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气候
乌鲁木齐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王力德
（发表于上海《自然与人》2001年6期）
柏杨先生在所著《中国人史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黄河对它两岸的居民，帮助很少而伤害很大。它在历史上……专门制造可怕的灾难。……跟黄河相反，长江是一条欢愉和慈悲的河，凡河流应有的利益，它无不具备……长江的地理背景比黄河更适于产生文明，而两条巨河又相距甚远，我们不知道什么契机使中国文明发生在黄河而不发生在长江，这恐怕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困惑之一。”①（见参考书目，下同） 其实我认为柏杨先生的这个“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困惑”并没有什么好“困惑”的。
一、文明的发祥
首先要指出这个提问有点不恰当，所谓“中国文明发生在黄河而不发生在长江”这个观点已有些过时。据较新的研究结果，“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不只是黄河流域，还有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⑦。黄河流域孕育出的主要是华夏文明，而长江流域孕育出的则是荆楚文明，这两大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荆楚文明与华夏文明迥然而异，它们所依存的人种也有明显不同，据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种（包括汉族和主要少数民族）基本上分为南北两大种群⑧。而且这两大文明在上古时连语言都不很通，有研究认为，正是由于方块汉字的维系，才使得这两大文明发展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然，这两大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差别，我们只能说，华夏文明比荆楚文明发展得更迅速更成熟，以致最终占了上风，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既然黄河流域的环境比长江差得多，那么是什么契机使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发展得反而比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发展得更迅速更成熟。 黄河从春秋时代至今决口１５００多次，大改道２６次②，的确是一条害河。春秋至今近三千年，那么春秋之前的黄河呢？要知道中华文明恰恰是至今七八千年到三千年前这段时间产生的。 《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在据今七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基本为草原覆盖，而且拥有大量森林，极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繁衍③。这一带甚至有白猿、犀牛、大象②，可见其环境比现在的长江还好。良好的植被生态环境自然使得黄河灾害较少。产生中华文明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均在这一时代，均在黄河中下游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距今四五千年时长江中下游也产生了屈家岭文化，也是华文明的起源之一，但为什么发展程度较低，而只有黄河文明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呢？这与当时的物质条件有关。 《中国文化概论》指出：“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③而长江流域是黏性较大的红土层，而且多为水田，显然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 当时的长江流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欢愉慈悲”，既然当时黄河流域温暖湿润得能有犀牛大象，可以想见长江流域会酷热潮湿到什么程度，大概有点像现在的亚马逊原始热带雨林。湖北省嘉鱼县蛇屋山一带有红土型金矿，这种矿床只能在很长历史时期的热带雨林中发育，证明长江流域在古代的确曾为热带雨林气候。 古代典籍中经常提到南方山林中的“瘴气”“瘴疬”，使中原人视南方为畏途。《辞海》称：“瘴气，旧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④，“瘴疬：内病为瘴，外病为疬。南方湿热之地有之”⑤。可知南方湿热气候导致瘟疫横行，毒蛇猛兽出没，使长江流域成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 《说文·林部》云：“楚，丛木也，一名荆。”表明楚人的祖先曾活动于荆山丛林之中⑦。西周初期华夏文明已发展到较高程度，荆楚仍处于艰苦创业阶段，“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所以中原人称之为“南蛮”、“苗蛮”、“荆蛮”、“荆楚”。连楚人自己也称“我蛮夷也”。直到汉唐北宋时代岭南（广东）仍属流放地，故有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哀怨，和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自慰。 由此可见，原始的工具，黏性较大的土壤，极湿热的气候及艰难的环境使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没能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二、文明的南移
为什么从距今三千年开始，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长江文明渐渐发展起来，而黄河文明却渐渐衰落呢？ 一是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铁器大致产生于战国时代，有了铁器和牛耕，才能高效地在长江流域的红土层上耕作。从考古材料看，我国南方的楚、吴、越，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铁器的几个国家之一。尤其是楚国，已掌握了冶炼铁、钢的较先进的技术。⑦ 二是由于气候的变迁，从距今三千年起，中国大陆的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旱，使北方草木萧杀，灾害增加，而南方则变得更适于人类活动。 三是由于北方成为文明中心后，过度垦植和频繁战火破坏了良好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黄河肆虐，人民流离失所。“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③，从而使长江流域得以开发。史载“河患萌于周季，侵淫于汉，横溃于宋”②，可见周代以前黄河河患较少，正是因为产生了文明后才使黄河变为害河。而柏杨先生却问：为什么黄河这样的害河反倒能产生文明，岂不是把前因和后果弄颠倒了？ 现在西北发起的还耕于林、还耕于草、山川秀美工程，正是为了纠正前人征服自然的遗患，还黄河流域以本来面目。 四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迫使北方王朝经常南迁，偏安一隅，从建都南京的六朝一直到南宋偏安，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才逐渐使长江流域高度开发，超过了北方。下文将论及这种南侵是有规律的。 何以知道三千年前气候温暖，后来变冷了呢？有物候学为证。 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规律地按“冰期”、“间冰期”（即两次冰期之间较温暖的时期）往复变化的，在“间冰期”内仍然存在冷暖变化，所以又有“小冰期”之称。由于气候冷暖的规律性升降，造成动植物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变化。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观察研究这种生物随气候变化而兴衰的规律，建立了中国的“物候学”。根据物候学的描述我们就能大致知道古中国气候冷暖变化的趋势。 物候学告诉我们：“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就是从仰韶文化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２℃左右。”⑥不要小看这２～３度，可怕的“厄尔尼诺”现象也不过是气温上升２～３度，如果长时期大范围地变动２～３度，就足以使生物圈面目全非了。 如上文分析，三千年前较暖的气候，是黄河文明发轫的原因一，近三千年来的气候变冷，是促使黄河文明衰落和长江文明兴起的原因之一，注意，我说的是“原因之一”，并非唯一原因。
三、治乱与气候
李四光先生曾在一篇题为《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和平与内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大致是几百年一个周期⑨。原因何在？我认为直接原因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周期性的冲突引起的。 《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③。而游牧民族的南侵浪潮的背后也同样与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关。物候学告诉我们：在较冷的三千年中“年平均气温有２～３℃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殷末周初）、公元４００年（六朝）、公元１２００年（南宋）和公元１７００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⑥ 殷末周初是落后的周人灭了先进的商人；公元４００年的六朝时代主要指南北朝，所谓“五胡十六国”是指北方五种主要游牧民族南侵，建立了北中国王朝，并最后融合于汉族的过程；南宋是北方的女真、蒙古等多种游牧民族南侵最终灭了宋王朝的时代；明末清初则是北方的女真族南下灭了明王朝。这些时代全是寒冷的年代。 而气候温暖的汉唐两代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北方游牧民族节节退让。 为什么气候冷暖与治乱更替如此巧合？很显然这决非偶然，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经济文化的历史最终是由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气候寒冷时期北方草原区水草不丰，畜群无以为食，游牧民自然要南侵劫掠。而北方农业区也因气候寒冷使作物歉收，灾害频仍，农民起义不断，中原王朝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是“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传》③，故而促使战乱发生，中原王朝南迁或崩溃。 气候温暖时期北方草原水草丰盛，游牧民族缺乏南侵的动力；北方农业区也灾害少，收成好，国力强盛，即使游牧民族南侵也往往“不利”，因此可保长治久安。这道理十分清楚明白。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数百年一治一乱的规律？这后面正是因为气候按照数百年一循环的规律在运行。 当然，这一规律到现代已不再会起作用，自然界的气候虽然仍将按规律变化，但古代那种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垒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参考书目： ①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一版 ② 《中国地理知识》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一版 ③ 《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一版 ④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一版 ⑤ 《辞源》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２２年国难后第一版 ⑥ 《物候学》竺可桢著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二版 ⑦ 《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黄崇岳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 ⑧ 《我国大陆主要少数民族ＨＬＡ测试结果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启示》《遗传学报》９３年第５期３９１页 ⑨ 《中国人》林语堂著 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版。这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断并不矛盾，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因，而物质条件及生产活动则是间接的，背后的，然而是最终的动因。
|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
| 作者：葛剑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5-1 0:52:19发布) 阅读1225次 |
|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一般在20－30％之间。公元200年正值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了10％左右的最低比率。而1850年是本世纪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 如此庞大、又占世界人口如此高比率的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在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迁中有过什么影响？是否曾经对邻国和世界构成过威胁？中国人口中有多少人、以何种方式移殖境外？有些人曾经想当然地作过各种回答，有人甚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黄祸”同中国的人口联系起来，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依据。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将中国人口与历史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结论。 本文选择中国历史上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比较显著的几个阶段，用以考察人口与疆域变迁的关系，以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经过了多次扩张，至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范围。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 大约在公元前222 年至221 年间，秦军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后，就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为郡治。但秦朝的控制点显然相当少，所以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设什么县治，而且在秦亡以后整个闽中郡地就又重新为越人所有了。 秦朝的新疆域包括岭南地区，即南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战国时还不是楚国的领土。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军队分五路南征。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部族地区。向南又整治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由于投入的兵力和派驻的人员有限，统治并不巩固，所以在秦亡后就都已经放弃了 在西北，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 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34个（一说44个）县。