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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 [打印本页]

作者: 沙南曼森    时间: 2004-10-24 11:00
标题: [转帖]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 来自 http://artvine.com.tw/cgi-bin/board/bbsboard.pl?board_id=2&type=show_post&post=3743

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 《民族研究》,1999/04,67~74页 江荻 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

【内容提要】

迄今,汉藏语言系属分类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实践,分歧依然 存在。究其原因,一是汉藏及周边区域的民族有着复杂多元 的文化背景,汉藏区域农耕型民族从古至今一直处在接触和 融合状态,与印欧区域畜牧型民族完全不同;二是汉藏语言 古代文字文献远不如印欧语言的丰富和久远,客观条件制约 了历史比较法的效用,仅以语言的结构研究难以奏效。为此 ,本文讨论了文化人类语言学在系属研究中的作用,以及汉 藏语言系属研究在复杂条件的羁性下所产生的非谱系树观念 ,认为这一观念很可能成为未来汉藏语历史语言学的新的生 长点。

一、汉藏语言分类现状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经历了从 无到有、范围和层次逐渐清晰的过程。其时,东西方学者的 认识差异不大,代表人物首推李方桂先生。 然而, 本世 纪70 年代,在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发表《汉藏语概 论》(注:Benedict, Paul K:  Sino─Tibetan: a C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之后,原 有观念分崩离析,西方学者较为一致地缩小了汉藏语系的范 围,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90年代后,分道扬镳 近20年的中外学者又在系属问题上碰撞乃至汇合。以法国学 者沙加尔挑头, (注:Sagart, Lauren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presented at 23rd ICSTLL,  Oct  Arlington, Texas,1990)中国学者邢 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力证,(注:参见郑张尚芳: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In William S─YWang edit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提出囊括汉藏(包括壮侗语和苗瑶语)、南岛、南 亚合一的华澳大语系。(注:1998年沙加尔先生来民族所访 问,笔者询问他是否同意郑张尚芳先生将壮侗和苗瑶语与汉 语、南岛语合成华澳大语系的观点,沙氏回答他至今未表示 过壮侗和苗瑶与汉、藏缅、南岛语是否有关系的看法。)下 页图是当代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地 区语言系属分类的论争简图。   众所周知,汉藏语系是未经证实的理论假设,是比照印 欧语系提出的。因此,无论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照搬或 借鉴印欧语论证方法的痕迹。到20世纪末,关于汉藏语分类 问题仍然是歧见锋出,莫衷一是。为什么?客观地说,汉藏 语言系属分类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核心问题,远远超 过当年印欧语所面对的疑难,这些问题至少可包括以下几方 面:(1)汉藏语系众多语言和语言历史变异现象的描写尚 未完善,而精细化和深层次的描写更为缺乏;(2 )反映语 言历史面貌的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久远程度及非音素于性质 的研究工作难如人意;(3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的 历史和文化等文化人类学要素还未系统地引入语言研究范畴 ;(4 )基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在中国及东南亚等地的普 适性问题,或者说,历史比较法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藏语言以 及更大范围的东亚大陆、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事实 。

当代汉藏语言分类的几种主要观点示意图*   *汉藏语言分类是中国学者李方桂1937年提出的, 大多 数中国学者赞成其分类;澳泰语分类是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 罗提出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同意其分类;华澳大语系是90年 代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等人在法国学者沙加尔观点基 础上提出的。

