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
节选自《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作者：任崇岳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這個不是台獨，言論算中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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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尋根？缺乏人文基礎的科學詮釋 劉廣定
多年來，世界人類是否同源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考古人類學家曾在不同地點找到不同的原始人類頭骨，表示數十萬到百萬年前不同地區已有不同的原始人類。近年有些科學家，如《科月》397期專訪的韋爾斯博士則從血液或口腔黏膜中的基因組成，認為非洲納米比亞喀拉哈里沙漠地區的「布希曼族」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部落，也是人類最遠古祖先的後裔。然而另一些科學家如猶他大學的哈潘汀教授卻從DNA研究，支持人類應係源自不同區域的說法。一年多前，報載馬偕醫院的林醫師分析人的白血球抗原，得到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並非來自北方的中原，而是屬於東南沿海「越族」後裔之結論。去年十一月報載李遠哲、陳定南等台灣名人也接受了韋爾斯的基因尋根取樣，欲知是否源自非洲，唯結果尚未得知。
雖不悉上述研究的方法如何，筆者仍擬相信韋爾斯或林醫師的分析實驗結果沒有差錯及失誤，但覺其解釋實可商榷。尤其是韋爾斯所謂原來分散在各地的早期人類如北京人、山頂洞人等，「已在一萬八千年前被非洲來的移民取代」的說法（《科學月刊》34卷一期68-69頁），未知證據何在，特別值得懷疑。最近報載去年十一月已有一項由美國主導的人類基因研究計畫，預定兩到三年完成，屆時「將可分辨不同人種甚至不同家族的單一鹼基差異性排列差別」（見今年二月七日聯合報13版）。這項跨國研究，兩岸三地負責其中10％，而台灣的中研院生醫所和分生所分擔1.2-2％。台灣、大陸和香港總共將出資三千三百萬美元，至於中研院分攤多少經費，則不詳。這類研究本身當然有其學術和實用的價值，但若以為果真能分辨不同人種，則恐觀念錯誤。蓋現代除了極少數落後封閉地區的小族群外，因歷代民族遷移和通婚，恐早無「純」或「比較純」的人種！
外國的情形，因筆者所知有限，不敢奢談。中國方面，在近代中國版圖內的考古發掘，參考古史記載，則知在史前的石器時代中國早有幾種不同的族群，各體現了不同的文明。如中原地區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和山東地區的「岳石文化」分別屬於古史所謂的「炎黃」和「東夷」族群，然經幾千年的融和，早已渾成一體。秦漢以降，鄰近外族移居中國者日多，種族混合，文化交流。但由於程度高下之差異，外族大多同化於中華文化之中。
隋唐盛世，不但東鄰日本有「遣隋使」、「遣唐使」來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中亞各小國成為中國藩屬尊唐天子為「天可汗」而其國民甚多移居中國，連西亞的波斯人也漸入中國。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中國古稱「大食」）興起後，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也曾向中國朝貢。在此同時，大食人侵占波斯領土，殺波斯王。王子卑路斯（Piruz）接位後雖唐朝曾加援助，但終不敵大食而致信祅教之薩珊王朝為信回教的大食人所滅。卑路斯率大批波斯人來到中國，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授其右武衛大將軍，六年後死於長安。許多來到中國的波斯人及其後裔，後皆歸化成為中國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詩人李白，五代詞家及《海藥本草》作者李珣等。由此可知中國人具波斯血統者不在少數。
此後，來華之外族人更多，南宋時期與阿拉伯海上交通頻繁，甚多阿拉伯人來華定居。例如宋末元初將福建泉州開發成當時國際大港的蒲壽庚即是阿拉伯人，其祖上在宋代來華，僑居廣東為富商。蒲壽庚之父移居泉州，嗣後成為泉州人。其子孫散布福建廣東各地，仍多信奉回教。據羅香林教授考證海南島有三十一姓回教徒（已改姓海、哈、劉、高、金、李、楊等）皆蒲氏後裔。
又如福州薩姓家族，亦阿拉伯人後裔，與元代大文學家薩都拉同源。清末海軍大臣薩鎮冰、民國著名物理學家薩本棟、化學家薩本鐵、法學家薩孟武（本炎）及旅美中研院院士薩支唐（薩本棟之子）均是。故閩粵海南地區許多人實有阿拉伯血統。
再如北宋名相，發明世界第一座天文鐘「水運儀象台」，編纂《圖經本草》的蘇頌雖籍貫為福建同安，但其遠祖為河南臨津縣人。唐昭宗乾寧年間（約公元895年左右），蘇益隨軍入閩，後居同安，其子蘇光晦即蘇頌之高祖，故蘇頌的祖先亦為「河洛人」而非「越族」。蘇頌的後代子孫分居各地，台灣有位蘇克福先生即是。緬甸、泰國的蘇姓華僑，也有許多為蘇頌的後人。十餘年前有位仰光的蘇和盛先生，是1930年代自福建移居緬甸的，亦稱蘇頌為其祖上，曾來函要筆者提供蘇頌的史料寄給他。
故知，從歷史和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中國人或華人實早混有各不同民族之血統。想從「基因」，來證明什麼或否定什麼，都是無意義的。可惜有些科學家欠缺人文的知識和修養，煞有介事鼓吹「基因尋根」，實在可笑！其實，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早在1940年代就說過：「胡漢之分，在文化不在種族。」約十年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安德森（B.R. O'Gorma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中譯本，時報文化民88年出版）書中也標示民族主義實是一種文化現象的說法，皆有其見地。君不見具有閩南客家血統的前總統李登輝，即因自幼接受「皇民化教育」的洗腦而一味媚日。血統與人的行為，思維又有什麼關係呢？
劉廣定：任教台大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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