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村的一名放牛的妇女。据了解，温江村的多数成年男子都外出务工或者去打矿了，耕作农田的所需的劳力只有妇女来承担转帖者语： 这是一个关于僚人打工族的令人悲哀的纪实，在网上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天等县紧挨着我家乡德保县，也是一个僚人高度密集的县份，总人口40万人，壮族比重98.8%，是南僚人聚居的大县份……
为什么到广东几年就变坏 深圳"砍手党"家乡调查
http://news.163.com/50120/3/1AHVD7B10001122B.html
温江村的一名放牛的妇女。据了解，温江村的多数成年男子都外出务工或者去打矿了，耕作农田的所需的劳力只有妇女来承担
正在接受审讯的许国亮。韩一鸣 摄
许国定母亲还不知道他已被击毙
温江村一些没有外出的男子常年地到上映乡附近的矿区里挖矿，得来的收入也是他们每年的主要收入之一。
温江村地图 绘图／傅剑锋 赖敏良 小林
温江村小学，一个学生正用手去接同学传过来的乒乓球
一个夜不闭户的淳朴乡村缘何成了悍匪的故乡？
余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他的右手已经和手机一起掉在了地上。他的妻子不知道，还在前面拼命追赶5名抢走她100元钱的持刀歹徒。“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余富兵朝妻子嘶声高喊……
这是2004年12月17日夜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水口附近的马田北路的一幕。为首的砍手歹徒叫许国亮，18岁。案发5天后的夜里，当抓捕他的警察把他从广西家中的床上拖起来时，感觉许国亮的体重很轻，简直就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单薄少年，在铐住他的瞬间，他一点都没反抗，可能是当时还没睡醒。
但深圳警方查明，就是这个瘦瘦小小的许国亮，和19名成员组成一个抢劫团伙，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在公明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一年时间内先后做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
这些抢劫者均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广西天等县人称他们为“上映帮”。
“上映帮”的成员又基本来自同一个村庄——上映乡温江村。温江村，深圳向西略偏北一千余公里处，距天等县城40公里，距中越边境30余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已经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的警方手中，有两对还分别是亲兄弟。但熟知“上映帮”的知情者称，目前在广东抢劫为生的温江村年轻人远不止这个数，而是多达上百人！
许国亮被抓后交代得更为干脆利索：“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边抢东西。”温江村的知情者透露，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们失业，也很有可能被“上映帮”吸纳进去。
家 “今年春节儿子总该回来了吧”
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远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因何成了劫匪的故乡？一切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谈起。根据天等县警方的了解，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他于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帮”曾与深圳宝安警方发生过数次枪战。警方推测，“上映帮”的枪极有可能是从相距不远的越南那边贩运过来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认为：“赵民显给到广东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是他开的路。”
赵民显家在温江村山岱屯，村中心村委办旁。赵家的邻居、村委书记冯成金称，赵从小看起来老实内向，因为家里穷没读完小学。赵民显家住的是那种老式土房，他的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父母一样，想为儿子造间新房。所以他的父亲去打石头赚钱。结果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大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根本赔不起，造房梦也破灭了，所以全家都跑到了广东去打工。游荡一段时间后，赵民显也赴深打工。但到了2002年时，赵民显已蜕变为深圳市公明镇有名的“悍匪”了，数次和警察发生枪战。
上映派出所介绍，赵民显在2001年左右开始慢慢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后，他已经是初具气候的“上映帮”老大。不但抢劫，还在公明、松岗一带的长途汽车站收保护费，并数次在和其它黑帮的争斗中死里逃生。但他终于没有逃过牢狱之罚，2003年4月被广东警方抓获，2004年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只有赵民显的伯伯留守在家，有时过来看看这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为了增加这间老房子的人气，老人在赵民显家门口挂了一串金黄的玉米棒子，在冬天的阳光下落寞地晃动着。
从赵民显家步行十余分钟乡间小路，就可以到黄海清家。黄海清属于“二进宫”，他是2004年初满刑释放后赴深，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抢劫被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批捕。村委书记冯金成不忍心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黄海清的父亲黄尚美手中，所以黄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儿子被抓的事。他埋怨着儿子：“家里太困难了，海清快一年了还没寄回过一分钱。”
黄家的黄泥土房已历经祖孙四代了，外墙龟裂横竖，有的缝已经能插入一只手掌。几年前，黄尚美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用光了家里的钱，也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
