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一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2-15 3:36:28发布) |
2000年10月22~27日,韩国旧石器学会会长、国立忠北大学考古与历史系史前实验室李隆助教授,与忠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吴仲云,共同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水稻遗传学大会上,宣读了《小鲁里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意义》一文,报道他们在该遗址地点A发现距今17130年前,14820~13010年前的炭化古稻,并经许文会教授(汉城大学校农业生命科学大学农学科名誉教授,植物育种学专家)与徐学洙教授(韩国岭南大学校自然资源大学农学科教授、农学博士)鉴定,前者为"拟稻"(Quasi Rice),后者为"古稻",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因此这将对认识稻种的起源和进化十分重要","提供了重要信息"。由于与会各国学者大多数是从事近代与现代水稻问题的专家,对远古稻作农业的起源兴趣冷淡,因而对此事的反应甚微。 随后,他们及其博士生六人专程到中国来,先到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作物学院拜访分子遗传学专家、博士生导师王象坤教授,再到长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拜访考古学家裴安平研究员,最后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拜访稻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希望取得几位中国稻作史专家的认同与支持。游修龄教授很快在2001年10月12日《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中韩出土古稻引发的稻作起源及籼粳分化问题》一文,表达了他对韩国小鲁里古稻的质疑。裴安平研究员则在2002年3月15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质疑韩国小鲁里》一文,进一步剖析韩国小鲁里古稻之不可信。王象坤教授则当面对他们表示"此事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其理由是:一万多年前埋藏于泥炭层中的古稻,必然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韩国学者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清除污染的。而不说明污染的清除过程,就很难令人相信他们所做的DNA分析工作成果的可靠性。其次,以他们现有的技术设备与水平,不可能做出如此高分辨率的"随机扩增多态性DNA"即RAPD(randomly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的变异研究(RAPD特异带)。再次,人与猿,玉米与水稻(7000万年前)的遗传基因只有一个不同,相同的占99%以上。因此,说古稻与现代栽培稻的遗传相似性约为57%,是违反分子遗传学常识的。所以,他认为韩国小鲁里古稻的"发现"是一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他在2002年1月4日与笔者面谈时,和最近几天的电话交谈中,都反复强调这三点可疑处。游修龄教授在与笔者电话交谈时,亦再次表示韩国小鲁里发现一万多年前的古稻是"不可能的事"。 2002年7月14-21日,在韩国丹阳郡李隆助教授亲自主持的第七届《垂杨介及她的邻居们》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布小鲁里遗址A,Ⅱ地点采集到的"可能是栽培稻的标本,其年龄为距今12500年"。他为什么更改年代数据?原因不明,未见详细报导。笔者因曾涉足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自然很关注韩国小鲁里古稻的发现。但在仔细阅读了王象坤教授的译文(原文为韩国谚文)之后,觉得四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普通野生稻生长习性与现代韩鲜半岛气候条件的矛盾 众所周知,现代栽培稻源于普通野生稻。有了普通野生稻的存在,才能逐步驯化成现代栽培稻。因此,确认某地区是否为稻作农业发祥地,第一是看是否有最古老的栽培稻出土?第二则是看其附近是否有普通野生稻生存?或者曾经生存过普通野生稻,有文献记载或神话传说或出土实物为证。有,则是稻作农业发祥地;无,则不是稻作农业发祥地;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全世界农业考古学与稻作史学界已取得共识的定论。 在考虑普通野生稻的生存时,气候条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因为,普通野生稻是属禾本科喜光、喜温、感光性很强的短日照植物,大多数生长在阳光充足又无遮蔽的地方,对土壤虽然要求不严,有广泛的适应性,但对光照与气温的要求却很苛刻。