二、“东南亚文化流”和文化人类学   在汉藏语言系属研究后面,蕴藏着关于民族、历史和文 化的背景问题,这是该学科研究者不能不面对和考虑的事实 。美国学者白保罗之所以不囿传统,坚持将壮侗语和苗瑶语 归入南岛语系,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密切关系。白保罗以人 类学家的身份从事汉藏语言研究,其视野和角度必然有独特 之处,至少他把文化人类学观念带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 的汉藏语及南岛语等系属研究中来了。白保罗1975年的论着 《澳泰语:语言和文化》提出了壮侗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 语系的历史文化依据,即“东南亚文化流”。该论点的核心 是:史前该地区的民族种群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因此,文化 的流向不可能是单向的。应该说明的是,此处“东南亚” (Southeast )地域概念不是现代理解的中国之外东南亚各国 ,而是史前长江以南这个广大区域,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台 湾岛、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福建、湖南、江西 和浙江等省区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居住着数目繁多的民族群 体,大部分是非“汉人”(当时的中原居民)。他们从很久 远的时期起就有着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互接触。这些群体包括 了操孟高棉语的族群,操南岛语的族群及汉藏/藏缅语的族 群。陈国强等人所着《百越民族史》就依据古代文献从多方 面论证古越语和古代汉语是不相通的。(注:参见陈国强等 :《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 371页。)在考古学上,仅从南方某些出土的符号考释来看 ,学者们也认为可能是古越人的文字。而关于古越人不同于 中原人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如断发纹身和拔牙岩葬等习俗, 以及“不落夫家”的婚俗、蛇鸟图腾崇拜和迷信鸡卜等风俗 现象也都有学者论证。   在中外历史、考古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白保罗认为:考 古学、史前史、人类学和语言学最新研究证明,直到相当晚 近的时候,中国长江以南地方的语言不都是汉族语言。随着 中原华夏族居民向南扩散,新的文化交流不断产生。“在史 前时期,汉人居民中那些扩散的群体必然发现他们自己处在 各种民族群体之中,这些群体在农业、冶金、纺织、战争、 天文、甚至文字方面至少也与他们自己一样发达”。(注: Matisoff,JA:New Direc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inG Thurgood,1985)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这种认识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距今4000─5000 年之际,也就是历史进入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古越人地区 原始居民与中原原始居民一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如太湖杭州湾地区着名的良渚文化、闽江下游的 昙石文化、岭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其原 始农业和手工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见当时的东南地 区,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荒蛮’之地,而是有着十分发达 的原始文化了”。(注: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 第23页。)而传说的尧舜时代,两地人民就有了交往。《史 记五帝本纪》云:“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 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 荒服,南抚交趾。”“交趾”,即属古越地。当然,中原地 区经历了夏商周时期以后(夏代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 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四邻民族地区,至楚灭 越、秦始皇和汉武帝两次统一南方后,古越人迫于中原民族 的威力,部分外迁到东南亚及南海诸岛,部分远避于南方丛 林山区,剩下的则逐步融于中原民族。而古越人的语言也随 之变迁,或融合为后来的南岛诸语言,或形成现在的壮侗诸 语言,或积淀为汉语南方方言的底层。   在具体的语言和文化论证方面,白保罗也作了有益的尝 试。1967年白氏的论文《澳泰语研究3:澳泰语和汉藏语》 (注:Benedict, PaulK: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RAF Press, 1975,  p275)提出汉语十二属 (兽)(地支)的名称来源于澳泰语。虽然白氏的比较并不 成功,但罗杰瑞(Jerry Norman)和梅祖麟在该文的启发下 则提出十二属(兽)的名称来源于南亚语。罗的文章中列出 了中古汉语、越南语、孟语、泰语(多种方言)、缅语和高 棉语(多种方言)的十二个数词,后面又附上越南语和孟语 (多种方言)的实际动物名称。经比较发现,“属”的名称 本身与汉语动物名称无任何相似之处,而十二个词中有六个 与南亚语相似。因此结论是,十二属(兽)的名称至少有一 部分是从普通的南亚语动物名称派生出来的。这当然也就意 味着公元前1000年前,汉族与操南亚语的民族有接触,并向 操南亚语的民族借入了某些文化概念。而这些操南亚语的民 族很可能就是古代的吴和越。(注:Norman, Jerry: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Duodenary Cycle, in G Thurgood, 1985)实际上,罗杰瑞在《汉语概说》里 说得更清楚:“公元前2000年中叶之前,中国的文化优势可 以肯定不如后来那么 突出,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在史前时期, 还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汉语吸收了外来成分。”罗 杰瑞举了一个非汉藏语的词例“虎”,中古拟音是 ,书面孟语是kla,门达语是kula。 这几种语言“虎”字的读 音和汉语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因为汉语“虎”很早就有 文字记载,所以一定是从史前时期就借入的。(注:参见 [美]参见罗杰瑞着、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 社1995年版,第16─17页。)   另外一项研究也值得一述。WL巴拉德(William L Ballard)的《中国南方语言史:苗瑶语和汉语南方方言》 用了大量篇幅(约为全文的1/2)叙述了中外考古学家和历 史学家对中国南方民族历史的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汉语 南方方言及该地区非汉语语言之间的音系相似性范围进行了 识别。