黄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垫的。因为没有好一点的床，所以黄尚美说两个儿子从十多岁后就没在家里睡过。因为没钱换破了的瓦片，到了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黄海清家唯一值钱的是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黄牛，老黄牛已经差不多没有力气耕田了，但他们家买不起小牛犊。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亩多的水田和一亩多的旱田，全年只有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黄海清的母亲黄玉芬说最愁的是过节，过节时常常发愁怎样找钱买肉。他家一年中吃肉的机会只有两三次。
打击黄尚美的不只是疾病与贫困，小儿子黄海珍在两年前离家出走后至今没有音讯。两年多前，黄海珍参加了新兵招征，体检合格。他以为可以实现当兵梦了，但最后因为他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刷下。他抛下一句“家里太穷，我要出去打工赚钱”就出走了。“他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都怪我们，没有钱让他念初中，本来他一定可以去当兵的。”母亲黄玉芬显得很懊悔。
因此大儿子黄海清更成了黄家的盼头，现在两老盼着黄海清回家过春节。“只要他回家过年，哪怕他一分钱没赚，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高兴的。”黄尚林说得有些黯然。
从黄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许国亮家。许国亮家的砖瓦房是靠他父亲打矿赚来的。许国亮的母亲看到陌生人，眼睛里有些诚惶诚恐。许国亮的伯母道出了原因，上个月许国亮在家中被警察抓走后，许国亮的母亲现在一听到“广东来的”就会怕得发抖。
许国亮家的父亲和哥哥都到邻傍的土湖乡挖锰矿去了，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许国亮的哥哥也曾经因为涉嫌抢劫被深圳市公明派出所抓过。但他的母亲认为两个儿子在家里都很听话，她至今不相信那么瘦弱的儿子会去抢劫，还会残忍地砍掉别人的手。“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乱承认的。”许母显得忿忿不平。
许母所不知道的是，不只是许国亮，和许国亮一起经常在抢劫时砍手砍脚的其他18个人也一样的瘦弱。据说一开始调查这些抢劫者时，连警察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瘦小，这样单纯，像没长大似的，怎么下手就这样狠呢”。许国亮的供述则称：“我们拿刀，而且很多人一起。不肯给的就砍了。”
许国亮的卧室床边贴了几张个人照，看起来果然瘦瘦弱弱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这可能是后来他告诉警方的他最想念的女朋友，“她还不知道我干这事，也不知道我进来了”，“我害怕她看不起我，害怕她和我分手”。
而据上映派出所最早铐住许国亮的警察回忆，他搜查许国亮的枕头时没有搜到刀枪，却摸到一张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体检单。虽然看起来已经皱皱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这说明许国亮曾经非常想当兵，并且一直怀着这个梦想，所以才会一直保存着这份体检单。但村委书记冯成金说，即使体检合格，许国亮也当不了兵，因为他连小学都没毕业。
许国亮家旁边不远是许国亮堂兄许国定的家。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穿着暗蓝的灰旧布袄的赵玉梅和邻居们坐在许国定伯父家的灶堂边烤火，因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闪动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用温江村人的话来说，赵玉梅是个命苦的女人。丈夫在许国定不到十岁时就因病去世，此后她所有的心血放在了维持生计与抚养孩子上。但孤身的母亲倾尽全力也只能供许国定读到小学四年级。四亩稻田成了赵玉梅赖以生存的血脉，即使两个儿子没在身边，她还是以六十之躯照料这些稻子。只有像这些寒冷的冬天，坐在这样的灶火旁取暖时，才是她一年中最闲暇的时光。
现在老大许国干在大新县土湖乡那边打矿，每个月可以回家一两趟，所以她现在特别挂念二儿子许国定，“这个儿子真是有点不听话，出去也快两年了，连个信也不捎回来。今年春节他总应该回来了吧。”赵玉梅愁苦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她曾经向所有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温江村人问许国定的下落，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愿意告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
村 “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
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
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
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
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
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城 “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
“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傅剑锋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陈以怀(除署名外)制图／赖敏良
心痛，两极分化的恶果
凡事有外因也有内因。环境的巨大改变对这些僚人青年固然有很大影响，如贫富差距造成的心理失衡，远离乡土不再受到宗族伦理的约束等。但是应该正视的是，他们自身也有很多缺陷，如接受教育不足（用村支书的话说“从小家教不好”）、法律观念淡漠、道德缺失等。
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毕竟改变他们贫穷的生活状况，改善教育条件等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我感到我的思维够快够先进的了,真还有比我更利害的?
