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一九九三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华约垮台、苏联瓦解、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国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兰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一九二六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秋季号的《外交》季刊就发表了七篇驳斥亨廷顿的文章。但是亨廷顿对此并不服气，又在当年《外交》季刊的十一／十二月号(案：就从这一期起，《外交》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撰文反驳。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以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在此以后，世界各国的评论不断。就我的视野所及似乎尤以中国为多，猜想这大概是与他明确以中国文明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有关，因此难免不引起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同志还特地在一九九五年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把中国学者的各种评论收集起来。除了一篇介绍亨氏理论要旨与他自己写的对中国学者论点的总评介外，收文二十六篇，据说还远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观，使我大开眼界。
不过，亨氏意兴未尽，大概真想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立一个欧几里德式或者爱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一九九六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重造世界秩序》。全书还来不及看到，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十八页的长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作为他那本书的摘要。中国的《参考消息》曾予详细译介，读者应当超过百万。只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多少反应，《文汇报》最近倒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观点，看起来有点文不对题。现在只好由我来凑趣试加评论，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复申明的主旨就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大可表扬亨廷顿进步了。他毕竟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极化的世界。这个事实或者趋势，已经为西方世界的中心的美国，而且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是美国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的名门望族的当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认，当然是值得称道，值得欢迎的。
这样说，决没有美化亨廷顿之嫌，细读全文，他除了在解释何为西方文化时不免有点自我表扬而外，对其他文明、宗教、种族……并无恶毒攻击或贬低之词。相反，他还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他还认为西方已经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要明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无可奈何的姿态。
但是，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中国的读者一般不大意识到美国近三十年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至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然而真正大的影响还在后头。三年半以前亨廷顿的第一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正在那个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美国还是一个熔炉吗？》的“封面特写”，列举事实说明，由WASP主宰美国的时代正在过去，相反，不但它在美国已经成为少数而且以它为中心的全体欧裔移民，也就是接受美国价值的全体白人也即将成为少数。而几百年来一向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则已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少数民族，而且在一些最自由主义左派的白人所制造的理论支持下提出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都源出于非洲黑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都是黑人。他们反对美国以WASP的价值标准同化外来移民的原则，主张大学不再开设单一的教授西方文明精义的课程而要平等对待一切少数民族的母文化。这在某些名牌大学，已经实际施行。除了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比白人快而外，上升得最快的是拉美裔人，美国人称之为Hispanics，如果再加上亚裔人，那再过五十年就可以超过全部欧裔白种人。除了黑人当年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因而并无自己固有的语言外，其他族系，尤其是西班牙语系的拉美系人(大多是本地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种)还强烈要求不能以英语为唯一的法定语言。在许多地方，西班牙语已取得与英语并用的合法地位，不但大街上的招牌与告示已双语并用，而且在有些社区说英语甚至没有人理你。总而言之，美国这口坩锅虽然在过去二百多年里(美国历史实际应从立国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算起)曾经熔化了从欧洲去的各个民族，但是现在却明显地表现出投料太多，老汁太少，火力不足，锅也太小，再也熔化不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成份了。甚至于被钉着镣铐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人，本来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已不得不接受主人给与他们的东西而且信奉基督教已有两百年之久，自从四十年前的民权运动以来也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改宗皈依了美国自来没有的伊斯兰教，而且一再声言要成立“伊斯兰国”，甚至要求把带有黑人发音特色与非规范的语法特色的黑人英语制定为美国法定语言之一。诸如此类种种事实都不但使以正宗西方文化自傲的白种美国人极端厌恶，而且不寒而栗。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他们知道他们还能够雄踞权力与财富的颠峰的时间已经指日可数了。
可以猜想，在迄今为止还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这是一种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感情或者思想，但是外人却几乎看不出多少表露。其原因就在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粗人”，你可以参加臭名彰著的“三K党”或者近年才出现的白人“民兵”，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西方价值与美国理想的卫士——一个有身份的自由主义者，你就只能把这种思想和感情压在心底。因为在几百年特别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译就是“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要做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约定俗成，越来越严。比如对黑人吧，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negro则是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这样的称呼完全可以挨耳光，起码要叫black，最文明正规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你嫌噜嗦麻烦吗？可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学过英文的人全知道，主席是chairman，可是现在就得叫chairperson，因为如果你称呼的主席是女性，你就犯了以女作男，在政治上不正确，或曰违犯PC的错误了。这方面的清规戒律极多，对英语和对美国的知识两者都极为有限如我的人，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一不留神就会犯规出错，招人鄙视(以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为你冒犯了他或她)。因此李光耀在向美国人宣扬“亚洲价值”的时候，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以后，还要自我解嘲地加上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他可以这样大胆狂言，因为他是一个亚洲的政治家。要是他是像亨廷顿一样的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等待他的命运就很可能先是群众的抗议，然后是学校的解聘与失业(因为这样的人别的大学也不敢要)。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实在是努力压低了嗓门。而我们对他的心事的猜测也只有凭我们作为非美国人的特权了。
