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ished by H.R. Engelmann(J.Cramer),1959.民族植物学
文/裴盛基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和发展了各自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并通过文字、图形、实物、语言和风俗习惯，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其中一部分经过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鉴别、整理、记录，已为人们普遍知晓和广泛应用，但有相当部分的经验尚未整理和研究，也无正式文字记载，而是反映在日常生活和传统习惯中，成为各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日益现代化。它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价值，对天然产物的需求越来越广泛，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民间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是寻找新药物、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的巨大宝库。因此研究民间有关植物的全面知识体系，有助于区域性的经济开发。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是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以及人类活动与植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民族植物学的出现与演化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依赖于采集野生植物为食的时候，就同植物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对所谓“原始民族”和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动物及其产品的粗略研究。1895年美国学者哈什伯杰(J.W.Haoshbdeger)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的说法，即Etbno-botany，指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通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住房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文化的地位，揭示植物的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状况，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某些原型知识。37卷2期以后，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内容包括土著民族植物产品、栽培植物考源、考古现场植物遗骸鉴定、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命名等，并进一步研究植物环境对人类活动、习惯、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1941年美国植物学家琼斯(H.J.Jones)对民族植物学重新作了定义。他认为民族植物学仅仅着眼于研究土著民族利用过的植物是不够的，应该是研究早期人类和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早期人类对周围环境植物的影响，人们如何使自己适应于周围的环境，人们利用哪些植物，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思想行为等如何被植物界所影响的。1954年美国学者康克林(Conklin)报道了菲律宾哈鲁喏(Hanunoo)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结果。康克林研究了这一土著民族利用的各种植物，包括与农业、采集、狩猎、祭祀、节日、民间故事等有关的植物；他还研究了哈鲁喏人使用与现代分类系统相对应的“属”和“神”的分类概念。哈鲁喏人把当地的植物分为1600个种，而现代分类学只能将这植物分为1200个种，表明民间分类系统是深入而细致的。伯林(Berlin)等地描述了居住在中美洲墨西哥恰怕斯(Chiapas)高地上讲玛雅语的泽尔塔尔(Tzeltal)印第安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当地利用的植物产品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等。
以后，美国民族植物学家福特(R.I.Ford)进一步发展了早期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定义，着重强调“人与植物的直接交互作用”这一核心，并设计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纲目，即民族植物学的理论研究，土著民族的认识论和民族植物学，民间资源利用的原则，民族植物学与村社社会，史前经济和古民族植物学。根据福特的观点，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意识和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和行为对植物环境的影响。
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关系到一定地区(民族、部族、人文地理组合)与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如食用、编织、盖房、草药、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乡规、民间禁忌等所涉及的一切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植物学、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农学、园艺学、药物学、植物化学等学科的内容，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各自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方法，进行定点调查和整理研究，共同总结民族植物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领域。
民族植物学从十九世纪末被提出到本世纪以来几十年间的发展演化，已经日趋成熟。从早期研究对土著民族利用植物进行的调查、鉴定、编目，逐渐发展到人类对这一过程的意识、利用和这一过程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由于自然界的植物及其群落对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而植物种群和群落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对人类活动和意识不断施加影响，加以限制。这样，一个日趋完整的“民族植物学”概念——以人类与植物界之间直接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为核心的概念，已经形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在早期殖民过程中，为了大规模移民所面临的对新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满足殖民政府开发新大陆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大规模发展中的工业生产提供广泛、充足的植物原料，民族植物学研究便成为当时社会和生产的实际需要，受到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民族植物学的新发展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于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药物、刺激剂和杀虫剂的劲头越来越大，现代工业对天然植物原料的需求愈来愈广泛。人们发现，在对植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民间传统经验十分有用。