的讨论更可以证明这一点。
开封府 永乐十年开封府的人口少于洪武二十四年是不正常的。“靖难之役”对河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任何登记人口的减少，都可视作人口调查或统计制度的弊端。究其原因，可能是对女口的漏记，但漏记的比例无从得知。因而无法复原这一时期真实的人口。撇开永乐年间的数字不计，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
由于有了成化年间分性别人口数，所以我们对这一结果颇有怀疑。成化十八年，开封府的人口性别比高达187。如果以110作为正常的性别比，成化十八年开封府的人口将是253万。同样，据河南全省例，将洪武二十四年开封府人口作一调整，从洪武至成化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9‰。
明代中期开封府的流民问题，主要发生于东南部的陈州一带，他们大都是洪武时期迁入者的后裔，因为长期未获当地户籍，被视作流民。陈州一带流民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为整饬流民而进行的户口清查，则可能对这一地区自明代初年流入且未入籍的人口进行全面整顿，编入户籍。因此，这一偏高的人口增长率应包括对流民户籍的清理。
河南府 在成化年间整饬流民的运动中，河南府与之毫不相干。所以，以在籍人口计算，成化年间河南府的人口数较低，从洪武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7‰。由于成化年间该府的人口性别比也高达171，将其调整为110，就有人口89万，依上例将洪武二十四年人口也调整至55万，洪武至成化年间实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
彰德府 彰德府永乐年间的在籍人口超过了洪武时期。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彰德府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如果永乐年间对女口的漏记稍多于洪武时期，则人口的增长率还会有所提高。
弘治年间，彰德府在籍人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永乐至此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5‰。彰德府并非永乐移民区，也不是明代中期的流民活动区，其人口数为何得以大幅增加，难以理解。据康熙《河南通志》，正德十六年该府口数为34.9万，从成化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仅为2.2‰。这一较低的数值意味着成化年间的数值是高估的。按照6‰的年均增长率回溯，成化十八年彰德府的在籍人口只有27.6万。而从永乐十年至成化十八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3‰；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则为8.1‰。尽管这一增长率仍比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为高，但还是能够接受的。
卫辉府 永乐十年卫辉府口数是洪武二十四年的1.6倍，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3.2‰的高水平。而从永乐至成化，在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猛降至3.2‰，令人怀疑永乐数据有所高估。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弘治十八年，卫辉府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符合同时期北方地区人口的增长水平。成化年间卫辉府的人口性别比为152，低于上述河南各府的同一值。调整后的结果，成化年间卫辉府的实际人口约为23万。
怀庆府 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从永乐十年至成化十八年则降为6.1‰。由于后一阶段人口增长率与同期邻府相似，我怀疑洪武二十四年怀庆府的人口数则可能是低估的。以6‰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行调整，洪武二十四年怀庆府的人口数约为24.7万。一般说来，洪武年间的人口数都是准确的，但不能排除出现例外的可能性。更何况对于一些地区来说，对女性人口的漏记或对每户人口的理解出现偏差都可能导致人口数的大量低估。
南阳府 由于永乐年间的在籍人口少于洪武，我们不予讨论。至成化十八年，南阳府的在籍人口达到了32.2万，洪武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3‰。最令人吃惊的还是成化人口的性别比，在32万人口中，竟然只有9万多女口，性别比高达246。
南阳府成化年间安置流民的重点地区，与汝宁合计，成化十二年(1476年)附籍流民多达60384户。流民人口中女性少于男性，似乎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然而，明代中期的荆襄地区的流民，大都是洪武、永乐以来的迁入者，他们在此定居多年，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至成化年间，生活于此者都是当年移民的后裔。对于这批所谓的“流民”来说，他们的男女性别比应是大体平衡的。只有那些明代中期的流入者，才是以单身为主的。然而，根据我们对于这次流民安置的认识，流入未久且未置有田产庐墓者，一般不予安置。所以，南阳府人口的女性人口奇少仍是不正常的。依上例进行调整，南阳府的人口应当达到43.5万。
成化十二年南阳、汝宁两府安置的6万户流民，绝大部分都应安置在南阳。以这批流民人口的90％居于南阳府计，若其户均4.5口，就有人口24万余。如此，成化十八年南阳府的非移民人口就有19万左右。从洪武至此的土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3‰。
汝宁府 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汝宁府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3‰。而从永乐至成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竟高达10.9‰。这一增长率和南阳府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相同，不应视作巧合。
