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情韵：一个王朝的背影 映川 句町，是壮语，译过来是红色藤蔓的意思。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大西南有两个闻名的古国，一为夜郎国，一为句町国。句町横跨桂西、云贵高原，疆域宽广，具有强大的国力和军力。在汉昭帝始元年间，句町国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被汉朝昭封。在漫长的句町国发展史上，她留下神秘的民族奇风异俗，也留下厚重而又多元的民族文化神韵。 句町人不畏艰辛，用勤劳的双手开发了祖国西南的河山。句町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绘画雕刻技术，和中原内地比较起来，毫不逊色。他们在吸收外地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推向高峰，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句町文化是中华民族古文化中的一朵秀丽之花。 1969年和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相继发现了铜棺葬和铜鼓葬，随葬品丰富、铸造精美，举世震惊。这一考古发现证明西林县属句町文化的中心片区。为了弘扬句町古国的文化遗韵，西林县奉献了一台原汁原味的歌舞乐节———《句町情韵》。《句町情韵》一经出台就引起轰动，它的节目取材于源远流长的古句町文化，内容蕴含壮、苗、瑶、彝等民族文化精粹，浓缩古句町歌舞乐，采用现代前卫的艺术手法演绎古句町传统优秀民族文化，舞美设计大气，很有震撼力。《句町情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西林各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精神风貌，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一个王朝的背影，窥见一个民族新时代的风貌。 《句町情韵》 《句情韵》由歌舞乐13段组成，可连贯演出，也可以独立成章表演。开场舞：《句町神舞》在西林出土的铜棺和铜鼓葬品揭开了古句町国神秘的面纱。为此，开场舞特地设计了一个大铜鼓（即是西林句町王墓出土的铜鼓模型），随着布幕徐徐地拉开，大铜鼓展现在观众面前，古老壮硕的句町部落人踏着坚实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尘土飞扬、崇山峻岭间，古句町人在追逐野兽；篝火边，古句町人在庆祝丰收；月光下，古句町人在祭奠祖先。气势恢宏的《句町神舞》展现了古句町人创建句町国的历史，展现了这个民族强悍、前赴后继的精神。 《苗族口弦》 苗族是古句町国一个比较重要的民族，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千百年来与壮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杂居相安无事，甚至 可以和其他民族通婚，但是在感情方面相当专一，而千百年来苗族的口弦都是苗族姑娘用来表达爱情的一种古老乐器，并一直保留了最有特色的传情达爱的方式。苗笛也是一种苗族同胞用 来传情的乐器。当苗哥吹起苗笛时，苗妹听到笛声后就含情脉脉、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 《驮娘江向东流》 驮娘江古称“文象水”，它是古句町国的母亲河，是句町国主要水运渠道，也是重要的古代军事要道。驮娘江，万世奔 流，与西洋江汇流后形成右江、邕江。它牵着千泉万水，穿山越谷、一路欢歌、一头扑进大海的怀抱，清澈的驮娘江水像母亲温柔的手，日夜抚摸着两岸的青草翠木，也像甜甜的乳汁孕育着句町故国各民族优秀的儿女。在古句町时，孕育了500多年句町王国的历代国王，在近代又造就了岑氏土司一门三总督。在现代养育了美丽、聪慧的各族儿女。 著名词作家、自治区党委潘琦副书记到西林考察，看到美丽的驮娘江不禁文思汹涌，即兴挥笔写出了《驮娘江向东流》 这首词：我站在珠江的源头，清清的驮娘江向东流，一座座青山扬起高昂的头，一层层梯田飘着绿色的绸，千泉万水像甘甜的乳汁，哺育了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路虽遥，一往情深向东流啊！驮娘江流淌出美妙的春秋！啊，驮娘江连结着四海五洲。 我站在珠江的源头，清清的驮娘江向东流，壮乡小伙拉起动听的马骨胡，苗家姑娘亮开悦耳的歌喉，铜鼓声声在群山中回荡，谁开了千年封闭的山门口，春风吹，满怀豪情向东流。啊，驮娘江，连结着四海五洲！ 《壮家女》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称帝，改变了过去的民族政策，无端贬句町为侯国。首先打击的矛头指向句町，句町王邯被诱杀，为了句町的尊严，句町国王与王莽进行了十年的战争，恢复了王国的称号，但是十年战争，句町几乎牺牲了一代男人，生活的负担落到句町民族女人身上，从而使壮家女人变得勇敢、智慧、勤劳而不失心灵手巧、温柔多情，于是壮家女人不仅是月亮也是太阳。舞蹈通过一群壮家妇女劳作的生活场面，不断地展现出洗纱、梳纱、织布等各种不同的舞 蹈造型。舞蹈以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河水为背景展示了她们生活的艰辛曲折，在悠悠琴声、清脆的马骨胡恋歌声中，反映了壮家妇女纯洁、美丽、善良、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品格，也体现了心灵手巧、勤劳勇敢的壮家妇女不辞辛苦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舞韵》 这是一组民族风情舞。通过苗族的《咪彩》（意思是很亮丽的苗妹），瑶族的《瑶酒飘香》和壮族的《捶背情》反映了 句町故地三个不同的古老民族保留下来的生活情趣。 《鼓韵》 舞蹈通过瑶寨一位老鼓手如何把铜鼓技艺传授给后人的故事，反映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永不丢失，代代相传的精神。瑶族鼓手老阿公手捧着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铜鼓槌，若有所思、深情地用双手抚摸着挂在门前的铜鼓，耳贴着铜鼓，仿佛又听到了那遥远的鼓声。