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家们从南美、非洲、亚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土著民族使用的划药中，发现了一系列“奇迹药品”，例如，肌肉松弛剂简箭毒碱(curine)是从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箭毒(防己科植物，Chondodendron tomento-sum)中提取出来的，治疗高血压病的药物芦丁(rutin)是从欧洲民间植物药中发现的，另一种降压药物利血平从印度民间草药蛇根草中提取出，激素药物可的松从美洲和非洲民间草药薯芋和茄属植物中发现，可用于抗癌的细胞毒素是从美洲印第安人草药鬼臼中发现的，凯林(knellin)是从北非民间草药阿米(Ammivisnaga)中分离提取的，甚至最常用的治感冒的药阿斯匹林，最早也是发现于欧洲民间药用植物柳树皮之中。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中草药化学成分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了数百个药用化学物质，至少有百种以上已经用于临床和制药工业。其中有些新药是从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草药中发现的，如肌肉松弛剂锡生藤碱是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民间药中发掘出来的，治疗癫病新药青阳参制剂，是从云南西北部纳西族、白族民族药中发现的。
近年来，国外科学家十分注意民间麻醉致幻植物的研究。如非洲产的若干种马钱属植物，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蘑菇，南美洲亚马逊地区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植物“雅各”(Banisteria caapi.防己科植物。据传服用该植物能使人产生一种独特的感应传感反应)等都是正在研究探索的对象。具有麻醉致幻作用的植物一旦被人们误用，必然造成极大的危害，如鸦片、大麻、可卡因(古柯碱)等；但如果正确使用，它会解除疾病患者莫大的痛苦，尤其是这类药物在治疗精神病方面可能有极大的前途。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极其神秘莫测的致幻植物“锁麻(soma)的奥秘，也正在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逐渐被揭晓。这种神秘的民间药物。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使用了两千年以上，科学家对它的植物来源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解释。普遍认为“锁麻”可由若干种植物提取，这些植物具有藤状、肉质、无叶或几乎无叶等特征，生称于沙漠、荒漠地区，如木麻黄、杠柳、萝藤科植物Sarcostemma以及飞蒜菌(Amania muscaria)等，后者至今仍为西伯利亚土著人用作麻醉剂。
从民间知识中寻找新的杀虫剂，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古老的民间除虫植物如除虫菊、毒鱼藤、苦楝皮等，至今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安全杀虫剂。近来国外的研究工作表明，从菊科、楝科、芸香科及其他一些含有荷尔蒙、挥发油成分的植物中寻找新的杀虫剂是十分有希望的，而民间经验往往可以导致这类成分的发现。国外已从一种植物中撮出新型杀虫剂。杀虫力优于合成农药DDT，而且对人和家畜安全无害。
对民间生态学知识或概念的研究，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生态学内容，目前，由于这一方面工作有助于农村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因而显得比较活跃，一个叫“民族生态学”(Ethnoccology)的新名词已经出现。民族生态学是指对过去和现在土著人类社会和他们周围的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复杂而又十分具体的、有关当地的植被系统的知识体系。直到相当近代，他们仍然基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的动植物维护基本生计。他们有传统的土地维持基本生。他们有传统的土地利用方法和耕作技术；他们采集各种植物的器官，如地下茎、块根、树皮、果实、种子、花、树叶，以及纤维、木材、树脂、树胶、密、蜡等植物产出物；他们发展了民间的生态学概念，运用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力量，通过乡规民俗、禁忌、祭祀等手段，崇拜和保护某些植物、动物、原始森林和自然环境要素，以求得与自然界的和谐与相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这种传统的生态学知识或概念，对于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十分有用。
近年来，许多热带国家对刀耕火种农业的评价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两亿人口依靠这种原始的农业手段谋生，在东南亚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是刀耕火种耕作区。我国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使用这一耕作方法，如西双版纳、海南岛、广西南部山区等。这种农业耕种方法，问题是十分明显而突出的：浪费森林资源，引起水土流失，单位面积产量低，危及生态平衡，大片的森林变成了极度退化的草地甚至荒漠。与此同时，要制止或改变这种精神方式，又存在着固定耕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如灌溉设施、肥料来源、杂草控制、病虫害防治、深翻土壤引起的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放牧场所、狩猎地区、盖房用草等社会问题。许多热带国家的政府在对待刀耕火种农业的政策问题上，长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界，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全面系统地研究这种传统农业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刀耕火种农业民族的传统知识，配合农业、林业、园艺、种植经济作物等多方面的技术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在民间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改良。
栽培植物的起源，是民族植物学的又一重要内容。人类在建立自己的文明过程中，栽培植物和驯化野生植物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现今世界上栽培的666种主要植物中，被确定起源于我国的有136种，占20.4％，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许多重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和传播，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近来，国外学者对玉米、菜豆、南瓜、腰果、西瓜、笋瓜、葫芦、刀豆、小米、向日葵、苋菜、高粱、藜谷米等栽培作物，应用语言分析、考古鉴定、农业技术、园艺学、药典等多种途径，研究它们的起源、传播等。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几乎所有的重要培植物都是由早期人类驯化栽培成功的，就边被称为“新作物”的油棕、三叶橡胶、中粒咖啡、桃棕等，也是早就为原产地土著民族家化了的植物，仅仅是由于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才被扩大种植的。
目前，世界各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已经深刻地感觉到，开展对土著民族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和研究工作已十分紧迫，现在世界上还有两亿被称之为“部族人”的土著民族。世界上的热带雨林、苔原地区、沙漠、高山和一部分岛屿，发展了各自的语言、文化、家庭和社会结构，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植物知识，他们的食物、药物、生产和生活资料大部分来自植物，因而通晓当地动植物种群的分布规律、分类特性和用途用法等。他们用于预防疾病、避孕、箭毒、狩猎、捕渔、麻醉刺激剂的各种植物，目前仍然属于科学上的未知。现代社会从他们当中获得的知识极其有限，往往只知道一些植物的单项用途，如奎宁、利血平或别的化学单体成分，现代文明在世界内的迅速扩展，已经开始渗入大部分的土著民族社会。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和多样文化的基础，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危险。目前，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移向热带雨林、高山、苔原、沙漠和岛屿的土著民族社会，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其历史文化的民族，以及至今仍然保持着浓厚原始生活风貌的土著社会，已成为民族植物学调查和探索的主要目标。