所以,它只能生存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温带与寒带都不适宜于生存。它要求最低气温不能低于-9.5℃,再低就会冻死。年平均气温要在17.7℃以上,再低就不能抽穗结实。 中国江西省东乡县普通野生稻之所以能延续生存到现在,就是当地具备了这种气温条件。它们分布在北纬28°14′,东径116°36′,海拔47.6m的小低丘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7.7℃,极端最高气温为39.8℃,极端最低气温为-8.5℃。湖南省茶陵县普通野生稻产地,年平均气温17.9℃,极端最低气温为-9℃,极端最高气温为40℃,地理位置为北纬26°50′,东径113°40′,沼泽地海拔150m左右,周围山高海拔250~300米,湖南省江永县普通野生稻产地(最近已被人为破坏殆尽),年平均气温为18.7℃,极端最低气温为-4℃,极端最高气温为40.5℃,地理位置为北纬25°05′,东径111°02′,海拔230米。广西、广东、海南、云南四省区,与印度、东南亚各国的普通野生稻产区的气温更高。 因此,在考虑距今17130~12500年前的韩国小鲁里地区是否能出现"古稻"问题之前,首先应该分析该地区是否具备普通野生稻生存的气温条件,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大问题。 在没有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现代的朝鲜半岛气候环境,是否具备普通野生稻的生存气温条件。 现代全球处于高温期,朝鲜半岛也不例外,它的气候环境为北温带季风气候。南部,海洋性气候特点显著;北部,向大陆性气候过渡。冬季受大陆吹来的北风或西北风影响,寒冷干燥;夏季受海洋上吹来的东南风影响,高温多雨。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且多暴雨;春、秋两季降水较少。全境绝大部分地区为季风型温带气候。冬季寒冷少雨。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0℃,绝对最低气温可降至-43℃多。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在20°~24℃之间,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下。南端为亚热带森林气候。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之间;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在20°~27℃之间。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世界地图集·朝鲜》,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 由上述可知,朝鲜半岛北部与中部都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生存,只有南端基本达到要求。但在特殊寒冷的年份,比-6℃再低-4℃,也会冻死普通野生稻。小鲁里遗址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小白山脉西侧,主峰俗离山(海拔1057米)附近,约在北纬36°55′,东径127°48′,属于中部与南端交界处。因此,其气候应介于北部与南端之间,即最高平均气温为20°~26℃之间,最低平均气温为-6°~-15℃之间。这样的气温环境,也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越冬,在一般寒冷的年份就会冻死。 所以,朝鲜半岛近万年来均未发现过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现在也无普通野生稻生存,亦无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因此,小鲁里遗址出土一万多年前的"拟稻"与"古稻",找不到普通野生稻方面的依据,令人难以相信。 二、大理冰期晚期的朝鲜半岛不可能生存古稻 距今17130~12500年前,正是中国地质学家与冰川学家们所说的大理冰期(距今70000~12000年前)的晚期(距今18000~12000年前)。其中,距今18000~15000年前为大理冰期中最干冷的盛冰期,限制了冰川发育而扩大了冻土发展规模,海面下降到了12万年以来的最低位置,整个渤海、黄海、东海所在的大陆架,几乎全部裸露,海岸线远离现代海岸线数百海里以外。距今20550±1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海平面下-112米处。距今17890±400年前,海岸线向外推延,在今海平面下-136米处。距今14780±700年前,海岸线更向外推延,在今海平面下-155米处,几乎与日本列岛接壤。到距今12400±500年前,海岸线开始回到今海平面下-112米处。在这段时间内,朝鲜半岛与整个渤海、黄海、东海海域,全部联接成一片冻土带,气温比现在低7°-8℃。也就是说,小鲁里一带当时最低气温为-13°~23℃,极端最低气温为-50℃。