思考几个问题：
1、为什么他们是悍匪而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急先锋？温江处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交界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根本没有照到那个地方，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引，就更加体会不到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就不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法制化进程的强大力量。所以，在有钱人、有权人、受害者眼里，他们就是悍匪。拿钱的手段恶劣，花钱的方式卑鄙。如果他们把钱寄回家盖房子建学校孝敬父母，那还值得同情。
2、壮族人的性格是不是内向，温和的？是，至少在家乡是。季人贝侬说得好，离开了家乡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人性残忍的那一面暴露无遗。谁不知道杀人偿命，可是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他们的处境在深圳真的很难啊！不砍别人的手，自己就要饿死了。犯罪了就说壮族野蛮也太没道理了，在大学时我还听说合铺仔是最野蛮的呢，坐火车跑几百公里外打群架的事情都有。
3、他们当地的政府应但承担怎么样的责任？不用负责。构建“和谐社会”，国家有必要支出一定的和谐成本，可是在一个几乎被国家遗忘的角落里，代表国家的当地政府又能够去哪里拿到这笔钱？能够维持当地的治安良好已经不错了，谁还能保证自己管辖的群众到外面也不会犯罪。
4、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不会发生？会，除非经济落后地区从中国独立出去。象温江这种地方，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开发方式，男盗女娼恐怕是唯一的生存方式了。
抗议,这里的管理员,斑竹看见没有, 这种以偏盖全的说法很令人气愤.而且,这个家伙一不象广西人,二不象广东人,三,又不象是政府的探子, 怎么都觉的他是在挑拨离间的.
Sim in! Sim in!! Sim in!!!
Danghnaeuz miz gwn, miz daenj, miz youq, bouxlawz youh yienh bae guh caeg, bae gaj vunz?!
Seih gijmaz, seih bouxlawz hawj gyoengqde bienq baenz cungj vunz haenx? Gyoengqde sengbaenz dwg guh caeg, gaj vunz ha?!
Aen Cwngfuj dieg gag guenj Bouxcuengh Gvangjsih youh vih boux gungz guh liux gijmaz saeh ndei?! Bouxcuengh mbouj miz caencingq gienz gag guenj, gij cih caeuq gij vah bonjfaenh youq dieg guh hong bonjfaenh mbouj ndaej yungh, daengx Bouxcuengh yaek hwngvuengh hwnjdaeuj, lij miz diuz roen raezranghrangh youq baihnaj ha.
Cwngfuj Cungguek youh vih dieg Cuengh, Bouxcuengh guh gijmaz ......???
Gou yawj sat caen dwg sim in! Sim in!! Sim in!!! Baenzneix raeuz aeu baenzlawz guh? Raeuz aeu roengzreng gag bang raeuz bonjfaenh, roengzrengz bae doeg saw, bae guh hong, bae guh vunz ndei, yienghneix vunz rog cij yawj ndaej hwnj raenz, diuz hwed raeuz youq daengx biengz cij iet ndaej soh.
