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一个单纯的“楚族”。
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由江汉群蛮为主体而融合很多民族形成的庞大的---楚民族!
凡为楚文化所“磁化”、逐步归奉楚文明的种群及民族,最后都归属了---楚民族!
雄奇浪漫的楚文化所浸染的各个种族的人,都是楚人。
没有什么楚族,刘邦只是一个楚人。
楚文化曾经对华汉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新生,都产生过重大的、冲击性的作用和影响! 在汉唐一直是华汉文明中积极和浪漫的因素。
楚文化的激雄因素也曾给楚地南方的民族以积极的影响!
壮族历来“内蕴山川灵秀”,也曾经广泛地“外染湘楚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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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族的渊源 02-12-13 19:45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在铁器出现之前,铜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广、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种金属。我国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楚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成为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于其中”。楚国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盏、壶、缶等。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都较为生动地体现在鼎上的风貌特征上。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 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对鼎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三足炊煮器,历经夏、商、周三代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最大胆的突破。这一造型样式上的翻新,一改传统鼎呆板、死气沉沉的风貌,而给人一种灵巧、生动的视觉效果。鼎的造型的这一变化与楚人审美意识有着切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商朝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圈底。而圆形的升鼎却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为主构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圆而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使得鼎的造型赋于节奏和韵律。 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搏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被大量作来制造武器。楚国出土最多的青铜后期器有剑、戈、戟、矛等。剑在各类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中共出600多把剑。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它地区。据统计,出土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现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的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楚式镜据其形态可分为方、圆两种,以圆镜为多。按镜背的装饰,可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透雕镜、彩绘饶。其中山字镜、菱纹镜、透雕镜、彩绘镜最富代表性。 山字镜和菱纹镜是楚国最流行的镜类。山字镜因镜背以“山”字为主体图案用纹饰而得名。根据“山”字出现的数量,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而以四山镜为最多。山字镜以湖南地区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铜镜80%左右。山字镜在中原也偶尔有发现,在河北易县甚至更远至朝鲜和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与巴泽雷克等地也有发现,可见楚铜镜流传之广。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江陵张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纹透雕镜,构图匀称,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镜是在素镜背上用彩漆描绘纹样,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现,如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绘青铜镜出土。 带钩即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那里,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带钩的选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是用黄(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错金嵌玉铜带钩,造型奇特,呈变体鳖形,并嵌有薄玉片,制作极为精致。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 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 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 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郭、胡二先生倡楚族东方说,至今仍影响深远,不少学者从此说。 与东方说相反,有的学者持西方说。如姜亮夫认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祥地在祖国西北境,即昆仑山一带(《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岑仲勉则进一步把楚之先祖与西亚拜火教相联系,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两周文史论丛.楚为东方民族辨》(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上册)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 这当然是因为事实上楚所统治的本为蛮族或苗族之故。 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第一册)中认为熊绎之被周王朝封为子爵,居丹阳,就是因为熊绎的祖先是从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故楚国是为“苗的楚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联系江汉流域的地下发掘成就,认为此有一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化,即“先楚文化”,其创造者是楚之先民,因此,楚族本来就源自荆楚地区。俞伟超在其《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一文中指出: 如果同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相比较,江汉平原的这些虽有类型差别的原始文化(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笔者注),可以归为一个大系统。从分布的范围来考虑,这个文化系统应当就是楚文化的祖先。 后来在《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中,又进一步根据徐旭生指出的先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的论断,联系考古文化成就,明确提出“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即楚之先祖应为荆楚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苗族或苗蛮集团。 应该承认,上述诸说,尤其是东方说与苗蛮说是有充分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作依据的,应存其说而不应轻易否定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今天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经过几千年来长期融合而成的。我们认定某一民族的族源,首先要尊重传统的说法。远古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古代历史大都寓于古代神话与传说中。这些神话与传说,虽然充满“神”味,不少甚至还不无荒诞奇特,但去粗取精,其中确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古人根据这些神话传说编撰成书,一般是可信的,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今天人们(不仅是汉族)追祖溯源,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故传统的说法与心态,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同时,族源问题,指的是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居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而非后来形成的某一民族群体。民族形成原本如滚雪球一样,由少而众,越滚越大,故族源指的是这一民族的轴心部分。依据这两个前提,我们对楚族的族源问题,在现有条件下是可以逐渐取得共识的,或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认同,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坚韧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有重大意义的。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在部落集团形成民族过程中,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频繁进行,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长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这一时期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英雄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的“五帝”(关于“五帝”的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礼记》以太?