洪武时期，移民已经进入了汝宁府北部的西平和汝阳等县，明代中期，移民继续迁入，但明代中后期迁入者明显要少于明代初年。又据《明史·地理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县地置商城县，就是人口增加的结果。又如信阳，洪武初为州，洪武十年降为县，至成化十一年九月复升为州。原杰于成化十二年前往荆襄招抚流民，这一年并设郧阳府和其他一批新县，而商城县和信阳州的设立却发生在这一年之前，说明这一带安置的流民并不包括在原杰报告之中。也说明这时安置的流民并不是明代中期的闹事者。因此，原杰报告所称的流民安置，对于汝宁府而言，仅仅是这整个地区安置流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汝宁府的流民安置大部分是在成化十二年之前完成的。
汝州 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汝州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4‰。康熙《河南通志》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年)汝州人口为30万人，从成化十八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6‰。从弘治至嘉靖的在籍人口年均增长仅有2.3‰，是统计口径出现偏差所致。
正德《汝州志》卷一记载：本州分四乡，在城、东关及官庄保等十一保，“俱迁民散处”；鲁山县来安里等二十一里，“俱迁民散处”。这表明流民人口众多。成化十二年为安置流民，析汝州地设伊阳县，编户31里，其中可能还有土著。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一年，即成化十一年间，曾析汝州地置宝丰县，可能也与安置流民有关。短短两年时间里，这一弹丸之地竟设置两个新县，可见无籍人口之众多。也可证明《中国移民史》第5卷所指出的，汝州的流民大都是明代初年迁入者的后裔。所以，部分汝州流民的安置，不在原杰工作的范围之内。
小结 由于明代中叶河南省北部和南部安置移民的数量不同，成化及其前后对流民的清理也就必然影响各地的人口数。因此，我们分南北方两部分来讨论其人口的增长。所采用的数据为上文已修正过的数据。
河南南部可分为汝州、南阳和汝宁三州、府，余为河南北部。洪武二十四年南、北方人口分别为45万和229万，成化十八年南部人口约为125万，北部人口约为458万。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此，南部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北部为7.6‰。南部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北部。
康熙《河南通志》卷十一记载嘉靖三十一年河南人口总数为503万，当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河南同样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用未修正过的成化十八年在籍人口与嘉靖三十一年在籍人口进行比较，结果是，从成化十八年至嘉靖三十一年，南部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北部的为0.1‰。这一现象给我们另一启示，即在成化年间清理流民的工作结束以后，北部因无流民可言，故人口数字大致无变化。弘治以后，南部仍在进行清理流民的工作，人口的增长实际可看作是流民人口的增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代永乐、成化年间，河南布政司的人口统计与洪武时期是同口径的，只是对女性人口的忽视甚于以前。另外，由于明代初年外地流入河南的流民在成化年间大量入籍，故成化年间的人口增加实际上含有流民入籍的因素。成化以后，人口统计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政府更多地注意纳税者而忽略一般的人口，使统计人口与真实人口之间的差距拉大。如果排除流民入籍的因素，则可以河南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当作全省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明代中叶，河南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大约为7.6‰。
河南的例子意味着，何炳棣以《后湖志》中记载的嘉靖人口数与洪武时期的人口数进行比较的方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2山东
兹根据嘉靖《山东通志》卷八《户口》的记载，将明代山东人口的变化列于表2。
表2 明代山东的户口变动
资料来源：赵官《后湖志》，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
说明：嘉靖五年()中的数据系分府户口数累加所得。
在明代山东人口数据中，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弘治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有2.6‰，与正常的速度不符。从弘治五年至正德七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与北平布政司同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同。造成洪武二十四年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人口增长率偏低的原因，是登州、莱州二府人口的大量减少造成的。嘉靖《山东通志》卷8有关嘉靖五年的分府户口记载使我们认清了这一点。详见表3。
表3 嘉靖五年(1526年)山东分府户口
资料来源：嘉靖十二年《山东通志》卷八《户口》。
兹根据表2及表3中的数据，对明代中期山东各府的人口变动叙述如下。
