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越民族分布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
百越民族分布于中国南方及今越南北部等地区，地理纬度不超过北纬32°，属热带或亚热带区域。从地理形势看，分布在山地、丘陵、平原及江河海湾等，这就必然构成了百越农业与采集捕捞业并举的经济特点。
春秋前后勾吴、于越居住的今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地，位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除部分山地丘陵外，这一地区东南地势低平，平原辽阔，湖泊众多，水网密布。著名的杭嘉湖平原及宁绍平原等，是由长江及钱塘江等江河冲积或湖沼淤积的平原，土地肥沃，湖泊密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农业作物的优良种植区。江浙沿海海岸线曲折，多海湾，浙江沿海的岛屿多达1100余个，其中的舟山岛、玉环岛等大岛屿自史前以来即有人类居住和活动。这一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可以今江苏为例。据统计，江苏省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全省面积的68%，低丘陵约占14%，水面18%。长江三角洲大致西起镇江，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这一广阔肥沃的平原，是吴越人民赖以生存的富庶宝地。吴、越地区另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就是天然湖泊河港众多，水系发达，水网密布。水资源的充足，对早期农业的开发无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位于江苏省境内的太湖，是本省200多个湖泊之一，洪水期面积可达到2213平方公里。它南纳苕溪诸水，东由浏河、吴淞江、黄浦江泄入长江，为江南水网中心。除太湖外，吴、越地区大型的江河湖泊还有洪泽湖、高宝湖、苕溪、钱塘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吴淞江等等。其中钱塘江干流全长410公里，流域面积在浙江省境内就达3.5万平方公里。吴、越地区的气候以现代标准分析，属凉亚热带或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15℃～18℃左右，最冷月平均温度3℃～7℃，最热月平均温度约为28℃。冬季1～3个月，无霜期7～9个月，年均降水量约1300～1800毫米，并以春雨、梅雨、台风雨为主。总之，这一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四季分明，兼之土地肥沃，平原辽阔，江河密布，是古越人农业生产中条件优越的自然区域。商周时期扬越散居的今湖南、湖北及江西等部分地区，基本以山地丘陵、盆地、河谷为主，平原及水面所占比例较小。鄂东南、赣东南及湘江南部南岭等地，高山耸立，森林密布。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则是土壤肥沃，港汊湖塘众多，自古以来也以鱼米之乡闻名于世。
扬越地区的水系除长江外，尚有汉水、湘江、资水、沅江、澧水、赣江及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淡水湖。其中洞庭湖洪水期面积约3900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湘江全长817公里，流经湖南省的面积达85400平方公里。这一地区的现代气候属中亚热带或凉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冬寒期短，四季分明，农作物生长期长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5℃～20℃左右，年均最低气温3℃～9℃左右，最高气温27～30℃左右，个别地区可达40℃左右。冬季1～3、4个月不等，无霜期8～10个月。年均降水量在1300～2000毫米之间。春天多梅雨，夏季多暴雨，降雨季节比较集中。
属于闽越的今福建及台湾等地区，境内山峦耸立，丘陵起伏，河谷盆地错落其间，山地丘陵面积占较大比例。有诸多的海岛，海岸线曲折漫长。闽台两地的平原基本都在沿海地区，如闽江三角洲平原、台南平原、屏东平原等。台南平原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平原。九龙江三角洲平原，九龙江三角洲（漳州）平原约850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闽江、九龙江、浊水溪、淡水溪等，其中闽江全长577公里，流经面积达60800平方公里，为本地区最长的河流。这一地区邻近或地跨北回归线，西北山岭阻隔南下的冷空气，东南又有海洋调节，因此气候温暖湿润，分别属于暖热带、暖亚热带及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现代年均温度17℃～24℃左右，最冷月均温度5～13℃或20℃；最热月均温度24℃～28℃，台湾地区可达30℃。东南往西北由无冬季逐渐递增至冬季长约3个月左右。无霜期约8～11个月，台湾部分地区则终年不见霜雪。年均降水时在1200～2000毫米左右，台湾部分地区则远远超过2000毫米。降水量多集中于春季、秋季，尤以春雨和台风雨为多。