、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皇王大纪》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由于黄帝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开发贡献最大,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后来的华夏族、汉族或其他民族,都尊黄帝为自己先祖,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黄、炎同源,他们出自何方,古代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国语.郑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故黄、炎二帝,均源自少典氏(有熊氏)和有[虫乔]氏(蛇氏)部落集团,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和陕北一带,并以地名为姓。他们“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史记.五帝本纪》),炎、黄集团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后,与东之东夷、南之苗蛮集团或杂居相处,共同开发,或激烈争夺,黄帝集团就在这一“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中崛起,先战胜了九黎,后又兼并了炎帝集团,一统中原。《史记.五帝本纪》说: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丸山,一作凡山,今山东临驹境。岱宗,即泰山。空同,即崆峒山,在陇右。鸡头,山名,在陇西。一说为崆峒山之别名。熊,即熊山,今河南偃城境。湘,即湘山,今湖南岳阳境。釜山,今河北怀来境。按此说法,黄帝集团势力已东至海,西至崆峒,北至河北,南至江,此虽为传说,但其政治、文化影响所波及范围,则是可能的。 黄帝势力的发展为颛顼的活动奠定了基础。据说,黄帝有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国语.晋语四》)说明黄帝集团繁衍的后代越来越多,裂变成众多的分支,所以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颛顼集团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冠以“颛顼”称号的氏族部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囊括万汇以为一家”(顾颉刚《史林杂织初编.颛顼》(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版)。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吕氏春秋.古乐》: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大戴礼.帝系》: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汉书.地理志》: 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竹/作]入绳。 若水,今金沙江支流雅砻江。绳水,即金沙江。可见颛顼源自今四川金沙江流域。后来由西而东,才辗转徙至黄河流域。《左传.昭公十七年》: 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杜预注: 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 《山海经.大荒北经》: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北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 附禺山,有说即浚县浮丘山。濮阳、浚县均在今豫北。可见颛顼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中原地区。《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东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徐旭生解释说: 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缪(《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帝颛顼》(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增订本)。 少昊是东夷集团之一大族,与太?并世而立,成为东夷的庞大部落联盟集团。太昊?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活动中心在曲阜,地处豫、鲁一带。“少昊孺帝颛顼”,“颛顼生十岁而佐少昊”,说明颛顼集团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不仅地缘相近,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还有血缘关系,是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融合的生动例证。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成为另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 帝喾高辛是黄帝另一子玄嚣之后,是继颛顼之后另一个“五帝”之一,故帝喾虽非颛顼之后,但仍属黄帝集团(《路史》引《世本》:“帝喾年十五佐颛顼有功,封为诸侯,邑于高辛。”)。颛顼之后重黎、吴回、陆终均居火正,亦为黄帝集团中一举足轻重的部落群,与帝喾集团同处于中原地区。火正,古五行官之一。《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罗泌《路史.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以为谓。”《礼记.月令》:“(孟夏之日)其神祝融。”可见火正祝融,生当火官之首,死为火官之神,其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由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火、对天体(日月星辰)的崇拜,火正、祝融就作为“掌祭火星”一种特有的祭司职务出现,它就非黄帝集团所独有,亦为其他部落集团所具有。《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吕氏春秋.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民人。《山海经.海内经》称炎帝之后亦有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炎、黄同源,各有祝融,并不奇怪。《山海经.大荒南经》: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欢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马?]头。 炎融,即祝融(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0月第1版)。?头,即?兜,传为“苗裔”(裴马因《史记集解》),可见南方苗蛮集团亦有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正因为古代传说时代祝融之多,楚族究竟源自哪一支祝融,后人的断定当然就难以划一。如前所述,我们认定楚族是黄帝集团之后,故其直系祖先当是重黎、吴回和陆终。 重黎及其后既为帝喾高辛的火正,所以其活动中心当应离高辛居邑不远。裴[马因]《史记集解》:“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师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杜预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郑,今河南新郑。新郑与“帝丘”濮阳、偃师相距不远,足见颛顼、高辛部落集团一直是活动在一起的。《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山,即河南嵩山。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可见楚之先祖世居火正,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mz/wen/mzs/mzs16.htm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第二节 七雄兼并与诸夏大认同 对《春秋》所记242年历史,战国晚叶《公羊传》以“大一统”为宗旨总结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东汉末何休解释“三世”是指:“所见者谓昭、定、哀”(前541—前481),“所闻世者文、宣、成、襄”(前626—前542),“所传闻世谓隐、桓、庄、闵、僖”(前722—前627)各不同时期①。按照公羊派的历史观,认为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为“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②,已实现“王者无外”,天下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实际上孔子没有见到大一统,《公羊传》成书的时期也未统一,不过统一的趋势已经明朗,原有的夷夏界限已经消失,当时人们认为统一了就太平了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公羊派是从“大一统”出发看到了并且肯定当时的民族大融合、诸夏大认同的事实。所指“夷狄进至于爵”与中原诸侯并列,主要是指秦、楚。这种大认同,表明华夏民族共同体已得到稳定的发展。 一、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 秦,嬴姓。其始祖母名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③。其始祖感生神话,具有东方以鸟为图腾各部落的特点。大业娶少典部落的女子名女华,生子名大费,因佐禹平水土,舜妻以姚姓之玉女,并佐舜调驯鸟兽,称为柏翳。前已述及,柏翳即伯益,在舜禹为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系部落大联盟首领时,享有很高的权威,是出自东方少昊集团的重要首领。直到秦襄公在春秋初正式立为诸侯时,“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④,仍奉少吴为天神,把东方祖先起源时代的天神迁到了西方。 大费(柏翳)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叫大廉,称为鸟俗氏,另一支叫若木,以祖名为氏,称为费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⑤。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为商王帝太戊驾车,太戊许以婚姻,“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蠃姓多显,遂为诸侯”⑥。 中衍的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⑦,大概在商的西境、今山西陕西接壤地区,与羌戎杂处,为商“保西垂”⑧。 周灭商,中潏子孙颇多忠于殷纣而被杀。有些归顺周朝被更西迁到了陇山以西,与西戎杂处①。周穆王时造父为穆王驾车有功,封于赵城,为赵氏。秦、赵同祖,在秦人有秦的封邑以前,同为赵氏。 秦受封的始祖名非子,“居犬丘”②,以善养马被周孝王召去在“汧渭之间”(陕西省扶风县、眉县一带)为周养马而“马大蕃息”。