作案手段太过残忍了，用刀划一刀别人也不可能再争那些小钱了，何至于要将人家的手脚砍掉！！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后果之一。
贫困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一切都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
且不谈这些人。依我看，壮族与汉族文化在深层次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使得想在外谋生的壮族人深受歧视和排挤，并被人利用。
我很理解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族人！
很多时候，我的内心也充满愤慨！快刀一挥非常痛快！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
温和、善良是本性！但是一旦逼到绝境，必定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要看他们为什么要做恶？是谁逼他们走上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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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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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人是不可能去乞讨的，所以，如果没有工作，只能去抢！
那要看他们为什么要做恶？是谁逼他们走上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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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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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人是不可能去乞讨的，所以，如果没有工作，只能去抢！
就这样的人，居然也算不错了？其他人是不是直接就当“砍手党”去了？下岗失业的人多了，被辞退了就报复社会也值得你同情？太荒谬了！！
就算去偷去强，也还得有个江湖道义吧，为了抢别人的戒指就把人家的手砍掉！简直就是野蛮！
那倒是,现在田东去广东打工的回来说:广东现在不欢迎田东仔,就因为印茶人害的
想想也是,一个穷乡镇,无工业厂矿,农业也差,可没几年,一大批私人新楼建起来,十几辆十来万的小车也开上了,钱从哪里来啊,
老兄，难道不想乞讨就可以作恶了吗？汉人乞讨是拿尊严去换口饭吃，至少对他人没有威胁，可作恶的呢？
如果你的亲人被砍掉手你还说这话而原谅他们？
楼上的意思是？？？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汉人就没砍手党之类的人吗？？很明显他们砍手并不是针对汉人老砍的！这只是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与有钱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这是这个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最新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达到了%72.3。他们在家里都尊敬老人，帮忙种菜耕田，他们何尝不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们闲在家里没饭吃啊，然而到了外地工作到吐血却还是。。。。。他们是人，不是佛。当善良的人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不奇怪。
文章所提到的“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与他们的环境不同是根本不能完全体会他们的心境的！`~~ 这个社会的特定环境造出了这么一批人！
如果把他们形容成一刻子弹的话，那扳机是谁？想过这个问题了吗
打工仔五年拒入“砍手党” 只因被辞退怒杀主管
http://news.163.com 2005-07-11 08:47: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183 条
阿星在本报记者的陪同下随上门来的民警一同回到派出所接受问讯，这是在候问室门外，本报记 者安慰面色突然黯然下来的阿星。本报记者徐文阁摄
(阿星)
有众多“砍手党”同乡的打工仔阿星5年来拒入歧途，却因被辞退怒杀主管走上不归路
阿星，乖乖的样子，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却从没参与过“砍手党”的任何一件作案。18岁开始，他便离开“砍手党”团伙，在工厂兢兢业业打工。本报今年1月20日刊登的《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曾记录过他的故事。
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阿星去了潮阳打工。7月8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但他没有学着“砍手党”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给刺杀了。
前日下午6时许，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打破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的平静。《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原本报深度记者)在电话中急切地告诉大家：“还记得深圳‘砍手党’报道里那个从不做坏事的阿星吗？他出事了。”
很多人都记得阿星。这个让傅剑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念念不忘的采访对象，曾经说自己深深担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会去偷去抢。现在，一语成谶，7月8日那天，被辞工的阿星选择了杀人。
傅剑锋是在年初去广西“砍手党”老巢采访时认识“乖孩子”阿星的。与那些自小玩大，最终成为悍匪的同伴们显著不同的是，阿星15岁就开始为聚集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做饭，看他们砍人。但他从来都不愿加入他们。18岁以后，阿星先后在深圳、东莞、汕头等地打工，每日劳作不休，收入微薄，但他很珍惜，从来没犯过一件刑事案件。
7月8日晚9时许，杀了人的阿星来到深圳宝安公明镇。他打电话给傅剑锋：“希望能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
浑身散发血腥气味的“乖孩子”
由于傅剑锋此时身在北京，便帮他联系上本报深圳记者站。阿星在电话里告诉大家：他将一直守在公明广场旁的一间公用电话亭，希望记者两个小时内从市区赶到公明，否则，他就会学“砍手党”的人，去杀人抢劫，然后逃到越南去。
本报记者决定出行，嘱他等着一起吃晚饭。出于谨慎的考虑，大家决定留下一人在派出所跟警方联系。另四人去了公明广场。晚9时左右，大家在公明广场一家小旅馆的公用电话亭找到了阿星。
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瘦瘦的，有点长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像个孩子。一件黑色的花衬衫，瘦裤子，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他，手里紧卷着一份《南方都市报》，乖乖的样子，配合的表情，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见到你们，我很踏实。”阿星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还飘着血腥的味道”。两天没进食的他，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先吃点东西。
提起杀人，他冷静、微笑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尽管阿星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咖啡厅，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米粉。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记者点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饿了，但一行人似乎谁也吃不下去。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告诉了我们杀人的经过。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死主管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