根据巴拉德的观点,吴、粤、楚(老湘语)和闽语不 能仅仅看作只是从高本汉所谓中上古汉语分岔变异来的,而 应看作代表了已然混合许多汉语要素的独立语言传承体系。 尽管这些地区汉语化的时期久远,但巴拉德还是感觉到了这 些方言最深层之处仍然反映出泰(台)语、南亚语和/或苗 瑶语的底层。粤和部分闽方言显示出类似泰这类语言的影响 ,某些闽方言表现出与瑶有强烈的发生学关系,而吴和楚则 显示出与苗有着甚至更明显的相似性。像苗语一样,吴和楚 方言的声母繁茂,但辅音韵尾系统则退化了;像瑶语那样, 闽方言的声母更简单,但保留了全套4个塞音韵尾; 吴方言 和苗语都有复杂的(在语法和语音条件上)、功能相似的声 调连续变调系统。对巴拉德来说,很容易假定吴方言是苗类 语言的后裔,它即使在广泛的汉语化条件下仍然保留了原始 的声调连读变调形态;反之,假定吴方言在过去1000年左右 借入或创造了自己的连读变音调系统则难以想像。巴拉德给 出的结论是:楚、吴和闽方言地区构成了一个考古学上的文 化连续系统。这些地区的现代方言显示出相互之间以及和苗 瑶语之间有着类型相似性。也许这些方言中有苗瑶语的底层 。尽管资料尚不充分,从所有表层面貌上看,楚的汉语化程 度最高,也许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它自身已取得“国家 ”的地位。另一方面,吴和闽方言与苗瑶语变异有着明显的 平行性。(注:William L Ballard: The Linguistic History of South China:Miao─yao and southern Dialects, in G Thurgood, 1985, pp58─84)   白保罗提出的“东南亚文化流”概念受到一些中国语言 学家的批评,认为有杜撰之嫌或没有充分证据。(注:参见 瞿霭堂:《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薪火篇》,山 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 述评》,《云梦学刊》(岳阳)1996年第3 期。 )然而,西 方学者却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马提索夫(J A Matisoff)说“白保罗对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学最最不朽的贡 献之一是他把汉语放在了一个语言共同区域中更为均衡的语 言地位上。……(史前)澳泰语与汉藏语有着相等的身份和 同样的古老”。(注:Matisoff,JA: New Direc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in GThurgood, 1985)中西方学者观念上的差距如此之大,应该是有原因 的。西方学者有人类学的传统和根基,因此在语言系属分类 操作上往往采用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或 者说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方法工作。相反, 我们自己确实很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语言。   文化人类语言学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它有 着不同于单一语方或主体语言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也有着纯 语言研究难以体察的微妙之处。中国语言学者对此有一定的 经验和认识,如俞敏认为,中原主体民族源于西部古羌人, 他们东移后形成炎、黄两个部族,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始原; (注:参见俞敏:《汉藏两族 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吴安其则认为汉语最初自东 向西发展,原始汉语可能是古东夷语中的一支,其后才与原 始藏缅语、侗台苗瑶语接触。(注:参见吴安其:《黄河长 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与汉藏语的渊源》,《民族研究》1996年 第6期。 )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是一部囊括了 相当部分人类语言学内容的论着,在许多方面细微地勾画出 汉藏民族语言的文化人类学背景。(注:参见游汝杰:《中 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邓晓华 的论着则是结合上古考古和区域文化特征来论述汉藏诸语言 系属关系的。(注:参见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 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最后引H 缪勒的话来体味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人类学家认为,语言学家的证据在人类学的总面貌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语言学家认为自己的科学是包括在整 个人类社会的、范围较广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语言跟使 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意识世界密切地互相作用,所以只有依 靠这些意识才可以完全理解语言。”(注:[美]H 缪勒 着、吴润光译:《在新道路上的语言学》,《语言学论文选 择》第7辑,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22页。)