于是周孝王封非子“邑于秦”③为附庸,“使复续嬴氏(姓)祀,号曰秦嬴”④。同时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以和西戎”⑤。成这一支在周厉王时被犬戎灭掉,周宣王即位,命秦仲诛西戎,反被西戎所杀。宣王召秦仲的五个儿子,“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收复了秦邑和西犬丘,被宣王立为西垂大夫,并移居西犬丘。 前777年(周幽王五年),秦襄公继位,一方面,以女弟缪嬴为西戎丰王妻,以结好西戎,同时和西戎中与秦为敌者斗争。幽王被西戎大戎部所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⑥尽管如此,中原诸侯仍因秦人起源于东方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集团,西迁后又多杂戎俗,而秦穆公伐晋新丧,远袭郑国,更被认为非礼。在整个春秋时期秦都被视为戎狄⑦。 周平王东迁以后,秦襄公与戎争斗了四年而死,未能收复岐周,直到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⑧,将中心稳定地迁居“汧渭之会”(陕西省眉县附近)。岐山周原地区有发展农业的优良自然条件,周人又有丰富的农业经验。此后秦人与周人共处才完全脱离游牧转向定居农业,并在周文化影响下向华夏化发展。到秦宪公(前715—704)⑨时迁都平阳(陕西宝鸡县东平阳村),东向灭汤社(杜),汤杜毫王逃奔西戎。这大概是商朝灭亡以后被迁到丰镐地区的一支商遗民,西周灭亡后又打起汤的旗号⑩,但此时他们已经戎化被称为戎人。至秦武公(前697—前678)灭戎人彭戏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秦德公(前677—前676)迁都于雍(陕西省凤翔),自此后数百年秦稳定地以雍为都。秦穆公最初准备继续向东往中原发展,其三十三年远袭郑国,结果被晋国联合姜戎邀击,败于崤山。于是西向,在穆公三十七年打败西戎“益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1)。秦地已达今甘肃东部与中部。至此,秦在崤山以西发展的格局已定型。以后数百年中又向西灭西戎义渠等国,向南越秦岭灭蜀、巴开五尺道准备往滇中发展,向东南与楚争汉中及黔中,成为最雄强的诸侯。 民族融合的过程,在秦国进展迅速。秦人的来源大致有如下几大部分:占统治地位的秦公族,起源于海岱,西迁而戎化,进至关中而华化。秦穆时,即已经以“诗书礼乐”自居,穆公以后又经过两个世纪,“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①。此外秦还为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少昊又称白帝。秦这种多元的天帝祭祀反映了秦人宗教思想的多源特点,而祭黄帝、炎帝是秦人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秦人的第二大来源是“周余民”,其数量当不少于占统治地位的公族,是秦人中文化最高的一部分,秦人的融合,在文化上以“周余民”为核心,其中可能包括一部分西周时被西迁的商遗民,而商遗民中也有西迁后己戎化的汤杜一支。在秦人中,被征服的西戎,也占相当数量。秦国在征服的西戎地区设郡县,沿边修长城,表明长城以内原有的西戎已经农业化。由于秦国大力发展农业,对山东的先进文化、经济及各种人才都采取大力吸收的政策,对原有的奴隶制度进行了较之其它各国都彻底的改革,所以秦人来源虽然包括原属不同民族的几大部分,但到战国中晚叶,已经融为一体,成为秦陇地区的华夏,是华夏民族稳定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楚人由蛮夷而认同于华夏 楚,芈姓。得姓始祖季连,出于祝融集团。前已叙述这是一个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部落融合形成的新的部落集团,而炎、黄在其中占优势。《国语·郑语》讲到祝融八姓的苗裔,说他们“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季连的父名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女子名女嬇(媿)氏,“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②。鬼方为羌人中的强族③。芈姓的母系出于鬼方嬇(媿)姓④,父系为祝融集团陆终⑤。“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⑥。因为祝融集团本身是一个有多重来源融合而成的集团,其苗裔又分化非常明显,所以历来对楚人起源于何方众说纷纭⑦,本书不拟详考。 楚人的直系祖先是周文王时的鬻熊。《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是在丹江下游“丹浙之会”处,即河南淅川县境⑧。他投顺于周文王,为文王火师,“周封为楚祖”。他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与祝融同列⑨。楚国的国君大都冠熊氏。至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①。按当时礼制,子男五十里。熊绎受封似较鬻熊地位有所提高,但《国语·晋语》八追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还是火师一类职事,未能与诸侯同列。楚灵王对熊绎受封的地位仍耿耿于怀,他认为他的先王熊绎与齐、卫、晋、鲁四国受封之君同样在周康王时供职于王室,而四国受封时“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分,王其与我乎?”②《史记》说楚灵王所指是“齐、晋、鲁、卫其封皆有宝器,我独无”③。实际上楚国在熊绎时“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④。召陵之盟,管仲责楚“尔贡苞茅不入”⑤,楚也承认这是他的过错。熊绎受封大体还属“蛮夷荒服”之列,周封之于楚蛮,楚“王事天子”而已。 自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前10世纪之交)至前223年楚国灭亡共7个多世纪,是以楚公族为核心,楚人由蛮夷而融合于华夏的历史过程。大体经历如下阶段: 熊绎至蚡冒历15君约300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⑥。仍居丹阳,未营都邑,其活动中心大概已南进到荆、唯二山间。其间熊绎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趁周室已衰微,南向“江上楚蛮”地区,伐庸(湖北省竹山县一带);又伐扬粤,征服江汉平原中部,扬水以东以南的越人,一直到鄂(湖北鄂州市境)。熊渠宣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⑦,立其三子,长子康为句亶王(湖北省江陵县境),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大约为湖北省秭归县)⑧。其势力已发展到古三苗的中心地带。 自楚武王至穆王(前740—前614)一个半世纪为楚初兴而自立于诸侯之列的时期。楚武王熊通杀侄自立,一方面“启濮”向濮人地区扩张。同时伐随,于其三十五年(前706),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增吾号”⑨。至其三十七年,因周王不肯增其爵号,自立为武王。自此经武、文、成、穆四王伐蔡、灭邓等,势力达于周之南境,而“汉阳诸姬”都被楚吞灭,南方较强大的随国,实亦楚之属国。其间武王已营郢,前689年(文王元年)迁于郢(湖北省宜城县境)⑩。前659年(成王十三年)始与中原诸侯会盟,称楚,成王十六年与齐桓公等有召陵之盟,虽仍被中原当作蛮夷,实际上已列于诸侯之林,为诸夏所重视。 自庄王至平王(前613—前516)近一个世纪,为晋楚争霸的世纪。楚庄王(前613—前591)号为五霸之一。这一时期,是楚由蛮夷转而为华夏的关键时期。 楚昭王(前515—前489)以后,楚国东受逼于吴;至战国中晚叶,西受逼于秦。然而春秋晚叶,楚为地方最大的诸侯;战国时期,更南向扩地至湘中、黔中,楚将庄入滇、王滇;东灭越,并有吴、越旧地;北向扩地至泗上进而灭鲁,至于泰山地区,中原已达今河南南部,成为“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①,“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②的大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南部中国。 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③而被楚所灭的诸侯国家与部落,大约有六七十之多④,其中“汉阳诸姬”、蒋、蔡、陈等为西周所封诸夏;彭、庸、濮、微、卢等参加过周武伐纣之役,春秋时仍为蛮夷之国;江、英、六、舒等为东夷、淮夷,此外还与晋灭陆浑之戎,又灭越。楚所吞灭者几乎包括春秋时所称南蛮与东夷的大部分、戎狄中的一部分和大量诸夏旧国。到战国晚叶,他们在楚人这个大熔炉中,已融合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华夏。虽其文化、经济都与北方化华夏有明显的地区特点,称为“南楚北夏”,而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此外,楚国境内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将在南蛮专节中叙述。 三、华夏民族大认同 秦、楚由戎蛮转而为华夏,战国时与齐、魏、赵、韩、燕并称七雄。它们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地区,境内原先都有多种民族,到战国末年,燕、赵与秦一样已修北边长城,以防匈奴、东胡和羌人等游牧民族掠夺郡县之民,而三国北边长城以内,都已是从事农业的华夏居民分布之区。七雄之间,或南北合纵(楚、齐、燕及三晋)以拒秦,或秦分别与楚、齐连横以削弱山东其它国家,如此纵横交合,争战不息,都是企图在地区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大统一。这是华夏已稳定地形成为同一个民族的基础上的兼并统一。七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而民族大认同的统一意识也越来越明确。到战国晚叶,儒家正宗的代表人物孟子,尽管他反对兼并战争,当梁(魏)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时,他明确地回答“定于一”⑤,认为统一了就会安定了。儒家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荀子,及其学生韩非等发展的法家学派,更积极主张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全国统一,“一断于法”,完全用法家学说来统一和管理国家。齐国邹衍是战国晚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学究天人,雄于口辩,鼓吹五行相次用事,“五德转运”⑥,五行相胜,五德终始。他的这种学说被秦始皇采用,推算周为“火德”,故秦以“水德”相胜。邹衍不经之说,却对后世中国统一王朝“正统”转移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 大一统不仅为各家政治学说的共同归结,“同归而殊途”。在制度方面,战国晚叶也以西周制度为蓝本,托名周公完成了《周礼》六官系统的创造,树立起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各种政务部门各司其职的理想化制度及其理论;同时托名大禹与周公创立了由中央政府统一划分九州的地理学说,即《禹贡》与《职方》。这些著作成书时还在七雄兼并,争战不息,但中央集权的制度在各国实践,理论也日益完整,对中国自秦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立官定制”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大认同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的学者为实现其学说价值与政治抱负,完全打破了当时不同诸侯的国界。他们所投靠的国家,无论是其宗国或与国还是敌国,只要能施展所学以达到强国与统一的目的,都为之效力。