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认为文明—宗教—种族是三位一体的。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原因就在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气氛下，这是一个最危险的题目。但是这又是他实在躲不过的话题，事实上在各方批评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挤出一点儿来，比如直到他被迫答辩的第二篇文章中才透露出他真正的恐惧来。他说：“文明的范式也许也能适用于美国，……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肤色意识强烈的社会，……美国正在变成族群和种族(ethnically and racia1ly)问题上越来越殊异的社会。据国情调查局估计，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和10％是亚裔人。”换言之，二○五○年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上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中国的老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亨廷顿不会不知道人类几百万年进化造成的血缘、形体、肤色等等的种族差异远比几千年历史造成的文明差异更难弥平。他只是不敢冒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大不韪而公开说出来罢了。
不要以为只有亨廷顿一个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在美国，这是一批越来越多的被称为“新悲观主义者”的共识。在文明冲突论发表的前一年，也许可称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史学权威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出版了《美利坚的非合众化》，表示了与亨廷顿同样的忧心。与亨廷顿几乎同时，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出版《失控》一书，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的种族构成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国徽和硬币上都印着美国的国训E PLURIBUS UNUM三个拉丁字，意思是“一出于多”或者“合众为一”，现在，潮流倒过来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个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
亨廷顿有没有理由把美国的问题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按照亨廷顿的标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欧洲北美人口历来不足世界五分之一，何况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上升，比例的反差越来越大。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其次，西欧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剧上升，许多国家因此而出现了与美国相同的内部问题。亨廷顿指出欧洲国家已在收紧移民政策，并且建议美国也要这样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必。像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出现的新右派、德国出现的新纳粹和澳大利亚最近出现的反亚洲人浪潮都在加强着亨廷顿的论据。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
另外，亨廷顿对国际形势提出的若干自己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深刻的，而且已被事实所证实。例如：他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他看到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看来似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来越强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强调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由于他所谓“西方价值的悖论”，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民族主义，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各种宗教(或者更笼统地说各种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他还看到，英语表面上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但是英语的实际势力正在减弱。民主政治往往趋于使政府乡土化而不是世界化。还有，在西方认为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如果推广到非西方就是帝国主义。……
决不能随随便便把亨廷顿叫做种族主义者，在他的文章中并不能容易地嗅出这种味道来。他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叹盛世难再，而只敢承认西方已经衰落。他说“西方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他的普遍性”。不难推断，从西方中心时代的颠峰跌落下来，他心里是不会好过的。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祸”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对于黑祸，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恐惧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黑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类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为“可能有的第八种文明”。他也有相当的“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露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 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心事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亨廷顿的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 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 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马克思 主义)也并不例外。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国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五十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已经可以统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但是亨廷顿所说的“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这话应当是可信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人算起还不过七千多年，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顿的下一句话，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冲突》的结语——“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听起来有一点伪善的味道。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决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自保的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self－fulfi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时他也不能排除二十一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丙子除夜完稿
(Samuel H.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
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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