然而，他总觉得自己已力不从心，只好蹲下来抽着旱烟，耷拉着脑袋思考着怎样找到铜鼓的传人？这时，天真的孙女高兴地跑出来抢过鼓槌，要求阿公教她打铜鼓，阿公非常惊喜，欲把手中的鼓槌交给小孙女，但又想到按照古老的习俗，鼓槌只能传男不传女，怎么办？在孙女的再三要求下，阿公郑重地把鼓槌交给了孙女，并且情不自禁掀开盖在铜鼓上的大红绸，挥起了手中的鼓槌，兴奋地敲起铜鼓，铜鼓越敲越响，阿公无比激动，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高超的铜鼓技术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孙女兴奋地敲起了铜鼓，孙女的铜鼓声又引来了寨上的少 男少女，他们在老阿公的指导下敲起鼓，跳起舞，鼓声响彻云霄。 瑶家的铜鼓敲响了！ 瑶家的山门打开了！ 瑶家的鼓手终于后继有人，老阿公坐在山顶上，眺望远方，心满意足，思绪万千…… 以上介绍的是《句町情韵》的部分节目内容。这台晚会的舞台设计新颖，所有的表演，不论 坐在哪个位置，哪个方位， 哪个角度的观众，都如近在咫尺。原来，舞美设计将舞台上的表演区设计成一面向观众倾斜的大铜鼓面，让舞台上的三维空间缩小了，同时又将常规的边幕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花帘垂挂。花帘上的花色是选用了从西林到百色路边常见的红、黄等山花颜色，因此使舞台具有透明感和立体感。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聚集在西林的各民族，大都生长在崇山峻岭间，其地域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其独特风格的文化现象，例如山歌演唱、木叶和口弦等民间吹奏及特色民间服饰。 西林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有($个少数民族，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打造文化品牌，西林县倾力打造《句町情韵》。九月初，这台演出正式到南宁上演，要了解古句町国的民俗风情，和古国后人的新风貌，《句町情韵》是一个艺术化 的窗口。 原载2004年9月2日〈广西日报〉
2000多年之前的句町国，就有“壮、苗、瑶、彝”等民族的存在？又是一帮不懂历史的“文化人”搞的烂包装的吧。勾町国是壮族先民在桂滇黔交界地区建立的古国，当时苗瑶语族民族还没有迁入这片土地，彝族先民也还没有南下，而这些所谓的文化人老是为了“民族团结”，而莫名其妙地应用了现代民族的概念和现代民族的分布格局去扭曲历史，塞饱了自己的腰包、填饱了自己的肚子不要紧啊，但是误导了民众、篡改了历史，谁来负责啊？
又想想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里面也出现了“壮、苗、瑶、彝、侗”等民族的联欢场面，天啊，壮族远古时代的传说故事，怎么可能就有这些民族的存在？热衷于包装的“文化人”们啊，你们能不能手下留情，给历史一片真实的宁静呢？
2000多年之前的句町国，就有“壮、苗、瑶、彝”等民族的存在？……………………
又想想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天啊，壮族远古时代的传说故事，怎么可能就有这些民族的存在？
还有那部《歌王》也一个样！
通常来说，文化艺术及学术往往是要被政治强奸的——甚至，是被政治和金钱轮奸
文山地区应是句町古国的主要区域，现在，文山地区贝侬最完整地保留了壮族风俗。
一百年了还没读懂袁世凯，不如回家面墙去
在私德愧于满清王室、公德愧于革命党人的主流视觉笼罩下，大张旗鼓的为袁世凯（1859-1916）辩护，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何况还是以保守主义的视觉。众所周知，在革命主义、激进主义、进步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保守主义直接被视作了顽固守旧、复辟倒退甚至反革命的代名词。当然，我这里所谓的保守主义是英美式的保守主义，尽管保守主义千差万别，尽管英美式的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由主义，保守的是自由的大传统，但是鉴于自由主义在西方常常被激进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窃去以至于被指责已蜕变为社会主义，鉴于古代中国深受轮回的暴力革命的危害、近代中国更是被一波高过一波的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拖进历史的岔路口甚至苦难的深渊，所以保守主义被我首选为理论的武器。
不管是体制之因，还是文化之故，总之，中国民众在智力上是很懒惰的。网名三七、笔名刀尔登的邱小刚称之为“道德下降”。他说中国人“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我们还可以发现，民众在吃“坏人”的时候，其负责的精神和踊跃的情绪令人刮目。北京市民可以争吃袁崇焕的肥肉片，全国人民更是发誓要把“坏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对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之类的政治宣传，对于“打的打的打，打倒刘小奇，打的打的打，打倒王光美”，以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之类的民间蛊惑，那是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口诵足蹈歌之咏之，很少有人在心底疑问，或者对事实作一下追寻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个疑问者、追寻者，其他人就会蜂涌而上，干脆将其也当“坏人”一并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还是“智力懒惰”吧，总之，用辞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万不能给愚蠢者对话，因为他会把你拉到与他一样的档次，然后再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民间谚语云：有饭给饥人，有话给智人。