但这些地方本是战国时赵国的旧地，连秦始皇令蒙恬筑起的万里长城，实际上也是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已筑过的长城为基础的。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以往曾不时侵入内地，秦朝的措施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目的。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越族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 西汉初期的疆域收缩直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 －前87年）才告结束，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和经营，汉朝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汉朝的扩张是从收复秦朝故地开始的，但结果超过了秦朝领土的范围。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则增加了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的辖境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但由于扩展太快，新设的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不能适应，加上地方官的苛政引起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一些政区又撤销或缩小了。如撤销了在朝鲜半岛的二个郡，其余二郡也缩小了辖境。放弃了在海南岛的政区，机构和人员全部撤回大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前134 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 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绝对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联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最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最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 二 公元589 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603 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人口最多时估计为5600－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南侵，连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因此，尽管黄河流域还没有恢复战争的创伤，全国人口不足3000万，唐朝还是不得不发动了对突厥的反击，在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贞观二十一年又灭薛延陀，疆域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以后又灭西突厥，辖境远至中亚。 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 年），但到麟德二年（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天宝十年（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北方自灭薛延陀到仪凤四年（679 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时间，唐朝就又撤至阴山山脉以南了。总章元年底（669 年）灭高丽后置安东都护府，但到咸亨元年（670 年）其治所就从平壤迁至辽东，不久又迁至辽西，高丽故地基本丧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与人口的关系时，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唐朝的疆域扩张与人口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当人口达到高峰时，极盛疆域已成过去，这与西汉的情况相似。隋唐之际的人口谷底估计在武德五年（624 年），约为2200－2300万。此后以年平均8 －12‰的增长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迁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乱前的755 年达到约8000－9000万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在西部获得最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在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都离高峰甚远。而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天宝盛世，除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以东一带有一些正式的州县，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西汉的范围。 唐朝在新辟的领土基本都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或通过羁縻府、州、县的形式进行统治。羁縻政区的首长绝大多数都是由其原来的首领世袭的，不纳赋税，除已迁入内地的以外也不领朝廷俸禄，当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不会有什么移民迁入。唐朝存在时间较长、较稳定的六个都护府中，安南的辖区是西汉以来的旧地；安东所管的大多也是辽西的旧地；安北一度辖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亚，但到垂拱二年（686 年）后即迁至今内蒙古；单于原辖阴山、河套一带，至圣历元年（698 年）后并入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二个存在时间最长，辖区又基本都是新辟。这些都护府都没有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扩展的余地，因为除了常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外，由内地迁去人人口极少。迁入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的主要是罪犯，在都护府和镇的驻地如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吉木萨尔）、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处主要由戍卒实行屯垦。安史乱后这类迁移也基本结束了。 相反，伴随着唐朝扩张的是大批边区和境外民族的内迁。如东、西突厥被灭后，有数十万人迁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较多的地区。高丽被灭后，三万多户百姓被迁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迁回辽东，但不久又被迁至陇右、河南。百济的贵族和百姓被迁于辽东、徐州、兖州等地。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新罗人居住。此外，回鹘、铁勒、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几乎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总之，在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其人口还没有超过西汉；而当其人口达到高峰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围与西汉的疆域相仿；迁入唐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唐朝向边疆地区的移民。 三 宋朝的领土比唐朝小得多：其北界已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西北与西夏以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为界，西南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黔西和云南是大理国境。可是就在北宋境内，由初期的约3000万人口增加到了后期（11世纪初）的1 亿左右。 北宋对辽和西夏基本都取守势，即使主动用兵也没有改变过双方的稳定界线。对大理也从未采取过军事行动，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的传说虽不尽可信，但宋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却是事实。唯一的例外就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间对吐蕃的战争，结果是恢复了唐朝的旧地，扩大到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洮河流域，设置了熙河路。这次战争发动于宋朝的人口接近高峰之际，但无论从目的与后果看，都与内部的人口压力无关。从军事行动的倡议者和指挥者王韶向皇帝所上的《平戎策》可以看出，其首要目的是夹击西夏，“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而当时“诸羌瓜分，莫相统一”的形势对宋朝有利，应加以利用。同时王韶还认为这一带“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结果，宋朝在军事上固然节节胜利，但经济上却背上了包袱，“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他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不可能从内地迁入人口了。 不过，由于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记录，宋朝的人口压力的确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经过两宋之际的战乱，当南宋与金双方进入稳定对峙的阶段，南北的人口就又攀上了新的台阶，13世纪初合计达到了1.&127；2亿，南宋人口到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6000万以上。早在北宋中期，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杀婴之风就已相当严重，发展到不分男女，见于记载的就有今湖南与湖北相邻一带、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和福建各地。福建因山多地少，缺少开发余地，杀婴之风最甚，连富人和士大夫家族也都“计产育子”，“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但宋朝并未出现任何向外扩大生存空间的言论或行动，如果对辽、西夏、金、蒙古、元的政策可以用“积弱”来解释，那么就是在南宋期间也从未对大理采取过军事征服这一点，只能证明当时的君臣的确没有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和开发山区来缓解的。宋代的最高垦田数约有7.2 亿亩，&127； “这一数额不仅前代未曾达到，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宋太宗时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扩种麦豆类作物，同时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以充分利用地力，防止水旱灾害的影响。真宗时从福建引入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广；还在宫中试种，让百官了解新品种的效益。这些措施对南方农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福建的梯田出现在宋代，就是农业生产向深度发展的证明。另一途径是将原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辟为新的政区，以安置移民，扩大耕地。如北宋后期，在原来属“梅山峒蛮”居住并被禁止与汉区交通的地方筑二城，置新化县，“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此后，对湖南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移民显著增加。 成吉思汗与蒙古诸王的西征给中亚、西亚和欧洲人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惧，但西征的动因来自蒙古族本身，与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状况毫无关系，而且西征大多发生在这些政权被灭之前。西夏和金分别亡于1227年和1234年，此前的1213年蒙古哲别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1221年又有哲别和速不台的西征。1235年蒙古军开始攻宋，同年拔都出兵西征，1253年又有旭烈兀的西征，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同年征服了吐蕃。到1279年南宋残余势力最终被消灭时，西征早已结束，庞大的大蒙古帝国已经分裂。在蒙古的军事征伐中固然利用了女真、党项、契丹和汉等族的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些都是被俘虏和掠夺的结果。同样，在灭西夏、金、大理、南宋的过程中，也有大批来自中西亚和欧洲的人员被充当将士、炮手、工匠和官吏。 西夏和金灭后，境内的人口锐减至1000余万，仅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浩劫。灭宋14年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只有13世纪初的一半。当时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亟待垦复。所以，元朝建立后对高丽、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日本、缅国（今缅甸）、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侵略，只是蒙古军队好战传统的继续，境内的人口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了兵力而已。元朝的人口峰值估计约8500万，远不如宋金合计，而且元朝期间的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蒙古西征与元朝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客观上留下了一些中国移民，但都是出于战争或控制的需要，或者是战败的结果，并非积极主动的人口迁移。而迁入中国的中西亚、欧洲移民数量更多，以后大部分在中国定居。 四 与元朝相比，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而在明朝期间，自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也始终处于退缩之中。 明初曾继承元代的建置，在朝鲜半岛设有屯驻军队的卫、所，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氏高丽奉行亲明政策后，即将这些卫、所撤至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女真等族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辖境直到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征服苦兀，更扩大到萨哈林岛（库页岛）。至宣德十年（1435年）都司撤销，其下属的羁縻卫、所虽继续存在，但控制已大为削弱。后期由于满族的崛起，明军节节败退，直到退至山海关内。