属于南越的今广东及广西部分地区，山地丘陵分布广泛，其中山地约占33%，丘陵占25%，平原占23%，台地占19%，海岸线曲折漫长。这一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发育在海湾内的丘陵性三角洲平原，总面积约达11000平方公里，境内河网纵横，土壤肥沃，秦汉以来就是著名的农业耕作区。粤东北以及粤桂交界的部分地区，则以山地、丘陵为主，其中粤北山地包括大瘐岭、骑田岭等在内，为南岭的一部分，地形复杂，平地较少。雷州半岛等台地地区，以低山、丘陵和盆地构成，适宜于热带作物及农作物的种植栽培。南越地区河流众多，主要有珠江、韩江、南渡江、漠阳江及鉴江等。珠江是西江、北江、东江的合称，源于云南沾益县马雄山，流经云、贵、桂、粤，全长2129公里，流域面积达425000平方公里。北回归线横贯整个珠江流域，属于三冬无雪，四季常绿的亚热带气候，农作物一年可二、三熟，是地球北回归线上少有的一块绿洲。珠江支流众多，含沙量少，汛期达半年之久，流量大。其总流量为黄河的七倍，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位，对舟楫航运及农业灌溉都十分有利。
这一地区为我国纬度最低的区域，北回归线横穿大陆中部。以现代气候分析，分别属于中亚热带、暖亚热带、暖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高温多雨，年均气温19℃～25℃，最冷月均气温9℃～21℃，最热月均气温28℃～29℃。除粤北等地有半个月左右的冬季外，其余地区长夏无冬，秋春相连。年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农作物一年二、三熟。这一地区是继吴、越居住的江浙地区外又一块自然条件优越的农业耕作区。
属于西瓯、骆越的今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等地区，濒临北部湾。其西北与云贵高原接壤，南临南海、海南岛则孤峙海中。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仅占25%左右。南部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广西及越南北部石灰岩分布极广，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区是发展农业的主要区域之一。从贵县至平南沿郁江干流为广西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也以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作物生长而著称。桂西北山地、桂西山地与丘陵、海南山地与台地等，或山峦起伏，或盆地错落，或丘陵密布，海拔一般较高。这一地区的主要水系有珠江干流如红水河、黔江、浔江、桂江、左江、右江等，有湘桂运河灵渠以及红河等。这一地区或在北回归线以南，或地跨北回归线，夏长冬暖，干湿季节明显。分属中亚热带、暖亚热带、暖热带、中热带以及常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有的终年无冬，有的冬季较短，如海南岛夏季达9～10个月。广西现代年均气温16℃～23℃，最冷月均6℃～15℃，最热月均23～28℃，海南岛及越南等地较之则更高一些。降雨量年均在1500毫米以上，水稻作物一年可二、三熟，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尤为适宜。
以上介绍的是古代百越民族几支主要的支系分布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除此之外，散居于云、贵等地的部分越人由于其人数较少，历史上可资反映有关农业经济的资料也比较有限，所以不一一介绍。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粗略地看到，古代百越民族分布的南方广大地区，其基本地形由冲积平原、丘陵、山地、台地、海岛、分割的高原、外流盆地以及漫长的海岸线组成。这里季风强烈，四季分明，气候湿润，降水量多，大多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地带，也是重要的农林牧副渔开发区域。
从气候方面看，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初步研究》一文推断，当时南方气温比现在高约2℃(2)，即当时长江流域的气温接近于今珠江流域的气温，珠江流域的气候则接近于今海南岛的气温。
从考古发现的孢粉资料分析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4、5千年前）南方的气温可能比现在高2℃～3℃，商周时期，大致与现代略等或稍高一些。如1978年在江苏常州市东郊发掘的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分三个文化层。下层出土器物与草鞋山、马家滨遗址类似，经C14测定距今约5555±150年。中层相当于草鞋山遗址的八、九层，距今约5380+150年。上层处于马家滨向崧泽文化过渡时期，跑今约4700年。该遗址采集的孢粉，据分析结果为；下层植被以青刚栋、栲属为主的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气温热湿，气温比今高2℃～3℃，湖河水网密布。中层植被由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向针、阔叶混交林发展，仍为亚热带温热气候，但气温和湿度都比前期降低，河湖水域面积缩小，地势较为高爽。上层植被已演替为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气温转温凉，但湿度很大，地面湖沼面积再度扩大。自然景观的进一步发展，演替为现在的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气候湿暖湿润(3)。