变法于魏、楚而使之强大的吴起原是卫国人;变法于秦的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学成于魏。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而吸收别国人才以致于强大,以秦国最为典型。以秦历届丞相为例,樗里疾为秦惠文王弟,武王之叔,而甘茂为楚国下蔡人;以下至秦亡,先后为丞相有名可考者18人,其宗国明确者全都不是秦人。其中:屈盖、向寿、魏冉、芈戎、昌平君、李斯均为楚人;薛文(孟尝君)为齐人;楼缓、赵高为赵人;蔡泽为燕人。其他如张仪为魏人、范睢为楚人、韩非为韩之群公子、尉镣为魏国大梁人,他们都对秦国的强大与统一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构成统一的历史来源与统一的谱系,也是华夏大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各国都认为华夏诸国为黄帝、炎帝的子孙,将原属不同部落的天神与祖神加以合并,归纳成同出黄帝的统一谱系。当时构成这种同一来源的谱系不止一家,各家学说以黄帝为始祖及尊周、继周为“正统”是共同的,但各家均以本地区为中心进行归纳,故谱系世次矛盾百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世本·帝系》及《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姓》与《五帝德》。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齐世家》人楚世家》等。 同一来源谱系的构成,既促进了华夏民族大认同,又是华夏民族大认同的产物,它表明一些原本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的蛮夷现在都已认同为黄帝裔胄。至于姜姓齐、吕等国,早已是姬周舅姓之国,虽属炎帝之后,而炎帝已被奉为黄帝的兄弟。所以尽管华夏民族是有许多炎黄以外的来源与炎黄融合而成的复合型民族,仍通常被称为炎黄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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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作者: 菜九段 发表日期: 2004-07-14 12:29:43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丰,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有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至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汲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汲、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 。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须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史记.楚世家》。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荀子.儒效篇》。 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参见《左传.僖四年》。 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参见《史记.秦本纪》。 《史记.天官书》。 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史记.周本纪》 此处应该补充一些反面资料。
http://www.huaxia.com/hb-tw/hubytw_jsdd17.htm
楚文化的发展阶段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谢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http://www.hnol.net/gb/content/2002-09/27/content_1611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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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gxqs.org/wzsf/wzsf20040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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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epochtimes.com/gb/1/10/17/c668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 古代舞蹈艺术进一步的发展,是在秦汉时期。秦时建立封建制,整军经武,取得了版图的统一,结束了六国时长期纷争的局面。汉代继承了秦代统一的基础,无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古代封建社会初期的文化高峰,这在舞蹈艺术上,也有很多发展。 汉代设立了「乐府」,也就是当时歌舞音乐的总机构,除继承了过去的角抵百戏并且加以充实外,还收集了民间的舞蹈艺术,加以提高。其中最常见约有:《长袖舞》、《折腰舞》、《巾舞》、《架舞》等。这几种舞蹈,不仅见于文字的记载,也见于汉代的石刻画像中。 《长袖舞》在秦以前已经有了。在战国时洛阳金村的古墓中,曾发现过一件玉雕的佩饰,有一对长袖舞女,相对而舞,姿态轻盈。在安徽寿县楚国故都的古墓中,也发现了相类的玉雕舞女。在湖南长沙汉代早期的古墓中,曾发现了一具上绘舞乐的漆器,上面的舞女形象,也是长袖细腰的轻盈姿态。《史记》说:「长袖善舞」,《长袖舞》的历史由来已久了。 古代的谣谚说:「楚王好细腰。」《楚辞》说:「小腰秀颈」,腰细能增加舞姿的轻盈,成为楚国封建宫廷的好尚。到汉人继承了楚人的艺术,汉画中所表现的舞蹈女子,也多是长袖细腰的。有的腰身倦曲,能使背后蜷成环状,到平剧中的「下腰」,杂技中的「柔术」,也都继承著这种技能。汉傅毅《舞赋》说:「体如游龙,袖如素□」,所形容的正是长袖细腰的舞女形象。汉赵飞燕能作掌上舞,可见身体极其轻盈。汉刘邦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见于《西京杂记》的记载。《汉书.张良传》说:上谓戚夫人口.:「若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可见翘袖折腰,是楚舞的姿态。今傅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楚歌,与屈原以来的《楚辞》同调,项羽、刘邦原来都是楚人。楚人亡秦,统一了分割的形势。汉代建立起强大的政权,收集了民间的歌舞,归入乐府,常在宫廷中演奏。其时六国亦各有歌舞,赵调秦倡郑卫之音,还妍并起,都淮集在汉乐府中。《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瑜长袂,蹑利屣。」又说:「中山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贵富,人后宫,编诸侯。」可见民间歌舞之盛,也都成为当时的贵族以及富商大贾们娱乐的需要了。 在汉画和汉晋人的诗文中,还常见有《盘舞》和《巾舞》。盘舞是在乐鼓上跳舞。盘鼓作扁圆形,上蒙皮革,踏之作声应节。在地上布置乐鼓,多用七个,舞人在鼓上舞蹈。汉张《衡赋》说:「历七乐而棕慑。,」王聚《七释》说:「七盘陈于广庭。」鲍照诗说:「七盘起长袖。」 从汉到晋以后的南朝,此舞不绝。在文献上的记载,都是以七盘为舞的。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有舞人倒立舞于乐鼓上,这是《乐舞》与六倒立伎注相结合,增加了表演的技巧。《巾舞》是持巾而舞,《宋书》说又名《公莫舞》。演《巾舞》时,常连带演《白□舞》,《白□舞》词中,也说到巾袍,大概是同类的舞蹈。晚汉古镜有「舞白□」的铭文,《白□舞》也可能起源于汉代。 汉代还收集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歌舞,并且还输入了一些域外的民族歌舞,丰富了「乐府」的内容。如四川人是《巴渝舞》和苗瑶族的《建鼓舞》都带有民间朴野的气息。。汉武时张骞出使西域,得横吹胡乐,传其法于西京,得「摩诃兜勒」一曲,当时的乐师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古来乐舞相辅而行,今此汉代所传域外乐舞,虽已失传,但既列入汉代乐府,当时也应盛行过。自汉以后,北朝胡族的舞乐大兴。成为中国乐舞的重要部分,这可以说汉代已开其端了。 文源于中国舞蹈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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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又認為在漢立國之前劉邦是甚麼人呢?秦人?
那你又認為在漢立國之前劉邦是甚麼人呢?秦人?
难道不是吗,汉立国之前可是统一的秦,你不会说他是项羽所建的西楚国人吧
难道不是吗,汉立国之前可是统一的秦,你不会说他是项羽所建的西楚国人吧
你可以說他是秦人的,不過似乎他本人並不認同耶,否則就不會打著楚人的旗號去反秦啦。
http://gb2.chinabroadcast.cn/1015/2004-4-20/98@369481.htm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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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是吗,汉立国之前可是统一的秦,你不会说他是项羽所建的西楚国人吧
“统一的秦”这个大王朝整个才存在了几年? 这十几年的功夫连培养一个高中毕业的小男孩的时间都不够,还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嘛!
再说,把秦人和秦国所代表的人民和文化完全当作华夏系统,也是很不准确的嘛!
要知道: 小小的郑国离华夏0.01公里的时候,西戎的秦离华夏还有一万公里。
上面有圖的部份文字沒有了,這個該不會走位吧?
http://www.meet-greatwall.org/gwwh/wen/qch.htm
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
■丁毅华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史记·魏世家》。 《史记·六国年表》序。 《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史记·礼书》。 《史记·高祖本纪》。 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汉书·董仲舒传》。
原载:秦俑秦文化研究
你可以說他是秦人的,不過似乎他本人並不認同耶,否則就不會打著楚人的旗號去反秦啦。
这就搞笑了吧,秦民起义就不是秦人了吗,老刘只是一个义军首领,项羽是拥立楚怀王的,也不过是借他的旗号而已,老刘就更不用说了,开始与老项是盟军啊,这就说明他是楚人??
这就搞笑了吧,秦民起义就不是秦人了吗,老刘只是一个义军首领,项羽是拥立楚怀王的,也不过是借他的旗号而已,老刘就更不用说了,开始与老项是盟军啊,这就说明他是楚人??
劉邦也是奉楚懷王後人的,當時起義的,壁壘分明耶,齊國的就是齊國的,楚國的就是楚國的。
就當這個不算,大陸本身的官方資料及其他人的研究也把劉邦定為楚人耶。
================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这就搞笑了吧,秦民起义就不是秦人了吗,老刘只是一个义军首领,项羽是拥立楚怀王的,也不过是借他的旗号而已,老刘就更不用说了,开始与老项是盟军啊,这就说明他是楚人??
