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一项研究报告 - 僚人家园

国际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也十分重视，这表现在对华人研究项目的资助和研究人员的转向。除华人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外，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大大加强，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从近年的研究动态看，华侨华人已成为美国的近代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新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和商界重视“大中华经济圈”这一提法的影响。[iii] 加拿大学者不断进行华人新移民的研究，并对多元文化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iv] 欧洲学者近几年启动多个项目，英、法、西、荷、丹等国不断有学者来中国进行侨乡研究。[v] 澳大利亚三位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对华人资本与中国经济互动的研究，提出“华人移民资本主义”（Chinese Diaspora Capitalism）的概念。[vi] 目前，他们正继续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主要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与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的回应”。此项目计划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75个有代表性的华人企业家族的跨国活动以及对华南6个市的600家外资企业的调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于1999年成立了“南方华裔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并于2001年举行了题为“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国际研讨会。日本学者的“华侨华人热”也十分明显。[vii] 就连2000年达沃斯经济论坛要求中国代表准备的发言题也是有关华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很少。[viii] 究其原因有四。其一，历史原因。历史上的华侨华人移民东南亚者最多，他们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族成份主要是汉人（泉州移民中的穆斯林除外）。其二，民族意识。学术界存在着“汉族沙文主义”的潜意识，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国外学者更是将“华人”等同于“汉人”。其三，政治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国际迁移多与政治因素有关，这一研究以前设有禁区。第四，学科因素。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集中在中国的邻国，有的学者将他们作为“跨境（界）民族”对待。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作一探讨。第一部分试图界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称谓和概念；第二部分分析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定居特点；第三部分提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辨识标准；第四部分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人数的初步统计。希望此项研究能引起学者兴趣，从而推动华侨华人研究。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起步较晚，这与该领域和现实政治联系紧密有关。实际上，“华侨华人”身份应以定居或入籍其他国家来确定，而不应受其移民方式的影响。因此，对1959年在“西藏叛乱”中出走而已定居国外的藏人、1962年伊塔事件中迁出的维吾尔人、因政治原因迁移中亚西亚的哈萨克人和近年以偷渡方式出国的移民群体均应进行深入研究，惟此才有可能得出较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在学术文章中正式使用“X族（人）华侨”或“X族华人”的称谓始于1980年代。一般而言，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将这些移民邻国的少数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另一些学者将他们一概作为“跨境（界）民族”处理。[ix]

1986年，《华侨历史》上刊登了两篇关于新疆维吾尔华人的文章。黄力平探讨了从早期到13世纪中国先民从新疆移民中亚西亚等国的历史。文中虽然未提及“华侨”一词，但作者在结尾指出，晚清是新疆和中亚地区风云巨变的时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向中亚、西亚地区迁徙和移植的历史现象，并使用了“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王庆丰的文章叙述了维吾尔人从公元8世纪起由于经商、文化交流、朝觐和政治因素等原因移居西亚的历史。作者在标题中使用“维吾尔族华侨”的称呼。[x] 就本人接触的资料而言，这两位作者似乎是国内最早研究“少数民族华侨”（在文章中分别使用“各族华侨”和“维吾尔族华侨”）的作者。

1989年，向大有提出了移居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问题。越南政府和学者一般只将移民越南的汉人算作华侨华人，而忽略早期移居该国的少数民族华人。作者指出，华人并非“汉人”的同义词，‘华人’的含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内多元民族成分的内涵，“而决不应只局限于‘汉族才算华人’或‘华人仅指汉族’的一元民族成分论。‘华人’不应只是汉族的专用名称，而应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华人有56个民族，其中也包括汉族。他通过研究广西人移民越南的时间、路线和原因，认为越南的华侨华人共有235万，包括迁自广西壮族（岱族和侬族）、瑶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约130万。他提出区分华侨华人的两条标准。其一，华侨华人需有中华民族血统。其二，民族迁徙的时间。在越南立国（公元10世纪）之前已在越南（交趾、安南）境内定居的民族构成该国原居民的组成部分，不属于中华民族之列；在越南立国后迁去的中国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华人。[xi]

1993年，《八桂侨史》发表了向大有两篇关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向国外移民，不仅有作为主体的汉族移民，而且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移民，这就从历史到现状，构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分析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现状特点和移民历史。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多少人？他的统计数字是310余万人，包括居住在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华侨华人。[xii] 第二篇文章进一步强调了他的观点，认为那些在国外定居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少数民族是华侨，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侨”，如“维吾尔族华侨”、“壮族华侨”等。对已从所在国取得国籍者，可在其民族名称后加上“华人”，如“哈萨克族华人”、“回族华人”等。[xiii] 不容否认，他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谭天星指出，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中国跨境（界）民族的研究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跨境（界）民族”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跨境民族形成之初可能具有的移民性；跨境（界）民族人口的一部分仍为华人；迁徙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向跨境（界）民族的转化。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跨境（界）民族强调的是“跨界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强调的是他们所具有的在中国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而言的少数民族性，此其一；前者是居住国的一个民族；后者中的华侨则不属于跨境（界）民族的范围之内；在内涵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更丰富、更广泛，它包括具有同一民族性而散居于不同国家的人，如散居在欧、美、亚洲的瑶族。[xiv]