三、“远程构拟法”与语言远缘关系   原始语的构拟和语言系属分类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凡讨 论系属分类则不能绕过语言构拟。传统的构拟方法是从低的 语言层次甚至方言开始,逐步上推,最后达到最大的语言年 代学距离层次,即构拟目标确定的原始共同语。“事实上, 对某些语言学家来说,从下层往上层逐层构拟的工作信念非 常强烈,以致于认为这不仅仅是构拟的优选方法,更是构拟 的唯一方法”。(注:Thurgood, Graham:  Linguistics  of the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Pacific Linguistics, 1985)   然而在汉藏语系属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做 “远程构拟法”(teleo─reconstruction)。这是白保罗的一 项发明。所谓远程构拟法,是指直接跳到构拟目标的方法, 一开始就比较差别相当大的语言,直接构拟它们的原始共同 语。   白保罗之所以提出远程构拟是有他学术根源的。远一点 说,自人们发现古拉丁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梵语有发生学关 系后,便出现语言起源的单源学说(monogenesis)。例如, 本世纪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欧洲与亚洲的语言有发生学的关系 ,它们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指称这个大语系:“欧亚大语系” (Eurasiatic Phylum)。   作为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白保罗,当然也会受到语言 起源和分化观念的影响。当他把眼光注视到亚太区域时,自 然会产生这些语言是否有关系或者至少是否有远缘关系 (remot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的念头。恰好有人为他铺好 了路。   本世纪初,奥地利学者佩特斯密特,把从喜马拉雅山 到圣诞节岛、从马达加斯加到夏威夷的整个东亚、南亚、东 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并成一个大语言区域,把其中的南亚语和 南岛语合称为南方语系。(注:参见[美]霍尔着、赵嘉文 译注:《东南亚史》,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斯密 特迈出了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远程构拟的第一步。   白保罗在早期工作中完全接受了斯密特的南方语系假设 观点。他在《语言联盟》一文中就阐明了这一点:“放在一 个更大的范围来考虑,台─卡岱─印度尼西亚语其本来面目 应是斯密特所划的南方语系的北支。”他还进一步表示,“ 作者承认斯密特的包括孟高棉语和南岛语的南方语(Austric superstock)假设,虽然这种关系还没有完全证明。在解释某 些台语和孟高棉语共有词根……时, 南方语系的假设 (Austrichypothesis)是有用的”。(注:Benedict, Paul K : Thai,  Kadai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4, 1944 , pp576─601)   虽然白氏在南方语框架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他在1975年 放弃了南方语系观点,但南方语所深蕴的语言远缘关系却根 植在他的观念中。1942年的《语言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这种观念的产物,1985年的《日/澳-泰语系》也是这个观 念的继续。   语言远缘关系涉及到人类自身及其语言的发生、发展等 重大里论问题,也引发人们开始重视20世纪初印欧语系成功 实践以来历史语言学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因此,当另一位持语言远缘关系思想的学者格林伯格(J Greenberg)对西半球语言分类后,一时间学界上下争论不休 。有鉴于此,美国语言学会会刊《语言》(Language)特约 马提索夫教授撰文予以评论。(注:J 格林伯格是当代着 名语言学家,1987年他发表《美洲的语言》( Language in the America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提出西半球的民 族语言系属(爱斯基摩─阿留申等除外)都有发生学关系。 文章论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美国语言学会会刊《语言》 特约马提索夫写了评论文章《论巨观比较法》。)由此看来 ,白保罗的语言远缘关系思想既是历史的继承,也与同时代 共鸣。   马提索夫在评论格林伯格语言远缘关系思想时提出了看 待语言发生学关系远近的三分法理论,即:微观比较 (microcomparison)、 宏观比较(macrocomparison)、巨观 比较(megalo─comparison)。 微观比较可以在像罗曼语或 彝语这种结合紧密的语族或语支层面进行,年代不超过2000 年,可以找出数量较多的同源词,也能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 规律;宏观比较适合像印欧语或汉藏语这类分布辽阔但可证 明有效的分类层面,年代上限可达大约6000年,但同源词比 例不高,语音对应规律中往往有例外;巨观比较处理年代更 为久远的关系,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不规则或根本难以建立 ,被公认的同源词很少,所以对观察到的相似性作解释的话 ,类型的近似或者接触的相似,甚至巧合的可能性往往强于 发生学的可能。(注:Matisoff, James A: OnMegalocomparison Language, Vol 66, No:1, 1990, pp106─120)   白保罗提出“远程构拟法”后,不同视角的语言学家有 不同反响。白氏自己则谨慎地留下一条后路,认为“不加鉴 别地使用远程构拟可能导致语言学的灾难”。(注: Benedict, Paul K:  Tibeto─Burmantones, with a note on teleoreconstruction  Acta Orientalia1973, p35)   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空说无用。法国学者马丁(Martine Mazaudon)采用白氏的远程构拟法尝试处理塔芒语(Tamang ,属喜马拉雅山语言固绒语语支)和卡伦语,重建古藏缅语 的声调系统。结果,该项研究用远程构拟法无法完成。作者 结论是,应该先达到3 个中间阶段才有希望实现这项大规模 的声调系统比较:(1)更精确的原始卡伦语构拟;(2)在 塔芒语和卡伦语之间建立规则的语音对应;(3 )在每个下 位语群层次上理解声调的形态变异。   笔者认为,语言的远缘关系虽然难以操作,但又富于启 迪。把远程构拟法作为高层面临时性探索方法未尝不可,高 层面有开阔的视野,有助于总体把握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提 出合理的假说。一旦形成假说,就可以进入低层面具体罗列 比较,寻找同源词,建立语音对应规律。另一方面,“构拟 应参考历史、深层文化特征、考古等方面的材料,得出的结 论才经得起推敲”。(注:孙宏开:《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 究中的一些问题》,《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3期。)语言是 与民族历史、 民族文化同步的人类活动现象,把握了历史和 文化的脉搏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语言。这一点与前文所 谈文化人类语言学是一致的。