刘邦和项羽只是由于秦的"统一"及其扩展的行政管辖才处于“统一的秦”的土地上的。
“统一的秦”,极其统一的行政管辖,只存在了极其短暂的十几年时间。 这样短暂可怜的统一国家和统一行政政权,能把原来的各国各族人民形成一个民族?
你不会把被日本吞并了50年的台湾和台湾人当作大和民族吧?
刘邦和项羽应该是楚人。 项羽是传统的楚国世家和贵族。 只不过楚国被秦国短暂地灭亡国,他们的楚国家乡有一段时间也随之极其短暂地成为过“统一的秦国”的行政区域。
劉邦也是奉楚懷王後人的,當時起義的,壁壘分明耶,齊國的就是齊國的,楚國的就是楚國的。
就當這個不算,大陸本身的官方資料及其他人的研究也把劉邦定為楚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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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看来我们对文化的概念还是不同的。我只认为文化思想反应民族文明,華夏文明主要是百家的思想体系,他代表了人民的价值观。
楚国灭越灭吳,吞并徐州。而刘邦这个徐州人『好楚声、楚舞、楚衣,吟楚辞』就是楚人?那么满清吞并中国,国人有穿“唐装”,旗袍。甚至留了猪尾巴。那么国人是否就是满人?
楚国已经纳入诸夏行列,反秦是反暴,打什么旗号是现实应用问题,不在于认同感,陈胜起义后也打着楚国的旗号。其他地方也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刘邦和项羽只是由于秦的"统一"及其扩展的行政管辖才处于“统一的秦”的土地上的。
“统一的秦”,极其统一的行政管辖,只存在了极其短暂的十几年时间。 这样短暂可怜的统一国家和统一行政政权,能把原来的各国各族人民形成一个民族?
你不会把被日本吞并了50年的台湾和台湾人当作大和民族吧?
刘邦和项羽应该是楚人。 项羽是传统的楚国世家和贵族。 只不过楚国被秦国短暂地灭亡国,他们的楚国家乡有一段时间也随之极其短暂地成为过“统一的秦国”的行政区域。
也可以参考上一贴,看来西方的民族思想已经被强安在了古人的身上,楚国后来也是诸夏之一,其上层文化思想是相同的,台湾与日本不可并论
看来我们对文化的概念还是不同的。我只认为文化思想反应民族文明,華夏文明主要是百家的思想体系,他代表了人民的价值观。
楚国灭越灭吳,吞并徐州。而刘邦这个徐州人『好楚声、楚舞、楚衣,吟楚辞』就是楚人?那么满清吞并中国,国人有穿“唐装”,旗袍。甚至留了猪尾巴。那么国人是否就是满人?
楚国已经纳入诸夏行列,反秦是反暴,打什么旗号是现实应用问题,不在于认同感,陈胜起义后也打着楚国的旗号。其他地方也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劉邦已經完全楚化,那他不是楚人又是啥呢?
秦國統一天下之後好像是把吳越人跟楚人區分開來的吧?秦平嶺南的五十萬大軍之中有沒有楚人就不清楚了,不過就徵召了大量吳越士兵,希望利用他們熟悉水性的特點,以越制越。
秦統一天下並沒有統一民族,否則的話,漢初就不會出現燕、趙、齊等國遺民移民朝鮮半島了。
看来我们对文化的概念还是不同的。我只认为文化思想反应民族文明,華夏文明主要是百家的思想体系,他代表了人民的价值观。
楚国灭越灭吳,吞并徐州。而刘邦这个徐州人『好楚声、楚舞、楚衣,吟楚辞』就是楚人?那么满清吞并中国,国人有穿“唐装”,旗袍。甚至留了猪尾巴。那么国人是否就是满人?
刘邦为什么『好楚声、楚舞、楚衣,吟楚辞』?
正是因为他的家乡徐州一直都是传统的楚国领土,并非华夏国家的领土,更非西北秦国的传统领土。
“统一的秦国”的短短十几年统治,就能使刘邦丧失掉他骨子里的楚特性和情怀,没有那么容易吧?
当刘邦统一了中国(秦、楚、诸夏等)建立了统一的汉朝以后,也许刘邦为了作“整个中国的皇帝”而学习华夏的东西,但在他最得意忘形的时候(“威加四海兮归故乡”的时候),在他最痛苦悲怆的时候(立如意失败,大势已去时),他心中楚的情怀就淋漓喷发出来了!
谁能想象一个华夏人在悲痛的时候不自然喷发高怆的“燕赵悲歌”,而还有心情假唱雄漫的楚歌?
劉邦已經完全楚化,那他不是楚人又是啥呢?
秦國統一天下之後好像是把吳越人跟楚人區分開來的吧?秦平嶺南的五十萬大軍之中有沒有楚人就不清楚了,不過就徵召了大量吳越士兵,希望利用他們熟悉水性的特點,以越制越。
秦統一天下並沒有統一民族,否則的話,漢初就不會出現燕、趙、齊等國遺民移民朝鮮半島了。
完全楚化,什么是完全楚化,那你是不是完全西化,是不是英国人?刘邦立国后就更改楚文化,漢承秦制。
说秦没有统一民族,也可以说今天没有统一民族,山东人!安徽人!虽然权力小了,也都可以算是一路诸侯!
刘邦为什么『好楚声、楚舞、楚衣,吟楚辞』?
正是因为他的家乡徐州一直都是传统的楚国领土,并非华夏国家的领土,更非西北秦国的传统领土。
“统一的秦国”的短短十几年统治,就能使刘邦丧失掉他骨子里的楚特性和情怀,没有那么容易吧?
当刘邦统一了中国(秦、楚、诸夏等)建立了统一的汉朝以后,也许刘邦为了作“整个中国的皇帝”而学习华夏的东西,但在他最得意忘形的时候(“威加四海兮归故乡”的时候),在他最痛苦悲怆的时候(立如意失败,大势已去时),他心中楚的情怀就淋漓喷发出来了!
谁能想象一个华夏人在悲痛的时候不自然喷发高怆的“燕赵悲歌”,而还有心情假唱雄漫的楚歌?
你没有搞错吧,徐州一直飘忽不定,曾属于宋,又属于鲁,齐称霸时也达到徐州,吴称霸占徐,越灭吳占徐,楚灭越占徐,徐州什么时候是楚国的传统领土了??? 为了统制中国而学习華夏文化?这个论点也太荒唐了吧,屈原是伟大的,学习其辞风,就是骨子里的楚特性,楚情怀?
也可以参考上一贴,看来西方的民族思想已经被强安在了古人的身上,楚国后来也是诸夏之一,其上层文化思想是相同的,台湾与日本不可并论
群蛮因庞杂的楚,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难于归属于诸夏系统的。
在灭秦和建立统一的大汉朝的斗争中,楚人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这一伟大的过程中,楚人主动地融入了华夏。
正是由于楚文明的这次冲击性融入,一个以华夏人民为多数的强大民族---汉族---才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华夏与汉族是有一些区别的。从汉朝开始,“汉人”和汉族的称呼逐渐多于“华夏”称呼了。 而在这以前,诸夏各国国民就是直接称华夏人民。
完全楚化,什么是完全楚化,那你是不是完全西化,是不是英国人?刘邦立国后就更改楚文化,漢承秦制。
说秦没有统一民族,也可以说今天没有统一民族,山东人!安徽人!虽然权力小了,也都可以算是一路诸侯!