明初的北界曾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宣德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安南发生内乱后，明朝于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经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 但明朝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经过明朝初年的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移民，14世纪末的人口已经回升到7000万以上。与户口统计数上的停滞和倒退相反，实际人口始终在持续增长，到17世纪初突破2 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记录。当时人的各种记载表明，明朝中后期一些地区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人口压力也已相当严重，地少人多地区的人口大量外流，平原地区的人口纷纷迁往西南边疆和山区谋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些人陆续向海外移殖。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明朝中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满为患的史料，以至当时一些人已经对前途表示悲观，感叹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用领土扩张来缓解人口压力或以对外战争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言论，更找不到任何行动。因各种原因迁离明朝领土的人数量也并不多，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被鞑靼、瓦剌和后金（清）掳掠出去的。其中被后金（清）掠至东北的人口估计近百万，不过那时距明亡已为时不远，除了造成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的破坏以外，起不了什么积极的作用。明朝人主动移殖境外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所以逃亡至蒙古诸部内的汉人都属“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避罪”。据估计，隆庆、万历间（1570－1582年）蒙古境内的汉人达70万，其中主要的还是被掳掠者及其后裔。向海外的移民，包括迁往当时尚未设置政区的台湾岛，规模更小，而且大部分是在明亡后进行的。与庞大的人口总数相比，因外迁而减少的人口数量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还在1644年入关以前，清朝已经拥有了以后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到顺治十六年（1658年）消灭明朝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又获得了明朝的全部领土。这两部分构成了清朝疆域的主体。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开始于其首领噶尔丹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的吞并和对漠南的的侵扰，由于准噶尔实力强盛，幅员广大，对清朝构成极大的威胁，因而清朝除了彻底击败并予以消灭外别无选择。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近70年。但清朝的目标并没有扩大到准噶尔之外，所以当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后，中亚的巴达克山、霍罕（浩罕）、布鲁特等纷纷要求归附时，清朝并未接受，而是在边境立碑规定了边界。从历史上看，这一界线也没有超过汉、唐疆域的范围。 明清之际的天灾人祸、特别是持续多年的战争，使中国人口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在康熙二十九年，全国人口仅1 忆多，远未恢复到明朝后期的水平。十年后估计增长到1.5 亿，在完成统一的1759年刚突破2 亿。&127； 此后清朝的领土再也没有任何增加，但人口数量却持续上升，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3 亿，比1750年不止翻了一番。在这样空前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清朝的统治者不仅丝毫没有想到要开疆拓土，也没有的效实施边疆地区的开发，如对新疆地区虽有一定规模的移民，但大多属于军事驻屯和罪犯流放，到1950年为止总数不超过50万。就连长期封禁的东北也还没有正式开放，对台湾的移民也受到各种限制，对海外的移殖更被视为非法。所以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但4 亿多人口完全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这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观念和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也受惠于新引入的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等作物。正是这些作物的推广，使原来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旱地得到开发，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 中国对海外的移民高潮出现在1840年以后，有人估计在1840－1911年间迁出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但每年平均20万的数字只占4 亿总人口的0.5 ‰，除了对集中输出的地区会有较大影响外，&127； 在缓解全国人口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是被作为“契约劳工”和廉价劳动力而输出的，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的底层。清朝政府虽然已经承认准许国人出洋做工，但在1912年中国政府颁布第一个保护华侨的法令之前，从未承担起保护本国侨民权益的义务。正因为没有祖国政府的支持，海外华人在这一阶段始终处于受排挤、打击和迫害的状况，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所作的贡献、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华侨的数量在当地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率，但他们与中国在政治上毫无关系，完全处于所在国政府的治理之下。有些西方人根据欧洲移民在海外殖民的经验，仅仅根据华侨的数量或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就作出毫无根据的推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十分可笑的。 五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一、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清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疆拓土的动力。 二、虽然中国的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了上世纪中期的4 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 三、历史上出现过的对外国、外族的战争和侵略，是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结果，与当时的人口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 四、近代以前对海外的移殖，大多不是由于中国国内迁出地的人口压力，数量也相当有限。19世纪中期后的海外移民虽然主要是出于人口压力的驱使，但对缓解中国总的人口压力并无显著作用。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多方面找到深刻的、必然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论证了。 出处：摘自士柏咨询网 |
文章并没否认这一点
只是讲原因不是通常认为中原政权的人口压力带来的扩张
借不借口， 先别管，你是否因为对汉人朝廷的仇视而不愿意讨论学术呢？如果为仇恨遮住了双眼，那什么都会看不清楚的了。
气候寒冷时期北方草原区水草不丰，畜群无以为食，游牧民自然要南侵劫掠
汉族不是游牧民族,不会因气候变化南下,历史已经佐证
倒是别人南下欺负俺,俺要小心!
气候寒冷时期北方草原区水草不丰，畜群无以为食，游牧民自然要南侵劫掠
汉族不是游牧民族,不会因气候变化南下,历史已经佐证
倒是别人南下欺负俺,俺要小心!
当今的蒙古人还有这个力量吗？他们真能对中国构成威胁？
汉族当然会南下，多是从军而来，可惜，他们人数太少，要不是有政治优势加经济文化优势，覆灭的倒是这些汉人。
当今的蒙古人还有这个力量吗？他们真能对中国构成威胁？
蒙古是没这个力量了，不过，虽然我们现在和俄罗斯走的近些，但还是要对它防一防才好。
呵呵
是因为气候原因汉族南下的吗?
天一冷,俺就到南方"暖冬"去了?
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 -------------------------------------------------------------------------------- 作者：满志敏 葛全胜 张丕远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16 19:11:18发布) 阅读1230次
提要 本文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十二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可以肯定，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变迁的影响是存在的。同时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极端情况下可以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关 键 字：气候变化 农牧过渡带 历史时期
一，序言
我国北方农牧过渡带是历史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地理现象，它不光反映了中原汉族农民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活动地域的交互变化，也反映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的迁移。如果从其形成的自然条件而言，牧业和农业本身是依据气候条件差异而形成的，是半湿润地区向干旱过渡地带所背靠的自然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反映。因此气候变化自然会在农牧过渡带迁移上有所表现。从土地利用和覆盖的角度来看，农牧过渡带的变迁实际上也就是气候过渡地带的土地利用变化，最能反应气候变化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
关于中国历史时期农牧过渡带具体位置的变化，已经有过一些研究，文献
中也试图从农牧过渡带变化与气候变化的比较，探讨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现象之间的比较，还缺少从农牧过渡带变迁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细节来说明其间的相互关系。农牧过渡带毕竟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后果，多种因素变化均可导致不同特征的迁移。本文试图从四个历史实例着手，分析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牧过渡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二，个例一：平城迁都与气候变化背景
北魏拓跋氏于天兴元年（398年）正式定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并把大同盆地及临近地区划为京邑地区。从天兴元年至皇兴三年（公元398－469年），多次组织成一定规模的移民迁入京邑地区。据近年各种研究的估计迁入人数在100万以上，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口是原来农业地区的居民，迁入平城地区后仍从事农耕生产 [，]。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把首都迁到洛阳，农业繁荣一时的平城地区就此消寂，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过渡带的位置。在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下，通常把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平城地区的严重干旱看作是影响迁都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6、]。但该年的干旱实际上是一系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一年，造成平城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外出就丰。表1是该年前后有关干旱情况的主要记载。从表中可见在486-493年间该地区一直处在严重干旱的困扰下，因此，在平城迁都的前期，气候上连续干旱是促使迁都行动的重要条件。
除了干旱问题外，还有气候寒冷问题。图1统计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十年记载的寒冷事件，从多项拟合曲线可以知道该寒冷时期由两个冷谷构成（关于该寒冷时期的详细情况将另文专述），而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此后十年的寒冷事件频率达到高峰，有关严寒霜雪的记载达14次，其中不乏罕见的陨霜事件。如景明元年（500年）六月丁亥（阳历8月1日），和八月乙亥（阳历9月18日）雍、并、朔、夏、汾、司等州大范围异常的暴风陨霜。就在这最冷的十年前，北魏迁都迁都洛阳。这倒不是孝文帝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大同一带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寒的影响。关于北魏迁都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得直接了当：“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高度概括了影响迁都的气候原因。当然气候转向干旱与寒冷不一定是迁都的全部理由，但至少应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
表1，486~493年北方地区的主要干旱记载
Table 1, The main drough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during A.D.486~493
图1，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冷事件的时间分布（图中虚线为多项式值） Figure 1,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old events during A.D. 220~580 (the dashed line is a multinomial value standing for a long term changes)
二、个例二：十二世纪初期气候变化与科尔沁沙地