在中国与邻国交界地区居住的跨界族体有30余个，可分为三种。有的民族不能算华人。以中越、中老的跨界族体为例。中越两国的跨界族体，按中方计算有12个（其中不包括民族成份未定的克木人与莽人），越方算则有26个。中老两国的跨界族体，中方确定的有10个（不包括民族成份未定的克木人），老挝确定的有16个。[xv] 其中有的是原住民，只是国界将他们划属不同国家，如分布在云南金平县和越南莱州省的莽人；有的是从越南迁移中国的民族，如广西的京族，因而居住在越南的这些民族不能算作华人。有的虽然发源地在中国，但早已在所属国定居（例如与中国傣族同源的老挝普泰族和泐族），这些民族也不能算是华人。有的民族一部分是华侨华人。老挝的泐族和普泰族与中国的傣族同源，很早就在老挝定居，他们不是华人。1958年云南勐腊县曼庄的一个傣族寨子迁移到老挝丰沙里省，建立了曼勒寨。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也有人跑到老挝居住。[xvi] 这些傣族移民应为华侨（如果仍保留中国国籍）华人（如果已取得老挝国籍）。有的民族应算作华侨华人。例如，中国边境的壮族（越南称岱族、侬族[xvii]）、瑶族、[xviii] 苗族[xix]等少数民族中相当部分在越南立国之后迁至越南，这一移民过程一直在继续。这些民族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人。

概而言之，“跨界族体”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民族学和社会学中的学术名称，[xx] 后者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名称；前者的涵盖面大，是通用的学术用语，可以描述世界各地跨境而居的族体；后者涵盖面小，是从“中华民族”和“华侨华人”这两个概念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概念；前者指在边界地区（如中国与邻国）跨境而居的族体，他们的起源地并不一定是中国；后者特指世界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少数民族，即参与了国际迁移的中国少数民族及其后裔。两者的联系显而易见。其一，由于跨界族体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一个民族可以同时具有两重性，他们可以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移民他国的华人（即“美籍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具有文化和政治（此处指国籍）上的两重性颇为类似。其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中国的边境省份，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族体的并存、融合与转化。其三，一些从中国迁出和少数民族群体在邻国安居并取得当地国籍后，逐渐适应居住国的社会与习俗，他们的跨界族体性逐渐增加，但这并不能消除其从中国迁出这一历史事实和“少数民族华人”的特性。其四，就跨中国与西南邻国边境而居的一些源自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中相当部分既是跨界族体，也是少数民族华人。

近代迁移多因政治因素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国外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在华人移民史上，汉人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因素（饥荒、灾害、人口稠密、民不聊生等）而迁移国外。为寻一条生路，他们远渡重洋，迁移他国，成为华侨华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迁移的是少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则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中也有少数是因为文化因素（如朝觐）[xxi]或经济因素（如贸易）[xxii]而迁移他国，但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分布在边疆地区，其国际迁移多与边界划定、逃避战乱、民族迫害或外国入侵和干涉等政治因素有关。[xxiii] 这些政治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3）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朝廷军事镇压或政治报复（较为突出的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族，白彦虎领导的回族，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等）。

4）外国的侵略以及随后导致的裹胁或掳掠（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胁迫中国边民迁移）。

7）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1949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一些少数民族担心同化以及对少数民族宗教的干涉，他们因此迁移到邻国。[xxvi]

迁移多带有集团性、突发性和被迫性 少数民族的迁移也有自己的特征。汉族华侨华人的国际迁移往往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和相对零散的模式。[xxvii] 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往往带有突发性，并多为成建制的有组织迁移，往往是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迁移。这一特点实际上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的原因多为政治性有因果关系。这种有组织的规模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政治迫害迁移邻国。第二，因外国势力干涉而随众迁移或被迫迁移。第三，联合国难民署组织的难民迁移。

定居带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已在国外定居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迁移地、定居点和定居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即迁移地、目标地和定居方式的相对集中。

首先，迁移地相对集中。中国的少数民族居住本来就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祖籍地也相应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广西、新疆、宁夏等），或边境省份（云南、青海等）。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邻邦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几个较集中的越南跨界族体（如侬族、瑶族等）均来自广西，中亚诸国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新疆，定居在缅甸、越南、老挝等邻国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多来自云南。

其次，目标地相对集中。从表4可以看出，多于90%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定居在位于中国西南部和西部的邻国；其中尤以与中国西南部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为最，近75%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居住于此；其余则定居在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位于中亚的国家。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约占10%。

再次，定居方式相对集中。大多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仍居住在一起，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并保持着他们与中国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或习惯。