劉邦除了楚語楚韻之外,還會說甚麼話呢?既然他可以說他是秦人,只是大一統的秦人,那為何又不會是完全接受楚文化的楚人呢?
秦雖然沒有統計民族,不過大一統卻為後朝建立了基礎。
漢初民族也是沒有融合的,要經過後久,不過好像雲南等地,於晉朝時又脫離中原了,扶餘人也不認同漢朝,建高句麗獨立去了。
你没有搞错吧,徐州一直飘忽不定,曾属于宋,又属于鲁,齐称霸时也达到徐州,吴称霸占徐,越灭吳占徐,楚灭越占徐,徐州什么时候是楚国的传统领土了??? 为了统制中国而学习華夏文化?这个论点也太荒唐了吧,屈原是伟大的,学习其辞风,就是骨子里的楚特性,楚情怀?
楚人的战马,不止一次饮过黄河的河水! (而徐州在哪里,在长江附近!)
别说江苏的徐州被楚吞并,就是安徽的寿春,也是楚的几个军事陪都之一!
甚至,
正宗诸夏之一鲁的曲阜郊野的青草,也被楚人的战马啃过!
不管怎么说,徐州作为楚的领地的时间,比作为秦的领地的时间要长不知多少倍!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本来并不想说他是秦人的,你说他是楚人,是楚国人,我自然说他是秦人,秦国人
不是汉初没有民族融合,汉末也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苗僚了
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年灿烂文化。帝尧时建大彭氏国。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 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秦汉时,徐州是楚国的属地。楚汉相争时,这里是西楚国的国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这里是其亲属的封地。东汉末年,曹操迁徐州刺史治彭城,始称徐州。 隋朝初年,徐州为彭城郡。直至元代,才不称彭城,通称徐州。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州为府后,置铜山县。1938年开始单称徐州。1945年正式设市,隶属江苏。 1948年12月,徐州建立人民政权,一度为山东省辖市。1953年1月,仍划归江苏,为省辖市,并设徐州行政专署。 1983年3月,江苏省统一实行市管县体制,徐州行政专署撤销,扩大原徐州市管辖范围。徐州现辖丰县、沛县、铜山县、睢宁县4县和邳州、新沂2个县级市,云龙、鼓楼、泉山、九里、贾汪5区。全市幅员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904.44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38平方公里,总人164.55万人。
我本来并不想说他是秦人的,你说他是楚人,是楚国人,我自然说他是秦人,秦国人
不是汉初没有民族融合,汉末也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苗僚了
古老悠久、现实文雅的华夏文明,象一条宽广的大河吸收了强悍西戎的秦,也汇入了雄奇浪漫的楚,
戎秦和蛮楚的积极因素的汇入,
使得华夏文明的大河更加辉煌和壮阔,能够继续以奔流的状态向前!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可惜呀,华夏文明中儒的因素最终遏杀了积极取进的楚的因素,
华夏文明在唐以后开始衰退了!
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年灿烂文化。帝尧时建大彭氏国。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 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 秦汉时,徐州是楚国的属地。楚汉相争时,这里是西楚国的国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后,这里是其亲属的封地。东汉末年,曹操迁徐州刺史治彭城,始称徐州。 隋朝初年,徐州为彭城郡。直至元代,才不称彭城,通称徐州。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州为府后,置铜山县。1938年开始单称徐州。1945年正式设市,隶属江苏。 1948年12月,徐州建立人民政权,一度为山东省辖市。1953年1月,仍划归江苏,为省辖市,并设徐州行政专署。 1983年3月,江苏省统一实行市管县体制,徐州行政专署撤销,扩大原徐州市管辖范围。徐州现辖丰县、沛县、铜山县、睢宁县4县和邳州、新沂2个县级市,云龙、鼓楼、泉山、九里、贾汪5区。全市幅员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904.44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38平方公里,总人164.55万人。
我就是徐州人楚人哦!
商纣曾伐徐州夷!东夷、淮夷的地盘!
呵呵,現在只有湘語是楚語的繼承,而且也日漸萎縮了。江東受官話的嚴重入侵,連江南的南京也變成官話區了。
現在徐州人祖先是誰就不知道了,不過說官話的,就是北方人了,在南方人眼中,跟北京人、山東人及東北人等沒有分別耶。
商纣曾伐徐州夷!东夷、淮夷的地盘!
那劉邦是東夷之後乎?
古老悠久、现实文雅的华夏文明,象一条宽广的大河吸收了强悍西戎的秦,也汇入了雄奇浪漫的楚,
戎秦和蛮楚的积极因素的汇入,
使得华夏文明的大河更加辉煌和壮阔,能够继续以奔流的状态向前!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可惜呀,华夏文明中儒的因素最终遏杀了积极取进的楚的因素,
华夏文明在唐以后开始衰退了!
说儒的因素遏杀了积极进取得因素,我不能认同。儒家思想是积极进取得,至于后世儒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这里我不展开辩论了。有兴趣的请来这里!http://www.hxfx.net/
那劉邦是東夷之後乎?
讨伐东夷,目的不是屠杀,东夷之民自然并入中国,你也说了,漢族是融合而成,谁能考证出谁是谁之后?我是徐州人,你说我是东夷吗,我就认我是漢人,是炎黄之後!要知道,華夏文明的圣地曲阜也是东夷之地!
我就是徐州人楚人哦!
楚人是形成汉民族的总要因素。
追求理想,积极取进的楚人精神,应该是促进华汉民族新生的因素,
也是华汉民族中的希望因素!
我认为华汉民族应该深刻地反省儒教思想和伦理对华汉民族的消极作用。
讨伐东夷,目的不是屠杀,东夷之民自然并入中国,你也说了,漢族是融合而成,谁能考证出谁是谁之后?我是徐州人,你说我是东夷吗,我就认我是漢人,是炎黄之後!要知道,華夏文明的圣地曲阜也是东夷之地!
對啊,那沛縣被楚佔有,當地人民被楚同化成為楚人又有甚麼問題呢?
楚人是形成汉民族的总要因素。
追求理想,积极取进的楚人精神,应该是促进华汉民族新生的因素,
也是华汉民族中的希望因素!
我认为华汉民族应该深刻地反省儒教思想和伦理对华汉民族的消极作用。
我们是明朝是从山东逃难来江苏的,所以我也不是这里人,我的祖先是谁还是很清楚地,我的祖籍与姓氏记录着我是齐国人! 儒家思想的事不在这里讨论了,可以到这里http://www.hxfx.net/ 或者http://handrew.net/ydbbs/list.asp?boardid=2
對啊,那沛縣被楚佔有,當地人民被楚同化成為楚人又有甚麼問題呢?
吴占徐,越灭吴,楚灭越,也是兵锋指到,原楚地距徐州很远,有人喜欢楚辞也就是屈原的功劳,人民就楚化了?继之秦就灭了楚,楚占徐州时间不长,项羽西楚在徐州建都,汉时徐州地封为楚王地
我们是明朝是从山东逃难来江苏的,所以我也不是这里人,我的祖先是谁还是很清楚地,我的祖籍与姓氏记录着我是齐国人!