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务。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两个方面作出贡献。通过调查民间利用的各种植物，发掘现代工业生产的新原料、新用途，有助于工业化发展和增加人民的收入；研究民间知识体系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动植物种群、保护森林植被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区域发展计划、资源开发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等，都纷纷建立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如印度的民间传统药物研究，泰国东北部森林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生态系统模式研究，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巴西亚马逊地区雨林经济植物的研究等，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56个民族中，约占人口4％的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占全国土地面积60％的边远、山区、森林和沙漠地区，各民族历史、文化、农业的发展与植物的利用是分不开的。我国又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跨寒、温、亚热三带，植物种类和植被类丰富多样，高等植被约有30000种，民间草药估计在4000种以上，我国各族人民历来重视实践和记载各种作物的性质、E管途、分布等知识。古代植物学研究在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这为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就民族植物学研究本身而言，我国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
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由我国药学界发起的对少数民族药物的研究工作。1978年起，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发掘整理工作，在对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傣药及其他少数民族用药进行广泛普及的基础上，提出了1200种民族药，从选择了一批重要的常用药品，编辑成册。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具有我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医院也纷纷创立，如西藏的藏医、内蒙古的蒙医院、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医院。我国科学工作者对民族药物的植物学鉴定、化学成分分析、栽培、加工等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原理和方案。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的专门研究，起始于七十年代后期。地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已有七八年历史。由于该所长期从事热带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科研人员较为熟悉当地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植物学知识；同时发现民间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在植物学的书本上很少记载，但在科学上却十分有价值。
傣族广泛人工种植的薪炭林树种“铁刀木”，是一种独特的人工薪炭林。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传统栽培薪炭林的唯一民族。傣族聚居于热带森林茂密的地区，天然林可以提供大量的木材作燃料。但是他们从不砍伐森林取薪材，而发展了一种叫做“铁刀木”的人工薪炭林技术。铁刀木原产于泰国，引入西双版纳至少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一项薪炭林种植技术，已经遍及西双版纳海拔一千米以下的每一个傣族村寨，是傣族人民居家生活的主要能源。由于铁刀木生长迅速，不费管理工时，萌发力强，木材燃烧性能良好，当地人口平均每年消耗仅1～1.5立方米木材，每人种植面积只需1.5亩左右即足够轮伐利用。这一传统栽培技术不仅充分利用了这种树木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而且在经济上十分合算，并对当地热带森林的保护十分有益。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人工栽培铁刀木在傣族传统文化中的发生、发展和普遍应用，可视为热带地区从事定耕农业的民族对湿热带生态适应的一个良好例证，在民族文化和生产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西双版纳傣族的“神山”(Nong)是一种原始宗教——多神教的遗迹，至今仍然保留于民间的信仰系统之中。傣族把自己村寨附近的一处热带原始森林，信俸为“神山”，即“神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都是“神的家园”里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侵犯，应当爱护和崇拜，以求得“神”的保护，消灾免难，保障家园平安和康宁，因此，居民们每年定期举行“神山”的祭神仪式，十分虔诚。这种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迷信习俗，却包含着深刻的早期人类生态学观念。他们崇拜大自然的产物，而借助“神”的力量去保护人们的平安和健康，以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是人类早期阶段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当然，由于这种信仰本身不是科学的产生，往往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信仰力量。但是，从研究这一传统信仰对森林植被的作用而言，却达到了保护森林的效果。西双版纳境内“神山”总数约400余处，估计面积为30000～50000公顷，目前许多保存完好的热带森林都是“神山”。
西双版纳的傣族、布朗族都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约在唐代中期至下四世纪初期间，白缅甸或泰国传人。按该教教规，建立一座佛寺寺院，必须有四项基本内容：(1)释迦牟尼塑像；(2)一座佛塔；(3)不少于5名僧侣；(4)若干种特定的寺院栽培植物。按照僧侣对这些寺院栽培植物所作的解释，栽培这些植物于佛寺寺院之中包含三种不同的类别和目的，一是佛教礼仪植物，如贝叶棕、菩提树、高榕树等都是“佛树”，只能种于佛寺内及近旁；二是果树，如椰子、菠萝蜜、牛心果、绣球果等；三是观赏绿化环境植物，如鸡蛋花、睡莲、文珠兰、蜘蛛兰等。初步调查表明，共有58种寺院栽培植物常见于这一地区。这些植物的传播肯定与早期宗教传播有关，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引种交流历史分析，可以认为历史上曾经有一条传播栽培植物的道路存在于我国这一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小乘佛教的信仰是这些植物传播的重要媒介。