此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路线也与汉族华侨华人不同，他们走的主要是陆路；而后者以沿海居民为多，“漂洋过海”谋生，走的主要是海路。

然而，两个关键问题必须回答：如何区别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中国共有56个民族，汉族只是中国人的一支。根据第五次的中国人口普查，汉族有1,159,400,000人，少数民族有106,430,000, 分别占中国人口的91.59%和8.41%。[xliv]

什么人可算作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呢？谭天星曾提出过一个定义：“居于今天中国领域之内诸少数民族的先辈移居国外者称为少数民族华侨（仍保留中国国籍）华人（已加入所在国国籍）。”[xlv] 然而，如何确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辨识标准是什么？向大有认为，“华人”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总称。一切具有中国各民族血统的人，都应确认其身份为“华人”。他指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指具有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某一民族成份的血统；他们的迁移发生在定居国成立以后。[xlvi] 可以看出，谭天星的定义与向大有的标准虽然重要，但仍不足以辨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对少数民族华侨的辨识一般相对容易，主要因为他们仍保留着中国国籍。少数民族华人的辨识较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迁出时间较早，二是他们已经取得当地国籍。下面列出的五条标准有助于辨识少数民族华人：记录（Records）, 祖籍地（Origins）, 客观认同（Objective Chinese）, 迁移时间（Migration Time）和主观认同（Subjective Chinese）。

记录（Record）必须存在某种历史记录说明该少数民族群体来自中国，换言之，他们属于从中国迁出的少数民族或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三种记录。

1) 口头记录：口述历史、口头文学、口头传说、民族诗歌和民谣等。

2) 文本（文字在案）记录：书本、笔记、年鉴、家谱、族谱等。

3) 结构记录：信仰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传统构成）和生活结构（生活物品、饮食习惯、墓碑墓葬等）。[xlvii]

祖籍地（Origin）必须有证据表明该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一标准包括两个因素。

1) 籍贯。其祖籍地位于中国某处。该群体通过口述史、家史或文本等记录方式知道其祖先在中国居住的地方。

2) 迁移路线。其群体（个体）从中国迁出的路线。该群体也可能是通过再迁移而至现居住国，但其祖先最早从中国迁出必有一路线。

客观认同（Objective Chinese）首先必须具有某种客观标识（主要指体质特征），同时保留一些中国文化标记以表明该少数民族是中国人或祖先来自中国。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民族语言。仍操着（记忆着）在中国生活的该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其所操方言与该少数民族语言相同或相似。[xlviii]

2）中国标记。其名字或社团仍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成份，其姓名称谓、所居社区、街道、团体、居住区保留着中国祖籍地的某种标记。[xlix]

3）民族习俗。保留着与中国同一少数民族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习俗，如喜庆节日、婚丧方式、社会活动等，保留其家乡的一些风俗。

客观认同往往使局外者对该群体（或个人）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

迁移时间（Migration Time）该群体须在现定居国立国后迁去的才能算“少数民族华人”。[l] 在该国立国前，当时已定居的该地居民尽管可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源，但他们构成了原居民的组成部分，不属于中国少数民族之列。只有该国立国后，从中国境内迁去或从别地迁去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经过该国的正式批准或经过当地居民的同意获得定居权。这样，他们才能称为移民，也才可称为“少数民族华人”。

迁移时间对确定早期迁移中国境外的少数民族是否为华人至关重要。

主观认同（Subjective Chinese）该民族群体须愿意认同其华侨、华人或华裔身份。[li] 这一点可从各方面表现出来。

2) 保持与中国祖籍地的联系；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感情（捐助、投资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尽可能维系与老家的各种纽带，对家乡的发展表示关切。[liii]

3) 希望或经常到中国祖籍地来寻根。这一点在第二、三代的华裔身上更为突出。他们仍记得祖辈关于家乡的描述，希望到中国寻找或探望祖籍地。

主观认同作为群体标准有所局限，因为不同的人对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不同看法。然而这一条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个人对族体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立场，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断变化的族体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尊重。一般而言，中国的国力与华人的主观认同成正比。[liv]与主观认同相联系的另外还有两个因素：时间差与距离比。换言之，迁出的时间与主观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即移民的时间越久远，主观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小；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越近，主观认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然，出国时的境遇对华人的主观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似乎不具有普遍意义。[lv]

以上五个因素可以根据其英文词 (Record, Origin, Objective, Time and Subjective) 的首个字母构成英文单词“ROOTS”，意为“根，寻根”。

实际上，这五个辨识标准也可用于对海外华人的辨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辨识必须建立在承认华人目前对所属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多少人？向大有认为约310万人。遗憾的是，他的数字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这些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的已经在定居国长期生活并已取得国籍，有的仍保留着中国国籍。通过上述五条标准，我们可以将居住在邻国的多数跨界族体列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范围。经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统计，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实际人数高于310万。表2-4的统计表明：约570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目前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表3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分布

