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转] - 僚人家园

作者：方铁转录自：《中国西南文化研究（3）》，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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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越是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南方的两大族群。由于历史久远和记载多阙，汉代就有人认为濮、越的历史湮没难辨。对濮、越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和濮、越之间的关系，以及濮、越与夏、商、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或模糊不清。对越在西南地区的分布及其内部的关系，我已撰文考述（参见拙文：“百越在西南地区分布新议”，载《思想战线》1993你第六期），认为先秦至汉代，百越在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在今广西和越南北部居住着瓯、骆两个不同的支系；在今贵州、滇东和川西南地区，有一些越人与夜郎、滇和邛都等濮族群体相杂居，以濮占优势。在今云南怒江、澜沧江和元江的中下游地区，有称为鸠僚的越人与闽濮等民族相杂居。滇东南一带的鸠僚，与当地的濮交错杂居。在今缅甸的东部，以及秦国、老挝和越南的中部地区，则有称为掸（又称越裳）的越人，与当地的其他民族相杂居。兹收集梳理有关资料，对濮、越的其余问题再作勾勒，以求教以方家。文中议及的濮、越，以居住西南地区的部分为主。

据古籍传说，在我国南方最早活动着一个称为“三苗”的族群。三苗地广人众，曾与尧、舜、禹为着领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的战争。三苗居住之地，据战国时人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史记•五帝本纪》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当主要分布在今江汉地区和赣北一带。又据《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高诱注：“葬于九疑之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看来，三苗活动范围的南部，已达今湖南、广西相连的地区。三苗又称南蛮。殷商之时，南蛮中以荆山（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为中心的一部分，又被称为荆楚或荆蛮。西周时期，荆楚中的楚族建立的楚国，发展为南方有名的诸侯国。楚国强盛时，其疆界西与今四川接，东至今江、浙，北抵今豫西南，南达今桂北。前223年，楚国亡于秦。楚族遂逐淅融合于华夏族。

南蛮居今西南地区的部分，记载中较清楚的是盘瓠。盘瓠亦属荆楚，但较楚族落后。《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盘瓠居今沅江上游一带，秦取其地，设黔中郡（治今湖南常德市）。汉朝改为武陵郡，盘瓠遂又名武陵蛮。

在盘瓠的西面和西地面，还居有与盘瓠属同一族的其他部落。据《宋史•蛮夷一》：“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言：“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说宋代居今湘、黔、鄂南、川东地区的溪洞诸蛮“皆盘瓠种”，朱辅认为僚、仡伶、仡佬与苗、瑶同属五溪蛮（武陵蛮），均反映了这些民族自古关系密切，迄宋、元时彼此相同、相似之处仍甚多，致时人认为是同源所出。目前一般认为今苗族、瑶族是武陵蛮的后裔。今仡佬族的先民在唐代又称僚、仡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把苗、瑶、仡佬3族的语言同列入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由语言关系亲密的程度，可推知这3个民族在古代同源，即均出自五溪蛮。由古代“僚”演变而来的还有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今壮、布依、侗、水、仫佬（宋代又称仡伶）等民族。古人认为这些民族的先民也属五溪蛮，则反映了这些民族的祖先百越，与南蛮在西南一些地区交错杂居，有混杂难辨的情形。

商、周时期，活动在江汉以南地区的南蛮，被称为“濮”。濮是随武王伐纣的西方八国之一。《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庸、濮在江汉之南。”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濮必距庸不远，当在今川东、鄂西地一带。另据《史记•楚世家》：周宣王六年（前822年），楚内乱，叔堪“避难于濮”。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年），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遣使朝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国南面发展，遂据有濮、越居住的大片地区。唐张守节把孔安国“庸、濮在江汉之南”语与成王时“楚地千里”相联系，认为楚国向南部的开拓，主要是占有濮人的地域。由此可知，濮人活动的区域并不仅限于今川东、鄂西南一带，还包括江汉以南的今湘、黔等地在内的广阔地区。

从记载来看，“濮”应是对西南溪洞诸蛮“盘瓠种”的另称。濮人活动的范围，与《宋史•蛮夷一》所言“盘瓠种”的分布基本一致。“濮”又称“百濮”，多与他族相杂居。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左传》所述百濮“离居”的情形，与“盘瓠种”支系繁多，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的情况亦同。又据《后汉书•南蛮传》：汉朝“岁令（武陵蛮）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賨布”因纳自賨人而得名。武陵蛮所纳之赋亦称“賨布”，表明汉朝视賨人、武陵蛮为同一族。而賨人属濮，武陵蛮亦当属濮。《隋书•地理下》言：“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莫徭”即今瑶族。《隋书》说“莫徭”亦名夷蜑，而蜑属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言：汉武帝斩竹王（夜郎王），在夜郎地区置牂牁郡，“后夷濮阴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两周至汉代活动在今贵州、滇东一带的夜郎，其族属当为濮。有研究者认为夜郎之濮即今仡佬族的先民。由仡佬语与苗语、瑶语关系密切，3族必当同祖的情况观之，武陵蛮亦应出自濮系民族集团。武陵蛮的先民名“盘瓠”。“盘瓠”急读如“濮”，“盘瓠”一语本或当即“濮”，亦不无可能。

濮在西南的分布甚广。先秦时期四川盆地的居民以濮为主，且基本上是当地土著。此外，云南东部地区，也是濮人重要的聚居区。滇东最重要的民族是滇族。滇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滇文化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其范围在云南东北至今曲靖，南达今元江，东抵今陆良，西至今禄丰。《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滇”为“滇濮”，并以“滇濮”为南中（今云南地区）夷、越的一种，表明滇为濮系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把滇、夜郎、邛都归为一类，其特点是“椎结、耕田，有邑聚”；《后汉书•西南夷传》说：邛都夷（在以今西昌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牁相类”；《明史•土司传》指出西汉时之夜郎、靡莫、邛、僰等族在西南等地“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同为舜时“苗”之后裔。这些说法，均证明滇、夜郎、邛都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族属应相同。《华阳国志•蜀志》言：会无县（西汉置，治今四川会理县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据今西昌凉山彝族传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时当地已有彝语称之为“濮苏乌乌”的濮人，其人建有大石墓（“濮人冢”）。以后，彝族先民夺据其地，濮人遂绝。看来，今凉山地区的最早土著是濮人，后来彝族先民进入，才反客为主。凉山最早居民“濮苏乌乌”，当即邛都夷。

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居今滇东北的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相扶，与“滇”当为同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言：兴古郡（三国蜀置，治今云南砚山以北）“多鸠僚、濮。”句町县（西汉置，治在今云南广南县境）“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兴古郡、句町县在滇人地区的东南，这一带亦多濮人。

自滇东往西的今云南楚雄、大理地区，也有濮人聚居或与其他民族相杂居。已发掘青铜时代的重要贵址，滇东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西有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汪宁生先生认为将万家坝、大波那与石寨山、李家山的出土遗物相比较，两者的基本特征相同；并指出云南青铜文化不论其分布在滇东或滇西，均应为定居的“椎结”民族所遗留（参见汪宁生著《云南考古》第67页，4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增补本）。石寨山古墓群是滇族上层人物的墓地。石寨山与属同一文化的李家山墓葬，其主人均是濮人。与石寨山、李家山墓葬基本特征相同的万家坝、大波那墓葬，亦为濮人的遗物。铜鼓是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器物。近年有学者提出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之一，其时代约属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万家坝型铜鼓起源于云南楚雄至祥云、弥渡一带，分布不出云南西起腾冲，东到曲靖，西北抵永胜，东南达广南的地区。万家坝铜鼓创造者的族属，虽仍有争议，但较多的研究者认为是古代的濮人。今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有大量濮人居住，文献亦可参证。云南、川南之“濮”，在一些史籍中又称为“僰”。 “濮”、“僰”古音相同，古代记载中亦互假用。元人李京说：“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指今四川宜宾地区）也是，故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云南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李京指出元代的“白人”是汉代的“僰人”，居住在从今川南至今滇中、滇西的地区。元代白人的分布，为先秦以来滇、川地区僰人分布情况的延续。

川南、滇黔地区的濮人，是土著抑或徙自外地？目前在四川盆地以外的濮地已发掘属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大都在云南的滇池区域和楚雄、大理地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与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如：出土青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彼此在陶质、器形上均颇为相似。有研究者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很可能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楚雄、大理地区的情况，与滇池区域大致相同。川南、贵州地区的青铜文化，目前已知的材料虽不多，但亦未发现因居民迁徙导致文化面貌显著改变的情形。

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目前主要有濮即越说和濮、越不同族说两种观点。自古越、濮关系密切，至为显然。司马迁认为越是禹的后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楚人先民出自黄帝之孙高阳，又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言越和与濮同源的楚是华夏的宗裔，未必是信史，但却反映了古人认为越、濮有近亲关系的看法。

在发展过程中，越、濮在生产和生活习俗方面形成了一些共有的特点。在生产方面。越和包含了濮的南蛮，是中国最早的稻谷栽培者。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了稻谷的遗物。距今7000余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即在第四文化层中发现约400平方米的稻谷遗物，估计厚度在1米以上。据推算，储谷的数量，当超过120吨，表明当时的种稻业，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稻谷不仅见于越人的分布区，在南蛮和濮居住的江汉平原以及湘南、贵州、滇东、滇中等地，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稻谷的遗物，有些陶器以稻壳碎末为羼和料，反映出当地居民已普遍种植稻谷。在云南的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和滇池周围，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郧县青龙泉、京山朱家嘴等地的遗址，也发现了人工栽培稻的痕迹。迄止1984年，在我国发现有稻作遗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计约52处，这些遗址均在百越和南蛮分布的地域之内。至于有关越、濮种稻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书。越、濮在生活习俗方面共有的特点，主要是居住干栏、纹身与使用铜鼓。

干栏是以竹木为材料构成，分上下两层，上层以居人的住房。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金齿百夷（今傣族）“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明代田汝成说：“僮人（今壮族），五岭之南皆有之，”“居舍，茅缉而不涂，衡板为阁，上以栖止，下畜牛羊猪犬，谓之麻栏。”干栏不仅多见于百越及其后裔中，亦流行于濮人地区。1963年，在云南祥云大波那墓葬发掘了一具木椁铜棺。铜棺长达2米，棺底铸有12只脚桩，铜棺的形状与干栏基本相同。墓葬的主人是濮人。另据《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早‘干兰’。”《旧唐书•西南蛮传》说：东谢蛮“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西赵蛮“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牂牁蛮“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上述诸“蛮”除东谢蛮是今黔东南一带侗族、水族的先民以外，“僚”、“西赵蛮”、“牂牁蛮”指的均是濮、越居民混合的群体。“僚”居今陕西南到川西南一带，“西越蛮”居今黔东地区，“牂牁蛮”因居于牂牁郡地区而得名。

纹身。百越盛行纹身之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王句践……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南蛮及其后裔，亦行纹身。《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徭人（今瑶族）“妇人黥面，为花卉蜻蜓蝴蝶之状。”

使用铜鼓。据前所述，铜鼓发源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为濮族首先创造及使用。越族亦制造和使用铜鼓。据《后汉书•马援传》：将军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隋书•地理下》：岭南诸僚“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

濮、越均居南方，两者聚居的地域相连，在一定范围内又交错杂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濮、越之间的联系即十分密切。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濮、越的关系感到迷离难辨，甚至认为“濮”、“越”是对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有这些看法，不难理解。

但是，综合各类情况观之，濮、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目前一些研究者归纳出越、濮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并以此作为判定越、濮同族的依据。但是，濮、越所共有的居住干栏、纹身、使用铜鼓和尚未明确共有与否的擅长纺织、著贯头衣、跣足、凿齿、悬棺葬等习俗，却并非濮、越所专有，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广泛地流行于南方乃至其他地区诸多古代民族中的习俗。

如：据《新唐书•南蛮下》：“三濮者，在云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齿，劖其唇使赤。黑僰濮山居如人，以幅布为裙，贯头而系之。”所述之“三濮”，居今云南南部和毗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南史•夷貊上》言：“扶南俗本裸，文身被发”，“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林邑国“其国俗，居处为阁，名曰干栏。”“自林邑、扶南及南诸国皆然也。”扶南在今柬埔寨与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林邑国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人操属南亚语系的高棉语，建林邑国的古人，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旧唐书•南蛮传》云：陀洹国（在今缅甸东南部），“俗皆楼居，谓之‘干栏’。”《明史•外国四》：沙瑶（在今菲很宾棉兰老岛北部），“以板为城，竖木覆茅为室。”《后汉书•南蛮传》说：黄支国（在今印度南部）“项*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在今日本）“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男子皆黥面文身。”妇女“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俗皆徙跣，……灼骨以卜，用决吉凶。”又据《南史•夷貊下》：“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里，人体有文如兽。”

我国考古学家认为：干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南及东南亚，中国内蒙古、黑龙江北部，原苏联西伯利亚和日本等地亦有类似的建筑。铜鼓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滇、黔、桂、粤、川、湘诸省区，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悬棺葬在中国、中南半鸟、印尼、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凿齿（人工拔牙）习俗最早盛行于黄河下游鲁南、苏北一带，以后传入江汉地区，并一直保留在西南的某些少数民族中。“它无疑是中国民族祖先的很大一部分所共有过的古老风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古代民族中的使用干栏和铜鼓，以及纹身、悬棺葬、凿齿等习俗，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十分复杂。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地域内，这些生活习俗可能曾在某些古代民族的文化面貌方面表现比较鲜明。但是，这些习俗流行的地区广，涉及的民族多，当不能视之为某一、二个民族所专有。因此，把这些习俗当作某一民族才有的文化特征，并作为辨别其他民族集团与之是否同族的标准，此法似不可取。

其二。濮、越虽在一定的地域内杂居，但濮、越主要聚居之地的范围并不相同。另一方面，濮、越聚居地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

前已揭明，先秦时期，南蛮活动的中心在江汉地区和赣北一带。濮是南蛮的一部分，分布在江汉以南的今湘西地区，和江汉西南面的今鄂西、川东、四川盆地及其南面的今川南、贵州、滇东、滇中地区。越族群主要活动在长江下游地区及其以南的今浙、赣、闽、粤、桂诸省区和湘南、滇南以及越南北部一带。越国亡于楚后，今粤、桂两省区是百越在西南面的主要聚居地。

南蛮活动的中心区域与吴、越的所在地，以及濮居住的今黔、滇东、滇中地区和百越所居的今粤、桂一带，不仅地域相连，而且人类活动遗存丰富。将上述两地原始文化的面貌试作比较，可以看出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北至汉水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各地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被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文化的范围，属于记载中南蛮的居住地。以上地区的文化，主要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3期文化3种类型。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太湖平原与杭州湾地区的文化，以及南京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两种灰型。前者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后者的主要遗址是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范围，与吴、越两国的地域基本相符。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文化，与长江下游的文化，相同点主要是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稻谷，渔猎经济也占一定的地位。但两地文化的面貌有所区别，如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以轮制为主。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绳纹，多见有肩有段石器；而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的陶器多为手制，陶器纹饰以戳印纹为主，大溪文化“极个别地发现了有段石锛和双肩石锛。”

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阳春、潮安、英德等地的遗存，南海西樵山遗址和石峡文化为代表。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要遗址在东兴、南宁和桂林3个地区。两广地区的原始文化，最富色彩的特征，是广泛流行有肩有段石器和几何印纹陶。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较重要的在滇池和洱海区域。贵州目前经试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赫章可乐和平坝白云飞虎山遗址。两广、云、贵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经济均属以渔猎为主，同时经营稻作农业的类型。在滇池地区、滇南一带和贵州曾发现少量有肩有段石器，表明这一地区与华南、东南沿海也有一定的联系，或许是这一地区居有一些越人的反映。两广与云贵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上的明显差异，是两广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印纹硬陶，而云南地区有泥质与夹陶，并无印纹硬陶。近年发现，贵州地区古陶器的质地，与云南地区相类似。佟柱臣先生认为，两广地区存在印纹硬陶，云南一带则主要是泥质与夹砂的灰陶的现象，为探讨百越和百濮，提出了初步的物质文化上的区分。

对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与两广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我国考古学家作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在汉水流域湖北房县发掘的人骨，其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更为接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出土的人骨，头骨的形态则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或南部边缘类型。汉水流域与东南沿海、两广地区原始居民体质上的差别，同样证明了这两个地区的原始民民，应分属于古代不同的族群。

尧、舜、禹为首领的华夏集团，曾与三苗族群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修务训》言：舜征三苗，死于苍梧（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反映了舜集团与三苗之间的战争，颇为激烈。另据《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禹继续征讨三苗，取得了制服三苗的胜利。《史记•夏本纪》说：“三危既度，三苗大序”。《集解》引孔安国语：“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夏、商、周以来，有关三苗的记载失阙，但三苗并未被消灭。除一部分被迁至“三危”（在今甘肃敦煌县东南），三苗的大部分仍居原地，仅以后的名称有所改变。商代见于记载的“荆楚”和商、周时出现的“濮”，即由三苗居于南面的部分演衍而来。

武陵蛮的先民盘瓠与华夏族的联系，传说始于尧、舜时。《后汉书•南蛮传》说：高辛氏（帝喾）征伐犬戎，以赏金千镒、邑万家，并妻以己女为条件，征求犬戎首领吴将军之头。有名为“盘瓠”之狗，衔吴将军头至。帝喾“乃以女配盘瓠。”盘瓠负女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武陵蛮“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武陵蛮及基后裔在长时期内奉盘瓠为祖，晋代仍有祭盘瓠之俗。据《史记》言，尧设治南方之官，居于南交（交趾）。反映了华夏族的影响，在尧时已达今西南地区的南部。《后汉书》所言盘瓠之事显系传说。但武陵蛮的先民与帝喾或尧已建立了联系，也是有可能的。

《后汉书•南蛮传》又说：“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

据以上引文所说，唐虞时，盘瓠为要服。《尚书•禹贡》曰：夏有五服。距夏京城500里为甸服，甸服外500里为侯服，侯服外500里为绥服，绥服外500里为要服，要服外500里为荒服。《国语•周语上》言：“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东汉韦昭注“蛮夷要服”云：“要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之。”要服之蛮夷与夏朝的关系，是维持友好，不得背叛，按时朝贡。“五服”之制，相传是夏、商施行于域内和四方边裔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视被统治者地域的远近和与王朝关系的亲疏，分别规定了其对王朝应尽的义务，以及王朝相应采取的态度。《反汉书》言盘瓠属之要服，当指夏初的情形。夏末商初，盘瓠与华夏族之间始有战争。周代，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周屡征蛮方，斥之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蛮荆”指荆蛮活动在江汉之间的部分。盘瓠居江汉的西南，当也参加了荆蛮对周朝的战争。平王东迁之后，盘瓠与中原华夏族的争竞有增无减。晋文侯时，晋国联合蔡国，击败了盘瓠的进攻。从这些情况来看，盘瓠与夏、商、周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居今川东、鄂西一带的濮人与华夏族的接触，据记载是始于商末。《尚书•牧誓》说随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西方八国，其中的濮即居于川东、鄂西地区。周朝既立，川东、鄂西属于周朝的范围。据《左传》昭公九年：周王遗使詹伯言于晋：“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居周“南土”的濮，地近巴、楚，当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地的濮人随武王伐纣以后，即接受了周朝的统治。

另据《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答汉元帝所诘：“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贾捐之言商、周鼎盛时疆界“南不过蛮荆”，“蛮荆”当指周代楚国之地。倘如是，位楚国西南境外即今黔、滇地区的濮人，商、周时尚不在此二朝统治的范围之内。虽如此，这一地区的濮人，与商、周仍保持了朝贡的关系。据《周书•王会解》伊朝献：“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牙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与百濮一同接受诏令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均在今西南地区。同书又记载：成周之会，“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献纳于商、周的珠玑、瑇瑁、丹沙（砂）等物，是西南地区的特产。因此，朝贡于商的百濮，和贡纳于周的卜（濮）人，当居住在今西南一带。这一地区的濮人与商、周的关系，自然不如川东、鄂西的濮人以及沅水上游的盘瓠与商、周的关系那样密切。

西周时期，楚族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建立楚国。楚族出自荆蛮，与华夏族不同。周夷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随时又言：“我蛮夷也。今诸候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司马迁亦以秦、楚、吴、越为夷狄。楚族虽源出荆蛮，但与华夏族交住甚密，大量接受了华夏族的影响。《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传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楚族未必是华夏族的宗裔。《史记》所言，反映了楚与华夏族之间关系之密切。

濮与楚同祖，但两者的差别亦甚明显，如习俗即不相同。班固说汉中地区习俗与楚地相异，而“与巴、蜀同俗。”班固所言，意为巴，蜀与楚司俗不同。而巴、蜀的居民主要是濮。盘瓠之俗，与楚族亦迥然有别。因此，楚不为濮。