登州府和莱州府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的第四章中，我已经证明，洪武二十四年莱州府的在籍人口为76万，登州府的在籍人口为73万。至嘉靖五年，登州府在籍人口减少了39％，莱州府在籍人口仅增加了16％。可以想象，嘉靖以前，莱州府的在籍人口也可能少于洪武年间。
从明代中期人的描述来看，当时登州、莱州人口的锐减确实是相当明显的。弘治年间，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何瑭描述道：“凤阳、徐、山东登、莱等处，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至于沿海地带，按照王世贞的说法，“倭诚可忧，忧不在山东也，青、登、莱，沿海也，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人口稀少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中，作者推测登州、莱州二府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当地居民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以今日观点看，当地人口的减少可能与该地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有关。
沿海地区耕地不足，卫所战士由是到内地屯垦。如正统元年十二月丁丑，“命山东靖海、成山、威海、百尺、宁津、浔山六卫所军余俱寄籍文登县佃耕民田。从知县祝协请也”。文登县知县请求卫所军人前所本县佃耕民田，说明此时县中民人逃亡已经非常严重。又如正统五年三月乙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徐璟奏，会同山东都司勘得靖海卫系备倭处所，其屯田皆在莱阳等县，离卫二百余里。先因倭寇登岸，取回屯军守城，田地至今空闲。乞令屯军移去耕种，子粒于本卫仓上纳，则屯守两无相妨，允为便宜。从之”。靖海卫的屯田竟然设在离卫200余里远的莱阳，不能不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损耗已经十分严重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认为嘉靖年间登州府、莱州府的人口数据可能是准确的。
青州府 仔细分析，嘉靖五年山东人口的减少并不完全是人口调查制度变化的结果，部分是统计数字的差错所致。如表3中嘉靖五年青州府的户口数竟然与洪武二十四年青州府的户口数完全相同。嘉靖四十四年《青州府志》卷七《户口》记载了嘉靖三十一年青州府的户口数，其户数为209132，其口数为1527600。这一户口数仅比洪武年间的户口数略少。从分县户口数分析，除寿光、日照两县户口差异较大外，其他各县户口均有增有减，变化不大。嘉靖三十一年寿光县人口是洪武人口的一倍有余，原因在于洪武时期寿光人口是低估的：洪武时期青州府平均每户约为8人，而寿光仅为3人。日照人口则从洪武年间的近13万降至6.6万。在我看来，如果嘉靖三十一年的青州府的人口数是真实的，则除日照、诸城外，其他各县人口应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讨论至此，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所说人口增长，仍是以在籍人口为对象的。一般说来，在籍人口与实际人口就存在差异。在弘治年间的人口数中，这一差异并没有发生变化。不仅河南如此，北平也是这样。尽管大名府的人口和里甲统计还属少有的高质量，但在正德《大名府志》记载的弘治十五年人口数中，对女性人口仍存在明显的漏记：男性人口为37.8万，女性人口为22.7万，性别比高达167。同样的情况还见于永平府，在弘治《永平府志》卷二《户口》的记载中，永平府属县户数合计为18524户，236544口。较《明史·地理志》中所载多出7600口。在分县统计中，昌黎县男性人口为27170，女口为29029；滦州男性人口为56456，女口为29029；两县人口完全相同。鉴于各县女性人口明显较男性人口为少，故判断昌黎县的女口数误抄了滦州的女口数，昌黎县的女性登记人口实为21429。如此，弘治四年永平府各县合计男性人口为144849，女性人口为84095，人口性别比为172，与大名府的比例相似。 2陕西 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六《贡赋》对明代陕西户口有如下记载，详见表5。 表5 明代陕西户口的变动 资料来源：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六《贡赋》。 表5所引《明会典》所载太祖洪武二十六年陕西布政司这一数据即是赵官《后湖志》中的数据。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的98年间，陕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从弘治四年至弘治十五年，陕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如果认为《图书编》记载的数据为真，则从洪武二十六至弘治十五年的109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9‰。依我们在北平和山东所得经验，弘治四年的数据当是准确的，而弘治十五年的数据则可能是低估的。 嘉靖元年陕西册载人口数大幅度下降，令人联想到此时北方河南、北平等地区由人口统计转向纳税单位统计的变化。嘉靖二十一年，陕西人口终止了下降的趋势，全省册载人口达到了409万，万历六年间增长至450万。如果摒弃嘉靖元年的数据不计，从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一年的36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从嘉靖二十一年至万历六年的又一个36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3‰。但是，无论如何，与弘治以前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嘉靖以后陕西的人口增长率都是偏低的。因此，我们仍然怀疑嘉靖至万历年间陕西人口数的准确性。 洪武二十四年至弘治四年间陕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大体符合我们关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规律，由此可以断定洪武至弘治年间陕西人口数据的大体准确。 