之后，阿星说自己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砍手党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据《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事后回忆，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却不透露，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
随即，阿星连夜逃出潮阳，在普宁市汽车站睡了一晚上，于9日上午10点坐汽车赶到深圳宝安公明。“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最后没有选择去见他们，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更塌实些。
“一不小心，我和他们一样了”
“我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砍手党)的人不一样，不去抢劫，可是最后，一个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阿星说，他15岁出来打工，从来都需要忍耐老板傲慢的眼光和苛刻的条件，他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
在记者的说服下，阿星放弃了明天再去自首的念头。但他提出，不想去公明派出所自首，因为自己的父母在。记者随后拨打了110，接警人员建议，记者带阿星回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然后由记者站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接受阿星的自首。
的士进了南头关，在深圳边缘生活了许久的阿星望着车外感叹：“这是我第一次到深圳市内来，也是最后一次。”
7月10日1时许，当出租车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门口停下后，阿星向我们提了唯一的要求：洗头。
双腿发抖，但不“后悔”
在洗手间洗了20分钟头的阿星躺在记者站办公室沙发上，抽了一口烟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阿星说，他从深圳公明到汕头潮阳打工，就是为了挣脱“不良”老乡的影响，但汕头的老乡也很多，他砍人的刀就是一位厂中的老乡买来放在宿舍中，准备抢劫用的。
夜越来越深，一名记者准备回家，此时，一直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记者哭了。因为他一直不像杀人犯，我们的潜意识里，不相信这个孩子杀了人。
1时35分，园岭派出所3名民警来到本报深圳新闻部办公室，阿星让民警带他走。派出所里，记者注意到一直说自己“不后悔”的阿星腿在发抖。
在被送进羁押室前，阿星让记者以后看望他时，给他带几本武侠小说，随后又改口说，“带几本爱情小说也可以”。
今年20岁的阿星，身高足有1.8米，长得很帅气，但依然单身，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甜蜜，“想谈一次，但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阿星笑着说。
“我好像 逃不开这个网”
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拿刀时已经不清醒了
记：阿星，想起昨晚的事，感觉是什么？
阿星：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如果当时有人进去，如果当时第三个人在场，我应该不会那么做。
记：人生没有如果的。
阿星：所以我不后悔。因为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记：你真那么恨他吗？
阿星：其实也不是，他虽然对人脾气很大，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在(厂)里面属于做得很好的。
记：你是很凶、很容易生气的人吗？
阿星：不是，你可以去问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又没有了，以后又要去找工，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我应该是失去了理智吧。
记：每个人都会碰到让自己愤怒的人，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一时冲动就去杀人，你为什么就忍不住了呢？
阿星：我不敢告诉弟弟，他和那些老乡肯定会说我的，连一个工作都做不下去。
记：你应该很明白你这么做的后果。
阿星：那时候气在头上，我就砍他，砍得不重，他就反抗，喊，我就本能地想不要他喊，要砍死他。
记：你现在想想，你那时候凶狠不凶狠？
阿星：可能是世界上最凶的吧。拿起刀时，我已经不清醒了。
记：你为什么不想回家看看？
阿星：我怕他们哭。我这辈子不能看到女人哭。我不想让他们难过。妈妈如果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自首，会给我钱，让我逃走。
记：你不想逃？
阿星：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逃到越南，一辈子都不能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今天逃得已经觉得累得走不动了。
记：你还是心里放不下他们，是吗？
阿星：我想让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让他照顾我弟弟，不要让我弟弟走上这条路。
记者：你在很多地方打过工，是吗？
阿星：是的，2000年出来，在公明，东莞，汕头。
记：你那时候，15岁。
阿星：对，我没有身份证，经常被收容带走。
穷可以忍，只要别人对我好点
记：都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打工？
阿星：织带，织带，全部是织带。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织带！刚开始是一个月三四百，现在每月可以挣七八百块吧。
记：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
阿星：都在外面。
记：因为穷？
阿星：因为穷。
记：阿星，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
阿星：也不是很难。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记：那是什么？
阿星：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记：因为大家都穷得平等，是吗？
阿星：对。
记：出来就不是？你指的谁会看不起你？
阿星：有的时候是老板，有的时候是城里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人(老乡)。
那些老板会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比如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够有一天假期，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
记：看到城里人，你会觉得自卑？
阿星：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记：你喜欢城市吗？
阿星：这个感情很复杂，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
记：你会埋怨这个出身的不平等吗？
阿星：这倒没有，反正你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了。
记：你还是有点埋怨，你埋怨什么呢？
阿星：我觉得我们那里教育不行，教育好了就不会这样了。
理解他们，因为太穷了
记：那老乡呢，为什么看不起你？
阿星：那些抢钱的老乡，会觉得我这样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是没有出息。
记：你会受到他们话的影响吗？
阿星：我们那里做这个事情(抢劫)的人太多了，没有几个是正当的。
记：你为什么不认识几个正当的？
阿星：因为身边没有几个不做的。
记：你想过有一天你自己会跟他们一样吗？
阿星：想是想过，我能这么久不去跟他们一样去做，已经挺难的了。以前我也是帮他们煮饭的，他们其实对我挺好的。有钱就请我们吃饭。我很想远离他们，所以我父母也要我去汕头打工，不跟他们住在一起，可是那边，我老乡也多起来了。
记：这次被辞了工，你也打算去抢了，对不对？
阿星：可能吧。如果尽快找到工作就不会去抢，如果找不到就可能。
记：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件事情，与其他抢劫的老乡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关系？
阿星：肯定有。
记：这个影响是什么？
阿星：我看惯了他们砍人。
记：你能理解他们去抢劫甚至砍人的做法吗？
阿星：我能。做工做一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如果他们把刀架到你脖子上的时候，你不要反抗，把东西给他们就好了，要是反抗，可能就会被砍掉手。