根据对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植物学调查，科学工作者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利用的植物极其丰富多样，他们利用植物于食物、穿衣、草药、盖房、编织、装饰、观赏、狩猎、捕渔、驱虫、祭祀、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节日活动、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等。例如傣族民间草药达300余种，野生蔬菜120余种，野生食用果类100余种，野生香料40余种，野生用材树种76种，与宗教有关植物58种。他们采集各类野生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人工或半人工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中仅在傣族村寨家庭小园圃中栽培的就有280余种。他们把多余的植物产品拿到当地市场上出售或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短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根据对当地集市植物产品的初步调查，这一地区常见的集市植物达170种之多。许多植物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十分喜爱黄美花、香露兜等热带花卉，傣族妇女常以这些花朵为头饰物品；山地少数民族普遍流行耳饰，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人群，常佩戴不同的植物为耳饰，以示区别，年青的未婚男女，喜欢佩戴一种叫“刺蕊草”的植物于耳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对植物的经济利用、文化利用和生态利用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为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有关植物的神秘传说，例如，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带流传着一种神秘的植物叫蚱玛莲，传说此种草药消炎镇痛力极强，有“起死回生”之效，在旧社会为土司山官所控制，凡百姓发现此草必须送交土司头人，在外地市场上出售价格昂贵，常常以金相换。又如傣族十分迷信于“神树”，对此，科学家尚不能确切地加以解释，植物学和木材学鉴定并未发现任何奇异的特性，暂作“迷信”对待。这些源出民间经验的“迷”，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检验才能作出真实可靠的解释。
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瑶族、黎族、高山族等，都拥有各自的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十分懂得草原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他们的传统草原生态学知识对于草原地区的生态平衡建设是十分有用的。但目前对于这些民族的植物学知识，还很少进行研究。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必须围绕植物资源的开发、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笔者认为，应首先考虑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1)少数民族传统利用的经济植物，在文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植物，以及利用这些植物资源的原则和方法。(2)少数民族民间药用植物，包括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药物、兴奋剂和刺激剂、强身保健、避孕、解毒，以及有毒、有害、驱虫杀虫的植物。(3)少数民族的认识论和民族植物学，包括民间对植物的分类、语言、意识，对植物界的解释与信仰，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4)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栽培的植物及其起源、传播的历史和途径，以及对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影响。(5)某些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生态模式和区域社会经济的联系。如热带、草原、高原、沙漠和岛屿等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业、牧业、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的生态意义和对民族经济的影响。(6)考证各类专著、志书、经书，本草、扎记、游记、图画、诗歌等文化材料和有形资料，以及各族人民古代利用的植物；对人类学考古现场的植物残骸进行鉴定，古民族植物的研究工作，也应当考虑在内。(7)在各地植物园开辟专门的民族植物收集区，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植物园，广收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植物，展示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同时起到迁地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然起步较迟，但是前景十分美好。我国悠久的历史，多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是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肥沃土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潮流，是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无半的团结合作精神，是我国开展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独特优势。可以预料，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先进行列之中。
摘要：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一个新兴科学领域。其研究内容为人类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包括对植物的经济利用、药物利用、生态利用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和特征。其研究方法为(1)记载，描述，编目；(2)科学解释和分析、应用等三个层次。本文在对当代植物资源的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1)系统研究法；(2)民族植物学研究法；(3)综合评价法，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民族植物学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应用。作者认为民族植物学作一种开发植物资源的学科手段和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对多民族文化地区的资源开发至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植物学；传统知识；植物利用库；多样化；单一化；人类参与；主流文化；系统研究法；综合评价法
一、前言
人类利用植物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起源一样古老。虽然当代人类学的重大发现已经提出了“前人文化”(Non-Culture)的观点，但在人类出现以前是否存在有思维地利用植物的证据尚待进一步揭示。人类利用植物，更确切地说，植物资源的开发作为人与生物界相互关系的一种体现，充分反映出和支撑着人类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的发展，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级〔1〕。植物资源的兴衰与人类的生存和未来的前途密切相关。
植物资源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吴征镒对植物资源定义如下：一切有用植物的总和，统称植物资源。植物资源可分为栽培与野生两大类，目前后者的利用还远不充分。全世界栽培植物2297种，常见栽培植物666种；经济植物在6000种以上。
吴氏等指出：当前应把植物资源研究的重点放在野生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上，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医药用植物原料的发掘。吴氏等把我国植物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上，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医药用植物原料的发掘。吴氏等把我国植物资源按用途划分为食用、药用、工业用、防护与改造环境用及种质资源等五大类，计数在2400种以上。