圣经也云：宁可遇上丢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无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办法是自言自语，不要期望听到众多的回声。想当年梁启超很具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气，1901年写有《举国皆我敌》的诗篇，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当然他也知道，这种挑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在诗中还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
一句话，他认为十年后，民众就都是他的知音，能听懂他改良与启蒙的呼声了。问题是不但当时的民众没有听懂他，踩着他的身子上位了。半个世纪之后，革命的主流思想还把他骂作保守派、保皇党！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被伟大的红卫兵当“四旧”直接给破了——康墓遭毁，康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中国民众很怪，有大忽悠说人民万岁，他们就亢奋半个世纪一直下不来；有实在人说民智低下，他们就恼得，恨不得把人拉过去撕扒着吃掉！某种程度上，中国百姓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所以，我这辩护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当然，托改革开放及互联网的福，现在自言自语的人多了，民众道德的下降与智力的懒惰也正处于消退中，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谨慎的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很纳闷。某种程度上研究历史从来都是后见之明，问题是在中国后见之明都难得。有些人士表现得，比身处历史当局中还要无知无觉。这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当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他们的专业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搂政治的腰子，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这种双重低下，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与伤害，比傻帝国就此形成！历史已经处于轮回中，他们却还在狂喊新时代。如果非要我举个例子的话，我想举吴晗。从民国到新中国，一个《朱元璋传》，吴晗先后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
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云云。这稿子被□□□看了，可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要求吴晗把朱元璋写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至于吴晗本人，还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乐道，当初民国某编辑部让他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为“民军”，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万不能改”！
可是□□□先后给他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
他却屁颠屁颠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后跟不上，成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牺牲。
据1949年版本，吴晗把元朝的专制统治概括为：“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
对朱元璋开国大典后的政治形势描述曰：“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平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新朝代。”
对于朱元璋的文字狱，概括得更形象：“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看着这些预言或者说恶谶式的历史片段，难免让人冷战。吴晗哪里是在说史，分明是在总结现实指向未来。所以，无论是吴晗治史，还是吴晗制史，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与其说我们的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相同的历史。吴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毛泽东之命“数说历史”，为什么也是“犯法”呢？
连吴晗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看透：哪里有法，皇帝只有新旧之分，历史学家也只有御用与秉笔独书之分。既然选择了御用，新宠终归要变成旧宠，而且难免失宠。
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历史学家似乎比政治学家更加不能让人原谅。因为他们的政治投机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样简单，而是直接混淆贼、鸡、米之间的关系，贼不是贼、鸡不是鸡、米不是米的。还拿吴晗来说话。一方面，他把新朝认作了现实与历史的决裂，却没有看出现实仅是历史的延续与轮回；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官方史学总是把吴晗的倒霉归之于《朱元璋传》中的“后妃不得干政”惹恼了江青。