你應該說,你不是土的。中國境內的移民情況多的是,就好像東北人,都是移民所形成的。
吴占徐,越灭吴,楚灭越,也是兵锋指到,原楚地距徐州很远,有人喜欢楚辞也就是屈原的功劳,人民就楚化了?继之秦就灭了楚,楚占徐州时间不长,项羽西楚在徐州建都,汉时徐州地封为楚王地
其實不用多說的,劉邦表現出來給別人看到的,他就是一個楚人,而他也沒有掩飾。
對啊,他是第一個漢人,漢人由他開始;不過在他建立漢朝之前,他是一個楚人,平民的楚人而已。
對啊,他是第一個漢人,漢人由他開始;不過在他建立漢朝之前,他是一個楚人,平民的楚人而已。
他的父亲是越人,他的爷爷是吴人,他的老太太是鲁人,老老太太就是宋国人了。不管怎样,是華夏人
他的父亲是越人,他的爷爷是吴人,他的老太太是鲁人,老老太太就是宋国人了。不管怎样,是華夏人
这些都不重要。他本人应该是受楚文化浸染很深的人,应该算是一个楚人或者深刻楚化的人。
他的父亲是越人,他的爷爷是吴人,他的老太太是鲁人,老老太太就是宋国人了。不管怎样,是華夏人
他的祖先是土著又還是移民我就沒有能力去研究了,只是知道他是一個楚人,遠離楚國文化中心的楚人而已。
他是華夏人,只是因為楚國加入華夏而已,他本人的也只是楚文化而已。
说儒的因素遏杀了积极进取得因素,我不能认同。儒家思想是积极进取得,至于后世儒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这里我不展开辩论了。有兴趣的请来这里!http://www.hxfx.net/
笼统地告诉你一个事实吧:
在中国的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儒学和法家在看待社会人思想的认识方面,在以这种认识形成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论方面,都是截然相反、激烈对抗的。
可是,以无情法家思想治国和革新的国家都强盛了起来---哪怕是偏僻落后的秦。
楚的法治和革新是不彻底的,要不然,哪有秦的强霸!
华夏的鲁倒是自然亲近儒的礼、德之治,可是鲁却“积极取进”到最后还要无奈地作蛮楚的尾巴国!
我们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人,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在中国人思想中占很长统治地位的儒教思想和伦理。
中国学术界对儒教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尊重。
但我们掸族对儒教有自己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两者可能难于统一---不争也罢!
笼统地告诉你一个事实吧:
在中国的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儒学和法家在看待社会人思想的认识方面,在以这种认识形成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论方面,都是截然相反、激烈对抗的。
可是,以无情法家思想治国和革新的国家都强盛了起来---哪怕是偏僻落后的秦。
楚的法治和革新是不彻底的,要不然,哪有秦的强霸!
华夏的鲁倒是自然亲近儒的礼、德之治,可是鲁却“积极取进”到最后还要无奈地作蛮楚的尾巴国!
我们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人,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在中国人思想中占很长统治地位的儒教思想和伦理。
中国学术界对儒教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尊重。
但我们掸族对儒教有自己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两者可能难于统一---不争也罢!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秦强却亡的快,人类的目标是幸福而不是逞强,
他的祖先是土著又還是移民我就沒有能力去研究了,只是知道他是一個楚人,遠離楚國文化中心的楚人而已。
他是華夏人,只是因為楚國加入華夏而已,他本人的也只是楚文化而已。
你就是说你只知道,既然这么自以为是,那我还说啥啊
凡是有胆量和胸襟正视历史事实的人,都不难清楚地看到:
楚在族群上和文化上,完全不同于齐鲁陈卫等华夏系统国家。 这些国家虽然各有特性,但有具有华夏的共同属性。 而“蛮意之邦”的楚,不具有这种共性。
楚与华夏的这种种族和文明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楚与华夏之间的长期和激烈的民族和文化对抗! 这种巨大得差异和激烈的对抗,导致了华夏各国的大联合和宏伟的“尊王攘夷”伟大事业! 这个“王”,自然是周,这个“攘夷”,基本和主要的就是遏制和反击蛮楚的扩张。
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春秋和战国的几百年时间内,蛮楚吞国45以上,诸夏都共尊的周室当玩物耍,把许多华夏国家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华夏各国不得不把楚往华夏圈里拉,甚至多次以楚为盟主。当然,这个盟主是王不是候,而且从来也不“尊王”,但这个时候的诸夏已经没有办法了。
南方的蛮楚,就是在这中与华夏长期激烈的斗争中,逐渐与华夏交流和接近的。 ----直到抗秦、覆秦(统一的秦)、建汉,楚以主动和主导的地位与华夏最终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汉族(华汉民族)。
楚的发展、取进和文化是极其辉煌的,所以历代的华夏学者都极力将楚连开始的发源都往华夏系统搬,都知道用楚的辉煌来增加华夏的光芒。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庞大的蒙古大帝国是中国的元朝,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现代的许多中国学者不是还在继续这样来炫耀华夏吗?
凡是有胆量和胸襟正视历史事实的人,都不难清楚地看到:
楚在族群上和文化上,完全不同于齐鲁陈卫等华夏系统国家。 这些国家虽然各有特性,但有具有华夏的共同属性。 而“蛮意之邦”的楚,不具有这种共性。
楚与华夏的这种种族和文明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楚与华夏之间的长期和激烈的民族和文化对抗! 这种巨大得差异和激烈的对抗,导致了华夏各国的大联合和宏伟的“尊王攘夷”伟大事业! 这个“王”,自然是周,这个“攘夷”,基本和主要的就是遏制和反击蛮楚的扩张。
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春秋和战国的几百年时间内,蛮楚吞国45以上,诸夏都共尊的周室当玩物耍,把许多华夏国家打得鼻青脸肿,直到华夏各国不得不把楚往华夏圈里拉,甚至多次以楚为盟主。当然,这个盟主是王不是候,而且从来也不“尊王”,但这个时候的诸夏已经没有办法了。
南方的蛮楚,就是在这中与华夏长期激烈的斗争中,逐渐与华夏交流和接近的。 ----直到抗秦、覆秦(统一的秦)、建汉,楚以主动和主导的地位与华夏最终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汉族(华汉民族)。
楚的发展、取进和文化是极其辉煌的,所以历代的华夏学者都极力将楚连开始的发源都往华夏系统搬,都知道用楚的辉煌来增加华夏的光芒。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庞大的蒙古大帝国是中国的元朝,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现代的许多中国学者不是还在继续这样来炫耀华夏吗?
拼命的拉?你把楚国说的太了不起了,楚国在春秋后期逐渐强大,战国成为七雄之一,后期就逐渐衰落,并且与诸国一起抵抗秦国,但最终灭亡。 汉统一了全国,此后汉族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整合,汉继承了各诸侯国的文化,各地仍然保持着地方的特色。诸夏,吴越,荆楚,是组合成漢民族,汉文化的主要成员。 蒙古与中国至今不存在融合,个别御用下流学者,混口饭吃而已,提到他们就是自取其辱。
......并且与诸国一起抵抗秦国,但最终灭亡。 汉统一了全国,此后汉族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整合,汉继承了各诸侯国的文化,各地仍然保持着地方的特色。诸夏,吴越,荆楚,是组合成漢民族,汉文化的主要成员。 蒙古与中国至今不存在融合,个别御用下流学者,混口饭吃而已,提到他们就是自取其辱。
秦统一中国,只是行政上灭亡了楚,而且这种状况为时极其短暂。 实施是,在统一的秦朝,楚人还是楚人,十几年的功夫根本不可能把楚人变成秦人或其他任何别的民族(包括华夏人)。 你说对不对?
不要害怕正视历史事实嘛!