植物利用库
美国学者D.M.Bates于1985年提出了植物利用库(plant Utilization Pool)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根据植物的多样性和人类利用目标单一化的特点，检验了人类参与植物利用的程度，按照人对某一个植物种依赖的程度大小，把被利用的所有植物种群视为“植物利用库”，并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三个等级。作者认为Bates提出了一个简化的、可以识别植物资源受人类文化影响和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状况的分类概念，值得参考和借鉴。现将植物利用库的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Ⅰ级库Printary Pool 全部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资源，具有全球分布的广泛性和利用的重要性。植物种数约100种，其中食用植物25种；纤维植物5种；产糖植物2种；淀粉和油脂植物10种；橡胶1种；饮料植物3种，以及其它重要植物，主要是栽培种(cultigens)，全部均为人工栽培(Cultivated Plants)。 此类植物的利用开发，主要通过扩大种植面积，贮存和改良种质的方式。未来的发展主要是扩展种植区域，增加产量，增强抗性和提高品质。
Ⅱ级库Secondary Pool 此类植物为区域性重大资源，总数在1000种以上，包括具有地方重要意义的木材、饲料、工艺原料，以及若干商业植物产品(如油脂、纤维、坚果等)，采自野生或人为保护地带。大部分为人工栽培，部分为栽培种。此类植物资源的发展趋势是范围逐渐在缩小，资源产品将由地区性向国际性发展，一些种类将由野生半野生状态发展成人工栽培，某些种类将扩大种植面积，进入和补充Ⅰ级库。
Ⅲ级库Tertiary Pool此类植物资源约50000种(除观赏植物和薪材植物外)，约占全部种子植物种数据的五分之一。大部分为野生或处于人工保护下的野生植物，只有少数种类有零星栽培。此类植物资源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产品和生活资料(如薪材)，是社会的重要财富来源。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化学和药物原料正在从本库中大量发现；观赏植物的作用伴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正在加速选择和利用；若干多功能植物(如豆科植物)、环境工程植物正在初发现和利用。但就总体而言，本库植物的资源量正在迅速下降，某些种类濒于灭绝，少数种类开始进入人工种植。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本库植物利用的程度将继续下降，某些种类将发展成人工栽培，较少依赖于野生资源。
发展趋势
植物资源的利用作为人与生物界相互关系的一种体现，植物利用库的丰富程度和为人类提供资源产品和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必然要受到人类文化、观念、技术的影响和制约。当前，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社会对植物资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生物技术和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利用植物呈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目标性。其结果是植物资源的多样化程度日趋降低，植物利用库的结构进一步简单化，人类对野生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降低，人工栽培植物必然进一步扩大；植物原料的市场由地方性、区域性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化。这种发展趋势可视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受世界主流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对植物资源一切利用的新形势，植物资源的研究工作必须进行新的探索，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植物资源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充分利用和保护植物资源在功能、结构和遗传上的多样性，为社会不断地提供各种天然产物和社会—生态服务的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
二、植物资源研究的主要途径
植物资源研究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其研究途径亦然。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植物资源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十分突出而重要的方面，是植物学研究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途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植物资源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处于不断积累、发展和探索之中，国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目前，我国学者对植物资源的研究在总体战略上仍然是采用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模式，在研究项目的选择和设计上，根据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标，分别采用系统研究法(Sytcniatic Approach)，民族植物学方法(Ethnobotany Approach)和综合评价法(Integrated Assessment Approach)等三种主要的方法。
1.系统研究法
系统研究法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已发展成为我国植物资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它的理论依据是植物体内有用物质在植物界的分布与植物系统发育的相关性。它是建立在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一。运用植物化学研究的科学积累和技术手段，彩用植物分类分布和植物化学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从植物中寻找具有工业、医药、食用等效价的植物新资源(新原料、新成分)，直接为工农医药等生产服务的一种先进研究方法。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应用此方法获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蛇根草(Pauvolfia serpentina)是印度民间草药，当地居民用于解蛇毒、解热、镇痛或强壮药〔3〕，近代发现其根有降低血压的作用，且有很高的治疗指数，进一步的工作分离出单一生物碱利血平(reserpine)是其降血压的主要有效成分，已用于临床，证明对高血压病有较好的疗效。我国不产蛇根草，但同属植物有9种(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1982)，经我国学者研究，已从国产中国萝鞭木(Rauvolfia verticillata)和云南萝鞭木(R.yunna-nensis)的根皮中分离出利血平，从国产植物中寻找到了这种降血压药物的原料，并用于制药工业生产降压药物降压灵。又如瓜尔豆(Cyamopis tetrayonoloba)是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一种传统田园种植蔬菜和饲料，国外于五十年代从该植物种子中分离出一种半乳某露聚糖胶，又称瓜尔胶(Guar gum)，广泛应用于石油采油、食品、印染工业等，七十年代初期我国植物研究部门根据这一线索从同科(蝶形花科)国产植物田箐属(Sesbania spp.)的种子中也分离出了与瓜尔胶相类似的田箐胶，同属于半乳甘露聚糖胶类，从而找到了瓜尔胶的代用品国产植物原料，并应用于我国石油采油工业。