另据日本学者从台湾日月潭所采的湖底泥炭层孢粉的分析推断，台湾中部的气温在5500年前，可能高于现代2.5℃左右，之后又逐渐下降，到3000年前达到现在的水准(4)。以上几例的孢粉分析结果，与竺可桢先生运用天文学等方面资料推论的结果大致是吻合的。这些都表明早在两三千年前，散居南方各地的百越各支系就已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自然气候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从商周秦汉百越主要支系分布的区域分析，他们基本上都散居于东南沿海地区。其中的部分山地、丘陵基本上也属于临近海岸地带。因此，从大的文化圈角度分析，百越文化属于海洋文化圈无疑。在自然生态学区划上，中国的海岸地带大致上以杭州湾为界，其北平原海岸较多，其南以基岩海岸为主，生物海岸多见于华南区。在这其中，气温、土壤和水份则是构成该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与否的关键因素。百越各主要支系居住的南方沿海地区，每年夏秋之间多受来自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温及降水量都较适合于各种热带、亚热带地区动植物的生存和生长，同时当然也适于各种农业经济作物的栽培和生长，以及近海和淡水江河湖泊采集捕捞业的发展。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百越民族自然也不例外。自史前期以来，百越民族及其先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辛勤地开拓、奋斗，为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而年复一年不懈地努力劳作。
二、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
水稻是百越民族主要的农业作物，自史前时期以来，越人先民在南方各地就有比较广泛的原始种植活动。从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资料看，中国南方原始先民早期种植水稻的有关遗迹遗物主要有今湖南海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距今约一万多年的水稻栽培种。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类似人工栽培稻的扇形体植硅石，其年代距今约9000～140000年左右。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炭化稻，其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淮河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数千粒炭化稻，其年代距今约5000～7000年。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的近万粒炭化稻，其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稻壳和稻谷遗物，其年代距今在8000年前。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下层发现的大量稻谷遗物，其年代距今约7500年。等等。(4)当然，迄今为止中国南方越人先民种植水稻最重要的遗址之一，还是要首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1973年至1974年发掘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有近400平方米的稻草及谷粒堆积层，厚达10至80厘米之则。假定其中1/4为稻谷，估计这里的稻谷可达120吨左右。经抽样鉴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包括籼稻（0,sativa,Lsubsp.Hsien Ting）、粳稻（O.sativa.Lsubsp.Keng Tign）以及籼稻的过渡类型。其中籼稻约占60.32～74.56%，粳稻约占20.59～39.68%，籼稻的过渡型约占3.6～4.41%。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部分稻谷外颖上纵脉明显隆起，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较整齐，长短一致，具有籼稻特点。经游修龄先生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的晚稻型水稻。这些重要的发现反映了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有相当规模的水稻栽培种植活动。其谷粒大小已接近现代的栽培稻，比现在的野生稻要大得多。籼稻过渡类型的出现，进一步表明当时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经过长期的驯化，已经开始远离野生稻的原始形态。(5)
除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外，中国南方古代百越地区经现代考古发现的史前期水稻遗迹遗物的还有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南京庙山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杭州水田坂遗址、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江西修水跑马岭遗址、广东曲江石硖遗址、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台湾台中营浦遗址等等。这些有关遗址发现的稻谷等遗存，经鉴定分析大致有粳稻和籼稻二种。崧泽遗址的为粳稻，罗家角、草鞋山遗址的则分别为籼、粳二种。从稻谷的种类分析，籼稻和粳稻是亚洲地区水稻的两个最基本的亚种。一些农学家认为，籼稻为亚洲稻的基本型，粳稻则是在栽培稻演化过程中由于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因素而发生的变异的气候生态型稻种。根据有关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分析，一些学者因此认为中国栽培稻在距今8000年前首先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被驯化成功，在距今6000-7000年左右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易言之，这两种稻种在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已经存在。(6)