在结束北方四省户口数的讨论之前，我还想谈谈明代的山西户口数问题。据万历《山西通志》卷九《户口》。洪武年间的户口数与分府数据并不吻合。明代山西省的人口几乎成了一个不变的值，与北方其他四省的情况迥然不同，不予讨论。 四、 南方人口的增长 明代初年以后，南方地区的户口数据大都转入“人丁”的统计，大多数府州的户口数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仅有个别地区与此相反，显示出该地有着良好的户口调查和统计机制。 1南京 庐州府 在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中，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年(1491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庐州府的户数分别为4.9万、3.7万和4.7万，其口数分别为36.7万、48.7万和62.3万。庐州府的户数存在问题，它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相反，其口数的增加却是相当有规律的：两个年度区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9‰和2.8‰，表现出一种相当均衡的稳定的增长趋势。 安庆府 按照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在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安庆府的口数从42.3万增至60.6万，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3.7‰，如果依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卷4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安庆府的口数为40.2万，至弘治四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 凤阳府 在万历《大明会典》中，凤阳府弘治四年(1491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两个年度的口数分别为93.1万和120.3万。洪武至弘治，弘治至万历，凤阳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0‰和3.0‰。 徐州府 依万历《大明会典》，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徐州府的口数分别为35.4万和34.6万。万历六年的口数已不可信，只从洪武至弘治这一时期的人口数看，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9‰。 从南京所辖府州口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凤阳和徐州两府的口数的快速增长是相当突出的。关于明代中期这两府的人口变化，弘治时人何瑭称其为“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也就正是在这一人口稀少的地区，人口的自然增殖保持了较快的速度。这也就证明了这样一个理论：在大致相同自然环境中，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大体依人口密度的高低而成反比。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就越慢，反之则越快。只是从洪武至弘治，凤阳府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太高，这可能因弘治年间凤阳府的数据中含有大量新入籍的外来移民所造成。 滁州 虽然何瑭没有提及滁州的人口分布状况，但从同样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滁州同属明代中期淮河两岸的人口稀疏区。从洪武二十六年的2.5万口增至弘治四年的5.0万口，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与徐州府的情况相同，也是人口稀疏区人口迅速增长的表现。从地理位置上看，凤阳府和徐州府地处淮河及淮河以北地区，本身就属于北方而非南方。 安徽的情况表明，明代初年的人口稀疏或稠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初以后各地人口增长的速度。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淮北与江淮之间区域人口增长的不同速度，是有益的。 2福建和江西 福建 据《明史·地理志》，成化七年(1471年)割清流等县设归化县，因此，嘉靖《汀州府志》卷四《食货》中记载的成化八年归化县户口数就有相当大的可靠性。这一年归化县户数为5157户，32152人，户均口数为6.2人。弘治五年(1492年)，归化县户数增加为5588户，口数增加为34016人，户均口数仍为6.1人。从成化八年至弘治五年的20年间，归化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从设县时人口仅3万余人中可以看出，处于深山区的归化县，设县之因并不是人口增长的压力所致，而是政府为镇抚地方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因此，将归化县这20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确定为3‰-4‰大抵是适当的。至嘉靖元年，归化县的册载户数为5588，人口数为33 731。户数与弘治八年完全相同，而人口则呈减少趋势。很显然，弘治八年以后，归化县的人口统计已大体转化为对“丁”即纳税人口的统计了。 同样的例子还可见永定县。据《明史·地理志》，成化十七年(1481年)析上杭县设永定县，嘉靖《汀州府志》卷四《食货》记载成化十八年永定县户数为2256户，口数为11129人，户均人口为4.9人，与洪武年间的情况相近。弘治五年，户数增加为2427户，口数增加为16335人，户均口数增加为6.7人。这一组数据中，我们不知是户数偏低还是口数过大。