另一方面，濮，楚是近邻，一些濮人还生活在楚国境内，濮、楚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史记•楚世家》说：周宣王时，熊霜卒，三弟争立，叔堪出亡，“避难于濮”。看来，濮、楚毗邻而居，其时尚相安无事。楚武王既立，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人对濮地的拓取，引起濮人的不安，双方关系渐趋紧张。《后汉书•南蛮传》言：楚武王时，盘瓠蛮与罗人共败楚师，杀楚将屈瑕。庄王初立，楚民饥兵弱，遭到盘瓠蛮的进攻。又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时濮、麇攻势汹汹，楚力弱不能御，拟迁都以避其锋。庄王在位期间，楚国力增强，“楚师既振（盘瓠蛮）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盘瓠蛮与楚合兵击晋。战国时期，楚国占有的濮地，扩展到今鄂西、湘北和与之相连的川东、默东地区，楚遂于其地置黔中郡和巫郡。战国末年，楚又遣将领庄蹻率军开拓黔中郡（治今湖南常德）以西的濮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后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其言： “初，楚顷襄王时，遗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稽考有关史迹，派遣楚将庄蹻（豪）至夜郎、滇池地区者，当为楚顷襄王。庄蹻西行的路线，当为溯沅水至夜郎，降服夜郎后入滇。庄蹻率军西征，虽未实现把楚国的统治扩展至今滇、黔地区的计划，但降服夜郎和滇国，第一次真接沟通了楚族与今滇、黔地区濮族的联系；庄蹻藉其众留滇为王，并尊重当地濮族的习惯，变易其服随和其俗，遂与当地的濮族相交融。庄蹻王滇，对加强滇、黔濮族与内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西南濮族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折意义。《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蹻王滇，“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新唐书•南蛮下》言：“自夜郎、滇也以西，皆庄蹻之裔，”均反映了庄蹻西征，并留滇为王后在西南濮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应指出，滇池地区的开发，并非始于庄蹻。在庄蹻入滇之前，滇中地区的濮族，已创造了早期滇青铜文化。1972年发掘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墓葬，是早期滇文化的代表。墓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时期，一些墓葬的时间在战国初期，远在庄蹻入滇之前。李家山出土的器物，不仅种类多，数量亦众，纹饰繁缛，表明当时的青铜文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云南发掘商、周时代的遗存，还有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两处墓葬均在濮人地区。据碳——14测定，万家坝、大波那墓葬的时代约在春秋中、晚期。万家坝山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大波那出土的铜棺，设计奇特，制作精细。两处墓葬增出土了丰富的铜器、陶器等随葬品。大量出土铜锄，有长方形、条形、方形等几种形制，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发达的程度。将万家坝、大波那出土器物与李家山及稍晚的晋宁石寨山的器物相比较，文化面貌比较接近。这些情况表明，在庄蹻入滇以前，滇池区域及其以西地区的濮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已相当高。庄蹻王滇，加快了滇中社会的发展。延及秦、汉，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

先秦时期，滇中濮族与其他地区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多方位的。江川李家山24号墓土了1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石髓珠产于南亚次大陆和西亚地区。由此可知，滇中濮族与滇西乃至今缅甸北部、印度东部地区诸民族之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一定的交往，李家山墓中发现的石珠，系由产地辗转输入。

四、越与夏商周王朝及楚国的关系传说五帝时，华夏族的祖先与越族的先民已建立了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之孙颛顼，活动的南面已达交趾（指今越南北部地区）。尧所任命主管南方之官羲叔，以交趾为居地。舜势力所及，亦西至交趾。《史记》所言是否真实，尚难确定。但尧舜时华夏族先民的影响已达越人先辈聚居之地，则不无可能。另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之祀。”司马迁谓越王为禹后少康之裔，与所言“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一样，均采自传说。但这些说法亦反映了越、楚等南方民族，与华夏族之间很早就有了联系。夏朝既立，在四周诸族中，与夏族交往较多的是东方的夷与南方的三苗。夏之后的商，与北方的鬼方、犬戎，西方的西戎、氐、羌关系密切，相互间的战争亦连绵不断，致无暇顾及南方。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说：“殷人之劲敌多在西北，南方无劲敌”，正确地指出了商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另据汉代贾捐之言：商、周鼎盛之时，两朝的疆界都“南不过蛮荆”。“蛮荆”当指后来楚国的地域。《太平寰宇记·岭南道》道：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可知东周时，楚国南界与越族北疆在今桂林一带交接，商、周王朝的南境，至多以达今桂林地区为限。因此，主要聚居在今桂、粤、闽、赣、淅、苏诸省区和滇南、越南北部地区的越族，并不在商、周统治的范围之内。汉淮南王刘安在秦书中说：“越，方外之地，*（左赞右刀旁）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汉书•严助传》）。唐司马贞亦言：“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于粤子’”（《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索隐）。刘安谓三代之盛越不受正朔，司马贞说越在春秋以前未通上国，证明贾捐之言殷、周“南不过蛮荆”之语为不诬。越族虽未接受商、周王朝的统治，但与商、周仍保持了朝贡的关系，看来商、周把越归入五服之制中“要服”的范围。《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记载了商右相伊尹受商汤之命，颁布四方边裔朝贡时须献贡品的种类，其言正东、正南、正西方时云： “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请今以鱼皮之鞞、□鲗之酱、鲛 *、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以上记载中的“沤深”、“越沤”、“鬋发”、“文身”、“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大部分是百越支系或部落的名称与代称。“十蛮”、“贯胸”、“雕题”、“漆齿”，也有可能是指百越。所述正东、正南、正西方诸族献纳的贡品，也大都产自东南沿海、南方和西南地区。西周时期，百越多次向周进贡。据《汉书•贾捐之传》：武丁、成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后汉书·南蛮传》：“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越裳”是百越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今越南中部。又据《竹书纪年》下卷：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于越”当为越人。二十五年，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受四方朝献。《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以*。”所举海蛤、蝉蛇、文蜃、元贝、大蟹等都是百越地区的特产，进贡者“东越”、“欧人”、“于越”、“且瓯”、“共人”“海阳”等均应是越人。从考古材料来看，商、周时期，越族与华夏族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广西出土商至春秋时期的遗物，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也明显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如1974年在武鸣县全苏出土的兽面纹铜卣，带有商代晚期的作风。灌阳钏山出土的圈带纹铜钟，忻城县大圹出土的乳钉纹铜钟等，其形制、纹饰和铭文，与周代中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平王东东迁之后，周室衰微，诸侯竞起。崛起于江汉一带的楚国，力量强盛，着力经营南方。与楚国的交往，成为东周时期西南地区百越诸部对外关系的主题。楚对南方越地的开拓，在立国后不久即已开始。《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代庸、杨粤，至于鄂。”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鄂在今湖南中部，其地居有越人。《史记·楚世家》又云：楚怀王时，楚“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开南面濮地，遂逐渐深入越族区域。楚成王初年，楚“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可知越和夷（方案：指濮）一样，已是楚国境内的重要民族，而且楚对境内百越部落的统治，已得到周室的认可。楚悼五末年，吴起相楚。吴起在楚变法，扩充疆域，“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吴起传》。时越国尚存。吴起南平百越，并非远征越国，而是再度用兵扬越（《史记·蔡泽传》。此次征讨，楚军深入至濮、越杂居的今湘南地区，并将其地的越人置于楚国的统治之下。嗣后，楚对百越的征服，转向东方。楚威王时，越王无强出兵伐楚。楚乘越远犯之机，大败越军，杀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国祚既亡，越族群龙无首，遂臣于楚，如《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所言：“（句践）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颜师古注：“事楚为君而服从之。”越亡国后，越族星散流徙，或有西迁入湘者。楚王负刍五年（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军破楚，虏楚王。《越绝书•吴地传》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可知既降百越诸部对楚的归附，一直保持到秦来楚以前。另据《后汉书•南蛮传》：“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史记·王翦传》说：“（王翦）虏荆王负刍，竞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据此看来，百越降后朝贡于楚，获允保留越族中的酋领君长，直至楚亡。楚国对百越的统治，大体上施行了较为松弛的羁縻之制，至于西南地区的百越部落，则不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迄至汉代，各地的百越，大体上均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统治的版图。作者简况：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闫鹏荣,《三峡悬棺之谜的遗传学求证》,发现古代悬棺人的遗传序列上的信息与侗台人与南岛人所具有的特质非常相近，而后者则是由广东、福建一代的古百越人迁徙融合形成的。

古時的百越概念乃從東南沿海伸延至嶺南到交趾的耶，而雲南及貴州等則應該不屬百越範圍的耶。

現代的壯侗語系民族只是分佈於中國西南方的耶，若果按照中國的歷史概念則大部份應該屬於西南夷耶，除了廣西部份的之外。

壯侗語系民族先民會否是南島先民從東南沿岸進入西南之後跟當地濮人等土著融合之後所形成的乎？

就好像老撾山區的老龍族，有南島人及矮黑人的語言及生理特徵耶。

根據DNA及語言學分析，海南黎人底層屬南島民族，後來被渡海的俚僚所同化而成為壯侗語系中的卡仙語族耶。

四川懸棺的，可能是遷入的南島人耶，而非土著羌種的巴人耶，至於有否跟濮人融合而形成壯侗先民呢？就好像上面所言，樣本不足耶。

第七章　西南夷与百越

　　第一节　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西南夷是对巴蜀以西以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其中包括众多不同的氏族、部落和民族，他们或聚居或相互杂居在一起，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默默无闻地为开发祖国的西南地区做出贡献。西南夷各民族远在公元前4世纪就与祖国内地的蜀、楚有了联系和交往，到公元前3世纪以来交往更加密切起来，此时，中原民族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活动时，西南夷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因而在中原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仰慕内地的西南夷各民族便纷纷接受了中原统一政权的管辖，将西南地区正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此后西南夷各民族就在统一国家之下，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开创了西南夷各民族历史的新的一页。
　　
　　一、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属
　　
　　“西南夷”一名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继而《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均有专篇，且内容更加丰富。从中看出，西南夷的分布地域广大，族系繁杂。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⑤。《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还提到了僰、句町、漏卧、且兰，哀牢、濮、滇越、摩沙夷等。上述名称有的即是民族名称，如嶲、昆明、摩沙、滇越等；有的则显其部落名称而实则隐其民族名称，如夜郎、滇、邛都等。他们的大体分布区域和方位是：
　　夜郎，主要地域在郁江上游北盘江流域，其南与南粤（越）相接，即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至云南省东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连接地带。
　　滇，当为楚顷襄王庄王滇的地区，“楚威王（应为顷襄王）⑥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⑦。可见滇的中心地应在今云南省滇池周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往南至红河北岸，往西至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
　　劳浸、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其（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劳浸、靡莫之地，当在滇之东北，即今之昆明市以北寻甸、东川、昭通、镇雄市县地。
　　邛都，在滇以北，“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①，又《汉纪》云，“靡漠（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②。邛都在滇以北，又在靡莫以北，《史记》又云以邛都为“越嶲郡”，邛都之地应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一带。
　　嶲、昆明，据《史记》载，“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桐师即古之永昌，今之保山，叶榆即今之洱海地区，嶲、昆明应在今楚雄（古滇之西）、保山东北和大理洱海地区。
　　徙、笮都，《史记》载滇以北为邛都，邛都以北为笮都①。《史记集解》徐广云“徙在汉嘉”，索隐韦昭云“徙县属蜀”②，《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③。据此，知徙、笮都均在邛都蜀郡以西的汉嘉郡，当在今之西昌市以北至雅安市以南的广大地区。
　　冉駹，在笮都东北，《史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国地也”④，汉时在冉駹地设汶山郡。冉駹地应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地。
　　白马，在冉駹以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⑤，“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⑥。可见白马种又称为武都羌，白马之称武都羌，皆因汉武帝刘彻时在白马地区设武都郡之故。汉时武都郡在今之四川省西北至甘肃省南部武都县一带地区，即是白马的分布区域。
　　句町、漏卧，初见于《汉书·西南夷传》：“汉成帝（刘骜）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50000016_290_10⑦句町、漏卧与夜郎是近邻，故知句町分布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西林、隆林、田林与云南省接界的广南、富宁等县地；漏卧的分布在今贵州省兴义县往西至云南省的沪西、丘北、广南等县地。
　　且兰，首见于《汉书》：“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乃与其众反。”（11）且兰在唐蒙出兵南粤（越）所经之地，离牂牁江较近，，其分布地应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西都匀市以北至贵阳市附近。
　　僰，《史记》中曾经提到僰僮，《史记索隐》韦昭云“僰属犍为”，《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⑨又“唐蒙略夜郎西僰”，“南夷之君，西僰之长”。⑩。刘琳《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今宜宾市）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可见僰人分布在夜郎以西的朱提郡，即今云南省昭通市之地。
　　哀牢、濮，《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①《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有时又将哀牢夷称之为濮。哀牢夷的区域甚广，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②，当包括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南至凤庆、临沧、西双版纳及其以南地带。
　　滇越，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求通身毒国道，其使“南方闭嶲、昆明……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③汉时的嶲、昆明族分布在今大理洱海地区，洱海以西千余里之地，应是今之德宏、腾冲等地，即滇越的居住地。
　　摩沙夷，《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今四川省盐源县）载：“渡沪水（今雅砻江）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④靡沙夷的居地在今四川省盐源县以西至云南省宁蒗、丽江等县。
　　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二、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⑤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⑥《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⑦。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①。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②。“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③。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④。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⑤。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⑥。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⑦。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①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②。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③。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④。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⑤。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⑥。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⑦。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⑧。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⑨。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①。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③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④；“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⑤；“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⑥。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⑦，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⑧。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⑨。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①。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②，“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③。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④。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⑤。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⑥。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⑦。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11）。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⑨，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⑩。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所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①“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②。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③。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三、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状况
　　
　　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西南夷社会发展状况，因史料匮乏不得而详，只能从当时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来作为佐证。蜀身毒道的开通是经过西南地区的，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的。这是因为西南各部落要求与邻境进行生产品的交换，相互往返频繁，最终开辟了商业道路。交通线的开辟，说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④。西南夷社会状况较为具体可信的记载始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数十百个族部的社会发展极为复杂，极不平衡，情况各异，正如《后汉书》所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西南夷中较大的族部有：夜郎（僚、濮）、滇（僰）、邛都、笮都（叟、摩沙）、嶲、昆明、哀牢（苞满、闽濮）、滇越、掸等。其中夜郎、滇僰），邛都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族部；嶲、昆明是“随畜迁徙”的游牧族部；笮都是“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部。
　　夜郎社会：夜郎区域广大，境内的民族为僚、濮，各族部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发展较快的是夜郎王、句町侯，漏卧侯等部分。远在战国时楚经巴而夜郎至滇之间就有着商业上的交往，“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⑤。庄即循楚贾人入滇之道而来。商业交往到汉初有了发展，前135年（汉建元六年）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⑥可见夜郎与蜀和南越两地紧密的商业交往的情景。蜀地商贾亦久慕夜郎的“竹木之器”和内地所需人力一奴隶，乃以铁器交易夜郎，“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⑦。铁器的输入，对夜郎社会生产发展有突出的作用，因此汉初夜郎就是一个“耕田，有邑聚”的族部，当时耕作是“畲山为田”⑧的刀耕火种方式。
　　夜郎、句町、漏卧等地区的社会生产关系。约在公元前2世纪夜郎酋长已是世袭，“夜郎侯……使其子为令”①。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余万”②，“汉孰与我大”③的故事反映了夜郎酋长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兵力，可以对周围的小部落及其人民施加一定的权力。因此，西汉建牂牁郡以后封之为夜郎王，并作为大长，令联络周围族部建置行政组织。夜郎及其周围较强的且兰君、句町王、漏卧侯、同并侯等内部的奴隶生产也在发展，诸部之间不断发生掠夺人口、财物的兼并战争。且兰君“旁国虏其老弱”，“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④。频繁地进行劫掠战争表明族部均企图进一步发展其奴隶制，要求从邻近的其它族部中掠夺人口（奴隶）、财物，增加其奴隶生产，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但独立发展的奴隶制的企图受到了汉王朝的限制。汉王朝先是派官吏进行调解，兴等不从命，最后汉王朝出兵镇压了夜郎王兴等，遏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以上族部中的发展。
　　除上述夜郎等几个较强大的族部外，南夷中的其它诸部在公元4世纪以前均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外部势力尚未进入，他们是闭关自守、极力保注自己而与外界很少交往的原始氏族、部落。
　　滇（僰）社会：滇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僰，因此又称为滇僰。僰族是西南夷中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最高又最受汉王朝器重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⑤。“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⑥。正因为滇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快，才引起汉王朝的重视。滇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从它的商业交换、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奴隶生产关系中得到充分反映。
　　滇僰处在蜀身毒道的通道上，约在公元前4世纪，滇就与内地发生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庄入滇即循商业交通线而来。公元前3世纪，“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⑦，是由僰道（今宜宾市）经郎州（今曲靖市）到滇池的商业通道。尽管在公元前3世纪末汉王朝曾关闭这一道路，但民间的贸易交往仍然不断，“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以所多易所鲜”⑧。今晋宁出土的贮贝器上饰有热闹的交易场面。使用的货币有“贝”和部分汉代铢钱。正是商业上的频频交往，促使滇僰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
　　滇僰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农业是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滇中僰族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如锄、斧、镰刀等，解放后在晋宁、楚雄、昭通等地出土了许多此类工具。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滇池地区已处于青铜器高度发展并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土文物有生产工具700余件，其中大都是青铜器，铁器只有90余件。由于铜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开垦了大片的农田和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可见滇僰的水田农业已经很发达。
　　滇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马、猪、羊等，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许多奴隶放牧的图像，牲畜的数量很多。公元前109年（汉元封二年），汉王朝建益州郡时一次就获得“牛马羊属三十万”⑨。公元前86年（汉始元六年），在平定益州廉头等部落的反抗后，“获畜产十余万头，富埒中国”⑩，数以万计的“畜产”之富，足可与内地相比了。
　　手工业生产已有发展，分工很细，出现了金属、玉石、皮革、纺织等专门手工艺生产。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很高，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和乐器。有的青铜器表面是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有的还以玉石镶嵌，堪称艺术品中的瑰宝①。滇僰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时，奴隶制生产关系已迅速发展起来，而发展最快的是在滇池一带。汉王朝在开发西南夷时对滇王加封滇王印，说明滇池地区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汉王朝在滇池地区置郡后，不仅没有消灭滇池地区的奴隶制，反而采取扶持利用的政策，使汉中期以降滇池地区滇僰的奴隶制的发展更为迅速。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均可证明。
　　滇僰奴隶制中的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战争中捕捉俘虏的场面②。在另外出土的青铜矛头的两侧也铸造有两个双手反缚的俘虏的图像，有的贮贝器上还有战争的场面③。反映出滇僰奴隶主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俘虏为奴隶，奴隶被大量用于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个贮贝器上，饰有许多人排成行，替奴隶主把收获的粮食倒入粮仓中④，同样在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刻画有身着奴隶服的人手执鞭子赶着牛羊的图像⑤。又一个贮贝器的盖子上饰有纺织手工工场中奴隶生产的场面：6个奴隶坐在地上低头织布，1个女奴隶主坐在中间监视，女奴隶主背后站着1个手拿长棍的人正听奴隶主的命令惩罚生产不力的奴隶，奴隶主的右边还站着3个人正在验收织好的布匹⑥，可见奴隶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和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
　　从史料的记载和各地考古资料说明，滇僰的奴隶社会内部出现了3个阶级：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上奴隶主贵族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不参加生产劳动，只指挥掠夺战争或主持祭祀，并监督奴隶生产，生活“豪奢。”平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必须向奴隶主贡纳，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出土的贮贝器上就铸有贡纳的图像⑦。奴隶的地位极低，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各种生产，和牛马一样可以随意虐待、买卖和屠杀。出土图画文字铜片上刻绘着奴隶身戴枷锁与牛马等并列在一起⑧，在石寨山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有杀害奴隶来祭祀鬼神的场面①。
　　公元1世纪以后，滇僰的奴隶制由于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更由于滇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特别是铁工具替代了青铜工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姣隶制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和奴隶、村社平民的矛盾尖锐了，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公元118年（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②。滇僰族中的奴隶主势力便迅速衰落，到公元2世纪至4世纪时，滇僰中的奴隶主便被后起的“大姓”、“夷帅”封建领主所取代。
　　邛都，笮都社会：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邛笮、笮都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邛、笮近蜀，道亦易通，因此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尽管秦所设的郡县已无考，但说明邛、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公元前3世纪末，“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③，“邛都夷者。……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⑤。可见邛都是定居农耕部落，笮都是半农半牧的部落。邛、笮处于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清溪道）的重要位置，蜀商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已活跃于邛、笮，汉初受到禁止，但已蜀商人，不顾汉朝的禁令，仍潜至邛都、笮都地区，“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⑥。说明邛、笮各部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是频繁的。邛、笮各部地区的铜、铁、盐矿很早就得以开采。《华阳国志·蜀志》云：“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喜德两县间）……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续汉志》说台登县出铁，《元和郡县志》卷三二说：“铁石山在（台登）县东三十五里，山有砮石，火烧成铁，极刚利。”⑦铁石山即今沪沽东的矿头山，历来有铁厂，此铁矿在汉晋时已开采。《华阳国志·蜀志》又云，“邛都县（今西昌市）……南山出铜。”南山即今西昌市南螺髻山，1976年曾在此山发现铜器窖藏，内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等（11），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世纪前即行开采。《华阳国志·蜀志》还云，“定笮县（今盐源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此为邛、笮各部最早的取卤煮盐之法，定笮之盐以后发展成四川的产盐区，以至将定笮更名为盐源。
　　邛都、笮都各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内部已经有不少剩余产品和奴隶人口，财物占有不均，开始分化出贵族。贵族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和奴隶人口，互相间发动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的战争，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确立。到公元前1世纪末，邛都、笮都各部落奴隶制有了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一豪帅和夷帅。史载“邛之初有七部”⑨，即七个大奴隶主集团，豪帅“放纵，难得制御”⑩。每个豪帅均有“部曲”（奴隶主武装），《后汉书·百官志一》载越嶲郡夷帅长贵曾任军侯；“其领军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长贵是邛都各族中最大的奴隶主。后来长贵为了发展其奴隶制，于公元24年（汉更始二年）曾“率种人”反抗王莽的统治，杀越嶲太守枚根，自立为“邛毂王”，领太守事，公元39年（东汉建武十四年）授长贵越嶲太守印缓，统治邛都地区达20余年，反映了邛都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和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公元3世纪时，邛都的奴隶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奴隶主们为了掳掠和贩卖更多的奴隶，战争更加频繁。史载成都禽信在越嶲做县吏时“为夷所得，转卖历十一种”，禽信被掳为奴隶十年，辗转出卖到11个奴隶主家为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其父寻找赎回（。诸葛亮《南征表》云，亮在打败越嶲地方的统帅高定元（一作高定）后，高定元“乃更杀人为盟”，“欲求死战”①。杀人祭祀的风俗，更是奴隶制盛行的反映。
　　嶲、昆明社会：嶲、昆明部落由于分布“地方可数千里”②，发展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发展缓慢，《史记》云，“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③，还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政治上没有形成对周围部落有约束力的大部落，因此《史记》载西南夷各民族唯独嶲、昆明无核心组织，可见嶲、昆明各部尚处于分散而互不统属，“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又互相补充”④的状态。但对外来势力却共同采取抗拒的行动，公元前2世纪末，曾阻止汉朝寻求蜀身毒道的使臣，“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因此，汉朝曾一时将嶲、昆明各部作为继续开发西南夷的进攻对象，并曾在首都长安作“昆明池”，“习水战”以对付昆明部，数年后汉用数万大军始将嶲、昆明各部征服而置于益州郡的统治之下。但是嶲、昆明各部中也有发展较快的，有一部分已经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了，这才使汉王朝能在嶲、昆明各部地区设郡县，派官吏驻守和移民屯田，而且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君长”，公元前2世纪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就已分化出贵族，因此公元76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夷各部反抗东汉王朝统治时，东汉王朝征集各郡兵镇压哀牢夷的反抗，其中邪龙县昆明夷首领卤承应募，“肃宗（刘炟）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邵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⑤，卤承可对“种人”发号施令，并被东汉王朝封为“破虏傍邑侯。”说明西汉以降邪龙县的昆明夷中已有了君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分化，商业也有所发展，对外的商业交往也已开始，在秦汉开拓西南夷以前蜀商就已经过昆明夷地区，把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运往身毒国，当然昆明夷也和蜀商进行交换。反映出昆明夷的先进部分已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哀牢社会：哀牢地为古永昌郡⑥。哀牢之地极广，《华阳国志》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各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均较高。《后汉书·哀牢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于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⑦。反映了哀牢各部的农业已是种五谷蚕桑。手工业尤为发达，能纺织帛叠、兰干细布、桐华布多种，且知染色、刺绣，已知开采冶炼金属和制造装饰品。商业上哀牢处于蜀身毒道的要道上，哀牢各部用多余的桐华布进行交换，蜀商还将哀牢所产的帛叠、桐华布贩运内地和身毒等国，并将身毒等国的琉璃、光珠、蚌珠等装饰品带回哀牢地区。哀牢的中心永昌以后成为“金银宝货之地”，哀牢各部经济之发展可见一斑了。
　　鉴于哀牢各部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哀牢传》云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传至贤栗共9代，贤栗于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内属，以此推知禁高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中叶，哀牢已出现世袭的“君长。”哀牢酋长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过着豪奢的生活，“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①。哀牢酋长还不断对外进行战争，贤栗在对汉王朝的鹿■部落的战争失败后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说明哀牢经常对周围各部进行战争。即使在内属汉王朝以后，哀牢王类牢仍发动反抗汉王朝的战争。频繁的战争说明哀牢社会已在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进了。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上述是西南夷中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几个部分，其它各部发展缓慢，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⑥的状态。
　　
　　四、南中“大姓”、“夷帅”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西南夷各民族有了较大变化，即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了两大地方政治势力一夷帅和大姓。两大势力在东汉末至两晋期间在西南夷各民族历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夷帅和大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越到后期联系就越密切，区别也就越不明显。夷帅又称为“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夷帅，顾名思义是各民族中的贵族，亦即大奴隶主集团的首领，由西南夷中数十百个君长、侯、王发展而来的，拥有一定的实力。如越嶲郡夷帅（又称叟帅）高定元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部曲（私人武装），朱提郡武茶夷夷帅于陵承亦有很大势力。
　　西南文献中记载大姓事迹甚多，仅《华阳国志》所载即有数十百起。巴、蜀、南中均有众多的大姓，其中以南中大姓为最多。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主要有建宁、云南、兴古、牂牁4郡的“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8姓①。爨、孟2姓在历史上最著名，势力最大。爨氏，最早的是爨习，在刘璋时为建伶令，又有爨肃仕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②，可见汉末爨氏已有很大的势力。以后爨氏大姓中又有爨深、爨某、爨龙颜、爨云、爨翫、爨宏达等，至公元5世纪末爨氏势力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孟氏有朱提、建宁郡的孟琰、孟获、孟干、孟通等，孟氏大姓势力在南中仅次于爨氏。雍氏以雍闿为代表，蜀汉时在南中势力最大。毛氏有毛洗、毛灵等。李氏有李恢、李俊、李松等，量氏疑即董氏，有董元、董霸、董敏等。焦、娄2大姓无考，除较大的8大姓外，南中各郡还有许多大姓。牂牁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③，其中朱褒势力最强，曾作过牂牁郡丞、朱提郡太守。朱提，建宁2郡的霍氏大姓有很大的势力。永昌郡有吕凯、王伉2大姓，还有“大姓陈、赵、谢、扬氏”④。南中大姓均是郡邑中的豪族，占有部曲作为私家武装，盘踞一地，形成为一地方的实权统治者。
　　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西汉以降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首先在经济上因管理屯政，在经管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侵占屯田，开垦私田，拥有大量土地。另外大姓还拥有经管盐、铁的权利，又乘机把持了盐、铁物质资源，这就为大姓发展政治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大姓还将大批要求“庇护”的流民或各民族人民沦为部曲，部曲是大姓的私家军事武装，也是直接生产者，平时为大姓服定期劳役，战时组成军队，为大姓之间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频繁的争战。大姓就仰仗其物质基础和夷汉部曲称雄一方。
　　南中大姓曾在三国时利用中原分裂混战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姓雍闿等人即是如此。《华阳国志·南中志》雍闿条云：“愚（雍闿）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因而采取依靠孙吴来达到独霸南中的企图。永昌郡大姓吕凯、王伉则采取依靠蜀国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而据永昌抗雍闿以取得蜀国的支持，“（吕）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⑤。正是因为南中大姓的抗蜀，引出了蜀丞相诸葛亮的“南征。”南征中大姓势力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的政策，不仅没有彻底打击南中大姓势力，反而利用和支持大姓，任命大姓实力强大的爨习、孟琰、孟获等为蜀汉的官吏，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对一般大姓则“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汉，成夷汉部曲。”“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为部曲”①。增强了大姓的武装力量和劳动力，在此后30余年中大姓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两晋时期南中割剧纷争的地方势力。由于晋朝不顾南中大姓的实际情况，于公元271年（西晋泰始七年）撤销南中4郡，设宁州以代之，企图把大姓、夷帅都抛弃不用，但遭大姓、夷帅的抵制而失败，不得已又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三年）改设“南夷校尉府”，对南中夷、汉各族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对大姓、夷帅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夺取大姓部曲，侵犯大姓和夷帅的利益，结果导致公元302年以后大姓、夷帅与晋朝校尉、郡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年，建宁郡大姓李睿、毛铣，朱提郡大姓李猛各率部曲数万，逐晋两郡太守，响应李特的“流民起义”，但遭到南夷校尉李毅的镇压，毛铣、李猛、李睿等大姓均被杀。翌年，李睿的夷叟遑耶（亲家）于陵承便以为李睿报仇为借口起而反抗，得到许多大姓夷帅的响应，使晋朝在南中的统治一度垮台。公元310年（西晋永嘉四年），晋朝又派王逊为南中刺史，逊以各种借口大肆“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②，许多大姓因不能忍受王逊的残暴统治，纷纷各据一方，自称太守，互相争夺，有的投奔蜀之李特以取得支持，致使南中处于大姓与大姓、大姓与晋王朝的争权夺势的纷乱中。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晋朝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爨氏大姓称强，南中统治大权落到爨氏家族之手。
　　南中夷帅和大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或云南中大姓是夷化了的汉族移民，或云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中的统治者③，这种说法是十分正确的。如庄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可见庄后代不少已经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当地大姓。大姓雍闿、吕凯等本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雍闿亦称“耆帅”、“豪率”，和当地夷帅的称呼一致，可见已经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南中还有一部分大姓自称为“方土大姓”④，即土生土长的大姓，如建宁令爨习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显然是汉化了的各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夷师与大姓之间还用“姻亲”方式，将二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夷帅和大姓更难以区别。夷帅与大姓互通婚姻者称为“遑耶”，有的因世代姻亲而成为“百世遑耶”，形成一种“与夷为姓曰‘遑耶’……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①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当然姻亲关系也是汉夷互相融合的过程，有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百越