十二世纪初我国气候转向寒冷，关于这个变化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确切的[、]。但这个寒冷时期在农牧过渡带分期上没有表现，主要的原因是有关金代时农牧过渡带资料很少，现有的记载也主要集中在十二世纪末，不足以构造完整的界线。但寒冷气候造成农牧过渡带位置迁移的证据并非没有。从科尔沁沙地的演化过程来看，辽朝在公园907年建国的前后就东拓南扩，在战争中俘获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西辽河（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等）及邻近地区一带进行开垦，据估计仅在近百年的战争中由此而北迁的汉人就达七八十万，而进入西辽河流域的达三四十万，在此设置了大量的州县[]。但到了辽朝的晚期至金代，科尔沁沙地的生态急剧恶化，辽在科尔沁沙地上建立的州城几乎全部放弃，二十余座古城，金代沿用的仅三、四座而已，并且没有一座是州城[]。一种看法是过度农耕造成科尔沁沙地的沙化，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个理由并不完全充分。辽代向南扩张的时间是在建国前后的百余年时间，掠夺汉人迁往西拉木伦河一带从事农耕就集中在这个时段里。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与北宋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停止战争，此时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州县设置已经基本完成，由此再到科尔沁沙地环境恶化的时间又有百余年时间。现代草原过度开垦的例子证明，干旱地区的沙化过程在地表覆盖破坏后发展很快[]，数年至十余间就很严重，为何辽代科尔沁沙地要在百余年的开垦过程后才发生严重的沙化呢？从当时的州县分布来看，到十二世纪初辽代设置在科尔沁沙地腹心地区的州县很少，仅有乌州、福州和龙化州，在地域分布上很稀疏，人口数量最多只有一、二万人，影响大片土地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过度农耕是造成辽末开始的科尔沁沙地严重沙化的理由并不充分，形成科尔沁沙地严重沙化有另外的主要原因。从北宋末开始的气候变化来看，大观元年（1110年）、政和元年（1111年）和政和三年（1113年）这三年冬天连续的大寒事件标志着气候向寒冷状态的转变，而此时正是科尔沁沙地的恶化之初，两者之间很难说是没有任何成因上的关联。从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的发育时间来看，第四期的古土壤发育在1.4～1.0 ka B P，此后气候开始趋于变干[]。自然信息与文献记载的情况很相近。因此有理由推测，女真人于1115年建立了金王朝，开始了对辽的战争，不久进一步南侵，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酿成1126年靖康之乱后的第三次大移民，这在时间上的先后继承关系，很可能就是成因上的因果关系，很可能是气候的变化促使女真人为了获取新的生存空间，以战争手段来避开自然条件的恶化。再考虑到3兰沃摇彩分液途缚抵宜斐芍泄飞瞎婺Ｗ畲蟮囊泼裨硕⑸谄蜃蚝涞某跗冢侵洳换崾呛芘既坏那珊蟍3、6]。当然这还仅是一个猜想，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予以证实。
三、个例三：十四世纪初气候变寒与岭北的移民
十三世纪末以后气候转向寒冷，在亚热带主要表现为河湖冬季严重冰冻，暖温带农业地区主要表现为霜冻增加，而在农牧过渡带及以北的草原地区主要是暴风雪冻毙牲畜。由此在岭北地区（今蒙古国及以北地区）引起较大影响的社会问题是饥民的流动。至大二年（1309年）初，已经有大量蒙古人流亡到长城一线，“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於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济，就令屯田”。从安置的措施可知这些蒙古牧民已经丧失了他们原有的生产资料，只能改为屯垦以自救，但史文中没有提到造成直接的原因。据和林省在至大三年（1310年）六月的报告：“贫民迤北而来者，四年间靡粟六十万石，钞四万余锭、鱼网三千、农具二万”。仅从赈济所费的粟米来看，这60万石是个相当大的数量，估计受到饥荒影响而流动的牧民当在二十万以上。导致当地灾荒的气候事件当发生在大德九年冬至十年春，大德十年（1306年）二月大同路“暴风大雪，坏民庐舍，明日雨沙阴霾，马牛多毙，人亦有死者”，岭北地区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数年后的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这些蒙古饥民为躲避寒冷气候的影响，带着仅剩的牛马牲畜，流亡到长城一线为生，主要的地区有净州、平州和大都。延祐五年后，政府的措施除了赈济粮食外，又提供马匹和粮钞，遣送饥民回原隶部落。此后数年救济和安置这些难民一直是困扰元朝政府的一个大问题，这在《元史》中多有记载。泰定元年（1324年），元朝政府花了二十九万锭再次迁还蒙古流民，并下死令“乃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饥民流动问题才初步得以控制。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在天历二年（1329年）仍有遣返蒙古流民的举动，“蒙古饥民之聚京师者，遣往居庸关北，人给钞一锭、布一匹，仍令兴和路赈粮两月，还所部”。可见在十三世纪末气候开始转寒后对蒙古牧民的影响很大，所幸当时元朝一统天下，有能力控制这些蒙古流民，否则蒙古饥民的流动难免对农牧过渡带会产生影响。
四、个例四：十五世纪初的气候与兀良哈三卫的南迁
明初洪武年间在长城一线以外今内蒙古东南部置开平卫（今正兰旗东）、全宁卫（今翁牛特旗）、大宁卫（今宁城西）以及所属各所。到永乐元年（1403年）以后，这些卫所先后迁到长城以内，最迟到宣德五年（1430年）连一度复还旧址的开平卫也最终内迁至独石口。关于卫所内迁原因的传统说法是永乐帝朱棣为了感谢帮其争位出力的兀良哈三卫，而退让出燕山以北的地区，即《明史》中记载的“畀地之说”。近年的研究已经证实，“畀地之说”是个冤案，实属子虚乌有
。永乐时明朝实力还是很强大的，永乐七年（1407年）朱棣亲征鞑靼，渡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直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大败鞑靼而还。十二年（1414年）亲征瓦剌，兵锋直指土拉河（今蒙古国图拉河）。二十年（1422年）亲征阿鲁台，败之于屈列儿河（克鲁伦河）。二十一年（1423年）又亲征阿鲁台，至长城边闻阿鲁台已为瓦剌所败而还。二十二年（1424年）再次亲征阿鲁台，宴群臣于应昌（今达来诺尔湖西岸），进军到答兰纳木儿河（约在海拉尔以东一带），不见敌人而还[]。可见这是一面倒的战争，明朝实力占绝对优势。此后近二十年明朝兵力的威势仍然存在，景泰四年（1453年）兀良哈三卫乞求居住已经放弃了的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居住”，仅一纸令文就能吓阻兀良哈的南进，这实在是兵威势力的表现。
了解了基本史实后，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明朝要放弃这些土地，而用在长城外“烧荒” 的制度来替代洪武年间的直接驻兵戍守，显然这个问题要从支持屯兵戍守所需要的生存条件来解答。从开平卫于内迁的议论来看，在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瞻其家”，到宣德五年终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而迁到独石口。可见戍守军士的粮食问题是造成卫所不得不内迁的基本原因，永乐以后长城以外地区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向洪武年间一样维持戍守军士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从内地长途运输又代价太大，无奈之举只有把卫所统统撤到能就地供应粮食的地方。无疑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转向寒冷和干旱，农耕已经很难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由此可见明初的第一次寒冷气候的开始已经迫使农牧过渡带的南移。
再从兀良哈根据地的迁移和其活动范围的趋向，也可以看到气候转向寒冷所带来的影响。兀良哈是元末明兴之后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个特殊部落，明人承认了这个部落的存在，并于洪武二十二年设置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都指挥使司，即通称的兀良哈三卫。兀良哈最初的根据地是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嫩江以西的地区，到宣德初年，兀良哈开始到南下到滦河上游一带牧马，“边将奏：兀良哈之人往往于滦河牧马，请掩击之”，但当时并没有出兵，到同年九月兀良哈越过大宁，进入会州，明宣宗朱瞻基亲帅精兵“出喜峰口，击寇于宽河”，结果大获全胜。此后到景泰四年，又有泰宁等三卫乞居大宁城之举，这在前面已经谈到。在兀良哈南下牧马的行动受阻后，转而沿明边墙向西迁移。据《明实录》的记载，首先是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独石守备将令杨洪打败经过边境的兀良哈部众，生擒首领朵栾帖木儿，同时杨洪在报告中叙述了当时经常有兀良哈来寇大同、延安等处的情况。同年十一月又有兀良哈三卫千百成群，陆续向延安、绥德边境移动和侵入辖地的报告；正统四年（1439年）在宣府、延安和绥德等地也有兀良哈寇犯的记载。由此可知从宣德初开始，兀良哈逐渐南下，在燕山一线受阻后沿边墙外向西迁移，一直到陕西的北部。
问题是兀良哈为什么要放弃原有的根据地，转而南移又西走呢？关于这个问题和田清的看法：“可能是当时大势所驱，再者因为三卫夷众是蓟辽边外的贡夷，最初很难轻易地侵入蓟辽沿边，所以才远犯西边，不然就必定是当时受瓦剌而诱惑才这样干的” 
。这个解释恐怕过于牵强，联系到永乐以后北边卫所的南撤和气候转向寒冷，有理由相信兀良哈的南迁是由于气候的原因。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朱棣亲征阿鲁台，后得知上年的冬天因“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阿鲁台）部曲离散”，曾经一度对兀良哈欺压的阿鲁台就是因为气候原因而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的气候条件肯定会对游牧民族的兀良哈产生类似的影响，不过二、三年就有了兀良哈南下滦河上游牧马的举动并与明朝军队遭遇的记录。显然他们南下的目的在于躲避恶劣的气候，希望能在自然条件更好地区寻找生存空间。此后，兀良哈部落于宣德三年在宽河受到严重打击后，南下受阻，正统初年就不得不西向寻找安生之地，不幸的是经常被明朝军队所截杀。同时兀良哈也向东南活动与女真发生接触，并影响到朝鲜，这些情况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有记载。
景泰四年，三卫乞居大宁城，而正是此时中国东部出现连续的大寒冷事件，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山东、海南、东昌、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处，……大雪异常，树介数次。”景泰四年（1453年）“新春风雨连月，寒冱备冬”。同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这样的连续寒冷气候条件无疑在长城以北也有很大的影响，造成兀良哈部落生存上的威胁，三卫乞居大宁应该是迫不得已的举动。由此来看，兀良哈的南迁与明朝卫所防线退缩一样都是在同一个气候背景上的后果。如果明朝不是加筑长城进行有效的的防御和兀良哈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强大，农牧过渡带必将明显地南退。从成化十年（1474年）到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43年间，明初开始的中国寒冷气候达到顶峰，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出现多次太湖结冰封冻、黄浦江冰厚数尺以及苏北大寒凝海的大寒事件。也正是此时蒙古人南进直接威胁到明朝边防的高潮，很可能他们是出于与兀良哈南迁相似的理由。
五、讨论与结论
上述四个例子都发生在气候向寒冷和干旱时北方农牧过渡带发生的变化。气候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基本是有一致的特征，但相应农牧过渡带变化则呈现出多样的态势。从理论上说，气候如此变化对农耕地资源影响的地域范围是有限的，粗略地说大体在一个纬度左右。当农耕民族处在同一个政权下，总有足够的后退空间，包括长距离的迁移，如平城迁都。而相对游牧民族而言，同样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地域范围上显得更大些，农耕民族后退所空留的空间并不足以容纳南迁的游牧民族。如果当时处在同一政权下，会有社会动荡反应，还不足以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如元朝的例子。但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属不同政权形成对峙的情况是经常的。由于气候变化造成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对失去资源的民族而言，寻找新的空间成了生存的重要基础，对峙状态下的民族冲突就不可避免。如兀良哈三卫南迁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最后兀良哈在燕山北麓一带找到新的生存地，但这个过程的代价是战争和血。再如北魏迁都之前，北方蠕蠕的南下一直是威胁平城地区安全的一个因素，崔浩在一次讨论征伐蠕蠕的议论中谈到：“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蠕蠕）常避旱南徙。”可见气候原因是导致北魏与蠕蠕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显然在气候变化后，北方地区农牧过渡带依据的自然背景发生变化，而现实农牧过渡带的响应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在同样气候变化下，在不同社会现实条件中会呈现不同的反应，或者说不同条件的社会现实会有不同的社会响应。
综合上述例子和讨论，至少可以得到三个认识：第一、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存在的，因此在研究北方历史时期农牧过渡带的变化原因时，应该考虑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第二、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第三、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极端情况下可以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史地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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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禹贡网站20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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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 -------------------------------------------------------------------------------- 作者：陈朝云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2-24 18:13:20发布) 阅读1057次
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 陈朝云
【英文标题】The Combination of Use and Maaintenance:the Balance and Unity Of the Human Need and Ecoresources at the Period of Xianqin CHEN Chao-yun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China)
【内容提要】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温暖湿润，生态资源条件优越。商周之际，在西北季风气候影响下，黄河流域转变为相对的干旱低温，这不仅导致土壤堆积的不同，而且也引起了生态资源的变异。再加上人口的增多、战争的破坏和无限制的开垦放牧，导致了动植物资源的缩减，影响到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固。为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采取保护措施，统治者也相应地制订一系列政策、法令，倡导用养结合、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统一，全方位地保护生态资源。