从年平均增长率看，从成化十八年至弘治五年的十年间，永定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户数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断定弘治五年永定县的户数可能低估。成化至弘治年间永定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比归化县略高，略为4‰左右。有意思的是，在嘉靖元年永定县户口数中，户数与弘治五年完全相同，口数仅少3人。很显然，至嘉靖年间，永定县人口统计的内容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了。 鉴于此，我以为明代福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为3‰-4‰。 江西 万历《南昌府志》卷7《户口》记载：“按隆庆六年后户几三十万，口几玖拾万，此著成丁者耳。其未成丁及老病男女奚啻百万，而每户未报者总亦不下数十万。流民移户，尚不在此数，是几贰百余万口也。”按照该书的记载，从元代至明代隆庆年间历年的户口数可见表6。 表6 元代、明代历年南昌府在籍户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万历《南昌府志》卷七《户口》。 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年，南昌府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仅为0.6‰。户数与口数之间的差异使人无法了解这一时期人口的真实变动。弘治五年的户口数与永乐十年的数字相同，很显然，弘治的数据抄自永乐。直到嘉靖初年，南昌府的户数和口数只比永乐年间增长一个非常小的值，可以看出此时的人口调查已经完全改变了性质。到隆庆年间，口数与户数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此正如《南昌府志》的作者所说，“此著成丁者耳”。 如果《南昌府志》作者关于隆庆六年南昌府人口的分析能够成立，也就是说，至隆庆六年，若南昌府的各类人口达到250万人，洪武二十四年以来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 在万历《南昌府志》卷七中，我们注意到南昌府属三个山区县靖安、武宁、宁州户口数的变化。在其他五县的在籍户口数不断下降的同时，此三县的户口却在上升。这或许说明靖安等三个山区县在明代中期一直采用与洪武时期同样的统计口径。洪武二十四年，三县口数合计为141054，嘉靖初年口数合计为255351，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4.5‰。或许，这一增长率可以反映明代江西北部地区人口增长的一般状况。 由于缺乏其他的江西明代人口数据，我只得采用其他的方法估算江西各府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中，我已求出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全国分府人口数，将洪武二十四年江西分府人口数与清代乾隆四十一年分府人口数对比，可知这一时期南昌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6‰。顺治年间，南昌经历了清兵南下的围城之役，南昌城附近的人口死亡多达数十万。如果加上这批人口，南昌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达到4.5‰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未经战争破坏的九江府，同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4‰，比南昌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还要高。究其原因，洪武二十四年九江府人口稀少，总人口不足10万，明代人口的高增长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的。同样未受大的战争破坏的南康府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4‰。 事实上，同一时期广信、建昌、瑞州、临江等四府同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饶州、吉安、袁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左右，抚州府低至0.5‰。除其中个别府外，现有的证据表明，在清兵南下及“三藩之乱”中，江西的大部分府、州都遭受了战争的破坏，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排除这一因素，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三年，江西中部、北部大部分府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3浙江 该如何来确定明代浙江的人口增长率呢？由于没有获得任何来自浙江的数据，只能通过区域类比的方式来进行推测。 将浙江与苏南地区进行类比应该是合适的。依照上述方法，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清代乾隆四十一年，常州、镇江两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3.4‰左右，苏州府为2.5‰，嘉定府不足2‰。明末清初，苏州、嘉定两府除了遭受清兵的屠城之外，还受到鼠疫的袭击。因此，其人口增速低于常州、镇江是可以解释的。同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0.9‰和1.5‰，除了清兵屠城的影响外，鼠疫对浙北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具体资料，详见《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的有关论述。排除明清之际人口锐减的因素，我相信明代浙江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苏南相似。 同一时期严州府、绍兴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3‰。这是两个基本未受战争与瘟疫影响的地区，其人口增长是平稳的。