同时,中国华北、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山峰的雪线也大幅度下降,一般比现代雪线低约900~1000米左右。 这就是说,在距今17130~12500年前这段时间内,朝鲜半岛处于冰川冻土带中,年平均温度只有6°~10℃,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50℃以下,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也只有13°~16℃,普通野生稻根本无法生存,也就不可能出现经过驯化的古稻。中国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之所以会出现15000年前的古栽培稻,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之所以出现14000年前古栽培稻硅质体,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没有经历过冰川活动,不属于冻土地带。以往李四光所说的"庐山冰川"与"桂林冰川"遗迹,现在经施雅风院士等一大批冰川学家反复考察研究,证实庐山与桂林都从未经历过冰川活动,其遗迹是泥石流,不是冰川痕迹。它们附近现今还存在的东乡普通野生稻与茶陵、江永、桂林普通野生稻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中国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距今9000年前的古栽培稻,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距今8000~9000年前的古栽培稻与普通野生稻,其地理位置都比韩国小鲁里遗址偏南。前者为北纬29°40′,东径111°45′,当时气温比现在高2°~3℃,正处于全新世早期的升温期。后者为北纬33°36′,东径113°40′,气温比现在年平均气温高2℃,冬季高3°~4℃。再往北就没有发现有普通野生稻的遗存了。江苏连云港曾出土距今5000年前的古栽培稻,并长期有一年生野生稻(禾鲁稻)生存及传说,也只在北纬30°、东径119°左右地区,气温与现代大体相同或稍高的条件下才存在的。最北的禾鲁稻曾出现在北纬38°25′、东径116°40′的河北沧州(鲁城),时间是唐代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全国大旱,饥民才收禾鲁稻充饥。气温下降以后,沧州禾鲁稻很快就消亡了。 由此可见,普通野生稻或古栽培稻出现在纬度很高的北温带地区,就必须有高温气候相配合,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小鲁里遗址表土层与泥炭层的可疑点 李隆助教授的学术论文中缺少遗址A、B、C三个发掘点的平面分布图与整体立面解剖图,看不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层位关系。这就很容易给人们一些错觉,似乎旧石器地层与出土古稻的泥炭层确实是迭压关系,旧石器地点与出土古稻地点确实是共生关系。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各自独立存在,是三个不同的发掘点。这种错觉,是他们无意中造成的呢?还是有意所为?或是韩国学者特有的表述方式?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从他们所提供的分层部位图来看,A点为海拔29.7m~34.8m之间,B点为海拔33.8m~40m之间,C点为海拔37.3m~40.8m之间。这就是说,从最底层的风化花岗岩基岩岩面算起,A点只有5.1米厚、B点为6.2米厚,C点为3.5米厚。A点除去表土层3~4米,实际只有1.1米~2.1米厚。其中的泥炭层在图中只有一条线,发掘者未标出厚度,估计不到0.1米厚。B、C点没有表土层,其中的泥炭层也只有一条线,很薄,估计也不到0.1米。在这样薄的泥炭层中出现这么古老而完整的炭化古稻,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据施雅风院士等中国冰川学家多年研究,从松花江口的三江平原、经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至两湖平原与长江三角洲一带,是中国东部最大规模的沉降区。根据钻井资料,华北平原第四纪沉积厚达800~1000米,平均每年要加积1毫米。(施雅风著:《地理环境与冰川研究》第147页,科学出版社,1998)河北沧州距今5030±150年前的泥炭,取自地表下12.1米深处;距今8590±170年前的泥炭,取自地表下14.72~14.87米深处;距今9650±190年前的泥炭,取自地表下15.83m~16.11m深处;距今22900年前的泥炭,取自地表下38米深处;距今32000年前的泥炭,取自地表下40.5~41.5m深处。(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三集第137页,地质出版社,1987)证实了施雅风院士的论点符合客观实际,而且还有超过,达到每年深积土层1.5~2毫米左右。 朝鲜半岛至今仍受中国大陆的气候影响,北风与西北风是朝鲜半岛第四纪沉降积厚土层的主要来源。因此,应与中国华北大平原、山东半岛的沉降速率大体同步。