表4 世界各国（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统计

* 此为国务院侨办“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同时也得到教育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课题的资助。本人感谢国务院侨办和教育部提供的研究经费。

本文的“华侨”指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指祖籍地为中国但已取得其他国籍的原华侨或华裔。有的学者已对这两个称呼提出异议。“我们有必要既要驳斥所有那种将华裔都统称为‘华侨’这样草率而懒惰的做法，也要反对那种故意含糊地使用华侨-华人这样混淆的术语。”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用何种词语描述这一在历史与现实中均客观存在的现象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学术界（特别是迁移地与目标地的学者）在观察这一现象时所持的角度也难以一致。然而，在未出现较合适的词语之前，沿用学术界习惯的“华侨华人”这一术语仍有必要。

[ii] 参见Ronald Skeldon,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1945-1995):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2(Summer 1995). 福崎久一編：《華人、華僑関係文献目録》，アヅア經済研究所，1996年。关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近况，可参见李安山：“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挑战与机遇”，《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0-2001年》，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出版，2001年，第452-462页。

[iii] 如美国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代达罗斯》（Daedalus）1991年春季号刊登了多篇关于华侨华人的学术论文，著名学者如王赓武、杜维明均在此期撰文论及这一问题。关于美国学者论及大中华与美国外交关系的代表作，可参见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Mayers, eds., Greater China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choi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iv] 李胜生教授正在从事对有关移民的各种资料数据进行联网整理（IMBD）的国家项目。参见Peter Li,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data in research 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在2003年3月13-1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此外还有由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宗力教授主持的关于加拿大的技术移民的项目，这一研究项目得到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有李胜生著：《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宗力译），三联书店（香港），1992年。

[v] 如英国社会经济委员会设在剑桥大学的福建新移民项目和荷兰设立的中国侨乡项目。

[vi]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 Noel Tracy，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Mainland China: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6.

[vii] 参见卓南生：“战后日本论坛的华侨与华人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日本设立的华人研究项目也不少，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华商网络历史研究项目和富士通研究所设立的东亚华人企业研究计划。知名学者滨下武志也转入对华侨华人研究。参见滨下武志：“‘华侨’史所见之社会伦理——华侨·华人·华裔的理念”，《思想》，第801号，1991年3月；滨下武志：“移民与商业网络——泰国潮州帮与侨汇”，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的经济透视》，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2-424页。

[viii] 国外学者对赫蒙人（the Hmong, 苗族）的研究颇为重视，近期研究如William Robert Geddes,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Hjua) of Thai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Glenn L. Hendricks, Bruce T. Downing & Amos S. Deinard, eds. The Hmong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The Southeast Asian Refugee Studies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Keith Quincy, Hmong: History of a People,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5; Nicholas Tapp, The Hmong of Thailand: Opium People of the Golden Triangle, 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 1986; Nicholas Tapp, Sovereignty and Rebellion: The White Hmong of Northern Thai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Nicholas Tapp, The Hmong of China: Contest, Agency, and the Imaginary, Leiden: Brill, 2001. 关于中国回族的研究，可参见高桂莲：“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概述”，《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48-51页。东干人的研究权威主要有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学者苏三洛（Muk-Hammed Sushanlo）和在澳大利亚大学任教的东干族语言专家科萨科夫·戴尔（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关于回族的近期研究，可参见Michael Dillon, 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 Richmond: Curzon, 1999.

[ix] “迁徙到越南的少数民族也应当被视为越南华人的组成部分。……据考证，越南北部的侬、岱、瑶、苗的先辈均源于中国广西。”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588页。“广西人移居国外成为华侨，始于宋朝。”“新疆华侨形成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8世纪，就有一定的居民外出经商、求学，落脚异乡他邦求生，但华侨的大量出现是在近、现代。”方雄普、冯子平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152，726页。“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就已是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陆路往来的重要通道。在数千年的对外交往中，有些人流寓海外，形成华侨。”《云南省志·侨务志》，卷六十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关于“跨境（界）民族”，参见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赵廷光、刘达成：《云南跨境民族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金春子、王建明：《中国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对“跨界民族”也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只有“跨界人民”或“跨界族体”，没有“跨界民族”，参见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2-19页；有的认为“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但须将“跨界民族”与“跨国民族”及“跨境民族”区别开来，参见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13页。为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本文使用“跨界族体”。

[x] 黄力平：“浅述中国先民经由新疆移居中亚、西亚的开始”；王庆丰：“维吾尔华侨移居西亚地区史探”，《华侨历史》，1986年第3期，第36-42页；43-48页。两篇文章后均被收入梁初鸿、郑民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王文标题略有改动。