通过广泛而有系统的对一些类群的植物进行化学成分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植物化学成分的科学资料，为植物化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带动和促进了植物分类学、植物化学分类学和植物工艺学的发展。此种方法的目标性明确、研究周期短，一旦取得成功，为国民经济的贡献也较大。但此种方法需要建立在比较完整的植物区系和分布研究的基础之上；植物化学研究所需要的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等实验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十分精良，因而研究的资金和技术投入额大。同时，此法在寻找新的植物原料方面大多限于已知化学成分方面，对未知新成分的发现偶然性、机遇性较大；因而对植物资源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此方法的研究可为植物利用库Ⅰ、Ⅱ，特别是Ⅲ提供大量基本参数。
2.民族植物学方法
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它的研究内容是人类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包括对植物的经济利用、药物利用、生态利用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和特征，也就是说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一定地区的人群与植物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上、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植物学于1895年由美国学者J.W.Harshborger提出，哈氏当时提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通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草药、建筑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的文化，揭示植物的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原型知识。世界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和知识的价值；现代工业对天然产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科学家们发现，民间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是寻找新药、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的巨大宝库；民间传统的生态学知识和流行于民间传统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植物资源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持一个多样化生物资源环境的巨大财富。无数事实证明，在对植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民间传统经验十分有用。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家从世界各地土著民族使用的草药中，发现了一系列“奇迹药品”〔4〕。本文前面提到的降血压药物利血平，是医学界公认的高效而无毒副作用的天然药物，它的发现是依据印度民族植物学家对民间传统使用的草药蛇根草的调查，经过药物化学的研究而获得的。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病研究中心曾经进行过世界规模的抗癌药物筛选，对世界各地的8000种植物，50000余个样品进行抗癌活性的药理筛选，结果发现非洲热带产的两种美登木，齿叶美登木(Maytenus serrata)〔5〕和卵叶美登木(M.ovatus)〔3〕果实的酒精浸出液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物质美坦生(maytensine)，被认为是所筛选的植物样品中最有希望的抗癌活性物质，这两种美登木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是民间使用的传统草药。我国民族药工作者依据云南苗族使用的传统草药灯盏细辛(Erigeron breviscapus)治疗偏瘫的经验，已从该植物中分离出(pyoincconic acid)、飞蓬甙(crigenoside,4-吡喃酮-3-β-D-吡喃葡萄糖甙)、野黄苓甙(scutellarcin)等。药理试验证明能扩张血管，减低外周血管阻力，改善脑循环而利于神经功能的恢复。临床验证表明，对治疗脑血管意外所致的瘫痪是有效的药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一部已收载，并已成批生产“灯盏细辛注射液”和“灯盏细辛片”投放市场。民族植物学方法是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民间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的，以不同民族的文化与环境植物长期相互作用为背景，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质，它充分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传统需要，同时又能为整个社会提供新的植物资源和利用植物的方法；它的研究内容既可从一种一类民族植物入手，又能全面考察，系统整理，可为植物利用库Ⅰ、Ⅱ、Ⅲ各级提供大量的基本资料和补充。这一方法的限制因素是在民间发掘中往往会遇到语言、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有较高价值的经验和技术不易获得；同时研究需要广泛的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它是一个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开发植物资源的新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综合评价法
植物资源的综合评价法，是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资源的系统分析基础之上，运用生态系统工程的方法和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对特定的自然地理区的立地(land),流域(Watershed)和景观(Landscape)系统结构、功能，相互关系的动态(Dynamic)过程，进行综合性多层次(Holistic)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单元的植物资源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评价和规划意见，为该地区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实施方案。它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个新的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自然资源组成成分之一的植物资源，包括野生和栽培的植物，不可能与农业、林业、土地利用、动物资源、生态态环境工程、经济、技术、社会福利、文化观念等相割裂，因此在进行区域国土整治、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高层次研究时，必须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资料，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86—1987年由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the East West Center)和东南亚大学间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协作网(SUAN)组织的泰国东北部Phuwiang县的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农村发展研究项目2)，就是以一个流域为研究单元，对该景观单元内的农田、森林、畜牧业、水资源、村社经济、社会学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目前我国各省、地、县级的国土整治，生物资源开发的战略研究，也属于这类研究的范畴。这一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该地区的植物利用库(Ⅰ、Ⅱ、Ⅲ各级)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有较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各级植物利用库及其组成成分的地位、作用作出科学的估价，进而对优势资源的人工种植，野生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出发展战略和对策。这一研究方法是在高层次上的综合，并不是着眼于某一具体新资源或新的有用成分的发掘，而是利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和民族植物学方法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途径的综合评价。