参照河北沧州的沉降速率,韩国小鲁里遗址表土层3-4米厚度,只经历了三、四千年或者更短的沉降历程,并没有一万多年。而所谓距今17310年前的泥炭层到13010年前的泥炭层之间的迭压层仅2米左右厚度,也只经历了2000年左右的沉降。这样,A地点的总沉积厚度5.1米只经历了5000年或者更短的沉降历程,这就与报道的年代数据有一万年左右的差距。 当然,中国大陆第四纪沉积与朝鲜半岛第四纪沉积不会绝对一致,会因种种客观因素形成某些差异,但二者同属一个冰川冻土带版块,又同时经历了冰川冻土过程,局部差异也会统一于整体的同一性中。小鲁里遗址在漫长的17310年中,仅仅沉积了5.1米厚度,这与沧州的沉积相比相差15米左右,是绝对说不通的。另外,小鲁里遗址的泥炭层很薄也令人费解。河北沧州泥炭层,其厚度从15厘米到1米,没有少于10厘米的。江西南昌西山东坞泥炭层厚1.3米,上复10厘米表土,下垫10厘米灰白砂(未到底层面)。根据泥炭的组成及分解程度由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一层(10~30厘米)为苔藓泥炭,第二层(30~80厘米)为草本泥炭,第三层(80~90厘米)为过渡炭(木本泥炭与草本泥炭的过渡层),第四层(90~120厘米)为分解差的木本泥炭,第五层(120~140厘米)为分解强的木本泥炭。在泥炭剖面的底部所取腐木一块,经碳14测定为距今3552±120年前的遗物,表明该泥炭层形成于中全新世后期。(杨怀仁主编:《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二集第193~195页,地质出版社,1985)泥炭层的沉积速率约为5毫米一年左右。又如青藏高原特别是南部的分水岭地带与山麓沼泽平原地区,也普遍在全新世发育了厚达数十厘米至数米的泥炭层。其中,当雄乌马塘泥炭层厚约2米,底部时代为距今9970±135年,顶部为距今3575±80年。羊八井七龙朵泥炭层的连续厚度最大达3.05米,底部年代为距今8175±200年,顶部为3050±200年。这些泥炭层几乎全由莎草组成(同上书第158页)。泥炭层的沉积速率为3~6.1毫米一年,与东坞泥炭层相近。 小鲁里遗址泥炭层每层都不超过10厘米,按每年平均沉积5毫米计算,只有20年或更短,这与报道中所说的一万多年沉积历程及泥炭层形成的发育规律不相符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育了形成泥炭的苔藓类植物或草本类植物、木本类植物,而且有已驯化过的古栽培稻和尚未驯化的"拟稻",然后被突然降临的低温封杀而亡,在沼泽中不为厌气性细菌分解为泥炭和炭化稻。这种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在泥炭层形成之前的高寒时期不可能产生普通野生稻与古栽培稻,而在泥炭层植物生长过程中突然产生普通野生稻或古栽培稻,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还有,"拟稻"与古稻既然出土于泥炭层,是泥炭层形成的基质共生物,以泥炭层为纪年标准,那么,就应该与泥炭基质植物同时被分解掉,也成为泥炭。同时,也应该在泥炭层中发现普通野生稻或古栽培稻的孢粉与水稻硅质体。发掘者都说"拟稻"与古稻没有被分解掉仅仅是炭化而已,也没有说泥炭中是否存在古稻孢粉与水稻硅质体,仅仅说"发现几颗炭化稻"。他们是否在长达613页的《小鲁里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笔者目前尚不清楚,但从其学术论文行文中没有明确交代来看,泥炭层与古稻、"拟稻"并非共生关系,泥炭层中也无古稻孢粉与水稻硅质体,这是明摆着的。作为探讨稻种起源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专家,不关注"拟稻"、古稻出土环境中的水稻孢粉与硅质体存在与否是不可能的。韩国学者回避这个问题的反常行为也非常令人费解。 四、小鲁里遗址"拟稻"与古稻到底是何时的遗存? 韩国学者曾对小鲁里遗址出土的"拟稻"与古稻分别作了"随机扩增多态性DNA"的变异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与现代栽培稻的遗传相似性约为57%。并承认炭化古稻壳外形与现代栽培稻极为相似,炭化"拟稻"米和炭化古稻米与现代栽培稻米稍微有些不同。 这就是说,无论是炭化"拟稻"还是炭化古稻,无论是它们的稻壳外形还是它们的稻米内质,都不是纯普通野生稻,更不是普通野生稻的原始类型,而是已经过人工驯化过程的变异产物,即接近现代栽培稻的古栽培稻,至少是"半栽培稻"。如果说他们的这种论点能够成立,参照从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15000年前刚刚开始人工驯化的古栽培稻开始,到初步完成人工驯化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6300~5500年前古栽培稻,经历了约8700~9500年的漫长历程来看,则韩国小鲁里遗址出土的"拟稻"与古稻之早期驯化历史还要早,应该在现有泥炭层纪年基础上再往前加上10000年左右才合理。也就是说,"韩国稻作农业或世界稻种发祥于27310年前"。这可能吗? 众所周知,普通野生稻与现代栽培稻的性状区别之一在于有芒与无芒、细长化与大粒化。即普通野生稻有芒、颗粒细长,栽培稻则无芒、颗粒粗大。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古稻之所以确认为古栽培稻,就是因为它无芒又颗粒粗大。