　　一、秦征百越和中原人民向百越地区的迁徙
　　
　　公元前2—前1世纪，百越仍广泛散处在华南各地。《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②，表明自宁绍平原直到广西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种姓各异的百越居住地。当时在从今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鞮、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亦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这与其后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在传统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同一性，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赢政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次年，天下初定，全国分建36郡。大约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③秦始皇为了扩大统治地区，获得岭南越地闻名已久的特产犀角、象齿、翡翠和珠玑等物。派尉屠睢率兵50万，分成五军，进击岭南。面对秦大军压境，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逼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形成了相持局面。
　　在南征越人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解决劳师费日的粮饷补给问题，派监禄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和大榕江镇之间开凿灵渠，支分湘水，连接漓水，建设起全长3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的完整水道工程体系。铧嘴前锐后钝，形如犁铧，用以分流海阳江水量，使其三分入南渠，合于漓江；七分入北渠仍归于湘水。大小天平为铧嘴后的人字形大坝，左边一撇称大天平，右边一捺称小天平。大天平接近东岸一端，与北渠渠口相连，小天平接近西岸一端，与南渠渠口相接。大小天平坝既可拦水，借以提高海阳江水位、又可滚水过坝，使洪水期的江水可以泄入海阳江故道中江，避免水患。陡门是提高水位、用于过船的船闸，为唐代宝历年间及以后所逐步增修，便于船只的航行。灵渠这一人造河渠工程，沟通了越人地区的湘、漓二水，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得到连接。它远远超出秦始皇原来开凿灵渠的意图，为南方越人地区的开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相持阶段中，秦军曾杀越人西呕首领译吁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取陆梁地。④于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但越人不降，散处原野树丛，坚持对抗。秦军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士卒劳倦。加以夏日暑热，霍乱痢疾流行。越人采用夜间突袭的方法，杀秦将尉屠睢，使秦军伏尸流血，以大败告终。秦始皇为了稳定岭南越地局势，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因罪被流放的犯人等50万之众，留守岭南。并答应岭南官兵的请求，从中原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以为士卒衣补”，⑤使之与守戍将士成婚定居，繁衍后代，这是古代中原人口向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次迁徙。
　　从中原迁来岭南越地的壮年男女，男子披甲从事征战的军事生活，妇女担负繁重的后勤工作，“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⑥。同时，秦始皇还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劳动人民迁来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处。从中原地区迁来的百姓，是最早的大批移民，构成了岭南最早的汉族居民。有的也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前来实边的中原人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不仅与当地的越族一起，胼手胝足，开发了华南地区，而且还传布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
　　
　　二、南越国的建立和两汉对百越各民族的施政措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赢政去世，二世胡亥即位。陈胜、吴广等纷起反抗秦朝。在岭南统治越地的南海尉任嚣于病重临死前，召龙川令赵佗商议，认为中原变乱纷争，岭南僻居海疆，可立国以自保，并任赵佗代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诛杀秦官，“绝道聚兵自守”①。公元前207年，秦亡，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
　　汉高祖刘邦即位，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建国之事。到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见赵佗称雄于百越之地，认为如不加以笼络，将成为汉南方边患，因命陆贾携印玺至岭南，准备立赵佗为南越王，承认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权。陆贾初抵南越，佗心怀猜疑，箕踞椎结，以越人之态见之。陆贾乃历数南越与中原交好的利害关系。佗与之相谈甚欢，终于接受南越王封号，向汉称臣。并划定南越的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曾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领地。此后几十年，曾几次发生过长沙王与南越王之间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局面。
　　汉王朝根据当时的形势、实行“和辑百越”②的政策，以缓和矛盾，稳定南方局势，巩固自己的政权。与汉朝廷建立君臣关系的南越王赵佗每年向长安入贡方物，献鲛鱼、荔枝、石蜜、蜡烛等物，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汉高祖刘邦去世，惠帝刘盈即位，仍继续执行“和辑百越”政策，保持了汉与南越的关系。吕后雉专政以后，至公元前183年（高后五年）春，采取制约南越的策略，一改过去互通贸易的方针，下令禁止向南越输出铁制农具，在马、牛、羊的出售中，禁止将母畜卖与南越，以此遏制岭南越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赵佗遣使至长安谢过，要求恢复过去一贯的贸易，但使节却被扣留，不得返回。赵佗在中原的父母坟墓均被发掘，兄弟宗族也有被捕和被杀害者，南越与汉关系紧张。赵佗认为汉廷的这些作法，是长沙王进谗所致。因此，一方面断绝与汉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仪制与汉同，以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以财物结纳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诸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地，造成东西万余里均遵奉赵佗政令的局势。
　　赵佗为了报复长沙王吴芮，发兵攻长沙王边境，但未能取胜。在此情况下，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高后七年）九月，削除过去汉封赵佗的“南越王”爵竈位，并遣隆虑侯周竈等人率军往讨。因南方炎热，汉军兵士中瘟疫蔓延，不能逾南岭而前，相持一年多。赵佗致信周竈，在汉军退兵和归还故乡兄弟的情况下，可与汉罢兵言和，时值吕后去世，汉文帝刘恒即位。文帝为了对南越进行怀柔，在接赵佗信后，决定罢兵岭南，给予赵佗兄弟以官职，并再次起用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因与赵佗有旧，在南越受到盛大欢迎。佗献白壁、翠鸟、犀角、紫贝、生翠、孔雀等珍物，愿长作汉之藩臣，而实际上仍称王如故。
　　吕后中断汉高、惠的“和辑百越”政策而执行遏制南越的措施，结果引起了南越王赵佗的对抗，触发了南方边区的动乱，它既无益于汉朝的统治，也不利于越地的发展和安定。从而证明，汉代长期奉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中原之间的统一、团结，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发展。
　　公元前137年（汉建元四年），南越王赵佗去世，寿逾百岁，孙赵胡继立。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邹郢为了广拓封土，发兵攻南越，赵胡遵守过去赵佗与汉所定的“藩国不得自相攻击”的约议，驻兵自守并派遣使上书汉武帝刘彻，要求汉朝干预。汉武帝嘉奖赵胡能守约定，下诏出兵征闽越。汉军至南岭附近，闽越王邹郢闻讯，发兵拒之。弟余善与宗人等商议，以短矛刺杀滋肇事端的闽越王郢，并以其首级献汉廷，得使汉罢兵。并以未参与侵攻南越策划的繇君丑（闽越王始祖无诸之孙）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的宗祀。后汉朝因余善杀鄙，威行于国内，希图称王，故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同处。汉朝对南越的统治，一贯执行其“和辑百越”的政策，用原越人首领，顺应其发展的要求，通过朝贡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渗透默化，为后来这一广大地区与中原文化的接近打下了基础。
　　解除闽越对南越进攻的威协后，南越王赵胡令太子婴齐随汉使严助赴长安，以示亲汉意。直至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因赵胡病重，婴齐才从朝廷返番禺，赵胡病卒，葬于今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③谥文王。婴齐继位才数年，于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亦卒，谥明王，以婴齐在长安时娶樛氏妻所生之子赵兴即位。因赵兴从小生于长安，与汉关系密切，汉武帝欲将赵兴召至长安，就近约束，因派一氏的旧情人安国少季来南越传旨。并命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为后援。南越三代老臣，丞相吕嘉原为越人首领，长期与赵氏王室密切合作，在国内有较高的威望。面对汉朝的招抚南越工作，他与樛氏、赵兴持不同意见。吕嘉主张保持南越的相对独立，以利于赵氏王室的长久统治，而樛氏依仗与少季的密切关系，欲利用权势强吕嘉以从己意。在酒宴间曾欲刺杀吕嘉，但在赵兴保护下，吕嘉才幸免于难。汉武帝派韩千秋率兵2000，抵越境，准备与樛氏相呼应，杀害吕嘉。吕嘉被迫与弟同带兵围王宫，攻杀樛氏、赵兴与汉使少季等人。随即立赵建德（明王婴齐在赴长安之前，娶南越女子为妻所生之子）继位。赵建德为赵兴的异母兄，因赵兴生于长安故继婴齐之位，而赵建德被封为高昌候；公元前113年（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又徙封为术阳候。赵兴死后，赵建德被拥立继位。在吕嘉的计诱之下，韩千秋孤军深入，在离番禺40里外，被伏军全部歼灭。千秋亦战死。汉武帝乃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调动10万大军进攻南越。公元前111年（汉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入南越都城番禺，赵建德与吕嘉先后被捉获杀害。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40余万口归汉。汉武帝在越地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诸郡，郡下均设属县若干，纳入直接统治之下。南越国传5主，历93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先主赵佗尽管出身真定（今河北省定州市），但长住岭南半个世纪以上，接受越人风俗习惯，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在致汉文帝的奏章中，公开宣称自己为“蛮夷大长”，④完全以土著越人的首领自居。赵佗还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除以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外，越人“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①。而且与越人互相通婚。仕宦的越人“其子尽尚王女，女皆嫁王子”①。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赵佗又时刻牢记必须与中原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自称尽管居住越地已约50年，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不得事汉也”②，表露了他一心内向的意念。而西汉从高祖的“和辑百越”政策经历了吕后的遏制政策，以及汉武帝对吕嘉的征讨，最后在南方越地，建立了由汉朝进行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度。
　　
　　三、乌浒、俚、僚、濮
　　
　　乌浒、俚、僚均是百越民族中的一部分。乌浒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载“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郁林郡即秦之桂林郡，汉武帝时更名郁林，其地与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部、西部相当。合浦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与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当时的这一大片地域是西瓯、骆越的分布地区，也是后来壮族聚居的地区，可见，被称为“乌浒蛮”的土著，亦西瓯、骆越的后人。
　　据载，当时的乌浒人居住在深山之中，巢居鼻饮，射翠取毛，③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在海边的乌浒人还以割蚌求珠为业，从事海洋捕捞。亲属观念比较淡薄，无亲戚、重宝货，每遇重大日期，则击铜鼓，歌舞饮酒为乐。《后汉书·南蛮传》载，乌浒人所建的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④，尚存在着原始的“食人”习俗⑤。
　　俚，或作“里”，《后汉书·南蛮传》载，公元36年（东汉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自后直至隋唐，俚人之名屡见于南方史籍，并与僚连用，称作“俚僚。”有人认为此乃同一个族属的不同异称①，但细究之，两者仍不能完全等同。汉代记载，俚人分布甚广。公元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交趾女子征贰反”，②“九真、日南、合浦诸俚皆应之。”九真、日南在今越南清化县、广治县一带。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以及广东省西南部等地。《南史·荀匠传》载，荀匠之兄荀裴于502年（南梁天监元年）为郁林太守时，因“征俚贼”死于阵。可见当时居住于郁林郡的亦均为俚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高梁（今广东省阳江县等地）五郡皆有之。”可见俚人的活动地区与乌浒人大致相合，前人指出，俚人即“乌浒蛮”，为“乌浒蛮”的另一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僚的名称，最早约见于西晋陈寿（233—297）所撰的《益都耆旧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云：“（诸葛亮）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同时期的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亦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可见僚的名称在最早记载中大都指牂牁、兴古郡之民族。僚音“lao，似即古代骆越之骆的同音异写，后世的“佬”与“僚”同音，亦或是“僚”字的转写。汉初在夜郎设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牂牁郡领县17，范围大约包括今贵州省、云南省曲靖地区东南部、文山自治州和红河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右江上游一带。蜀汉又分为益州、牂牁二郡，连接地设兴古郡，在今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一带，当时均有僚人的踪迹。据《晋书·武帝纪》载，公元283年（晋太康四年）六月，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与内地的关系逐渐密切。此后，僚人分布甚广，自长江以南，直达东南亚一带均有所记载。今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均是僚人的分布地区。僚的名称还常与其居住地名或其他民族名称连用。如岭南僚、邕州僚、南平僚、乌浒（乌武）僚、西原僚、俚僚、侗僚、土僚、山僚、葛僚、夷僚、仡僚、守宫僚等等。由此可见，僚人名称曾一度使用较广，除了与居往地名连称邕州僚、南平僚以外，还与乌浒、俚、侗、土、夷等名称连用，故不应把僚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某一名称完全等同起来。
　　各地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僚族还处于巢居溪谷、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而在从汉中到邛、笮、川之间的僚人则散处山谷，居住在依树积木的干阑之上，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子继，各自为政。不能远相统摄。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行吹奏敲打。善于泅水，能在水底持刀刺鱼。武器只有矛与盾，还不会使用弓箭。能织细布，其色泽鲜净。能铸铜为器，大口宽腹，既薄且轻，易于煮熟食物，名曰铜爨。这反映出已具有较高的铸造水平。不仅买卖人口，“亲戚比邻，指授相卖”，“大狗一头，买一生口”，④而且俗畏鬼神、杀人祭祀。以所杀者多胡髭为上，剥其面皮，笼于竹上，干燥后称之为“鬼”，鼓舞祭祀，以求福利。表明僚人的社会很可能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4世纪30年代（北魏建国——公元338—376）中，僚人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东晋明帝司马绍婿桓温破蜀以后，力不能遏制僚人，加以蜀人东迁，人口骤减，僚人遂乘机迁入，与汉人杂居的则输缴租赋；而在深山的则不为编户，属于化外。后北魏以梁、益二州不易控制诸僚，乃于514年（北魏延昌三年）设巴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巴中县）加以统摄，并建隆城镇（今四川省阆中县），所统辖的僚人达20万户，称作北僚，岁输租布，并与外界交通贸易。而巴州的所谓“生僚”则不属官府所管，只在年节之际，由首领到州城谒见巴州刺史而已。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陵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木笼僚起而反抗，西魏王朝派骠骑大将军陆腾讨之，俘斩15000人。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陆腾又进军讨之，兵至铁山，佯作退兵，乘僚人不备进攻，一日连下3城，僚人首领被杀，俘获3000人，招纳僚人降附者达3万户，⑤可见这一时期，僚人声势之大。
　　濮人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牧誓篇》，周武王伐纣时，参与会盟的8种人中即有濮人在内，当时分布在江汉之南，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元年）楚国的叔堪因争位失败而避难于濮人地区。公元前611年（周匡王二年），濮人曾与麇人伐楚。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⑥濮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的君长，部族繁多，和百越一样，亦有“百濮”之称，罗香林认为濮与越是同一系统民族的混称，僰夷既是越人的遗裔，也就是濮的后代。①而不少人仍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②，也有人认为他们源流不同，在语言、姓氏的有无、文化来源、习俗及崇拜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是“异中有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某些相似之处”③，但从闽濮后来演变为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以及“朴子蛮”、“濮曼”、“蒲满”（“蒲人”、“蒲蛮”）、“望蛮”即今讲南亚语系佤德语支语言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情况看，他们与由百越演变而来的讲壮侗语族语言的壮、傣、布依、侗、水等民族毕竟有着较大的差异，也说明百濮与百越在古代不可能是同一系统民族的异称。战国至汉时的夜郎国中，包括有濮人在内，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武帝刘彻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斩夜郎国王，置牂牁等郡，后“濮夷”阻城，为竹王（夜郎国王）求立后嗣。又汉牂牁郡领17县，在《华阳国志》中也载明谈槀县（今云南省陆良县）有“濮僚”，句町县（今云南通海县）“其置自濮”，兴古郡（郡治今贵州盘县）“多鸠濮僚”，汉永昌郡，为古哀牢国，其中族属众多，“有闽濮、鸠僚、僄越、躲濮、身毒民。”可见汉代从南盘江、哀牢山以西直到今大理市一带均有濮人的足迹。时哀牢山里的濮人等民族仍“散在溪谷，绝域荒外”，④据《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云，那里的一部分部落“犹知识母，不得别父。”人们“贷老相食”⑤，可见濮人还保留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有着原始的食人陋习。
　　
　　四、百越的共同特征
　　
　　百越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是它们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共同地域内，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有的文化特征，作为传统文化还保留在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之内。同时也表明他们与古代百越有着密切的关系。
　　越人有自己的语言。据罗香林先生的研究，认为越语的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在《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一些越语词的纪录，而汉刘向《说苑·善说篇》中所录著名的越人歌则是保存最为连贯完整的越语资料。它记载了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泛舟河上之际，听到越人拥楫而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⑥（译文：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后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根据音韵学对汉字上古音的构拟，把《越人歌》中每一汉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与有关的壮语词一一对照，发现它与壮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①据对古越地的现代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的词语是相当一致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出，闽越、瓯越、南越、骆越语在古代大概可以互通，因为古越语的成分至今还十分明显。②林惠祥先生还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合多音胶着而成。③表明古代百越语是一种带有自己特点的独立语言。
　　根据古越人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印纹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的符号或文字④，其中以江西省清江县吴越遗址发现的最为丰富⑤，这种符号或文字大多是陶器成坯后，在焙烧或上釉前刻画上去的，笔法草率急就，刚劲有力。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原始记事中的图形符号。但有不少人认为，除了装饰性线条外，多数符号是文字，其中有的是可以释读的，有的尚难辨认，⑥有人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不仅发现了表示族徽或制作标记的单字，而且还研究了用这些单字组成的句子⑦。说明它们不是原始的图形符号，而已是记事表意的文字。
　　散布于今福建省华安县汰内乡苦田村仙字潭的摩崖石刻，经过调查分析，亦均普遍认为不是图画，而是古代的图像文字。并作了内容释读的试探，（11）为研究古代越人文字提供了新的素材。
　　古越人有着自己的图腾信仰，文身习俗，就是在身上刻画以后，实墨其中，“烂然成章”，⑨“以入水，蛟龙不害也”⑩，原因显与“闽州越地，即古东瓯”，“皆蛇种”（有关。说明当时越人信奉龙蛇图腾，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产生。除此以外，在今浙江省余姚县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鸟形雕塑和图案，①在先秦的越人中还流行鸟田传说②，以及越王“鸟喙”，越人“鸟语”、“鸟书”的记载③，说明越人从器皿，经济生产，直到上层建筑，均渗透着鸟的观念，这是越人崇信鸟图腾的反映。现代黎、侗、水、布依等民族尚行鸡卜之俗，亦即古代越人鸟图腾崇拜的遗留。
　　从古越地广泛发现栽培稻的多处遗存表明，古越族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百越民族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两广、台湾等省发现的十多处含有炭化稻谷或稻壳遗存中，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水稻谷壳等堆积遗存厚约40—50厘米。经鉴定，它们是具有典型籼稻征状的人工栽培稻，50000016_311_8⑤古越人除种稻以外，还种植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水果等作物。进行犁耕，并有了多种农具，一部分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栽培水稻，⑥还饲养水牛、猪、狗、羊、鸡、鸭、自行纺织丝、麻织物，有着自己的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古越人的制舟技能较高，造船业比较发达，吴王使用的大舟“余皇”，广5.3米，长4米，可容战士、水手等80余人。广州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可同时建造载重50—60吨的木船数艘，船台采用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规模巨大，反映出当时具有较高的造船工艺。