[xi] 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八桂侨史》，1989年第1期，第1-8页。

[xii]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八桂侨史》，1993年第3期，第1-8页。我曾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总数约为710万人。参见Li Anshan, "A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Ethnic monorities Huanqiao-Huar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0-2000),” Shen Yuanfang & Penny Edwards, ed., Beyond China: Migrating Identit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RSP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pp.90-106. 这是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1年9月举行的“移民身份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论文的一部分。本文的统计数据为570万，主要减去了居住在越南、老挝和泰国的与中国傣族同源的民族，并根据新的资料作了其他改动。参见表2-4。

[xiii]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不容否认和忽视的领域”，《八桂侨史》，1993年第4期，第15-18页。

[xiv] 谭天星：“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21，40页。此文后被提交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研讨会，并以同一标题被收入论文集。参见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47-461。

[xv] 主要是双方国划分民族的标准不同。中国的壮族在越南分为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参见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14页。中国的傣族在老挝划为普泰族和泐族，拉祜族被划为归族和木舍族。参见周建新、范宏贵：“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第105页；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第77页。

[xvi] 周建新、范宏贵：前引文，第100页。由于缺乏资料，傣族华侨华人并未列入表2统计。关于傣-泰民族的，参见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xvii] 侬族迁移到越南“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的大多数侬人，是从中国广西移居而来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范宏贵等译），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6年，第159页。对侬族有两种解释。“侬族”有多个分系，族名多根据中国故乡命名，如顺侬、松善侬、邹侬、磊（雷）侬、英侬、安侬、万承侬、昭侬、归顺侬、富侬。参见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第2页；范宏贵：前引文，第15页。也有学者认为，侬族分为两种：海宁侬（海宁地区的侬人）与高谅侬（高平和谅山地区的侬人）。海宁侬为汉人后裔，高谅侬为壮人；前者名称源自职业（农业），后者名称源自古代农姓部落。清风：“‘侬族’考”，《八桂侨史》，1996年第3期，第1-5页。关于越南学者对岱族和侬族的区别，参见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第81页。

[xviii] “毫无疑问，在越南的瑶人起源自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隋唐到明、清时代，直至本世纪初还在继续着。”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303页。老挝学者富米·冯维希和坎占·巴迪也认为老挝的苗族和瑶族起源于中国。“苗族和瑶族于1840年开始从中国南方来到老挝。”转引自景振国主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xix]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苗族（大部分自称“赫蒙人”，the Hmong）是近代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苗人最先一批迁移到越南是距今三百多年前，到达边界的河宣省、黄连山省。此后，迁移浪潮延续至1950年中国完全解放的时候，……我国几乎所有的苗人还记得他们是从贵州迁移来越南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273-274页。

[xx] 如研究苗族(the Hmong) 的英国专家王跃文（Nicholas Tapp）博士也用“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ites”。参见Nicholas Tapp, “Diaspora Returns: the Sociology of a Globalised Rapprochement,” in Shen Yuanfang & Penny Edwrds, ed., Beyond China: Migrating Identit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RSP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p.11.

[xxi] 王庆丰：“麦加朝觐与维吾尔族华侨的形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47-53页。

[xxii] 申旭：“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99-105页。

[xxiii] 参见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第1-8页；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第1-8页；谭天星：前引文，第14-21，40页；李安山：“中国少数民族国际迁移的原因及外部因素浅析”，李玉、陆庭恩主编：《中国与周边及“9·11”后的国际局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14-338页。

[xxiv] 例如勐乌、乌得原是十二版纳（西双版纳）中的一个版纳。1895年清政府被迫将勐乌、乌得划给法属老挝，一些傣人从勐乌、乌得迁到云南省勐腊县，留在老挝的即成为跨界族体。周建新、范宏贵：前引文，第100页。关于划界过程，参见江应樑：《傣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第405-406页。缅甸绝大部分傈傈族亦如此，参见史富相整理：“傈傈族迁居缅甸的历史”，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合编：《福贡文史资料选辑》（傈傈族专辑），1995年，第144页。本人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力舟同学提供这一资料。

[xxv] 李安山：“中国少数民族国际迁移的原因及外部因素浅析”，第329-337。关于民族分立主义活动，还可参见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xxvi] “一些瑶、苗、壮族群众，因为害怕批斗，怕被赶下山，妇女怕改装，怕风俗习惯被同化，怕‘公社化’‘吃集体食堂’，甚至怕不得拜盘皇、供奉祖先而逃迁境外，仅防城各族自治县于1958年间，迁去越南的瑶族就有160多人。建国后，百色地区迁越的苗族达数千人。”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第7页。

[xxvii] 19世纪的契约华工属有组织迁移，但这与自发的华侨华人国际迁移有一定区别。

[xxvii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1页。关于张格尔叛乱，参见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571-621页。

[xxix]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1页。

[xxx]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第6页。

[xxxi] 参见剑春：“关于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若干问题之我见”，《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66-71，100页；吴万善：“关于白彦虎反清起义的评述”，《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1-2期，第65-76页；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部关于东干族的专著。

[xxxii] 参见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xxxii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1页。

