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职业的态度和职业道德 - 僚人家园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