　　古越人的物质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瓯越人民剪发文身，错臂左衽⑦，与华夏人的上体短衣，交领右衽不同。而岭南越人则穿筒裙，项髻徒跣，着贯头衣（11）。在服饰上富有自己的特色。古越人“饭稻羹鱼”，（12）除熟食外，还喜食生鱼肉据对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发现百越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可能利用竹、木材建造大批带榫卯的干栏建筑，（13）此外胡州市钱山漾，杭州市水田畈，江西省清江县营盘里，广东省高安县茅岗，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高胡坪等遗址都有发现。按干栏又称“麻栏”、“高栏”、“葛栏”，它以木柱构成底架，房屋建于悬空之上，离开地面，屋顶作两面坡式，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14）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和堆置农具杂物。史载，西南僚人亦“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现代壮、布依、傣、侗、水等族地区亦多干栏式建筑。干栏还有高干栏与低干栏之分，（高者底间较高，可容纳家畜及置放杂物；低者距地面较近，一般仅用于防潮之用。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民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物产所创造的富有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建筑。
　　百越人善于架舟用船。据林惠祥先生研究，属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间的台湾园山文化，就是由祖国东南大陆渡海而去的。早在周成王时，就有“于越献舟”（的记载。春秋末年，由今浙江、江苏二省到山东省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吴国国都在今苏州市，东临大海，西滨大湖。闽越、东瓯、南越亦均临海而居，河湖水上与海上的交通均比较发达。百越民族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越人至少到春秋战国时已存在男婚女嫁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在不同地区先后建立的吴、越、闽越、南越等地方政权，王位世系均是父子相传或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度，反映了父系家庭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夫从妻居的残余和原始群婚的遗俗，现代壮侗语族的各民族以及福建省惠安具女子保留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习俗，应是上述古越人婚姻习俗的残存。古越人断发文身，或者椎髻箕踞，关于“断发”与“椎髻”的情况，有人认为是越人地区同时并存的发式，①也有人认为是因地而异，不同族系的不同发式。例如南越与西瓯、骆越可能为椎髻之民，而吴、越、闽、瓯之越，则皆为断发之人。②以发式的差异区别华夏与越人的不同，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种重要的特征。越人文身记载较多。现代海南岛黎族，台湾岛高山族，在不久前都还保留了这种遗俗，③并有如果妇女不经文身，死后不得祖先认同的传说。在江苏省常州市、上海市崧泽、福建省闽候县、广东省增城县、佛山市等地的遗址发掘中，均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表明古越人有着打牙的习俗。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的僚人，既长，皆有拔去上齿各一枚的习俗。《太平寰宇记》亦载川西南夷僚子女长大后，要拔去上齿及犬齿各一。贵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的鸟浒人在婚嫁以后，亦有凿去前一齿的习俗。除了婚嫁外，亦有因南方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所以要凿去门齿以利灌药之说。④可见凿齿习俗，在从越人直到僚、乌浒人中均比较流行。其后，贵州等地甚至还有“打牙仡佬”的名称出现。
　　越人崇拜鬼神，信鸡卜，在后来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还十分流行。在越人去世后，有平地起封成墓的土墩葬，利用溪河两岸峭壁天然洞穴或人工凿洞安放船棺的船棺葬，或将棺木露天架放在插入峭壁的横木上的悬棺葬。此种葬式在我国东南福建、江西、浙江和西南四川等地，以及中南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琉球等地均有所发现，⑤福建省崇安县白岩出土的船棺用两根大圆木分为底与盖两部分刳成，上盖半圆形，内刳空，状如船篷；底呈梭状，内为长方形尸柩。因棺底部首尾经加工微微翘起，使船形十分逼真，远望状如在水上行走的船只，故名船棺。它是越人水上生活习俗的反映。在江西省贵溪县发现的悬棺多呈囷棺状，盖呈屋顶形，悬棺似是越人架木为巢的巢居生活的反映。越人的独特葬式亦反映了越人平日生活习俗的特点。
　　广西、福建等地发现的壁画，是越人遗留的宝贵财富。著名的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位于明江右岸，距水面250米，长达135米，绘有人、兽、器物形象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高有3米，最小的仅0.3米。其中有双手屈举的男子，长发舞蹈的妇女，有腰佩环首刀的武士，亦有铜鼓和狗的图像，关于壁画的来历有宗教祭祀，战斗场面，生活记录，劳动写照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其完成的绝对年代亦有不同的看法。古越人地区流传铜鼓，大小不一，是越人冶铸业中的精品，《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铸成后，贺者盈门。鼓面常铸有青蛙、蟾蜍动物形状，大都无文字，鼓腹铸有羽人、双身船以及云纹等纹样。每逢喜庆节日，击打铜鼓以为乐。铜鼓是越人传统文化的手工艺品，亦是重要的乐器。
　　古越人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绘画音乐各方面均创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五、百越与秦汉的关系
　　
　　从秦始皇赢政开始，全部百越之地陆续被置于秦汉王朝的统辖之内。其间经过战争，置郡县，封官职，迁徙散布，百越各民族有了一定的变化，终汉、魏之世，不再以越人的名称出现，有的已溶入当地居民，成为后来的汉族；有的代之以各种蛮、俚、僚的名称出现于史册。
　　楚灭越后，越王子孙四散，摇占东瓯地，称东海王，无诸为闽越王，占有闽中之地。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派大将王剪灭楚，次年，降越君、置会稽郡。秦始皇统一天下，无诸与摇被废为君长，以其地属闽中郡，郡治设于东冶（今福州市）。平定五岭以南，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西瓯地置桂林郡。于今广西西南部及越南东北部的骆越和海南岛的儋耳置象郡，于今广东省东北及中部一带的杨越地置南海郡。在秦末农民起义中，曾被秦始皇废为君长的闽越无诸和东海王摇纷纷率越人跟随鄱阳令吴芮参加亡秦的斗争。其后，又辅佐汉朝击溃项羽（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汉高祖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统辖原闽中郡故地，建都东冶，至公元前192年（汉惠帝三年），追叙高祖时越人所立功劳，认为闽君摇的功多，因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又称东瓯王。至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初附濞，后又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粮绝，求救于汉，汉武帝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与广武侯望同请汉朝，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住庐江郡（今安徽省西部、长江以北），⑥故地为闽越王所占。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6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遣王恢出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韩安国出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两路进军，闽越王之弟余善伙同亲族，杀闽越王郢，驰报汉天子。请息攻。无诸孙繇君丑以此被封为越繇王，后余善亦被封为东越王。但余善“狼戾不仁”，所行多不义，几次举兵侵凌附近百越，兼并邻国。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与之暗中勾结，而当汉武帝出兵南征时，余善又上书自请出兵8000以助，复私告南越。汉攻破番禺灭南越后，得悉余善阴谋，遂屯兵豫章梅岭。次年秋，东越王余善在汉兵压境的情况下，起兵反汉，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自制“武帝”印玺于闽越称帝一方，骄横甚。汉武帝乃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中尉王温舒、弋船下濑将军越侯等四路包围，于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并以越衍侯吴阳作为汉使往喻余善。余善拒不听，退守泉山（今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越衍侯吴阳率700人反东越，从内部攻越军于汉阳（今福建省浦城县境）。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降于横海将军韩说。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闽越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无诸始封为闽越王起，传位长子，旋长子被弟甲、甲又被弟郢、郢被弟余善相继诛杀，最后丑继位而亡。共传3代6王，历92年。
　　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东瓯之地遂虚。⑦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其后以山越或山民的名称出现，尤其在三国初期，成为孙吴政权的一大威胁。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云：公元169年（建宁二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名称较繁，除山越外，亦有称之为百越、杨越、夷越、东瓯、闽越或南越，以及山民、山夷、“山贼”、“山寇”的。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⑧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会稽、新都、建安、豫章、鄱阳、庐陵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逋亡宿恶，咸共逃窜”。①四处蜂起的山越之人中，不能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山区与越人有紧密关系的汉人在内。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时逢乱世，平民依阻山谷，与越人杂处。所居者虽越地而其人多华夏，所以三国时的山越，“名为越而实非越”也。①当时大部分山越已使用钢铁器，从事山区农业，产量不高；有手工纺织业，交换不发达，有的老人甚至有一生从未进入集市贸易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民不聊生，深居山区的越汉人民亦受其害，史载“江淮间空尽”达到“人民相食”②的地步。至三国孙吴统治时，亦是严刑峻法，刻剥无度，因此各地山越人民不断揭竿而起，前后大小斗争有40余次之多。③而孙吴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领域和兵源队伍，以及增加赋役，故频繁竭力镇抚山越。公元238年（东吴赤乌元年）山越大致被平定，江东六郡勇悍善战的山越被收为吴国的士卒。并有不少的山越人被同化于汉族之中。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四夷部》引。
　　⑥《周礼》郑玄注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⑦《后汉书·邓训传》卷一六，第610、611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②关于庄入滇的时间，《史记》、《汉书》记为楚威王时，《后汉书》记为楚顷襄王时。杜佑《通典》将威改为顷襄王，今从之。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2991页。
　　②同上书，第2991页。
　　③荀悦：《汉纪》卷一一“西南夷。”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299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⑨《后汉书·西羌列传》卷八七，第2876页。
　　⑩《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3841页。
　　（11）同上。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②《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4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285页。
　　④《后汉书》卷八六，第2848页。
　　⑤《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卷四，第428页。
　　⑥《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第3166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卷三，第320页。
　　①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丹、犁……本西南夷。”知丹、犁是西南夷中最古老的两个部落，初附于蜀，后为秦所统治。其地在川滇边境，唐初属姚州都督府。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7、209页。
　　③同上。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3页。
　　⑤同上。
　　⑥《史记·司马相如传》卷一一七，第3046页。
　　⑦《汉书·西域传下》卷九六，第3928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同上。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0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5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⑧同上。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续汉志》：“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③汉初在南方和西南夷地区建立的17个郡史称初郡，晋灼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见《汉书》卷二四，第1174页。
　　④李元阳：《云南通志》。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⑥《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⑦《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1、2841页。
　　⑧同上。
　　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①《汉书》颜师古注：“地比，谓其次地，自近及远也。”
　　②《汉书·食货志》卷二四，第1174页。
　　③《史记·平准书》卷三○，第1421页。
　　④同上。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93页。
　　⑥《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7页引孙盛《蜀世谱》。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2853页。
　　⑨同上。
　　⑩《蜀鉴·西南夷本末》，第469页。（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11）《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46页。
　　②同上书，第2847页。
　　③同上书，第2845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8页。
　　⑤《读通鉴论》卷三，上册，第71页。
　　⑥同上。
　　⑦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7页。
　　⑧《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卷八六，第2845页。
　　①《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②《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78页。
　　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79页。
　　④《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4页。
　　⑤同上书，第2996页。
　　⑥同上。
　　⑦《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3页。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⑨《汉书·西南夷传》卷九五，第3841页。
　　⑩《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7页。
　　①《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第326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393页。
　　③同上书，第345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7—60页。
　　⑤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7页，图8、9。
　　⑧同上。
　　①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文物》1959年第5期。
　　②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
　　③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1页图11，第42页图12。
　　④同上。
　　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3页。
　　⑥《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⑨同上书，第2993页。
　　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5页。
　　（11）同上书，第312页注。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第311页。
　　②《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2页。
　　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诸葛亮《南征表》。
　　④同上。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⑥同上。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24页。
　　③《后汉书·哀牢传》卷八六，第2849页。
　　④《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引“永昌邵传。”
　　⑤乾隆《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
　　⑥《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
　　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卷八六，第2851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2848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357页。
　　⑤同上书，注②，第406页。
　　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四，第414页。
　　②同上书，第435页。
　　③《三国志·蜀书·吕凯传》卷四三，第104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第357页。
　　①《晋书·王逊传》卷八一，第2110页。
　　②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405页。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卷四三，第1045页。
　　④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总叙”卷四，第364页。
　　⑤《汉书·地理志八》卷二八，第1669页。
　　⑥关于秦始皇发兵征百越年代有不同说法，可参阅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的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论丛》，第303—311页。
　　①张守节：《史记正义》：“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陆梁，故曰陆梁。”陆梁指岭南地区土著，即南越、西瓯与骆越等人。但“陆梁”亦可看作是“骆郎”、“骆俍（狼）”的同音异写，即指“骆越地区的郎（狼）人”（参见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第25页：“陆梁”小考》）。
　　②《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卷一一八，第3086页。
　　③《汉书·严安传》卷六四下，第2812页。
　　④《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67页。
　　①南越文王赵胡墓已于1983年8月发掘，出土“文帝行玺”及青铜、玉器及陶、铁、金、银、象牙器共1000余件。现建有博物馆。
　　②《史记·南越列传》卷一一三，第2970页。
　　③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四主传》卷三，第2页。
　　④同上。
　　⑤梁廷栅：《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卷一，第11页。
　　①《三国》《异物志》。
　　②《后汉书·灵帝纪》卷八，第2834页。
　　③《后汉书》卷八，第332页，注引《广州记》：《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第2834页，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④黄现璠等：《壮族通史》，第41页。
　　⑤《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下，第66页。
　　⑥《太平寰宇记》：“贵州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
　　①《北史·僚传》卷九五，第3155页。
　　②《周书·陆腾传》卷二八，第471页。
　　③《左传》昭公十九年。
　　④罗香林：《僰夷种属考》，载《百越源流与文化》，1978年（台北）《中华丛书》。
　　⑤见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9页。又：蒋炳剑：《“濮”和“越”是我国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民族》，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⑥朱俊明：《濮越异同论》，载《百越民族史论丛》。
　　①《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卷八六，第2848页。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一。
　　③越人歌原无标点，此处采用韦庆稳研究的标点断句。
　　④参阅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⑤赵日和：《闽语辨踪》，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⑦文物编辑委员会：《江西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75年第5期。
　　⑩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1）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及其与越的关系试探》、载《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
　　①《说苑·奉使篇》。
　　②《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郊。
　　④吴玉贤：《河姆渡的原始艺术》，载《文物》1982年第7期。
　　⑤《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
　　⑥《史记·越世家》，《周祀》等。
　　⑦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2）《汉书·地理志》。
　　（13）《后汉书·东夷传》注引《临海水上志》。
　　（14）刘诗忠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属及文化侍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①《魏书》卷一○一；《南史》卷七九。
　　②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建筑述略》，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周书》。
　　④蒋炳剑等：《百越民族文化》，第10章，第347页；吴绵吉：《百越文化三题》，载《百越史研究》。
　　⑤蒙文通：《越史丛考》。
　　⑥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民族研究集刊》第1期；何廷瑞：《台湾士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载《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合刊。
　　⑦《新唐书·南平僚传》。
　　⑧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0页。
　　①《史记·东越列传》卷一一四，第2984页。
　　②《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胡三省注。
　　③《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四，第1431页。
　　④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