【英文摘要】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New Stone Age and the Shang Dynasty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valloy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warm and humid.The ecoresources conditions are excellent from the New Stone Age to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but the climate at the end of Sha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Zhou Dynasty changed to be dry,which led to the decrease of the ecoresources and endangered the farming and stock-raising production and the whole national economy,so all the monarchs at that time made policies and laws to advocat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use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resources.
【关 键 词】the times of Xianqin/Climate and environment/ecoresources/the combination of use and maintenac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59(2002)06-0061-04
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是影响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存和发展的所有外部条件，对人类社会的诸多事象具有一定的影响。人类文明产生以后，人类对于生态资源一直处于一种利用、破坏、保护这一矛盾共同体中。先秦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态资源的优劣对于靠天吃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极大。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既可以获取理想的生活资料回报，还可以形成生态资源的良性循环。而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性攫取和破坏，则必将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丧失。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大都十分关注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统治者并为此制订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一、先秦时期气候与生态的资源变迁
夏商时期，正值全球性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生态资源条件优越，决定这一地区是中国农业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考古发掘地层剖面和碳14数据显示，在距今8500年至31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这里主要是古土壤——黑垆土或褐土，气候温暖湿润。而距今3100年以来，即殷商末年以来，黄河流域则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干旱低温期，此时以西北季风气候为主，频繁的沙尘暴带动降尘形成厚约40cm-80cm的现代黄土层。今本《竹书记年》载纣时“雨土于薄（亳）”，“雨土”有“土如雨下”之意，表明空气的混浊程度和粉尘微粒弥温于空中，如果按现代气象学的划分，“雨土”与“扬沙”、“扬尘”等都属于扬沙天气（包括沙尘暴）。由于气候的干旱，导致水土资源的严重退化，黄河流域的土壤由黑垆土向黄土转变。从本区考古发掘地层剖面图看，也确实是黄土层直接叠压在黑垆土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确证了当时气候转型的存在。
考古发现也可反映出黄河流域先秦时期气候变迁导致生态资源的变化。从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看，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渔猎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说明当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生态资源丰富。与渔相关的内涵也非常丰富，如有数量相当大的鱼类骨骼、形制多样的骨角质单、双倒钩的鱼叉及鱼钩、石网坠。
彩陶上图像生动，鲜明的鹿纹、鱼纹、网纹也映射出当时渔猎经济的发达。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一带具有优越的生态资源，如茂密的森林、良好的植被和丛竹及水草茂密的沼泽湖泊，气候条件温暖湿润，远优于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优良的生物资源一直延续到夏代，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河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反映出农业和家畜饲养是其主要的生产部门。据统计，庙底沟26个灰坑中家畜骨骼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仰韶文化168个灰坑中所出的家畜骨骼的数量。另外，渔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仍占一定的比重。
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孟子·滕文公上》说尧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这则史料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夏代生物资源优越、繁茂的景象。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生物资源环境，一直延续到商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多次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中，可以确切鉴别出种类的有竹鼠、犀牛、亚洲象、貉、水牛、獐、麋鹿等。
这些动物现今生活在热带地区，并在自然环境中栖息，在今天的黄河流域早已绝迹。在殷墟甲骨文记载中，兕、鹿、豕、麋、虎是商人猎获的主要对象，而且所获上述动物数量相当多。象也是商人猎获和用于祭祀的动物之一。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小屯村东北地发掘一灰坑，出土一批鸟类骨骼，包括雕类、褐马鸡、丹顶鹤等8个种类。这种生活、栖息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鸟类集中于安阳殷墟。这批鸟类虽不除排有豢养的可能，但只少也可说明当时的气候能够使这些鸟类在此地生存。上述两例反映出当时的安阳地区生态环境相当优越，高山、森林、丛灌和草原广泛分布，河溪、沼泽和草甸亦较多，气候温和，各类动植物非常丰富。
竺可桢认为：“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但是，殷商末期至西周初年，由于西北季风的影响，气候干燥，温度也稍有下降。古本《竹书记年》记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及《墨子·非攻下》、今本《竹书记年》载纣时“雨土于薄（亳）”便是明证。由于气候干旱和水土流失，致使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即由定居农业文化向游牧文化转变
，与此相应的生态资源也发生了变化，喜温热的动物如象、犀牛、虎、豹等动物逐渐从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中绝迹即是证明。
据对地层剖面不同层面花粉属种的植物生态状况分析，也可推知当时的植被与气候情况。如黄河中游地区的地层剖面上，古土壤层位常有栎、榆、槭、椴、臭椿、胡桃等乔木花粉，它们形成于温带阔叶林环境，甚至还有生长于亚热带的漆、栗、枫杨、枫香和山胡桃等花粉。黑垆土正是这一时期的耕作土壤，农业生产以旱作农业为主。而在黄土层位上，上述乔木花粉则很罕见，而菊、蒿、藜的花粉成分相当丰富，表明它们生长于草原、荒漠草原环境中。从这一地层的考石发现看，文化遗址数量较少，规模小，出土的陶器简单粗糙，遗址中羊、狗骨骼较多，反映出当时游牧生活的一般景况。也就是说，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生物资源及其种类的变化。
二、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
在对夏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种类众多的生产工具、酒器及储粮窖穴的发现，可以证明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确有高度的发展，气候环境也非常适宜于农业耕作。
另外，当时尽管以农业种植为主，但渔猎和畜牧也还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人们在生活、生产中与这些动物的关系相当亲密，动物已成为人们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不赘述。
周在灭商之前，早已有了初步发展的农业。《诗·大雅·生民》和《公刘》诸篇都追述了周族远祖时的农业生产情况。据《史记》载，古公亶父时，把农业成为主要产业，从而促使了周族的繁荣。以农为主的周族的繁荣，导致其周围的游牧部落继续不断地对之进行劫掠。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变迁导致动物资源的减少，古公为逃避劫掠和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带领部族南下至岐。
到姬昌时，为了增强国力，他着力发展农业与人口。而发展农业的条件已经具备，对于人口增殖，他采取劝诱他国百姓迁移来周这一非常快速的人口增殖法。如《孟子》载：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这些优惠措施的实行，必将吸引众多的迁移者来周。
另外，见于殷商时期的野生动物如象、犀牛等骨骼，西周时基本没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动物类种的减少，也可以折射出商末气候的变迁对于西周时期生态资源的影响，而且可透视出周人重农的历史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普遍实行连年耕作制。但即使如此，粮食亩产量并不高，有以下为证：据《管子·轻重甲》篇：“一农之事，终年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战国时百亩约合今30市亩左右，二十钟大约合战国130至150石左右）《孟子·梁惠王》：“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一农之家的百亩之田，只能是连年耕种，土地的利用率保持在百分之百，才可能提供一农之家连年的消费支出。这一标准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例。由于人口的稠密和农业供给的限制，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就必然要采取别的措施以拓展索取生活资源的渠道，即毁林开荒和无节制地措获动物，以弥补生活的不足，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物资源的缩减，反过来又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
三、先秦时期生态资源的破坏与保护
夏商时期，由于气候的湿热和人口的稀少、林莽植被的密布、野生及畜养动物的丰富，人们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动物的滥杀，是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气候的干旱和温度的逐渐下降，导致土壤和植被的变化，加之人口和耕地的激增及生产领域的逐渐开拓，发展到人与山争地，与水争田，与森林、动物争空间时，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说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是依靠大量投入土地资源来单纯得到人均产出的粗放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密集型的粗放农业，而且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这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时的恶化，不再是初始阶段的闭塞榛莽，而是自然条件不堪重负、招致频繁的严重灾难，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保护生态资源。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和很多思想家、农学家都充分阐明保护环境与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各国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切实的保护措施：
（一）对于农作物生产，要遵循天时、地宜、物性、人力的统一。
中国传统农业认为，农业生产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联系中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管子·禁藏》曰：“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概括了天时、地利、人和谐调统一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基础。《吕氏春秋·审时》中利用“三才”论对农业生产系统进行高度概括：“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说农业生产要受到天地人三大因素的制约。凡此等等，都是说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要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物性之宜，协调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才能保证农业生产丰收。天时、地宜、物性、人力关系的统一，更全面地考虑了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也蕴含着农业生产用养结合的自然保护思想。
（二）制订政策、法令，保护森林资源。
先秦时期，由于气候的干旱、毁林开荒、辟林放牧、狩猎及频繁的战争，使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这不仅造成了用材的困难和环境的恶化，影响到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固。于是越来越引起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的关注。比如春秋时代，管仲就指出：“山泽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山泽不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管子》）。《荀子·劝学》中指出森林是鸟兽栖息的必要环境：“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林险，则鸟兽去之”，说明朴素的生物资源环境保护思想已初步形成。所以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相当重视发展和保护林业，并设立相应的管辖官职和机构，颁布相应的法令、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