四、汉藏语分类的羁性与非谱系树观   近几十年来,汉藏语谱系分类研究逐步深化,人们不再 简单地看待分类。特别是中国学者体会尤深。80年代以前, 确定汉藏语言系属关系的方法是结构类型的一致,如单音节 性、声调的一致等。由于藏缅语声调独立发生现象的揭示以 及白保罗“澳泰语”分类的冲击,人们开始从类型标准转向 同源词对应标准。然而,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区域极复杂的历 史文化背景,如“大聚居小杂居”、民族群体连续迁徙、不 同族群政权的频繁更替,导致了语言在大量区域内广泛而深 刻的接触。因此,即使找到了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也不能 确定这种对应是何种性质的对应,即是同源对应还是接触对 应?不能排除后者可能是大量早期借词形成的对应。(注: 参见江荻:《论语言的自组织机制》,《民族语文》第5届 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此路不通,有学者又探索出一 条同族词对应的新方法,即在对应语言中分别找出由多个词 构成的词族,只要确认词族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则可认定为同 源词。(注:参见董为光、曹广衢、 严学群:《汉语和侗 台语的亲缘关系》,Computational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No22, Tokyo 1984年,第105─121页。)显 然,这是个好办法。一组音义相关的词是不易同时被借到另 一种语言中的,除非二者接触融合太甚。这种性质的对应可 基本确定是同源性质的对应。不过,在具体操作上,大多数 的民族语言由于没有历史文献,要收集充足的同族词以及确 定(因语义变迁的)同族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语音对应规律是历史比较法的基石之一。然而,这个以 印欧语为对象建立的法则有重大缺陷。因为,它立论的基础 是感性的推测,而不是严格的逻辑论证。历史语言学大师A 梅耶说:“我们要观察的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本身 。所以只有把这些结果结合起来才能追索语言的发展。这些 变化结果的结合,就是肯定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点不能用人 类共同的特点来解释,而必须假定有一个特殊的传统。这就 是比较方法的本质。”(注:[法]A梅耶着、 岑麒祥译 :《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国外语言学论文选 择》,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换言之,一旦发现 语言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则凭直感推测这种对应关系不 是偶然的。非偶然就必然存在某种久远的关系,演绎下去, 就认为这些对应的词是古代同源的词,而这些同源词所属的 语言也就顺理成章具有发生学的关系。把这幅图景放在现代 科学体系下来看就可知其有问题。   现代科学认为,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奇异的、多变和演 化的,具有多值性、突变性、随机性和非线性、自组织等性 质。长久以来,人们靠直接经验和思辨的想像去描绘世界图 景,认为世界的和谐与有序是以简单性为基础的。任何事物 都采用简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结果,凡是非线性的复杂现 象都列入例外拒绝考虑。梅耶强调“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 化本身”,就是只看两头,变没变,简单明了,中间过程一 概不论,(注:历史比较法当然也用材料展开论证,这就涉 及过程。但这种论证以说明语音形式对应为目的,不注重演 化过程;其次,这种论证是在推测同源关系成立的主旨下的 附加说明。)是个黑箱。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以前的语言学者,即使以牛顿 理论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也以描绘确定性、必然性的科学世界 图景为目的,而且从经典物理到相对论(爱因斯坦)都信奉 决定论的世界图景,认为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就可以精确地 回溯过去和预见未来。直到统计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特别是 现代非线性科学(如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混沌 学)揭示出随机性的世界图景,比如演化对初值的敏感依赖 性、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涨落导致的分岔和有序等等 ,现代科学方才发生质的变化,人们的认识方才改观。同样 ,语言的变化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间存在着无数非 确定性因素发生的可能,随机现象不能排除,分岔的方向可 能突变,因此“重过程而非状态,重演化而非存在”(注: 江荻:《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中国藏学 》1996年第4期。)应该成为语言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则。唯 有如此,汉藏语言系属研究才能够克服历史比较法的不足, 使历史语言学的汉藏语实践在创新中成功实现。   