三、民族植物学在资源开发研究中的应用
今日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范围，已不再限定于“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利用”，它包括对传统社会(原始社会)，现代社会；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经验和知识的研究。就传统知识应用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而言，少数民族和传统社会仍然是现代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活生生的实验室，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仍然有待科学的整理和发现。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现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其时间、空间的顺序和内容。人对植物的利用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行为变化的影响和价值观念变化的影响。许多过去认为无用的杂草，今日变成了名贵的观赏花卉和工业原料；一些历史上重要的食物，今日已蜕变为杂草而无用。民族植物学旨在研究、调查和整理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利用植物的种类、方法和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民族植物学在资源开发研究中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Stages)或方面(Phases)。
1.描述阶段(Description Stage)
这是一个必要的基本阶段，其目的在于调查、记载和整理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全面知识，以编目(Inventory)的形式进行文字描述、图形表达、声相记录，并佐以证据标本(Voucher)。民族植物学的描述编目工作，必须建立在植物分类学、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学科基础上，借助相关学科(本草学、经济植物学、植物化学、医学等)的知识，对民族民间植物进行科学的鉴定、分类和利用状况的系统记述。描述工作的顺序为：文献资料研究→调查设计→民间访问调查(村社调查、地方集市贸易调查)→田野调查和证据标本采集→鉴定分类和资料整理→描述编目。
本阶段是野外调查与室内研究结合的调查整理工作，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四W”，即谁(Who)?什么植物(What)?如何使用(How)?何时(When)?调查首先要明确什么民族，什么样社会地位的人群利用植物；何种植物(种、属、科)被利用；用于何种目的(草药、食用、文化用途、生态利用等)；以及什么时候采集或种植采收。调查的设计十分重要，必须把植物的地方名(Vernacular Name),按民族语音加以记载；要有完整的证据标本及相关的野外生境记载；调查访问的场所选择(Location Selection)、和访问调查对象(Interviewer)的确定都十分重要。调查时使用的语言、技巧和时间选择都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调查的成效。室内鉴定整理结果，按植物分类系统顺序排列，每种有用植物记载均应描述其名称(地方民族名，植物学名)、部位、用途、生境、采收、用法、证据标本号码等。其调查结果可视为该地区(或民族)传统有用植物或某一类别植物(草药、食用植物，集市植物产品，森林产品，栽培植物地方品种、类型等)利用库的基本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科学价值，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无文字记载其历史的民族或地区，将是第一手的首次科学记载的宝贵资料，是深入研究和资源开发综合评价的基础。
2.解释阶段(Explanation Stage)
本阶段研究是在描述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基本内容除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和如何用(How)以外，又增加了由谁用(By Whom)和为什么使用(Why)的内容，是相当复杂而深入的科学解释工作。描述阶段着重调查由谁何时采集何种植物以及作什么用途，本阶段则强调谁利用和为什么利用这两个侧重点，这里包含着利用植物的社会范围(个人、家庭、村社、地方集市，国内国际市场)和民间对植物利用的传统解释和信仰，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评价，从而确定植物利用的历史地位和现时社会意义。植物资源的定量研究应当考虑在本阶段研究的范围内，植物资源被利用的数量，从整体到个别都应进行研究，并将其换算成不同利用形式的价值单位，如货币价值按植物产品的集市价格计算而得；实物交换价值以所交换而得的商品价值计算而得；家庭使用价值按照实际生活中的消费数量，并可折算成货币值；具有生态环境效益以及文化效益的植物资源，则以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估算或以被利用的种类、频度及民间社会效益估价进行述评。作者于1987年在进行泰国东北部Phuwiang地区植物小产品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时，曾经使用上述定量研究的方法。由于野生植物资源的定量研究较为复杂而困难，定型的定量化研究数学公式仍待在今后的实践中探索和提出。
植物利用的社会水平层次愈高，人类对该植物的依赖程度也愈高，消费数量也愈大，进入人工栽培的可能性也愈大，其前途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也愈大，稳定性较高。反之，则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愈大，稳定性较低，容易遭受主流文化的冲击而降低，乃至灭绝。对植物利用的解释包括民间观念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民间解释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文化信仰基础上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则必须通过揭示该植物的内在的科学内容(有用化学物质、生理机能、生态学功能、标记文化的内涵特性等)和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加以阐述。例如若干有毒植物的利用是建立在人类长期经验的基础上，而识别出该植物具有生理活性物质存在，并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加证明了的；一些文化型(Cultural Type)的资源植物或作物品种(如紫米，食用染料植物，头饰、耳饰、服饰植物等)则是起源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信仰和习俗，不可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验证。对植物利用的科学解释，无论是物质的作用或是精神的意义，都可以为区域性植物资源的开发和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3.应用阶段(Applied Stage)
1987年4月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讲座班期间，作者曾与应邀前来讲学的美国著名民族植物学家Richard Ford讨过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阶段划分问题，一致认为描述阶段和解释阶段是现代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虽然这两个阶段的研究都是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的性质，但其提供的科学资料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对于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区域性资源开发利用的评价，尤其重要。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应该而且有可能发展到直接应用的阶段，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生态建设。近年来，国内外在新药发掘、新型食品的开发，传统栽培物品种资源的开发以及传统农业生态技术方法的应用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表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有可能进入应用阶段的研究工作。