记：你刚开始看到他们行凶砍人的时候，觉得害怕吗？
阿星：刚开始就害怕，他们砍人的时候很凶，可是不是每件事都凶，不对我凶，慢慢的，就不怕了。
18岁后心理发生微妙变化
记：你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穷，还是相互的影响？
阿星：应该是相互影响比较多，还有穷的原因。穷和相互影响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只要有老乡在做这个事情，就算不拉拢别人，别人也会像磁铁一样自动吸过去。就像我那些表兄表弟，都是这样。有的都被抓了，判了很多年。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应该管不了的。
记：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区别吗？
阿星：没有了。
记：本来你以为有。
阿星：应该有。
记：是不是觉得犯罪和不犯罪之间，差别实在很小？
阿星：对，只有一步就完了。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记：你觉得你在这个网里面？
阿星：我们那里的人都在这个网里面，挣不开的。
记：你觉得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阿星：18岁。我18岁之前还是可以很坚决抗拒他们的生活的。18岁以后就慢慢地感觉不会那么排斥了。这个转变其实就看你能够忍耐多久。
记：为什么这么说？
阿星：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挣不到几百块钱，抢一下就有了。你挣几百块，人家挣几万块，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的。
记：你也是不舒服吗？
阿星：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
记：难道他们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情给家里人带来的伤害？
阿星：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有的被抓起来了，枪毙了，或者判了徒刑，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十万，二十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都是这样的。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几千块，家里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我给他们烧饭烧了这么久，我看得太多了。
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那里
记：阿星，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希望吗？
阿星：以前应该是有。我想的就是有本钱去做一点生意，我就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一辈子都打工那样，那样是永远都没有出息的。
记：你留恋这个社会吗？
阿星：应该没有。可能我接触到的人，都是这样的心理。都是过一天算一天。
记：你觉得你会被判死刑吗？
阿星：应该会吧。那就把这些话留给后面的人吧。让我弟弟，还有那些老乡，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事情。希望能感动他们。
记：你觉得能吗？
阿星：要让他们不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好难。好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记者：你知道的同乡吧，有多少？
阿星：好几百个。
记：你知道的就有几百人可能会重复你的经历？
阿星：不是可能会，而是已经做了，正在做，或者马上要做的。
记：你觉得没有办法阻止他们？
阿星：应该没有。
记：阿星，这个世界在你眼里就是这么灰暗吗？
阿星：现实是这样的。
记：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阿星：是在学校的时候，我那时候学习很好，老师都很喜欢我。可是长大了，就不快乐了。
记：阿星，如果真的被判了死刑，你有什么要求吗？
阿星：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我们那里都是刀光，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
“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
“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摘自《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阿星的话
厂方说法
“我待他不错
他怎么这么冲动”
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
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郑老板说，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他感觉很累，想关掉这家小工厂。
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7月7日晚上9点多，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阿星性格比较怪，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他步伐正常，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村民惊讶地说，直到昨天，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是在杀完人之后。
“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他始终不愿提起。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好像伤口在脖子处。
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伤口在脖子处，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
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而就在当晚，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到7月8日，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这名民警说：“幸亏他自首及时，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
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还不能对外披露，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天生的杀人犯，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在父母、在记者眼中，有他们的阿星。
“他从小就懂事，我们很放心”
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坏老乡”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
讲述人：阿星父母。13年前，阿星7岁时，阿星的父亲李国庆(化名)来深圳公明打工，10年前，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昨日李国庆接受采访时说。获悉阿星(化名)发案后，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案发当晚，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阿星行凶后逃跑了，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
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接他到公明
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
“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懂事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
李国庆说，1985年10月，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那里远离县城，村里的人很穷。那时，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家里人手多，种植了很多庄稼，还有一些水产养殖，“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家里生活很殷实”。