首先，设置管理山林的官吏机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设大司徒主管农林生产；设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夺”，负责管理国有山林；设封人、掌固负责植树造林，设司险、职方氏、土方氏管理地方的山林；设载师、山师、原师掌管民有林木。
其次，颁布政策、法令，采取措施保护森林，禁止滥伐。一是规定砍伐有期。早在夏代，《逸周书·大聚》里就记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宅”。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即“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对于林木的砍伐，也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季夏“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除了这些政策性规定之外，当时关于森林保护还上升到了法令惩治的程度。《礼论》中有“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禁禁其欲伐者，止止其方伐者”，“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等记载。法令一出，惩处也是相当严厉的。《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森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其官邑。”《通鉴辑览》记载周文王伐崇时，军令规定“无害人，无破屋，无堙井，无伐木，无掠六畜，违者不赦”。在非采伐季节严禁“伐大木，斩大山”，“苟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礼记·月令》：“凡窃木则有刑罚。”除了在法制上做出限制外，当时还相应地在商贸上做出法律保障。《荀子·王制》载：“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这种商业限制，一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法纪，二是为了防止商人的欺诈。为了保证商业的依法而行，还专门设胥师以纠察商人的不法行为，一经查证，即可诛罚。然而，尽管颁行了较完备的政令和严厉的法令，但滥伐仍在所难免。《孟子·告子上》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也，是以若彼濯濯也。”凡此种种，使牛山几成童山。由此可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林木资源的破坏和保护情况。
再次，禁烧山，提倡植树。《荀子·王制》：“修火宪，养山林。”另据《周礼》记载，官府还发布用火的命令，晚秋禁止用火陶治，对引起国中失火或在野外烧荒的人都给予处罚。关于植树造林，远在轩辕黄帝时，已倡种树，“时播百谷草木”（《礼记》）。到了西周末和春秋、战国时期，园圃植树、路旁植树、社稷植树、边界植树、宅院植树和墓地植树等形式都已出现。
另外，据《周礼》记载，当时规定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植树木，按爵等确定坟墓的大小高低和植树株数。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为了促使百姓种植树木，当时规定，宅院内不种植桑麻的，宅地要交税；不植树的，死后丧葬不得用棺椁。
（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自然界的所有生物资源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们应保护自然生物资源。首先，要保护自然环境。如《管子·轻重甲》说：“山森、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因此“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把保护自然资源提高到“为天下王”的高度，已明确地认识到要保护动物资源必须要保护森林、沼池和草地，这是先决条件。其次，对于野生动物，当时制订了一些具体的保护措施，并颁布了一些相应的政令。如，对于狩猎的地方，“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畋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禁山之为苑、泽之沉者”。此外，《礼记·曲礼》：“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荀子·王制》曰：“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解诂》曰：“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为飞鸟未去于巢，走兽未离于穴，恐伤害于幼稚，故于苑囿中去之。”当时主要是通过上述措施保护野生动物繁衍。与此相应，商业上也有相关的规定。《荀子·王制》曰：“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即各类动物、鱼鳖不在捕杀季节，不准在集市上售卖。这也是保护动物资源的措施之一。
综上，先秦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了夏商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生态环境的变异。在这期间，再加上人口的增多、战争的破坏及生产、生活的需求，导致了动植物资源的缩减，这不仅造成了用材的困难，而且招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影响到农、牧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关系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稳固。在当时的情势下，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人的能动作用，认为在天、地、人、物中存在着协调统一，即把天地自然环境、动植物生产与人的活动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与生态资源的关系息息相关，人类的农事活动要依照自然的规律，从整体上、从普遍关联的动态中把握，即寻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否则就会劳而无获，践踏破坏自身的生活环境。这种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就是适应自然，对于生态资源采取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思想。
两汉的沙尘暴记录 -------------------------------------------------------------------------------- 作者：王子今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23 7:51:20发布) 阅读842次
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夏四月，出现了异常的天象。皇帝为之惊心，慌忙召见各行政部门的高级长官，征询对于国家政策的批评，要求他们无所讳言。《汉书》卷10《成帝纪》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黄雾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有的朝臣果然大胆直言，发表了批评外戚当权的政见。太后的兄长，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惶恐不安，竟然上书谢罪辞职。虽然汉成帝予以挽留，王凤集团专权跋扈的地位已经动摇。《汉书》卷98《元后传》就这一史事写道，“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其答对，都以为是“阴盛侵阳之气”的表现。“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因此上天以异象警告。王凤恐惧，上书辞职。汉成帝的答复则说责任在于自身：“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令王凤维持原任，“专心固意”，“毋有所疑。” 对于所谓“黄雾四塞”，颜师古解释说：“塞，满也。言四方皆满。”现在看来，这其实是指强风夹带大量沙尘，使能见度极度恶化的灾难性的沙尘暴天气。 《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就汉成帝建始元年的这次沙尘暴有更为具体的记述：
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四月辛丑夜，西北方向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有黄尘腾起。这里所说的“夜”，应当是指黄昏。黄尘可能借夕日之光汹汹如火势。有的学者指出，所谓“沙尘暴壁”往往“呈现上黄、中红、下黑的旋转式尘团”，从光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是因沙尘散射高空阳光的作用而生成的。次日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一日一夜间，黄土尘不断由天而降。这显然是典型的沙尘暴。
通过对近年沙尘暴的过程纪实的分析，可以知道沙尘暴发生季节的特征是春季3～5月最为频繁，尤以5月为多，而发生时间，则多在下午。汉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发生的这次沙尘暴，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
对于其起因的分析，《五行志下之上》归结于外戚专权的政治因素，又说，汉哀帝时再次因外戚地位异常上升，曾经发生了同样的天象，“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又引京房《易传》的说法，指出大臣有责任推举贤人，否则将发生灾变，“厥异黄，厥咎聋，厥灾不嗣”。京房解释说，“黄者，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有黄浊气四塞天下。蔽贤绝道，故灾异至绝世也。”京房从政治神学的视角出发，以为“有黄浊气四塞天下”是严重的灾异，其原因在于政坛的“蔽贤绝道”。
汉成帝建始元年夏季的“黄雾四塞”，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100年之后，汉章帝建初元年（76），有封爵外戚的动议，遭到太后的拒绝。次年夏季，大旱，有人以为是不封外戚的缘故。太后诏书中再次申明不允许封爵诸舅的原则立场，同时又说到汉成帝时“黄雾四塞”事，以为历史鉴诫：“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
汉桓帝时，大鸿胪赵典对贵戚无功受封事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李贤引述《汉书》进行解释：“《前书》曰，成帝时，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气赤，黄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则乱象干度。”这里所依据的，当是前引《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所谓“哀帝即位，封外属丁氏、傅氏、周氏、郑氏凡六人为列侯。杨宣对曰：‘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此殆爵土过制，伤乱土气之祥也。’”
然而对于这次“丁、傅复然”事，《五行志》没有明确的记录。谏大夫杨宣所言，似乎含糊其辞，或许只是说发生了类似的异常征象。据《汉书》卷27《五行志》记载，汉哀帝时似未见“黄雾四塞”事，而建平年间所发生的据说与“丁、傅”外戚集团专权有关的特殊的异象确实十分频繁，例如定襄牡马生驹三足，帝祖母傅太后所居桂宮鸿宁殿灾，民惊走传行诏筹，歌舞祠西王母，山阳湖陵雨血，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等。这些异象，都被解释为与“丁、傅”集团权力的异常上升有关，许多被看作丁氏、傅氏不久败亡，即王莽“诛贵戚丁、傅”事件的预兆。
汉成帝之后又一次“黄雾四塞”情形，见于王莽时代的记录。《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记载：天凤元年（14），“六月，黄雾四塞。”
史书记述沙尘暴天气，又写作“霾”，或称“雨土”。
《后汉书》卷30下《郎顗传》写道，汉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133）正月，郎顗上书有“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语。李贤注：“《尔雅》：‘风而雨土为霾。’”今按：“风而雨土为霾”，见于《尔雅·释天》。
“霾雾蔽日”的情形，有时又写作“昼晦”。
“昼晦”，有的是因日食而引起，有的也指沙尘暴气象。
《史记》卷7《项羽本纪》记载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军与刘邦军的彭城会战，沙尘暴天气竟然对战局发生了影响：“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同一事件，《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写道：“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刘邦军原本大败，又陷于重围之中，然而意外的沙尘暴使占据显著优势的楚军“大乱，坏散”，刘邦于是得以逃脱。如果没有这一突然的气象异常，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很可能会发生若干变化。
司马迁笔下对于“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的描写，可以说是极其真实生动地形容了沙尘暴骤起的场面。而“大风从西北而起”，与《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同样，从风向来说，与近世沙尘暴科学监测资料所见往往与强西北气流有关的情形也有共同之处。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或称“沙漠”，或称“沙幕”，或称“积沙之地”
。《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卷55《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一如项羽刘邦经历，也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卷84《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著名的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其中所谓“尘冥冥”，也形容了西北边地的沙尘暴景象。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都可以使人联想到沙尘暴盛起的形势。
自然，前引“黄雾四塞”、“霾雾蔽日”诸例，是危害至于黄河中游京师地方的特别严重的沙尘暴。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博士卫平回忆殷纣王专政时政治黑暗，灾异横生，指出其中表现之一，即“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所谓“飘风”的理解，一说旋风，一说暴风。《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汉代学者毛亨有“飘风，迴风也”的解释。《诗·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为飘风。”毛亨又解释说：“飘风，暴起之风。”比较而言，似以“暴风”的解释更为妥当。《淮南子·时则》和《道应》都有“飄风暴雨”的说法，“飄”与“暴”是平等并列的关系。《淮南子·兵略》说到兵战的“气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这里所谓“飘风”，与“雷霆”相互对应，也应当理解为暴风。《龟策列传》褚先生补述所说的“飘风日起，正昼晦冥”，很可能也是说沙尘暴天气。