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都是從雲南南下進入中南半島，取代原先居住的孟－高棉與及南島／矮黑人等族群的耶。

哀牢也稱濮，是否就是今台／泰(Tai)語系民族之先民就是濮人跟來自東南沿岸的古越人融合的結果呢？

引用的文章太长了，没怎么看完。但滇池所出土的文物明显带有百越民族的特征，是农耕民族，北姑引文中说的滇僰属于羌氏类明显是错误。另外“哀牢，即越棠，後代就是傣／撣、泰、老等台／泰(Tai)語系民族耶，”哀牢亦属越人，但是否是傣-泰民族的先民却有待考证，不排除他们向东南亚移民并与后来相继到达的越人融合成为现代的傣-泰民族。至于把滇越和掸国，列入百越，纯属中国学者在书斋里面呆久了的想当然的结论，站不住脚。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6 15:03:00的发言：

滇越及撣國，於漢朝都被歸入籠統的西南夷耶，學者後來根據文化等作出研究，認同他們都屬於百越族群耶，還要去侮辱他們？

古時的百越，只是一個籠統的地域概念耶，百越區之中有不屬越人族群的，而也有越人族群不在百越區之內，就好像滇越及撣國耶，不過後來學者的研究，不也說明了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7 9:22:00的发言：

滇越及撣國，於漢朝都被歸入籠統的西南夷耶，學者後來根據文化等作出研究，認同他們都屬於百越族群耶，還要去侮辱他們？

不知北姑说的这“学者根据后来文化等作出的研究”中根据的是哪些文化？可否令人信服？

北姑有空的话不妨找到何平所著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一书略读一二。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 11:36:00的发言：

哀牢也稱濮，是否就是今台／泰(Tai)語系民族之先民就是濮人跟來自東南沿岸的古越人融合的結果呢？

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越族系的族部有：夜郎、且兰、句町、漏卧、滇越，他们是今天壮侗语族的仡佬、布依、傣、壮等民族的先民；属于百濮族系的族部有哀牢、濮，他们是今天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先民。
　　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

文中认为哀牢是今天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不知你为何认为哀牢的后代是侗台语民族？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7 10:51:00的发言：

不知北姑说的这“学者根据后来文化等作出的研究”中根据的是哪些文化？可否令人信服？

北姑有空的话不妨找到何平所著的《从云南到阿萨姆》一书略读一二。

尼介紹的乃現代學者的研究耶，部份越人族群幔歸入西南夷，王鐘瀚一文已經說明，不再覆述耶。

至於後來被認定屬越人的，若果不是後來學者所分類，那又是誰呢？

古時的百越及西南夷都只是籠統的概念耶，何必要求改造成絕對的單一族群定義呢？這也把古時的概念扭曲了耶，雖然古人的或許不正確耶。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6-9-7 11:53:00的发言：

你前面引用的文章（王钟翰《中国民族史》）里说：

文中认为哀牢是今天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不知你为何认为哀牢的后代是侗台语民族？

就是在圖書館看了一本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關於老撾的書籍耶，歷史部份說，老龍族乃來自雲南，即漢朝的哀牢，或越裳，即撣人耶，土著居民，即老聽族，被趕到山區耶。

老聽族有矮黑人特徵，個子矮小及皮膚黝黑，有操南島語及南亞語的耶。

不知道百越區之外，即文趾西部及南部，的南島人，包括占人先民，又算否越人呢？

更正，書中的講述應該是，老族先民乃哀牢，即撣人的一支，又稱越裳，立國於交趾之南耶。

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一]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也。[二]　　注[一]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也。

注[二]萬震南州異物誌曰：「烏滸，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恆出道閒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餚葅，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嶡異，以食長老。」

交址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一]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二]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三]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四]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注[一]質亦贄也。

至於撣人又或者傣系民族是否有濮人融合的成份呢？就不知道耶，不過泰人就有孟－高棉人的成份耶。

大部份孟－高棉人都被融合耶，只有少部份抗拒融合的仍然保留族群，不過被歧視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7 16:07:00的发言：

二十五史 > 後漢書 > 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注[二]爾雅曰：「黃發，鮐背，耇老，壽也。」

注[三]尚書大傳作「別風注雨」。

注[四]事見尚書大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同样有关于哀牢的记载。
汉在哀牢地方设置了四个县：嶲唐、不韦、哀牢、博南。这些地方在今天的云南，而非“交趾之南”。

如果哀牢就是越裳，那么《后汉书》就不会在同一篇列传里对这两个地方分别叙述了，何况关于两者的内容并无关联。

以下是引用季人在2006-9-7 23:26:00的发言：

如果哀牢就是越裳，那么《后汉书》就不会在同一篇列传里对这两个地方分别叙述了，何况关于两者的内容并无关联。

史書記載越裳在交趾之南耶，其實是指沿海之南，即九真，又還是指今老撾呢？

不過越裳應該也是越人族群乎？可能就是比傣系民族更早進入中南半島的越人，即南島人乎？也可能包括占人先民耶。這些又算否百越呢？

漢史記載哀牢跟越裳乃兩不同者，不過會否後來有融合呢？可能只是部份。

又還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資料有誤乎？我試再找內容再貼耶。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真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沈為酒，椰葉為席。俗凶悍，果戰鬥，以麝塗身，日再塗再澡，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為陽蒲逋，王妻為陀陽阿熊，太子為阿長逋，宰相為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為纓，鬈發，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籐為鎧，竹為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

隋仁壽中，遣將軍劉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為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裒遺眾，別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為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剎二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請問罪。太宗曰：「昔苻堅欲吞晉，眾百萬，一戰而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為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弒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婿婆羅門為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為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為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入獻。至德後，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偽驩、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舠、鎧。

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泛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玳瑁、文螺；石坩，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即堅。有捨利鳥，通人言。俗黑身，硃發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傅璫，以古貝橫一幅繚於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俗以夜為市，自掩其面。王姓剎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為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吹蠡為樂。

其東即羅剎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

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缽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

環王南有殊柰者，泛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為真臘所並。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圬。其民瀕水居，比木為柵，石為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跽。其臣曰勃郎索濫，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勃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為貪，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

其東南有哥羅，一曰個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缽羅。累石為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槊殳，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為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執弓槊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絲寧，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為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

東南有拘蔞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楉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發，裸行，俗不為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獲。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羖角，乃泮。人喜鬥雞及豬。以金、珠、香為稅。治特牧城，俄為真臘所並，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

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真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其王剎利伊金那，貞觀初並扶南有其地。戶皆東向，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歷，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為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真臘半。水真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裡，王號「靦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歷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荊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

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為城，雖大屋亦覆以栟櫚。象牙為床若席。出玳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為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歷。食無匕筋。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屍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為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丐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繼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群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群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歷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只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再朝貢。鹹通中，遣使獻女樂。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羅捨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

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為干欄。以白□、朝霞布為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屍已，則剔發浴於池，然後食。貞觀時，並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於翅。因丐馬、銅鐘，帝與之。

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於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龍腦眾香，積薪燔之。

投和，在真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遙。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盃，金綖被頸，寶飾革履。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頰而劗其發，盜鑄者截手。無賦稅，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靮，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為孝，焚屍斂灰於罌，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並獻方物。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群行。顯慶中，與婆岸、千支弗、捨跋若、磨臘四國並遣使者入朝。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萇。

又有哥羅捨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捨分者，在南海南，東墮和羅。脩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真臘。其風俗大略相類，有君長，皆柵郛。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

又有多摩萇，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雲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為妻。俗無姓，婚姻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槊，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庵摩、石榴。其國經薩廬、都訶廬、君那廬、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曷蜜多」。鹹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為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衝，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細帶。後遣子入獻，詔宴於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

名蔑，東接真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剌。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為歲首。王衣朝霞、□。賦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發為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姓剎利，名屍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瓔，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驃，古硃波也，自號突羅硃，闍婆國人曰徒裡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芋城。

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捨衛、瞻婆、闍婆也。

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磨地勃。

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毘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闍婆也。十五日行，逾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鞮，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廬，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為甓，廚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堤，舟楫皆飾金寶。

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床，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支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礦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發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白□、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像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捨利城二十日行。西捨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

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像西南順也；角、羽終變，像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

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

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像將臣御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列，又舞《辟四門》之舞。遽舞入遍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像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像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像西南向化。

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饒、金鐸，皆二；□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壁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靴革，首飾襪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彩雜華，以象庶物鹹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為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像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蔟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

皋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複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

一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倡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示票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鼓、鐃、貝、大鼓。

二曰太蔟，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箏、弦、五弦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彩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彩雲、花鬘，執羽為拜抃之節。以林鐘當地統，像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為用也。彩雲，像氣也。花鬘，像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像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像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鐃、鐸，皆覆以彩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棲以鳳凰，鉦棲孔雀，鐃、鐸集以翔鷺，鉦、□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鐃、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鐘，徵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黃鐘觱篥、小觱篥、竽、笙、塤、篪、搊箏、軋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韋，與鈴鈸皆飾絛紛，以花□縷為蕊。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絛紛。有鳳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弦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捲上虛中，施關以張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三，弦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為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絛系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應太蔟，次弦應姑洗。有獨弦匏琴，以班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弦無軫，以弦系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弦應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弦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鐘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勖《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鐘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沖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為笛量。左端應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鐘，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蔟。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為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為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為一，碧絛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為飾。有小鼓四，制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為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雲《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言贊娑羅花》，驃雲《嚨莽第》，國人以花為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雲《荅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雲《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斗羊勝》，膘雲《來乃》。昔有人見二羊斗海岸，強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雲《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備，像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雲《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商。八曰《革蔗王》，驃雲《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雲《桃台》，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雲《□籠聰綱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白《笙舞》，驃雲《扈那》，謂時滌煩■，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朝霞為蔽膝，謂之瀼□□。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環釧。冠金冠，左珥璫，絛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大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雲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統其眾。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玩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為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范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為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只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眾完富與蜀埒，無酋長，喜相讎怨。

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顛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為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眾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雲。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至周近水。大酋儉彌於、鬼主董樸瀕水為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於、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雪，皸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今因破白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酋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顛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顛。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

爨弘達既死，以爨歸王為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啟，徙共范川。

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奼，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亂。阿奼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為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奼訴歸義，為興師，營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爨稍離弱。

閣羅鳳立，召守隅並妻歸河睒，不通中國。阿奼自主其部落，歲入朝，恩賞蕃厚。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於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峰州為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

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發，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

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裹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台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又有粟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巂、戎數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都大鬼主。

勿鄧、豐琶、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巂州，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沖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遺韋皋書，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台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楊硃、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於蔥柵。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屍還。其下曩貢節度蘇論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屍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即傅藥。曰「食乎？」曰「然。」即進膳。曰「衣乎？」曰「然。」即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屍而去。詔封苴那時為順政郡王，苴夢沖為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為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彩，黎、巂二州吏就賜之。以山阻多為盜侵，亡失所賜，皋令二州為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沖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皋遣巂州總管蘇峞以兵三百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為六部，以樣棄主之。及苴驃離長，乃命為大鬼主。驃傍年少驍敢，數出兵攻吐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皋為請，復得印。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濕，宜粳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武德中，巂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使朝貢，求內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州、湯望州。鹹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為殷州、手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手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裡，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為刺史。

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為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為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為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為充州。

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為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尚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褒朝貢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黔南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為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故事：戎夷朝貢，將至都，中官驛勞於郊，既及館，恩禮尤渥。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為畬田，歲一易之。眾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為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昏姻以牛酒為聘。女婦夫家，夫慚澀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於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褲，以帶斜馮右肩，以螺殼、虎豹、猿狖、犬羊皮為飾。有謝氏，世為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帝以地為應州，即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強亦來朝，以其地為莊州，授強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王礎，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礎奏：「牂、蠻二州，戶繁力強，為鄰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

元和中，辰、漵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斂苛刻，聚眾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荊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荊南，乃降。崔能內恨之，更請調荊南、湖南、桂管軍為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為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裡。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戶萬餘，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為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趙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田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率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授酋摩刺史。

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為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氈革為帔，女衣迤布裙衫，髻盤如髽。飯用竹筲摶而啖之，烏杯貯羹如雞彝。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蠡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為人所殺者，子以麻括發，墨面，衣不緝。居喪，昏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婿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繼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眾其下。強盜殺之，富者貰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贓。姦淫，則強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厘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貞觀中，巂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候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捨拒戰，敗走，殺獲十餘。群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眾感悅。

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袟。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沖率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為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

黎州，領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苴質，五曰烏披，六曰苴賃，七曰觱篥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言光，十三曰離旻，十四曰裡漢。

黎、邛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莋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甓而居，號捨。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言□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酋長來謁，節度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諷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

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逼、鉗井七部落，四百餘裡之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束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遠南、卑廬、夔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部落，皆羈縻州也。以首領襲刺史。

巂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

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浪沙為刺史，然卒不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檄嘉慶兼押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皋以其遠邊徼，戶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鍋剉蠻。西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氐之裔。

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強三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鑠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益、阿鶚、崟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巂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巂州，然挾吐蕃為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巾束髮，錦纈襖、半臂。既見，請匹錦、鬥酒，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裹錦植馬上而去。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為巂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

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鹹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後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其西有撲子蠻，趫悍，以青娑羅為通身褲，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槊而鬥。又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鏃傅毒藥，中者立死。婦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為衫裳，聯貫珂貝珠絡之；髻垂於後，有夫者分兩髻。

群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為髻，青布為通褲。有繡腳種，刻踝至腓為文。有繡面種，生逾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系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鬃種、棟鋒種，皆額前為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安南有生蠻林睹符部落，大歷中置德化州，戶一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峰二州為都督府。酹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峰統羈縻州十八，與蜀爨蠻接。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為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為婢。男子左衽，露發，徒跣。其王姓硃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

有甯氏，世為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為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為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為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為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真，部越兵攻丘和於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掎擊暄等走之。明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馮暄、談殿阻兵相掠，群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

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附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為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壁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黨仁弘為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為舡劍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為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

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充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眾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捨，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歷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為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皋斬之，招其首領勇於等出降。或請增柵東凌界以守，皋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

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奉酋帥為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繒及羊強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訴曰：「當為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爾屬為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為王，逾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七十餘人。餘眾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稽首請罪，仲郢貰遣之。

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為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為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胸垂金花，逕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為舡。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鑱其脣使赤。黑焚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為裙，貫頭而系之。丈夫衣谷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強，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為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於海濱。

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真崇郁與陸州、武陽、硃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為帥，僭號中越王，廖殿為桂南王，莫淳為拓南王，相支為南越王，梁奉為鎮南王，羅誠為戎成王，莫潯為南海王，合眾二十萬，綿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真郁崇、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承斐等以餘眾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覃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執吳功曹等。餘眾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戍武崗，嫉京杲貪暴，亦叛，有眾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敘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

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趫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為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為有州刺史。未幾復叛。

又有黃少度、黃昌瓘二部，陷賓、蠻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取賓、巒二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為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斗亡，繇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為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

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綏懷，威不能臨制，侵詐繫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讎，貪小利不為大患。自行立、陽旻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時。昨合邕、容為一道，邕與賊限一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州則隔阻已甚，以經略使居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啟蠻心。請以經略使還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千人，以給行營，糧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損傷，嶺南人希，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御，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庭。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喧叫聽命。為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

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盜其槁，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為容州從事，與公素暱，傅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眾以為不直。

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柵，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黃昌瓘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

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強，結南詔為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繼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

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雞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並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為吾子。前日兵敗龕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眾，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為官老婢矣。」金勒感寤，為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泰撣系族 Tai or Shan peoples
漢代哀牢夷(明帝時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後漢撣國、唐代南詔、宋代大理國等是今僰夷(擺夷、白夷、蒲蠻)、獞、僚(土人、沙人、民家、濮）、狆家(水家）、黎等同系也

　　王莽統治時期，對西南益州刺史部各郡實行苛政、重賦等民族欺壓政策，致使境內各處發生反莽之騷動。更始二年（24年），越郡的任貴率部殺死太守，自立為邛谷王；蜀吏公孫述自立為蜀王，後又稱天子，與莽新政府對抗。當劉秀在中原建立東漢政權之後，「德行昭著」，威懾四方，在邊境產生了很大的感召作用。益州郡太守文齊、䙛柯郡豪族龍、傅、尹、董各大姓及官員謝暹等人，聽說光武帝即位後，馬上響應，抵拒公孫述，「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奉貢」21。建武十二年（36年），劉秀在當地軍民的幫助下，佔領了巴蜀地區，消滅了公孫述勢力。建武十四年（38年），越郡的割據頭目任貴，自稱太守，派使者到朝廷，表示效命之願，光武帝順勢正式任命任貴為該郡太守22。這樣，西南夷各部就基本統一了，此乃是對從前西漢政區的恢復。朝廷再次於這一帶實行徵賦征役制度。
　　後來到孝明帝時，國家版圖在西南部繼續向外延伸，逐漸擴展到了薩爾溫江流域（今緬甸國的東南部）。起初是在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貴族扈栗等派人面見越太守，表示願歸屬，劉秀允納，令年年來貢。接著於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貴族「扈栗等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帝封賢栗等為郡長。自是歲來朝貢」23。到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貴族柳浪遣子來朝貢。酋長柳貌率55萬餘人來歸屬，向漢稱臣。繼之，又有白狼王、唐覼王等率屬戶30餘萬，人口600餘萬內附，「舉種奉貢，稱為臣僕」24。如此則使蘭蒼水、周水（怒江、瀾滄江）流域成了東漢政權的統治範疇，並擴進了薩爾溫江兩岸。為此，漢明帝曾在這新屬的土地上特建永昌郡（郡衙在今雲南保山縣境），令其專門管理哀牢人。
　　開始時，新歸屬的西南夷哀牢、焦僥、盤木、白狼、動黏各部，是一種藩屬的勢力，具有從前附庸國的性質，享受相當的自治權利。儘管在這一帶設立了永昌郡，下轄若干縣，用以統轄新附夷民，但僅僅是一種代管關係，其組織活動仍歸各酋長指揮。朝廷間接的管理永昌地方，並未直接統治之。即劉漢政權在這裡先是實行貢納制而非賦役制，每年由朝廷接納哀牢、白狼等各部貴族進貢的土產品（犀牛、大象等），而不是象內地一樣由地方政府向民間各居戶徵取賦役。當時，皇帝對新來稱臣的各部族酋長都予以王或君長的封號；還在接受貢品的同時又回賜給各酋長大量的物品25，來肯定其地位，撫慰其人心，以保障邊陲的安寧與穩定。
　　其後，隨著漢政府和哀牢、白狼等部族關係的平穩發展，朝廷逐漸加強了在這一帶的統治，開始注意將該地區的貢納制度慢慢轉向賦役制。如史書寫到：西部都尉廣漢郡太守鄭純為政清廉，「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美德。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雖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二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26。這是一種過渡性制度，是將貢物變為額賦，其發展方向就是後來從對貴族徵收轉向對民戶田產的徵收。
　　永昌郡和益州郡皆歸益州刺史管轄，該二郡逐漸成為東漢在西南的重要經濟基地。益、永地方資源豐富，盛產旄牛、毛織品、石棉布（火烷布）、木棉布、琉璃等，漢人來到這裡，開發大量的金銀銅錫鉛琥珀等礦產，並與當地夷人進行物品交換。在當地郡縣官吏的支持下，益、永的異產不斷地流入內地。漢人還在官府的幫助下，開展了對外貿易。他們以益、永為據點，從撣國（緬甸）、盤越國（在印度東南）以至大秦（東羅馬）等國家向中華內地輸入象牙、犀牛角、光珠、翡翠及孔雀、猩猩等物。章帝元和時，益州郡太守王追在當地設立了學校，改進風俗，開始較為正規而系統地傳播文化，使當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顯著的發展。
　　西南夷與東漢政府之間也曾有過衝突和對抗，但先後被政府官兵以武力解決了。如建武十八年（42年），姑復、葉榆、連然、滇池、建伶、昆明各部族與「益州夷」棟蠶部反叛，被武威將軍劉尚率廣漢、犍為、蜀郡兵馬用三年的時間鎮壓下去27。章帝建初元年（76年），永昌郡哀牢王類牢造反，攻殺當地郡守和縣令。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大牛夷封離等酋長叛亂，攻佔20餘個縣城。這兩次叛亂也都被益州刺史率大軍平定下去了28。幾次動亂大多是由於西南地方官府的民族壓迫行為引起的。歷次反叛與鎮壓，皆對地方上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是，少數民族的反抗鬥爭卻一次次地促使統治者調整和改善政策，並且在鬥爭中不斷地加強了各民族間的聯繫。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
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
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
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
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
象龍文，衣皆著尾。[一]九隆死，世世相繼。[二]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注[一]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
    注[二]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
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
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粟)**[栗]*代。」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一]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二]
　　鹿茤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摜湧二百餘里，箄船
沉沒，哀牢之□，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
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屍而食之，余□驚怖引去。
    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
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
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注[一]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箄，以當船也。
    注[二]茤音多。其種今見在。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
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一]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二]行者苦之。
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注[一]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
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
    注[二]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度蘭滄水」也。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
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一]帛疊，[二]蘭干細布，[三]織成文章如綾錦。有
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四]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
相去一丈，名曰濮竹。[五]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六]虎魄、[七]水精、
□璃、軻蟲、蚌珠、[八]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九]雲南縣有神鹿兩頭，
能食毒草。[一０]