[xxxiv] 当时沙皇俄国非法在伊犁设置移民委员会，协迫居民迁移。“前此俄国留兵一年，名为保护愿迁入俄籍之人，其实日事逼胁，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札驱追益急，其不愿迁徙者鞭挞重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光绪朝自卷二十九至六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2 [1963]，第593页。还可参见《新疆通志·侨务志》，第26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52页；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xxxv]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5页。萨比提大毛拉，原籍为阿图什人。1920年赴印度学习宗教，曾游学苏联、土耳其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32年乘新疆农民起义之机返回和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失败后，在莎车被捕，送乌鲁木齐关押。麻木提为新疆边防军第六师师长，在英国驻喀什副领事的策动下起兵反对盛世才，企图成立伊斯兰维吾尔国。关于这几次政治事件，参见朗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第2辑（1979年），第11页；刘德贺：“马虎山、马木提在南疆变乱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第6期（1980年），第143页；艾沙尼亚孜：“1931年至1934年新疆农民起义的几个片断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第12辑（1983年），第28-31页。

[xxxv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7页。参见李德华：“土耳其哈萨克族族华人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第64-73页。

[xxxvi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2页。穆罕默德·伊敏全名为穆罕默德·伊敏·卜拉吾东（即买买提明·皮拉吾东），笔名为伊敏·博格拉，维吾尔族，新疆墨玉县人。1898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员、国民党新疆建设厅长和省政府副主席。1950年代初在克什米尔任“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主席，1964年病故于土耳其。艾沙·艾尔普泰金又名艾沙·玉素甫。维吾尔族，新疆英吉沙县人。1907年生，曾任国民党军委参谋本部专员、立法委员和新疆政府秘书长。1960年代初在土耳其任“东突厥斯坦团结互助同盟”主席。

[xxxviii] 尧乐博斯（维吾尔音为“尧勒巴斯”）为混血儿。其父为湖南人，清末随湘军进军新疆，在喀什噶尔与一维吾尔女人同居时生下他。曾在哈密王府任章京（王府长史），即协领一类的官职。因通汉语，凡与汉官交涉事务，均由他承办。后在马仲英手下当旅长，并兼任哈密县长。去台湾后任“新疆省主席”。1971年病故。哈力拜克，原籍阿尔泰，国民党时期任新疆沙湾县长，系一部落头目。哈木扎，沙湾县人，国民党时期为沙湾县区长，曾任国大代表。刘应麟：“尧乐博斯夺取哈镇警备司令的经过”，《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64页。

[xxxix]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9页。

[xl] “临夏华侨在阿拉伯世界”，《侨史资料》，1988年第6期，第14-16页。

[xli] 此数字出自Dalai Lama，《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此外还有两个数字：12.6万和13万，参见注83。

[xli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21，42页。

[xliii] 国内学者的研究可参见孙宗鲁、王慧琴：“跨越太平洋的苗族大迁徙”，《北大亚太研究》，第1辑（1991年），第166-79页；张坚：“试论第一次海外华人大迁徙”，《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第7-12页。美国明里苏达大学曾先后多次举办有关印支地区（主要是老挝）再移民至美国的赫蒙人（the Hmong，苗族）的学术研讨会，并先后出版了两部论文集: Bruce T. Downing & Douglas P. Olney, ed., The Hmong in the West : Observations and reports : papers of the 1981 Hmong Research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2; Glenn L. Hendricks, Bruce T. Downing & Amos S. Deinard, eds. The Hmong in Transition.

[xliv]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新华网2001年3月28日。

[xlv] 谭天星：前引文，第15页。

[xlvi]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不容否认和忽视的领域”，第15-17页；“向大有：“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第1-4页。

[xlvii] 如越南的岱族和侬族与广西壮族一样奉侬智高为民族始祖。在越南高平等地的岱族、侬族还修有供奉侬智高的祠庙。侬智高为壮族领袖，宋代时曾在广西建“大历国”。

[xlviii] 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附近的东干人自称“奥什回回”，他们仍自认陕甘方言为母语。

在1990年11月成立全苏东干人协会时，奥什回回因不会陕甘方言而号啕大哭。王国杰：“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76-80页。

[xlix] 例如越南的巴天族自称“巴亨”，意为8个姓。中国瑶族中有八姓瑶和七姓瑶，属于同一支。巴天族系17-18世纪期间由海路来到越南，也有《过山榜》。范宏贵：前引文，第17页。

[l] 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不容否认和忽视的领域”，第16-17页。

[li] 在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于2001年举行的台北学术研讨会上，一位美籍华人颇有怨言地表示：她不愿意被称为华人，但人家总是将她称为华人。这一事实表明：她本人的主观意愿并不能改变客观认同标识（体质特征），而这种客观标识正是他人认同她为华人的主要标志。