如果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从现有的资料看，两汉400年间，沙尘暴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据正史的明确记载，两晋155年间，“黄雾四塞”一类异常天气的记载就有8次之多，平均19.37年一次。如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冬十月乙未“黄雾四塞”，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八月“黄雾四塞”，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春正月癸巳“黄雾四塞”，二月乙丑“黄雾四塞”，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太元二十年（395）十一月“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十月丙申“黄雾昏浊不雨”等。再以唐代为例，在当时的记载中，沙尘暴通常写作“黄雾四塞”、“雨土”，或如《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所谓“黄雾昏”，《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所谓“黄雾昏浊”，《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谓“昏雾四塞”，《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所谓“风霾，日色无影”，《旧唐书》卷32《天文志二》所谓“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以及《旧唐书》卷19上《僖宗本纪》所谓“天雨黄土遍地”，《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所谓“雨黄土”、“黑风雨土”、“雨土，天地昏霾”、“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大风，飞沙为堆”等。两《唐书》记载唐代289年间，沙尘暴凡25次，平均11.56年一次。
汉代沙尘暴发生较少，自然有各地方气象记录尚不十分完备的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沙尘暴虽然发生然而却未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情形。但是在神秘主义观念弥漫社会上下的文化背景下，严重的灾异是受到特别的重视的，执政集团因此承受沉重的压力，甚至往往因此引起政治争斗，因而这种异象在记载中遗漏的可能性非常小。应当说，沙尘暴在当时确实是较为罕见的天气现象，这也是这一天象一旦发生则往往受到当政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对于作为灾异的沙尘暴，当时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点出发，联系政治文化进行神学的解释。每当这样的灾异发生，多有政要发表行政检讨，或进行政策修补。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借此进行政治批判。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情形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就这一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当然应当以科学的眼光，从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
两汉时期沙尘暴发生的密度较小，有多种因素，当时生态条件与今不同，植被状况比较完好，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农耕的规模，都可能影响自然环境。而当时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某些积极内容，也可以对生态保护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都有关于限制砍伐山林的规定，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记录了有关伐木的时日禁忌。这些适应生态条件，爱护生态条件的礼俗，在汉代民间依然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四民月令》中有正月“可剶树枝”，“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等内容，也是体现生态保护意识的文化迹象。就对自然植被的保护而言，新近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剿 谓剿空实皆不得摘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侵水泽□陂池□□……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
毋烧灰 谓□……
毋用火南方 尽八
这一资料，可以说明对于植被的保护，当时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自觉或并不十分自觉的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礼俗和制度，都是我们在讨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条件，认识当时相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对于历史时期的沙尘暴灾害，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然而现有成果就文献资料的搜辑来说，尚远远未能完备
，更深层的研究自然难以推进。本文以两汉时期为限，试作必要的分析，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王昭君二首》），“蛾眉憔悴没胡沙”（《咏怀古迹五首》）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蛾眉憔悴没胡沙”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 -------------------------------------------------------------------------------- 作者：王巍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13 0:27:31发布) 阅读2429次
探讨自然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演进的关系，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在此主要是根据我国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自然环境变迁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原始农业出现的背景
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
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地球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又逐渐转暖。此后，全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到距今6000年时达到高峰。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具体过程是：人们从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如野生稻和野生粟）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管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国南方地区植物栽培的出现可能接近距今1万年。需要指出的是，栽培的对象不仅有稻、粟等农作物，在有些地区最早被栽培的植物可能是胡桃、粟等坚果类或块根类植物。
原始农业的产生与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出现
我国南方地区（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的考古发现表明，原始农业与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大体同步。三者之间当有某些联系。陶器的出现应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更直接的可能是与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有关，即植物性食物在人们饮食生活中所占比重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烹调方式的变化和储存食物的需求有关。另外，陶器的出现也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有关，而定居是以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为前提的，这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后来出现的为满足金属制造业所需燃料而进行的对树木的大规模砍伐，是又一次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史前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8000—6000年间，在我国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新郑裴里岗和舞阳贾湖、河北武安磁山、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为代表），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应当与此期间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作物生长有密切关系。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猪为主要对象的家畜养殖业也发展起来。当时的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距今5500年至4000年间，在辽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加剧，等级制度逐渐建立，显贵阶层掌握了部族的权力，各地区集团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筑起来的城址和祭祀遗迹，反映出集团首领在调动组织人力物力的权限日益增大。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上个阶段环境的变暖以及由此出现的农业大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的可信性及对黄河流域人类生活的影响
在先秦文献中，常见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禹带领民众成功治水的记载。而关于其可信性，学术界颇多争论。2002年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的“希公”铭文中，明确记述了禹治理河川的事迹。它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传说曾在民间广为流传。近年在青海民和喇家、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时代后期的遗址中，相继发现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前者还发现地震发生的迹象。陶寺遗址位于传说中尧的活动区域（今山西南部）。在这里，考古发现了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其年代距今约4300年左右。有迹象表明，这座城址曾一度毁于洪水，而后又经重建。规模如此之大的城的兴建，显然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部落的成员，它应是一个有相当势力的区域集团的成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状况。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在城内，已经出现了功能分区，加之在城内发现的墓地中，大中小型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的有无和数量及质量方面的差距已相当悬殊，从而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原始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成为等级鲜明的复杂社会，初期的王权和国家业已出现。
气候变化对长江流域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遗址发现的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龙山时期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天然河道，有一部分则是人工开掘而成。如果仅仅为了军事防御，如此之宽的城壕似无必要。根据其地形和地貌，估计这些城壕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由此可见，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对人类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在长江下游，前后延续达一千多年、并曾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其晚期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的变化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长江下游古环境的研究，在良渚文化晚期，曾低温多雨，地下水位上涨，使海拔很低的这一地区很多地方成为沼泽，难以维系正常的农业生产，从而大大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实力，最终导致良渚文化集团的分裂和衰落。自然环境的变化虽不一定是导致良渚文化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的环境原因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从而打破了原来各方势力割据一方的局面，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夏王朝在黄河中游的脱颖而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当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河中游地区地处黄土地带，这里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更为重要的是，与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低，土地渗水性好，不易形成长时间的洪涝，洪水过后，人们可以较快地实行自救，恢复农业生产。有理由认为，环境因素是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夏王朝从小国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商周王朝相继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原因
夏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相继建立，使黄河中游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地位的形成，并非完全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曾发挥了作用。
首先，有迹象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龙山时代（即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势力集团比较“世俗化”，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较长江流域的势力集团要少，这就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推动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