商周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水稻栽培种植在先民们长期耕种的基础上有了较好的发展。我国早期的一些古籍对当时南方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些记载。《商书·伊尹朝献》载："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禾毛。"《说文》："，稻属。"音与今云南傣族稻发音也完全相同，说明早在商代，南海等地即有优良的稻谷作物。《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稻……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这段记载除说明南方（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外，似乎还含糊地提到当时一些地区已有双季稻的栽培活动。当然，古代越人双季稻栽培的最早明确记载是汉代杨孚的《异物志》，但在此之前少数地区越人开始栽培双季稻活动的可能性仍不应排除。除了上述资料外，《周礼·职方氏》更说："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此后的《史记》、《汉书》等史籍，对南方各地越人的水稻种植活动记载更多，如"饭稻羹鱼"、"民食鱼稻"，儋耳民"男子耕农种禾稻麻"等等，不一一列举。
商周时期，居于今江浙地区的吴、越人，在当地原始先民发达的水稻种植基础上，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稻种植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说于越"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熟而藏。"吴王夫差曾盛赞于越的稻种"甚佳"。当时吴、越间的稻谷借贷贡献动辄就是万石，这些都足以反映两地水稻种植广泛，稻谷产量是丰富的。从考古资料看，当时吴、越地区越人墓葬中随葬稻谷也很普遍。如镇江等地的吴国墓葬中，大大小小的陪葬陶罐中往往都有粮食谷物等随葬。句容浮山果园一号土墩墓出土大6个，大盆和罐11个。金坛鳖墩一号墓随葬品共54件，其中大10个，大罐11个，这些器物中多装满谷物随葬。据介绍，这些大腹径及高度均在40厘米以上，每只可装谷物50斤以上。据此推算，当时一座大墓内随葬的稻谷可以多达千斤左右(7)。吴、越地区越人水稻种植的历史状况亦可窥见一斑。1982年在浙江定海县蓬莱新村发现的战国炭化谷物遗存，谷粒形状、大小与现代栽培稻基本相同，有的谷粒上还留有清晰的谷芒，经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二种，其中又以粳稻为多(8)。这表明，当时即使远在沿海岛屿，农业生产中的水稻种植业也已广泛普及。
商周时期在今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及越南等越人居住地也都分别发现有稻谷的遗存。如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永春九兜山遗存、广东曲江石硖遗址第四文化层（商代）等都出现了稻草、谷壳、稻米等遗物。越南冯原文化遗存中也出现了稻谷及盛有谷物的陶罐。1975年在江西新干县界埠袁家村的赣江边发现了两座大型战国粮仓遗址，平面呈长方形，长61.5，宽11米，从大量瓦片及柱洞判断为土木结构房子。屋顶铺瓦，仓内地面开四条平行的纵沟及一些小横沟以利空气流通。仓内堆积厚约0.3至1.2米的炭化米粒，经鉴定均为粳米(9)，表明当时赣江流域越人已广泛种植粳稻。
秦汉时期，各地越人水稻种植更加普遍，在这一时期越人的水稻种植业上有二件值得提到的事情。一即汉代岭南栽培稻除了传统的籼稻和粳稻外，还新栽培了糯稻。二是骆越地区的越人率先开展了双季稻的栽培种植活动。当时南越、骆越等地越人酿酒之风颇盛，这些酒的主要酿造原料即为糯米。后期的越南古籍《岭南摭怪》亦说骆越人"刀耕火种，俗美糯米，以竹筒炊之。"至于双季稻的出现，汉代杨孚的《异物志》记载十分明确："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10)。《水经注·温水》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载："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曰田种百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记载有"客嵇米一石"等字样(11)，嵇即籼稻，《农政全书》称其"粒细长而白，味甘美，九月而熟，是谓稻之上品。"所谓客者，则估计是指从外地引进的籼稻。汉代岭南地区糯稻及双季稻的栽培种植，标志着古代越人水稻种植无论在品种创新或栽培耕作技术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其在百越民族经济发展史乃至中国农业发展史中都显得意义重大。