另外，同期宁波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台州府为2‰，其他各府不足2‰。浙江中南部地区人口增速偏低，对于其大部分地区而言，与清兵屠杀及 “三藩之乱”战争有关，详细的说明仍见《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的论述。 4湖广和四川 湖广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记载了成化八年和正德七年的湖广户口数。这两个年份的湖广户口总数均大大超过分府户口的总和，仔细分析，正德七年的湖广户口干脆就是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由此可知，这两个数据是不可以使用的。 就分府数据来看，将成化八年的各府户口数与各府洪武二十四年户口数对比，发现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八年，只有黄州府、德安府、武昌府和永州府的人口呈增长。这四个地区中的数据或许可以反映真实的人口增长情况。 以德安府为例。由于成化弘治年间的清理流民涉及到德安府境，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就有各属县增里的记载。因此，成化年间的户口数可以视作清理流民的结果，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自然增长。因此，我采用正德《德安府志》卷二《户口》的记载，用宣德七年(1432年)的户口数来进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估测。宣德七年，德安府户数为8 692，口数为77021。洪武二十四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2‰。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载成化八年(1472年)黄州府的户数为78194，口数为750953。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八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9‰；从成化八年至正德七年，则为1.5‰。在《中国移民史》第5卷中我已指出，洪武年间黄州府大量人口外流，其中包括流入相邻的德安府。由于德安府与黄州府相邻，迁入德安府的黄州府人可能大都保持原籍的户籍。这可能是黄州府的人口增长率偏低的缘故。也正是因为需要对这批流民进行清理，所以才有必要对黄州府的户口进行全面的清查。 正德八年(1512年)，虽然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载黄州府的人口总数为797828，但与分县人口累加数不合。分县人口数累加的结果是850425，从成化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这一数值可能接近真实的人口增长率。黄州府毕竟是湖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人口的自然增殖速度不可能很快。 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中，成化八年武昌府的人口数约为40.5万，正德七年的分县人口数累加为47.4万。洪武二十四年武昌府的在籍人口约为30万，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八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8‰，从成化八年至正德七年则为3.9‰。 永州府的情况比较特殊，自洪武十四年以来，因山区瑶民起义和镇压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因此，在成化及正德年间的户口统计中，其户口数不像相邻的其他地区一样，呈下降状，而是略有恢复，呈缓慢地增长。也就是说，在这一人口经历过大幅度减少的地区，其纳税人口无法再减少了，大体不动就是地方官最好的策略。所以，成化八年仅比洪武二十四年增2200口，正德七年又增加4300口。这种增长当然不可视作真实的人口增长率了。 成化十二年原杰奉命前往荆襄地区清理流民。在此之前，清理和安置流民的工作即已在附近地区展开。从河南省州县的设置情况看，成化六年析内乡设淅川县，成化十一年析固始设商城县，析汝州设宝丰县，将信阳县升为州等，都与安置流民有关。弘治、正德年间，安置流民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反映在当时的户口数字中，从成化八年至正德七年，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常德府的在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7‰、28.5‰、9.2‰和9.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同一值。正如我在移民史研究中所指出的，上述地区都是这一时期流民清理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一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不是人口自然增殖所致。 鉴于此，我们仍可以将明代中期湖广北部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左右，湖广南部除长沙、常德、宝庆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达到湖广北部的水平外，其他府应低于此值。这是因为，移民输入区的人口增长较快，而非移民区的人口增长较慢。从南昌府及福建汀州府的人口发展情况看，湖南非移民输入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只有3‰-4‰的水平。 四川 万历《四川总志》卷一《户口》记载“国初”户215719，口1466770。这一数据实际上是《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数。