[lii] 如移居今中亚诸国的东干人对外讲自己是东干族，对内自称“中原人”、“陕西老回回”。

[liii] 1991年中国方南方发生严重水灾，法国侬族互助总会急人所难，发动族人慷慨捐款三万法郎寄送广西救灾委员会。据《欧洲时报》报道，“该侬族总会以民胞物与，人溺己溺精神，为祖国家乡灾胞呼吁族人齐心共同伸出援手，义不后人，概解义襄，踊跃捐出善款，救济家乡受灾同胞。”这种视中国为祖籍国，救助家乡灾难的情况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中较为普遍。乔文：“侬族华人”，《八桂侨史》，1992年第2期，第50页。

[liv] 我曾提出，中华文化在华人中的生命力与四种因素相关：华人人数、所属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的地位和所属国的政策。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507-508页。王赓武注意到华人移民素质与主观认同的关系，“移民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成为移民。他们陶醉于华人的价值观念中，对他们的文明感到自豪，并且能够保持华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王赓武：前引书，第219页。

[lv] 王赓武在论证不要将华人认同问题单纯地假设为政府政策与个人选择的问题时提到这一因素。他指出，“华人何时移居的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突出了移民离开中国与在外国所受待遇的境况。选择出国的时间，不但使定居在中国邻近地区的华人移民占尽便宜，也突出了他们对种族认同的深厚感情。”王赓武：前引书，第227页。“出国境遇”因素不具普遍性的原因是：从历史上看，在因各种灾害或变故而出国的中国弱势群体与因受政治迫害而出国的精英身上均可找到一种“中国情结”。

[lvi]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一卷，第300-319页。

[lvii] 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第14-20页。他的资料来自越南1989年的人口统计。以下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的统计数字（除热依族，Reyi外）全部来自此文。还可参见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第77-111页。向大有认为，居住在越南的侬人至少有105万人属于广西迁移的壮族华人。“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第8页。

[lviii] 周建新、范宏贵：前引文，第97-106页。该文所使用的是老挝1995年的统计资料。以下有关居住在老挝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资料全部来自此文。还可参见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第131-153页。

[lix] 清风：“‘侬族’考”，第5页；乔文：“侬族华人”，第51页。

[lx]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布依人的许多部份，从中国的各个地方出发经不同路线分批移居越南。”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238-39页。中国的布依族在越南称为布依族和热依族。参见范宏贵：前引文，第14页。

[lxi] 此数字引自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199页。

[lxii] 吴金光译：“泰国的苗人和瑶人”，《民族译丛》，1991年第6期，第77页；莫当（J. Mottin）：“越南、老挝和泰国的苗族”（张永国、钟升孝译），《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第118-27页。研究泰国苗族的权威格迪斯和王跃文均指出，苗族是19世纪末从邻国抵达泰国的。参见William Robert Geddes,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p.29; Nicholas Tapp, The Hmong of Thailand, p.10..

[lxiii] 谭厚锋：“中国境外苗族的分布与变迁”，《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2-18页。关于缅甸华侨，参见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 中缅邦交》，1962年，第11-48页。陈孺性提及少数民族华人早在13世纪已经出现在缅甸。“因当时已为蒲甘王朝之末叶，边境动荡，且有蒲人阻道，来往滇缅之间的贾客必极稀少。史书上对中缅之间的贸易活动，亦不见有任何记载，仅谓流寓缅国的回回、畏吾儿与汉人百余人被害。但由此可知至迟在13世纪已有华人流寓缅甸了。”第12页。本人在此对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的方雄普先生惠借此文、程希副研究员帮助复印表示感谢。

[lxiv] Pranee Liamputtong Rice, Hmong Women and Reproduction,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2000, p.7. 印度支那地区苗族再移民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均来自此书。

[lxv] 谭厚锋：前引书，第115页。以下1975年后苗族再移民的数字来自此文。还可参见潘正才：“论苗族及苗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分布与影响”，《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第45-48页；郭净：“国外苗族人口及其分布”，《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第115-19页。

[lxvi] 越南学者认为，中国瑶族不同支系进入越南的时期不同：白裤瑶（13世纪），窄裤瑶和钱瑶（大约15世纪），青衣瑶（17世纪末）、高平等地的红瑶和钱瑶（18世纪末）、罗刚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302-04页。

[lxvii] “山由族”是“山瑶”的变音。山瑶是中国瑶族的一部分。范宏贵：前引文，第17页。

[lxviii] 张冠梓：“关于国外瑶族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91页；向大有：“走向世界的瑶族华人”，《八桂侨史》，1995年第4期，第4页。关于瑶族迁移的情况，还可参见李默：“瑶人迁徙滇边滇外述略”，《民族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

[lxix] 张冠梓：前引文，第91页。

[lxx] 盘泰福：“美国瑶族现状”，《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126页。

[lxxi] 张冠梓：“关于国外瑶族的分布与变迁”，第96页；向大有：“走向世界的瑶族华人”，第2页。下面关于1975年以后瑶族再移民的数据均来自这两篇文章。

[lxxii] 关于倮倮族定居越南的过程，参见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研究所编著：前引书，第387-88页。