除了水稻以外，南方各地越人的农业粮食作物大致还有麦、粟、稷、甘薯、大豆等。据《越绝书·越绝记倪内经》记载当时市场贸易农产品有梁、黍、豆、麦、及稻谷等。"甲贷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贷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物，石三十。已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禾广，比疏食，故无贾。"这段记载反映当时吴、越地区的其他种类农作物的种植也较广泛。粟、豆等作物在广西贵县的罗泊湾汉墓等处曾有出土，《汉书·两粤传》说汉武帝平南越时，楼船将军杨仆曾截获过南越人成船的粟米，表明汉代岭南等地越人此类农作物的种植也为数不少。禾广即大麦的一种，1955年安徽毫县钓鱼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些炭化的普通小麦子实，距今约五千年左右(12)。三国前后，台湾地区的夷越人也种有五谷，所谓五谷，当即稻、黍、稷、麦、菽，参见《临海水土志》之载。除此之外，当时少数地区越人还种有甘薯。所谓甘薯，是薯苹属单子叶植物，即今山药，不同于明代出现的"番薯"。汉代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等对此记载较详："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煞切如米粒，仓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齐民要术》卷10经《异物志》还说："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令以当米谷。"《南方草木状》载甘薯（*)）产地有兴古等。兴古为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分建宁、祥柯两郡设立"兴古郡"，为今云南、贵州、广西的部分交界处。据此可知，汉代前后，除海南岛外，云、贵、桂等部分地区越人亦有种植薯芋为主要粮食的。但无论是史籍记载或是考古发现的资料都充分表明，古代南方越人的粮食作物是以水稻谷物为主的，其他的农作物都居次要位置。有的农作物如薯芋等仅在个别地区种植，其与水稻作物不能同日而语。
三、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
古代越人的主要农业经济作物有甘蔗等，甘蔗在南方的种植，目前尚无确切的年代依据。但据《楚辞·招魂》："月而鳖炮羔……有柘浆些"之载，可知大约在春秋前后，湘水沅水流域等地已有甘蔗种植。甘蔗古称、浆、甘、诸等，其前身可能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各地的一种叫甜根子或割手蜜的野甘蔗。这种多年生禾本科野生植物至今仍分布华南、华中、华东等地，云南的德宏、思茅等地亦可见到。公元一世纪托名东方朔著的《神异记》说"南方荒内甘*)（甘蔗）成林"。至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更为详细："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酵好，本未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为饴兴，名之曰糖，益复珍之。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秦汉岭南及交趾等地越人甘蔗种植已较广泛，《西京杂记》曾载赵佗向汉高祖纳贡过石蜜五斛。至于《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载勾践曾向夫差献"甘蜜九党"之甘蜜，是否由甘蔗榨取，尚不可知。
关于越人茶树种植的历史，目前可以依据的有关资料比较少。一般认为，巴蜀地区是中国茶叶的最早发源地，《华阳国志·巴志》载周灭殷后，"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约在战国时期，茶由巴蜀等地传到了今云、贵、湘、鄂等地。秦汉时期，华南各地大致已开始种茶，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阳羡即今江苏宜兴，为古代著名产茶地之一，秦汉时期，华南等地亦已植茶。这些地区当时居民中仍有大部或部分越人，因而古代越人植茶活动当也存在，当然，由于传播等因素的关系，这一种植活动在越人经济植物作业中并不显得突出。
花生做为油料作物之一，在古代越地亦有种植。据考古资料，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江西修水跑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出土过花生种仁，距今约4700年左右。有人认为我国的花生是由南美等地传入的，并对钱山漾等地出土的花生一事提出质疑。事实上我国南方古代相当于南美巴西及秘鲁等南纬35℃气候类型的地域也很广阔，在闽浙粤桂滇等古代原始森林边缘地带又有着干湿交替，适合各类植物野生种生长及繁衍的条件，花生在我国的出产是可能的。有人对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花生种粒的地层关系提出持疑，认为可能是后来混入地层的，对此，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汪济英、牟永杭先生后来曾专门著文予以澄清(13)。汉武帝平南越后，据《三辅黄图》之载，曾带回一种名叫"千岁子"的植物"百余本"。这种千岁子，据晋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描述，"千岁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须绿色，交加如织。其子一苞恒二百余颗，皮壳青黄色，壳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莞。出交趾。"从嵇含这一描述来看，所谓的千岁子当即花生，当然，从生产地域看，秦汉前后其主要产地当在岭南及骆越地区。