弘治中，四川户数增加到253813户，口数增加到2598460，洪武以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在从洪武至弘治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外地向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已经停止，因此，这一增长率或许可以大致视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军民人户共262694户，人口为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这几个数据或许说明，对于一个通过洪武大移民获得重建的省份来说，政府对于人口调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证据让我们相信明代四川省的人口调查是准确的。尽管我们作了许多努力，我们既无法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的四川分府人口，也无法用分府资料检验明代中期四川省级户口数的准确性。但是，根据北方及湖北的例子，我相信在四川这样一个移民重建的天府之国，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会低于同时期的华北地区。也就是说，明代四川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达到6‰。 五、 结论 鉴于资料的限制，笔者不可能逐一叙述明代每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情况，但已有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以下几点： 其一，由于嘉靖年间的数据不再反映真实的人口，所以何炳棣对北方人口增长率的估计是错误的。虽然何氏认为嘉靖年间的册载数据可能较真实的人口为低，实际的北方人口增长速度理应更高，但仅仅是一种假设，并未见他用资料来证明。建立在这一粗略的假说之上的人口数量估计，无论其结果是否接近于历史真实，都因其估算过程缺乏有力的证据而无法令人信服。鉴于此，本文从事的人口增长率的分区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从若干区域的数据进行推测，明代南方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较北方为低，何炳棣有关“中国南方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以比北方更快的速度增加”的假说也是错误的。 其二，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增长速度制约于土地资源。土地宽松处的人口增长快，土地紧缺处的人口增长慢。边陲地区的人口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并不因为人少地稀而获得较快的人口增长。按照我在《中国移民史》第5卷中的研究，除山西及山东的东三府地区外，明代初年北方人口稀少，今皖北、苏北、鲁中及鲁西、河南、河北、湖北、四川等地，都是外来移民的密集分布区；而皖南、苏南、浙江、江西和山西等地，人口密集，土地资源较少，都是人口的输出区。在这里，北方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江淮之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和四川均属于明代人口史上的北方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宽阔、浩荡的长江天堑更具有划分人口南北方的意义。在北方大多数地区，明代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大致可达到5‰-8‰；而在南方，除与北方接壤的部分地区外，人口的增长速度均不及北方，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4‰。明代南方人口总数多于北方，在计算明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时，应该充分考虑南方人口的权重。 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中，我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对不同地区的人口进行推算。结果是，崇祯三年(1630年)，中国人口达到了19200万左右，从洪武二十六年中国人口的7170万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进行考察，从两宋之际直到明代末年，再至清代后期，中国人口的发展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北方人口波动型和南方人口低速增长型。北方人口在经历了重大的灾难之后，往往以高速度的人口增殖来弥补人口的损失，南方的情况则相反。根据《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中的论述，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北方人口又出现补偿性的高增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左右，四川人口增速更快。南方人口的增长则一如明代，维持在3‰-4‰的水平上。总之，中国人口的北方波动型和南方低速增长型的特征依然不变。明清之际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灾荒与瘟疫都曾使南方人口蒙受较大的损失，但战后南方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较战前略高，但仍是低增长型的。 总之，生存空间的大小、社会生产力水平及某些现在我们尚不清楚的生育观念共同制约着中国区域人口的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非本文所能包含，有待专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
| 欢迎光临 僚人家园 (http://bbs.rauz.net.cn/) | Powered by Discuz! 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