其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而要面对周围地区诸集团强有力的挑战，这就迫使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外来的威胁也促使其集团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首领权威的提高，加快了该地区王权出现和国家形成的步伐。
再次，由于华夏集团地处中原，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及其创造这些文化的势力集团接触，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这样，就便于其兼收并蓄周围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使其文化与社会得以迅速的发展。
上述这些因素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原王朝的诞生。过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是在今后需要我们重视并加强研究的。
出处：光明日报2003/2/12
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 作者：韩茂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8-4 10:08:54发布) 阅读1199次
【英文标题】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naissance of the nomadic life in northern China HAN Mao-li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0710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9831080)
【内容提要】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部门，早期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依托定居农业而存在，游牧业的产生晚于放养型畜牧业，并与定居农业完全脱离。导致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并由放养型过渡到游牧型与气候变迁有直接关系。本文以内蒙古朱开沟考古发现为例，论证了畜牧业分离以及游牧业产生与环境变迁的对应关系，并指出草原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畜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环境变迁推动人们适应环境放弃农业生产，将生产方式转向畜牧业。
【英文摘要】Stockbreeding in northern China was a production sector separated from primitive agriculture.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process.About 5000 years ago,northern China was witnessing a climatic warm period,farming and hunting were basically the predominant human activities with less proportion of stock preeding in areas north of the Great Wall.From that time on to 3500 years ago,agricultural practices became less and less with the climate turning to be colder and drier.On the other hand,stockbreeding and hunting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changed from original farming and hunting in predomination to stockbreeding and hunting in predomination.But the stockbreeding then was different from nomadism,because it had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e.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had proved not only that stockbreeding came from agriculture,but also that the rise of nomadism was related to the use of saddlery.About 800 B.C.,the northern tribes in China had been proficient in using saddlery,they gave up completely,settlement life and the genuine nomadism appeared then.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early stockbreeding belonged to breeding depended on agriculture.Naissance of the nomadic life was later than stockbreeding,making it broken away from agriculture completely.Climate chang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irectly made stockbreeding broken away from agriculture.With this development,stockbreeding turned to the nomadic life.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issance of the nomadic lir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The conclusion is that,when life in the grassland changed into nomadic,the local people did not leave their homeland,the only change they made was that they shifted their production mode from agricultural to nomadic.
【关 键 词】畜牧业的产生/环境变迁/中国北方
naissance of the nomadic life/environmental changes/northern China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901.9;F329 文章编号：1000-0585(2003)01-0089-07
1 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很少，主 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 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 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 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 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 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 相当夏早期 草本蒿、藜花粉继 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 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 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 相当夏晚期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 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 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 相当商二里 木本以松、杉针叶 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 林为主，草本蒿、 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 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
。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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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茂莉(1955-)，女，北京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E-mail:maolih@urban.pku.edu.cn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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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都的迁移应该说是和历代经济人口的发展和军事重点方向分不开的。 一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考虑都是不可少的，秦以前，汉民族的活动中心主要在中原一带，军事力量来源（人口）和经济力量来源（耕地）都集中在这一带，所以夏商周三朝的都城都是在今天的河南境内（黄河沿岸）。在河南山东一带的分封诸侯国数量和等级也是最高的。且大都是姬姓诸侯国。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而偏处西北的秦却通过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通过几次变法，又基本没受到战争影响（恍若现在的美国）土地大量开垦，人口迅速增加，人才积聚成群。而且秦的这次积累一直润泽到唐（唐初实行府兵制，近70%的军府在关中一带）。再说到军事力量的发挥（敌人在何处），细看一下当时匈奴和戎人的分布就知道。关中是军事行动最好的指挥中心和物资人员集结地。所以中国的统治中心西移关中。 但是，随着汉人疆域的逐渐向东向南拓展，尤其是南方的肥沃土地和气候，远胜北方荒凉的高原。又加上秦以后的几次大动乱（楚汉，三国，五胡，五代），汉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到南宋时达到顶峰。而中国首都也不自觉间逐步东移，由咸阳到西安，到洛阳，到开封。但是一个首都的定位，不能只考虑到经济利益，还有其军事需要。还是分两方面说：军事力量的来源。南方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地形复杂，性格柔弱，适合割据，却不容易形成对抗中央的强大势力且是经济基地，不宜动员大量劳动力，而北方人口素质较好，性格好斗，地形又平坦便利，极容易形成统一的反抗势力。（众人皆知唐末藩镇割据之苦，又岂知李唐分而治之之痛）因此，到了开封，首都就不能再往南移了。而这个时候，由于汉唐各代的专心经营，西北的少数民族基本是分崩离析，无法形成强大威胁，而以前被忽视的东北少数民族势力开始强大（高丽的兴起是第一波，随后是新罗，渤海，辽，金，蒙古，满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大军事集结地和指挥中心的首都东移北迁就很好理解了。 辽金蒙古清建都北京都是出于既可以收罗军事力量（骑兵）控制各边地部落的团结和强盛，又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汉地物质文明。至于明的定都，其实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已经想迁都了，只是觉得事情太大，一直没动而已，后来朱隶迁都是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是为了军政的需要。 班门弄斧，书之草草，给诸位见笑了。其实关于中国首都的变化，已经有许多先哲论述过了（从来不记得是谁的），很多观点也是我偷来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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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在5000年讨论时中间有一段很激烈或者不合适的言论，被删除掉了。 从水资源和生态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演变，并非牵强，毕竟一直到现在，人类仍然必须屈从于环境的压力。可以说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对环境的破坏大于保护。 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现象： 1、汉民族向水热条件优越的东南方向迁徙，更多的是逃难，有计划的移民的时间很短。 2、汉民族从事农业的能力世界上第一，一旦是和农业民族相遇，胜利者一定是汉民族。但是对游牧民族要保持这种优势必须农业足够强大。 3、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一个转折点，国势由盛入衰，但是文化在宋代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峰。国力和文化的变化并没有同步。 4、唐宋之际。汉文明的扩散，使得周遍敌人空前强大。 5、唐宋之际，西北生态被破坏。这既与汉族有关，也与游牧民族有关。南北朝时代，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使得西北生态得以恢复，黄河安流。而唐代之后，游牧民族开始接受农耕的生产方式，使得生态更加恶化。黄河从此不再安流。华北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 6、中国的文明是从北向南扩散，而欧洲是从南向北扩散，同样服从自然气候的安排。地中海气候夏日干燥，冬天温暖多雨，水热不同季，致使农业产出比中国低，所以罗马抵御蛮族的缓冲能力要弱的多。北欧在农业技术发达之前，不是很适合农业，畜牧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北欧和南欧的农业结构是不同的，北欧畜牧业的比重较大。北欧的雨水充沛，但是温度低，仍然不是很适合农耕。北欧缺粮一直缺的厉害。德国二战以后粮食才实现自给。俄罗斯粮食自给能力向来就低。英国迎着西风带，雨水多，但是气候寒凉，更适合畜牧业。荷兰等地的土地经填海而成，有机质不高，更适合畜牧业。 7、北京作为首都没有优势，离经济中心太远，周围经济落后，而东北经济也不景气。北京生态恶劣，从南方调水，只照顾了北京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辐射面太小。北京基本上是在南方财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连生态上都需要南方支援（我说的水），这个首都确实太霸道和贪婪了吧？虽然元明清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迫不得已，中国现在必须更新观念，重新选择最适合发展的地点。相比之下，首都回到西安要好的多。西安水资源比北京充沛，这不是胡说！北京的水烧出来在杯子里就可以看见一层水垢，可见水资源恶劣的程度，而西安没有这个现象。西安靠近南方水源，而且可以辐射西北缺水地区，价值更大。四川发展的潜力绝不下于东北。湖北、河南经济振兴可以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甘肃经济可以带动西北。而且关中本身确实还很富饶，比北京强的多。要说将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和矿产不是很重要的限制因素？西部多矿藏。而且石油首先是新疆，其次是中亚还有西亚，西安靠的更近，更容易保证能源安全。有人说北京靠海，现在是海洋时代，真是。。。。。首都在北京的几个王朝恰恰对海洋最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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