越人的瓜果菜蔬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则因天时地利等优良的自然条件而广泛栽种，其种类也十分之多，史籍和考古资料都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情况。瓜果作物主要有以下种类：1、桔。桔在南方各越地有广泛的种植，《尚书·禹贡》说扬州"厥包桔、柚、锡贡。"《三辅黄图》说汉武帝普从南越遗植回柑桔皆百余本。《汉书·地理志》说汉代在南海郡设圃差官，掌管岁贡柑桔等。江浙地区"多桔柚园，越人岁多桔税，谓之桔籍。"(14)各地考古发现的柑桔果核等也不少见，这将在下文中统一注明和论述。
2、柚。柚为《尚书·禹贡》所列扬州贡品之一，其在越地种植面也广。任日方《述异记》说"越多桔柚园。"《列子·汤问》载："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柚，碧树而冬，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汉代岭南等地桔柚北输中原，当地曾出现"民间厌桔柚"的现象(15)。《吕乐春秋·本味》："果之美者……云梦之柚。"3、柑。柑与桔柚齐名，是古代越人种植的常见水果之一。汉武帝北植岭南果树中，就有"柑桔皆百余本。"汉代南海郡圃差官掌管岁贡的主要水果中，柑亦名列其中。
4、荔枝。荔枝是热带、亚热带地区著名的水果之一，先秦秦汉时期在岭南、闽越乃至西南部分地区都有种植。其野生种在海南五指山区等地为分布中心点，其最早的驯化者当是古代越人。宋蔡襄《荔枝谱论》说："荔枝之于天下，唯闽越、南粤、巴蜀有之，汉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汉武帝破南越后，建扶荔宫。《三辅黄图》说："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重者，犹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文选·蜀都赋》注引《南裔异物志》："龙眼、荔枝，生朱提南广县、犍为棘道县，随江东至巴郡江州县，往往有荔枝，树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太平御览》卷971引杨孚《异物志》："荔枝为果多汁，味甘绝口，又少酸，所以咸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成为古代越人栽培的珍果之一。
5、龙眼。龙眼与荔枝齐名，也是古代越人栽培的珍果之一。其分布地点亦与荔枝同，大略以闽越、岭南、交趾及巴蜀部分地区为主要产地。《图经》："龙眼生南海山谷，今闽广蜀道出荔枝处，皆有之。"其野生种古人称之"山龙眼"，在广东海南等地均有分布(16)，因此，其最早的驯化者也当为古代越人。秦汉时期，龙眼与荔枝不但都成为汉武帝扶荔宫中北植的珍果之一，而且岁贡量很大，《后汉书·私帝纪》称："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东观汉记》说"单于来朝，馈橙、桔、龙眼、荔枝"，龙眼"生九真、交趾"(17)。成为中原统治者馈赠与人的珍品之一。
6、椰子。椰子主要生长于骆越等热带地区。《南方草木状》还记载一个有趣的传说。"椰子，叶如榈，高六、七丈……俗谓之'越王头'。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这个传说当然是附会的，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骆越地区的越人确已大量种植椰树。
7、杨梅。秦汉时期，南越等地栽植的杨梅已很著名。《初学记》卷20引杨孚《异物志》说："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纪行》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饱啖，不得持下'。东方朔《林邑记》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酿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
8、槟榔。槟榔在岭南等地种植很广，《三辅黄图》载汉武帝从岭南北植的果树中即有槟榔百余本。《南方草木状》说："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
9、人面子。人面子在南越等地亦为常见水果之一，杨孚《异物志》："人面子，树似含桃，结子如桃实，无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为名。以蜜渍之稍可食……出南海。"
10、甘蕉。汉称芭蕉，杨孚《异物志》："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其内心如蒜，鹄头生，大如合拌，因为实房，一房有数十枚。其实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剥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这四、五枚可饱……一名甘蕉。"《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建扶荔宫，曾植岭南甘蕉十二本。
11、橄榄。橄榄亦是汉武帝扶荔宫中移植的岭南果树之一，杨孚《异物志》："橄榄生南海浦屿间，树高丈余，其实如枣，三月有花生，至八月方熟，甚香。"
12、枇杷。枇杷是岭南越地的特产水果之一，司马相如《上林赋》说汉上林苑中移植的南方越地果树时称："卢桔夏熟，黄甘橙榛，枇杷燃柿……"
13、杨桃。《临海异物志》："杨桃子，生晋安候官县，一小树得数十石，实大三寸，可容藏之。"(17)
14、多南子。《临海异物志》："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与梅子相似，晋安候官界中有"。(18)
15、王坛子。《临海异物志》："王如枣大，其味甘，晋官候官越王祭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七月熟，甘美也。"(19)除了上列举之外，南方越人种植的瓜果作物还有西瓜、桃、李、酸枣、梨等等，总数约达三十种左右。