可事实上，哪怕就是脑残，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海瑞罢官》都应该明白，最该恼的根本不是江青，对号入座还轮不上她是不？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就是个挖历史墙脚的。所以无论出于哪个角度，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也轮不到我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以良知与勇气赢得另一种谴责——寻历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呼吁，给过多涂饰的历史事件脱彩。有些人会因此而恼怒：第一，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第二，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正在利用的牺牲。如果说前者可恶，那么后者只能是可悲。之所以沦为牺牲，正是由于智力的懒惰与道德的下降。但是这种懒惰与下降又羞于被人指出。他们喜欢听的话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这种鬼话，明显是哄傻子，但是他们乐意被哄，你不哄他们跟你急，你哄得好了，他们就喊你英明！智力上你越道德，在大众眼里你反而越不道德；智力上你越不道德，在大众那里反而赢得感恩戴德。这真是一种令人头疼的中国式病症。按英国保守主义的首席代表柏克的逻辑，说鬼话的这些人对于卑贱的人民大众并不是真心看得起，事实上他们对卑贱民众真正的态度是“极其鄙夷”，只不过，由于要利用他们，特别是要把他们当成“权力的贮蓄所”，
也就是要把自己弄成人民的代表，从而拥有人民授权，进而拥有统治之合法性与正当性，才把人民当作口红抹在自己唇上的。吃饭的时候，口红就被吃掉了；洗脸的时候，口红就被洗掉了。在利益当口与真实状态中，口红是碍事的，至少是多余的。只有在对外或者表演时，口红才是需要的。要命的是，口红不知道这一切，它处于光彩照人的晕炫中，直到如今还没有清醒过来！
我不想媚众，更不想媚愚众。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里是民粹？简直是民秽！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大量的民众，在面对袁世凯的时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优越。简直是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也不想想，你配吗？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云：“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
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却告诉我们，皇帝还是有的，只不过改换其它名称罢了。中国百姓没人不答应，他们喊万岁喊得比上辈老奴隶还要投入还要激昂。不信你看看当年的红色海洋，那简直神经病大聚会，脑残者大狂欢！而且，启超如果有幸身处红朝，那么他本人，铁定要先做右派，后做反革命，不是自绝于人民，就是被下放、被劳改、被专政甚至不经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被秘密枪崩，到时候还有人找他娘要那五分钱的子弹费！
海派学者李劼说：“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遇到了其天敌——中国人顽强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个皇帝推翻了，千万个皇帝在成长”。他还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
可惜，袁世凯缺少李劼的智商，像梁启超一样脑子不转弯儿，不知道在中国，不穿龙袍，照样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游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小样儿嘛！
更小样儿的是中国人民，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当初要是理智地支持袁世凯称帝，我们今天就是立宪帝制了——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放在全中国人面前，可是没有几个人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会说：我们要立宪帝制！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个期限的话，我们希望是——一万年！
按保守主义的视觉，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吗？
不明白，还对着袁世凯翻白眼吐唾沫！
当然，躲开这些政治上的宏大叙事，我还可以指出一个简单的中国逻辑——成王败寇，人家不就是没弄成、退位了吗？如果他是在位之身，这么对待他，像美国百姓写信骂奥巴马白痴、法国百姓当面骂萨科齐混蛋那样，也算符合做人的正当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读懂袁世凯，也没有提升自己的智力与道德——不如回家面墙去罢！
以前读到某大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不理解。现在看到我们的历史是如此的任人打扮，呵呵。也只能苦笑了。话语权在人家那里，只能任人家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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