　　注[一]罽，解見李恂傳。毲，未詳。
    注[二]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
    注[三]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
    注[四]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
布」也。
    注[五]見華陽國志。
    注[六]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誌曰：「光
珠即江珠也。」
    注[七]廣*(雅)**[志]*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
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誌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伏
苓，伏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伏苓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伏苓。」
    注[八]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
    注[九]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
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常路，百數為腢。土人
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為屩，數十量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
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
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
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
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雲『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
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
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暖。」
    注[一０]見華陽國志也。

　　　　　　十一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若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倍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與龍倍坐，因名曰元隆。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長。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十尾，臂、脛刻紋。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亮為其國譜也。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滄水、耆溪，置嶲唐、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之惡。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渡蘭滄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轉衰。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茤。鹿茤民弱小，將為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為逆流，箄船沈沒，溺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茤。鹿茤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扈栗懼，謂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即遣使詣越嶲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鼻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抑〕狼遣子奉獻。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為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宜五穀。出銅、錫、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尺，受一斛許。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旄、帛、疊、水精靃、琉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太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沈稚、黎彪，然顯者猶鮮。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謝、楊氏。

　　不韋縣　　故郡治。出鐵。

　　比蘇縣　　有鹽。

　　哀牢縣　　故哀牢王邑。

　　永壽縣　　今郡治

　　嶲唐縣　　故益州西部都尉治。從徼外來。

　　雍鄉縣

　　南里縣　　有翡翠、孔雀。

　　博南縣　　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水洗取，融之，為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

　　摘要:东汉时，有个一个国家，名字叫做哀牢国，汉朝在哀牢国的地面上一共设立了四个县。哀牢两字的实质是贬义词，哀牢国的中心地带不可能是保山，哀牢县更不可能在怒江以西，而哀牢文化的精神实质则是背叛。
　　关键词:哀牢，嶲唐，不韦，博南，永昌郡。

　　哀牢（哀牢国）的时代相当于汉时，因此，涉汉史籍与哀牢（哀牢国）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研究哀牢（哀牢国）离不开涉汉史籍，只能依靠它，不可回避它，更不可否定它。

　　在《史记》里，没有“哀牢国”，也没有“哀牢”字样。可是，在滇西和缅北地带，《史记》里却有地名可查——有乘象国“滇越”，“滇越”之东有“同（桐）师”，“同师”之东有“嶲”和“昆明”，“嶲”和“昆明”之北有“楪榆”。置于现地名之上，“滇越”为怒江以西的德宏、腾冲、龙陵及邻近的缅甸地方，“同师”为怒江以东的保山、昌宁、施甸等地，“嶲”为永平、云龙一带，“昆明”为洱海附近的下关、弥渡、巍山等地，“楪榆”为今大理州北部至丽江。
　　《史记》里连“夜郎国”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没有“哀牢国”或“哀牢”字样呢？司马迁曾经到过滇中，按常理，“哀牢”只要是客观存在，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当时的“哀牢”是贬意，所以不宜上书，而且哀牢人并未建立真正的国家体系，没法跟“夜郎国”、乘象国“滇越”相比拟，所以不提，只将哀牢人所居住的地方按地名记为“同师”和“嶲”。
　　“哀牢”是什么意思呢？经笔者考证，其意思为“酒气大”，与今“酒醉包”之意相近。“哀牢”谐音“爱醪”，即为爱酒；哀牢人的嫡系后裔如住今缅甸的“卡拉”称水为“也”，称酒为“啊也”，其中之“啊”是酒气，与近两千年前的“哀”仍相去不远，传承关系十分明显；另外，哀牢人的老邻居“越人”之后——傣族现在说酒为“牢”，说酒气为“哀牢”。

　　《续汉书》为西晋司马彪所编撰，其中《郡国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不韦出铁，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永平中置，故哀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哀牢王国”出现于释义中，且仅为哀牢一城的释义，因此，仅可认定置哀牢县前，哀牢王住处在彼，即首邑，为部落联盟首领所在。

　　《华阳国志》乃东晋人常璩所编撰，其中对“哀牢”和“哀牢国”所说甚多。
　　《南中志·永昌郡》中记述了“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较为系统。
　　《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另说：“哀牢，山名也。”使今之“哀牢山”"小哀牢山"与古之“哀牢国”关系弄得有些复杂化，今之研究者往往只能强圆其说，却难于服人。
　　《南中志·永昌郡》明确地说“哀牢”人是“种人”，即一个族种；其国家体系不健全，“分置小王”，如部落长，因此，先归汉的贤栗是“王”，后归汉的柳貌也是“王”，但贤栗所率人口仅一万多人，是小王，柳貌之下有“称王者七十七人”，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是个“大王”（部落联盟首领）；柳貌归汉后，“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按一国之土必相连的原理，哀牢县和博南县毗邻。
　　《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置嶲唐、不韦二县”，加上柳貌归汉后置了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国”就有了一个全貌：“哀牢”地面上一共设了四个县，约为《史记》中的“同师”和“嶲”两个地方，可见其小如斯。
　　《南中志·永昌郡》中有一个说法：“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似乎哀牢又很大，但与四个县相比，此说不可信。由于《南中志·永昌郡》只说哀牢归汉，不说哀牢反汉，所以算不得严肃，不可句句当真，这个里数说法正需要论证。

　　《后汉书》为南北朝时宋人范晔所编撰。书中，《哀牢传》亦有“九隆”传说、南击“鹿茤”、贤栗归汉、柳貌归汉等，并有柳貌归汉后七年，哀牢王类牢即反的记载，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真实。但是，《后汉书·哀牢传》没有跟《华阳国志》的里数说法，这样一来，就使得《华阳国志》中的里数说法成为一个孤说；再联系《华阳国志》中只说哀牢归汉不说哀牢反汉这一种片面思想，就可以认定“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之说属于讹传——如真有如此之大，《史记》上也不会不记载。
　　《后汉书·哀牢传》使“哀牢”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貌：哀牢人住在今保山、昌宁、施甸、永平、云龙等地，没有建立完善国家体系，各部落长均称王，部落联盟首领亦称为王。汉武帝时，（公元前109年）取了哀牢的部分重要地方或大部分地方，设了嶲唐、不韦两个县，哀牢的元气受伤，因此转衰；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归汉，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反汉；二年（公元77年），平叛。

　　1、《史记》里没有“哀牢国”，是因为当时哀牢人未建立国家体系；《史记》里没有“哀牢”字样，是因为当时“哀牢”是贬意，不宜写上史书；
　　哀牢人所住之地在《史记》里的地名是“同师”和“嶲”；
　　2、《续汉书》中有了“哀牢王国”之说，为注哀牢县，已经不再管哀牢二字的贬意，或者哀牢二字已无贬意；
　　3、《华阳国志》中把“哀牢国”记述得已经较为全面，但只提归汉不提反汉，使得其“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这个孤说也值得怀疑；
　　4、《后汉书》中不仅说了哀牢归汉，也说了哀牢反汉（归汉七年即反），显得较为真实；
　　同时，《后汉书》中不支持《华阳国志》中的“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说法，使之成为一个不可轻信的孤说。
　　——本着汉时事用汉时史籍论证的原则，可以认定：哀牢有贬意，“哀牢国”不成其国，“哀牢国”是个小“国”，哀牢归汉七年即反，导致其归汉事件的历史意义极为有限。

第二节哀牢县县治和永昌郡郡治的驻地在哪？
　　哀牢县县治和永昌郡郡治的驻地目前还没有说服力很强的说法，因为要跟实情和史料对证很难。

　　把哀牢县县治说在怒江以西，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李根源和方国瑜猜想的，其实就只是一个“李方猜想”。
　　现在有些研究滇西历史的人继承此说法，把哀牢县说得很大——东至怒江，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包括现在的德宏州全部，保山市的腾冲县、龙陵县以及隆阳区的怒江以西部分，即把《史记》上的滇越国改名为哀牢县。德宏史学界认为，哀牢县治设在盈江，北京史学界也多属此论，历史地图中把哀牢城标在盈江，《辞海》也说哀牢县治在盈江。西南历史地理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哀牢首邑应在腾冲，当然哀牢县治也应在腾冲。
　　哀牢县真的是在怒江以西吗?
　　《后汉书·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西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岁来朝贡。”“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可见，哀牢是“种人”，即是一个族种；哀牢种人两次归汉合计五万四千六百六十户，人口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哀牢国就是这么几个人，其中哀牢县和博南县合计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人，滇西在古代是人口稠密之地，连《山海经》说的也有好些就在滇西，两千年前，五十多万人在滇西不可能会占有多大点地盘。再说，哀牢王内附后，其地仅能设两个县，也可知其小如斯。
　　《史记》里，怒江到伊罗瓦底江流域是乘象国滇越，而怒江到澜沧江名为桐师，之东为嶲，哀牢国国名不见，夜朗国也在《史记》两次说到。到了东汉，哀牢就算突然成为了国，也不可能突然占领了滇越国，现在有人猜想说哀牢县就是原来的滇越国，没有理由更没有证据。何况，滇越国是有源有流的____《三国志·魏书》里说，“盘越国亦名汉越，王在天竺之东南数千里，与益都（益州郡）相近。”《玉溪编事》载南诏骠信隆舜（公元８５７——８９７）诗曰：“避风鄯阐台，极目见藤越。”原注：藤越，邻国名也。
　　其实，哀牢县治应在澜沧江流域。这样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哀牢内附后设了“博南”、“哀牢”两县，两县应为地理相连，绝不会互不联系——确实是如此，如把哀牢县放在怒江以西，那么哀牢王的地盘就有了两块：一块（博南）在澜沧江以东，一块（哀牢）在怒江以西，两地互不相连，中间被汉朝的地盘隔开，一隔就隔了178年，哀牢王怎样怎样管辖？古代既没有无线电，也没有飞机，可不像现在。何况现在也难，俄罗斯不就为一块飞土而为难吗?
　　怒江以西至今仍没有考古成果证实哀牢文化在怒江以西的存在。
　　同理，哀牢国后期在怒江以西的说法也就毫无凭据。
　　另外，哀牢归汉七年即反——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归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即反——一反汉，立即就攻入了博南，说明哀牢王的住地(哀牢县)就是离博南很近，绝不可能在怒江以西。
　　综上所述，哀牢县就是在今澜沧江沿岸，要么在云龙，要么在隆阳，各自的可能性暂定为百分之五十。
二、永昌郡郡治驻在哪？

　　１、永昌郡驻在澜沧江以西吗？有一个说法是在澜沧江以西，《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　溪，置嶲唐、不韦二县……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可惜是孤说，还有前面的论述，该书爱偏说一面，故该书的孤说不可信。
　　２、按《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永昌郡成立时是驻在澜沧江以东。原文说：“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镇哀牢人、楪榆蛮夷。”为了这个目的，益州西部都尉是驻在澜沧江以东无疑了，具体来说是驻在嶲唐。《后汉书·明帝纪》说：“永平十二年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於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永昌郡基本上可能是在原来的益州西部都尉驻地。《续汉书·郡国志》说：“永昌郡，明帝十二年分益州置，领八城。蜀建兴三年分永昌之半置云南郡，永昌设郡如故。”说明永昌郡的范围在洱海附近。
　　３、根据汉朝历史上的疆界到达怒江的一贯认定，也由于本文以上论证，现在的隆阳区如果属于东汉时的永昌郡的话，那它就是永昌郡的边缘之地。因此，从情理上，隆阳不是永昌郡郡治的首选之地。
　　４、西晋的《续汉书》没有说永昌郡驻在哪里，《论衡》和《后汉书》中也没提到，只有东晋时的《华阳国志》明确说了：该书说:“不韦县，故郡治；比苏县；哀牢县；永寿县，今郡治；嶲唐县，有周水从徼外来；雍乡县；南涪县，有翡翠、孔雀；博南县，西山高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得黄金，有光珠，有琥珀，能吸芥，又有珊瑚。”为此，如果隆阳承认不韦县治，那就是汉时永昌郡治在隆阳；如果隆阳承认永寿县治在隆阳的话，那就是晋时永昌郡治在隆阳。可是，我后面将论证不韦县在澜沧江以东。
　　５、绝对可靠的永昌一名在隆阳的最早时间是南诏时，那就是皮罗阁西营永昌，设立的永昌节度。
　　６、根据本文前面的论述，哀牢国的中心地带不可能是保山应该是澜沧江流域；另他，哀牢人在国内的最主要后裔是彝族，而楚雄史学界更是根本不承认哀牢的中心地带在隆阳；同时，隆阳的彝族人数也达不到有继承哀牢文化的理由。

第三节哀牢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反叛
　　哀牢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是反叛。
　　1、哀牢归汉七年即反——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归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即反；
　　2、三国时，哀牢人的后裔孟获反汉；
　　3、南诏时，南诏王族蒙氏是哀牢人的后裔，忽而反唐归吐蕃，忽而又反吐蕃归唐，后来干脆同时反了唐和吐蕃，自己称帝。
正因此，最有资格研究哀牢文化的楚雄州也没去研究哀牢文化，因为没有明显的正面意义。

　　1、哀牢国“历史悠久”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可信吗？
　　哀牢国“历史悠久”的说法从《后汉书·哀牢夷传》注引汉明帝时成都人杨终所著《哀牢传》，杨终是从哪里听来的呢？杨终是听哀牢王的使者说的，即自吹的，如果历史真的那么悠久，《史记》里是必然性会有的了，不会把怒江与澜沧之间称为“桐师”，把澜沧江东称为“嶲”；因此，哀牢国“历史悠久”的说法是不可采信的；
　　2、哀牢人是复合民族，包括着别的民族吗？
　　哀牢人不是复合民族，史书里都说哀牢人是“种人”。
　　哀牢人是不是包括着别越人呢？不包括。哀牢人的在国内的最主要后裔是彝族，彝族和滇越国越人傣族并不是源于同一族系。民族族系的研究表明，哀牢人，又名濮，其后裔有：今缅甸的卡拉、克伦，今国内的佤、德昂、布朗、怒、莽人、克木人、户人等，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越人的后裔为今国内及邻滇各国的壮、傣、水、侗、布依、黎、毛难、仡佬等，其中夜郎国系列越人的后裔以壮为主，滇越国系列越人的后裔以现滇西的傣为主，两系列越人交融的后裔以滇南的傣为主，均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族。
　　民族系列由于骨骼特征、语言特征、民俗（祭祀等）、服饰、音乐舞蹈、民族起源传说、历法等特征的差异，个别方面偶有相似，但整体上仍然区别明显。今后还可用基因序列检测给以确认。
　　3、哀牢国土上设的四个县在哪，现在的保山地区曾经属于哀牢国吗？
　　哀牢国土上一共设了四个县：嶲唐、不韦、哀牢、博南。
　　博南在今永平，无置疑。
　　哀牢县地面与博南县地面从公元前１０９年到公元６９年共为哀牢国，显然两者相连，有一半的可能在澜沧江以西，有一半的可能在澜沧江以东。
　　关于嶲唐、不韦，《汉志·益州郡》说：“嶲唐，周水首受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行六百五十里。”《续汉志·永昌郡·嶲唐县·刘注》说：“本西南夷，《史记》曰，古嶲、昆明。”显然，两县都在澜沧江以东。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把不韦放在保山坝子，那嶲唐只好放到天上了，让嶲唐的类水从天上流到不韦来。所以，不韦不可能在保山坝子。
　　综上所述，哀牢国地面上只有一个哀牢县可能在澜沧江以西，其可能性为面分之五十。也就是说，现在的隆阳有一半的可能曾经属于哀牢国，属于永昌郡，即哀牢县。而怒江以西曾经属于哀牢国和曾经属于永昌郡的可能性为零。也正因此，隆阳人研究哀牢是不适当的，是楚雄州所不能容忍的。
　　4、那么，现在保山有一个不韦村,是怎么来的?取不韦源于什么? 不韦村的纪念意义笔者尚未弄明白，我想，要么是纪念不韦县——可是我前面已经论述，不韦县不可能在保山坝子；要么是纪念吕不韦。不过，不管纪念哪样，都不能说明是那时的不韦，就像腾冲的驼峰机场是为了纪念驼峰航线，可又不能表示驼峰航线就是过腾冲；腾冲轮马村本来是中国最早举行刀杆节的地方，却又没法表示轮马的傈僳族是最早就居住在了轮马（那点的傈僳族兄弟是清时迁徙过来的）。甘肃省元朝时有永昌路，明朝时有永昌府，清朝到现在一直有永昌县，却不可说明汉朝设立的永昌郡就是在甘肃；同样道理，现在保山的隆阳县有永昌镇，也不可说明汉朝设立的永昌郡就是在永昌镇；高黎贡山上有个地名叫诸葛营，也不代表诸葛亮一定到了高黎贡山顶。

只能夠說，古時的地理及種族概念不能夠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耶，哀牢跟滇越，或許種族不同，不過因應時勢而形成聯合體也不奇怪耶，故哀牢有越種，又或者滇越有濮種，也可以作此解說的耶。

哀牢是否只可以單一種族或文化群體的乎？

不過有貝儂對古撣國乃今傣系民族之始的否定就過於主觀武斷耶。

2、哀牢人是复合民族，包括着别的民族吗？
　　哀牢人不是复合民族，史书里都说哀牢人是“种人”。
　　哀牢人是不是包括着别越人呢？不包括。哀牢人的在国内的最主要后裔是彝族，彝族和滇越国越人傣族并不是源于同一族系。民族族系的研究表明，哀牢人，又名濮，其后裔有：今缅甸的卡拉、克伦，今国内的佤、德昂、布朗、怒、莽人、克木人、户人等，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而越人的后裔为今国内及邻滇各国的壮、傣、水、侗、布依、黎、毛难、仡佬等，其中夜郎国系列越人的后裔以壮为主，滇越国系列越人的后裔以现滇西的傣为主，两系列越人交融的后裔以滇南的傣为主，均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族。
　　民族系列由于骨骼特征、语言特征、民俗（祭祀等）、服饰、音乐舞蹈、民族起源传说、历法等特征的差异，个别方面偶有相似，但整体上仍然区别明显。今后还可用基因序列检测给以确认。

泰人南詔說，也只是證實南詔並非泰人先民所建的，而不能否定泰人先民來自南詔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9 12:54:

不過有貝儂對古撣國乃今傣系民族之始的否定就過於主觀武斷耶。

武断乎？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掸国与傣-泰民族的关系持否定态度。相反，武断的恰恰是那些对此问题没有做过深入调查的人，只因为掸国有一个掸字，就把他们与今天缅甸境内的掸族人联系起来。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9 14:43:00的发言：

難明的是，為何要否定其他民族的歷史，而只可以是”僚來說”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1 11:00:00的发言：

誰武斷就不用多說耶，緬甸撣人也強調本身歷史的長久耶。

難明的是，為何要否定其他民族的歷史，而只可以是”僚來說”乎？

誰要強姦歷史，不用多說耶。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1 17:21:00的发言：

咦，谁强奸人家的历史了，坚持“掸国说”人的难道是缅甸的掸族乎？缅甸掸人强调本身的历史就一定要坚持“掸国说”乎？北姑怎么知道你坚持的这种“掸国说”就不是强奸掸族人的历史？北姑对傣－泰民族自身的创世历史与传说有多少了解？