南方越人的菜蔬种植也有一定的规模，早在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本味》即说"菜之美者，云梦之芹，具区之菁"。初步统计，先秦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种植的菜蔬种类大致有芹、菁、黄瓜、甜瓜、葫芦瓜、姜、花椒、南瓜、茄、蚕豆、菰、芋、等。一些古籍对此亦有零星记载。如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酱……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焉。可以调食，故谓之酱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种。蔓生。""茄树。交、广草木，终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种茄，宿根有三、五年者。"当然，部分作物如菰（米）、芋、、在粮食不足的越人中，亦可作为充饥的粗粮以填肚。如菰米，现称茭白，多年生水生草木禾本科植物，在湖泊低洼处广为分布，其嫩苗可当菜蔬食用，茎部为茭白，开花结子为菰米，白而滑润，做饭香脆，为充饥的粮食。
以上的瓜果菜蔬作物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充分的发现，无论是苏南太湖流域地区的西周及春秋埋藏的吴、越士墩墓中，或是浙江各地的有关墓葬乃至史前期诸如河姆渡、钱山漾等著名遗址中；无论是广东的南越国中心区今之广州发现的数百座汉墓中，或是在西瓯骆越居住的今广西贵县、合浦以及越南北部；无论是闽越人居住的今福建地区，或是干越、扬越人散居的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墓葬遗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与之有关的遗迹遗物。如仅以广东、广西两地考古发现的有关遗物，其种类就有荔枝、龙眼、橄榄、杨梅、桃、酸枣、槟榔、椰子、李、桔、人面子、芋、黄瓜、甜瓜、木瓜、西瓜籽、葫芦壳、姜、花椒等二十种左右(20)。江浙地区的史前遗址中如河姆渡出有葫芦种子，钱山漾出有蚕豆子粒，马家滨、水田畈等遗址还出有瓜子、菱角等(21)。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南方越人先民就开始了瓜果菜蔬种植活动。
当然，从总体而言，古代南方越人的瓜果菜蔬等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尤其是水果作物，大体上是以岭南的南越、西瓯、骆越人的种植为发达，这可能与地理气候温度水份等有直接的关系。其他各越支系的瓜果菜蔬种植，在东南沿海地区亦较多些，内地山区则略少些，但总的说来，他们与岭南地区都不能相比。作为古代越人具有强烈地方经济作物特色的岭南水果，不但极大地充实了当地越人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对中原及邻近地区的各兄弟民族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移植岭南果树，《史记》、《汉书》及有关古籍对此的频频称赞等举动，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为南方越人主要的农业经济作物的瓜果作物，在当时国内各地享有盛誉，并显示其较高的经济价值。
(待续)
注释：
（1）本文是林蔚文教授新著《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中的一章，本刊现先予以发表。《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全书约32万字，厦门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1989年第6期。
（4）（6）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另请参见《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集》有关论文，载《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5）浙江省文管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10、51、103页。
（7）刘兴：《吴国农业考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8）陈文华等：《新干县发现战国粮仓遗址》，《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2期。
（9）徐坚《初学记》卷27引。
（10）广西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11）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2）汪济英等：《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13）李日方：《太平御览》卷996引任昉《述异记》。
（14）恒宽：《盐铁论·未通》。
（15）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16）徐坚：《初学记》卷20引。
（17）（18）（19）李昉：《太平御览》卷974引。
（20）（21）参见《文物工作三十年》一书有关章节的报道，文物出版社，1979年。
作者：林蔚文，福建省福州市。350003，福州市崎上路12号。
出处：《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