小鲁里遗址出土的"拟稻"与古稻,也是无芒又颗粒粗大,外形又与现代栽培稻极为相似,应该直呼"古栽培稻"。可是韩国学者却将它们分别称之为"拟稻"与"古稻",不称"古栽培稻",似乎在故意宣染它们的神秘性,误导同行去承认它们的"原始性"。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雕虫小技也应用到学术论述中来,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之一。 类似小鲁里古稻形态的古栽培稻,在中国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中早已存在。该遗址"第8层至第6层的炭化稻尚处于栽培稻的初期,而到了第4层,栽培稻已经形成,并与现代农家栽培稻相似。"(龙虬庄遗址考古队编著:《龙虬庄》第447页,科学出版社,1999)第4层,即距今5500年前左右。 结合前面的系统分析,韩国小鲁里遗址出土的"拟稻"与古稻不可能是17310~12500年前的产物,只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以后由中国大陆传播过去的早期遗存。其源头当在江淮地区的连云港、龙虬庄、崧泽、良渚等地。这与朝鲜半岛目前已知的稻作农业发展史及东亚地区5000年来的多次气温上升、洪水泛滥、中国先民多次大量外迁的史实也基本相符。韩国许文会教授与中国张居中教授、王象坤教授、崔宗钧教授共同署名的《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载王象坤、孙传清主编:《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第14-21页,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请读者参阅,在此不赘。既然如此,李隆助教授等韩国学者为什么要把它们说成是17310~12500年前的产物呢?一种可能性是历来幽默的美国马塞诸州地质年代实验室专家们对韩国同行们开了一个愚人节的国际大玩笑,故意把泥炭层的年代数据虚加了一万年,以满足对方的爱国主义好胜心态,促使韩国学者借此大做文章。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韩国学者对世界同行们开了一个国际大玩笑,也把泥炭层的年代数据故意虚加上一万年,并把专业术语变幻一番,给人们种种错觉,似乎事实果如他们所言。第三种可能性则是美国专家们弄错了标本,把不是小鲁里遗址的泥炭标本测检结果告诉了韩国同行,让后者空欢喜一场。 这仅仅是笔者的主观推测,不一定准确,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时间老人会告诉我们一切真相的! 作者:刘志一,湖南省株洲市。412008,株洲工学院4-203。 出处:《农业考古》2003/3 |
几万年之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东北成功栽培成功水稻,并推广到东北全域,开创了东北水稻栽培史。
这篇文章与稻作文明的起源有关,而僚人地区也是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所以我在这里转贴这篇文章,以供参考。
如果路贝侬能耐心读完文章,不难发现你考虑到的问题在文中已经谈到:1-2万年前,朝鲜半岛的气候比现在更为寒冷,不适合水稻生存。
“距今17130~12500年前,正是中国地质学家与冰川学家们所说的大理冰期(距今70000~12000年前)的晚期(距今18000~12000年前)。其中,距今18000~15000年前为大理冰期中最干冷的盛冰期,限制了冰川发育而扩大了冻土发展规模,海面下降到了12万年以来的最低位置,整个渤海、黄海、东海所在的大陆架,几乎全部裸露,海岸线远离现代海岸线数百海里以外。距今20550±1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海平面下-112米处。距今17890±400年前,海岸线向外推延,在今海平面下-136米处。距今14780±700年前,海岸线更向外推延,在今海平面下-155米处,几乎与日本列岛接壤。到距今12400±500年前,海岸线开始回到今海平面下-112米处。在这段时间内,朝鲜半岛与整个渤海、黄海、东海海域,全部联接成一片冻土带,气温比现在低7°-8℃。也就是说,小鲁里一带当时最低气温为-13°~23℃,极端最低气温为-50℃。同时,中国华北、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山峰的雪线也大幅度下降,一般比现代雪线低约900~1000米左右。 这就是说,在距今17130~12500年前这段时间内,朝鲜半岛处于冰川冻土带中,年平均温度只有6°~10℃,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50℃以下,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也只有13°~16℃,普通野生稻根本无法生存,也就不可能出现经过驯化的古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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