緬甸撣人也強調本身民族的歷史耶，當然不完全等同古撣國耶，不過就是源於古撣國的一部份耶。

尼對傣系民族又有幾多認識呢？還不只是從僚人角度出發，大言不慚乎？至少尼先做了研究再說耶，我就不做了，只是拿現成的資料耶。

我沒有任何創世傳說耶，只是有古時歷史的記載耶，撣國及滇越的就有耶。

從雲南到阿薩姆沒有問題耶，只看學者如何去演譯耶，李輝就會說，是從北部灣．．．．．．．

葛瑞斯(George Grace)的學說達爾(Dahl 1973：123)提到起源地的問題有待語言學與考古學的合作才能解決。最早對這個問題表現科際合作的是Chang Grace and Solheim Ⅱ(1964)合寫的論文。後來又有Shutler Jr‧and Marck (1975) 的一篇合作論文。前者是由三個角度(考古的、陶器的、語言的)來探討史前民族在南中國及太平洋移動的可能路線與方向，並推測發生的年代。後者是試圖把語言與考古兩方面的證據聯接起來，由古南島民族所攜帶種植過的植物遺跡來推測他們在東南亞及太平洋的島嶼的遷移路向(註十三)。葛瑞斯(1964：361)劈頭就說，語言學還沒有確定絕對年代的技術。到目前為止，以語言的證據來推算年代的只有「詞彙統計年代法」 (lexicostatistical glottochronology)。

只要有幾個絕對年代作為基準點(reference points)，我們再使用傳統的比較方法來決定一些相對的年代，這就可以解決語言分類(subgrouping)的問題。葛瑞斯引戴安(1962：46)的研究，古南島民族的年代是這樣的：……許多語言與語言群的同源字百分比率低於二五％，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古南島大概比古印歐語分裂得早。換言之，南島民族比印歐民族擴散得早。一般都認為古印歐民族在西元前二五O O年開始擴散，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說法，那麼古南島民族的遷移應在那個年代之前，或遠比那年代還要早。

以其中一個同源字百分比最低的語言只有一一‧一%計算，它跟其他語言分裂的年代略超過五千年了。

葛瑞斯(1964：363)根據這個統計法，推算出以下的年代：古玻利尼西亞分裂的年代是在大約西元前九0年；最小的語言群包括玻利尼西亞、Rotuman及斐濟語的分裂約在西元前一五八O年;最小的語言群包括上列語言以及Mota與Saa語的分裂約在西元前二五OO年。南島語言遍布於麥拉尼西亞區在西元前一五OO年之前。他說因為語言的取樣小，他推算的年代可能偏早。

台灣的泰雅語群跟其他語言之間的同源字百分比最高的只有二二‧六％，由此推算其分裂的年代在西元前二六四O年。台灣地區有五種語言的百分比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在西元前一五00年之前就已在台灣了。
在西元前一五00年之前，也已在麥拉尼西亞大部分的地區了，可能也在印尼與菲律賓的各地區了。

以上是根據詞彙統計年代法(glottochonlogy)推算的結果，可靠性很值得懷疑。有些學者利用有年代可考的一些個案來測驗，發現所得的結果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詞彙的保存率(rate of retention)頗不穩定，也就是差距相當大。年代愈久遠，差距愈大。尤其末做充分比較研究的語言，要判何者為同源字以及何者非同源字很沒有把握。因此年代法在理論上及方法上都有很多缺陷。葛瑞斯(1694：365-66)指出，根據戴安研究顯示：麥拉尼西亞是南島語族最分歧的地區，因此起源地可能在此;然而根據葛氏與Milke的研究，麥拉尼西亞、玻利尼西亞、麥可羅尼西亞(除去Palauan語與(Chamorro語)可能同屬南島語族的一個支系。葛氏的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田樸夫(Dempwolff 1934－38)的比較研究，同時也與田氏的立場相符合。東部南島語言有共同的音韻變化及語法結構。因此，起源地應在西部，而不在東部。起源地應在西部的另一個證明是：南島語族跟東南亞的Thai－Kadai語言群有親屬關係(根據Benedict 1942)(註十四)。在較早的一文，葛氏(1961：363-367)認為「古南島語在東南亞之內或其附近」。

第二期，南島語族分裂成至少兩個支系，其一是東部南島語。這一期有不少的遷移，其中的一個遷栘到達麥拉尼西亞。

第四期，從新赫布里斯群島的Efate-Epi區分化為斐濟語－Rotuman－玻利尼西亞語，可能向東栘至麥拉尼西亞區以外。

第五期，斐濟語、Rotuman、玻利尼西亞語的分化。麥可羅尼西亞語言的分化也在這一期。

此外，葛氏指出，所有麥可羅尼西亞的語言屬於一個支系，跟它們最接近的就是新赫布里斯的語言。斐濟語、玻利尼西亞語、以及多數麥可羅尼西亞語言都從新赫布里斯群島遷移出去。馬達加斯加島的馬拉加西語是從婆羅洲島遷移過去的。

葛氏的論文一方面批評戴安的詞彙統計法的缺陷，一方面卻又採用這個方法來推算一些年代，的確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的一些主張，後來戴安採納了，例如，二語言最分歧的地區不在麥拉尼西亞，而在西部，二東部南島語言自成一個支系。

葛氏無條件的採納Benedict的主張：南島語與傣語、Kadai語系的親屬關係。但我們認為這還是語言學界所爭論下休的一件大公案，目前還沒成為定論。葛氏的論文發表於一九六四年，這十多年來，又有許多新材料出來，因此他的有些看法至少需要做局部的修正。

施得樂(Richard Jr‧Shutler)與(馬爾克(Jeffrey C‧Marck)的學說施得樂(Shutler)與馬爾克(Marck)於一九七五年發表論文<On the dispersal of the Austronesian horticulturalists>，在南島語族的親屬關係上採取了卞尼德(Paul Benedict)說：一、肯定南島語族與Kad巴語群(包括海南島的黎語、大陸上的Kelao等等語言)與傣語群的親屬關係，二、以上三個語群的共同起源地在中國南部這個觀點「似無辯駁的餘地」(引卞尼德語)。此外，根據瓊斯(註十五)的評論指出：傣語群的分布以在雲南省的為最分歧。換言之，雲南可能就是傣族的起源地。

卞尼德認為Kadai語群跟南島語較接近，而跟傣語群較疏遠。然而，戴恩(1971：17-18)卻認為Kadai語群跟傣語群較接近，而兩者都跟南島語較疏遠，而且南島語與傣語的親屬關係仍有許多問題，未能確定。達爾
(1973：116)也認為需要更多的材料與嚴謹的規律來確立南島語與Kadai語與傣語的親屬關係。後來卞尼德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專書(註十六)列舉了更多的材料，但似乎並沒有更嚴謹的規律。而且他把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範圍更擴大了，他構擬的這個大語族不僅包括傣語、Kadai語、南島語，而且包括苗搖語。在美國附和卞氏學說的還下少，Joseph Qreenberg就是其中1位。

根據Gorman(1971)的考古報告，在泰國北部「仙人洞」(Spirit Cave)的考古發掘發現那一帶史前就有園藝(horticulture)的遺跡。從西元前一千到六千年的文化層中發現杏仁、豆、豌豆、黃瓜、菱(或荸薺)、辣椒、細頸葫蘆、油桐子等遺物。這是東南亞洲貨平文化的最早證據(Shutler and Marck 1975:193) 。

根據張光直先生(Chang 1969，註十七)的台灣考古報告，從台灣中部日月潭的孢粉分析顯示，那一帶從西元前九千年起就有大量的燒山林開墾的痕跡，一直到西元前二千二百年止這一期有大量種植稻米的遺跡。張氏把台灣史前的這些活動跟中國南部及東南亞的貨平文化中的繩紋陶文化連起來(Shutler and Marck 1975:94)。

東南亞島嶼的陶器傳統大多與稻米的傳播有關。菲律賓、新畿內亞、Celebes、印尼東南部等地都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就有園藝的證據，都可證明南島民族在那一年之前就已到達那個區域了(Shutler and Marck 1975－94-95)。

西方學者的理論就是，語言最分歧的地方，就是源頭，故台灣因此而被部份學者支持為南島源頭說耶。

傣系民族的語言也是泰－卡岱語之中最分歧的耶，故也被推論，雲南就是源頭耶。

我是反對只是單從語言學來作研究而已，這就正是我對壯泰論的說法耶。

人家的學者也不是單靠語言學來研究的耶，還有考古等佐證的耶。

單從語言又或者考古都是很難作出結論的耶，要作出多方面的結合的耶。

有僚人說跟泰語可以相通就是證明純屬搞笑耶，泰語也有多種方言耶，可以溝通乎？跟撣人及阿洪人又可以溝通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2 12:12:00的发言：

單從語言又或者考古都是很難作出結論的耶，要作出多方面的結合的耶。

有僚人說跟泰語可以相通就是證明純屬搞笑耶，泰語也有多種方言耶，可以溝通乎？跟撣人及阿洪人又可以溝通乎？

不是廾北壯人在溝通上也有困難的乎？

北姑懂壮语乎？懂泰语乎？如果不知，有什么可笑话的？《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载有白耀天《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南宋义士张天宗辩》，文有这样的记述：今靖西县有50多万人口，壮族占99%以上。靖西壮族属壮族中的侬支系，语言国内近于傣语，国外则近于侬、岱、老、泰、掸等语。1990年，泰国艺术大学的学者深入靖西的偏僻山落走访老人，说着说着，他们竟甩开翻译先生相互对起话来，令在场的同行大为惊诧。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怪异的，早嘉庆（1796-1820）年间赵翼在其《粤滇杂记》中即说过：“镇安、太平等府”“其语言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棘（即今傣族）人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不知道德靖土语算不算是壮语？来访的泰族学者说的是不是泰语？说壮语与泰语相通，就一定要所有的壮语方言和所有的泰语方言相通才算吗？如果按北姑的推论，中国的汉语与新加坡的华语可不可以相通？内地的汉语与台湾、香港的国语可不可以相通？可笑的是北姑自己吧？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3 13:54:00的发言：

呵呵，尼親身考察過乎？不過不奇怪耶，不是當地也有儂智高的血裔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3 14:05:00的发言：

呵呵，尼親身考察過乎？不過不奇怪耶，不是當地也有儂智高的血裔乎？

土耳其人也說到新疆可跟維吾爾人溝通耶，耶。

偶没考证过，难道北姑就考证过？但人家泰国的学者既然可以和靖西山里的老人通话，不知北姑还有何可笑？土耳其人说什么你就去笑土耳其吧！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3 14:38:00的发言：

偶没考证过，难道北姑就考证过？但人家泰国的学者既然可以和靖西山里的老人通话，不知北姑还有何可笑？土耳其人说什么你就去笑土耳其吧！

根本不用考證耶，可以溝通很奇怪乎？只可以笑土耳其人而不可以笑泰國人乎？

台灣本身的南島語最為分歧，不過越洋的南島人又可以溝通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2 12:12:00的发言：

有僚人說跟泰語可以相通就是證明純屬搞笑耶，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3 23:27:00的发言：

知道某些人脸皮厚，只是没想厚到如此程度而已！

北姑的面皮是否很厚就不清楚耶，不過跟某些人的應該是不相上下的耶。

滇越及撣國不是傣人建立的，不過就形成傣人先民，就好像夜郎人越化一樣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4 9:37:00的发言：

《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建》

內容何時會貼上呢？

滇越及撣國不是傣人建立的，不過就形成傣人先民，就好像夜郎人越化一樣乎？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4 15:20:00的发言：

北姑先看了再说这话吧！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4 15:23:00的发言：

就是只有目錄而沒有內容耶。

就說夜郎人，布依人本身也有認同可能是濮越的融合體耶。

那好吧，偶就告诉你，何平的书中考证的“掸国”在地中海一带，不在中国附近。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4 22:27:00的发言：

那好吧，偶就告诉你，何平的书中考证的“掸国”在地中海一带，不在中国附近。

那何先生就很搞笑耶，南絲綢之路就是四川－＞滇越（永昌）－＞撣（緬甸東北）－＞天竺的耶，若果到達地中海的話，就不用甘英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5 13:20:00的发言：

那何先生就很搞笑耶，南絲綢之路就是四川－＞滇越（永昌）－＞撣（緬甸東北）－＞天竺的耶，若果到達地中海的話，就不用甘英耶。

尼要陷何先生於不義乎？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5 17:52:00的发言：

到底是何先生搞笑还是北姑搞笑，北姑不妨继续发挥，继续跳舞，找出越多的证据越好，最好能找出真凭实据来证明滇越或掸国在今云南境内最好。至于偶引用何先生的一点点论点，如果北姑认为那即是陷何先生于不义的话，那北姑自当找此证据来证明才得喽，不然，又怎么能说明北姑权威的无比英明呢？

滇越就在今雲南境內而撣國在緬北耶，不是嗎？那在哪裡，能夠給個連結來參詳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5 18:34:00的发言：

滇越就在今雲南境內而撣國在緬北耶，不是嗎？那在哪裡，能夠給個連結來參詳乎？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5 19:22:00的发言：

那好吧，给北姑一点点糖吃，不然饿死了就不好玩了耶。《后汉书·陈掸传》（书名不知有记错否？如有，还请北姑原谅）说，掸国使者来到中原，及是“越流沙，度俞县”而来，北姑有空的话自己找一下来看看吧。至于滇　越嘛，我前面已经引了江汶和陈孺性两位学者的结论，在些就不多说了。不过呢，我知道，北姑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定是要让我把全部的文章全刊载上来，呵呵，到时偶可就没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北姑还是找一找何书不看看吧！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一]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腢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二]又曰：『放鄭聲，遠佞人。』[三]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任朱離』。[四]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五]　　萬里貢獻，非鄭□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六]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七]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

注[二]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注[四]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鑰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

　　“中國”疆域及四邊。東(蓬萊、方壺、瀛洲，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日出扶桑”)，西(岑參《走馬川行》“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白雪歌》“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風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熱海行》“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北(匈奴、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後來的滿族)，南(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蠻書》的記載)

(1) 金沙江、怒江、瀾滄江和橫斷山脈的走向，使通道成為可能。
(2) 《大宛列傳》中被忽略的一段記載，有關□竹杖、蜀布。
(3) 西南通道：越竂或者是邛都、道(今四川宜賓)──益州(昆明)──竂唐(保山)──哀牢(現在的騰沖一帶)──普洱/滄源──景洪──撣國(緬甸)──印度

　　證據：(1)公元前四世紀印度《治國安邦術》。(2)而商代銅礦石的來源。(3)三星堆的發現──意味著什麼﹖(4)四川樂山麻壕和柿子灣崖墓的漢代佛像、彭山崖墓的菩薩像，是否可以猜想西南地區並不一定需要從中原，而可以從印度或緬甸傳入佛教﹖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6 9:43:00的发言：

原來西南夷包括地中海乎？

呵呵，扣帽子大王又来扣帽了咧。我有说过西南夷包括地中海吗？是北姑自己的理解艺术高超硬要把西南夷的地域连到地中海去的吧，真是佩服耶！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16 15:43:00的发言：

呵呵，扣帽子大王又来扣帽了咧。我有说过西南夷包括地中海吗？是北姑自己的理解艺术高超硬要把西南夷的地域连到地中海去的吧，真是佩服耶！

那好吧，偶就告诉你，何平的书中考证的“掸国”在地中海一带，不在中国附近。

圖：李敬忠（右二）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單周堯，學者馮錦榮及羅馬大學東方研究院長馬西尼合影

中國為什麼又稱「華夏」？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夏」，是哪個民族建立的？一本洋洋灑灑百萬言的巨著《「濮」與中華民族》，可望對這些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給出答案，並解開中華民族一個個千古之謎。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語言學家金鐘（李敬忠）教授，正陸續完成其視為傳世之作的中國上古史《「濮」與中華民族》。

古往今來，許多史學家研究中國歷史，大都是從古籍中引經據典，將前人說過的話或記錄的歷史傳說，轉引過來作證據，然後加上自己觀點而發揮，寫成專論。

金鐘教授則嘗試從浩瀚的中國史籍中抽絲剝繭，把「埋藏」在古籍字裡行間數千年的古「濮」人語言的漢字譯音詞逐一找出，逐一弄清涵義，加以綜合判斷，從而得出相對合理的結論。他通過「濮」語，得出了「華夏」的本義。

金鐘說，「華夏」之名最早見於《周書?成武》：「華夏蠻尷，罔不率俾」。最先明確解釋「華夏」即「中國」，二名實為一體的，是《左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

到底華夏二字從何而來，「華」與「夏」各為何義？為何「華夏」可用來指稱「中國」？史學家一直爭論不休，例如章太炎認為因「華山」和「夏水」（今漢水），林惠祥則認為是「華」即「花」之古字，是愛「花」的民族　———「夏族」，故稱「華夏」。范文瀾則認為「華夏這名稱，最基本的涵義在於文化。文化高的地區為夏，文化低的人或族稱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

金鐘認為，古「濮」（百）越」語給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釋。「華夏」其實是古濮越語wu(wa)「咱們」ja(jo)「能幹，有本領，強」，兩者合起來是「咱本領高強」的意思。「華夏」是wu(wa)　ja(jo)漢字譯音。「華夏」二字早期譯音的原型是《尚書?堯典》裡的「蠻夷猾夏」句中的「猾夏」二字。由於「猾」是「狡猾」之意，如果把這句話的漢意直譯，即是「夷人野蠻，夏人狡猾」，歇後語即「都不是好東西」。豈非等於罵了「蠻夷」又罵了自己祖宗？

他考證，一些「有識之士」就利用「猾」與「華」同音，把「猾夏」改成了「華夏」。這樣，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一眾漢族，就人人皆大歡喜，樂用不疲了。「華夏」二字從此就被作為與「蠻夷」相對的驕傲而流傳了數千年。

金鐘又說，一些註釋家註《尚書》時，將「猾」解釋為「攪亂」，將「夏」解釋為「中原」。因舜時尚無「夏朝」，如果說「蠻夷攪亂夏朝」講不通，故以「夏」作「中原」，他直指這是「一種無奈的狡辯」。

其次，《尚書》「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之意，並不是說「蠻夷攪亂搶掠中原」，而是說「本領高強的鄉下種田人，犯法作亂」。他重申，「猾」從古至今均無「攪亂」之意。

金鐘指出，所謂「蠻夷華夏」，在「濮」人後裔的壯侗語裡，至今都只不過是一句極平凡的話。壯語（南）的讀音是mba:n35　ji55　wu35　ja35(jo)。mba:n是「村莊」，古「濮越」語歷史發展分化為ma:n和ba:n。今傣（德宏）語、（?）佬語讀ma:n，用漢字譯音，史籍寫作「蠻，曼，滿」等，壯、布依、水、毛南等讀ba:n,史籍漢字譯音寫作「板、阪、畈」等，黎語讀fa:n，史籍漢字譯音寫作「番」。ji是「犁、耕」之義，史籍漢字譯音寫作「夷，伊，余，依，榆，俞」等。所謂「濮夷，布依，布越，濮越」是「耕田者、種田人」的意思。wu(wa)是「咱們」，漢字譯音可寫作「華，胡，吳……」等，ja(jo)是「能幹，很強，有本領，或本領高強」的意思，用漢字譯音可寫作「夏，雅」等。mba:n(ma:n)ji合起來，意思是「村夫，或鄉下種田人」。整句mba:n(ma:n)　ji　wu　ja用漢字譯音可寫作「蠻夷華夏」，意思是「咱們鄉下種田人本領高強」。就是這麼簡單，卻被歷代統治者人為地歪曲並割裂和對立開來，成為貴與賤，高尚文明與低等野蠻兩種不同的人群而訛傳了幾千年，並留下中華歷史上兄弟鬩牆的血淚史。

夏是濮人建立的王朝

金鐘考證指出，「濮」是對中華歷史文化貢獻最大的古代民族，它在神州大地上歷史最古老，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廣，活動歷史最長。可以說，它與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息息相關。

他表示，「濮」本是「濮越」語裡專用在人前面一個極普通的必帶量詞pu「位」的漢字譯音。如pu　vun「口」，pu　ji「耕（種）田人」，pu　lau「我們（的）人」，pu　mba:n「村夫，鄉下人」等，當今泰國國王的名字「蒲眉蓬」同樣保留了這種用法，前面的「蒲」就是pu的漢字譯音，後面的「眉蓬」才是名字。

pu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被用方塊漢字譯音寫作「」，現代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指出「、濮」同音，則「」為濮之異文。」到了春秋時代，有人把pu　ji(jai,jyi,joi)用漢字譯成了「百越」，於是「越」便逐漸取代了「濮」。漢晉以後，有人又把pu　lau的第二個音節用漢字譯寫作「僚，寮，遼，勞，牢」等數十個同音近音異譯字群。於是，「僚」字群又逐漸取代了「濮」和「越」在史籍裡大量使用。此後，「濮」、「越」、「僚」之間的神秘關係，就令很多人永遠都弄不清了。

金鐘重申，「濮」人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私有制的「夏」王朝。從《史記》至今二千多年來，尚未見有哪一本史籍曾經這樣說過的。他的結論是從考察歷史語言得出。