覆秦建汉,谁是主角? 灭秦的钜鹿之战,是谁在英勇潇洒?---是浪漫无畏的楚人; --是哪些人在畏秦如虎作壁上观?---是现实怯懦的华夏各国贵族! 两者的精神不同所致嘛!
历史事实是那群华夏遗君和贵族都是趴在地上去见楚霸王的! 可华夏文人却要可怜和恶毒地贬低人家楚人项羽是“沐猴而冠”!
楚人和楚国到底了不了得起,不需要我说以上这些,能够正视历史事实的人心里也都明白!
(附带指出: “汉统一了全国,此后汉族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整合”是一句芒果长在芒果核里面的荒唐话。 统一的 汉朝,是以楚人为主导,以华夏为主体建立的---才对。)
楚文化是博大的,楚人是强人,从古到今都如此。就看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人吧,尽管你可能不喜欢他们,但你不会讨厌他们为中国所建立的功业!
秦统一中国,只是行政上灭亡了楚,而且这种状况为时极其短暂。 实施是,在统一的秦朝,楚人还是楚人,十几年的功夫根本不可能把楚人变成秦人或其他任何别的民族(包括华夏人)。 你说对不对?
不要害怕正视历史事实嘛!
覆秦建汉,谁是主角? 灭秦的钜鹿之战,是谁在英勇潇洒?---是浪漫无畏的楚人; --是哪些人在畏秦如虎作壁上观?---是现实怯懦的华夏各国贵族! 两者的精神不同所致嘛!
历史事实是那群华夏遗君和贵族都是趴在地上去见楚霸王的! 可华夏文人却要可怜和恶毒地贬低人家楚人项羽是“沐猴而冠”!
楚人和楚国到底了不了得起,不需要我说以上这些,能够正视历史事实的人心里也都明白!
(附带指出: “汉统一了全国,此后汉族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整合”是一句芒果长在芒果核里面的荒唐话。 统一的 汉朝,是以楚人为主导,以华夏为主体建立的---才对。)
看来少数民族的论调都是一样的,论现在的汉族懦弱,又论历史上华夏懦弱。还是蛮夷伟大啊,华夏算个啥啊。遗憾的是,有人崇拜着的蛮夷终归毙命了。
看来少数民族的论调都是一样的,论现在的汉族懦弱,又论历史上华夏懦弱。还是蛮夷伟大啊,华夏算个啥啊。遗憾的是,有人崇拜着的蛮夷终归毙命了。
如果一个人不敢或者不愿意与事实照面,那这个人当然可以一直自己蒙着头在温和的被窝里当皇帝。
世界上是有许多民族确实是“终归毙命了”,但蛮楚却没有------在以楚为主导的覆秦建汉的伟大激边中,蛮楚以父亲般的主动与华夏结合,产生了汉朝和汉族。
不管有人愿不愿意、敢不敢面对,这个事实都是屹立在历史上的!
如果一个人不敢或者不愿意与事实照面,那这个人当然可以一直自己蒙着头在温和的被窝里当皇帝。
世界上是有许多民族确实是“终归毙命了”,但蛮楚却没有------在以楚为主导的覆秦建汉的伟大激边中,蛮楚以父亲般的主动与华夏结合,产生了汉朝和汉族。
不管有人愿不愿意、敢不敢面对,这个事实都是屹立在历史上的!
我说过,華夏,荆楚,吴越缔造了漢族,但汉族更愿意说自己是華夏子孙,这是精神的传承,同样,楚文化,屈老先生,也都是我们的骄傲。
你就是说你只知道,既然这么自以为是,那我还说啥啊
華夏的概念是周人所倡導的,沒有問題吧?華夏人就是以夏、商、周,與及其他入主中原的上古先民為核心所形成的,他們都是不同的民族,不過就當他們是相同的民族吧,不過在華夏的擴大之中,吸收了不同的成份。
吳國一早已經加入華夏吧?夫差逐鹿中原,成為盟主,以越人為主的吳國人成為華夏。越國沒有加入華夏,不過當楚國加入華夏時,成為楚國人的越國遺民,跟吳國人一樣都是百越人,也成為華夏人了。
楚國人之中的苗人也成為華夏人,不過經歷秦漢的大一統之後,苗人沒有被大一統,現在是獨立的民族。
秦國人之中的羌氐也因為秦國的加盟而成為華夏人了。
生活在華夏圈之中的戎狄也被各諸侯國吸收而成為華夏人了。
華夏人本身只是一種自己與及別人認同的身份而已,沒有血統上的意義。
當商滅夏之後,一些遠離中土的夏人後人也成為蠻夷。
不管劉邦祖先何屬,他是楚國人,在楚國加入華夏之前,他都不是華夏人。
華夏人本身已經沒有血統上的意義,以華夏人為核心的漢人更加沒有,對吧?更不要說南北朝之後的民族大融合了。
我说过,華夏,荆楚,吴越缔造了漢族,但汉族更愿意说自己是華夏子孙,这是精神的传承,同样,楚文化,屈老先生,也都是我们的骄傲。
我就認為,漢人最重要的,應該是認同他是漢人,是炎黃子孫,華夏子孫,又還是甚麼並不重要。
在我個人而言,現在對外的,中國人的認同才重要,而對內的,我只是認同自己是廣府人,漢人放不到位置耶。
東夷的齊魯文化影響了華夏,儒家學說並非源自中原耶。
拼命的拉?你把楚国说的太了不起了,楚国在春秋后期逐渐强大,战国成为七雄之一,后期就逐渐衰落,并且与诸国一起抵抗秦国,但最终灭亡。 汉统一了全国,此后汉族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整合,汉继承了各诸侯国的文化,各地仍然保持着地方的特色。诸夏,吴越,荆楚,是组合成漢民族,汉文化的主要成员。 蒙古与中国至今不存在融合,个别御用下流学者,混口饭吃而已,提到他们就是自取其辱。
秦一統接近半個版圖也是來自楚國的耶,包括被楚吞併的吳越。而秦征嶺南也是基於楚國跟嶺南的交往,嶺南跟中原隔絕,不屬周天子所領導。
各民系融合成為漢人也不是在漢朝完成,廣府人及閩南人要到唐朝才算是漢人,而且到現在仍然跟主體的北方人在語言及習俗等有分別,沒有真正融合。
漢人的融合,也即是中國人的融合,跟美國人的融合一樣,美國人現在有黑白混血種,拉丁混血種,與及歐亞混血種等,都是融合的產物,當然,跟中國人或漢人一樣,未完全融合。
春秋戰國各諸侯雖然受周人不同程度等影響,但文化卻是各自各發展的,所以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還要統一文字、貨幣及度量衡制度等,語言當然就未能,也沒有意思,去統一了。
......
楚國人之中的苗人也成為華夏人,不過經歷秦漢的大一統之後,苗人沒有被大一統,現在是獨立的民族。
......
苗人是极古老的,在华夏民族的幼年时期也是极庞大、极强悍的种族,还是最早与华夏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古老种族。 苗人的发源地和活动区域不在讲汉泽原,而是在中国的河北河南省。
苗人的主体在与华夏民族的几次大决战之后就已经融入华夏人民了。 苗人是构成早期华夏人民的一个重要来源。
楚国的苗族,是那几次民族大战之后,庞大苗人中的残留和南逃部分。
现代世界的苗族,也是“保守、偏避和分散的苦难民族”。
苗族要发展强大,它自身需要反省和根除、建立的东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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