(1)从民族药中发掘新药
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55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草药在3500种以上，云南民族民间药已知2300余种。近年来已经从这些草药中开发具有现代药物水平的新药在20种以上。在抗癌、避孕、治疗精神病药物和杀虫驱虫药剂方面，民族民间草药具有很大的潜力。从民族民间传统使用的单方、验方中也有可能发掘出一批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药物，进入地方药物标准扩大应用范围(据统计，建国以来，已有60种民族民间药列入国家和地方药品标准使用)。在药用植物资源的发掘方面，通过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还可以扩大资源的来源，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如通过对藏药进口热带药材的研究和我国热区民族药物的比较研究，可以为传统进口的藏药找到国产资源，从而减少进口〔10〕。
(2)从传统食品中开发新型食品和饮料
我国各民族传统食用的植物，由于自然环境、植物分布和民俗的差异而千差万别。通过对各地区各民族传统食用植物，调味品、水果、饮料的调查，营养成分分析和烹调加工技术的研究，可以从中推出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味的食品，为旅游业服务和食品工业提供新产品。例如魔芋原本为我国南方山区的民间传统食品，于日本奈良时代传入日本〔11〕，并沿用中国古代的名称“ ”(日本人称Koniac),近几十年已成为日本的低热量低脂肪热门食品；猕猴桃为我国中部的野生水果，于1906年(清光绪32年)由我国传入新西兰，现已成为新西兰的主要出口商品和世界水果市场上最昂贵的鲜果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已从民间食用的野果中开发出了不少果品饮料，如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刺梨(Rosa roxburgii),山楂(Crataegus binnatifida)，葛根(Pucraria thomsoni)，桑椹(Morus alba),羊奶果(Elaegnus conferta),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等等，已加工制成多种现代食品，行销于国内外市场。
(3)从集市植物产品中发掘地方名特优产品
我国农村集市，自古以来就是以多种地方植物产品为特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民族植物学内容。由于交通不便和文化沟通不够，许多有地方特色的植物产品和工艺品一直局限在很小范围内流行。随着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许多集市植物产品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确定其实用价值和文化的内涵，把各地方的名、特、优产品推广介绍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和增强地方经济的优势，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加工业发展。例如，我国热带地区少数民族用省藤(Calamus spp.)藤条编织的工艺品；云南西北部的木雕家具；云南大理三月街集市的各种地产药材；云南南部传统加工的多种粗茶品种等等。集市植物产品的开发，在我国尚属一块空白，值得加以调查和研究。
(4)从传统生态技术的研究中获得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知识
根据人与环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观点，一般而论，传统农业的技术方法是科学而合理的。由于近代人口增长过快，世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传统农业面临困境，在热带地区尤其突出。例如刀耕火种农业的衰退和现代种植园农业的迅速扩展。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寻求农业现代化的一切有效方法，其中包括从传统农业知识中学习有价值的生态技术和方法。例如，在七十年代，科学家就从墨西哥传统农业技术中发现了Chinampasystem,一种在热带沼泽地进行间种的生态农业技术，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推广计划。我国广东球江三角洲创造的“桑基渔塘农业生态系统”也是基于民间传统经验而建立的。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薪炭林技术，就是傣族人民在湿热带地区实践定耕农业所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特生态技术，他们人工种植铁刀木(Cassia siamea)，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来源，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热带森林植被〔12〕。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经营的樟树—茶叶；桤木—茶叶；八角树—砂仁等合理生态配置的农业生产模式，就是当代农林混合业(Agroforestry)新技术的原型知识；民间对同一种植物的多种利用方法就是现代多功能作物(Multiple-Function Crops)的知识源泉。我国自然条件复杂，农业立地条件各异，从民族民间利用植物的生物学与生态学功能的传统经验中学习，是一条为农业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深化。
参考文献
1 、David M Bates.Economic Boteny 1985;39(3):221_265
2 、J C Th Uphof.Dictionary of Economic Plants,Weinheim(Bergstrasse),New York;ublished by H.R. Engelmann(J.Cramer),1959.
3、林启寿编著.中草药成分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
4、Maheshwari J K.Editorial J.Econ Tax 1983;4(1)
5、Kupchan S M et al.I Am Chem Soc 1972;94(4):1354
6、曾育麟.云南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59—63
7、Richard I Ford.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U.S.A;Anthropological Papars,Museum of Anthropology,U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Michigan,1978;67
8、裴盛基.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6
9、裴盛基.科学杂志 1986：37(2)
10、Pei Sheng-ji.Medicinal and Poisonous Plants of The Tropies.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5—35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Berlin,24 July—1 August,1987.ISBN 90—220—0921—1,PUDOC Wageningen,Netherlands.
11、西川五郎.工艺作物学.农业图书株式会社.昭和35年(1966年)：449
12、Pei Sheng—ji.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E.Asia,edited by Humbo and Lovelace,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19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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