[lxxiii] 谭天星：前引文，第17页。

[lxxiv] 同上。

[lxxv] 中国的拉祜族从10世纪后脱离大理政权南迁。大约在19世纪初迁入越南。1840年缅甸的景栋出现了拉祜人的村寨；1880年代泰国的芳县有了拉祜人，其他迁移至老挝境内。参见李增贵：“泰国的拉祜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31页。此外还有其他数字，一为15,000人，参见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781页。一为20,000人，参见谭天星：前引文，第17页。

[lxxvi] 李增贵：前引文，第31页。此外还有其他数字，一为80,000 人，参见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第780页。

[lxxvii] 阿里（泰国傈傈族）讲述、宝山屹整理：“泰国傈傈族”，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合编：《福贡文史资料选辑》（傈傈族专辑），1995年，第167页。

[lxxviii] “据缅甸原傈傈族同心会负责人勒墨吴讲，在缅甸的傈傈族总人数大约有三十万到三十五万左右。”史富相整理：“傈傈族迁居缅甸的历史”，福贡县政协文史编辑室、民族宗教委员会合编：《福贡文史资料选辑》（傈傈族专辑），第147页。此处取33万。“傈傈族迁入缅甸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缅甸政府从没有承认傈傈族是缅甸国的合法的民族，把傈傈族纳入从中国进来的华侨对待。六十年代大搞排华的时候，傈傈族也被卷进漩涡之中。”第152页。还可参见胡学才整理：“缅甸傈傈族之见闻”，同上，第156-66页。

[lxxix] 此数字根据朱慧玲提出的数目推算而成。她认为，沙特的华侨华人总数为17-20万，维吾尔族占85%。朱慧玲：“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八桂侨史》，1999年第4期，第8页；朱慧玲：“西亚和中亚地区侨情及其特点”，《华侨与与华人》，2002年第1期，第55-58页。

[lxxx] 朱慧玲：“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第10页。

[lxxxi] 此为中国学者杨恕根据联合国数据与前苏联的人口统计所作估计。有的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哈萨克斯坦约有140万维吾尔人。中亚一个维吾尔人组织的统计数字是60万。参见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第117页。此外，根据朱慧玲的统计，哈萨克斯坦有维吾尔华侨华人约21万人，吉尔吉斯斯坦有维吾尔族华侨华人10万多人。朱慧玲：“西亚和中亚地区侨情及其特点”，第55-58页。

[lxxxii] 谭天星：前引文，第17页。

[lxxxiii] 12.6万这一数字出自，郑汕、任俊健：“境外‘藏独’演变趋势剖析”（2001年9月中国世界民族学学会在内蒙古举办“世界民族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转引自曾少聪：“中国民族学的海外华人研究”（2003年3月13-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第12页。另据“中国藏学网”的资料，目前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共有约13万人。

[lxxxiv] 此数字根据向大有文章所作的估计。参见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第2页。

[lxxxv] 郝文明主编：前引书，第420页。

[lxxxvi] 本人在英国和加拿大遇见过藏族。此为12.6万减去印、尼、不三国藏族人后的余数。

[lxxxvii] 1986年的统计为1万人，参见李德华：“土耳其哈萨克族族华人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第64-73页。此处引自朱慧玲：“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第10页。

[lxxxviii] 《新疆通志·侨务志》，第4页。

[lxxxix] 谭天星：前引文，第16页。

[xc] 朱慧玲：前引文，第8页。

[xci] [英]安德鲁·D·W·福布斯：“泰国北部的滇籍穆斯林——秦霍人”（姚继德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85-91页。原文载Journal of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7:1 (January 1986)。

[xcii] 关于这一词的起源存在争论。我比较赞同台湾学者林长宽的观点，即“Panthay” 是当地“叛贼”（panzei）一词的变音。参见[台湾]林长宽：“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语源考”（姚继德译），《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第56-60页。

[xciii] 何平：“移居缅甸的云南回族”，《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第78页；还可参见马维良：“云南回族华侨和侨乡”，《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34-39页。

[xciv] 此数字根据向大有文章所作的估计。参见向大有：“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第2页。

[xcv] 沙翎：“回族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八桂侨史》，1994年第3期，第56页。

[xcvi] 郝文明主编：前引书，第159页。

[xcvii] 此数根据前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干族研究所所长苏三诺的说法。参见马通：“今日苏联的东干族——访问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散记”，《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89-96页。此外，据张尚洛1968年出版的著作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东干人有26661人，哈萨克共和国有22491人，乌兹别克共和国有3000人。引自王国杰：前引文，第76页。

[xcviii] 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第1页。还可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xcix] 谭天星：前引文，第17页。

[c] 同上。

僚人家园

定居国

(其他名称)

人口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华侨华人总数

表3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分布

表4 世界各国（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