针对历史比较法的弊端,词汇扩散理论突出了表现音变 的词汇扩散过程:(注:参见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回 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1996年第1期。 )普林斯 顿假设以汉语为对象开始了从底层方言向上构拟原始方言而 逐步达到中上古面貌的堆垒过程;(注:参见[美]罗杰瑞 :《原始闽方言的声母》,《音韵学通讯》1983年第4期。) 历史音变模型理论则刻画了演化的微观过程,揭示了演化过 程中系统的状态属性和语音渐变、突变、分岔等非线性现象 。(注:参见江荻:《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 性》,《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版。)还有研究认为,语音对应仅仅是确定同源关系的必要 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根据语言接触程度将词汇分阶, 则不同阶词汇有对应关系的词的比率是不同的,这种数量关 系能够反映语言之间是否具有同源关系。(注:参见徐通锵 、陈保亚:《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二十世纪的 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陈保亚 :《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 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历史语言学的汉藏语实践中这诸多羁绊构成了一种汉藏 语分类的羁性概念。它促动人们反省和深思:谱系树理论是 否适合汉藏系语言的实际?事实上,梅耶在他那篇名着中就 说过:“在远东,我们很难辨认和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也许 不是偶然的。……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证明就 非另找新的方法不可。”(注:[法]A梅耶着、岑麒祥 译:《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国外语言学论文 选择》。)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则认为,东亚大陆语言的发 展,基本上是由东方文化中心地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语言 的过程,因此把谱系关系“轻信为适用于人类语言科学的普 遍真理、绝对真理,这就束缚了跟印欧语发展不相同的语言 发展的研究”。(注:[日]桥本万太郎着、余志鸿译:《 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当代中国学者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王均先生曾认为:“把 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 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认为在古代只有前后相承, 而无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变异,这是难以想像的。” (注:王均:《〈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上的讲 话》,《民族语文》1989年第1期。 )道布先生结合中国历 史表示:大概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不 是已经表现为不断的接触与融合?我们的比较研究,与其把 分化作为基点,不如循着语言接触与融合的思路去具体考察 语言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因为这个时期往后,族体的名 称越来越少,族体名称的减少意味着族体的合并(融合)。 族体的合并(融合)也意味着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注:参 见道布:《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民族语文》 1997年第3期。)这个观点很值得深究,而这一类的观点也 可以认为构成了汉藏语言分类研究的非谱系树观。其中桥本 万太郎已将其观点发展为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影响面很广 。   历史比较法之所以在印欧语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有如下鲜 明的特点:印欧语系诸语言自身的特质,如规整对应的同源 词,严格且丰富的语法形态;部分决定印欧语特质的民族文 化背景,如畜牧型社会大规模迁徙拓居造成的较为单一的群 体语言特征;多种多样可反映久远历史语音面貌的古代文献 ,如楔形赫梯文(前17世纪)、希腊文(前8世纪)、 伊朗 文(前5世纪)、梵文(前4世纪)等数十种。相比之下,东 亚大陆和东南亚主要是农耕型文化背景,民族间的杂处、接 触极为频繁,使语言随地理分布呈多质叠置的混沌面貌。而 文献方面,虽然汉族在三千多年前就有甲骨文,但不能表音 揭示汉语语音特征,往后就是8 世纪的藏文和11世纪的缅文 以及更晚的泰文,去上古尤远。为此,游汝杰先生提出汉藏 语系历史语言学研究应充分注意语言的借用、交融、底层、 类型、演变等问题,而不是语言的谱系树分类。比较研究则 至少在现阶段只能在较低层次进行,如构拟一种方言、语言 或语族的原始语。(注:参见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 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不同的文明类型造就相异的族群文化,包括它的语言。 但这似乎主要是印欧语言区域的现象。在东亚大陆和东南亚 以及南太平洋区域,古代不同的文明类型历经长久的混同交 融,产生大量相似的文化源流。因此,基于印欧语言的历史 比较法必然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 汉藏语言研究中萌生的非谱系树观很可能成为未来历史语言 学的新的生长点,并将形成或许是全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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