一，「夏」的名稱，來自「濮越」語ja(jo)「本領高強」。在「濮」人勢力強大的四千多年前，按照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弱肉強食強者勝」。一群「本領高強」的「濮」人，打敗了勢力較弱的許多民族部落，建立自己強勢統治，將弱者擄為奴隸。這群人成了統治集團，因而自稱為ja，後來用漢字譯音，就寫作「夏」。由於「夏」之初，並非「家天下」，而是由一群「本領高強」的人，集體「打」出來後又進行集體統治，因此「華夏」（wu　ja)，實質上是集體英雄的代名詞。

其次，中國正史的開山祖師司馬遷撰寫《史記?夏本紀》時，雖然是以《尚書?禹貢》這篇偽史作「藍本」，但他也根據當時仍流行「濮語」關於「夏」代歷史故事傳說，用半是編造半是如實紀錄了部分「濮語」寫出一個「夏代帝王世系表」，這個「表」，除了編造的「啟」之外，其餘九個都可以用「濮」語還原。

再者，「夏」都及版圖內的晉、陝、冀、魯、豫，有眾多的「濮」語留下的地名。如山西的蒲（濮）州（今永濟），蒲阪，蒲掌，夏縣，管頭（與「驩兜」是同音異譯，是「濮」語kun　tau「我們（的）人」漢字譯音）；陝西的蒲城、褒（濮）濮；河北的博（蒲）野、博陵、步古溝、夏墊、館陶（與山西「管頭」同音異寫）；山東的臨濮、蒲汪、博興、博平、淄博、夏官、夏甸（與「夏墊」同音異寫）、夏丘、夏口、禹城、北館陶；河南的濮城、濮陽、博望、扶（濮）溝、蒲壁、傳集、夏邑、夏館等。

破譯《山海經》

身為壯族後裔的金鐘（李敬忠），師從語言學家馬學良。他以其所著《語言演變論》提出「漢語語族」理論及突破斯大林傳統的語言融合理論享譽國內外。

縱觀其《「濮」與中華民族》這部巨著的目錄，堪稱引人入勝。在《總論?什麼是中華民族》之後，有《濮與華夏》、《濮與百越》、《濮與夜郎》、《濮與蜀》、《濮與哀牢》、《濮與三皇五帝》、《濮與山海經》、《濮與漢及其他兄弟民族》、《濮與東南亞及太平洋群島民族》等。這些篇章，其特點都是以「濮」語為主線貫串全部，其中《濮與山海經》最耐人尋味。

《山海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記錄神州大地山川物產的地理經典。怪異的山水鳥獸名稱，數千年來無人能夠全面解讀。就連晉代的大註釋家郭璞也無能為力，在註釋全書之後，為《山海經》作的《序》末尾，哀歎「非天下之至通，無以言山海之意矣。」奇妙的是，金鐘教授至今解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

金鐘教授的成就已入編國家級名人辭書四十多種，包括《世界名人錄》、《世界優秀專家人才名典》、《世界優秀華人大辭典》、《二十一世紀傑出專家》、《中國專家大辭典》等等。人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濮」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一個個千古之謎將逐漸破解，而他就是揭謎者。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19 18:49:00的发言：

那尼貼何平的論點，是贊同又還是取笑呢？

http://www.rauz.net/bbs/dispbbs.asp?boardid=5&replyid=226578&id=7171&page=1&skin=0&Star=6

那好吧，偶就告诉你，何平的书中考证的“掸国”在地中海一带，不在中国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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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是不贊同何平的論點乎？

西南夷有流沙何用大驚少怪乎？

我自然是赞同何平先生关于掸国不在中国附近的关点。北姑认为西南夷有流沙乎？啧啧，只得再一次的佩服。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0 10:31:00的发言：

我自然是赞同何平先生关于掸国不在中国附近的关点。北姑认为西南夷有流沙乎？啧啧，只得再一次的佩服。

古時的西南夷地方是否有流沙就無力去研究耶，史書記載就是西南夷耶，我就不會拿何平性質的去”證實”甚麼的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20 18:20:00的发言：

不在中國附近，就是在地中海乎？尼的贊同就是如此乎？

古時的西南夷地方是否有流沙就無力去研究耶，史書記載就是西南夷耶，我就不會拿何平性質的去”證實”甚麼的耶。

既然北姑无法考证西南是否有流沙，那么对掸国使者“俞县度，越流沙”而来做何解释？西南夷有流沙？说起来恐怕没人会相信吧？县度又在哪？也在西南夷？傣人的先民会吐火、自解肢这些杂技魔术？

不在中國附近，就是在地中海乎？尼的贊同就是如此乎？北姑这句话更是奇怪，何平在书中考证掸国就是在地中海附近，不知你有何意见？

我就不會拿何平性質的去”證實”甚麼的耶。北姑恐怕不是不想拿吧，不然北姑在网上搜啊搜的，连自相矛盾的几个观点都一起搜来做证据，会不想？是拿不起吧？人家的观点可对北姑不利啊！当然了，人家的考证你大可不理会，继续以你的“西南夷的掸国”来做救命稻草。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1 12:44:00的发言：

不在中國附近，就是在地中海乎？尼的贊同就是如此乎？北姑这句话更是奇怪，何平在书中考证掸国就是在地中海附近，不知你有何意见？

簡單的問，何平指撣國在地中海一帶，尼是否同意呢？（是／否）

撣國在印度跟西南的交通要衝中間，也有大秦（羅馬）人士耶，我試轉一篇耶。

西南夷
　　
　　公元前3世纪以降，在中原逐步趋向于统一时，西南的各民族亦处在各地进行自身经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开创和发展之中，并纷纷走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舞台，以各种族称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总称为“西南夷”，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南部，贵州、云南两省以及滇、黔、桂交界的地区。

　　滇越、掸社会：有关滇越社会文献记载很少，只在《史记·大宛列传》有一段保留迄今的唯一珍贵史料的记载，说在昆明之属旁边，“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清人认为滇越即腾越（今腾冲县），“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赕，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为滇越”②。当然滇越还包括了今德宏地区。但对其社会经济不得而知，不过从滇越名“乘象国”说明滇越已经驯象为人类服务了，与唐代傣族用象耕田，元明清以来用象作战等役象之举是一脉相承的。从“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义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滇越各部肯定与蜀商甚至缅、印商人有商业交往。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汉墓中，曾出土汉五铢钱千余枚③，这是蜀商到此的明证，近年来又在德宏地区发掘、出土了琉璃等舶来品，可作滇越与缅、印商业贸易往来的佐证。
　　公元1—2世纪时，掸人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方面均有较快的发展。掸人和滇越有着承继关系，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掸人与四周的国内外各族部的联系很频繁，“掸国南通大秦”④，掸人经伊洛瓦底江与东罗马等国的交往，促进了掸人社会的发展，时掸人已建立起第一个政治组织一“掸国。”《后汉书》本纪曾记载了掸人在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120年（东汉永宁元年）、131年（东汉永建六年）3次派遣使团到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朝贡，并奉献了珍宝和在宫廷演出了精湛的文艺节目。特别是第2次，“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刘祐）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缓、金银、綵缯各有差也”⑤。这是一个拥有乐队和罗马幻人的大使团，使团配备着多种语言的译员，行程万里，可见不是一个涣散的集团或原始部落所能做到的。雍由调做了30余年的“掸国王”，内部还有“小君长”、“大君长”之分，知掸人已经跨入了初期阶级社会。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語言學家金鐘（李敬忠）教授，正陸續完成其視為傳世之作的中國上古史《「濮」與中華民族》。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1 12:44:00的发言：

北姑回答不了也就算了，何平先生考证掸国在地中海附近，不是西南夷，北姑就不用绕圈圈了，回答不了就直说，很丢脸吗？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2 10:34:00的发言：

北姑回答不了也就算了，何平先生考证掸国在地中海附近，不是西南夷，北姑就不用绕圈圈了，回答不了就直说，很丢脸吗？

簡單直接一點，尼就是同意”何平先生考证掸国在地中海附近”，就是撣國在地中海附近乎？

甚麼繞圈圈、遊花園、丟臉等，尼不用去搞耶，尼連是與否都沒有勇氣去回答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22 15:28:00的发言：

簡單直接一點，尼就是同意”何平先生考证掸国在地中海附近”，就是撣國在地中海附近乎？

也就是，西南夷中根本並不存在撣國乎？史料記載有錯乎？

甚麼繞圈圈、遊花園、丟臉等，尼不用去搞耶，尼連是與否都沒有勇氣去回答耶。

北姑果然会打岔回避主题。我既然赞同何平先生的观点，那自然不认为掸国属西南夷，北姑连这点也看不出来？你以为别人都像你一样说了却不敢承认吗？

史料记载有错，也并非不可能。况且，最初记载掸国的《后汉书》只是说掸国二次派使者来中国，一次是从永昌檄外而入，一次是从日南檄外而入，并没有说他们就是属于西南夷。掸国属西南夷只是后来的学者的考证的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

北姑既然认为掸国是傣人先民所建，那么还是请北姑解释一下我上面的问题：

“既然北姑无法考证西南是否有流沙，那么对掸国使者“俞县度，越流沙”而来做何解释？西南夷有流沙？说起来恐怕没人会相信吧？县度又在哪？也在西南夷？傣人的先民会吐火、自解肢这些杂技魔术？”

另外还有，请问一下北姑，《后汉书》中说掸国“掸国西南通大秦”，不知道大秦在哪？不会也在西南夷吧？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2 20:56:00的发言：

北姑既然认为掸国是傣人先民所建，那么还是请北姑解释一下我上面的问题：

另外还有，请问一下北姑，《后汉书》中说掸国“掸国西南通大秦”，不知道大秦在哪？不会也在西南夷吧？

呵呵，我對何平的觀點有保留，已經很明確的耶，不承認甚麼呢？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23 10:36:00的发言：

呵呵，我對何平的觀點有保留，已經很明確的耶，不承認甚麼呢？

古時有流沙，很奇怪乎？古時的羅布泊，尼今天相信乎？

中原人到西域時的記載，不也見有大秦幻人的表演乎？

那古撣國國民又是何人種乎？

西南通大秦，還包括滇國及天竺呢？有啥問題呢？

古时有流沙当然不奇怪，但在西南地区出现就奇怪了，如果北姑当真能考证出西南地区古时有流沙的话，恐怕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了，哪还用得着在僚网跟我们厮混？

在西域见到大泰幻人不奇怪，这正好说明了掸国的位置？大泰即古罗马，掸国如果不靠近大秦，哪来的大秦幻人？

“西南通大秦，還包括滇國及天竺呢？有啥問題呢？”北姑把滇国也拉进去了啊？呵呵！滇国在哪？如果掸国真在西南夷的话，北姑倒是说说，它是怎么个通大秦法

北姑不能回答我提出的疑问也就罢了，但是为什么不去查一查“流沙”在哪呢？《辞海》中解释的咧！还有县度，辞海中亦有记载。以北姑搜索帖子的能力，相信查一查辞海是没问题的。但是北姑何必要弄个罗布泊这样的比喻来呢？岂不是有损北姑的形象？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6 17:16:00的发言：

在西域见到大泰幻人不奇怪，这正好说明了掸国的位置？大泰即古罗马，掸国如果不靠近大秦，哪来的大秦幻人？

尼不是說中國歷史記載有問題的乎？不過有流沙真的難明為何那麼不可信耶，黃河也改道多次耶。

不過尼說得對耶，若果有定論的話，就不會存在眾多學說的耶，否定及贊同的，仍然在爭論中耶，不過中國主流學者有幾多是傾向何平的呢？我不知道耶。

大秦幻人甚至到中原耶，尼沒有看有關資料嗎？印度是一個集散地耶，到中南半島的也有耶，撣國有何奇怪呢？

尼要否定的話，就應該拿出研究耶，只是主觀的武斷，沒有意義耶。

北姑都仍然是依據學者好像王鐘翰等的耶，雖然當中也有偏差的耶。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26 17:30:00的发言：

尼不是說中國歷史記載有問題的乎？不過有流沙真的難明為何那麼不可信耶，黃河也改道多次耶。

大秦幻人甚至到中原耶，尼沒有看有關資料嗎？印度是一個集散地耶，到中南半島的也有耶，撣國有何奇怪呢？

再貼：

http://www.ln.edu.hk/chr/activities/seminars/p20000330.shtml

有關西南通道與南海通路的猜測

A、有關云南──緬甸之通道

尼要否定的話，就應該拿出研究耶，只是主觀的武斷，沒有意義耶。

北姑都仍然是依據學者好像王鐘翰等的耶，雖然當中也有偏差的耶。

又扣帽子了吧？我说中国的史书中有错误并不奇怪，但我有说《后汉书》记载掸国的情况有错了吗？北姑难道就能保证中国的史书中没有错误吗？越是跟你争论，对你的人格就越是失望耶！

你所引的资料，也只是后人“有關西南通道與南海通路的猜測”而已，证明什么？

大秦人到中原不奇怪，但说傣族先人把大秦人带到中国就奇怪了，除了后人对《后汉书》记载的讹化以外，北姑还能找到其它相关的证据吗？北姑难道就这样来解释“掸国西南通大秦”这句话的吗？

还有，叫北姑去查“流沙”和“县度”的方位，北姑竟然查到黄河多次改道上了啵？真是厉害。那北姑不妨再查一查流沙是如何改道至西南夷的，好吗？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9-26 17:56:00的发言：

你所引的资料，也只是后人“有關西南通道與南海通路的猜測”而已，证明什么？

嘩嘩嘩，這樣去侮辱人家的是版主嗎？誰沒有人格，誰沒有品，一看就知道耶。

壯泰走廊又是前人的記述乎？後人都是根據資料而重整出來的耶。南島人擴散的路線也沒有定論耶。

後漢書是訛化的就不清楚耶，沒有尼般權威耶，撣國不可以有大秦人，那印度也不可以有其他人種乎？是何邏輯呢？

流沙我沒有能力去考究耶，只是尼如何可以去否定的乎？當時珠江三角洲沉積完成沒有呢？

黃河改道，尼的地理科沒有提及乎？最初的出海口好像是在山東半島及江蘇的乎？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9-26 18:10:00的发言：

嘩嘩嘩，這樣去侮辱人家的是版主嗎？誰沒有人格，誰沒有品，一看就知道耶。

壯泰走廊又是前人的記述乎？後人都是根據資料而重整出來的耶。南島人擴散的路線也沒有定論耶。

後漢書是訛化的就不清楚耶，沒有尼般權威耶，撣國不可以有大秦人，那印度也不可以有其他人種乎？是何邏輯呢？

流沙我沒有能力去考究耶，只是尼如何可以去否定的乎？當時珠江三角洲沉積完成沒有呢？

黃河改道，尼的地理科沒有提及乎？最初的出海口好像是在山東半島及江蘇的乎？

我侮辱了北姑吗？对你感到失望就是侮辱？北姑把真的把自己看得那么高那么权威？一个整天只会给别人扣帽子的人想到得到别人的尊敬恐怕是比较难了！你看，这不是又来了？　“後漢書是訛化的就不清楚耶，沒有尼般權威耶”，我可有说过《后汉书》是讹化？可有某些人自认为的权威？流沙的问题北姑解释不了，扣帽子倒是一套一套的！

掸国有大秦人当然不奇怪，因为掸国就在大秦附近。但如果如北姑所说，掸国在西南夷，那就奇怪了？如果掸国真的在西南夷，而又有大量的大秦人居住、贸易等，为何同在西南夷的滇国、永昌等郡就没有记载？

“流沙我沒有能力去考究耶，只是尼如何可以去否定的乎？當時珠江三角洲沉積完成沒有呢？”由“流沙”的沙漠气候而变为如今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确实可以称得上沧海桑田哦，如果如此大的气候变化能在2000年以内完成，即使古籍中没有记载，现代的科学技术也可以考证得到，北姑用不着再推委，否则可就显得心虚了。《史记》中说滇越人是“乘象之国”，虽然我也不赞同滇越就在西南夷，但以北姑的观点来看，不知什么时候大象跑到沙漠里去了呢，真是奇怪！

其实“流沙”和“县度”在中国古籍中是有特指的，早就叫北姑去翻一下“辞海”“辞源”了，就是不听，一点都不乘耶！解释不了没关系，但不自我增值而只会推委（呵呵，模仿某人语气，希望不会被告侵权）就不好了！

“黃河改道，尼的地理科沒有提及乎？最初的出海口好像是在山東半島及江蘇的乎？”聊着聊着就聊到地理上了，幸好以前是学过一点点地理的，不然还真让人给唬住了耶！黄河改道与珠三角沉积，那只是一种正常的地理变化，并不涉及气候的改变。莫非北姑已经研究出了此二者与西南夷所谓的“流沙”有关？那倒要洗耳恭听了！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10-12 10:15:00的发言：

尼說過甚麼，尼自己清楚耶，不過不清楚也沒有所謂耶，我戴不到帽子的耶。

撣國有很多大秦人，並不代表其他地方沒有啊，中原也有很多呢，只是撣國把他們收留的帶到中原而已。唐代也有大量阿拉伯人及波斯人耶，難道大唐其實應該在中東乎？

縣度，就是指要用繩索越過的山崖吧？從撣國經金沙江等到四川，不用過縣度乎？

流沙我就不清楚是氣候又還是地理又還是兩者都有的因素耶，不過古籍記載的流沙就是指沙漠的流沙乎？我不知道啊。只是尼對西南夷諉沒有說明耶。

古代氣候及地理轉變就不知道耶，據說（葛劍雄）因為氣候轉變，海水上升，居住在舟一帶的東海外越要移居日本耶。

漢自武帝用兵匈奴，張騫出使西域，漸形成敦煌、永昌、交廣三條對外交通之孔道，漢武帝更設官屯守，與西域各國往來不絕，中外交通由是開放。

所謂「敦煌道」乃由京師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門關而至西域，溯塔里木河越過蔥嶺到中亞細亞或析南至身毒(印度)等地；此路線後來不斷伸展，成為中國絲綢輸往歐亞之主要通路。

「永昌道」是由長安經漢中至蜀成都，再由戊都出犍為，經窮邛都至滇國(雲南)，由滇國永昌到撣國(緬甸)的北部再西行直達身毒。又或由永昌還成都，出漢中,順漢水而至武漢等地，或更至於長江下游。

「交廣道」，大概在內地蒼梧郡內，以西江廣信(今蒼梧)為中心，然後由西江經龍州，至交趾龍編，沿富良江出海；或者由西江下游至番禺出海；或者沿廣信溯灕江經桂林出湖南，經長沙然後北上渡長江，溯漢水，再經漢中至於長安，此乃交廣道對外交通情況。

這條路線日後對中國與南海的交通發展漸趨重要，東漢時，往南海貿易或出使亦多沿此路線至西南部之合浦、徐聞出海，南下日南郡以至於南海各地。

(b) 張騫出使是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有開通西域的目的之行動。

(e) 印度藝術及宗教思想，對中國思想、文學、繪畫、雕刻、音樂均有影響。

北姑后面所引的这两篇帖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者还是由北姑来说明一下吧。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10-13 18:12:00的发言：

沒有必要去解釋耶，難道後漢書的撣國是虛構的乎？

那絲綢之路的永昌路又是啥乎？

這個應該是尼去解釋耶，質疑的是尼耶。

以下是引用路在2006-10-20 11:58:00的发言：

呵呵，忘了北姑只管转帖而不敢发表本身观点的，莫怪莫怪！

「壺中人」故事的演化
從幻術說起

張靜二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329-376

據典籍的載述，幻術在東土的出現甚早。佛教雖然要到西漢期間（西元前202年～西元9年）才傳入中國，但幻術早在周成王即政七年（西元前1018年）與燕昭王七年（西元前305年）就有所聞。（漢）班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上說：武帝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大宛諸國「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上則說：條枝國人「善眩」。「眩」指吞刀吐火之類的幻術。（宋）范瞱《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上也載述哀牢夷撣國王雍由調曾於安帝永寧元年（120年）到洛陽朝貢，其所進獻的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為此，（後晉）劉昫在《舊唐書．音樂志》上說：「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安息在今伊朗東北部，古稱西域；撣國在今緬甸東北部，地屬西南夷。兩處都是中印與中西交通樞紐，其文化多受天竺文化影響。可見佛教與幻術的關係相當緊密。

) （漢）班固撰，《漢書．張騫、李廣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0冊），卷61，頁9右（總頁425下）。

) （漢）司馬遷撰，《史記．大宛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4冊），卷123，頁7左（總頁876上）。

) （宋）范瞱，《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3冊），卷116，頁25右（總頁661上）。

) （後晉）劉昫，《舊唐書．音樂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8冊），卷29，頁17左（總頁712下）。

) 說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頁47～48、80～86。

以下是引用北姑在2006-10-20 12:03:00的发言：

呵呵，隨便尼怎樣說耶，總好過尼只是主觀的憶測耶。

别人的观点，只要是与自己不符的，就是“主觀的憶測”，自己转载的东西以及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客观的也，这就是北姑特色。呵呵。

僚人家园

「壺中人」故事的演化從幻術說起

張靜二（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29-376

「壺中人」故事的演化
從幻術說起

張靜二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329-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