阿星生下来时，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他喜欢笑，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7岁时，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老师偶尔会表扬他，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
阿星读三年级时，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他做得很好，是个小大人，让我们很放心。”阿星的母亲回忆说，每天放学后，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农忙季节时，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水稻收割时，亲自下田收割稻谷，“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我们对他很放心，也很欣慰。”
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
怕受责怪，阿星躲了四五个月
阿星自首时说，和“砍手党”待在一起时，“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
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每天上11个小时班，工资每月四五百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星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
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杨先生说，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朋友和老乡，“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
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并劝导他离开这些“坏同学”、“坏朋友”、“坏老乡”，阿星没有吱声。
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彻夜不归，虽然他就在公明，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阿星才悄悄地“潜”回住处，和姐姐、弟弟相聚。
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昨日，阿星自首时说，那段时间他都和“砍手党”待在一起，“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砍手党”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
四五个月后，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终于找回了阿星，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去年下半年，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不久，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
李国庆说，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他说阿星很安分，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让我放心”。
但前晚，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整个人都站立不住”。他赶往工厂准备将“噩耗”告诉妻子，“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获悉儿子出事以后，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李国庆的妻子说，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
“我现在最后悔，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坏老乡’玩时，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李国庆分析说，“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坏老乡’相处时，被影响了有关。”
讲述人：傅剑锋(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
他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
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也许有一天，我被老板辞了工，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也许我也会去抢的。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认真，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一直试图帮助他，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作为阿星，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没想到，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我给他找过工作，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到最后，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我想表达两点意见：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先去稳住他，自己再过来，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我想，这个时候，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 --阿星父母
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作者：傅剑锋)
http://news.163.com/05/0711/08/1OCACPFB0001122B
看了让人难过得想流泪，今天打开网站就看到NNNWOOD（南方周末 头版发表关于阿星的探访和寻求问题的根源）的帖子，我就意识到我们那些同胞又出事了，有些不忍心打开来看，阿星有点像我弟弟，一样的长发，幼稚的脸，我的弟弟还在爸爸妈妈的骂声中游手好闲，而远在广东的侬星却已经是个不堪生活压力而不得不为生活杀人了。不知道共产党看到了没有！谁来救救我们那些温江贝侬！？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我想表达两点意见：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哎,做人啊
凡事有外因也有内因。环境的巨大改变对这些僚人青年固然有很大影响，如贫富差距造成的心理失衡，远离乡土不再受到宗族伦理的约束等。但是应该正视的是，他们自身也有很多缺陷，如接受教育不足（用村支书的话说“从小家教不好”）、法律观念淡漠、道德缺失等。
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毕竟改变他们贫穷的生活状况，改善教育条件等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远离乡土不再受到宗族伦理的约束等。"这点我比较相信,一般在外面的人(,包括我)都是没有基本的宗族信仰.做什么都不会管那么多.可是回家后就不同,一般在外很坏的人,回家后都表现得诚恳老实.我在外接触过很多广西包括各省的那些混混仔,跟他们家人交流时他们都说自己的孩子很听话,很乖.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是靠偷抢过日子的..........
我也认为壮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毕竟不同于汉族,可是壮族地区的一味汉化教育的确让壮族孩子在学习上跟不上汉族孩子,也是壮族地区相对汉族地区越来越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吧.所以在广大壮族地区的教育方式不该一味的依照汉化教育方式.这只能是让壮族大部份的人学习更加困难,我支持的是在壮族地区的壮+汉的教育方案.
哈哈,我也有呢,而且我非常感兴趣向这方面发展,哪天如果有某某事件发生,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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